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金融市场论文

应以新型城镇化规划为指引，有效落实“一肩挑两头”的新型城镇化信贷业务发展总体思路，即以支持新型城镇化引领带动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以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促进支撑新型城镇化，实现支持“三农”与新型城镇化的相辅相成、协调推进，大力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广大农民真正享有现代生活方式和社会保障服务，进一步彰显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职能作用。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新型城镇化金融市场论文 (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新型城镇化金融市场论文 篇1：

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问题研究

[摘要]新型城镇化不同于人口城镇化，它是工业和农业共同发展的城镇化，不再单纯的追求量的提升，而应更加重视城镇化建设的内涵，强调城镇化方方面面的提升。本文分析了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的作用机制，以及甘肃省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的现状，运用主成分析测评了甘肃省12个地级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得分，采用系统GMM法评估了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结果发现金融规模的扩张、金融效率的提升都有助于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但金融规模的作用要显著高于金融效率的影响。

[关键词]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

[

城镇化是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城镇社会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发展的动力逐渐由以农业为主体转变为以工业、服务业为主体。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及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同时城市的各种文化、观念逐渐散发到农村。我国早期的城镇化存在明显的缺陷，过于重视城镇化率的增长速度，忽视了城镇化的质量，导致经济结构、民生环境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新四化”的任务，新型城镇化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必须清楚新型城镇化是以提升质量为主要目标，提升速度为辅助目标，使得新型城镇化建设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的支撑点。

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要实现人口的转移、公共服务的供给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而庞大的资金需求仅靠财政资金的拨付是不可能满足的，这就必须要得到金融部门的有力配合，实现多种途径融资，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可靠的资金保障。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提供资金、风险防范支持;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支持;为农业现代化的技术、信息、设备等提供支持;为生态环境保护所需的技术设备提供支持。但必须明确的是，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金融需求相比，目前我国金融业的支持力度还远远不够，存在金融效率低下，金融服务滞后等问题。因此，如何在可接受的风险水平下调整融资机制、加大对新型城镇化的支持力度就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大难题。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综述

基于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对城镇化的研究历来都是各国学者的研究重点之一。“城市化”最早是应用在西方社会学中，到20世纪90年代初，其概念在中国的城市规划中被使用，但考虑到中国的现实情况，学者们采用了“城镇化”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词语，用以定位中国农村未来的发展方向，当应该明白，两者的本质是一致的。学者们对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城镇化、金融发展的关系。伍艳（2005）分析了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提出金融可以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等推动城镇化建设，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反过来也会扩大金融市场的规模，从而促进金融业的繁荣。李新星（2009）实证分析了金融支持与城镇化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研究表明二者之间显著正相关。二是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邱俊杰、邱兆祥（2013）分析了造成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出现问题的原因，包括金融体系较为脆弱、金融行业的制度改革不完善等。三是城镇化建设的金融支持路径分析。熊湘辉、徐璋勇（2015）分析了金融支持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影响，提出在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要加大金融部门对基础设施建设、城乡产业结构升级的支持力度，提高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水平，为中国新型城镇化目标的顺利实现保驾护航。但我们应明白的是，一方面，已有的文献对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的研究较少，多数研究对城镇化水平的评价仅停留在人口城镇化率上面，不能全面反映我国的城镇化质量;另一方面，多数研究都是站在全国的角度进行考量，而立足于省市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采用新型城镇化的综合评价指标，以甘肃省1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分析金融支持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

（二）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的作用机制

金融发展和新型城镇化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金融发展实现对资金、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有效集聚进而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化的发展通过扩大市场来促进金融业的繁荣。首先，金融发展水平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金融规模的增长，二是金融效率的提高。金融规模的增长主要是指金融机构存贷款规模、直接融资比例的增加等。金融效率的提高则主要是指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率增长。这两个方面都有助于生产要素的集聚以及资本的形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发展的动力。其次，金融转化为投资的效率对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大影响。储蓄通过间接融资、直接融资的方式转化为投资，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一般而言，政府、企业储蓄更容易转化为投资，而私人储蓄由于存款人和投资人不一致，转化机制就难以形成，从而造成金融效率低下。因此金融效率的提高可以有助于提升储蓄投资转化率，从而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再次，金融市场结构的效率提高对经济的集聚具有重要作用，从而引导资本、人口、技术等要素在空间上集聚，通过推动各经济部门的发展，发挥由点到面的带动作用，促进新型城镇化整体水平的提高。

二、甘肃省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发展现状

2013年甘肃省GDP总额为6268.01亿元，比2012年增长10.8%，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社会保障等各项事业协调并进，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年末，全省城镇人口达1036.23万人，比上年增加37.43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40.13%，比上年上升1.38个百分点。金融支持为甘肃省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做出了重大贡献。2013年，全省金融支持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898亿元，相比2012年的680亿元，增长了24%，涉农贷款新增691.59亿元，比上年增长26.19%。可以看出，近些年来金融部门为甘肃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投入在稳步提升，保障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资金需求。但我们同样应该发现，当前甘肃省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的路径主要是依靠金融规模的增长，促进投资增加，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这种单一的模式忽略了金融效率提升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动作用。因此，在现有模式下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发展存在着诸多问题。

（一）金融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方面支持力度不够

基础设施建设往往具有公共产品的特点，公益性、低收益，追求利益的市场化资金很少愿意投入。虽然历年以来金融对基础设施方面的支持力度有了明显提高，但与新型城镇化的资金需求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例如2013年全省固定资产的投资总额6407.2亿元，其中国内贷款和债券融资分别为897.31和0.7亿元，自筹资金4605.8亿元。新增项目固定资产3770亿元，而社会教育、城市卫生、文化娱乐、公共管理及社会保障等等方面仅增加342亿元。可以发现，金融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方面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金融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缺乏导向性

金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可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调控经济结构、实现生产要素的高效流动。通过金融政策的引导可以帮助新兴、先进产业快速发展，淘汰传统、落后的产业。然而过去的城镇化往往过于追求城镇化的速度、规模，忽视了城镇化的内涵和质量。这就造成各地区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以实现城镇化高速发展，在部分地区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始终屹立不倒，金融机构为了经济效益也仍然给予资金支持。而新兴产业由于前景不明、收益不稳定，得不到充分的支持，这种情况明显不符合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要求。

三、新型城镇化的综合评价

新型城镇化不单单是指人口城镇化，它还包括服务业、工业、农业协调发展的经济城镇化，不仅仅是追求量的提高，更要重视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强调新型城镇化方方面面的提升。从总体来看，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城镇化水平稳步提高。随着城乡工业、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城镇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行政地域的变动以及一些户籍政策的改变，使得非农业人口大量增加，城镇人口数量和比重呈现不断上升态势。第二，城乡差别趋于缩小。随着各地域城乡统筹战略的稳步实行，城镇与农村的关系将得到有效改善，特别是在大力发展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共享教育资源，改善医疗体制等举措的推动下，城乡之间的差距将逐步减小。第三，重视城镇化过程中对生态系统的保护。随着经济的飞速增长，在推动文化、科技发展的同时，也转变了人们传统的价值观念。对噪音空气污染、交通拥堵、用水短缺、用气不便等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城镇生态环境、生活环境的保护意识逐渐加强，绿色经济将得到更多的重视进而实现快速发展，可以发现生态城市将是未来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认识到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就不能够简单将人口城镇化率作为新型城镇化的研究指标，必须形成一个指标体系，从各方面表现新型城镇化的水平。因此，本文结合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在科学性、代表性、可得性的原则下，形成了一整套的指标体系。详细指标体系见表1：

（一）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新型城镇化的质量评价需要考虑人口、经济、居民生活、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城乡一体化等方面，因此，研究所要选取的指标数量较多。要更加直观地反映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水平，实现比较、研究的目标，就必须要采用一些科学的方法将这些指标统一为一个指标。目前来讲，将指标体系综合为一个指标的常用方法主要有主成分分析法、聚类分析法以及层次分析法。本文所使用的方法是主成分分析法，使用的软件是SPSS19.0。一般来讲，在对指标体系进行主成分分析之前，应该先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包括一致行处理和量无纲化处理。但本文采用的指标均为正向指标，而且在使用SPSS19.0进行因子分析时，软件会自动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因此本文不再另行标准化处理。

本文选取了甘肃省12个地级市（不包括自治州）2005～2013年的数据，原始数据均来源于甘肃省统计年鉴。表2中的KMO检验值为0.76，高于0.6;而巴特利球度检验的概率值为0.00，检验结果表明上述选取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可以用这些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

（二）提取公因子

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分析结果，限于篇幅，仅将各项公共因子的特征值、方差贡献率、累计方差贡献率以及旋转后的成分矩阵列于表3。观察表3，可以发现提取出的特征值大于1的公共因子共有三个，它们的累计贡献率达到74%，说明这三个因子基本上能够代表11个指标综合评价甘肃省12个地级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分别表示为F1、F2、F3。观察3个公因子的旋转成分矩阵，可以发现公因子F1与用水普及率（X5）、燃气普及率（X6）、人均城市道路面积（X7）、万人公交车辆（X8）、万人医院床位数（X9）、建成区绿化覆盖率（X10）、城镇人均收入比（X11）这七个指标的相关性较高，反映了基础设施建设、城乡统筹发展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公因子F2与人口城镇化率（X1）、人均GDP（X2）、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X4）这三个指标的相关性较高，反映人口流动、经济发展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公因子F3与第三产业比重（X3）相关性较高，反映产业结构升级对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

（三）主成分分析结果

所提取出的3个公共因子的得分系数矩阵结果如表4：

各公共因子的得分函数为：

上述提到的三个公共因子基本能够评价甘肃省12个地级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在计算得到3个公共因子的得分后根据各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率构建新型城镇化水平的综合得分函数：

结果如表5。从各城市的综合得分可以看出，虽然部分年份出现波动，但整体来说各城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的综合得分都在稳步提高，而得分最高的城市与得分最低间的城市之间差距相差一倍以上，这就表明总体上甘肃省各地级市之间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不平衡。

四、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通常来说，金融的发展必然会对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起到推动作用。金融发展的结果体现为金融规模的扩张以及金融效率的提高。金融规模的扩大又可以体现为：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的增加、金融资产的种类增多、金融机构的数量增加、金融服务的项目增加。存贷款总额的增加有助于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长，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有重要作用，金融资产种类和数量增多可以实现更多的金融活动，例如农村金融的发展，能够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增长，促进城乡统筹发展，金融服务的项目增加则有助于居民与金融部门产生更加紧密的联系，使居民得到更完善的金融服务，本文选取代表金融规模的指标为存款总额与GDP之比（DGR）。金融效率则体现为资金转化效率、资金配置效率。资金转化效率的提高能够帮助资金快速流动，资金配置效率的提高则有助于资本的合理配置，使得资本能够被运用到更需要资金支持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上，本文选取代表金融效率的指标为贷款总额与存款总额之比（LDR）。需要说明的是，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指标的原始数据均来自于甘肃省统计年鉴。此外，所要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新型城镇化水平则用上文计算出的结果新型城镇化谁评综合得分代表（NU）。

（二）模型构建

观察本文采用的数据，时间跨度为9年，比较短，而截面数据为12个地级市，相对来说较多，因此本文使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考虑到，各城市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必然会受到上一期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因此构建模型：

（三）估计结果

由于上述模型中含有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为了防止出现内生性的问题，本文应用广义矩估计（GMM）的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广义矩估计包括差分广义矩估计、系统广义矩估计两种，但在样本有限的情况下，系统GMM的估计结果相对于差分GMM的估计结果，偏差更小。因此本文应用Stata12.0软件，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两步法对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下表6：

从表6的结果中可以看到，金融规模的代表指标存款总额与GDP之比（DGR）的系数为0.101，z值为6.77，结果显著，这表明存款总额与GDP之比每上升1%，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得分就会增加0.00101，反映了金融规模的扩张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的增加，能够给予新型城镇化建设更多的资金支持。金融效率的代表指标贷款总额与存款总额之比（LDR）的系数为0.046，z值为33.49，结果显著，这表明贷款总额与存款总额之比每上升1%，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得分就会提高0.00046，这说明储蓄向投资转化效率的提升同样有助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但其与DGR的系数相比，要明显小很多，这也符合我们前面分析的甘肃省目前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路径主要是金融发展—金融规模扩张—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另一方面，可以看到DGR和LDR系数的均较小，显示出甘肃省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力度明显不足。总的来说，金融规模的扩大，金融效率的改善，可以促进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但金融支持的作用并不明显，而且金融规模的作用要远高于金融效率。

五、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甘肃省金融支持对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新型城镇化各方面的发展。但从理论和实证分析中均可发现，目前甘肃省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的路径主要是依靠金融规模的扩张，金融效率改善的支持作用并未得到发挥。因此，应该注重改善金融结构，提高金融效率，以更好地适应新型城镇化的要求。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发挥金融的宏观调控作用，金融部门应该根据当地政府所作的城镇化规划的要求，合理运用各种金融工具，引导资金更多的流向符合当地城镇化规划所要求的产业，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当地城镇化的质量。

第二，扩大金融支持的领域，提到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往往会提到基础设施建设，但应该明白，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不应仅仅局限于基础设施建设，还应该包括农业发展、高新产业、服务业等各个领域，以实现新型城镇化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伍艳.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金融抑制问题研究[J].理论与改革，2005，（2）.

[2]李新星.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金融支持研究[D].湖南大学，2009.

[3]邱俊杰，邱兆祥.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金融困境及其突破[J].理论探索，2013，（4）.

[4]熊湘辉，徐璋勇.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金融支持影响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研究，2015，（6）.

[5]金善女，李桠.基于全局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法的欠发达地区新型城镇化研究[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2015，（3）.

作者：杨晓东

新型城镇化金融市场论文 篇2：

发挥政策性金融支持作用 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应以新型城镇化规划为指引，有效落实“一肩挑两头”的新型城镇化信贷业务发展总体思路，即以支持新型城镇化引领带动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以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促进支撑新型城镇化，实现支持“三农”与新型城镇化的相辅相成、协调推进，大力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广大农民真正享有现代生活方式和社会保障服务，进一步彰显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职能作用。

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城镇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央多次强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城镇化必须与农业现代化、与新农村建设相辅相成”。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我国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支持“三农”发展，落实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积极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职责所系、义不容辞。

新型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解决“三农”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指出“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我国农业资源相对匮乏，人均耕地仅有1.4亩，农业生产属于典型的分散经营，资金和技术饱和度低，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弱，小生产与大市场难以对接的矛盾突出，这是“三农”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城镇化有利于农村人口逐步向城镇转移，有效缓解人多地少的矛盾，进而为开展专业化、规模化和机械化农业生产，构建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创造有利条件。同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从农民转为市民，可以通过转移就业提高收入水平并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问题。

新型城镇化需要加快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支撑，同时也是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大量农民进城，且收入水平显著提升，必然导致对农产品需求大幅度增长，迫切需要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可以说，没有农业现代化的城镇化不可持续。同时，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脱离了传统的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需要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的新农村，新农村建设是城市与乡村在经济、文化、人口、生态等要素上的交融和协调发展，是构建新型城镇化与和谐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具有重要作用。

农发行在新型城镇化与“三农”协调发展中担负着重要职责。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三农”协调发展，需要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在加大各级财政投入的同时要广泛引导社会资金积极投入。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具有外部性强和效益性低的特征，“三农”领域又一直是商业性信贷资金的“逃离区”，迫切需要农业政策性银行担当连接政府与金融市场的桥梁，有效解决政府财政当期投入不足与城镇化“经济效益”远期实现之间的矛盾，从而弥补市场缺陷，促进新型城镇化投融资机制的完善。在新型城镇化和“三农”协调发展中，农发行可以充分发挥政策性信贷资金的引领、带动和扶持作用，具有自身显著的业务特点和优势：一是农发行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发行政策性金融债筹资，且不以盈利为目标，可以为城镇化和“三农”发展提供稳定的中长期资金支持；二是农发行多年来积累了较为丰富的信贷支农经验，培养了一支专业的人员队伍，有利于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和资金的专业管理与服务；三是在国家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政策环境下，农发行可以兼顾控制债务规模和保障资金供给两方面的政策要求，在保持地方政府合理债务水平、防控信贷风险的基础上实现信贷资金有效支持。

在支持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提升银行效益

农发行支持城乡发展一体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始终立足政策性银行职能定位，充分把握“三农”项目规律特点，注重发挥政策性金融的扶持、引导作用。农发行支持城镇化建设的主要体会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执行政策是基本前提。坚持把执行政策放在首位，“听党的话、跟政府走、按市场规律办事”，始终按照中央要求和国家支农政策确定信贷业务重点，信贷资金主要投向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突出解决瓶颈制约，发挥雪中送炭、铺路架桥的作用。

二是模式创新是基本抓手。注重将国家政策要求同地方支农重点相结合、政策性信贷资金同财政支农资金相结合、产业发展同农民增收相结合、扶贫开发同新农村建设及城乡发展一体化相结合，根据项目特点，分别探索了以项目自身收入为主要还款来源、以借款人自身综合收益为主要还款来源和以各级财政资金为主要还款来源等不同项目类型的支持模式，突出政策导向，强化市场作用，增强支农效果。

三是优惠支持是基本理念。始终保持信贷净投放，通过多种形式广泛筹集社会资金配置到农业农村，支持统筹城乡发展。坚持优惠支持、让利于农，多年来，执行基准利率或利率下浮的贷款一直在98%以上，而支持城镇化建设的中长期贷款基本不上浮。在当前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的情况下，继续坚持贷款利率定价低于商业银行同类项目的办贷原则。

四是防控风险是基本底线。严格客户、项目、区域“三位一体”准入管理，严防地方政府过度融资风险，坚持还款来源风险全覆盖，牢守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多年来，支持城镇化中长期贷款不良率控制在万分之一以内，处于同业领先地位。

农发行支持城镇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2007年以来，农发行积极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大政策性金融对农村改革发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力度”，“大力开展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政策性信贷业务”等政策要求，开办了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信贷业务，重点支持了水利、农村交通、农村土地整治和农民集中住房、农业生产基地和生态环境治理等领域，构建了符合我国农业农村实际、具有政策性银行特色、有效防控信贷风险的中长期贷款管理机制，有效破解了工业化城镇化缺地，新农村建设缺钱，耕地保护缺动力，城乡统筹缺抓手的难题，取得了地方政府满意、社会各界关注、广大农民欢迎的业务发展成效。截至2013年末，农发行累计发放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贷款1.37万亿元，支持项目8000多个。

农发行改革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工作业绩。2004年以来，农发行立足政策性银行职能定位，有效拓宽支农业务范围，积极推动内部综合改革，不断完善内部经营管理，着力实施“两轮驱动”业务发展战略，大力支持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支持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整体经营实力大幅提升，全行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为进一步发挥职能作用、加大支农力度奠定了扎实基础。一是从资产看，2013年末信贷规模较2004年末增加1.8万亿元，增长2.5倍。二是从负债看，资金自给率由16%提高到88.4%，上升72.4个百分点；债券余额增长42.5倍，已成为全国银行间市场第三大发债主体；对公存款增长4.4倍，走出了一条以市场发债为主、存款组织为辅，自求资金平衡发展的新路子。三是从资产质量看，不良贷款率由18.8%降至0.71%，下降18.1个百分点；累计消化不良贷款超过1000亿元。四是从经营效益看，经营利润增长19.4倍，人均毛利增长19倍；资产利润率由0.33%提高到2.01%。五是从贡献看，年上交国家税收增长4.8倍，年均增长21.5%；累计向国家纳税652亿元。六是从经营成本看，成本收入比由67.3%下降到21%，大大低于同业水平。七是从抗风险能力看，拨备覆盖率由5.3%上升到444.4%，高于监管标准294.4个百分点；拨贷比由1%上升到3.18%，高于监管标准0.68个百分点。在国家没有增加注资、没有剥离不良资产的情况下，基本实现了内生性可持续发展，也为实施农发行外部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

未来进一步加大政策性信贷支持力度

近期，《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已经明确了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建设目标、四大任务和五项改革，也为农发行继续加大新型城镇化支持力度指明了方向。农发行将立足政策性银行职能定位，以新型城镇化与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领域为支持重点，不断加大信贷业务创新，更好地发挥自身业务优势，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贯彻“一肩挑两头”的新型城镇化信贷业务总体思路。“听党的话”是政策性银行的坚定使命，也是农发行支持新型城镇化的首要原则。农发行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国家强农支农惠农政策要求，恪守信贷业务支持边界，找准支持新型城镇化的契合点和着力点。

首先，农发行要坚定不移地实施“两轮驱动”业务发展战略，着力发展以粮棉油收储为重点的全产业链信贷业务，着力发展以支持水利和新农村建设为重点的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信贷业务，坚持把中央政策要求贯彻于业务发展之中。

第二，农发行要以新型城镇化规划为指引，在准确把握新型城镇化与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关系的基础上，突出抓住支持新型城镇化的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有效落实“一肩挑两头”的新型城镇化信贷业务发展总体思路，即以支持新型城镇化引领带动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以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促进支撑新型城镇化，实现支持“三农”与新型城镇化的相辅相成、协调推进，大力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广大农民真正享有现代生活方式和社会保障服务，进一步彰显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职能作用。

第三，要突出抓好近期新型城镇化的支持重点。立足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结合农发行现有贷款支持范围，优先支持省级以上政府投资的水利建设项目，积极支持纳入国家投资规划、有可靠还款来源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中低产田改造项目，大力支持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和涉农棚户区改造项目（包括城中村改造和国有林区垦区棚户区、危房改造等），积极支持“两横三纵”轴线上城市群和节点城市以及中西部容纳1亿农转非人口的县（市）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支持集中联片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

开展“紧配合、深介入”新型城镇化方面的政银合作。新型城镇化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需要各级政府充分发挥政策顶层设计、建设规划制定、公共服务提供和制度环境营造等作用，从而形成政府引导、科学发展、各方推动的发展过程。“跟着政府走”，紧密配合支持各级政府新型城镇化规划的具体实施，是农发行支持新型城镇化的必然选择。在现有良好政银合作基础上，农发行将紧密加强与各级政府的业务合作，不断完善银政业务合作机制，提前介入当地新型城镇化建设规划制定工作，提供专业化的融资方案制定、行业产业信息等金融服务，及时开展项目培育辅导工作，为银行项目评审奠定基础，从而形成“紧配合、深介入”的政银合作。

为此，农发行将选择部分地市作为重点支持区域，实现以点带面、重点突破，以更好地彰显农业政策性银行的引导和带动作用。目前，农发行正在山东德州和广东梅州组织开展新型城镇化试验区建设，积极探索区域总体授信、提高分行管理权限等信贷运作模式，已经取得了较好成效。下一步，农发行将在部分省份选择1-2个在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方面具有代表性的重点地市，作为新型城镇化业务合作示范区域，鼓励积极创新和试点先行，集中政策性信贷资源，加大重点地区信贷投入，不断总结业务经验，以更好、更集中地显现政策性银行支持效果。

推进“多产品、多模式”的新型城镇化金融服务创新。建立与完善投融资体制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环节，其关键在于整合政策、财政、土地、金融、行政五大资源，创新城镇化建设项目的投融资模式，为金融机构介入创造有利条件。农发行将立足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实际，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紧密配合，共同推动投融资体制、土地管理、财税体制、地方负债等模式创新发展。

一是积极推广“一肩挑两头”的信贷支持模式创新。以推进新型城镇化为整体目标，以农村集体土地集约利用为抓手，以农村土地整治、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为重点，积极带动现代农业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完善项目建设运作模式，构建贷款项目充足、可靠、合规的第一、第二还款来源。

二是探索农业政策性信贷资金与各级财政支农资金有机结合的新方式。“三农”领域的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大多数具有明显的公益属性，自身经济效益较为有限，难以提供充足的项目运营现金流用于贷款本息偿还，需要借助各级财政补贴实现资金平衡。在国家相关政策框架内，农发行将积极配合各级财政支农资金，探索政策性信贷资金和财政支农资金有效结合的新渠道、新模式，在集中联片贫困地区探索精准扶贫信贷的运营管理新方式，努力实现“1+1>2”的合力支农新成效。

三是探索投贷结合等新型金融支持模式。农发行将积极拓展金融服务产品，探索综合金融服务手段，逐步开展“三农”专业基金、农业机械租赁、代理债券发行等金融服务，有效提升金融服务水平，逐步形成多元化的新型城镇化金融支持方式。

建立“优化结构、精细管理、防控风险”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信贷内部管理体系。农发行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信贷管理体制，确保了支农中长期贷款的持续发展。根据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需要，农发行将秉承“按市场规律办”的理念，着力优化结构、精细管理、防控风险，不断完善新型城镇化信贷管理体制。

首先，针对农发行支持新型城镇化项目以公益性项目为主的特点，将以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状况、财政收支、政府性债务水平等为依据，严格加强贷款区域准入管理，切实防范地方政府过度融资风险。

其次，农发行支持城镇化建设主要集中在县域，所支持的投融资客户中县级客户占比较高，为进一步改善客户结构，一方面将继续实施差别化信贷准入政策，加大地市级以上优质客户营销力度，引导客户结构的改善；另一方面将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引导和鼓励省级、地市级投融资客户承担县域内基础设施建设，为改善客户结构创造外部条件。

最后，应不断加强新型城镇信贷制度建设，有力推进信贷管理创新，优化办贷流程控制，积极实施差别化、精细化、专业化的信贷政策，大力提升专业化办贷管贷能力，组织开展前瞻性城镇化专业研究，有效防范区域性、行业性信贷风险。加大城镇化信贷专业队伍建设，用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推行主调查评估人资质管理和大项目专职客户经理制，大力加强城镇化信贷专业培训，建设一支专业化的城镇化办贷管贷

队伍。

作者：林立

新型城镇化金融市场论文 篇3：

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创新性推进

[摘要]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一轮调整周期，要继续保持健康稳定增长，除了深化改革开放，还应做好新型城镇化建设。因为新型城镇化是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引擎，是转变中国发展方式的切入点，是扩大有效内需的抓手，是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支撑。因此，我们要在理论、政策、融资和监管等方面做好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运筹，从而打破各种发展障碍，实现城镇化的创新发展。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战略运筹；中国梦；推进

[文献标识码]A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国内外气候影响下我国经济出现了增长放缓趋势。虽然4万亿元刺激措施曾经使经济一度复苏，但2012年GDP增速又剧降为7.8%，2013年仅为7.7%，2014年第一季度只有7.5%，中国经济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或者说进入了一个新周期。如何保持我国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增长成为当前热点、焦点、难点。党的十八大开出新型城镇化“药方”，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套开全国城镇化工作专题会议，2014年出台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可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十分重要且迫在眉睫。为健康推进新型城镇化，我们至少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创新性战略应对：

一、新型城镇化的理论指导创新

思想是行动的向导。大卫·休谟在200多年前就讲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类的所有事务，最终由观念支配。一个人能取得多大成就，很大程度上或根本上取决于其思想觉悟和认识高度。只有通过一定的理论、理念凝心聚力，才能众志成城，才能将无意识的个人行为转化为有意识的集体行动。因此，为更好地推进新型城镇化，我们应该注意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创新理论指导。

新型城镇化，关键在于“化”字。一是农民市民化，二是农业产业化，三是城乡一体化，四是工业化、信息化与城镇化融合。它肩负三大使命：消除“二元结构”社会，建立“新型土地”制度，实施“社会改造”工程。其承载的含义远远超越经济领域，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升级版，而且是社会变革中的新一轮居民大融合。因此，我们的新型城镇化至少应该具有以下四新：一是新四化同步的城镇化，二是自然和谐的城镇化，三是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四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城镇化。当前，我国发展的大机会就是深化改革开放和推进城镇化。[1]新型城镇化是稳定增长和突破改革的关键，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持久动力和最大潜在内需。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如果说工业化在某种意义上主要是创造供给，那么城镇化则主要是创造需求。新型城镇化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王牌”，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建设的必由之路，是促进民族融合、民生幸福、国力强盛的重要工程。可以通过创新产业和创新思维来驱动中国发展方式转变，从而继续保持健康稳定增长以反击国外“做空中国”等奇谈怪论。从实践上看，我国城镇化率2002年以来每年递增1.35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年均增长2096万[2]P132-135。城镇化既增加了投资又推动了消费，成为拉动内需的持久动力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当然，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也可能出现负能量，要防止出现没有产业基础、有速度无质量、半拉子城镇化、房地产化、大小城市失调、破坏生态环境等六种现象。[3]另一方面，我们要确定新型城镇化目标。英国城镇化率早在1850年就达到50%。英国城镇化过半不仅意味着人口迁移，同时意味着社会变革。《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显示，2013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2.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35.3%，而当今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都超过70%。假设以70%作为我国未来人口城镇化目标，我们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新型城镇化目标确定以后，我们就应该确定实现这个目标的路径，那就是制度一体化、文化一体化、市场一体化和建设一体化。[4]

二、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创新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的要求，为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我们应该加快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突破：

（一）建立新型城镇化户籍与人口制度体系

首先，坚持北上广户籍管控制度。除北上广实行积分制入户和人才引进入户等限制办法外，其他地区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破除影响人自由迁徙的制度，让中国人在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上有更大推进。其次，推行指纹人口登记制度。人口登记必须登记指纹这一独一无二的信息，从而确实保证人口数据真实可靠且防止人口贩卖和假户口。再次，研究推行一对夫妇生二孩制度。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单独夫妇可生二胎”政策的基础上，研究允许一对夫妻生二孩政策，严格禁止第三孩（除非自然受孕生产三胞胎或三胞胎以上），特别是在内蒙古、新疆、西藏以及老少边穷等人口稀疏地区，应该立即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推行迁徙入户政策，促进人口的合理流动和当地的早日开发，减轻特大型城市压力，从而实现人口政策与新型城镇化的有效结合与互动。

（二）建立新型城镇化土地住房制度体系

第一，建立土地产权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明确指出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应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新型城镇化首先面临土地财产权的重新界定、确认和流转，分清楚宅基地、集体用地，从而合理规划农林牧渔副业、商业、工业、公共设施用地，实现不管党政机构、央企、国企、金融机构、非盈利组织、个人都成为产权清晰的可以互相交易的土地市场主体。只有产权搞清楚了，每个市场主体才能真正实现第一次分配的市场化效率，特别是农村土地确权了，农民才能真正享有财产性收入，才能真正富裕起来，才能真正有恒产者有恒心有信用有信誉，有机会组成力量强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社组成有组织的联社，拥有自己的车队、船队、仓库、码头，实现农业的全产业链发展，进而提高谈判权和定价权。第二，制定实施土地流转制度。借鉴重庆地票制度，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同时，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减少非公益性用地划拨。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5]第三，建立土地最终用途管制制度。制定负面清单，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保住现有林地、湿地、河湖江海、基础设施等底线，严防商业、工业、住宅超标用地的高压线。一旦规划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就必须成为硬约束，政府及其他市场主体都不可随意更改。规划要对土地最终用途进行严格管制，任何人触犯负面清单必须一查到底严惩到底。第四，做好全国土地规划和住房建设。吸取古今中外经验教训，要有百年思维和系统思维，从土地开发、住房设计、城市建设、监督惩罚等全方面全链条进行严格而清晰的设定。安居才能乐业，我们应健全城镇住房制度，负起政府的担当责任，以保障房和廉租房为主，以商品房为辅，切实实现社会主义的居者有其屋。

（三）建立新型城镇化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全覆盖、无歧视、不养懒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标志之一。北欧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达到人人享有社会保障。2013年普京也向世界宣布了俄罗斯实行全面免费医疗的消息。社会主义中国更有能力建立公平正义的新型城镇化社会保障体系。城镇化不仅仅意味将农民迁入城市，还包含着就业、社保、住房、教育、文化等一系列公共服务的保障。构建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城镇化战略实施的重要基石，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本质要求，是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根本保证。[6]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物质基础，是新型城镇化的前提。[7]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在户籍制度改革的基础上，每个人的身份证号就是社会保障号，可考虑国家每年将全民所有制经济成分所得红利的一定比例不分男女老少贫富平均打到每个人社会保障卡账户上，同时杜绝乞丐和懒汉现象。

（四）建立新型城镇化税收体系

首先，提升营改增改革效益。营业税改增值税从整体上来看，能够降低企业负担。但是要密切关注并迅速解决可能存在的营改增改革反而增加小微企业税负的问题，特别是最近反映强烈的物流运输和餐饮酒店等行业因为无抵扣现象导致营改增反而增加其负担的现象。同时妥善处理好增值税发票、企业所得税变化、财务分析新困难等挑战。其次，减免企业税负以对冲成本上升。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低收入国家的最佳宏观税负水平为13%左右，我国作为中等收入国家2009年宏观税负已经高达32.2%，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8]就企业而言，税收多达19种，而且税率大都处于世界较高水平，有时还得缴纳各种乱收费。因此，我们应减少企业税种，杜绝各种乱收费，降低税收比例，从而通过减免税收来弥补其融资困难和要素成本上升，防止小微企业大规模退市。再次，优化分税制的分税比例和分税种类。我国自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存在很大弊病，比如宪法规定土地归全体人民所有，而各种土地税却归地方，这样在级差地租和经济集群化存在的情况下造成马太效应，即穷的地方税越少，富的地方税越多。分税制本身没有错，关键是分的内容和分的比例存在严重误失。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应该尽快科学论证新税制，特别是土地税、烟叶税、资源税、城建税须收归中央，从源头上根治土地财政和资源财政等弊端；分享税中央则应该与地方比例互换或者三七开、四六开，尽量偏向地方，仍然维持地方的税收积极性。同时，尽快开征房地产税、资源税、环境税，构建地方税体系，增加土地出让金支出比例，以防止新型城镇化陷入新一轮房地产化。

（五）建立新型城镇化财政体系

我国现有财政制度存在典型的五层碎片化体系，第一财政是税收，第二财政是银行，第三财政是国企利润，第四财政是土地出让金，第五财政是地方融资平台，因此我们亟需建立统一高效的现代财政，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提出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具体要求，特别是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笔者认为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特别是德国的财政均衡政策。第一，科学配比财政和央行的外汇储备。央行保留一部分外汇储备用于不时之需，将外汇储备的大部分交给财政，再由财政组建专业的外汇主权养老基金[9]，或者设立国人账户，即国家依据每个人的身份证号设立专有账户来接受外汇储备项目下和国企分红项目下的养老等社会保障基金。第二，建立财政均衡政策。进行政府间财政关系立法。从立法上实现国内区域均衡发展，最终实现整个国家生存条件的一致性；实行财政预算民主。早日修改完善《预算法》，借鉴德国中长期滚动财政预算机制，促使财政收支活动紧密契合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建立科学的转移支付体系。在出现财政垂直不平衡时，在不调整中央地方税收分成比例的情况下，通过预先补助、返还性转移支付、对贫困地区投资等方式促进各地财政状况的相对均等化；在横向不平衡时，制定规范彻底的转移支付制度，分阶段进行有效的转移支付。第三，理性下放财政自主权。坚决去掉土地财政，严防地方政府公司化和“诸侯经济”。加快完善实施《2013年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办法》，建立“自发自还”的地方政府自主发债制度，有效地将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和新型城镇化融资体制改革结合起来，真正使地方政府的自行发债制度成为服务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举措。建立信用评级制度，建立债务保险制度、债务资金使用监督机制、地方政府偿债保障机制。对于举债要严格限制，已有债务规模过大的地区不允许举债，自主举债累计的债务余额不得超过一定财力水平。

（六）建立新型城镇化金融体系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年平均速度为9.8%，比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长水平快6.8个百分点，但是我们的M2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2.46%。我们的货币化程度自1993年已超过100%，2012年竟达到188%，2013年再创新高达到194%。我国M2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存款，这说明我国储蓄率过高，更反映我国资金效率低下以及货币贬值情况严重。当前我们必须吸取1997年和2007年两次金融危机的教训，破解高储蓄率、人民币内贬外升、钱荒等困境。一是提升间接融资体系。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允许建立非国有金融机构，继续推进国有控股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二是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扩大直接融资份额，切实解决金融难题。三是推进网络金融等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特别是普及手机支付等智能终端，可以考虑建立国家政策性的中小微企业发展银行，同时鼓励各大门户网站、阿里巴巴集团、腾讯集团等互联网企业建立小微型互联网金融机构，提高融资便利性和资金融通效率。四是健全存款安全保障制度。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巨灾保险制度，严格执行最后贷款人制度，发展普惠金融和金融民主，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保障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从而建立健全金融机构市场化进出机制。五是加快金融领域价格机制改革。全面推进利率市场化，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七）建立新型城镇化产业竞争政策体系

没有产业发展，城镇化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城镇化又反过来促进产业大发展大繁荣，因此应该注意两者的匹配性、互惠性、融合性，推进产业城镇化、城镇产业化。一是建立新型城镇化产业政策。第一，大力发展服务业。新型城镇化的一个基础就是发展各种服务业，使服务业真正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就业增长点，真正优化我国经济发展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全力打造金融、保险、法律、工商服务、经纪等具有知识密集的个性化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全力提升餐饮业、住宿业、家政服务业、维修服务业和再生资源回收业等生活性服务业；全力提高政府公共管理服务、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医疗以及公益性信息服务等社会性服务业。[10]第二，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农业产业化，加快土地有偿性合理集中，建立农业生产基地或者农民合作社，推进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同时吸纳失业人员和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发展高端农业，农业生产不仅要能够出口原料，还应该生产和出口高附加值的衍生农产品。确保粮食安全，保持粮食自主生产能力，不断提升水利设施，禁止过度开采地下水，禁止过量使用化肥，禁止污染农业用地，确保粮食食品卫生安全。第三，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美丽中国、生态城市建设是新型城镇化投资的重要部分，这将为节能环保产业和城市绿化产业带来巨大的增长空间；新型基础设施产业将迎来发展的黄金时代，特别是治理雾霾的各种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必须大步快上；新型城镇中的市民将从生存性消费转向发展型消费，新的消费热点将会从过度集中的住房、汽车等领域逐步向文化创意、体育休闲、旅游等产业过渡，从而引发这些产业的新一轮发展。只有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的环保、绿色、低碳产业才能最终开拓城镇化和现代化的新境界，成就居民望得见青山绿水、看得见蓝天白云、瞅得见童年光景的美丽诗意。二是建立新型城镇化竞争政策体系。在出台产业政策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出台相应的竞争政策。确立竞争政策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中心地位，严格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切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通过不断完善法律手段、经济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特别是要深入贯彻落实《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为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竞争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竞争秩序。第一，彻底分清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区别，并且使两种政策有效结合起来。第二，要借鉴国内外经验教训，将竞争政策作为基础性政策。第三，要使政府、企业、个人等市场主体遵守竞争优先原则。第四，要科学扶助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注意建立竞争性补贴机制。第五，鼓励市场化兼并重组，并坚决及时反垄断、反不当竞争。

三、新型城镇化的资金准备

如何准备资金，这是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专题会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的主题。会上提出要“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要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建立地方主体税种，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建立健全地方债券发行管理制度。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公用设施投资运营”。笔者认为，第一，必须测算新型城镇化所需资金。新型城镇化不仅有成本，而且有成效，特别是创造了大量的投资和消费等有效需求，新型城镇化新投入资金可以扣除成效。假设我国城市化率目标为市民户籍人口70%以上，上文讲到我国当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2.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35.3%，那么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空间还有17.4%，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则还有34.7%。研究表明，城镇化率每提高1%，可替代出口10万亿元，社会消费总水平将增加10万亿元甚至几十万亿元；同时，城镇化本身也将拉动基础设施、房地产等行业的投资需求，未来10年近4亿城镇化人口，以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标准计算，能够增加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2030年前我国至少还有3.9亿农民需要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约13.1万元，此项支出就将高达51万亿元。[11]假设以户籍人口城镇化率35.3%为标准，实现70%城镇化率，则可以代替出口347万亿元，至少可以增加社会消费347万亿元。这样，我们实现70%的新型城镇化率的净效益则至少有603万亿元。当然，我们也应该扣除历史欠账。国家审计署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20.698865万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9.25649万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6.650456万亿元。[12]我们不仅要全面弄清地方经济债务，还要全面清查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历史欠账以及生态债务，这样才能计算出新型城镇化所需投入。第二，必须清楚还有哪些资金可以动用。新型城镇化资金来源，可以在以下六个方面进行挖潜：摸清国库究竟还有多少可以动用，须摸清哪些外汇可以用于国际投资并将投资利润立即部分转化为国内建设资金，明确哪些是优良债务资产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获得现有投资建设资金，动员民间资本参与新型城镇化特别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确定国企分红比例和国企上缴利润并拨付部分用于城镇化，清楚金融机构哪些资金可以优惠利用。第三，必须设计科学合理的融资体制。以往的旧城镇化道路使得现在各地大都缺乏资金，偿债能力减弱，造血功能下降，财政支出压力上升，有些地方即使不缺乏资金，也宁愿通过贷款或者地方融资平台举债推进城镇化，这些风险必须准确界定，从而建立合理高效的融资方式。2014年初，财政部推出了PPP模式（公共私营合作制）。如果这种方法可行，应复制到高铁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海外投资基础设施等项目上，力戒以往BOT（建设-经营-转让）模式的缺点，有效利用政府和社会资本，逐步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同时刺激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性。

四、新型城镇化的监督管理

为保证新型城镇化按照规划、按照自然规律顺利完成，必须建立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从而加强监督管理。

（一）出台新型城镇化政绩考核标准

2013年12月的中央城镇化会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五个目标，即有利于释放内需巨大潜力，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有利于改善世界经济和生态环境。我们应坚持五个“有利于”，据此设定新型城镇化标准。2013年12月中组部发布《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明确不能搞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政府债务状况也将纳入考核范围，追责领导干部拍脑袋决策。这些规定十分适用于新型城镇化的监督管理，但是仍然要专门设立新型城镇化的监督管理细则，特别是要制定新型城镇化的指标体系，并且与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量化指标体系融合起来。2013年12月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了未来在农产品安全方面的改进措施，其中包括要将农产品质量安全纳入县、乡级人民政府绩效考核范围。因此，新型城镇化最后要以群众满意度为考核目标，不仅考核经济发展指标，还要考核社会发展指标，包括食品安全、社会治安、医疗卫生、环境健康、教育、养老等等涉及民生幸福的指标体系。

（二）出台破坏新型城镇化惩罚制度

规划存在明显缺陷且未经人大授权的，追究决策失误责任；破坏新型城镇化规划，不按照规划建设，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民生事业受损等情况，地方政府通过减持国有股套现、进军房地产、搭建投融资平台等另类经营手段[13]，填补债务漏洞或维持财政收入，应启动党政一把手问责。另外，要充分利用已有的法律制度，特别是做好《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等“民告官”制度的宣传和运用，震慑和警示那些企图不按既定规划进行新型城镇化的人员。

（三）成立全国新型城镇化监督管理机构

我国每年都有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工作计划，还有五年规划、十年二十年远景规划，但从来没有哪一个部门来负责监督规划的执行，因此这些文字上的规划往往成为软约束。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职责包括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这四个方面。新型城镇化作为中国打造经济升级版的关键一招，也应该成立督导组，或者成立中央新型城镇化巡视组或现有中央巡视组不时进行城镇化专项巡视，全程监控新型城镇化的推进，防止铁岭新城、鄂尔多斯等城镇化失败案例，防止美国底特律悲剧。

总之，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提升人的生活尊严和身心健康的手段，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一个重要引擎，是创造中国经济新奇迹的一个根本性途径。但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稳步健康推进，必须有理念有理论有理想，有制衡有监督有惩罚，必须把握战略思维的整体性、全面性、穿透性、预见性、深刻性、彻底性、关联性和辩证性，抓住以上攸关全局的重心、枢纽和环节，从而实现风险转化、价值创造和社会和谐，给力美丽中国幸福家园的美好事业。

[参考文献]

[1]周其仁.未来最大机会在开放和城市化[EB/OL].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hgds/20130220/145614595735.shtml，2013-02-20.

[2]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专题研究组.国内外城镇化模式比较[J].财经，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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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延礼.公平的保障体系是城镇化建设保证[EB/OL].http：//tv.hexun.com/2013-04-18/153305554.html，2013-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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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斌.外储资产应从央行剥离[J].财经，20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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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徐海波，何丰伦.“紧日子”下，地方政府的“另类经营”[EB/OL].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3-10/21/c_132815766.htm，2013-10-21.

（责任编辑：廖才茂）

作者：杨枝煌　石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