漫谈中国古代贬谪文化对诗歌的影响

漫谈中国古代贬谪文化对诗歌的影响（精选5篇）

漫谈中国古代贬谪文化对诗歌的影响 篇1

中国官员遭贬谪，自古便有之。但先秦之前，朝中大臣本就不多，疆土也较为有限，流传下来的有记载的史料便极为有限，比较有名的当属屈原了。《史记》中写道：“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屈原由于得罪了小人，加上和楚怀王政见不一致，故遭贬谪，约在楚怀王二十五年左右，被放逐到汉北（今湖北省西北部）。被贬谪的屈原很伤心，常年玉树临风的吟游于汨罗江畔。会作诗的人在当时是很让人刮目相看的，而且他声望较高，故而所作诗歌便流传下来。

秦汉之后，遭贬谪的官员人数开始骤增起来，不仅如此，被罢免的原因，流放的地域，贬谪的形式及最终的命运都复杂起来，这极大的推动了贬谪文化的发展。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文化的传播对这些被贬的官员来说是极为致命的。对于这群知识分子而已，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的历史使命，若不能施展抱负，进良言于君，救水火于民，他们便认为自己白活了。于是问题来了，一旦被贬谪，或悲天悯人，或感天动地，或豁达洒脱，或清风霁月。陶渊明被贬写下《归去来兮辞》，杜甫被贬写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白居易被贬写下《琵琶行》等等，不一而足。

“贬谪”，在整个古代，是许多文士无法回避的一种命运，文士要参政，要进入仕途，就必然有升迁与贬谪。贬谪是当时诗人普遍经历的人生境遇。

苏轼是有名的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同时还是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诗词歌赋，样样精通，但在做官上，他经历了多次贬谪，最著名的“三贬”，分别是被贬到雷州，黄州，琼州。在这三个地方，苏轼都体现出了作为大家所具有的魄力，即使是一次次的贬谪，他也没有悲观，没有失落，反而更加乐观地面对生活，从被贬时所写的文章就可以看出来，如有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的“老夫聊发少年狂”“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可以看出东坡居士豪放的风格，又如《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更体现出诗人淡泊名利，追求真理，追求真我的大无畏精神，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如果没有贬谪，诗人处于一个安逸的环境，衣食无忧，那么是写不出这样为世人所吟诵的诗词来的。

贬谪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贬谪文化中的诗文，都经过了长期的孕育，占据了古代中国文坛的主流。对苏轼的作品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苏轼的词中总有一个“从想不开到想开了”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往往就是受了优美景物的感染与启示，仔细看看他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记承天寺夜游》《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等，我们可以总结到这个思路特点。都是一开始忧愤难解，辗转难眠，而后来见到了一个优美的景物，受到感染，摈弃了一切尘累，恢复了内心的淡泊与宁静。他算是有着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没有被贬斥击倒，表现出旷达乐观，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其次，贬谪内容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诗歌创作语言风格的变化。李白，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其诗歌创作充满了激情与想象，既气势浩瀚，变幻莫测，又自然天成。李白青年时期曾上书安州裴长史、韩朝宗，希求荐用。天宝元年奉召入京为供奉翰林，但不久就遭到朝中权贵谗毁，于天宝三载以“赐金放还”知名被迫离开长安。安史之乱中，心怀报国之心的李白加入永王李?U的幕府，又在肃宗李亨讨伐时获“反叛”之罪入狱，长期流放夜郎。后又想从军报国，终因多病而不能实现。白居易，中唐时期的杰出诗人，“元和诗风”的代表流派“元白诗派”代表人物，公元802年冬，他在长安应吏部试后于次年步于仕途，曾任翰林学士、左拾遗、太子左赞善大夫之职。公元815年被贬为江州司马，元和十五年，应召回京任职。之后又主动请求外任，历任多个地方州府主事。晚年则闲居香山，直至去逝。刘禹锡，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他的诗歌创作善用典实而透脱不滞、诗采丰美而笔致流利，被白居易称作“诗豪”。柳宗元，“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永州八记》等文章至今是学生必读之作。贞元九年，他与柳宗元同榜进士及第。永贞元年，二人同时参与了王叔文等人的“永贞革新”，在短短的几个月内采取了不少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措施，可不久改革失败，二人又同贬为远州刺史。十年后，二人忽又被诏返京，但不久又被发落到更远的州县任职。从此，柳宗元再没有回京任职，刘禹锡则在调任了多次地方州官后才被调回京度过晚年。

漫谈中国古代贬谪文化对诗歌的影响 篇2

关键词：水墨画,儒家文化,艺术精神

水墨画作为中国特有艺术表现形式之一，其形成与发展同儒家文化的发展有着极深的渊源。在水墨画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文人的参与，具有决定性意义，甚或可以说，水墨画是中国文人的专擅，中国文人画就是水墨画。儒学文士对水墨画的偏好，造就了水墨画的地位飙升和创作兴盛，也溶入了文人墨客的创作旨意与审美情趣。水墨画最重要的表现特征，就是其文化性，首先是表现其儒学文化人格。“文”、“人”与“画”三种要素，构成水墨画发展的三大基石。所谓“画者，文之极也”(邓椿《画继》卷九)、“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东坡全集》卷九十三《书朱象先画后》)，可谓准确道出了水墨画中三要素的真实关系。

古代儒学重视伦理与人道，要求文人学士践行“德”与“仁”，又以积极的淑世情怀，表现对社会与民生的热切关注。水墨画的创作宗旨，也曾表现出伦理教化的社会功能。南朝谢赫《古画品录》说过：“绘图者，莫不明劝戒，着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这种创作旨趣，最终使水墨画与作者的“人格”、“德行”相关联。蔡京书法虽好，却被逐出北宋四大家;傅山字画不很精美，却获得崇高评价。在古人心目中，人品既高，画品自好。苏轼《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说：“诗不能尽，溢而为之，变而为画。”(《东坡全集》卷九十四)王昱《东庄论画》有道：“文如其人，画亦有然。”松年《山静居画论》亦说：“人品不高，落墨无法。”诸如此类的说法，几乎成为历代水墨画家的通识。在中国文化中，艺术境界体现人生境界，画品、诗品出自人品，人生已经成为艺术，艺术也成为人生，艺术与人生在本质上紧密相连。文化性可谓深深地融入了水墨画的艺术语汇，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水墨画的发生、发展史，始终与文人、文化密不可分。在中华文明史上，画与文明几乎同时起步，作为“六书”之首的象形文字，本来就是亦文亦画。自古就有“书画同源”、“工画者多善书”之说，又有徐渭“书中有画”、“画中有书”之称，董其昌也说过：“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树如屈铁，山如画沙。”[1]P538古代诗文与绘画也是从来结合融洽，有道是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甚或宋徽宗画院就曾以诗题试画。水墨画家还有一种因文而画的创作趋向，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就是这种以赋为托而成就的画卷。

水墨画为“文人”所作，而“文”包括文化、文学的修养以及诗、书、画、印等多种艺术素养。水墨画的文学性与书法艺术可谓一脉相承，其画意、诗意、书意、印意，不断相互融汇，形成水墨画强烈的文化性，并使艺术家个性得以强烈而独特的张扬。因此，水墨画的精髓就是画如其人。在创作过程中，水墨画家积极打通创作主体与描摹客体之间的联系，将笔墨推向极致，在奇妙的运腕中，以水墨线条彰显无限的生命力，并使笔墨本身成为生命的活体。作者常常将社会伦理体验转化为对自然的感叹描写，往往把人格理想转化为一种笔墨格局，从而使水墨画成为封建士大夫思想人格的写照，或淡泊，或宁静，或萧疏，或冷峻，其立意多表现人生理念与处世态度，是文人气质与人格的表现。

古代儒学“文人”，吟诗作画之余，精通词曲歌赋，往往兼具诗人、画家、音乐家、书法家，甚或是政治家。其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决定水墨画家不是西方式的专业艺术家，而是艺术上的“多面手”。水墨发展到成熟阶段，或出于对意境的深入追求，或出于对观赏性的着意强化，有人在画面上题写诗词。元代以后的水墨作品中，题画诗越来越多起来。随即是对文化艺术的总体追求，诗、书、印成为画面的有机组成部分，水墨画的文化内涵更加丰富多彩，最终还导致“四君子”、“岁寒三友”等人格象征画的格外兴盛以及“墨戏”、“逸格”的刻意追求。

南齐谢赫《古画品录》提出的“六法”论，自古被视为品评水墨画的标准。他说:“画有六法，罕能尽该，而自古及今，各善一节。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其中的“神韵气力”，便是后来“气韵说”的滥觞;“骨法用笔”则是前人“风骨说”的弘扬。唐、宋以降，水墨画渐次成为文人画科之首，“气韵”、“风骨”等概念逐渐扩大并深入到一切中国画，成为万古不移的创作准则与鉴赏标准。人们可在静观寂照的水墨画面上，感受并领悟到宇宙和人生的哲理。由此可见，水墨画渗透着浓厚的儒学思想与文化人格。

总而言之，正是儒家文化的渗透积淀，使得中国水墨画从画理、画法到审美情趣，无不打上中国古典文化的深刻烙印，从而使水墨画深固地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肥田沃土，成为世界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

参考文献

漫谈中国古代贬谪文化对诗歌的影响 篇3

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的体制 详见中国古代史专题一

中国古代基本的政治制度

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含义：

1、专制主义：指中央的决策方式，具体表现为皇帝个人专断独裁。

2、中央集权：指全国各种军、政、财权归中央，地方完全由中央管理和控制、充分执行中央政令。中央集权是相对地方分权而言的，是一种国家结构形式。

二、概况

1、基本特征：皇权至高无上，不可分割；实行世袭，独断、随意、权力来源借助神权。

2、基本矛盾：A.中央政府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 B.皇权和相权的矛盾

三、发展总趋势：

1、皇权加强、相权削弱；

2、中央权力加强、地方势力削弱

3、对人们的思想控制日益加强；

4、加强对官吏的选拔和控制

四、评价：

积极影响：政治上：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巩固、发展；有利于维护祖国统一与领土完整；创造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抵御外来侵略。经济上：能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大规模生产活动和经济建设，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民族关系上：在统一的环境下，有利于各民族的融合，防止分裂；文化上有利于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使我国古代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并保障了中国古代文明的长久不衰；保证了中外正常的经济文化交流。

消极影响：经济上：超稳定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体制，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发展，延缓了小农经济制度的瓦解。政治上：空前强化的专制统治使人民毫无政治地位和人身自由；皇权专制极易产生暴政、腐败现象，阻碍了历史的发展。思想文化上：独尊一家，钳制人们的思想，催残了文化，严重阻碍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导致文化专制主义，使科技的运用和发展受到抑制。

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演变过程

萌芽：战国

建立：秦朝； 巩固：西汉； 完善：隋唐 加强：北宋

强化并衰落：明清

六、中国近代反对专制主义的努力：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

考纲C层次八

中国古代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中国文化－－指广义的文化，也就是文明，对世界影响颇大。

1.思想方面。

（1）儒家思想辐射东亚：儒家思想约于公元前3世纪传入越南（秦始皇戍五岭、赵佗建立南越国），约于1世纪前后传入朝鲜，6世纪初，又经朝鲜传入日本。①儒学逐渐成为三地居主导地位的官方哲学：

Ａ、三国都设立以儒学为主要教学内容的中央官学和地方学校。Ｂ私学—私人办学也普遍教授儒学。

Ｃ尊孔—三个国家都建有崇奉孔子的文庙，定期举行祭孔大典。

②越、朝、日三国在仿效中国体制进行制度建设和社会改革时，儒家文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科举制—越南和朝鲜都仿照中国，以科举制选拔官员，考试科目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日本学生在中央或地方官学中完成学业，经考试合格，可授予官职。③儒家思想深深渗入三地人们的社会观念、伦理规范和日常生活之中。时至今日，上述三国仍保留不少与中国相似的社会礼仪与风俗习惯。

（2）儒学远播西方：耶稣会士来华（16世纪中后期）后，更对儒家经典进行系统的翻译与西传 ①过程

A、16世纪：a、最早进入中国内地的罗明坚曾向欧洲寄回《大学》、《孟子》的部分译文。

b、长期居留中国的利玛窦贡献尤为卓著，他悉心钻研儒学，不仅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西方，还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以很大篇幅对儒学及其社会影响做了全面而详细的介绍。

B、17世纪：a、明朝天启年间，金尼阁对“五经”作了部分翻译，刊印于杭州。b、清朝康熙年间，寓居中国20多年的柏应理回欧，他在法国巴黎以拉丁文编著出版《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内容包括作者对儒学的详细介绍、孔子传和孔子画像、“四书”译文等，并附有中国王朝纪年表。

C、18世纪：已有相当数量的儒学著作译本及相关介绍经传教士之手流往西方。②影响：儒家思想传入后，在欧洲引起极大反响，欧洲掀起儒家文化热。18世纪的许多启蒙思想家深受启发，大加赞赏，孔子与儒学由此成为启蒙运动中的一面思想旗帜。（法国的一些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狄德罗等皆对儒学大加赞扬，把孔子哲学作为理性的组成部分）

2.科技方面。中国的四大发明推动了世界的进步。近代化的开端，新航路的开辟，离不开指南针；思想解放、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离不开造纸术和印刷术；而火药又成为砸碎封建城堡的利器，（印刷术的出现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受高等教育的状况，便利了文化的传播；火药和火器的采用摧毁了封建城堡，帮助了资产阶级去战胜封建贵族；指南针传到欧洲航海家的手里，使他们有可能发现美洲和实现环球航行，为资产阶级奠定了世界贸易和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基础）3.文化方面（狭义的）

（1）唐朝至19世纪上半叶，东亚诸国形成以中国本土为地理中心，以中国文化为轴心，其中以汉字、儒学、律令、天文、历算、医学、中国化的佛教等主要介质辐射于整个东亚地区，从而形成的文化圈，称为东亚文化圈，也称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

（2）中国的城市发展对世界也有很大影响，宋代以前，世界许多国家学习中国的城市建造。

（3）在艺术门类内，中国的书法、国画、诗歌独树一帜。

（4）中国文官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对西方文官系统的形成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推动作用。

（5）《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等四大古典名著以及《聊斋志异》、《金瓶梅》等被译成多国文字，深深地影响着世界文坛。德国文豪歌德在比较中西文学后曾感慨地说：“当中国人已拥有小说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正在树林里生活呢!”举世闻名的中华武术,是我国民间流行最广泛的体育项目。千百年来,中华武术对世界武坛尤其是亚洲武坛有过重大影响。

4.交通方面：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连接了亚欧，促进了各地的交流。四大发明除火药是蒙古军队带去的其它都是经丝绸之路传过去的。

5.经济方面：中国还是最早养蚕的国家，丝绸也是中国的重要发明。中国烧造的瓷器也是中国独特的创造，中国人china，就与陶瓷有关。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中 国茶业对人类的贡献，主要在于最早发现并利用茶这种植物，饮茶的习惯最早起源于中国，如今茶的足迹遍布了整个世界。英国的李约瑟曾说：“茶是中国继火药、造纸、印刷、指南针四大发明之后，对人类的第五个贡献”。

考纲C层次九

孔孟之道

一、概要： 孔孟之道C

儒家的经学化B

程朱理学B

二、儒学演变：

一、孔孟之道（C）

（一）孔子创立儒家学派：

1、儒家思想产生的背景：春秋时期，社会处在变革、转型阶段，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针对礼崩乐坏、动荡纷争的现状，提出了一系列治国救世的主张。

2、孔子的主张：

①“礼”，重建周礼的权威，遵循宗法制度的原则，以“礼”的规范约束人们的一切言行，使社会成员安分守己，恪守传统的等级秩序。

②“仁”，孔子以“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准则，为“仁”之本应从最亲近的血缘关系入手，然后由近及远，推而广之，实现社会秩序的安定与人际关系的和谐。

③“义”，孔子以“义”作为判断所有事物的价值标准，人们的言行举止符合“礼”的规范和“仁”的精神，就是“义”。正人君子应重义轻利。

3、评价：

①保守的一面：面对春秋以来的社会大变革希望通过恢复过去西周的宗法制度和礼乐制度来实现治国救世，且强调等级制度。②积极的一面：孔子的学说经过历代学者的发扬和统治者的改造，逐渐形成了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孔子在历史上被称为“圣人”。

重视伦理道德和个人修养，实现社会的安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对当今建立和谐社会有借鉴意义。

（二）孟子继承发展儒家学说

1、背景：战国时期，连年战乱、民不聊生。

2、孟子的主张：

①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这是儒家道德准则仁、义、礼、智的基础与开端。②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③将孔子“仁”的观念发展为“仁政”学说，希望统治者以民为本，推行仁政，结束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的局面。

由孔子创立，孟子继承发展的儒家学说，后人习称“孔孟之道”。

3、评价：“仁政”的主张是当时抑制统治者暴政的有力武器，民本思想也考虑到下层民众的需要，被广泛认同。但孟子的“民本”观念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三)荀子的思想

①从“性恶论”出发；②更注重外在的社会规范和刑罚制度对人的制约作用，③政治上主张礼法兼治、王霸并用。

二、儒学的经学化(B)

1、背景：汉武帝继位后，锐意进取，经营开拓，需要积极有为的思想学说为其治国安邦提供理论依据，这成为儒家地位迅速上升的契机。

2、形成：汉儒大家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为基础，兼采阴阳五行学说，形成新的儒学体系。儒学在各家学说中获得“独尊”地位，解释和阐发儒家经典成为专门的学问，称为“经学”。

3、内容：政治上倡导“君权神授”；伦理上强调 “三纲五常”；顺应武帝加强中央集 权的需要，提出“大一统”的主张，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4、评价：董仲舒将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学说神圣化，其学说对巩固国家的统一有积极作用，“天人感应”的主张也有利于限制君权。但儒学的独尊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专制，不利于其他学术的发展。

三、程朱理学（B）

1、背景： ①唐代中期以来，儒学的研习、传播面临新的严峻挑战：儒、道、佛三教并行对儒学的正统地位构成威胁，经学体系既不符合时代的认识水平，也不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儒家极力维护的社会等级秩序以及伦理纲常遭到巨大冲击。②自宋初开始，众多儒家学者致力于儒家经典的重新诠释。融合佛、道思想，将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提升到哲学思辨的高度，创成一个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

2、内容：

①北宋中期的程颐、程颢兄弟合称“二程”，他们明确提出哲学意义上的“天理”观念，认为天理是超越万物、永恒存在的宇宙本原，先有理而后有物。“二程”还将天理与礼治秩序和伦理纲常直接联系。

②南宋的朱熹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核心是天理论，他认为天理既是宇宙的本原，人世间的伦理纲常就是其具体体现。提出“明天理、灭人欲”。

③“二程”和朱熹都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意识，力图将外在的社会规范转化为内在的主动追求。为此，他们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途径和“正心诚意”的修身公式，要求人们通过一步步的体验、领悟，逐渐达到道德与天理一体的最高境界。

3、影响：

“二程”、朱熹的学说世人习称“程朱理学”，后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成为居于正统地位的官方哲学和维护君主专制的思想工具，严重束缚个体独立、自由；但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独特民族性格——重气节、重道德、富有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有积极意义。

附

1、为什么儒家思想历经两千多年而不衰落？ 第一：儒家自身：不断适应政治与社会变化；

第二：政治因素：君主专制统治者的推崇；独尊儒术的结果；

第三：教育因素：由上而下的各级学校都以儒家经典为教科书，是儒家人才不断涌现，学术得以不断传承； 第四，经济因素：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王朝社会与同样强调稳定的儒家思想相互配合。

附

2、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形成、发展与演变（1）春秋：孔子,仁、礼，创立阶段

（2）战国：孟子，仁政；荀子，礼法并用，初步发展阶段（3）秦朝：秦始皇，崇法排儒，遭到打击（4）汉初：黄老之学，逐渐复苏

（5）西汉：汉武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正统、黄金时期

（6）两宋：朱熹，天理论，新发展时期（7）维新时期：利用

（8）新文化运动时期：否定

附

中国古代帝王年号纪年法漫谈 篇4

帝王年号纪年法指王公年次纪年法和年号纪年法, 这是我国最早的纪年方法。王公年次纪年法即按照王公即位或所定年号来纪年, 至少在殷商时代便已出现了此种纪年方法, 如殷墟卜辞中的“唯王五祀”、“唯王十祀”等, 便是表示王之第五年、王之第十年的意思。中国最早的准确纪年按公元纪年是公元前841年, 当时分别记作西周共和元年、鲁真公十五年、齐武公十年等。至少到东周时期王位纪年法已经形成制度, 周天子有王年, 各国诸侯有君年, 像《春秋》便以鲁国国君之年纪年。当时的纪年方法一般按帝王在位的年次递增, 如中途改元一次, 就记作前元某年、后元某年;如中途改元两次, 就记作前元某年、中元某年、后元某年。汉文帝在位23年, 中途改元一次, 分别记作文帝前元某年、后元某年;汉景帝在位16年, 中途改元三次, 分别记作景帝前元某年、中元某年、后元某年。

年号纪年法是由皇帝制定年号纪年的方法, 由汉武帝刘彻首先编制和使用。即位时定为建元元年, 后又用过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共11个年号。改元时间由人随意定, 每个年号使用的时间也随人定。汉武帝前六个年号 (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 每个年号用六年, 中四个 (太初、天汉、太始、征和) 用四年, 后元用了两年, 武帝去世便终止使用。这种做法对后世影响极大, 它突出了帝王的尊贵地位, 一直被后世君王所效法。此后, 新君即位便重新更换年号, 重新纪元。

年号纪年法实施过程中的两个问题:

一是改元时间长短不一, 有的数年换一次, 有的一年换数次。像公元189年就先后出现了汉少帝刘辩的光熹、昭宁, 汉献帝刘协的永汉、初平四个年号。中国历史上改元最多的是武则天, 在位21年, 改元17次, 并多次使用四字纪年, 像什么天册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等 (古代的年号习惯为二字吉祥词, 三字、四字的很少用, 除武周外用多字作年号的还有王莽的“始建国”、梁武帝萧衍的“中大通”、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太平真君”、宋太宗赵光义的“太平兴国”、宋真宗赵恒的“大中祥符”、宋徽宗赵佶的“建中靖国”等) 。唐高宗李治使用过14个年号, 东吴孙皓在位16年改年号8次, 晋惠帝在位17年使用过11个年号。频繁改元给实际纪年造成许多不便, 所以明清二朝一帝一元一年号, 中途不再更改, 人们便习惯上用年号来代替皇帝的庙号和谥号, 像洪武、康熙、乾隆、宣统等都是年号。

二是相同年号太多。中国古代帝王共使用过八百多个年号, 由于选用的多为吉祥字, 重复使用的现象很普遍, 汉明帝、晋惠帝、北魏宣武帝都曾使用过“永平”年号, 东汉光武帝、晋惠帝、晋元帝、后赵石虎等都使用过“建武”年号;甚至同一朝前后二帝使用同一年号, 唐高宗、唐肃宗同时使用过“上元”年号, 元顺帝、元世祖同时使用过“至元”年号。因此, 今天在使用时一定要区分清楚。

在中国社会进入20世纪以后, 有人主张建立一种连续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纪年方法, 当时共提出过四种历史纪年法:刘师培主张黄帝纪年法, 康有为主张孔子纪年法, 章太炎主张西周共和纪年法, 高梦旦主张世界通用耶稣纪年法。其中, 刘师培的主张反映了革命党人的政治见解, 即以传说中的黄帝出生或成为帝王的那一年作为中国纪元的第一年, 然后连续向后计算。用黄帝纪年, 可以激发汉族人的生存竞争意识, 促进国家复兴, “吾辈以保种为宗旨, 故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狭隘的民族情绪。辛亥革命时, 以公元1911年为黄帝4609年为例, 黄帝纪年与公元纪年的换算公式为:黄帝纪年=公历年+2698, 公历纪年=黄帝纪年-2698。但是, 黄帝出生或成为帝王的年代并不清楚, 无法精确计算, 所以就有各种不同的说法。革命党报纸《民报》将1905年称为“黄帝4603年”, 另外的报纸或刊物则认为是“黄帝4616年”或“黄帝4396年”等等。事实上, 黄帝纪年并不科学, 纪年无法统一, 只在极短的时间内使用过。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 创立了中华民国纪年法, 以1912年作为中华民国元年, 台湾地区现在还使用此法。它与公元纪年的换算公式是:公元纪年=1911+中华民国纪年, 中华民国纪年=公元年-1911。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 中央人民政府规定以公元纪年作为新中国的纪年方法, 但在民间人们一直习惯于将公元纪年、干支纪年、生肖纪年混合使用。

帝王纪年法是与历史上的帝王紧密相连的, 很容易便可以确定历史上某个时期, 又可显示王权的独断性, 所以在封建社会特别流行。但由于帝王在位时间长短不一, 改元频繁, 也不是逐年通贯式记载, 仅知年号, 还不知距今之确切年代, 使用过程中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漫谈中国古代贬谪文化对诗歌的影响 篇5

一、“美、善”学说和古代文学功利观

《论语·八佾》中曾道:“子谓《韶》, 尽美矣, 又尽善也。谓《武》, 尽美矣, 未尽善也。”汉朝郑玄注:“《韶》, 舜乐也。美舜自以德禅于尧, 又尽善美, 谓太平也。《武》, 周武王乐, 美武王以此定功天下。未尽善, 谓未致太平也。”学者认为, 其中“美”指的是乐曲声音婉转, “善”指代音乐内在完善。但事实上, 从郑玄所注可看出, “美”与“善”都是其音乐语言的特质。而“美”指的是歌者的赞美, “善”指代被赞者之良善。也可以说, “美”是艺术, “善”是生活。[1]如孔子所说, 《韶》尽善又尽美, 是因为“舜自以德禅于尧”, 天下统一, 歌舞升平, 对乐曲的赞美就如同对舜功绩的景仰。但“武”尽美却不尽善, 是因为武王伐纣, 虽属正义之举, 但仍然掀起了腥风血雨, 人民难逃战火之殇。孔子学说的中心是“仁”, 即“爱人”, 看重人的地位和作用, 反对奴隶社会将平民看做受贵族随意支配的私人财产。因此, 孔子的“美、善”说反映了他“仁”和“为政在人”的思想, 同时也带有功利色彩。

孔子的“美、善”说对我国文学史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继孔子之后, 许多儒学大师都推广并发展了“美、善”说, 包括孟子的“以意逆志”, 荀子的“明道”主张等。大汉王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把孔子思想推到了封建王朝统一思想的地位上, 使其替政治教育服务。这一文学功利观, 在魏晋时曾遭到玄学挑战, 到了南北朝和唐朝时期又被唯美主义齐梁风冲击, 然而仍旧保持着主流思想的地位, 引导着我国古文学发展。但“美、善”说有其片面性, 单独强调文学的外在功能而忽视了对其内在规律的探索, 因此对我国古文学发展也有消极影响, 使古代文学前进的步伐相较于西方文学而言要缓慢得多。

二、“文、质”学说和古代文学创作模式

《论语·雍也》中提到:“子曰, 质胜文则野, 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孔子这一言论的含义是, 人的质朴如果大大超过文才, 那就如同缺乏气质和修养的山林野人;而如果文才大大超过质朴, 那就如同华而不实的史官。而谦谦君子, 必定是二者平衡, 集文和质于一身。“质”指代人内部的品格, “文”指代外部仪态。孔子学说认为, 君子要“文质彬彬”, 也就是说不但要有质朴的内在品格, 还要有斯文的外在仪态, 两者兼备, 就形成了孔子的“文、质”说。[2]虽然孔子认为“文”与“质”要相辅相成, 但二者并非单纯的组合, 而要求人们从辩证的角度看待这两者的关系。质超过文的时候, 要突出“文”的必要性, 文超过质时, 就要强调“质”的作用。“质”要符合仁爱的要求, “文”要体现礼仪的规范, 文质一体, 完美融合, 才构成孔子所说的“文质彬彬”。但孔子这一思想也具有理想化性质, 因为实际生活里, “文”和“质”常常因人而变, 因环境而变, 很难达到现实意义上的均衡。

从实际看来, 孔子“文、质”学说并不是在探讨文学理论, 而是在讲君子修身之事。而最终把“文、质”说应用于文学中的, 其实是两汉时期的儒家学派。汉朝统治者推崇经学, 改造了先秦儒学, 使其成为新儒家思想, 并渗透到社会各大阶层。文学在汉朝也逐步发展, 经学与文学相碰撞, 就导致了儒学开始倾向于文学, “文、质”说也随之发生了转变。董仲舒曾道:“《诗》道志, 故长于质;《礼》制节, 故长于文……《春秋》正是非, 故长于治。”其中“质”和“文”都是文学性的评论。汉朝学者以“文、质”说进行文学评判时, 通常以“质”指代文学内涵, 以“文”指代文学形式。从此, “文、质”说对传统文学创作开始产生影响。

三、“无邪”“中”学说和古代文学审美取向

子曰:“《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 曰:思无邪。”其中“思”为语气助词, 无实义。而“无邪”, 何晏解释为“归于正”, 孔颖达则将其阐述为“诗之为体, 论功颂德, 止僻防邪, 大抵皆归正”。用孔子的话说, “正”就是“过犹不及”。而孔国安道:“言俱不得中也。”那“中”就在“过”与“不及”之间, 也正是孔子所言的“正”和“无邪”。孔子的“中庸”思想认为, “中”即不偏不斜, “庸”则经久不变。《论语·雍也》认为“中庸”乃至高道德标准, 而“无邪”则是“中”延伸的行为规范。[3]“中”这一思想在哲学领域又带有审美色彩, 在《诗三百》中以“无邪”的形式展现出来, 之后就成为了文学审美的指导思想。

战国末期, 荀子在对诗歌和乐曲的评论中就运用了“中”的思想。他提出, “中”是符合礼义的, “礼”即礼法, “义”即仁义。该思想比起孔子以“无邪”诠释“中”, 表达得更加直观具体。后来荀子说:“诗者, 中声之所止”, 也正是说诗歌须用“中声”控制, 不要完全为诗情左右, 超过了应有的度。而“乐之中和”, 强调诗歌乐曲须让听者得到“中”之感悟与“乐”之美好, 从而化为“无邪”。这里是强调诗乐对人的中和教化。

四、“兴、观、群、怨”学说和古代文学接受思想

《论语·阳货》中曾道:“诗可以兴, 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怨。”这句话本着“诗教”的目标, 介绍了传统文学作品的美感用途、教化用途、政治教育用途、抒发感情用途和学习用途, 是我国传统文学评论历史上使用最为广泛的文学解释之一, 传达了儒家的文学接受思想, 为之后的文学接受理论发展扎下了根基。“兴”就是“引譬连类”的意思, 朱熹也将其称作“感发志意”。“引譬连类”的意思是“诗”能够让读者由此及彼, 联系起许多事物;“感发志意”的意思是“诗”能够感染读者情绪与心智, 举一反三。两者虽表达不同, 但实际意义相同, 总的来说, 就是“诗”能够启发读者。包咸道:“兴, 起也。”孔子道:“兴于诗, 立于礼, 成于乐。”而“观”, 则是“观风俗盛衰”, 即观察民情。[4]“群”乃“群居相切磋”, 意思是互相切磋, 研究诗词含义。“怨”是“怨刺上政”, 即“诗”可以用于了解人民的“怨情”, 知道他们痛恨什么, 想要什么。[5]

孔子“兴、观、群、怨”说强调对受众的引导, 对传统文学接受思想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而这一学说的意义并不均衡, “兴、群”侧重于修善自身, 其影响力较小;而“观、怨”强调了解社会, 产生的影响较大。

五、“诗论”和古代“诗教”解《诗》

关于李学勤对《诗论》的探究, 其中共有十二卷, 原简达二十三卷。孔子《诗论》中对《诗》的评论包括以下三方面。第一是综述:“孔子曰, 《诗》亡隐志, 乐亡隐情, 文亡隐言。”第二是分类解说:“《颂》, 平德也, 多言后, 其乐安而迟, 其歌引而渺, 其思深而远, 至矣。”三是揭露具体诗歌的主题, 《诗论》中所有诗都引用自孔子语录。孔子对汉朝儒学诗歌教育起到的最为深远的影响, 是将诗歌真正变成了政治教育的手段。所以, 孔子的《诗论》是汉朝儒学诗歌教学思想的起源, 也是其核心与理论根基。

六、结语

孔子的思想博大精深, 源远流长。历史上许多学者都着重探究他的政治哲学理论, 而对其文学方面的学说却有所忽视。事实上, 孔子是中国古代最有名的文学理论家, 他的文学思想为我国古典文学论打下了扎实的根基, 对后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因此, 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孔子学说。虽然孔子的文学观具有一定功利性, 使文学在一段时期内成了政治的工具, 但总的来看, 其功仍然远超于过。

参考文献

[1]段玮婷.试论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儒家思想[J].牡丹, 2015 (14) :12-13.

[2]张树弘.孔子文学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启示研究[J].芒种, 2013 (11) :103-104.

[3]于新秋.关于孔子文学思想的几点思考[J].今日科苑, 2010 (04) :142.

[4]赵玉敏.乐亡隐情:孔子乐论思想的文学意义[J].北方论丛, 2011 (04) :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