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和财政政策论文

摘要：本文在回顾有关税收和经济增长关系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框架，并以此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地区税负差异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我国有必要采取措施适当降低当前的宏观税负，并对宏观税负较高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给予必要的扶持。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税收和财政政策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税收和财政政策论文 篇1：

财政政策影响装备制造业发展的经验分析

摘 要：在现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建立了一个研究模型，分析财政固定资产投资、财政科技投资和税收等财政政策对于装备制造业产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近十年来，财政固定资产投资对装备制造业发展有显著的正效应，税收的增加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财政科技投资的短期效应不明显，紧缩性税收的政策效应相对高于其它扩张性财政政策。建议进一步实施对装备制造业的财政扶持政策，特别是增加财政科技投资规模，实施定向减税政策，增强产业的内生增长动力，提升市场竞争力。

关键词：财政政策;装备制造业;市场竞争力

装备制造业是制造业中最核心的组成部分，是整个工业行业的“母机”，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体现，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当前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处于由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转变的发展阶段，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水平是决定中国经济结构能否成功转型的关键所在。从现实来看，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规模在快速扩张，但发展层次还不高，重大成套设备生产能力弱，系统集成能力不强，一些关键、核心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整体出口水平低，国际竞争力弱。总体来说，中国装备制造业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缺乏价值链组合优势。造成这一发展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缺乏有效的财政政策的支持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目前，学界对于促进装备制造业发展的财政政策仍有较多争议，有人认为装备制造业跟其它行业没有什么不同，不应给予特殊的财政政策支持，也有人认为已经出台的财政政策对装备制造业推动作用很有限，效率较低等。那么中国过去十年实施的财政政策对装备制造业是否具有显著的推进作用?财政固定资产投资、税收、财政科技投资等财政政策对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影响是否有效率，有意义?这是我们实证分析要解决的问题。

一、文献回顾

学术界对财政政策作用效应的早期研究大都从宏观经济视角出发，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索洛模型认为，只有在短期内财政政策才会影响经济增长水平，长期经济增长是由外生因素决定的，财政政策没有作用，财政政策不会影响经济增长率，因此否定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内生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作为内生变量，认为可以通过政府的财政政策促进本国的R&D投入、人力资本积累和企业家行为，从而带动经济增长。凯恩斯的理论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必要性、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的经济学证明，奠定了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发展的基础。弗里曼等人提出的国家创新理论一个重要观点是国家在创新过程中要起到基础性的、带动性的功能，相对于民间创新能力，国家资助越来越显示出其对创新的重大推动力。

Kneller等[1]考察了国际经合组织22个国家政府支出和税收的经济影响，认为政府的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正向推动作用，而社会保障等非生产性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大，税收与经济增长的负相关关系显著。Turnovsky[2]在其研究中考虑了财政支出的拥挤效应，认为当拥挤程度增加时，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负相关。Devarajan和Swaroop[3]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率的因素包括财政支出的效率和财政支出中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的比例结构，还与两者结构的初始状态密切相关。如果初始状态结构比例高，即便是财政支出效率很高，增加其比例也会降低经济增长率。Mansfield和 Switzer[4]对于加拿大的政府税收减免和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政府减免的税收要远大于因此带来的企业研发增加的投入，即这种财政政策对研发活动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意义。Dominique等的研究认为，政府通过财政政策直接资助企业研发活动与税收减免的政策具有相互替代性，当其中的一种政策强度大到一定程度时，会降低另一种政策的实施效果[5]。

孔志峰[6]指出，目前国家实施的一些财政政策不利于推进装备制造业的国产化，如进口装备免税、政府优先采购国外装备，以及高新技术开发面临一系列制度制约等，他建议针对装备制造业的特殊性进一步完善财政政策。在税收政策上，对重大技术装备的关键进口件实施先征税再返还的政策，扩大所得税的税前扣除范畴。在财政政策上，对于“政府优先采购国内产品”的规定应增强管理手段和执行刚性;对于税收计划安排上，需要考虑研发效应的滞后性，降低企业总体税负，化解企业研发的风险。张海星[7]认为，扶持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是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普遍做法，建议实施工资费用税前据实扣除办法，扩大技术研发费扣除范围，对国内有能力生产的设备停止减免进口税，建立分离企业办社会的专项转移支付，加大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地区国债投资和财政贴息的力度。李晶和井崇任[8]认为，我国财政政策对高端制造业支持力度不足，应加大财政资金投入规模，对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高端设备予以财政补贴，充分发挥增值税转型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叠加效用，引导企业加快装备更新，对各级政府以及外国组织、国际组织颁发的人才奖励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允许高端装备企业购买专利权和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时支付的进项税额在销项税额中抵扣等。

二、指标选取、数据处理与VAR模型

为了检验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财政政策效应，本文选择装备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中来源于国家预算内资金(INV)作为财政生产性支出政策指标，由于这部分资金来源于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反映了政府支持装备制造业发展的财政政策意图。选择科技活动经费筹集总额中政府资金(GRD)作为财政科技投资政策指标。选择装备制造业税收(REV)作为税收政策指标。选择装备制造业的工业总产值(GDP)作为产出指标。同时为了降低数据异常波动的影响和异方差性，对以上指标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并记处理后的变量分别为LINV、LGRD、LREV和LGDP。本文所使用1996—2011 年间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7—2012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997—2012年) 。

为了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现象，本文首先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法对变量进行平稳性判断，进而通过基于VAR模型的Johansen协整检验确定变量之间长期关系，并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确定了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最后，本文在协整检验的基础上对LINV、LGRD、LREV和LGDP四变量建立了VAR模型，以确定变量间的动态关系。

1.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

本文选择的时间序列为1996—2011年，为了避免伪回归问题，VAR模型要求变量是平稳的或者存在协整关系，根据表1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变量LINV、LGRD、LREV和LGDP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I(1)序列，因此，还需要对这些一阶单整序列进行协整检验，以判断其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本文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来判断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从表2的结果可以看到，在5%显著性水平下，生产性财政支出政策(LINV)、财政科技投资政策(LGRD)、税收政策(LREV)和制造业产出(LGDP)间至少存在两个协整关系，因此建立VAR模型不存在伪回归问题。

进一步，采用基于VAR模型的Granger检验法对各变量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检验，根据滞后长度选择标准选择滞后长度为2年，表3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生产性财政政策(LINV)是装备制造业产出(LGDP)的Granger原因，同时装备制造业产出的变化也会吸引财政投资变化;税收政策(LREV)也是装备制造业产出(LGDP)的Granger原因，但是财政税收的波动并不是引起财政科技投资变动的原因;财政科技投资(LGRD)不是引起装备制造业产出的Granger原因，因此，有必要进一步使用VAR模型探索财政科技投资对制造业的影响路径。

2.VAR模型参数估计与脉冲响应

由于变量LINV、LGRD、LREV和LGDP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本文建立包含以上四个变量的滞后两期的VAR模型，采用Eviews6.0 软件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结果如表4表示。

从表4的结果看到，滞后1期和滞后2期的财政固定资产投资和税收都对装备制造业的产出影响显著，而且生产性财政政策变量对装备制造业产出效应都为正，税收对装备制造业产出的效应都为负。这说明扩大对装备制造业的财政投入有利于产业增长，而过高的税收则会抑制产业发展。但是短期滞后的财政科技投资对装备制造业的产出影响不显著。

为了进一步分析财政、税收政策的有效性，需要借助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分析。图1显示了包含LGDP、LINV、LGRD和LREV四变量的VAR脉冲响应函数图，为了避免变量顺序的变化对结果造成影响，本文选择广义脉冲函数。

从图1中可以看到，对于生产性财政政策(LINV)一个单位新息的冲击，装备制造业的产出响应一直为正，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冲击导致产出在第5年达到最大响应8.81%，而且8年后此冲击对产出的振幅基本保持稳定;而对于财政科技投资，尽管短期内(前3年)投资的产出正效应不明显，但3年后，财政科技投资对装备制造业产出的影响就持续为正了，且基本稳定在2%左右，这说明政府科技投资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相对较长;对于税收政策一个单位新息的冲击，产出的响应持续为负，且在第5年达到负最大值-10.32%。从响应程度对比看，紧缩性税收政策冲击对装备制造业产出的影响在各期都高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冲击。而且从税收收入对财政固定资产投资冲击的响应看，尽管前3年的响应主要为负，但是从第4年开始税收的响应持续为正，这也说明生产性财政政策尽管短期效应不明显，但是中长期看，扩张性财政政策不仅有利于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税收收入提高。

三、结论与政策含义

1.结论

其一，从1996—2011年，财政固定资产投资和税收政策对装备制造业的产出都有显著的政策效应，前者保持持续的正效应，后者保持持续的负效应。说明扩大对制造业的财政投入有利于装备制造业增长，而过高的税收会抑制装备制造业增长。

其二，从装备制造整体行业分析看，财政科技投资短期内对装备制造业产出正效应不明显，但中长期内的正效应显著，这一方面说明政府科技投资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相对较长，有待于进一步提升科技投资效率;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财政科技投资对装备制造业支持力度还比较小。

其三，在这一期间，税收政策对装备制造业产出的抑制作用都高于财政投资政策对装备制造业产业的激励作用。对于紧缩性税收政策而言，装备制造业呈现了明显的税收乘数效应，产出出现了持续的萎缩。

2.政策建议

其一，应继续对装备制造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从实证分析看，财政政策对装备制造业发展的财政效应是显著的。而且装备制造业是工业化的前端产品，对整个工业体系有着重要影响。对装备制造业实施优惠的财政政策，其产生的乘数效应要远高于其他产业。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豁免装备制造业1元的成本，可以引发5—7元GDP的增加[6]

。从这一视角出发，为出台促进装备制造业发展的财政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

其二，进一步增加财政科技投资规模。目前中国大中型装备制造业企业研发支出中，财政投入只占5%。当下中国正处于科技创新引领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时期，一些基础性的科学研究和重大装备技术的部署都需要国家财政投入，以增强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应充分发挥财政投入对全社会研发投入的引领作用，推动重大关键技术的突破，促进企业不断开发出世界级产品，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

其三，实施定向降税政策，强化对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激励作用。实证分析表明，税收政策对装备制造业的抑制效应显著高于同期财政投资政策的激励作用，政策解读为，实施减税政策对于促进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具有更大激励作用。建议实施定向减税政策，特别是对严重依赖进口，受制于人、在行业有重大引领作用的关键零部件和重大技术装备，应给予更多的税收优惠政策，提升国产化水平，带动装备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数字化方向发展，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Kneller，R.，Bleaney，M.，Gemmell，N.Fiscal Policy and Growth：Evidence from OECD Countries[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99，74(2)： 171-199.

[2] Turnovsky， S.J.The Transitional Dynamics of Fiscal Policy： Long-Ru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Growth [J].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004，36(5)：883-910.

[3] Devarajan，S.，Swaroop，V.The Composition of Public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6，37(2-3)： 313-344.

[4] Mansfield，E.，Switzer，V.How Effective Are Canadian Direct Tax Incentives for R&D [J].Canadian Public Policy，1985，(11)： 241-246.

[5] Guellee，D.，Pottlesberghe，B.The Impact of Public R&D Expenditure on Business R&D [R].Paris OECD Working Paper，2000.

[6] 孔志峰.完善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财政政策[J] .中国科技投资，2008，(12).

[7] 张海星.振兴东北装备制造业的财税支持政策研究[J].宁夏社会科学，2008，(5).

[8] 李晶，井崇任.促进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的财政税收政策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3，(4).

Empirical Analyses of the Impact of Fiscal Policies on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ZHANG Wan-qiang1，PAN Min2

(1.Institute of Economics， Liaon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Shenyang 110031，China;2.Institute of Economics，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1， China)

Key words： fiscal policy;equipment manufacturing;market competitive power

(责任编辑：于振荣)

作者：张万强　潘敏

税收和财政政策论文 篇2：

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

摘 要：本文在回顾有关税收和经济增长关系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框架，并以此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地区税负差异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我国有必要采取措施适当降低当前的宏观税负，并对宏观税负较高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给予必要的扶持。

关键词：宏观税负;经济增长;最优税负;区域经济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家们感兴趣的问题。凯恩斯主义认为税收对产出的乘数 效应是负的，而政府购买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扩张性政策。然而，政府购买的增加却是以加重未来的税 负为代价的。所以，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仅适用于分析税收对短期经济波动的影响，而对于税收如何影 响长期经济增长并未做出明确的回答。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税收只会降低稳态的人均产出水平，但 对稳态的经济增长率没有作用，而只能在经济趋于稳态的转型路径上影响经济增长率。20世纪80年 代后期兴起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提高劳动和资本的所得税率一般会降低经济的稳态增长率。

供给学振强烈主张减税并提出了著名的拉弗曲线。他们认为，边际税率的高低与税收收入和产出 水平并不一定按照同一方向变化，因为过高的边际税率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阻碍作用，导致税基缩小， 税收收入相应减少。产生这种消极后果的机制是：高边际税率提高了消费对储蓄的相对价格和闲暇对 劳动的相对价格，从而抑制了投资，并降低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同时，高税率还将导致偷税漏税行 为难以抑制和地下经济猖獗。

拉弗曲线意味着税率与税收收入和国民产出之间存在一个最优的结合点，即最优税率或最优税 负①。应该说，拉弗曲线是符合人们对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经验认识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 当资本和劳动所得必须全部用来纳税时，资本家将不会进行投资，而工人也不会提供劳动，从而将不 可能有经济产出和税收收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拉弗及其以后的众多追随者均未能从理论上严格 证明拉弗曲线为何是这种形状。

从经验研究看，ScuHyt[1]估计了103个国家1960-1980年总税收和各种税收占GDP的比重与经 济增长的计量关系，结论是：税收占GDP比重不超过19.3%的国家经济增长率达到了最大化;而当

注解：

① 税收收入矗大化对应的税串与国民产出最大化对应的税串并不一定是一致的，例如，王书瑶曾论证过，税收收入最大化与国民产 出最大化是不相容的(王书瑶，1988)，本文着重于研究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故文中的最优税率指的是国民产出最大化对应的税率。

图1即是经济增长率γ随税率t变化的轨迹。当t <α时，经济增长率随着税率的增加而增加;当t>α 时，经济增长率随着税率的增加而减少;在t=α。处， 经济增长率达到最大，t=α即为最优税负，最优税负 取决于政府对产出的贡献份额α。

以上结论可以这样来进行解释。t<α(或ty<αy) 表示宏观税负小于由其转化而成的政府服务对产出的 贡献份额，亦即ty这部分收入由政府来使用比留在企 业中能够带来更大的产出。这就意味着政府提供的服 务是充分有效的，从而宏观税负的提高将促进经济增 长。相反，t>α(或ty>αy)表示宏观税负大于由其转化而成的政府服务对产出的贡献份额，亦即 ty这部分收人留在企业比由政府来使用会带来更大的产出。这就意味着政府税收“挤出”了企业投 资，而其提供的服务却缺乏效率，从而政府税收已经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阻碍作用。t=α则说明ty这 部分收入留在企业或转化为政府税收(并进而转化为政府的财政支出)所产生的效果是无差别的， 此时的宏观税负达到最优。应该说，这样一种解释是比较符合我们对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经验 认识的，也符合拉弗曲线的基本思想。

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考察

我们可以借助于以上理论框架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以 此验证该理论框架的有效性，从而可以将其用来作为我国财税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我们将沿着两条 路径来进行考察。一是纵向的考察，即从时间进程的角度，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整体宏观税负的变 化轨迹及其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影响;二是横向的考察，即从空间分布上考察我国地区之间宏观税负 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指的宏观税负并非是狭义上理解的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而是指由于 政府的运作给企业和居民所带来的实际负担，它大致可以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表示(即安体 富所谓的“大口径宏观税负”[11])。政府收入不仅包括预算内财政收入，还包括了预算外收入，以及各级政府及其部门收取的没有纳入预算内和预算外管理的制度外收入等。

(一)纵向考察

1.改革开放以来至1994年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的是“统收统支”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下，国营企业由国家投 资兴办，按照国家计划组织生产，并实行利润上缴制度，利润多者多缴、少者少缴、没有利润者不 缴、发生亏损者国家财政补贴，职工的安排和工资、福利也由国家决定。

这样，国营企业上缴的工商税收和利润便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国营企业在收益的分配 和处置上基本上没有任何自主权，政府基本上享有国营企业的全部盈余，宏观税率几乎可以视为 100%。在这种体制下，价格机制不再发生作用，私人资本便无法生存，而国营企业本质上是政府机 构的附属物。由于缺乏利益驱动机制，企业和职工失去了发展生产、改善经营管理的积极性，从而出 现了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的现象。这种经济体制的低效率是显而易见 的，所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就势在必行了。

1983年，财政部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全国利改税工作会议的报告》和《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 试行办法》。该办法规定凡有盈利的国营大中型企业，均按照实现利润55%的税率缴纳所得税。税后 利润一部分以递增包干上缴、固定比例上缴、缴纳调节税、定额包干上缴等办法上缴国家，一部分按 照国家核定的留利水平留给企业。

利改税的基本构想是以企业所得税的形式固定国家获取企业利润的比率，在此基础上，允许企业 自主支配税后利润，而国家财政则不再为企业提供资金和弥补亏损。虽然利改税没有根本改变国有企 业与政府的实质关系，但它第一次试图限定政府获取企业收益的权利，弱化了财政收入与企业效益状 况的关联度。

利改税推行时间不长，就遇上了财政状况连年恶化和严重的通货膨胀。为摆脱财政困境，政府从 1987年起放弃利改税，转而在国有企业中全面导入承包制。从形式上看，承包制是使国有企业从交 税退回到交利润;但从政府财政收入与国有企业盈利状态的关联程度来看，承包制延续了利改税的制 度取向，切实地推进了企业收益与财政收入的疏离。这是因为，承包制只在企业新增盈利部分保留了 按比例上交财政的分配办法，而作为承包基数上交财政的那部分收入是事先议定的，与企业盈利水平 无关。这就使国家从国有企业获取的收益被进一步租金化了。所以，承包制事实上进一步扩大了企业 的经营自由度。

由此可见，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从利润留成制、利改税到承包制，我国国有企业经历了一系 列收益分配制度上的改革。这些改革虽然各有侧重，但其共同的制度取向则是扩大企业的收益自主 权，限制政府索取企业收益的权利。

表1清晰地显示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财政与国有企业关系的这一转型过程。在1980年， 国家财政收入中来自“企业收入”(即国有企业上缴利润)的部分为435.24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 总额的37.52%。但从那以后，“企业收入”所提供的财政收入不仅在相对比重上、而且在绝对数额 上都迅速下降，而财政收入中的另一主要来源——“各项税收”的数额和比重则不断上升，到了 1983年实施“利改税”政策之后更是如此。

此外，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非公有制经济开始蓬勃发展，民营经济迅速成长，外资则通过 各种形式大量涌入。由于各种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以及没有各种“办社会”的负担，非公有制经 济主体的税负明显比国有企业轻，其发展速度也就明显快于国有企业。

总之，从改革开放以来到1994年之间的这段时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段时间 里，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国民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这一解放生产 力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为宏观税负从100%不断下降的过程。表现在国有企业，政府扩大了 其经营自主权并实行了“放权让利”;表现在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政府采取了种种优惠政策鼓励其 从无到有迅速成长起来，包括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和扶植民营经济所采取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正 是在这个宏观税负快速下降的过程中，企业和员工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能力被迅速地激发起来，作为 生产要素的资本和劳动得以有效地组织起来，从而释放出巨大的生产能力，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在1985-1994年期间，我国实际宏观税负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如表2所示)，从1985年的 49.92%一直下降至1994年的21.42%。与此同时，宏观经济呈高速增长的态势，税收弹性系数一直 处于较低的水平上。

2.1994年以来

1994年进行分税制改革确定了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并且建立了国家税务局和 地方税务局来分别征收国家税和地方税。此次改革是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税制改革。其直接目的 是为了提高两个“比重”，即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 比重。

伴随着分税制改革，预算内财政收入明显地向中央政府集中，地方财政的比重明显下降，财政集 权的色彩日益明显。同时，地方政府不能再自由选择对本地企业的税收减免;中央还加强了对预算外 资金的控制，将大部分项目纳入预算内。由于中央政府再三地任意运用行政命令重新确定分配规则， 将更多的财政负担推给地方，不确定性和不信任感便开始在这套分配体系中蔓延，地方政府开始寻找 新方法来规避中央的税收，其结果是大部分政府收入和开支脱离了预算的控制。尽管预算外和制度外 的收入在1994年的税制改革之前就已经存在，但可以说，1994年以后的财政集权使预算外收入和制 度外收入进一步扩大了。

此次改革彻底实现了国家对国有企业收益权的租金化。它将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基础从企业利润 转向企业的销售收入，使与企业盈亏无关的流转税(主要是增值税)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而把企业盈利的收益权则基本上留给了企业。由于流转税与企业盈亏无关且相对较难逃避，事实上也 使企业的税收负担趋于硬化。

另外，此次改革确定下来的名义税率也过高。其中主要税种增值税的法定税率为17%，如果换 算成消费型增值税则税率高达23%，高于西方国家的水平(西方国家大多在20%以下)。另一个重 要税种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为33%，而德国为25%，英国、日本等国为30%，美国则实行15%、 18%、25%、33%的四级超额累进税率。

1997年以后因为国内需求不振，出现了通货紧缩和经济增长乏力的迹象，我国政府开始实行积 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措施是采取扩大财政支出和增发国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其结果是从1997年开 始，税收每年增收超过1000亿元，边际税率迅速提高到20%-40%，税收增长速度大大高于GDP增 长速度，出现了学术界所谓的“税收超常增长”现象。与此同时，仅在1998-2000的3年里，政府 共增发了3600亿元国债用于政府投资。

这样，在积极财政政策和GDP政绩观的引导下，地方政府大肆进行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建 设，大量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不断涌现。从地方政府的利益来看，在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这些 工程的开工不仅能够创造GDP，而且可以通过城市面貌的改善取悦于上级和民众，何乐而不为呢?

综合以上的分析，自1994年以来，由于分税制改革导致地方政府财政紧张，各种预算外收入和 制度外收入有所扩大。而在积极财政政策和GDP政绩观的引导下，地方政府为了创造更多的GDP投 资了大量的建设项目。为了满足各项开支的需要，地方政府不得不加紧通过各种税收和非税收手段来 取得收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宏观税负开始从下跌趋势转为上升趋势，而经济增长则出现放缓的 迹象，税收弹性系数也从不足1急剧上升到2以上，1999年达到了3.23的高峰。同时，由于消费长 时间不振，这段时间的经济增长也体现出政府主导的特征，民营经济的增长速度较为缓慢。由此可以 看出，我国已经出现了税收阻碍经济增长的现象。而更为严重的是，由于CDP政绩观的流行，地方 政府的商业化和与民争利的趋向开始显露出来，“攫取之手”取代了“援助之手”[12]。

(二)横向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采取“梯度推移论”的非均衡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优先发展东部沿海 地区，然后逐步向中、西部地区推移。这一策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结果是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 远高于中西部地区。截止2001年，全国GDP的51.2%分布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经济总量也将近 占全国的1/3，而西部12个省的GDP仅占全国的17.1%。从资本形成来看，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 年，东部资本形成的规模是中部的1.6倍、西部的2.7倍。改革开放以后，东部资本形成的比重逐年 上升，而中西部则逐年下降，且这种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逐年递增。截止2001年底，东部资本形成 总额分别是中、西部的2.5倍和4.1倍，东、中、西部的资本形成规模与1978年相比则分别增加了 51.3倍、32.9倍和33.9倍。

在这个过程中，东部地区所享有的各种优惠政策，尤其是税收优惠政策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由于 税收优惠政策的力度呈“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经济开放——内地”逐步递减的格 局，各种各样的税收减免政策使东部地区在吸引外资和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例如，为了鼓励外 商投资，我国长期以来对外商投资企业给予了众多税收优惠，而东部地区集中了大量涉外企业;再 如，我国的关税政策对特定的经济区域，如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给予了特定减免，从而增强 了那些地区企业的竞争力。由于拥有各种税收优惠减免政策，据测算，1988年东部地区税收减免收 入约占全国减免税总额的57.9%，中部地区约占34.1%，而西部地区仅占8%。

由此可见，税负降低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是相当显著的。深圳市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经 济改革的试验田，深圳市享受国家给予的一系列特殊政策，包括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等。在 各种优惠政策的扶持下，从1979年到1996年，深圳市的GDP以年均30%以上的速度增长，远远高 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其税收收入也从1980年的不足3 000万元增加到1997年的160多亿 元，年均增长40%以上。

在改革开放初期优先发展某些地区的经济是有必要的;但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政 府开始转而寻求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其代表性的主要措施是1999年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

然而，尽管为了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也采取了不少措施，包括增加对西部的转移支付和基础设施 建设投入等，但总的来看实施效果远不如改革开放初期对东部地区的开发。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当然 是多方面的，但西部地区宏观税负偏高恐怕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按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看，“九五”期间全国的平均值为16.79%;其中，西部地区平 均为18.36%，东部地区平均为17.44%，中部地区平均为14.91%;西部地区的宏观税负比东部高将 近1个百分点，比中部高3.5个百分点。

如果考虑中央政府对各地区的转移支付和对生产单位的补贴，由于中、西部得到的补贴相对较 多，东部地区得到的补贴相对较少，以生产净税额来看，1994-2001年，东部地区生产税净额占 CDP的比重平均为14.16%，中部地区为12.50%，西部地区为13.37%，西部地区比中部地区高 0.87个百分点，比东部地区仅低0.79个百分点。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其能够承担的税负也就越高。我国东部和中部 地区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企业效益比较好，可以承担的税负水平理应较高，但其实际税负并不比西部 高。西部地区由于相对落后，收入水平低，企业效益较差，可承担的税负水平也应该较低，但其实际 税负水平却不低。这种税负分布状况不利于西部地区吸引国内外投资，从而不利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 实施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四、结论与相关政策建议

本文构建了一个简单的模型，并以此作为理论框架对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 考察。我们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从纵向来看，改革开放的各项政策有效地解放了生产力，促使我国的 宏观税负迅速下降，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自1994年的税制改革和1997年实行积极财政政 策以来，我国的宏观税负出现了明显的反弹，并且在GDP政绩观的影响下，一定程度上甚至出现了 地方政府商业化和与民争利的趋向，从而对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利。按照本文提出的理论框架来 看(如图1所示)，我国的宏观税负长期以来一直在t>α区间内运行，改革开放使得宏观税负向t =α的最优税负趋近，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1994年之后，我国的宏观税负开始出现远离最优 税负的趋势，经济增长速度也开始下滑。从横向来看，由于改革开放初期东部地区拥有更多的税收优 惠政策，宏观税负较低是东部地区发展速度远高于中西部地区的重要原因;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之 后，由于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而其宏观税负与东、中部地区相比并无优势，西部大开发战略 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为扭转当前宏观税负上升和地方政府商业化的趋向，本文认为我国应彻底摒弃CDP政绩观，切 实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有效改革对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扼制地方 政府扩大财政支出的冲动，并引导财政支出优先流向有关国计民生的项目，如教育、社会保障等。

必须注意到，如果不能有效改革对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机制，而仅仅简单地采取降低名义税率的 做法并不能从根本上降低宏观税负，因为地方政府仍可以通过加强税收征管力度和扩大预算外收入和 制度外收入来取得收入。不过，由于当前我国的名义税率过高，适当降低名义税率，推进增值税和内 外资企业统一所得税等改革也是有必要的。

至于财政分权制是否合理，笔者认为应将其纳入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制度乃至整个行政管理体制 的框架下进行考虑，单纯地比较财政集权和财政分权的优劣并无意义。如果财政分权制有益于形成高 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则财政分权制便是合理的，反之则是不合理的。当前我国财政分权制存在的主要 问题在于难以解决财政分权与行政集权的矛盾，即在分权的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仍然只对上级负 责，而不是对当地的民众负责，当地民众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力相当有限。特别是在GDP政绩观 的影响下，地方政府倾向于扩大财政支出以取悦上级，甚至不惜损害地方的长远利益。所以，我国财 税体制改革应放在整个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框架内来考虑，而不应照搬西方国家的模式(如美国的 财政联邦主义)，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应由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来决定。

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上，应对那些宏观税负高而经济发展落后的省份予以适当的扶持(不一定 笼统地进行“西部大开发”，因西部也有经济发展处于比较良性状态的省份)。为此，有必要对现有 的转移支付制度进行完善，并探讨为部分经济发展落后的省份提供税收优惠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当然，降低宏观税负，促进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在于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而为了实现政府职能的 转变，应对政府各部门进行合理的定位，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精兵简政，缩减行政管理 费用开支，防止各种缺乏效益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的泛滥。此外，中央政府在财政收支难以平衡的 情况下，也可以考虑适度向中央银行借债(相当于征收铸币税)，而不一定过多地依赖于税收收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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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Olson, Mancur. Dictatorship,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J].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3.

(责任编辑：韩淑丽)

注解：

①　采用铸币税对资本和劳动供给的影响较小且没有征税成本，当然，其缺点是导致通货膨胀。但如果通货膨胀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则采用铸币税将是敌集财政资金的更好手段。

作者：郑振儒

税收和财政政策论文 篇3：

中外供给侧改革的比较及借鉴

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15年12月21日在北京落下帷幕，“供给侧改革”已成为当下中国政经语境中最热的词汇，同时也表明中国宏观调控思路正在发生重大转变，从以往的偏重需求侧调控转为偏重供给侧调控。然而，供给侧改革的认知与执行实施可能出现偏差的风险，且在供给侧改革推进中，存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有效策应可能不足的风险。因此，梳理总结历史成败得失经验，对于当下宏观层面争论犹疑不休、试错思维的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其借鉴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中外历史上供给侧改革以里根、撒切尔时期所推行的改革最为著名，同时也对中国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美国里根时期的改革举措及影响时代背景

二战结束后，美国的经济政策表现为国家对经济运行施加有力干预，锚定需求端调控，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而动，而不再以过往的预算平衡为主要目标。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为美国带来了一段经济的高增长时期，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起，凯恩斯经济政策的弊端逐渐凸显，尤其是联邦政府对自身的财政收支状况开始失去控制，政府的财政预算也逐渐转变为为了达到充分就业水平的财政收支，长期的非自偿性的财政赤字已经不能靠增加税收和周期内的预算平衡来补偿，于是政府开始增加货币供给量，扩张信用支出来弥补赤字，在70年代初，美国就承受了比例极高的通货膨胀和失业，也就是所谓的“滞涨”。然而当时几届政府仍然运用管理需求的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干预，尼克松试图以扩张性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反而导致通货膨胀加剧，福特为了治理通货膨胀使国民经济呈现负增长，卡特为了解决高失业率却也助长了通货膨胀，凯恩斯的这套理论似乎已经无法将美国经济从滞涨的恶性循环中解脱出来。

伴随战后技术革命创造的新产品，社会生产量扩大，市场趋向饱和，日本等国家在家用电器、电子产品方面又后来者居上，占领了世界市场包括美国市场中的大量份额。同时，为了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美国资本开始向世界扩张，寻找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而国内的传统工业，汽车业，钢铁行业利润低，更没有人愿意去投资改造这些传统工业，从而导致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削弱了传统工业的竞争力，生产水平发生停滞。70年代两次石油冲击导致原油价格急剧上升致使整体物价上涨，国内的财政开支也在迅速扩大，再加上为了维持低利率而扩张的货币政策，导致了极高的通货膨胀，这也严重侵蚀了企业利润，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不仅没有起到效果，反而被指责为滞涨的罪魁祸首。

在美国，反对凯恩斯的派别中最有声势和影响的可以说是新保守主义学派。他们一方面提倡保守主义的小政府，少税收的理念，一方面也尽量不触动大众社会保险和医疗等福利问题，主要观点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减少政府干预为主。在这一类声音之中，也有持不同意见的学派存在，如供給学派侧重以减税的方式鼓励投资，而货币学派则从货币对经济波动影响的视角出发，反对政府以货币政策干预经济运行。而里根在上台执政之初，他的智囊团中包含了货币学派，供给学派和这两派折中的人物。

改革内容

调节税收政策，大规模削减个人及公司所得税。1981～1984年，联邦政府开始全面削减个人所得税，在此期间，最低税率与最高税率从原来的14%和70%，分别降为11%和50%，1986年，联邦政府启动新一轮税改，改革后税率由此前11%至50%的十五档，简化为15%，28%两档，另对高收入者征5%的附加税。考虑到由于高通货膨胀的存在会导致因为通货膨胀使收入提高而进入更高的纳税等级，导致实际收入进一步下降的情况，1985年开始个税缴纳的基础变为扣除掉消费物价上涨因素后的实际收入。同时新税法将个人实际免税额从1949美元提升到2480美元。在资本、利息和遗产等方面的税率也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另外在企业税方面采取了加速折旧的办法，大大缩短了大部分固定资产的折旧年报，同时缩减了公司所得税的征收税率区间，从15%～46%转变为20%～34%，对于不同的企业投资还会有不同的纳税优惠。里根政府计划减税额度每年都在大幅扩大，试图以减税增加供给，提高储蓄率达到刺激经济的目的。

减少政府对企业的限制。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政府对于企业的各种干预不断增多，供给学派认为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社会能够有效地生产和分配消费者所需要的产品。政府干预越少，私人的经济运作会越有效率。大量的管制与规章制度不仅增加了企业的非生产性开支，使得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生产成本变高，同时也增加了政府开支。里根政府在1981年对工商企业活动管制规章的改革订立了五条政策原则，随后根据这五条原则又制定出供给侧改革实践遵循的十项指导方针。其中内容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当制定一个规章，不仅要考虑它对社会的好处，而且要计算为它付出的代价，不仅要考虑局部的利益，而且要考虑对整体社会的影响;其二，重大项目必须经过证实的“管理影响分析”程序才能作出决定。在制定保护健康、安全和环境的规章时，必须以正式的“风险分析程序”的科学鉴定为依据;其三，规章管制的对象应当是实际效果，而不是生产效果的中间过程;其四，一般情况下，政府不应该对企业的开始和经营方式、产量和物价等经济现象施加管制。

削减联邦非国防性开支。由罗斯福首开的福利保障的先河，使得福利开支比重逐年增加，到70年代末，政府的福利支出已经占财政总支出的一半以上，里根政府决定对福利制度进行改革。其中主要包括削减对抚养未成年儿童家庭的补助项目，减少在医疗补助方面的补贴，取消在食品方面通货膨胀相应的补贴调整，在住房方面住建增加租赁者交付的部分房租份额，取消大部分联邦建房补贴。里根政府一系列的对福利项目的削减开支和补贴减少了联邦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他们认为这种福利的削减并没有损害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反而减轻了加在美国纳税人头上的沉重负担。

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里根在上台后实行的货币政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1981年到1982年中期实行严格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来抑制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一年规定的M1增长指标是3%～6%，而实际上只有2.1%，与此同时，这两年间的联邦储蓄银行贴现率极高，甚至在1980年底商业银行的利率甚至高达21.5%，但是由于严格的紧缩政策不仅压制了通货膨胀同时也限制了经济增长。从1982年底到1985年间是货币政策的第二个阶段，首先，经过多次缓慢的贴现率下降调整刺激了经济的回升，同时联邦储备委员会对于货币供给量的控制也自从1982年底开始逐渐放松。

增加国防开支。在里根总统执政以来，连年大规模增加军费，把扩军放在国内政策的优先地位。从联邦政府的实际财政开支来看，国防开支从1980年占财政开支的23.6%增长到1985年的26.8%，而其实际数额增加了将近一倍之多。但是国防开支对于国民经济的刺激作用远远大于成本，美国的国防采购包括购买耐用品，非耐用品和劳务三个部分，其经过政府采购和订货的方式转入私人企业部门对于经济复苏起到了很大作用。

改革效果

里根的政策抑制了通货膨胀，虽然在1981和1982年造成了严重的危机，但是通货膨胀率有效的降低并且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之间，与此同时利率也下降到一个较低水平，通过紧缩的货币政策对消除通货膨胀预期心理起到了初步效果，反通货膨胀的政策成功有助于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其次，增加国防开支、放松企业管制等政策导致经济逐渐回暖，减税虽然没有刺激到储蓄也并未增加政府收入，但是提高了个人可支配收入，消费者的市场需求扩大逐渐带动各个部门生产复苏，同时对于投资的优惠和加速折旧的限制给传统资本密集的重工业等行业带来沉重打击，不过像电子计算机，零售广告业等行业却受到刺激而发展迅猛，有助于美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大量的国防开支对于国防有关的工业也起到积极作用。

另外，改革也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里根政府大量的国防开支不仅使其军事力量大幅度提升，并且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其中最为重要的可以说是科技相关产业，国防技术依赖先进的科学技术条件，而政府对于国防的开支中有一项专门用于科学技术的研发，高科技的产生不仅带动了军事工业部门发展，技术也开始逐渐向民用部门转移，使得美国高新技术领域创新日趋活跃(图1)。

隐患与评价

里根政府在上台后虽然经历了短期经济危机，紧随着通货膨胀的见底，经济也逐渐走上正轨，不过同时也伴随着不少问题。

首先，财政赤字十分严重，由于政府采取了大量的减税和增加国防开支的政策，导致财政赤字大幅度上涨，不同于英国同时期撒切尔政府通过将国有企业私有化来平衡预算，美国不具有这样的条件，在里根执政的8年之中，美国的财政赤字累计达到16673亿美元，是以前历届总统积累赤字的1.8倍。为了同时保证控制通货紧缩货币量，政府只好通过举债还弥补赤字，也使得美国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

其次，美国较低的储蓄率不能弥补巨额赤字，所以不得不维持较高的利率水平吸引外资，高额的利率同时导致美元升值，美国的外贸逆差从1982年的427亿美元上升到1985年1446亿美元，即使是原先平衡国际贸易的高技术产品出口也逐渐失去优势，整个商品贸易逆差都在急剧增加。

另外，在里根的执政期间，家庭收入差距拉大。从平均水平来看20世纪80年代个人收入平均增长率为1.7%，然而其中不同家庭的收入增加比率相距甚远，最上层的1/10家庭收入平均提高16%，而最下层的1/10家庭的收入下降14.8%。而里根时期的税制改革使得不同阶层的群众受益悬殊，10%收入最高的纳税人平均税额下降6.4%，而10%收入最低的纳税人平均税额却上升了20%。同时福利体制的改革对于贫困公民资助减少而对高收入人群间接保护，扩大了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在里根政府政策实施的前几年，减税并没有带来其预想的结果。从理论上来说，供给学派认为减少税收人们的收入会增加，那么用于储蓄部分的额度将增加，从而促进投资，然而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却面临着不同的现实情况，由于政策实施前几年面临着严重的滞涨，高涨的物价带来的通货预期压制了消费需求，而里根政府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带来了下降的通货膨胀预期，人们将由于税收减少获得的额外收入没有用于储蓄而用于消费，同时紧缩银根的政策导致利率上升，前两年的政策对于经济形势并没有取到好的效果反而使其陷入更深的危机，减税将政府的需求间接的转化为私人对于市场的需求，单纯的减税并不能刺激经济回暖，集中在第一部类产品的政府需求相对于同等数量的集中在第二部类的私人需求来说对于经济的拉动效果会更大，迫于税收改革后严重的危机以及外界对于政府的压力，其也在1982年后开始放松减税的程度，甚至税收有所增加，在货币政策方面虽然整体紧缩但是程度也有所转变，似乎又渗进了凯恩斯主义。不同于英国坚定的减税政策和紧缩的预算法案，美国反而依靠加大财政支出(主要为国防支出)来刺激经济增长，同时期的撒切尔政府可以凭借私有化国有企业来弥补财政提高企业效率一举两得，然而里根却只能大幅度举债支持一些传统企业和扶持新兴企业发展，虽然从现在看来，在那一时期美国出现的新科技企业如今也是大放异彩，不过就当时来说，巨额的财政支出让其负债累累，虽然刺激了经济，但是也留下了许多隐患。

英国撒切尔时期的改革举措及影响时代背景

与美国情况类似，二战后英国政府同样以国家干预的需求调控政策代替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失业率、通胀率、经济增速和国际收支成为政府经济工作的主要调控目标，国有化政策、福利国家和充分就业成为两党共同的价值取向，被称为“共识政治”。

然而國家干预的需求管理和英国战后的四大经济目标是存在矛盾的：首先，充分就业和物价的稳定是很难在短期内同时实现的。为了提高就业率就要提高货币供给，刺激投资和消费，就业的增加会使工资水平维持在高水平上，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导致物价上升;其次，经济增长一部分是靠投资的持续增加，为了保持投资就要使利率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或者增加货币的供给量，这会导致信贷扩大而出现通货膨胀的隐患;另外，与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英国的劳动生产率较低而工资成本高，充分的就业导致实际工资率上升，商品成本上升，这会严重影响国际收支平衡。

在需求管理的政策下，英国的经济出现时好时坏的状态。英国政府采用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的“相机抉择”政策，通过这种政策，刺激需求时可以减少失业，而抑制需求时可以缓和通货膨胀，而且英国政府利用反复变化的政策，时间间隔越来越短，本来用以实现经济长期稳定的政策变成了短期的补偿性财政政策以消除经济波动，而这种恶性循环下，不断扩张的财政政策造成严重赤字，政府只能举债或印发钞票弥补，进一步导致通货膨胀。

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出现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滞涨”危机，而对于这场危机，凯恩斯主义可以说是毫无办法。凯恩斯主义从宏观上和需求机制上揭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问题，但在微观和供给机制上还停留在马歇尔的局部均衡理论阶段，该理论认为无论是产品市场还是劳动力市场，都会在竞争中达到均衡水平。然而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垄断使得产品和要素价格不能调整而出现过渡供给，超出市场出清水平的过高工资和价格会造成劳动力供给和产品生产过剩而导致滞涨。

改革内容

反通货膨胀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贯穿了整个撒切尔政府时期，新自由主义认为政府任何对于私人企业的干涉都是短暂的，政府的主要宏观政策目标应该是控制通货膨胀，从而为市场的正常运转提供一个长期稳定的环境。

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货币政策方面大幅度提高贷款利率，从1979年开始贷款利率由12%增加至16%来紧缩银根，控制银行贷款数量。在财政政策方面严厉削减公共部门借款。在税收政策方面减少了直接税，1979年基准税率由33%降到30%，最高税率从83%降低到60%，而增值税统一由8%提高到15%。在1985～1988年，政府多次降税，到1988年基准税率降低到25%，最高税也只有40%。同时将广义货币总量英镑M3作为货币增长标的。其目标是通过减少货币供给量来降低通货膨胀。由财政预算目标可以看出当时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心。虽然现实没有达到预算的这么低，但是也从20世纪70年代的平均13.6%的水平降低到1982～1988年的平均9.5%的水平。

推进私有化。对于国有企业对于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撒切尔政府采取了私有化的解决方式。私有化的目的是要扩大市场调节范围，强化竞争，来避免政府干预时所造成的效率损失。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竞争力，也为政府带来了可观收入。

削弱工会力量。纠正劳动力市场扭曲，打破工会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垄断地位，代之以有效的市场机制。在1980、1982、1984、1988、1990年五度制定、修改就业和工会法案，并且不惜用警力对罢工进行镇压，与此同时改革工资制度，以利润共享工资制代替了固定工资制。

改革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在社会保障方面，英国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过分强调国家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导致社会保障为满足需求成本过高，而且资源并没有分配到需要的指向群体去。对此，英国政府将市场原则引入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领域，对公共住房制度、国民医疗保健制度、养老金制度和失业救济制度进行具有市场化倾向的改革，甚至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调整区域政策。二战后英国的区域政策没有缩小其区域型经济差距，反而随着受援区范围和补助种类的增多导致政府财政负担的增加，而企业的选址控制不仅没有让受援地区得到发展，反而造成南部繁荣地区产业空心化。对于这些问题英国政府对区域政策进行调整，保守党政府不再认同以前的观点，将区域政策的主要目标定位于减少就业机会在区域发展上的不平衡，同时，衰落地区的就业机会少是因为供给方的刚性和市场失灵引发的微观不平衡结果，从而取代以前的投资补贴和控制等国家强制干预手段，以鼓励和挖掘区域经济潜力，实现地区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减少政府干预和财政的援助量，化解城区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的矛盾，制定和实施区域政策的主体变得更加多元化。

改革效果

经济增速回升，通胀水平得到有效控制，财政收支趋近平衡。1982～1990年，英国经济实现年均3.1%的增长速度，同期来看在可比国家中属于较高水平;通胀率则下降近20个百分点，在1986年达到2.4%的水平;财政赤字有效改善，1988年开始出现财政盈余(图2)。

微观的改革尤其是私有化的努力，让减税和削减公共开支成为可能，私有化使政府获得大量的财政收入来弥补赤字，使得英国的经济自由度提高，加强了企业内部的动力机制，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工会的权力被削减，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也提高了。

隐患与评价

然而，撒切尔政府在实行紧缩货币政策的开始时期废除了汇兑管制，导致M3有巨大的上行压力，为了稳定货币供给量，财政部只能提高英镑利率，从而导致英镑汇率坚挺，大大降低了英国制造业商品的竞争力，造成就业机会严重减少，失业率居高不下，高水平的失业率需要政府支付更多的救济金而导致实际的政府借贷增加。而持续走高的失业率直到1986年才停止增长。在这一时期中，英国的经济增长包括制造业增长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很可能是以大规模失业为代价的，然而撒切尔政府并没有创造足够的就业来吸纳这些失业人口。

在撒切尔政府上台伊始，经济并没有预想的那样回暖，反而出现更大幅度的衰退，这一时期的衰退很有可能是由于这几年期间过于严厉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上这一时期存在的石油税收导致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致使英国的竞争力大幅下降。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断定80年代初英国的经济衰退是由于撒切尔政府的经济政策引起的。然而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1981年的預算案同样采取了严厉紧缩的财政政策，这可以说是保守党政府经济政策发展的里程碑，通过拒绝凯恩斯主义者再膨胀的要求，避免撒切尔政府的经济政策发生U型转弯，在政治上这个预算案正面回应了所有保守党的反对派，而历史也证明其成为了英国80年代经济增长的转折点。撒切尔政府另一方面将经济政策的重心由宏观方面转向微观方面，促进投资和促进劳动力市场运转的政策比总需求层面的变化更加重要，其私有化的政策为削减公共借款和开支手段成为可能，也只有削减了公共支出才能真正的让减税成为可能，同时，私有化也解决了由于财政紧缩而引起的企业界普遍存在的投资不足的问题，提高了企业生产效率和竞争力，也为撒切尔反工会的政策打下了基础。对于工会的连续立法决定性地改变了工会及工会会员的法律地位，并打破了工会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垄断。《英国通史》将撒切尔的经济政策总结为以货币措施来控制通货膨胀、调节经济为中心，加以进行私有化改革，削减福利开支，打击工会势力。这一套改革政策虽然不能恢复英国往日在世界上辉煌的地位，但也逆转了英国在经济上下滑的趋势。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代背景

在过往几十年中，中国抓住了国际低端制造业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充分利用了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低廉的优势，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尤其近些年，我国的投资率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处于高位，外贸依存度也比较高。

但是如今面临着来自国内和全球的双重减速压力，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面临着显著的难题，这些年来的高速增长可以说是后发经济体在一个特定追赶时期的增长形态，得益于方方面面的优势，比如要素成本优势，全球化开放红利以及后发学习模仿优势等，中国的经济增长保持了多年的快速追赶先进经济体态势。而随着中国与发达国家差距的缩小，经济增长的边际变化也在不断减小，人口红利隐去，老龄化问题逐步显现，使得我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逐渐失去，长期的粗放型发展也对资源和环境带来了巨大影响，伴随资源能源的约束收紧渐渐提高了企业的成本，以及近年来明显下降的投资回报率和低迷的国内需求都对经济带来下行压力。

与此同时，复杂的外部环境同样给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考验，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美国家普遍复苏乏力，新兴经济体增长步伐放缓，国外消费市场萎缩，欧美国家利用危机形成的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的机会重振制造业，实施再工业化，对于我国的投资和出口造成一定挤出，以及频频出现的中国出口贸易摩擦，也使得中国以欧美日需求驱动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模式难以长期持续。

主要問题

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中国近几年经济增长率呈现放缓态势，但资本存量的增速却在提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资本生产率在0.4%到0.5%之间，到2013年降到了0.3%以下，而边际资本生产率的变化更快，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0.4%到2013年只有0.14%，大量的投资在短期内或可刺激经济增长，但当消费增长落后于投资增长亦或是存在结构上的不匹配就会阻碍经济增长，不仅浪费资源配置，增加环境压力，也带来很多隐患。

产能严重过剩。以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一旦在需求方出现紧缩，就会导致在产业链方面引发产能过剩的问题。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产能过剩的问题也十分显著，在某些产业内，产能过剩已经达到了峰值，同时，产能过剩问题在中低端传统产业产品方面十分严重，而高端产品结构性有效供给却不足。这种现象也类似地发生在房地产行业中，中国三四线城市房地产投资严重过剩，面临很大的房价下跌风险，而一二线城市房价疯狂上涨，泡沫较大。

产业结构问题。产能过剩问题只是产业结构问题的一部分。首先，我国的农业结构有待优化，农产品价格虽在国际上存在一定优势，但一直以来质量问题堪忧，其次，第二产业总体处于浅层工业化阶段，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很低，很难在产品的品质和差异化竞争中取得优势，多数是靠低成本来维持收益，同时不合理的结构特征导致一些传统产业产能过剩而高技术产品短缺，很难在以后的国际贸易竞争中立足。最后，我国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第三产业所占GDP比重很不合理，产业的组织规模、管理水平都与国外服务业差距较大。

企业成本增加。利润永远是企业追求的目标，然而逐渐增高的劳动力成本，财务成本，土地成本以及管理费用，使得本就下滑的营业收入继续压缩利润。我国企业某些方面的经营成本甚至高于高收入国家。不仅如此，历年有关部委的调查显示，中小企业经营集中反映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税收负担和社会保障负担比较重。此外，企业经营状况也表明，除了法律规定的税种之外隐性费用支出也较多。高额的成本降低了企业扩大再生产的内生动力，甚至会造成企业入不敷出、产生亏损，继而可能引发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

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新供给经济学着重从供给面发展实体经济，促进就业，这种理念对于中国有重要的意义。古典，新古典和凯恩斯经济学皆有所成却也出现失误，主要在于暗含“供给环境”的假设，偏重需求，忽视了供给。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现今也遇到发展中的矛盾，不得不转向一个较少依赖出口和投资的发展模式，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单一实施都难以有效解决现状中的突出问题，而且随着上一次扩张性财政刺激的安全空间收窄，以及将来势必增加公共建设和社会保障支出，财政负担或将会迅速增加，如果能够有效调节供给，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将会事半功倍。

改革内容

货币政策“灵活适度”。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2015年进行了五次降息和降准，货币政策可能延续相较放松的环境，以防止经济的惯性下跌。金融方面的改革，主要在于：放开存款利率上限，完成利率市场化，积极推进民营银行的设立，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启动深港通，降低外资投资门槛，松绑境内外投资限制，设立更多的自贸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金融改革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为前提，从数量调控框架向利率调控框架转变，目的在于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财政政策稳中有变。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变调，保持公共支出力度，继续减轻企业负担，同时也要推动财政政策的结构性改革，要对财政政策的行为进行调整，比如鼓励企业的兼并重组，将政策的重心放在公共消费上，适度扩大财政赤字规模和动用以前年度转接资金，扩大公共支出，保持政府的适度投资规模，保障民生。2015年全国一般预算赤字较上一年增加2700亿元，其中主要在农林水利，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民生方面有较大的增长支出安排;同时推进结构性减税的普遍性降费，推进增值税改革，完善消费税制度，加快资源税改革，建立环境保护税制度，加快房地产税制改革，进一步切实落实税收优惠政策，推进收费清理，取消，减免收费项目，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比如对于取消停征的收费规定进行督察，下调工商业用电价格，降低铁矿石资源税收征收比例等等;此外加大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力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将盘活的财政资金重点投向民生改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同时保持一定的政府投资规模，发挥好引导作用，调整优化安排方向，进一步减少竞争性领域投入和对地方的小、散项目投资补助。

调节产业结构。一方面对于过剩产能消化，另一方面促进产业优化升级，通过企业关闭、重组，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国企改革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政策，目前国企改革的方案涉及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员工持股，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等形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推动国有企业调高效益和效率，完善企业治理机构。其次，对于一些传统的产能过剩行业可以通过扩张外需来进行消化，一带一路周边的多数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都相对落后，而中国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以及成熟的技术，通过与周边国家进行合作可以有效化解部分过剩产能。

发展新兴产业以及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在2012年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以及新能源汽车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同时对于服务业，采取在财政资金上给予适度的奖励，在行政收费上一律收取下限额度，简化连锁经营企业的证照办理手续等一系列的鼓励措施。

降低企业成本。如今面临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要激发实体经济活力就必须降低企业成本。其中包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为企业松绑，转变为企业提供必要的服务方面;正税清费，把有税收性质的收费基金项目并入相应税种，取消政府提供普遍公共服务或体现一般性管理职能的收费项目;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既要考虑职工利益也要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降低电力价格，通过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2015年推出执行了很多关于见证放权的工作任务，将降低企业成本落到实处。

推动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城镇化的过程是农民转化为市民的过程，不仅意味着消费观念和消费结构的升级，释放内需潜力，同时也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可以打破城乡之间的壁垒，带动住房，家电等消费。此外，中央也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深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发展农业产品深加工，提升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强化农业科技创新驱动作用，着力加强设施建设和配套服务等措施，推进农业现代化。

(作者单位：东方证券研究所)

作者：孙金霞　王仲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