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行税收制度

中国现行税收制度（精选8篇）

中国现行税收制度 篇1

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并不完全符合我国国情、适应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现状，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我国税收制度正在不断完善，论文从税制结构、立宪、环保3方面分析了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我国税收制度经历了数次改革，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现行税收制度仍存在着一些缺陷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一、税制结构的缺陷

（一）税种结构不科学

经过多次税制改革，我国已经形成了以流转税、所得税为主体，以资源税、财产税、行为税为辅助税种的多层次、多环节的复合税制体系，且现行税制已经实现了与世界接轨。

但是，从主体税种的收入上看，所得税收入近几年仅维持在20％的低水平；流转税（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近几年一直维持在近70％的高水平。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在充分发挥收入功能、保障税收大幅增长的同时，也弱化了所得课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此外，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薪阶层，而来源高收入者的比例还很低。2002-2004年，来自工资、薪金所得项目的个人所得税收入占当年个人所得税总收入的比例分别为46.35％、52.32％、54.13％，3年平均为50.93％。据统计，2001年中国7万亿元的存款总量中，人数不足20％的富人们占有80％的比例，其所交个人所得税却不及总量的10％。如今，这一情况并未得到改变。

（二）主要税种存在的问题

以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为例：个人所得税是我国税制结构优化中应该格外注意的一个税种。对于我国个人所得税采用分人、分所得项目分别征收方法，不同项目之间的税率不同，税负轻重不一，存在问题很多。在整个税制结构中，个人所得税是纳税人偷逃税范围最大、各方面干扰最重、征收难度最大的一个税种。而增值税的主要问题突出表现在增值税的设计与征管环境不配套，致使偷税、避

税、逃税现象大量存在。从我国目前的法制建设水平和税收征管环境状况看，增值税征管成本较高，税收损失严重。

（三）税负结构不合理

与大部分国家实行的消费型增值税相比，我国增值税的税负设计明显偏高，个人所得税税负设计虽然不算高，但由于税收级距较小，实际起到的调控作用倾向于一般收入水平者，边际税率水平显得偏高，从实际税负水平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税收收入占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

产业税负不公平，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不相适应。现阶段，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中，在国民经济发展的结构变化中，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比重下降，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

（四）征管方面不合理

我国现阶段的税收征管环境不完善，征管手段落后，征管人员素质偏低。

自1994年新税制运行以来，随着征管模式的变革，各地都在征收管理上下了不少功夫。但是从实际运行状况看，许多地方还停留在征管大厅的建设层面，计算机的配置既不能满足需要，使用效率也不高，在税收干部队伍中，征管人员能力偏低，征管过程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扭曲现象。由于各级政府存在着事权与财权的划分，过于关心本级政府能使用的税金的现象普遍存在，越权减免税、截留、拖欠中央税收，鼓励多入地方金库的做法相当普遍，从而使现行税收管理体制的正确执行大打折扣，税收弱化问题相当严重。

二、税收立宪的欠缺

目前我国宪法中只有第56条对税收进行了规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从税收立宪的起源及其本质来讲，税收立宪重在规范国家征税权、保护人民的基本财产权和自由权，而我国宪法的这一条规定显然是从维护国家权利、保证人民履行义务的角度出发的，很难说我国已经进行了税收立宪。

我国宪法关于税收立宪的缺失导致了我国税法领域行政法规占主导，而法律

占次要地位的局面，这一立法现状在世界各国都是罕见的。在我国加入WTO、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潮流之时，大力加强税法领域的法治建设势在必行。

三、环保设计的缺陷

我国现阶段补偿环境侵害、调节污染者行为、筹集防治污染资金主要是通过排污收费制度现的。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一些污染企业为了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千方百计逃避监管。排污费的征收主要是集中于大中城市的企业，大量小型企业和非企业污染主体，由于涉及面广，监控难度大，缺乏有效的监管。排污费的征管主要由地方环保部门负责，实施环节缺乏有效的监督。

目前资源收费政策着眼于微观环境，征收主体偏重于国有大中型企业；收费标准低，征收面较窄，渠道单一；征收管理混乱，主管部门职能交叉，部门利益冲突严重。

我国目前的税制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已不能与我国日益发展的经济形势相适应，我们应认真研究当前的问题及形势，从而扎实有效地完善我国现阶段的税收制度。

环境税发展才刚刚起步，严格说来，还不存在真正法律意义上的环境税。与环境有关的税费有消费税、车船使用税、资源税、城市建设维护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现已暂停征收）和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在资源税方面，其性质被定位于一种级差调节手段。一方面资源税的计税依据是销售量或自用量，而不是开采量，客观上鼓励了企业对资源滥采滥用，造成了资源的积压和浪费。另一方面，税率过低，税率之间的差距没有拉开，缺少以引导资源的合理利用为目的的专门税种，消费税的征收范围过窄。优惠措施注释单一，主要限于减税和免税，受益面比较窄，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影响了实施效果。

中国现行税收制度 篇2

关键词：现行税收制度,会计核算,缺陷,对策

长期以来, 我国的大多数企业所实行的都是财务分配以及分散合作的制度。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 这种制度还能够适应于企业的运行。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这种制度就暴露出自身存在的缺点, 现行税收制度下指的是纳税人只有在做出了税法规定的应税行为的前提下才会被要求对相应的税收进行缴纳。企业会计核算在现行的税收制度下主要是核算企业获得的收入以及日常的支出。只有依靠科学的会计核算相关技术来有效地完成企业的收入以及支出的相关工作才可把会计核算所拥有的强大作用有效地发挥出来。

一、现行税收制度下企业会计核算存在的缺陷

(一) 会计核算缺乏足够的执行力度

企业如果在现行税收制度下进行会计核算工作就会将企业原来对资金进行分散管理的状态改变, 最终就可以做到对资金有效地进行统一管理, 最终集中支付这些被统一管理的资金。可是企业当中因为还不存在比较健全的会计制度, 主要是我国大部分企业都未将各部门所获得的收入以及日常支出全数纳入核算管理当中。这就很容易造成预算不能够有效地控制以及约束支出, 最终就会导致企业的会计核算力度不够的这种不良现象出现。

(二) 政府部门没有控制好企业的会计核算

我国的相关政府部门在现行税收制度这种背景下没有做好有效监控企业会计核算的这一工作, 虽然一些相关政府部门能够做到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企业的会计核算, 可是大部分的工作内容都只是流于形式。许多相关部门对于企业的会计核算所采取的主要态度依然是时候监督, 没有将这种事后监督有效地转化为对全过程以及全方位进行有效监控。同理, 我国的相关政府部门未能有效地监督并管理企业内部的会计核算工作也是企业在实施会计核算的工作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三) 企业之间没有统一的会计核算标准

不同的企业在现行税收制度下难以统一的进行相应的会计工作, 特别是会计核算方面表现的较为明显。一部分企业在做会计核算的时候, 即使支配资金的权利在预算单位中没有被改变, 然而不管是哪种财务事项都是交由单位负责人进行审批[1], 这样的话, 在会计核算的中心就会有资金的转入, 这些转入的资金就应该由会计核算中心进行全面的管理。但同时, 在现代社会中因为较多的企业还没有具备先进的会计制度, 同时还没有统一的原始会计制度, 这就会造成难以有效地执行会计核算过程。最终就会使企业之间没有统一的会计核算标准这一问题出现。

二、解决现行税收制度下企业会计核算问题的相关对策

(一) 加强对企业会计核算的管理力度

假使想让我国的企业会计核算工作在现行税收制度下获得较大的进步, 首先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强化对会计核算的监管, 另外还应该对企业中的各个部门所拥有的预算编制分的更细。一般情况来看, 企业的会计核算在现行税收制度中主要涉及的是完整预算所有部门所拥有的公共资金, 主要是把各种类型不同的资金核算在企业的年度预算当中。所以, 一定要使现行税收制度下企业会计核算获得进一步的贯彻以及执行。并且还要制定出科学合理且和具体实际相吻合的标准, 为进行提前会计核算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对这种提前进行会计核算的方法进行有效利用能够把核算工作细化到各个部门甚至是各个具体项目之中, 这样有助于大大提升会计核算工作在税收制度下的合理性以及科学性[2]。以上表述证明, 如果能够重视对企业会计核算的监管就能够为企业现行税收制度下会计核算工作得以有效实行提供帮助。

(二) 使企业会计核算中心的内部管理制度得以建立和健全

建立核算中心内部管理制度并使其得到完善是在现行税收制度下企业会计核算工作中必须要做到的事项。健全的规章制度制度能够保证管理的有效性, 所以, 企业会计核心的管理人员应该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完善的企业内部规章制度。所以, 对于实现现行税收制度下企业会计核算来说, 企业会计核算内部管理制度如果能够被建立起来并获得完善将会对企业会计核算工作的有效进行提供巨大的帮助。

(三) 使企业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配合以及协作精神得到强化

为了能够有效地避免会计核算工作在现行的税收制度中出现重复的现象, 进而使企业会计核算的工作效率得到进一步地提高企业一定要采用合适的会计核算方法, 将企业的成本管理情况更加真实有效地反映出来。除此之外, 还应该加强控制现行的税收制度下企业成本力度, 使企业会计核算工作在现行的税收制度下能够进入科学化发展的轨道[3]。所以在现行税收制度下的企业会计核算应该要使企业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配合以及协作精神得到强化。

三、结语

为了让现行税收制度下的企业会计核算可以在当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呈现出更好的适应状态, 企业一定要相应的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 同时还要使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以及财务管理制度得到完善。除此之外, 为了有效地解决企业会计核算在现行税收制度下出现的问题, 应该重视对企业会计人员进行综合素养的培养, 这种方式能够促进我国的会计核算工作在现行的税收制度下得以顺利展开。所以, 在当前的这种社会状态下, 对现行税收制度下企业会计核算进行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王平.企业经营中的纳税筹划与风险控制[J].财经界 (学术版) , 2012, (05) .

[2]刘晓斐, 马才华.企业税务筹划目标体系及模型分析[J].财会通讯, 2012, (11) .

中国现行审计制度的两点缺憾 篇3

在这两点上，中国现行审计制度的设计值得探讨.

今年6月李金华审计长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审计工作报告在透明度和公开度上前所未有，掀起了一场“审计风暴”。但不能否认的是，我们在审计报告制度上存在固有的制度性问题。从现代法治国家的原则角度看，最能直接体现出审计制度的设立、运行宗旨的，应是审计工作直接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审计结果对社会公开。而正是在这两点上，中国现行审计制度在最初的设计上就存在缺憾。

一方面宪法和审计法所规定的审计机关的政府隶属体制，造成现行审计制度中缺乏审计工作直接负责于人大的可操作性的法定规条。所有法律中，只在审计法第四条中简单地规定“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各级地方政府应当每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审计机关对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法律留给人大在审计监督上发挥作用的空间很小。就是人大主动要求审计机关报告工作或反映问题，审计机关往往也要先与政府通气并征求意见后才去报告。

为什么要强调审计负责于人大的重要性呢？关键是审计工作对于人大监督职能的发挥是极为重要的。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们在审议审计工作报告时就指出，对财政的监督离开了审计就无法落实。

另一方面审计结果的对外披露同样在宪法和审计法中缺乏制度规定，如何披露、披露什么、披露程度等问题决定于政府。审计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审计机关可以向政府有关部门通报或者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审计机关通报或者公布审计结果，应当依法保守国家秘密和被审计单位的商业秘密，遵守国务院的有关规定”。

这一规定目前受到两方面的限制：其一，由于审计法对“公布”采用了“可以”的表述，公开的责任成为带有任意性的自由裁量。各地推行审计公开时，虽然都规定公开程序等，但是对公开结果，都采用了与审计法第三十六条一样的态度，这实际上导致国家审计监督仍然限于内部监督。

其二，审计公开受到我国保密制度的限制。审计机关如果沿用现行“国家秘密”认定方法的话，那么许多领域的公开就会成为“不可能的任务”。在这两方面限制下，受到牺牲的既是公众的知情权，也是审计机关的权威性与公信力。

例如，根据1996年审计署和国家保密局所公布的《审计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对涉及高级政务人员的审计结果不能公开。由于不能公开，对与领导干部管理能力与操守相关的绩效审计也就难以展现给公众。

实际上，多年来政府一直在倡导政务公开（包括审计结果的对外披露），但由于缺乏制度的保障和机制的约束，政府在法规的制定和发布过程中，基本是实行内部“红头文件”的方式层层下发，透明度不高，社会公众的知晓率也很低。一位基层审计局局长告诉笔者说，“去年在搞机关民主行风评议时，一些人就指出你们审计机关都在干什么？每年查出的问题我们都不知道”。

我国现行审计制度是基于1982年宪法的。这部宪法尽管被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但也难以做到十全十美。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现行审计制度存在缺憾也就难免。关键问题是，最初宪法在审计制度设计上的不足或缺陷需要给予修正和弥补。

一些探索性的突破已经开始。尽管宪法规定了审计工作的政府负责制，但审计监督已在一定层面上开始朝服务于人大预算监督的方向转变，甚至人大还直接参与了一些审计工作的安排。

比如，广东省人大为了深化财政预算监督，决定以深圳市为试点在全省范围逐渐开展绩效审计。2002年9月深圳市审计局借鉴香港审计署的一些经验，对深圳市卫生局所辖医疗机构使用财政资金采购医疗设备以及有关设备的使用管理情况进行了绩效审计。绩效审计工作报告于2003年2月提交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中国现行税收制度 篇4

1.劳教制度对社会起着一定的作用

今天对方辩友立论里讲，在当今时代，劳教制度依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作用。但是让我们来看一下，这种作用究竟是不是正面的作用，有没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对方辩友提到的作用，一部分我们可以通过相关法律来替代。独立于《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之外的，无非是维稳式劳教的另一种说法。在过去的历史时代劳教的确发挥着作用，但是，在现在的中国，不断上访的人们被劳教了，向政府反映自身合理要求的人被劳教了，这种限制人们的言论自由、人身自由和强制人们劳动的作用，难道合理吗?

2.现存的有弊端的劳教制度可以通过改革来完善到

对方辩友今天还提到，既然现存的劳教制度有弊端，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改革的手段来进一步的完善它。可是，我们要完善一项社会制度，是因为他有存在的必要。对于一项本身就违宪、不合法的制度，我们要不要再投入人力和资金来改革完善它？当然不要。既然越来越完善的《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可以覆盖劳教制度的作用范围，而且也可以通过学习国外的相关处理办法（安保处分等特殊处理办法）来维护社会的治安和稳定，我们完全就无需再让劳教制度——这一独立于刑罚和行政处罚的所谓的轻罪制度存在，甚至改革了。

中国现行税收制度 篇5

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是指中国税法对在中国境内从事投资活动的外国资本或我国港澳台地区及华侨的资本所提供的一系列税收减让法律措施的总称。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配合吸引外资的政策在涉外税法中对外商投资企业设置了诸多税收减免的优惠待遇，这些措施种类繁杂，形式多样，并且在引进外国资本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及生产服务技术万面的确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持续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特别是在中国要求“复关”和申请“人世”的过程中遭到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及其法律规则的冲击和挑战，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开始逐渐显露其弊端，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走向世界的障碍和阻力。因此，适应WTO规则体系的要求以及WTO所代表的全球自由贸易机制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探讨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改革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基本评价

中国涉外税法始建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0年和1981年分别颁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这两部税法在维护国家主权及利益的基础上，体现了税负从轻、优惠从宽、手续从简的特点。1984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经济特区和沿海14个港口城市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的暂行规定》，1986年又发布了《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基本确立了我国对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框架和格局。1991年4月，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合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的基础上通过并公布了狲商投资企业与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对涉外企业实现了税率、税收优惠和税收管辖权的统一适用。流转税方面，我国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对涉外商品销售和劳务继续沿用工商统一税，财产税方面则沿用房地产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1994年，我国实行新的工商税制改革，在流转税法方面停征工商统一税，对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征收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此外，税法还明确，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与内资企业一样，统一适用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契税、屠宰税等税种。由于内外资企业在流转税、财产税等方面基本统一，而所得税却依然内外有别，因此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主要定位在所得税的减、免、缓等措施上。

二十年来，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发展，为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首先，它有利于吸引外国资本进入中国投资。在我国引进的外资中，既包括国际金融机构给中国政府的优惠贷款，和外国银行按照优惠利率给我国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贷款，还包括数量巨大、遍布全国各地的外国直接投资，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低成本和低风险资金。其次，它推动和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外商投资的增长对我国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既推动了出口贸易的增长，又增加了就业机会，缓解了就业矛盾。外商投资项目中的先进技术项目还带动了电子、通讯、信息等新型产业的加速发展，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和先导作用。再次，它促进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由于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实施，刺激了外商在投资中的增长，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管理经验和人才，也随着外资一起进入我国，推动了我国相关领域的改造和创新。如外商投资企业关于成本管理、营销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的作法，为内资企业提供了经验借鉴，同时还扩大了国民的视野，使其对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一些惯例和制度有所了解和运用，确立了一些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思想、新观念。

然而，由于内在的制度缺陷及其所体现的政策导向的偏差，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对我国的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

1.税收优惠内外有别。目前，我国主要在所得税和关税领域实行内外两套制度，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虽然名义所得税税率都保持在33%，但是税法对外资企业所提供的税收优惠待遇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都远甚于内资企业，造成内资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远远重于外资企业，在经济竞争中很难与外资企业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内外资企业不公平竞争愈演愈烈，其结果是，外资在国内许多产业占据优势地位，很多领域，如化妆品、通讯器材等几乎被外资独霸，而食品、电脑等行业也是风声鹤唳，危机重重。这种税收歧视使得本已惨淡经营的内资企业更是雪上加霜，经不起市场竞争的残酷和压力，最终导致许多企业破产、被兼并或严重亏损。

2.税收优惠层次过多。现行涉外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是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根据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开放地区的先后顺序，针对不同的情况分别制定的，难免导致税收优惠措施相互之间的冲突和效用抵消，不利于正确引导外商的投资方向，也人为地造成了外商投资在全国各地的不平衡。特别是由于税收优惠的权限一度被滥用，致使一些地方政府从本地利益出发，单独制定了许多区域性的税收优惠措施，在国内形成了税收恶性竞争的混乱局面。由于令出多门，透明度低，效力层次不高，有些措施甚至属于违法操作，因此给人一种法纪不严的负面印象，难以取信于人。

3.税收优惠方法单一。我国的涉外税收优惠主要体现在所得税上，而且是以直接降低税率或减免税额为表现形式的。如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两年免交所得税、三年减半征收所得税，或者退还再投资部分已纳税额的一定比例等。这些税收优惠形式很多都只能使一部分企业受惠，对其余企业的吸引力则大大减弱，甚至还会加重其税收负担。如“免二减三”的办法对投资规模小、经营期限短的项目有利，而对于投资期限长、投资规模大的项目则难以奏效，甚至与短期项目相比还有不利影响。再如减免税型税收优惠对于生产型，特别是劳动力密集的生产型企业有利，而对无形资产或技术设备投资比重大的高新技术企业则未必如此。更何况，由于税收优惠存在时限因素，部分外商还可能采取重新登记或变更登记的办法以规避税法，继续无限期地享受优惠待遇。因此，单一的税收优惠方法在实践中会因其过于简单而使设计功率大打折扣。

4.税收优惠对产业政策体现不够。现行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偏重于地区性的优惠，而对国家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和经济欠发达地区重视不够，税收优惠的产业引导力不够。如设在经济特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及在特区设立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的外国企业，不分产业性质都可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而实际上特区的不少企业只是普通的制造或服务企业，真正属于高新技术产业和基础产业的比较少。再如对投资电力、铁路、港口、码头、公路等能源变通建设的项目，其优惠待遇也只提供给国务院批准的特定地区，弱化了涉外税收政策的产业结构调节效果，导致外商将更多的资金投入规模小、技术质量低的行业。

二、WTO对中国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影响

正如加入WTO对中国税法的冲击和影响一样，WTO的原则、制度和规则也并不会给中国外资优惠法律制度带来大面积的、根本性的冲击，因为中国税法改革开放二十余年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地随着世界税制的发展形势而调整和改变的过程。在积极义务

方面，中国目前的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与WTO的要求差距并不大。即使我们不对其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和改革，除个别的细节外，也很难说中国会在许多方面明显违反其在申请“复关”和“入世”的过程中所承诺的义务。然而，WTO体制中蕴涵的自由、公平、平等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却在思想观念上迫使我们对中国的涉外税收优惠法律制度作深层次的思考。所谓WTO对中国税法，包括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将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其实也正是从这个层面上说的。

在WTO规则体系中，有两项内容对中国涉外税法的调整和改革可能会产生较为明显的直接影响。一个是在乌拉圭多边贸易谈判中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以下简称TRIMS协议)，另一个是非歧视性原则中的国民待遇原则。实际上，TRIMs协议和国民待遇原则体现的精神是相通的，即都是为了促进国际贸易在公平的环境中正常发展。它们的区别在于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一样。TRIMS协议是从国际投资的角度入手解释公平原则的，目标是消除各种扭曲外国投资的政策，以保证其中性。TRIMS协议附录规定，对投资的鼓励措施一旦扭曲了国际贸易，即为总协定所禁止。国民待遇原则主要是从国际商品贸易的角度来阐述公平原则的，其基本含义是国家给予外国人以不低于本国人的待遇。后来这一原则也延伸到国际投资、国际知识产权贸易等领域。仅就投资领域而言，它去求本国政府给予外国投资者在投资财产投资活动以及有关的司法。行政救济制度等方面不低于本国投资者的待遇。对比世界贸易组织相关原则与我国涉外税法，不难发现，我国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总体上是适应世界经济发展要求的，与WTO的相关原则也没有根本冲突。首先，从理论上看。国民待遇，包括税收待遇，虽然要求我国政府给予外国人以不低于本国人的法律地位，但是这个制度的出发点是站在外国投资者的立场上防范本国政府对外国人采取相对于本国人的歧视政策，所以要求不低于本国人的法律地位是对外国人权益的一种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待遇原则根本没有必要去禁止一国对外国人提供超国民待遇，因为这样只会增加外国人的方便和利益，而不会产生丝毫损害。实际上，任何国际条约中设定的国民待遇原则都未包括过此项要求。TRIMsKIM.协议虽然对一国鼓励外商投资的税收优惠措施规定了一定的限制，但其目的是为了遏制因税收恶性竞争扭曲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且并没有不允许鼓励措施的存在。因此，只要我国的税收优惠措施不致产生“避税港”现象，不为国际避税提供便利条件，而只是放弃一部分税收利益以吸引投资，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就不会与TRIMS协议发生冲突。其次，从我国的实践看，我国涉外税收优惠措施也的确促进了外商在华的投资，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从而也促进了全球贸易的发展。站在国际多边贸易体制的立场上，中国外资税收优惠政策并不会对其构成损害，所以WTO也就没有必要以规则和义务的方式强制其予以改变。

尽管如此，中国的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却决非无可指责。虽然其与WTO的具体规则未发生积极的冲突，但是有可能导致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背道而驰，对内资企业形成新的歧视，因此，仍然有必要予以调整和改革。

近五十年来，自《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签字生效之日起，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就在发达国家的推动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参与下，沿着开放市场、自由贸易的方向努力前进。关贸总协定及世界贸易组织实际上都是在为国际贸易、国际投资追求一种相对公平的环境。破除关税壁垒，实行国民待遇，是为了使外国人有机会与内国人平等竞争;消灭国别差异，采纳最惠国待遇，也是为了使外国人相互之间在内国市场上不至于机会不均等。如果说这两种形式的确因为国与国之间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实力悬殊而只能实现形式上的公平的话，那么，在WYO体制中根据发展中国家的不同情况而设置的种种例外条款，如幼稚工业保护条款，则无疑是在追求实质公平方面的重要举措。不难看出，“公平”二字在这里只是站在世界自由贸易的立场上，为了防范内国政府封锁市场、设置贸易壁垒而要求其不得歧视外国商人和企业，如果内国政府对外国人提供越国民待遇，自然不在其“公平”观念力所能及的考虑范围了。不过，同样也是为了加人WTO，同样也是为了与WTO)所代表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保持一致，“公平”二字的另一方面的含义却不能不引起内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这就是为内资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使其有机会与外资企业平等竞争，为加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创造条件。

长期以来，我国在设计和制定涉外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时，一直重视吸引外资的流人，由于历史的原因，没有或很少从世界经济一体化、从我国经济加入世界经济的角度考虑问题，“以出养进”的外贸策略就很能说明这一点。而对外资实行优惠实质上就是对内资的歧视，推动外资流入的同时，也削弱了内资企业的对外竞争实力。所以，这实际上是一种促进外资融入我国经济、但却可能阻碍我国经济融人世界经济的税收政策。

三、WTO体制下中国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改革方向

WTO体制下中国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取消外资税收的超国民待遇。实行内外完全一致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使内外资企业在平等的起点上公平竞争。③

无差别待遇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产物。市场主体法律地位平等是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前提，只有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才能最终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实现效率的最大化。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资源越来越频繁地跨越国境而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国际投资、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将各个国家越来越紧密地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这就要求每个国家必须考虑市场机制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有效发挥作用。任何超国民待遇的鼓励措施和次国民待遇的限制或禁止措施从理论上讲都是背离市场经济要求的。④

无差别待遇在税法领域更具有特殊的意义。税法作为国家组织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其最原始的功能是保障税款的征收入库，从而依法完成预算收入。与此同时，它还通过增减各纳税主体的所得和财产，调控国民经济有序运行。税率的高低、纳税环节的多寡、税前扣除的多少、折旧速度的快慢、税收优惠的程度，均可以作为刺激投资主体增减投资的信号。然而税法不可能也不应该替代或超越价值规律去解决一切经济问题，它只能顺应市场要求，在尊重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一向主张税收中性原则，⑤即税法在保障聚积财富、满足公共开支的同时，尽量不干预或少干预企业和个人的经济决策过程，不影响资源接市场机制的要求合理配置，只有当市场 失灵时才借助税法予以矫正。按照这个原则，一般不给予外国投资者特殊的税收待遇，而是完全按国内企业的标准予以对待，既不歧视，也没有额外的税收优惠。

我国目前虽然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但市场经济是我国的改革目标，平等竞争、权利义务一致的观念同样应为我们所尊重。外资企业要求放松市场准入限制，放弃当地成分要求、出口实绩要求以及外汇平衡要求等，固然与市场经济和国民待遇的基本要求相契合，但是内资企业，特别是为国家财政承担主要义务、做出过重大

贡献的国有企业，要求取消涉外企业在税收优惠方面的超国民待遇也无可厚非。由于税收优惠待遇方面的差别，使得内外资企业的距离越来越大，难以做到公平竞争。不少行业的国有企业因为缺乏竞争力而相继为外资收购、兼并、控股，基本上为外资所垄断。对民族产业的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中超国民待遇的不合理性由此窥见一斑。

实现税收优惠无差别待遇的理论前提还在于如何评价税收优惠在吸引外资中所起的作用。我们认为，税收优惠在影响外国投资流人的种种因素中只起次要的作用，影响外资的主要因素是在我国政局稳定、市场的发展和增长潜力、经济体制的类型，以及基础设施状况、法制环境等。就我国而言，改革开放之初，虽然经济基础薄弱，硬件设施条件和软件制度建设都不甚如人意，但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法制逐步健全，投资环境日益改善，所以才使得税收优惠措施能够积极地发挥作用。再加之，涉外税收优惠制度发挥作用还必须考虑投资者母国以及引资竞争国的税法因素，特别是投资者回国后能否享受税收饶让待遇更是税收优惠能否真正使投资者受益的关键因素，这进一步加剧了税收优惠发挥效用的不确定性。可见，税收优惠对吸引外资的刺激作用是有限的。

外国投资者看好一国的投资市场一般是出于综合性的多层次、多角度考虑，而不仅是税收优惠程度的高低。中国取消外资的超国民税收待遇，根据国家经济发展形势和产业发展需要，实行内外一致的税法制度以后，只要继续着力于改善宏观投资环境，以中国如此巨大的市场和经济增长空间，以及丰富的资源、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是不难吸引外资到中国投资的。

四、WTO体制下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改革的具体途径

目前，我国的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除出口导向类容易被归入出口补贴而与ThIMS协议及《补贴与反补贴措施》相修外，其他的措施基本上都是赋予投资者的超国民税收待遇。这种做法虽然不会造成对外资企业的歧视，亦不为各国国内立法及双边、多边投资保护协定所反对或禁止，但从长远看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而内外资企业无差别税收待遇更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平等竞争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客观要求。有鉴于此，我国的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改革对经济的发展和税收立法的完善有着积极的意义。

1.明确税收优惠立法权的主体，保证税收优惠措施的合法性。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法领域至高无上的基本原则，它是一个国家税收法治程度的衡量标准和努力方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WTO体制对税法的最高要求。因为只有坚持税收法定主义，才能保证各种有关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税法措施具有最大的权威性、确定性、稳定性和普遍性。按照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征税主体、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目、税率等税法要素必须由最高立法机关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不仅如此，有关课税的对象的内容还必须明确肯定，不能含糊不清、无法适用，否则就会影响法律的效力。即使是授权行政机关立法，授权事项也只能限于个别具体的细节，不能在课税要素中留下空白或冲突并委托行政机关立法决定。而税收优惠无论形式如何，最终都是藉由减轻税负以达到刺激相关产业发展的目的，因此，不管是税收减免、加速折旧，还是税收豁免、税前列支，抑或投资抵免、出口退税，都必然导致对原有税法要素的突破和修改。从这个意义上说，拥有税收优惠立法权的主体无疑只能是税收最高立法机关，负载税收优惠制度的文件也必须属于狭义的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性规章都无权涉及税收优惠立法权的行使，更遑论行政机关的内部规范性文件。不难看出，我国目前层出不穷的税收优惠制度与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相距太远，因为除了《个人所得税法》和《外商投资企业与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中所规定的税收优惠措施外，其余的一律都是由国务院及其下级机关制定的。如果有朝一日修改宪法时能够采纳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和要求，那么，毫无疑问，这些税收优惠措施，甚至包括除上列两部法律以外的所有税收法规都将面临“违宪”的指控。当然，我们也十分清楚，税收法定主义所代表的税收法治在中国的实现还需要旷日持久的努力，然而它至少给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税法应当顺时而进，不能背道而驰。因此，我们主张，当税收法定主义所内含的税收优惠立法权只能集中于最高立法机关的要求暂时无法实现时，退而求其次的做法是由国务院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统一规定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措施的形式与内容，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可以对这些优惠措施如何适用进行解释，但是同时应当接受合法性的审查，且不能对课税要素作出新的变更或修改，除此之外的任何机关都无权制定税收优惠措施，以维护和保障税法的权威。

2.改革税收管理体制，规范区域性税收优惠措施。中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虽然触及了各级预算主体的税收收入划分，但这种做法还只限于既定税种的征收管理权，税收立法权仍然控制在中央。而地方税收立法权的走向与税收法定主义对谁行使区域性税收优惠立法权的选择息息相关。如果中国效法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将地方政府建设成完全独立的预算主体，地方立法机关在宪法授予的权限范围内享受完全的税收管辖权和独立的税收立法权，①那么，地方税收优惠权的主体也只能是地方立法机关。只不过这种模式与中国单一制的政体，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以及加强中央宏观调控的现状有所冲突，即使是科学合理的，也只能作为一个远景发展目标。近期的改革方向不妨更多地采纳日本、韩国的有关地方税收立法权的相对保守的做法③，即虽然肯定分税制模式下的地方税收立法权，但这种权力必然由中央以《地方税法》等形式施加严格的限制，甚至可以考虑由中央立法机关对地方税的基本种类、课税要素直接立法，地方可以选择开征或不开征，并且课税要素在中央所规定的幅度范围内加以确定，就如目前的屠宰税、筵席税一样，以维护法律的统一实施。倘若如此，区域性税收优惠权绝大部分仍然是中央立法机关控制的，地方立法机关可以根据不同产业发展的情况在规定的范围内区别对待，以体现税收倾斜的政策意图。虽然我们也承认地方政府对地方税收拥有支配权，但是如果它们直接进行税收减免或采纳其它税收优惠方式，这仍然是有违税收法定原则的。因此，我们主张限制甚至取消当前地方政府的税收优惠权利，以维护税法的尊严。为了照顾各个地方的实际情况，在国家税收管理体制未进行改革之前，不妨考虑着力完善先征后退制度，尽量提高工作效率，缩短退税期限，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提供地方财政支持。

3.建立税收支出预算管理制度，提高税收优惠的效率。“尽管税收支出所指无非是国家给予特定经济活动或特定纳税人的税收优惠，但从税收优惠到税收支出，并非是无谓的词汇变换，而是理论认识上的一次飞跃。它意味着税收不仅仅被作为政府取得财政收入的工具而存在着，税收还可以作为政府的一项支出计划，作为政府直接支出、信贷援助或其它政策工具的替代方案而存也”②的确，政府放弃本可以取得的税收，减少特定纳税人的应纳税额，同政府首先依法征税，然后再通过财政支出将一部分税收收入返还给那些最需要援助的纳税人，并无本质的区别。所以，不加预算控制的税收支出不仅对税基造成侵蚀，而且给预算法带来缺漏，对社会政策也带来了压力，因此将税收优惠列入政府财政援助支出系列，与直接的财政支出一起，成为政府预

算法案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这不仅是完善国家预算支出法律制度的需要，同时也是更快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一项行之有效的措施。不难看出，建立税收支出预算制度有利于加强人大和公众对各种税收优惠的控制，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减少不必要的税款流失，使更多的资金支出和更大的优惠力度可以使用在国家优先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上;有利于政府在税收支出与财政直接支出之间进行比较，选择较为恰当或最佳的财政援助形式，使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得到更有效的税收支持;同时还有利于正确评价各种税收优惠形式的实际效果，优化税收支出管理，提高减免税金的使用效益。由于税收支出预算对人员技能、统计技术的要求很高，需要税务部门投入相当的人力和物力，而我国目前缺乏这方面的实践经验，因此只能采取由简到繁。分段进行的模式。不妨先从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开始试点，待经验积累到～定程度和条件成熟后，再向其它部门和行业推广，最终编制全面的税收支出统一账户，纳入国家预算程序，实行完整的税收支出预算控制。

4.在统一税法的基础上统一税收优惠，保障内外资企业法律地位平等。造成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均的主要原因是涉外企业的税收优惠泛滥，优惠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内资企业。而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我国在企业所得税及其他一些小税种方面对内外企业分别立法，因法律规定的内容不一致才形成了内外有别的局面。如内资企业适用《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而外资企业则适用《外商投资企业与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两部法律在税率、税基以及减免税措施方面均不一致;内资企业须缴纳城市建设维护税和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而外资企业却无须负担;内资企业征收房产税，外资企业征收城市房地产税，两者稍有差异。所以，只有先逐步统一税种法，消除税收优惠差别待遇的根源，统一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才有成功的希望。无疑，今后我国仍将根据国情对需要重点发展的产业和需要照顾的中西部地区通过税收优惠予以激励和促进。只要着重市场规律，这种措施都是必要的，并且～定能够起到宏观调控经济的目的。只不过这些优惠直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即，只要符合税收优惠条件，都应当享受与之相对应的待遇，任何～方都不遭受歧视。改革的重点应放在取消涉外企业不合理的优惠待遇上，逐步实现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内外统一。

5.调整税收优惠结构，使之更加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和国际通行做法。鉴于普遍适用的税收优惠措施对境外投资者，特别是对主张税收中性、拒绝提供税收饶让待遇、然而却又拥有大量资金和先进技术的欧美发达国家的投资者缺乏吸引力。所以当务之急是取消其普适性，逐步废除对境外资金不分规模、不分技术档次、不分行业市场给予税收优惠的做法，并在此基础上调整税收优惠结构。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以地区发展导向为主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虽然促进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及内陆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但是从整体上看也加剧了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致使沿海地区与内陆边远地区的经济差距不但未能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适应东部地区产业升级和西部地区产业改造的需要，应当有针对性地调整地区性税收优惠的结构。在东南部沿海地区，应鼓励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生产型项目的投资，对于劳动密集型的普通加工项目和服务项目不再给予优惠。在中部地区，应继续坚持鼓励外向型经济为主的政策，减轻出口企业的税收负担。在西部地区，应以进口替代产业为主，同时鼓励传统产业改造，鼓励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所以，从整体上分析，地区性的税收优惠也应紧密结合产业政策发展的需要，加入产业性、技术性税收优惠的内容。特别是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和资本密集产业，除给予减免税的优惠外，还应采取加速折旧、允许抵扣资本购进项目的全部增值税税款、允许扣除研究开发费用等措施，以降低企业的投资风险，对于技术转让和科技成果转让的所得应予以免税或减税。与此同时，吸引外资还不能仅局限于外商直接投资，利用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通过在境外发行股票、债券、基金等形式吸引外商间接投资亦不失为一条有效之道。为此，应考虑对境外个人从中国取得利息、股息、红利和特许权使用费降低预提税率，以鼓励间接投资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对于外商投资农业，且期限较长的，不妨给予十年左右的减税和免税期。如果是开垦荒山、荒地的外商投资企业，经过批准，也可以给予十年左右的免税期。至于为了鼓励出口，根据出口实绩给予不同等级税收优惠的做法，对急需外资的我国来说虽然能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但是容易被归入TRIMS协议所禁止的投资措施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所禁止的补贴的行列，从而引发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争端，所以有必要在允许的过渡期内逐步予以改革。

6.调整减免型税收优惠模式，丰富税收优惠的形式和内容。当前我国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可以定位为～种以直接减免为主的模式，它对纳税人的创业和经营过程重视不够，而只是对其结果通过税收优惠的形式进行不同于其他纳税人的处理，使受惠主体能够保留更多的剩余利润。在外商投资领域，这种做法对于普通的生产制造企业是有利可图的，但对于前期投入大、风险高的高新技术产业却难以显其功效。为了吸引外商投资于高科技产业，税法直坚持间接减免为主、直接减免为辅，过程优惠为主、结果优惠为辅的原则。这可以从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过程得到说明。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一般需经历开发、实验、规模生产三个过程。在产品研究开发阶段，风险最大，设备费及科研人员的费用都很高，此时最需要税法支持的是将税收优惠的侧重点放在机器设备的加速折旧、研究开发费用的扣除等间接优惠方面;在中间试验阶段，企业的风险仍然很大，对资金的需求依赖性越来越强，此时税收优惠应侧重于投资抵免、亏损结转、提取风险准备金等。当企业进入工业化规模生产以后，尽管还存在着产品推广方面的市场风险，但风险已大大降低，企业开始具备偿债或较高盈利的能力。此时税收优惠的重点应在于弥补以前年度亏损，鼓励将盈利再次吸引到科技风险投资上。这种做法鼓励技术创新的过程，鼓励人们加大高新项目的技术开发、资金投入及人才培养。即使创新未有成果，在努力过程中也能享受到税收优惠，使研究开发者感觉到国家与自己共担风险，有助于激励其继续奋斗。不难想象，由于高新技术项目生产过程的特殊性，在研究开发和试验等最艰难最需要国家支持的时候，倘若采取结果优惠方式，直接减免纳税人的税款，则由于创新过程本来还无结果，无论优惠种类有多少、优惠幅度有多大，外商都不能实际享受。而过程优惠所带来的加速折旧、投资抵免、提取风险基金或技术开发基金等间接减免方式却可以给投资人带来真正的实惠。因此，间接减免比直接减免、过程优惠比结果优惠更能发挥税法对吸引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的促进作用。

7.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为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发挥作用创造良好条件。所谓投资环境，是指足以影响国际资本有效运行，发挥资本的基本职能，以及资本增值的一切外部条件和因素，它是一个由各种外部条件和因素有机结合而形成的综合环境。税收优惠是投资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的有效发挥必须借助其他条件的成熟。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国鼓励外商投资的软硬环境虽然有较大程度的改观，特别是外资比较集中的沿海地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但当前急待发展的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却

存在着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如交通不便、环境恶化、法制不健全、工作效率低下等，影响了我国投资环境的对外形象。毋庸置疑，政府若不注重提高办事效率，改变工作作风，严肃政纪法纪，强化基础设施，保护生态环境，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而是本末倒置地税收优惠作为对外招商引资的唯一检码，其结果只能是缘木求鱼。从国际资本的供求关系看，资本的供给可能逐渐偏紧，而资本的需求却越来越大，国与国之间吸引外资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究其原因，一是东欧国家经济逐步好转，国内局势趋于稳定，投资环境正在改善，吸引外资的竞争力在增强;二是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趋于缓和，发展中国家都纷纷加入了吸引外国投资的行列，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以及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更具有相当的竞争力;三是近年来各种区域性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国际资本在其内部之间流动增加，特别是随着欧盟的成立，欧盟成员之间资本流动的增加更会减少国际资本的相对供给;四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基础设施完善，国内局势稳定，对一些追求安全稳定的国际资本吸引力也很强。在吸引外国投资的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势下，如果我们不激流勇进，就有可能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节节败退，痛失利用外资发展经济的良机。因此，我国应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充分有效地发挥外资税收优惠的作用，为我国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创造条件。

中国加入WTO迫在眉睫，而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改革也应在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推动下逐步实施。只有坚持内外资企业税收无差别待遇，并根据产业政策调整税收优惠的内容和形式，才能为中国经济在WTO体制下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提供一个高效、公平的税收法制环境，促进我国税法的完善以及与国际惯例的接轨。的规范，必须转化为立法。因此，在税法中，税收政策可以分为两类，～类是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而对税法的修改所提出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在税法实际修改之前，它并不具有规范作用;另一类是已经转化为法律的.政策，只有它才具有法律效力，对相关当事人具有拘束力。从这个意义上，所谓税收优惠政策的改革，其实完全就是指现行税法中关于税收优惠方面的法律规范及其指导思想的改革。所以，本文采纳税收优惠法律制度一向，而摒弃税收优惠政策的提法，以正视听。

《经济法学、劳动法学》・刘剑文 熊伟

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是指中国税法对在中国境内从事投资活动的外国资本或我国港澳台地区及华侨的资本所提供的一系列税收减让法律措施的总称。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配合吸引外资的政策在涉外税法中对外商投资企业设置了诸多税收减免的优惠待遇，这些措施种类繁杂，形式多样，并且在引进外国资本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及生产服务技术万面的确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持续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特别是在中国要求“复关”和申请“人世”的过程中遭到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及其法律规则的冲击和挑战，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开始逐渐显露其弊端，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走向世界的障碍和阻力。因此，适应WTO规则体系的要求以及WTO所代表的全球自由贸易机制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探讨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改革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基本评价

中国涉外税法始建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0年和1981年分别颁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这两部税法在维护国家主权及利益的基础上，体现了税负从轻、优惠从宽、手续从简的特点。1984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经济特区和沿海14个港口城市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的暂行规定》，1986年又发布了《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基本确立了我国对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框架和格局。1991年4月，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合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的基础上通过并公布了狲商投资企业与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对涉外企业实现了税率、税收优惠和税收管辖权的统一适用。流转税方面，我国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对涉外商品销售和劳务继续沿用工商统一税，财产税方面则沿用房地产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1994年，我国实行新的工商税制改革，在流转税法方面停征工商统一税，对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征收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此外，税法还明确，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与内资企业一样，统一适用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契税、屠宰税等税种。由于内外资企业在流转税、财产税等方面基本统一，而所得税却依然内外有别，因此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主要定位在所得税的减、免、缓等措施上。

二十年来，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发展，为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首先，它有利于吸引外国资本进入中国投资。在我国引进的外资中，既包括国际金融机构给中国政府的优惠贷款，和外国银行按照优惠利率给我国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贷款，还包括数量巨大、遍布全国各地的外国直接投资，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低成本和低风险资金。其次，它推动和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外商投资的增长对我国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既推动了出口贸易的增长，又增加了就业机会，缓解了就业矛盾。外商投资项目中的先进技术项目还带动了电子、通讯、信息等新型产业的加速发展，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和先导作用。再次，它促进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由于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实施，刺激了外商在投资中的增长，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管理经验和人才，也随着外资一起进入我国，推动了我国相关领域的改造和创新。如外商投资企业关于成本管理、营销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的作法，为内资企业提供了经验借鉴，同时还扩大了国民的视野，使其对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一些惯例和制度有所了解和运用，确立了一些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思想、新观念。

然而，由于内在的制度缺陷及其所体现的政策导向的偏差，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对我国的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

1.税收优惠内外有别。目前，我国主要在所得税和关税领域实行内外两套制度，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虽然名义所得税税率都保持在33%，但是税法对外资企业所提供的税收优惠待遇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都远甚于内资企业，造成内资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远远重于外资企业，在经济竞争中很难与外资企业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内外资企业不公平竞争愈演愈烈，其结果是，外资在国内许多产业占据优势地位，很多领域，如化妆品、通讯器材等几乎被外资独霸，而食品、电脑等行业也是风声鹤唳，危机重重。这种税收歧视使得本已惨淡经营的内资企业更是雪上加霜，经不起市场竞争的残酷和压力，最终导致许多企业破产、被兼并或严重亏损。

2.税收优惠层次过多。现行涉外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是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根据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开放地区的先后顺序，针对不同的情况分别制定的，难免导致税收优惠措施相互之间的冲突和效用抵消，不利于正确引导外商的投资方向，也人为地造成了外商投资在全国各地的不平衡。特别是

由于税收优惠的权限一度被滥用，致使一些地方政府从本地利益出发，单独制定了许多区域性的税收优惠措施，在国内形成了税收恶性竞争的混乱局面。由于令出多门，透明度低，效力层次不高，有些措施甚至属于违法操作，因此给人一种法纪不严的负面印象，难以取信于人。

3.税收优惠方法单一。我国的涉外税收优惠主要体现在所得税上，而且是以直接降低税率或减免税额为表现形式的。如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两年免交所得税、三年减半征收所得税，或者退还再投资部分已纳税额的一定比例等。这些税收优惠形式很多都只能使一部分企业受惠，对其余企业的吸引力则大大减弱，甚至还会加重其税收负担。如“免二减三”的办法对投资规模小、经营期限短的项目有利，而对于投资期限长、投资规模大的项目则难以奏效，甚至与短期项目相比还有不利影响。再如减免税型税收优惠对于生产型，特别是劳动力密集的生产型企业有利，而对无形资产或技术设备投资比重大的高新技术企业则未必如此。更何况，由于税收优惠存在时限因素，部分外商还可能采取重新登记或变更登记的办法以规避税法，继续无限期地享受优惠待遇。因此，单一的税收优惠方法在实践中会因其过于简单而使设计功率大打折扣。

4.税收优惠对产业政策体现不够。现行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偏重于地区性的优惠，而对国家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和经济欠发达地区重视不够，税收优惠的产业引导力不够。如设在经济特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及在特区设立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的外国企业，不分产业性质都可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而实际上特区的不少企业只是普通的制造或服务企业，真正属于高新技术产业和基础产业的比较少。再如对投资电力、铁路、港口、码头、公路等能源变通建设的项目，其优惠待遇也只提供给国务院批准的特定地区，弱化了涉外税收政策的产业结构调节效果，导致外商将更多的资金投入规模小、技术质量低的行业。

二、WTO对中国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影响

正如加入WTO对中国税法的冲击和影响一样，WTO的原则、制度和规则也并不会给中国外资优惠法律制度带来大面积的、根本性的冲击，因为中国税法改革开放二十余年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地随着世界税制的发展形势而调整和改变的过程。在积极义务方面，中国目前的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与WTO的要求差距并不大。即使我们不对其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和改革，除个别的细节外，也很难说中国会在许多方面明显违反其在申请“复关”和“入世”的过程中所承诺的义务。然而，WTO体制中蕴涵的自由、公平、平等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却在思想观念上迫使我们对中国的涉外税收优惠法律制度作深层次的思考。所谓WTO对中国税法，包括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将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其实也正是从这个层面上说的。

在WTO规则体系中，有两项内容对中国涉外税法的调整和改革可能会产生较为明显的直接影响。一个是在乌拉圭多边贸易谈判中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以下简称TRIMS协议)，另一个是非歧视性原则中的国民待遇原则。实际上，TRIMs协议和国民待遇原则体现的精神是相通的，即都是为了促进国际贸易在公平的环境中正常发展。它们的区别在于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一样。TRIMS协议是从国际投资的角度入手解释公平原则的，目标是消除各种扭曲外国投资的政策，以保证其中性。TRIMS协议附录规定，对投资的鼓励措施一旦扭曲了国际贸易，即为总协定所禁止。国民待遇原则主要是从国际商品贸易的角度来阐述公平原则的，其基本含义是国家给予外国人以不低于本国人的待遇。后来这一原则也延伸到国际投资、国际知识产权贸易等领域。仅就投资领域而言，它去求本国政府给予外国投资者在投资财产投资活动以及有关的司法。行政救济制度等方面不低于本国投资者的待遇。对比世界贸易组织相关原则与我国涉外税法，不难发现，我国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总体上是适应世界经济发展要求的，与WTO的相关原则也没有根本冲突。首先，从理论上看。国民待遇，包括税收待遇，虽然要求我国政府给予外国人以不低于本国人的法律地位，但是这个制度的出发点是站在外国投资者的立场上防范本国政府对外国人采取相对于本国人的歧视政策，所以要求不低于本国人的法律地位是对外国人权益的一种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待遇原则根本没有必要去禁止一国对外国人提供超国民待遇，因为这样只会增加外国人的方便和利益，而不会产生丝毫损害。实际上，任何国际条约中设定的国民待遇原则都未包括过此项要求。TRIMsKIM.协议虽然对一国鼓励外商投资的税收优惠措施规定了一定的限制，但其目的是为了遏制因税收恶性竞争扭曲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且并没有不允许鼓励措施的存在。因此，只要我国的税收优惠措施不致产生“避税港”现象，不为国际避税提供便利条件，而只是放弃一部分税收利益以吸引投资，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就不会与TRIMS协议发生冲突。其次，从我国的实践看，我国涉外税收优惠措施也的确促进了外商在华的投资，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从而也促进了全球贸易的发展。站在国际多边贸易体制的立场上，中国外资税收优惠政策并不会对其构成损害，所以WTO也就没有必要以规则和义务的方式强制其予以改变。

尽管如此，中国的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却决非无可指责。虽然其与WTO的具体规则未发生积极的冲突，但是有可能导致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背道而驰，对内资企业形成新的歧视，因此，仍然有必要予以调整和改革。

近五十年来，自《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签字生效之日起，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就在发达国家的推动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参与下，沿着开放市场、自由贸易的方向努力前进。关贸总协定及世界贸易组织实际上都是在为国际贸易、国际投资追求一种相对公平的环境。破除关税壁垒，实行国民待遇，是为了使外国人有机会与内国人平等竞争;消灭国别差异，采纳最惠国待遇，也是为了使外国人相互之间在内国市场上不至于机会不均等。如果说这两种形式的确因为国与国之间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实力悬殊而只能实现形式上的公平的话，那么，在WYO体制中根据发展中国家的不同情况而设置的种种例外条款，如幼稚工业保护条款，则无疑是在追求实质公平方面的重要举措。不难看出，“公平”二字在这里只是站在世界自由贸易的立场上，为了防范内国政府封锁市场、设置贸易壁垒而要求其不得歧视外国商人和企业，如果内国政府对外国人提供越国民待遇，自然不在其“公平”观念力所能及的考虑范围了。不过，同样也是为了加人WTO，同样也是为了与WTO)所代表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保持一致，“公平”二字的另一方面的含义却不能不引起内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这就是为内资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使其有机会与外资企业平等竞争，为加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创造条件。

长期以来，我国在设计和制定涉外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时，一直重视吸引外资的流人，由于历史的原因，没有或很少从世界经济一体化、从我国经济加入世界经济的角度考虑问题，“以出养进”的外贸策略就很能说明这一点。而对外资实行优惠实质上就是对内资的歧视，推动外资流入的同时，也削弱了内资企业的对外竞争实力。所

以，这实际上是一种促进外资融入我国经济、但却可能阻碍我国经济融人世界经济的税收政策。

三、WTO体制下中国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改革方向

WTO体制下中国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取消外资税收的超国民待遇。实行内外完全一致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使内外资企业在平等的起点上公平竞争。③

无差别待遇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产物。市场主体法律地位平等是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前提，只有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才能最终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实现效率的最大化。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资源越来越频繁地跨越国境而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国际投资、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将各个国家越来越紧密地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这就要求每个国家必须考虑市场机制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有效发挥作用。任何超国民待遇的鼓励措施和次国民待遇的限制或禁止措施从理论上讲都是背离市场经济要求的。④

无差别待遇在税法领域更具有特殊的意义。税法作为国家组织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其最原始的功能是保障税款的征收入库，从而依法完成预算收入。与此同时，它还通过增减各纳税主体的所得和财产，调控国民经济有序运行。税率的高低、纳税环节的多寡、税前扣除的多少、折旧速度的快慢、税收优惠的程度，均可以作为刺激投资主体增减投资的信号。然而税法不可能也不应该替代或超越价值规律去解决一切经济问题，它只能顺应市场要求，在尊重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一向主张税收中性原则，⑤即税法在保障聚积财富、满足公共开支的同时，尽量不干预或少干预企业和个人的经济决策过程，不影响资源接市场机制的要求合理配置，只有当市场 失灵时才借助税法予以矫正。按照这个原则，一般不给予外国投资者特殊的税收待遇，而是完全按国内企业的标准予以对待，既不歧视，也没有额外的税收优惠。

我国目前虽然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但市场经济是我国的改革目标，平等竞争、权利义务一致的观念同样应为我们所尊重。外资企业要求放松市场准入限制，放弃当地成分要求、出口实绩要求以及外汇平衡要求等，固然与市场经济和国民待遇的基本要求相契合，但是内资企业，特别是为国家财政承担主要义务、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国有企业，要求取消涉外企业在税收优惠方面的超国民待遇也无可厚非。由于税收优惠待遇方面的差别，使得内外资企业的距离越来越大，难以做到公平竞争。不少行业的国有企业因为缺乏竞争力而相继为外资收购、兼并、控股，基本上为外资所垄断。对民族产业的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中超国民待遇的不合理性由此窥见一斑。

实现税收优惠无差别待遇的理论前提还在于如何评价税收优惠在吸引外资中所起的作用。我们认为，税收优惠在影响外国投资流人的种种因素中只起次要的作用，影响外资的主要因素是在我国政局稳定、市场的发展和增长潜力、经济体制的类型，以及基础设施状况、法制环境等。就我国而言，改革开放之初，虽然经济基础薄弱，硬件设施条件和软件制度建设都不甚如人意，但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法制逐步健全，投资环境日益改善，所以才使得税收优惠措施能够积极地发挥作用。再加之，涉外税收优惠制度发挥作用还必须考虑投资者母国以及引资竞争国的税法因素，特别是投资者回国后能否享受税收饶让待遇更是税收优惠能否真正使投资者受益的关键因素，这进一步加剧了税收优惠发挥效用的不确定性。可见，税收优惠对吸引外资的刺激作用是有限的。

外国投资者看好一国的投资市场一般是出于综合性的多层次、多角度考虑，而不仅是税收优惠程度的高低。中国取消外资的超国民税收待遇，根据国家经济发展形势和产业发展需要，实行内外一致的税法制度以后，只要继续着力于改善宏观投资环境，以中国如此巨大的市场和经济增长空间，以及丰富的资源、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是不难吸引外资到中国投资的。

四、WTO体制下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改革的具体途径

目前，我国的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除出口导向类容易被归入出口补贴而与ThIMS协议及《补贴与反补贴措施》相修外，其他的措施基本上都是赋予投资者的超国民税收待遇。这种做法虽然不会造成对外资企业的歧视，亦不为各国国内立法及双边、多边投资保护协定所反对或禁止，但从长远看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而内外资企业无差别税收待遇更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平等竞争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客观要求。有鉴于此，我国的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改革对经济的发展和税收立法的完善有着积极的意义。

1.明确税收优惠立法权的主体，保证税收优惠措施的合法性。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法领域至高无上的基本原则，它是一个国家税收法治程度的衡量标准和努力方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WTO体制对税法的最高要求。因为只有坚持税收法定主义，才能保证各种有关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税法措施具有最大的权威性、确定性、稳定性和普遍性。按照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征税主体、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目、税率等税法要素必须由最高立法机关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不仅如此，有关课税的对象的内容还必须明确肯定，不能含糊不清、无法适用，否则就会影响法律的效力。即使是授权行政机关立法，授权事项也只能限于个别具体的细节，不能在课税要素中留下空白或冲突并委托行政机关立法决定。而税收优惠无论形式如何，最终都是藉由减轻税负以达到刺激相关产业发展的目的，因此，不管是税收减免、加速折旧，还是税收豁免、税前列支，抑或投资抵免、出口退税，都必然导致对原有税法要素的突破和修改。从这个意义上说，拥有税收优惠立法权的主体无疑只能是税收最高立法机关，负载税收优惠制度的文件也必须属于狭义的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性规章都无权涉及税收优惠立法权的行使，更遑论行政机关的内部规范性文件。不难看出，我国目前层出不穷的税收优惠制度与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相距太远，因为除了《个人所得税法》和《外商投资企业与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中所规定的税收优惠措施外，其余的一律都是由国务院及其下级机关制定的。如果有朝一日修改宪法时能够采纳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和要求，那么，毫无疑问，这些税收优惠措施，甚至包括除上列两部法律以外的所有税收法规都将面临“违宪”的指控。当然，我们也十分清楚，税收法定主义所代表的税收法治在中国的实现还需要旷日持久的努力，然而它至少给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税法应当顺时而进，不能背道而驰。因此，我们主张，当税收法定主义所内含的税收优惠立法权只能集中于最高立法机关的要求暂时无法实现时，退而求其次的做法是由国务院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统一规定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措施的形式与内容，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可以对这些优惠措施如何适用进行解释，但是同时应当接受合法性的审查，且不能对课税要素作出新的变更或修改，除此之外的任何机关都无权制定税收优惠措施，以维护和保障税法的权威。

2.改革税收管理体制，规范区域性税收优惠措施。中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虽然触及了各级预算主体的税收收入划分，但这种做法还只限于既定税种的征收管理权，税收立法权仍然控制在中央。而地方税收立法权的走向与税收法定

主义对谁行使区域性税收优惠立法权的选择息息相关。如果中国效法美国和加大等国，将地方政府建设成完全独立的预算主体，地方立法机关在宪法授予的权限范围内享受完全的税收管辖权和独立的税收立法权，①那么，地方税收优惠权的主体也只能是地方立法机关。只不过这种模式与中国单一制的政体，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以及加强中央宏观调控的现状有所冲突，即使是科学合理的，也只能作为一个远景发展目标。近期的改革方向不妨更多地采纳日本、韩国的有关地方税收立法权的相对保守的做法③，即虽然肯定分税制模式下的地方税收立法权，但这种权力必然由中央以《地方税法》等形式施加严格的限制，甚至可以考虑由中央立法机关对地方税的基本种类、课税要素直接立法，地方可以选择开征或不开征，并且课税要素在中央所规定的幅度范围内加以确定，就如目前的屠宰税、筵席税一样，以维护法律的统一实施。倘若如此，区域性税收优惠权绝大部分仍然是中央立法机关控制的，地方立法机关可以根据不同产业发展的情况在规定的范围内区别对待，以体现税收倾斜的政策意图。虽然我们也承认地方政府对地方税收拥有支配权，但是如果它们直接进行税收减免或采纳其它税收优惠方式，这仍然是有违税收法定原则的。因此，我们主张限制甚至取消当前地方政府的税收优惠权利，以维护税法的尊严。为了照顾各个地方的实际情况，在国家税收管理体制未进行改革之前，不妨考虑着力完善先征后退制度，尽量提高工作效率，缩短退税期限，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提供地方财政支持。

3.建立税收支出预算管理制度，提高税收优惠的效率。“尽管税收支出所指无非是国家给予特定经济活动或特定纳税人的税收优惠，但从税收优惠到税收支出，并非是无谓的词汇变换，而是理论认识上的一次飞跃。它意味着税收不仅仅被作为政府取得财政收入的工具而存在着，税收还可以作为政府的一项支出计划，作为政府直接支出、信贷援助或其它政策工具的替代方案而存也”②的确，政府放弃本可以取得的税收，减少特定纳税人的应纳税额，同政府首先依法征税，然后再通过财政支出将一部分税收收入返还给那些最需要援助的纳税人，并无本质的区别。所以，不加预算控制的税收支出不仅对税基造成侵蚀，而且给预算法带来缺漏，对社会政策也带来了压力，因此将税收优惠列入政府财政援助支出系列，与直接的财政支出一起，成为政府预算法案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这不仅是完善国家预算支出法律制度的需要，同时也是更快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一项行之有效的措施。不难看出，建立税收支出预算制度有利于加强人大和公众对各种税收优惠的控制，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减少不必要的税款流失，使更多的资金支出和更大的优惠力度可以使用在国家优先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上;有利于政府在税收支出与财政直接支出之间进行比较，选择较为恰当或最佳的财政援助形式，使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得到更有效的税收支持;同时还有利于正确评价各种税收优惠形式的实际效果，优化税收支出管理，提高减免税金的使用效益。由于税收支出预算对人员技能、统计技术的要求很高，需要税务部门投入相当的人力和物力，而我国目前缺乏这方面的实践经验，因此只能采取由简到繁。分段进行的模式。不妨先从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开始试点，待经验积累到～定程度和条件成熟后，再向其它部门和行业推广，最终编制全面的税收支出统一账户，纳入国家预算程序，实行完整的税收支出预算控制。

4.在统一税法的基础上统一税收优惠，保障内外资企业法律地位平等。造成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均的主要原因是涉外企业的税收优惠泛滥，优惠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内资企业。而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我国在企业所得税及其他一些小税种方面对内外企业分别立法，因法律规定的内容不一致才形成了内外有别的局面。如内资企业适用《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而外资企业则适用《外商投资企业与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两部法律在税率、税基以及减免税措施方面均不一致;内资企业须缴纳城市建设维护税和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而外资企业却无须负担;内资企业征收房产税，外资企业征收城市房地产税，两者稍有差异。所以，只有先逐步统一税种法，消除税收优惠差别待遇的根源，统一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才有成功的希望。无疑，今后我国仍将根据国情对需要重点发展的产业和需要照顾的中西部地区通过税收优惠予以激励和促进。只要着重市场规律，这种措施都是必要的，并且～定能够起到宏观调控经济的目的。只不过这些优惠直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即，只要符合税收优惠条件，都应当享受与之相对应的待遇，任何～方都不遭受歧视。改革的重点应放在取消涉外企业不合理的优惠待遇上，逐步实现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内外统一。

5.调整税收优惠结构，使之更加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和国际通行做法。鉴于普遍适用的税收优惠措施对境外投资者，特别是对主张税收中性、拒绝提供税收饶让待遇、然而却又拥有大量资金和先进技术的欧美发达国家的投资者缺乏吸引力。所以当务之急是取消其普适性，逐步废除对境外资金不分规模、不分技术档次、不分行业市场给予税收优惠的做法，并在此基础上调整税收优惠结构。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以地区发展导向为主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虽然促进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及内陆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但是从整体上看也加剧了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致使沿海地区与内陆边远地区的经济差距不但未能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适应东部地区产业升级和西部地区产业改造的需要，应当有针对性地调整地区性税收优惠的结构。在东南部沿海地区，应鼓励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生产型项目的投资，对于劳动密集型的普通加工项目和服务项目不再给予优惠。在中部地区，应继续坚持鼓励外向型经济为主的政策，减轻出口企业的税收负担。在西部地区，应以进口替代产业为主，同时鼓励传统产业改造，鼓励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所以，从整体上分析，地区性的税收优惠也应紧密结合产业政策发展的需要，加入产业性、技术性税收优惠的内容。特别是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和资本密集产业，除给予减免税的优惠外，还应采取加速折旧、允许抵扣资本购进项目的全部增值税税款、允许扣除研究开发费用等措施，以降低企业的投资风险，对于技术转让和科技成果转让的所得应予以免税或减税。与此同时，吸引外资还不能仅局限于外商直接投资，利用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通过在境外发行股票、债券、基金等形式吸引外商间接投资亦不失为一条有效之道。为此，应考虑对境外个人从中国取得利息、股息、红利和特许权使用费降低预提税率，以鼓励间接投资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对于外商投资农业，且期限较长的，不妨给予十年左右的减税和免税期。如果是开垦荒山、荒地的外商投资企业，经过批准，也可以给予十年左右的免税期。至于为了鼓励出口，根据出口实绩给予不同等级税收优惠的做法，对急需外资的我国来说虽然能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但是容易被归入TRIMS协议所禁止的投资措施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所禁止的补贴的行列，从而引发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争端，所以有必要在允许的过渡期内逐步予以改革。

6.调整减免型税收优惠模式，丰富税收优惠的形式和内容。当前我国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可以定位为～种以直接减免为主的模式，它对纳税人的创业和经营过程重视不够，而只是对其结果通过税收优惠的形式进行不同于其他纳

税人的处理，使受惠主体能够保留更多的剩余利润。在外商投资领域，这种做法对于普通的生产制造企业是有利可图的，但对于前期投入大、风险高的高新技术产业却难以显其功效。为了吸引外商投资于高科技产业，税法直坚持间接减免为主、直接减免为辅，过程优惠为主、结果优惠为辅的原则。这可以从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过程得到说明。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一般需经历开发、实验、规模生产三个过程。在产品研究开发阶段，风险最大，设备费及科研人员的费用都很高，此时最需要税法支持的是将税收优惠的侧重点放在机器设备的加速折旧、研究开发费用的扣除等间接优惠方面;在中间试验阶段，企业的风险仍然很大，对资金的需求依赖性越来越强，此时税收优惠应侧重于投资抵免、亏损结转、提取风险准备金等。当企业进入工业化规模生产以后，尽管还存在着产品推广方面的市场风险，但风险已大大降低，企业开始具备偿债或较高盈利的能力。此时税收优惠的重点应在于弥补以前年度亏损，鼓励将盈利再次吸引到科技风险投资上。这种做法鼓励技术创新的过程，鼓励人们加大高新项目的技术开发、资金投入及人才培养。即使创新未有成果，在努力过程中也能享受到税收优惠，使研究开发者感觉到国家与自己共担风险，有助于激励其继续奋斗。不难想象，由于高新技术项目生产过程的特殊性，在研究开发和试验等最艰难最需要国家支持的时候，倘若采取结果优惠方式，直接减免纳税人的税款，则由于创新过程本来还无结果，无论优惠种类有多少、优惠幅度有多大，外商都不能实际享受。而过程优惠所带来的加速折旧、投资抵免、提取风险基金或技术开发基金等间接减免方式却可以给投资人带来真正的实惠。因此，间接减免比直接减免、过程优惠比结果优惠更能发挥税法对吸引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的促进作用。

7.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为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发挥作用创造良好条件。所谓投资环境，是指足以影响国际资本有效运行，发挥资本的基本职能，以及资本增值的一切外部条件和因素，它是一个由各种外部条件和因素有机结合而形成的综合环境。税收优惠是投资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的有效发挥必须借助其他条件的成熟。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国鼓励外商投资的软硬环境虽然有较大程度的改观，特别是外资比较集中的沿海地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但当前急待发展的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却存在着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如交通不便、环境恶化、法制不健全、工作效率低下等，影响了我国投资环境的对外形象。毋庸置疑，政府若不注重提高办事效率，改变工作作风，严肃政纪法纪，强化基础设施，保护生态环境，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而是本末倒置地税收优惠作为对外招商引资的唯一检码，其结果只能是缘木求鱼。从国际资本的供求关系看，资本的供给可能逐渐偏紧，而资本的需求却越来越大，国与国之间吸引外资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究其原因，一是东欧国家经济逐步好转，国内局势趋于稳定，投资环境正在改善，吸引外资的竞争力在增强;二是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趋于缓和，发展中国家都纷纷加入了吸引外国投资的行列，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以及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更具有相当的竞争力;三是近年来各种区域性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国际资本在其内部之间流动增加，特别是随着欧盟的成立，欧盟成员之间资本流动的增加更会减少国际资本的相对供给;四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基础设施完善，国内局势稳定，对一些追求安全稳定的国际资本吸引力也很强。在吸引外国投资的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势下，如果我们不激流勇进，就有可能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节节败退，痛失利用外资发展经济的良机。因此，我国应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充分有效地发挥外资税收优惠的作用，为我国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创造条件。

中国加入WTO迫在眉睫，而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改革也应在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推动下逐步实施。只有坚持内外资企业税收无差别待遇，并根据产业政策调整税收优惠的内容和形式，才能为中国经济在WTO体制下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提供一个高效、公平的税收法制环境，促进我国税法的完善以及与国际惯例的接轨。的规范，必须转化为立法。因此，在税法中，税收政策可以分为两类，～类是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而对税法的修改所提出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在税法实际修改之前，它并不具有规范作用;另一类是已经转化为法律的政策，只有它才具有法律效力，对相关当事人具有拘束力。从这个意义上，所谓税收优惠政策的改革，其实完全就是指现行税法中关于税收优惠方面的法律规范及其指导思想的改革。所以，本文采纳税收优惠法律制度一向，而摒弃税收优惠政策的提法，以正视听。

中国现行税收制度 篇6

摘要：中小企业的发展不仅是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而且在增加社会就业、加快社会化进程等方面都发挥着特有的功能。目前，中国中小企业现行税法体系不完善、税收制度内容不全面、征收与管理不合理等问题一直制约着中小企业的发展，因此，如何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中小企业的税收政策至关重要。

关键词：中小企业；所得税；税收制度；征收管理

一、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1.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增长点。

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和私人垄断资本急剧膨胀，中小企业面对大企业的强大竞争优势，似乎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并惨淡经营。一些经济学家也由此断言：中小企业已丧失了活动空间。然而，中小企业不仅没有被吃掉，反而有了长足的发展，并且对国民经济起到了有效的辅助和补充的作用。有关资料显示，中小企业对各国经济的贡献率在不断上升。中小企业已成为世界各国经济的脊梁。在美国，雇员在100 人以下、几十人的中小企业占90%以上，其产品出口额占全国产品出口额的40%以上。我国的台湾地区其经济体系也是以中小企业为主，95%以上的公司是中小企业，其出口额占全部出口额的57%。自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以日、韩为代表的大企业主要模式受到较大冲击，而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台湾所受冲击则较小，显示出中小企业独特魅力。

2.中小企业是活跃市场的基本力量

大企业和小企业在市场上，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而中小企业在市场上的比较优势，主要表现在“船小好掉头”上，中小企业可以利用其经营方式灵活、组织成本低廉，转移进退便捷等优势，更快地接受市场信息，及时研制满足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尽快推出，占领市场。所以，中小企业在市场上应更具有竞争力。只要利用中小企业灵活善变的优势，引导它们放开搞活，对活跃市场功能有事半功倍之效。

3.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试验区

相对大型企业而言，中小企业改革成本低、运行操作简便、引发的社会震动小，相对较易进入新体制，已成为企业体制改革的“试验区”，改革重点和难点的突破口。诸如承包、租赁、兼并、拍卖、破产等企业改革和体制创新的经验，往往是先在中小企业试行后取得的，再逐步向国有大型企业推广。所以，企业的改革深化离不开中小企业作为“开路先锋”。

一、中小企业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中小企业税法体系不完善

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但是他们作为弱势群体本身的脆弱性和生存环境的相对恶劣性等，如何使中小企业真正成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受惠者，保障中小企业的合法权益，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法制环境至关重要。而中国现行的税收立法体系几乎都是采用小条例大细则的形式，临时通知，补充规定不断，有关的中小企业税收政策也只是从承受对象看主要涉及中小企业，没有一套系统的专门为中小食业量身定制的税收政策法规体系，都分散在各种税收法规或文件规章中，没有形成一个较完整的体系，造成相关政策执行起来随意性强，受人为因素影响大。

(二)现行中小企业税收制度仍需进一步改革

1．对中小企业税收优惠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大。税收政策作为国家经济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手段。必须运用有效的税收优惠政策来降低对中小企业的投资风险，引导人才流向，支持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在目前企业效益普遍不佳，亏损、微利企业大量存在的情况下，以所得

税为主的优惠措施，对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没有意义。许多发达圉家对中小企业均实行比正常税率低5．15个百分点左右的优惠税率，美国在1981年通过的《经济复兴税法》中，对涉及中小企业的个人所得税下调了25％。税法巾特别规定，对雇员在25人以下的企业，公司所得税按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缴纳。

2．中小企业税收政策缺乏导向效应。

中国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很大一部分的制定还仅仅停留在解决残疾人就业、废旧物资回收再生等低技术层面。多半是针对如校办、福利企业等特殊条件下的福利性，没有把中小企业提升到当今高新技术的发祥地，吸纳社会新生劳动力的主渠道等这样一种战略地位来考虑。缺乏人才是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之一，为支持中小企业聘用优秀人才，加强员工培训。很多国家政府制定了专项政策，为鼓励企业引进人才，意大利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聘请博士后两年以上者，每合同提供1 500万。6 o()()万里拉的税收信用额度。韩国对于企业支付的技术和人才开发费给予一定的法人税和所得税减免，对在韩国国内企业工作或在特定研究机构从事科研的外国人给予五年的所得税减免。

3．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偏长。

目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同定资产更新换代的步伐也逐渐加快，加上中小企业机器设备一般都是超负荷运转，磨损快，如果仍采用直线折旧的方法，年限偏长，对中小企业来说影响较大，但要加速折旧，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税前扣除管理办法》，须报国家税务总局审批，实际操作非常困难。

(三)对中小企业的征收与管理不合理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税发[2008130号)规定。税务机关针对账册不健全的企业可以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有些基层税务机关往往对中小企业不管是否设置账簿，不管财务核算是否健全，都采用“核定征收”办法，扩大了“核定征收”的范围。有的甚至不管有无利润，一律按核定的征收率征所得税，加重了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甚至不少地方只重视对税源大户、大型企业的服务和监管，对中小企业要么管得过严，要么只重结果不重过程，出了问题一味处罚，导致中小企业在建立健全财务管理、依法纳税等方面得不到及时有力的指导和帮助。

二、完善中小企业税收建议

我国有必要在遵循税收法治、公平税负、轻税、便于征管以及产业导向的原则基础上，针对现行中小企业税收政策中的不足，结合中小企业发展特点，不断调整税收政策来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为此提出以下针对性建议。

（一）优化增值税制度

我国现行增值税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中小企业税收负担,造成其纳税困境，因此要不断调整和完善增值税制，才能更好地维护中小企业的合法权益。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一是推进增值税转型、适当扩大税基。应逐步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的同时，将营业税税目改征增值税，使中小企业扩大抵扣范围来进行投资，以促进其设备更新、技术革新和生产进步。另外要改革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标准，以“财务会计管理是否健全”的标准代之“企业大小”的认定标准，使符合标准的纳税人都享受一般纳税人的待遇，并适当考虑中小企业折旧部分免征增值税。二是适当降低中小企业税收征收率，以降低企税负。政府可借鉴国外的一般做法，把征收率调整为 2%，来调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税率，并与一般纳税人的税负相平衡。三是拓宽增值税抵扣链条的覆盖面，真正消除增值税制度对中小企业的限制。四是适当放宽开具增值税专业发票的限制，来促进中小企业与一般纳税人之间的正常经济交往，更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

（二）优化现行所得税制度

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优惠对象一般为拥有科技实力的高科技企业和享有科研成果的技

术性收入，对那些技术落后的中小企业起不了对其科技创新活动的激励作用。另外，企业所得税制度对大型企业优惠多，而对中小企业优惠少且所得税率偏高，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中小企业科技创新难度，因此要对企业所得税政策进行优化，切实达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目的。

首先，通过所得税税制尽快取消一些外资企业在税前列支标准、税率水平等方面的超国民待遇，以改善内外资企业竞争地位不平等状况。其次，为了引导中小企业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加快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所得税税制可适当给予投资税收抵免、再投资退税、缩短折旧年限的优惠待遇，尤其是那些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创办的中小企业，更应当给予减免税等专门性税收优惠政策，才能真正体现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再者，降低新建中小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可将小型微利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率税率降低到 15%，并适用于所有的中小企业，以加快建立促进中小企业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的步伐，并适当提高适用优惠税率的应纳税所得额标准，对增加自有资金的中小企业在一定期间内给予一定比例的减免税或降低适用税率的照顾。

（三）落实税收减免优惠政策

目前，各国政府支持和保护中小企业发展，都会对中小企业在税收上给予一定的优惠，我国也不例外。但现行中小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存在不够规范化、系统化的弊端，因此有必要以产业政策为导向，建立起目标明确的、适用不同层次的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其一，健全税收法律法规，以提高税收优惠政策实施的法律效力,为中小企业创造一个宽松的税收环境。其二，借助税收政策鼓励更多的中小企业做大、做强。一方面，可降低中小型微利企业的“门槛”，政策上适当提供它们在技术开发经费方面的支出和税收优惠；另一方面，针对那些持续稳健发展、资产规模较大、经营稳定的中小企业可实行差异化税收政策。其三，扩大中小企业税收优惠范围，范围以产业倾斜为导向，而不是仅以地区优惠、经济性质优惠为导向，以更广泛地在中小企业中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并重点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等特殊群体采取适用性强的税收优惠政策，不断引导各类中小企业调整和优化产品结构，另外要采用多样化优惠形式，从不同角度来扩大对中小企业税收优惠，以增强对其扶持力度。

三、结语

中小企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在扩大就业、充分就业方面作出了任何市场主体都不可比拟的重大贡献。但由中小企业税收政策的问题，从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小企业的健康、快速发展。为此，必须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的税收政策，为中小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1] 王秀芝．现行中小企业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及改革策略[J]．商业时代，2009，(23)：66—68．

[2] 张秉福．国外中小企业税收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中国外资，20(0，(1 0)．

[3] 张蕾．直接减免中小企业税负意义重大[N]．农民日报，2009-03—06(3)．

中国现行税收制度 篇7

一、社会保障制度对就业的影响

(一) 积极的方面

一方面, 适宜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提高劳动者素质, 为劳动力市场提供大量优秀的人才。并且, 还为劳动者就业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 维护劳动力市场平稳运行。如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教育福利对于人口整体素质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为劳动者以后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获得就业岗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失业保险不仅能够保障下岗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需要, 还具有促进就业的功能, 可以为下岗失业人员提供职业培训和就业信息服务;工伤保险有利于保障劳动者权益, 维护社会稳定。

另一方面,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经过长期的改革与发展, 制度已相对完善, 保障水平也相对较高。这样就会使人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 从而提高消费水平, 拉动内需, 促进就业增长。

(二) 消极的方面

适宜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提高就业质量, 促进就业。但是, 社会保障水平过高会使人们安于保障的现状, 久而久之, 劳动者会滋生惰性, 影响就业的积极性。

另外, 社会保障水平过高, 会使人们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成本提高, 进而劳动者成本和企业成本上升, 这样企业在市场的竞争力会减弱, 企业生产量就会降低, 就业量必然会减少。

过高的社会保障水平还会给政府带来财政危机。由于政府财政支出增加, 政府势必会通过加重税收来增加收入, 这就会给劳动者和企业带来沉重的税务负担, 导致投资减少, 进而用工需求减少, 影响就业量。

二、中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与就业之间的矛盾

(一) 现行的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不广, 水平较低影响就业

国内部分社会成员只能享受到较低甚至是无法享受到社会保障待遇。如一些城镇非单位从业人员和广大农村从业人员及失业人员和非从业人员都不在制度规定的覆盖范围内。并且, 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也比较低。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1) 资料显示:中国社会保险支出占GDP比重2008年为3.2%, 2009年为3.6%, 2010年为3.7%。这就从宏观和微观上影响了就业。从宏观上看, 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不大、社会保障水平低影响了劳动力在地区间的流动。由于劳动力更愿意向社会保障制度更加全面、水平更高的地区流动, 从而导致部分地区劳动力富余, 如东部大中城市, 而部分地区劳动力贫乏, 如中西部城市, 当然也就造成了东西部就业状况的显著差异。从微观上看, 对于那些享受到较低社会保障水平或是没有享受到社会保障的部分人员来说, 他们对未来缺乏信心, 致使他们不敢去消费, 从而使产品市场需求减少, 产量降低, 进而影响就业。

(二) 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缺乏统一性和灵活性, 阻碍了灵活就业的发展

当前社会保险账户的建立及缴费在时间、地点等方面缺乏统一性和灵活性, 并且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并没有实现城乡统筹, 不仅城乡之间社会保障制度存在差异, 而且不同城市之间甚至是同一城市不同工作岗位之间存在差异。还有, 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和续接操作过于繁杂, 有的甚至无法提供转移和续接服务。以上这些因素不仅严重阻碍了灵活就业人员在行业、地域间的转移和流动, 抑制了灵活就业的发展, 而且还会使灵活就业人员对社会保障制度有抵触情绪, 为了实现就业而放弃社会保障, 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实行。

(三) 失业保险制度在促进就业方面的功能存在缺陷

现行失业保险制度促进就业的功能明显弱化, 只偏重于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 对失业问题考虑不足。完善的失业保险制度不仅能够保障下岗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 还能为他们提供职业培训和就业信息服务。然而, 中国目前的失业保险总体待遇水平还不高, 失业保险制度还基本停留在生活保障层面。由于失业保险制度难以发挥其促进就业的功能, 导致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竞争力减弱。

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就业的功能

(一) 进一步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 适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1. 中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着部分地区制度的缺失, 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 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

首先, 建立健全城乡社会保障制度, 使社会保障在城乡实现全面覆盖。其次, 加强社会保障的立法和监管, 使社会保障工作更具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最后, 做好基层社会保障工作, 这是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的基础。由于社会基层下岗失业人员、离退休人员、低保人员数量比较多, 做好他们的社会保障工作, 对于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十分重要。

2. 中国现行社会保障水平较低, 要适度提高。

一方面, 增加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 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占GDP比重较低。出现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目前的财力尚不能支撑强大的社会保障制度;另一种是财力足够保证, 但我们在认识和政策支持方面出现偏差而引起不足。所以, 还要切实处理好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 统筹国内社会保障水平, 消除不同地区、单位之间社会保障水平的差异。国内社会保障水平因地区和工作单位差别而参差不齐, 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于城镇, 非国有经济部门的社会保障水平低于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水平, 影响劳动力在地域、各部门的流动。所以要统筹城乡, 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 统筹各部门, 使用人单位的社会保障水平趋向一致。

(二)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增强社会保障制度的统一性和灵活性, 促进灵活就业的发展

1. 增强社会保障制度的统一性和灵活性。

我们要把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作为一个长期的发展战略, 充分考虑到在灵活就业过程中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可能会出现的障碍和问题, 及时解决, 促进灵活就业。如建立健全社会保险账户, 增强其统一性和灵活性;为灵活就业人员制定专门的参保条件和缴费方式;解决社会保险关系转移和续接过程中操作程序繁杂的问题, 使其不再阻碍灵活就业人员的流动, 等等。将社会保障统一规划、灵活运行, 有利于灵活就业人员的流动, 提高灵活就业的积极性。

2. 完善管理制度, 建立统一、规范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

尤其是针对灵活就业人员, 他们的社会保障业务量比较大, 而办理业务的窗口比较少, 很难为他们提供这方面的服务。因此, 要完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 提高管理水平, 一方面, 扩大管理体制中服务对象的范围, 提高服务能力。在面向用人单位的同时也面向灵活就业人员。同时, 提高对灵活就业人员的服务能力, 保障他们的权益。另一方面增设为灵活就业人员办理社会保障服务的窗口, 成立统一的社会保险管理中心, 保证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关系的建立、缴费、转移、续接既方便又快捷。

(三) 完善失业保险制度, 充分发挥失业保险促进就业的功能

完善失业保险制度, 除了要扩大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之外, 还要适度强化和改进失业保险促进就业的功能, 使其不仅能够保障下岗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 还能为他们提供再就业培训、就业指导和就业信息服务, 提高再就业竞争力。与此同时, 加大这一系列就业服务方面的投入, 为失业保险充分发挥促进就业功能提供资金上的保障。

进一步完善中国的财政税收制度 篇8

关键词：财政税收制度；费大于税；税收分级；税收分权

中图分类号： F810.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29-52-2

0 引言

任何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均需要财政税收制度予以支持，合理的、科学的财政税收制度能够为国家的财政税收管理提供有力的指导，促使财政税收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但是，就我国的财政税收情况而言，虽然已经对“费大于税”现象予以了重视，并且建设并实施了财政税收制度，但是仍旧存在着诸多需要完善之处，以弥补财政税收管理当中存在的不足。

本文主要对进一步完善中国财政税收制度的对策进行了分析和探索，希望能够为新时代财政税收制度的创新与完善提供有力理论支持和经验借鉴，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费大于税”的内涵阐述

财政税收收入仅属于政府机构收入的一部分，属于规范性收入，除此之外亦存在着部分非规范性的资金来源以支持政府机构的运转和支出。规范性的财政税收基本上来源于企业，属于企业负担的一部分，而非规范性的政府财政收入亦出自企业，增加了企业的负担。非规范性的财政收入包括基金性收费、行政事业性收费，对农民收取的乡统筹和村提留等。可以说，政府通过多种收费渠道所获取的收入规模，与规范的财政税收收入相比较而言，份额明显偏多，即出现了严重的“费大于税”现象。

2 “费大于税”产生的原因

首先，我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便主要致力于经济建设，在调整国民经济结构，扩大基础建设等方面均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但是，当时我国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难以顺利扩大税收，各级政府采取了多渠道筹集资金的方法，虽然解了燃眉之急，但是却出现了典型的办事模式，即在财政经费不足的情况下通过收费弥补。其次，事权、财权的分权使得我国各级政府均看到了局部利益，在发展经济时均比较重视通过多渠道的筹资获取更大的事权，主要目的在于促进区域经济结构的升级优化。而中央政府进行事权、财权分散时，对自身的资金分配能力相应地降低，加之转移支付机制的不完善，出现了资金分配不均的情况。由此，部分地方政府开始“自力更生”，不断扩大预算外的税收强化自身地位。最后，我国的财政税收体质不完善、不合理。中央税税种比较单一，搭配亦不恰当，整个税收体系的覆盖面积严重不足，不能够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做出有效调解，而税种、税目、税率等亦缺少科学的改善。

3 进一步完善我国财政税收制度的重要性

由于良好的财政税收制度能够促使政府充分地发挥其职能，能够对国家治理提供重要的资金基础保障，推动各级政府的多项治理工作获得充足资金支持并顺利开展，因而必须要根据时代的发展以及社会、经济的具体发展形势对我国的财政税收制度做出完善。可以说，国家的财政制度是否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政府服务职能能否良好发挥具有重大影响。各级政府若要有效控制与管理财政税收，便必须通过完善的财政税收制度予以规范，以便对管理当中存在的漏洞进行弥补，避免政府在管理财政收入时出现严重的以违法违规行为，有助于保障社会的和谐发展与稳定进步。另外一方面，当前国际市场经济环境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政府职能亦随之而出现了一定改变，只有对税收财政更加合理的优化利用，减少资金浪费，方能够促使政府职能在新形势下顺利转型。由此可见，我国必须要进一步完善财政税收制度。

4 完善我国财政税收制度的建议

4.1 完善财政税收分级与分权制度

财政税收分级和主要是指我国各级政府之间在事权、税权以及支出责任方面进行科学的、合理的划分，实现集权与分权的有效结合，属于我国比较创新的一种财政税收体质，能够促使各级政府均充分发挥财政税收管理积极性[1]。财政税收分级与分权制度对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需求而言比较适合，能够保证我国财政税收支出与收入处于稳定的状态。但是，面对当前不断变化的市场经济形势，我国仍旧需要进一步完善财政税收的分级与分权制度。第一，中央政府必须要赋予地方政府一定财政事权，促使地方能付能够对于地方税种在合理范围内进行税收减免和立法。第二，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之间要能够对财政税收做出合理的划分，前提则是必须要保证中央政府的财政税收能够稳步上升。第三，中央政府以及省级政府，既要能够合理地划分财政税收支出比例，又要对部分财政支出直接负责，目的在于缓解地方政府的压力，从整体上保证财政税收管理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4.2 加强合理化税负征收标准制定

税负主要是指实际上能够计缴的税款占相对应的应税销售收入的比例，可以时增值税税负、所得税税负或者营业税税负，亦可以是本年度所上交所有税款总计的总体税负[2]。合理化税负征收标准，必须要与主体税种相符合，要与税负水平相适宜，且要能够遵循税负结构合理的原则。我国在加强合理化税负征收标准制定时，首先要能够对当前的国际经济发展水平，我国社会进步状态等做出比较深入的分析，并且将税收体质以外的收入取消，以便加强对政府性税收收入的规范控制力度，减轻纳税人的负担。与此同时，我国可以设立相应的环境保护税种，对企业的生产与经营做出约束，强化全体人们的环保意识，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于个人所得税，我姑需要加快改革步伐，降低征税七点，实行分类扣除，以减轻个人纳税压力。

4.3 建设规范性财政转移支付体系

财政转移支付主要是指各级政府之间多存在的，能够将财政税收能力差异作为基础的，将实现各个地方工作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作为主旨的一种财政平衡与财政资金转移制度。现阶段，我国的财政税收制度当中，缺少规范行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不利于保证我国财政税收管理的控制与管理质量，各级政府的财政税收管理职能难以良好发挥，在具体的管理中难免会出现一定漏洞。现有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并不完善的主要原因在于：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并不完善，缺少与监管责任和监管措施相关的内容，较易出现违规支出的财政行为；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缺少合理性，存在着部分应该已经被取消的地方保护政策，且仍旧以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为主，缺少财政转移支付均等化。为此，我国必须要进一步建设规范性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我国可以对财政转移支付做出明确的规范，在每一项财政支付过程中均予以严格的监管，加强监管的效力，必要时应该恰当调解财政转移支付的结构，实现均等化，由此提高财政转移支付的公平性与服务性。

4.4 提升财政税收管理队伍的素质

财政税收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应该与财政税收制度完善同时进行，财政税收管理工作的开展有助推动财政税收制度的完善。为此，我国需要进一步提升财政税收管理队伍的素质，尤其要求具有高素质和高专业能力。在此方面，可以增强对当前财政税收管理队伍的教育培训力度，促使全员逐渐提高专业化水平，增加专业知识技能。在培训当中树立现代化的财政税收管理观念。同时，亦要重视对优秀的财政税收管理人才进行培养与选拔，使其能够充分的掌握管理知识、法律基础、现代化技术，凭借自身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进一步保障财政税收制度得以有效实施，促使财政税收制度得以顺利完善。

5 结论

综上所述，财政税收制度对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人民的生活均具有重要保障意义，面对当前不断变化的市场经济形势，我国各级政府职能亦在出现转变，因而财政税收制度亦要与时俱进的做出完善。当前，我国仍旧致力于改变“费大于税”的现象，进一步完善财政税收制度对此具有积极促进作用。为此，我国可以完善财政税收分级与分权制度，加强合理化税负征收标准制定，建设规范性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提升财政税收管理队伍的素质，从整体上保障财政税收制度的完善与实施，促使各级政府均能够更加科学的管理财政税收，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和价值。

参 考 文 献

[1] 王道树.中国税收可持续增长问题研究[J].财贸经济，2012，05（09）：1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