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税收政策的建议

对税收政策的建议（精选8篇）

对税收政策的建议 篇1

采滥用都起到了有效的控制，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更发挥了积极作用。笔者认为，在生态环境补偿方面，应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尽快完善生态系统税收制度

（一）从保护重要生态屏障、考虑减轻农牧民负担、解决生态移民生活困难、支持当地经济发展的税收角度出发，应当采取“税额减免、提高起征点”等税收手段，初步形成“生态无税区”。

（二）在现行生产型增值税政策下，对矿产资源性产品生产企业一般纳税人在计算缴纳增值税时，将开采矿山中发生的采矿权转让费、生产探矿费、资源补偿费、资源税等有偿使用矿产资源的支出和购置节能减排设备所含进项税金应列入准予抵扣的范围。

（三）资源税的征收应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合理提高税率标准。即提高有色金属和其他非金属矿原矿等矿种的资源税税额幅度上限, 辅之以提高税收负担的办法，使不可再生资源的单位税额高于再生资源。

（四）应当赋予省级政府一定的资源税收管辖权，合理调整现行资源税单位税额，对金属和非金属矿产品实行定额税率与比例税率相结合的复合计税办法,即先在开采或生产环节实行定额税率从量计征，之后在销售环节根据销售价格再实行比例税率从价计征，充分发挥资源税在节约非再生资源、稀缺资源方面的调节作用。

二、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

（一）对开采石油、天然气征收的矿区使用费应纳入资源税征收范围。

（二）煤层气也属于自然资源，应对地面抽采煤层气征收资源税。

（三）借鉴国际经验做法，对自然资源输往本地区以外时，就该资源或者矿产品的产量跨地区征税。跨区域征税的纳税人虽然是在本地区从事矿山开采的居民或企业，但其负税人实际是资源的需求者或消费者。利用这种办法可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达到保护资源，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目的。

（四）对在境内从地下或其他水源地耗用水的单位和个人，列入水资源范围征收资源税，具体办法是：

1、根据水资源所在地海拔高度设置比例税率，地域海拔越高设置较高税率，按照使用水资源的径流量或者立方数按规定税率征税。

2、根据下游水电站的单位投资成本和用水量、水头大小确定起征点和累进税率，按发电量征收，规定每千瓦时定额税率。

3、按照税收征管属地原则，由当地税务机关根据河流管辖区域收取，确定水资源源头地和水资源利用地分享比例，对征收的水资源税纳入财政预算专款专用，用于生态移民生活困难补偿、基础设施建设维护、水资源生态保护。

4、以城市用水销售量、工业用水自用量为依据征收水资源税。

三、开征环境保护税

（一）将资源开发及循环产业现行排污收费制度进行税（费）改并，提升其立法层次，将排污收费改为征收环境保护税。

（二）对在采挖各种中药材缴纳的“草皮承包费”纳入税收征纳范围征收环境保护税，其税收收入作为专用基金,用于生态环境保护支出。

四、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

将地区采挖取得的中藏药材植物初级产品应列入消费税征税范围，对采挖人数进行规模控制，并进行采挖技术培训，提高保护草场意识，减少并淡化药材保健作用的宣染，从源头上杜绝无序疯狂采挖，保护草原原始生态。

五、完善税收优惠政策

继续落实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除继续保留原有的减税免税和零税率等税收优惠形式外,还应针对不同优惠对象的具体情况,采取多种税收优惠形式：

（一）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原则性规定，赋予民族区域自治地方适当灵活的税权。如由现行增值税先征后返政策改为全额恢复征收增值税，所征税款全部用于生态资源开发补偿，开挖回填、草原灭鼠等，让农牧民切实得到实惠，使生态环境恢复得到落实。

（二）为扶持资源循环经济，在还没有实行消费型增值税以前，对资源开发利用产业相对集中的地区，在资源消耗低、科技含量高、环境污染、废旧资源再生循环利用好的产业政策中增加循环经济在资源保护、节能减排方面购置用于消烟、除尘、污水处理等方面的环境保护设备允许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规定。

（三）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制度中增加对企业和个体经营者为治理污染而调整产品结构、改革工艺、改进生产设备发生的投资支出给予税收减免的规定。

对税收政策的建议 篇2

一、目前我国出台的房地产政策

2010年4月17日, 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建立了房地产市场体系, 增加房地产市场信息披露, 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监管。

2011年1月底, 国家先后将重庆、上海作为房产税试点。

2013年政府公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 增加对房产的限购、限贷的要求;公开房地产信息;加强社会公众的监督, 细化房地产的调控措施。

2013年“两会”开幕前, 国务院常务会议发布了新的调控措施, 其中一条细则非常引人瞩目:“出售自有住房将按转让所得的20%征收个税”。

近些年房地产政策的实施, 是政府坚定的调控房地产市场, 短期来看对稳定房价有一定效果, 但长期看来收效甚微。因为尽管政府加大了对限价房的调控力度, 但实际只为削减新房供应量, 未来房价走势仍然不可乐观。主要原因是房地产市场的供应和需求的矛盾已经积累了很久, 政府应该从供应和需求方面, 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更适当的措施。

二、房产税对房价的影响

房产税是以房屋为征收对象, 以房屋的税收剩余价值或租金收入, 向房屋持有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房产税的征收, 是政府从宏观方面调控房价的有效途径之一, 对房地产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是有利的。

(一) 从需求方面分析

商业住房主要是指新房、租赁房和二手房。从消费需求的方向来看, 房产税的征收不影响那些具有消费需求的人。因为征收房产税并非影响消费者的刚性需求。然而租金的波动会影响住房人的消费需求, 租金与消费者的需求负相关, 越高的租金, 需求会越低。

从投机需求的角度看, 房产税的征收增加了投资的成本, 同时, 延长投资回收期会增加投资的风险。因而, 人们为了规避风险, 会出售房屋, 进一步导致房价下降。短期看, “房地产热”现象已经降温, 投机需求减少,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房价。但随之而来的是居民们逐渐转移到租赁市场, 消费的需求将会使房租价格上涨, 但人们的刚性需求却不会减少。

市场上的供给量和需求量最终使得房价会回升, 投机者将房地产税转嫁给买房者, 从而进一步提高住房价格。这样, 征收的房地产税是将税收负担转嫁给了消费者的购房需求, 并且进一步加大了贫富差距。

(二) 从供给方面分析

由于房地产市场的开发周期比较长, 短期内征收房产税还不影响已有房屋的供应量。然而, 当房价开始增长, 很多房主会开始销售房屋, 这意味着住房的供应会增加, 尤其是会增加二手房的供给数量。

所以我们同样不能忽视租赁市场中供给和需求的变化, 房产税的实施会使得人们不敢购买多套住房, 这样将会减少可租的住房供应, 加剧了租赁市场的竞争。租金上涨, 会反过来影响新房和二手房市场的供求。此外, 住房供应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房地产企业将增加到开发负担得起的住房, 逐步转向更适合普通消费者的住房, 这是有利于改善房地产市场的供应结构。

三、个税提高的影响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 可以预见, 房屋价格将出现先下降后上涨。 在地方细则出台之前, 住房成交量将会突增并且房价下跌, 但从长远来看, 房价将继续上升。

(一) 个税提高的正面影响

1.抑制开发商之间相互购买来增高价格。税收成本的调整将大大影响交易量。二手房交易量将会突增之后突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通过对个税的调整, 使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相互房地产变为不可能, 间接达到控制房价的目的。

2.清理投资者, 提高市场效率。个税的增加可以抑制投资型买家的购房需求。由于投机投资型买房者会因为利润减少和不可预知的风险而退出投资房地产, 转向其他投资渠道, 因此一些投资者将被清除房地产市场, 使市场可以更好地分配资源。

3.增加新的活力, 稳定经济运行。由于二级市场交易被切断, 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增长可能更为活跃。购房者将在更为控制下的税收优惠购买新房, 从而刺激新房销售, 新城镇建设继续稳步推进, 保持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二手房市场则可以回到一个相对理性的市场, 投机将得到有效遏制, 干扰因素对价格的变化将减弱, 通过市场的作用来调节房价。而整个房地产市场的成交量将不降, 可以保证整个市场保持平稳发展, 不会对经济造成太大的冲击。

(二) 个税提高的负面影响

1.避税方法层出不穷, 增加了社会成本。国务院“新国五条” 出台之后, 各种避税的手段层出不穷, 比如通过假离婚来转让房产, 或在合同上做动作, 使合同价格与实际交易的价格不符。当前, 针对二手房交易的逃税手段越来越多, 而且方法很是隐蔽。 这些逃税的行为增加了社会成本, 占用了行政和司法资源, 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应该密切关注此类的逃税行为。

2.伤害居民购买住房的积极性。当前, 大部分家庭对住房的需求有以下三类:第一类是婚后由于成员的增加, 原来的住房面积太小, 需要购买较大的房屋;第二类可能是为了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 或由于工作的关系, 需要购买学区房;第三类是老人为子女结婚更改住房的所有权。这三种情况, 都是买家出售原有住房来更换新房, 整体来说对房屋的供应和需求影响不大, 对房价也无太大影响。对这三种改善的需求征收房产税, 不仅会挫伤人们的改善住房环境的热情, 而且因为成本将转嫁到购房者手中, 降低了普通购房者的购买力, 不利于市场发展。

总体而言, 税收增加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留下的是可以承担最终的价格的普通购房者, 而投机投资购房者将被挤压出来, 但无法负担更高的价格的普通购房者将会被“误伤”。而更深远的影响, 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四、房产税能否有效地抑制高房价

短期来看房产税能够抑制投机, 引导购房者进行合理消费。 但从长远的影响来看, 房产税对房价的调控可能无效。主要原因是我国房地产税制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没有解决:

(一) 信息不透明, 产权制度不健全

合理征收房产税的前提是确保居民拥有相对的信息。但我国的产权制度不健全, 信息化建设严重滞后, 并没有建立相应的信息系统, 不能准确获取居民住房信息。而且, 很多房主和住户不是同一人, 这增加了难以确定的房地产税纳税人。因此, 政府应完善我国的产权制度, 保证产权明晰。对于二手房市场交易, 应及时披露信息, 提高公平性和透明度。

(二) 评估体系尚未建立

目前我国房地产估价制度尚未建立, 各部门联系不密切, 责任制度不健全, 严重阻碍了房产税的研究。

(三) 房产税对房价的长期影响不大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房产税的征收可以减少投机行为, 能有效遏制房价。短期看来, 房产税的征收, 加大了投资成本, 提高了投资风险, 导致了一些房屋投资者将资金转入其他投资市场。在短期内能减少投机需求, 使住房供应增加, 从而房价下跌。但是即使人们购买新房的欲望降低, 刚性需求也不会减少, 所以租赁市场的竞争会加剧从而使租金增加。同时, 在看到房地产市场的长期变化的投机者, 将认为房地产市场仍然是有利可图的, 继续增加投资, 并提高房价, 将房产税转嫁到买家。因此, 价格将继续提高。

房产税的征收是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一个过程, 它的目的是使房地产市场回归到理性水平。它的改革是打破利益分配格局, 而不是技术问题。因此房地产税应放在改革税制设计和制度完善的大框架下, 研究房产税制度, 设计合理的房产税。

五、政策建议

解决我国住房问题的关键是增加住房的供给量。政府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 逐步建立和完善保障性住房制度, 使广大中低收入群体能长期居住在公共住房中, 从而抑制住房需求, 降低房价压力。

(一) 对购房需求区别对待

征收房地产税时应注意区分不同对象。新的“国五条”的政策, 一方面只对二手房收20%的个税, 并不对新房征收, 说明国家已经注意到投机性投资需求会推高价格;但另一方面, 会误伤一些改善条件的购房者。因此, 调整和控制房地产, 政府的应区别对待以各种需求, 避免伤害无辜的购房者。

(二) 二手房交易的审查应更严格

对于二手房交易, 应加强检查, 避免恶意逃税的二手房投资者。首先, 要确定买卖双方是否有欺诈, 避免双方当事人的损失。 其次, 确认双方没有通过假离婚等形式逃税。最后, 应核实双方的交易账户, 避免双方以阴阳合同逃税。此外, 对于交易价格严重脱离市场价格等收取二手房销售者的个人所得税。

(三) 以房产税代替土地出让金

一般说来, 流转税很容易转嫁, 但所得税和财产税不容易转嫁。个人所得税对二手房投资者来说, 虽然是一种所得税, 但由于其征收依赖于购买成本与收入之间的差额。对于二手交易所征收的个人所得税, 更容易转嫁到购房者身上。但如果二手房投资者来承担, 提高投资者的其成本, 则会大大降低投资欲望, 逼其退出房地产投资。

(四) 控制信贷水平

调控房地产市场还应注意控制信贷水平。二手房投资需求者需要大量资金进行操作, 因此对贷款存在强烈的依赖。从银行控制住房贷款, 有利于稳定的房地产市场交易量。

虽然房产税的征收没有绝对抑制房价, 但它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政策方向和遏制房价上涨的决心。房产税的设置和短期市场反应, 体现了原有的房产税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合理性。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应如何把握和做出相应的协调政策, 应该是思考的问题。合理地考虑产权交易行为, 审慎的出台调控政策, 才能真正为人民谋福利。

摘要：近几年, 我国住房价格增长迅速, 房地产火爆的现象到处可见。针对房地产市场的火热状态, 各级政府实施控制, 期望稳定房价, 与此同时房地产税成为争论的焦点。文章从供应和需求两个方面对我国近年来房地产税对房价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并探讨了提高个税对房价的影响和房地产税制改革能否起到抑制房价的作用, 最后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关键词：房价,房产税,房地产政策,个税,供给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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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税收政策的建议 篇3

关键词：棉农种植决策；目标价格；影响因素；新疆地区

中图分类号：F30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6）01—0430—05

1研究背景

1.1国家收储下的棉花产业市场失灵

2011年，国家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给我国棉花产业带来的冲击、稳定国内棉花生产、保障棉农收入，开始实施国家收储政策。国家临时收储政策实施以来，对我国棉花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内棉花生产得以稳定。国家收储政策实施以来，新疆地区的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均明显增加，棉农收入显著提高。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棉花价格持续上涨，国内外棉花价差不断拉大，从2010年的1 000元/t增加到2012年5000元/t左右，到2013年一度接近6 000元/t，国内棉价比国际市场高出约45%。纺织企业用棉成本大幅度增加，严重影响我国棉花产业的稳定运行。2010—2013年国储库总计棉花收储量超过1 500万t。虽然历经多次抛储，截至2014年我国棉花库存仍超过1 000万t，大量库存为棉花销售和管理带来了双重压力，高价收储、低价出售更是导致差价亏损，再加上棉花储存费用、耗损折旧费用、人工费用、运输费用等造成了巨大的财政损失，极大地增加了国家财政负担，各种问题开始突显。

为了缩小国内外棉花价差，恢复国内棉花产业的市场活力，增强我国棉花市场竞争力，促使国内棉花产业长远发展，2014年国家在新疆地区试点实施棉花目标价格政策。不同于国家临时收储政策，目标价格坚持市场定价原则，国家不再收购棉花，取而代之的是棉花销售主体（棉农和与棉花加工企业）直接与市场对接，棉花交易市场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棉花价格开始重新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并且较国储时期开始大幅下跌。如图1所示，国家临时收储政策期间CNCotton A指数（内地229级皮棉成交均价）、CNCotton B指数（内地328级皮棉成交均价）虽有波动，但是均处在较高水平，年均价在18 000元/t以上；实施目标价格政策以后，2种棉花价格开始大幅下降，尤其是2015年以后，CNCottonA指数、CNCottonB指数均跌至15 000元/t以下。

1.2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的设计与执行

2014年棉花目标价格为19 800元/t，通过监测采价期9—11月新疆地区皮棉销售情况，市场价格最终确定为13 537元/t，并按其与目标价格之间的差价对棉农进行补贴。首次发放补贴总金额为240亿元，其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39亿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101亿元。后查缺补漏，再次发放补贴金额10亿元，其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5.8亿元，兵团4.2亿元。虽然与2013年相比，2014年实施目标价格政策以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籽棉平均销售价格下降了17.4%，兵团籽棉平均销售价格下降了6.94%，棉农平均收入有所下降，但是在目前全国棉花交易市场低迷、棉花需求疲软的情况下，目标价格补贴仍保障了棉农的基本利益。

因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兵团体制不同，所以棉花种植模式、栽培技术、经营流通等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目标价格对新疆棉农种植意愿的影响，本研究分别于2013、2015年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兵团棉花种植面积较大的县（师）进行调研，并选择具有3年以上棉花生产经验、对未来棉花价格变动及销售情况有合理预期的对象，尤其是2015年所选调研对象尽量选择种植年限跨度2项政策的棉农。分别收回2013、2015年有效调查问卷334、339份，作为实证的重要数据来源。根据调研数据将国家临时收储时期与目标价格政策实施期间棉农植棉意向及其变动的影响因素作对比分析，从而探索目标价格政策实施以来棉农植棉意愿的变动趋势，并提出目标价格政策下提高棉农收益、稳定新疆地区棉花生产、提高棉花竞争力的措施和建议。

2样本选择及描述

2.1数据来源

2013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选择喀什地区巴楚县，阿克苏地区沙雅县、柯坪县，塔城地区沙湾县、玛纳斯县（其中喀什地区与阿克苏地区属于南疆地区，塔城地区属于北疆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兵团选择第一师、第二师、第七师、第八师，其中第一师、第二师属于南疆地区，第七师、第八师属于北疆地区。201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选择阿克苏地区沙雅县、柯坪县、新和县，塔城地區沙湾县、玛纳斯县进行调查研究；兵团选择第一师、第二师、第七师、第八师，具体分布见表1、表2。

南北疆由于少数民族数量较多，棉农思想意识、棉花栽培模式、棉花销售等都存在着差异。因此为了使调研更加全面，分别选择南北疆棉农作为调研对象，并以棉农的植棉行为作为切入点，探索临时收储政策与目标价格补贴政策下棉农植棉意愿的强弱，以及2种政策下棉农行为意愿影响因素的异同。为了尽量减少由于其他客观因素所带来的结果误差，本研究在2次搜集资料中尽量选择相同地区进行调研，但是由于实际操作的困难，2次调研地区略有差异。

2.2样本描述及分析

2.2.1棉农的个体特征 棉农的个体特征主要包括棉农的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植棉劳动力人数等。从表3看出，2种补贴政策下，棉农的平均年龄、文化程度差异不大，年龄稳定在40～45岁，而中学学历棉农占一半以上；但是在目标价格政策下，家庭植棉劳动力人数较国家临时收储政策时有所下降。分析其原因可能是随着新疆地区棉花生产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植棉所用劳动力人数开始减少，家庭剩余劳动力开始从事其他非植棉活动，从而获得更多家庭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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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家庭生产特征 家庭生产特征主要包括植棉面积、单位面积成本、棉花出售价格、棉花单产以及棉花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等。从表3看出，目标价格政策下棉农植棉面积、单位面积成本均有所增加。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国内棉花生产布局调整和国家临时收储政策的影响，新疆地区棉花种植面积增加；但是随着我国人口宏利的消失以及物价上涨，植棉物化成本与雇工成本同时增加，导致植棉单位面积成本增加。棉花平均销售价格由2013年的8.90元/kg下跌至2015年的5.1元/kg，说明国家临时收储期间棉价居高不下的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2种补贴政策下，棉花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均超过70%，高份额的比重有利于棉农慎重规划棉花生产，高收益时稳定或扩大生产，低收益时则减少生产。

2.2.3棉农认知能力特征 由表3可见，虽然仅有39%的棉农了解国家临时收储政策，但是却有63%的棉农选择对此政策满意。原因可能是对于大多数棉农来说，虽然没有详细了解国家临时收储政策，但是对该政策实施期间棉花的收益较为满意，所以大多数棉农选择了“满意”。对国家临时收储政策了解的棉农比例为39%，而对目标价格政策了解的棉农比例达59%，所占比例有所增加，分析其原因可能是随着信息传播的进步、政策宣传力度的加大以及政策变动对棉价的影响，棉农对政策的关注度增加，并根据对现行政策下植棉收益的预期调整棉花生产。2种政策下对棉价的预期差别很大，在国家临时收储政策时期，68%的棉农认为棉价会上涨，对植棉持乐观态度；在目标价格时期，仅有6%的棉农认为棉价会上涨，而73%的棉农认为棉价将下跌。可能的原因是2014年棉价大幅度下跌，并且由于盲目追求产量引发的新疆棉花內在品质下降，马克隆值普遍偏高、机采棉棉结过多、三丝问题严重等原因更是为棉花销售带来了困难，导致大部分棉农对棉价的预期持消极态度。

2.3模型设定

2.3.1模型的构建 棉农的植棉意愿反应包括积极反应与消极反应，其中增加或稳定种植面积视为积极反应，减少植棉面积视为消极反应，本研究采取离散型二元选择模型Logit对棉农植棉意愿进行回归分析。

Logit模型采用逻辑概率分布函数：式中：口为待估系数。各变量具体说明见表4。

2.3.2变量选取及理论预期 棉农植棉面积的变化幅度是棉农种植决策的直接体现，棉农种植决策行为受多方面的影响，包括户主的思想意识、家庭劳动能力、棉花的生产成本收益、植棉年限以及国家政策等。

选取棉农个体特征指标3个、生产特征指标5个、认知能力指标4个，共12个指标，综合分析不同补贴政策下兵团及自治区棉农种植决策行为，并结合样本分析情况作出相关性预期，具体见表4、表5。

3实证结果分析

3.1回归结果

借助Evews 6.0分别对2013年的334个样本、2015年的339个样本进行Logit分析，计算结果如表5所示。检验结果中包括2个样本各解释变量参数估计值、z统计值及P值、LR统计值、麦克法登可决系数值等数据，其中模型1、模型2的对数似然比统计值分别为97.079 1、63.771 4，P值分别为0.000 002、0.000 003，说明2个模型显著性水平较高。麦克法登可决系数分别为0.134 9、0.116 9，说明拟合度良好。

3.2结果解释

通过Z统计值及P值可以看出，模型1中共有“户主年龄”“植棉面积”“单位面积成本”“出售价格”“棉花单产”“对棉价的预期”6项指标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2中通过检验的指标有“户主年龄”“植棉面积”“单位面积成本”“出售价格”“棉花单产”“对棉花政策的了解程度”“对棉花政策的满意度”“对棉价的预期”8项指标通过显著性检验，与模型1相比，对棉花政策的了解程度与满意程度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他4项未通过显著性检驗的指标与模型1一致，详见表5。

3.2.1个体特征指标对棉花种植的影响 在2个模型中，“户主年龄”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为正，与理论分析一致，说明年龄越大继续种植棉花的意愿越大，主要原因是年龄较大的农户一般具有丰富的植棉经验，种植其他农产品或者转行从事非农业劳动的可能性较小。国家临时收储政策期间，国家以高于市场的价格“保底收购”棉花；目标价格政策期间，按照目标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对棉农进行直接补贴。2种政策均能保证棉农的基本收益，所以对于年龄较大的棉农仍是愿意增加或保持棉花种植。

棉农“受教育程度”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与理论分析不一致，说明户主文化程度的高低对棉农植棉意向没有直接影响，主要的原因是棉农的受教育程度较为集中，半数以上均是中学教育，并且植棉的技术性不高，与学历程度并无直接关联。

在2个模型中，“家庭植棉劳动力人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与理论分析不一致，说明在2种补贴政策下家庭劳动力的数量都不影响家庭植棉意愿，可能的原因是随着新疆地区棉花生产、采收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棉花种植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减少。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土地流转制度的完善，新疆地区转租土地面积增加，植棉劳动力人数虽然有所下降，但是通过土地流转产生的植棉大户数量在不断增加。

3.2.2生产特征指标对棉花种植的影响 在2次模型分析中，“植棉面积”“棉花单产”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相关性与理论分析一致。原因可能是棉花生产规模效益显著，植棉面积越大越容易整合资源，实现规模效益，从而降低植棉成本，所以植棉面积较大的棉农更愿意增加或稳定棉花生产。另外，目标价格政策期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按照60%面积、40%产量的方式进行补贴；兵团植棉区按照产量补贴，所以植棉面积越大、单产越高，不仅意味着棉花收益越多，更意味着所获补贴金额越大。“单位面积成本”也均通过了2次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为负，与理论分析一致，说明随着物质成本与人工成本不断攀升引起的棉花生产成本增加，棉农植棉意愿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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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3年及以上”在2次模型分析中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分析其原因，可能由于大多数棉农为理性经济人，植棉行为的主导因素是经济效益。当棉花收益达到期望值时，则继续棉花生产；当棉花收益过低时，则会放弃棉花生产。所以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可以充分发挥其调节棉花种植的作用，当国内棉花面积和产量低于合理水平时，通过提高补贴调动棉农植棉的积极性，增加棉花的种植面积，稳定农民的棉花生产。当国内棉花面积和产量高于合理水平时，通过调整补贴标准，适当降低补贴力度，控制棉花的种植面积，督促农民调整和优化种植结构，使国内棉花面积和产量始终稳定在合理水平。

3.2.3棉农认知能力指标分析 “对棉价的预期”在2个模型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与棉农植棉意向呈正相关，与理论分析一致，棉农根据自己对未来1年或几年内棉价的预期来调整棉花种植。

“对棉花政策的了解程度”“对棉花政策的满意度”在模型1中未通过检验，而在模型2中均通过了检验。首先，国家临时收储政策实施期间，新疆地区棉花销售途径单一，大量棉花进入国库，并且棉花价格持续在较高水平。实行目标价格补贴政策以后，皮棉销售以及皮棉价格开始由市场决定，棉花销售主体开始面对市场，棉花价格远低于临时国家收储时期，并且销售进度明显缓慢，棉花销售方式与棉花價格的改变促使棉农开始关注国家政策。其次，新疆地区很多棉农都采取向农发行贷款的方式来进行棉花种植，且每年的农发行最终还款日期为8月31号，虽然2014年农发行利息下调0.2%，但是由于补贴发放时问相对较晚而且棉花销售缓慢，棉农及兵团棉花加工企业仍面临着很大的压力，直接关系到棉农对该政策的满意度，并影响棉农的生产决策。再次，不同于国家临时收储政策，目标价格补贴政策为国家实施的直补政策，补贴直接发放给棉农，大大缓解了中间流通企业从中牟取暴力的状况，棉农对该政策的关注度也开始增加。

4相关对策与建议

4.1完善棉花综合补贴体系

2014年，目标价格补贴发放方式是新疆地区60%面积、40%产量，兵团全部产量核算，核算次数多、行政成本高。尤其是棉花种植面积的核算工作量巨大，耗费大量的财力和人力。建议按照产量核算补贴金额，并延长采价期，既有利于鼓励适合植棉区生产和抑制次宜棉区的退出，又有利于减少补贴发放的核实工作。为了督促棉农注重棉花质量的提升，改善棉农盲目追求产量、忽略质量的问题，在实施产量补贴的基础上给予质量补贴的权衡。在棉花测产的同时，依据公检制度实施棉花“在场”监管，在棉花加工厂设立监管区，由公检人员到场提取样本包检验，核定棉花质量等级，建立产量补贴与质量补贴相结合、优质多补的补贴机制。

4.2完善棉花市场购销体系和调节机制

中国现有棉花市场经营与收储共存，市场与计划并有，籽棉价、皮棉价、市场价、收储价、期货价、进口价、国储拍卖价等多种棉价共同交易，价格机制畸形，购销体系混乱。虽然目标价格政策实施以后，国家收储放开，原棉采购渠道畅通，纺织企业的买方地位提升，棉花購销体系开始重建，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逐步发挥作用。但是现有棉花流通市场主体多且杂乱无章，市场竞争结构仍然混乱无序，所以必须进一步完善市场购销体系和调节机制，确保市场机制的基础配置作用。国家交易市场与国储相配合，处理好新棉与国储棉之间的关系，消化国储棉的同时确保新棉销售安全，保证市场平稳运行。控制好配额与关税政策，棉花滑准税与国储棉销售相结合，尽快消化国储棉，保护国内棉花市场。此外，统筹棉花生产和纺织行业发展，加强对纺织企业政策支持，促进纺织企业发展，从而扩大纺织用棉需求。最后充分利用棉花期货市场，并增设棉花交割库，鼓励涉棉企业参与棉花交易，充分发挥期货发现价格和规避风险的作用，完善棉价调节机制。

4.3加强政府农业管理部门作用发挥

首先，农业科研部门应规范棉花品种的开发，完善并推广机械植棉生产技术，引导棉农采用先进的棉花生产技术，提高棉农对技术的掌握程度。改善新疆地区棉花“矮密早”的栽培模式，探索更适合机采的栽培模式。其次，政府加强推动建立长期合作保险制度，根据不同的受灾情况调整赔付率，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增加植棉技术开发推广、植棉基础设施建设、棉花销售服务等综合性棉花生产补贴措施，形成综合补贴和专项补贴相结合的政策体系。最后，加大新疆地区棉花销售力度，在打造新疆地区棉花产供销信息平台基础上，建立新疆地区棉花销售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充分利用互联网，打造新疆地区专属的棉花物联网系统、棉花物流园区、大数据信息服务平台，并积极加强整合地方及兵团规模较大的棉麻公司共同运作，建立信息化交易平台。

对形势与政策课的感受与建议 篇4

转眼形势与政策课就要结束由于期间我们实习耽误了几节课或许就错过了不少精彩内容不免有点失落。平时我就很关心实事所以也经常看新闻而形势与政策课就是剖析当今一些影响深远的实事我自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每节课都会聚精会神全神贯注听讲。通过本学期形势与政策课我们对当今形势有了更深刻、更全面、更真实的了解使我们受益匪浅。或许对很多大学生而言形势与政策课是了解当今形势的重要渠道同时也是担负着思想政治教育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形势与政策课有助于我们当代大学生思想的成熟有助于掌握正确分析形势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让我们了解整个时代的主题。尽管形势与政策这门课涉及层面诸多而授课的老师精选几个具有时代性题材让我们大家都充满着兴趣两会哥本哈会议海地地震玉树地震上海市市长访问台北世博等等这些无不牵动着中国乃至世界每个人的神经老师加以丰富多彩的素材以及滔滔不绝的解说让我们沉浸在这一幕幕中。是他给了我们聆听的机会使我们受益匪浅、泽被至深。虽然课程很短却让我明白了适时务者为俊杰我们必须认识和把握当代形势与政策。要懂得灵活变通具备创新能力确定自己的方向及发展地位。大学生是知识层次较高最具潜力最有创造性的群体所以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面貌和人生价值取向将

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未来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全局。然而对于我们当代大学生来说最迫切的是今后的就业问题。我们自身必须要做到以下几点大学生努力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包括素质与能力利用假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将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相结合积累工作经验根据市场实际状况更新观念转换思路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最终实现人生价值借助各种渠道把握就业机会先就业后择业。最后想说点个人对形势与政策课的看法和意见。由于我本来就对实事很关心也很感兴趣自然而然会很投入课堂。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或许他们认为这些国家大事乃至世界大事与自己联系不大有没他们的关注无关紧要。也许因为这种心理他们就会怠慢这门课不听讲做别的事甚至扰乱课堂。所以我觉得选择题材不仅要选择重大实事也需要考虑到大众学生的心理或许他们对关系自己切身的更感兴趣比如当今就业形势国家关于大学生的最新政策扶持边区支教担任村官等等。个人感觉课程也要适当的安排这些更切身大学生的实事。课堂是教学的主阵地。随着课改的实行教学方法和手段不断地更新教学形式多种多样其根本目的是提高课堂效率。现在其实就是怎样更好的利用多媒体与过去最不同的就是可以播放视频如果课件中过多的文字叙述这就对教学资源没充分的应用结合我们这门课程我觉得播放大量的视频文件再穿插少许的解说或许更适合于教学。这样肯定能提高上课效

对税收政策的建议 篇5

2016年国家披露了一系列新能源汽车企业骗补名单，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让行业大为震惊，针对“骗补”行为，相关部门将对新能源补贴政策进行大幅度调整也是在预料之中。近期网上更流出了关于2016年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的最新版草案，该草案主要释放了以下信息：①乘用车补贴不变动；②纯电动、插电式混合动力客车按能量密度进行补贴，将续航里程作为必要指标；装载快充型电池的纯电动客车按储能系统充电倍率进行补贴；③物流车技术指标尚在拟定，补贴暂缓推出。

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真正防范于未然，个人针对以上信息提出相关意见，希望为相关部门提供事实依据。

片面以纯电动车续航里程为补贴依据，不符合国家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

从系统节能、电池能量密度增加、整车减重考虑，行业内没有真正的实际数据支撑，大部分都是试验数据、特定工况，甚至是营销噱头，无法消化和解决上述电池性能带来的问题。其结果是，如此强调续航里程会导致更多的行业作假行为。

1、所以反对片面扩大电池能量密度、提升整车续航里程，这样安全性、整车性能、经济性均严重下降，目前电动汽车，以10.5米公交车为例，能够达到续航里程200公里以上的，需要装配250KWH电池（按照实际工况1.0KWH/KM，DOD80%计算），PACK系统重量（按照85WH/KG的行业较好水平）为2941KG，如果考虑每年衰减7%左右（目前磷酸铁锂电池很难达到的水平），使用5年，电池组电量需增加25%以上，PACK系统重量增加到3676KG.何况任何用途的纯电动车不可能只用5年，基本在6—10年之间，那就相当于更换了2—3套电池，其成本、重量使用者无法接受，电池处理的环保问题愈加严重。从电池本身来说，短短几年也达不到这些技术要求。

2、同时从充电场地考虑，也没有足够的土地用于车辆长时间给整车去充电。例如钛酸锂快充10台车只需要一个充电桩，而磷酸铁锂慢充需要一车一桩，也就是10台车要占地10个充电桩，在寸金寸土的城市下，钛酸锂电动车具有极大的性价比优势。

（二）对政策的修改建议

（1）对于公交客车，日运行里程180—300公里之间不等，每趟运行里程大多在30—40公里之间，不建议装载全程运行电量的电池，应该大力推广快速充电、适当装车电量的模式，目前水平可以一趟一充电，今后充电功率提升，电池性能提升，可以达到两趟一充，甚至三趟一充，还可以推行自动定位充电，远远好于整车装满电池的运行模式，目前等速法150公里的测试模式完全可以满足需要。

如需改进，建议提出充电效率要求，比如按照实际工况法40公里测试，必须10分钟内充入40公里所消耗的电量，强调快充性能。

对于快速充电的车型，只要能够达到快充标准的车型，同样享受250公里慢充里程的补贴待遇。

(2)对于乘用车，过高的续航里程同样没有必要，日常出行，每日能够工况法行驶80公里左右即可，对电池的装车容量适当、减少车重、减少能耗、减少成本、减少废旧电池处理的压力非常重要。特别是节能减排的重点在于城市运行部分，如果是长途外出，完全应该通过充电站建设解决，也能解决市内土地资源问题。解决城市内快速充电是当务之急。

（3）应该大力推进快速充电技术及相关标准，与新能源补贴政策切实挂钩。（4）适当提高整车三电系统，特别是电池的质保年限，目前的五年不能满足实际需要，五年后的车辆消费者、运营商都无法处置，这种政策相当于降低了电池的技术要求，会导致低端的、不合格的、滥竽充数的电池大量使用。提高电池质保年限标准，非常有益于LTO的推广。

(5)对于快充电动车，3000元/KWH过低，应该按照3500元/KWH以上补贴，不设上限。

（6）加大对于12米及以上车型的补贴额度，维持相对10—12米1.2倍的额度，双层客车、铰接客车1.5倍补贴额度。

（7）增加对电池倍率性能的要求，单体电池必须达到8C以上才能拿到1.0系数，不能针对车载储能系统，这个规定不科学，不合理。一般电池成组后倍率4C左右，比如150AH/580V的LTO电池组，5—10C才1.0系数，那要达到750A电流以上，显然不可行、不现实。

（二）补贴额度问题

补贴的根本原因是解决相对于传统车同样的性能下，纯电动车购车成本增加。但是纯电动车的运营成本低，建议应该把购车补贴逐渐转移到运营补贴上，根据行业内电池、电机、电控的成本实际变化情况，每年予以调研统计，作为2020年以后补贴政策的依据，而不是一刀切的取消。可以建立完善的监控平台，监督车辆实际运行里程，作为申请运营补贴的依据，真正促进新能源汽车持续发展，杜绝购车骗补的现象。

运营补贴的额度建议以整车载客数量、装车电池容量、最高车速、续航里程为基础，在相同载客量、整车动力性能、续航里程基础上，鼓励车辆小型化、节能化。

对税收政策的建议 篇6

股份回购与库藏股制度是分不开的。库藏股是指公司购回的本公司发行在外的且尚未注销的股票。作为库藏股必须同时具备四个条件：第一，该股分已经发行在外；第二，该股份被发行公司购回；第三，库藏股份目前没有在外流通；第四，该股份尚未被注销。公司取得库藏股份的过程称为股份回购。在成熟的证券市场中，回购股份是一种合法的公司行为，也是公司重要的理财行为。公司回购的库藏股根据需要可以被注销，可以再次被出售，也可以用于职工持股计划和高管人员的股票期权计划。

一、股份回购的财务效应

（一）股份回购的财务杠杆效应和资本结构效应

1、股份回购的财务杠杆效应。股份回购使公司的权益资本减少，债务资本的比重上升，公司的股东权益负债比率和资产负债率提高，在债务融资成本率小于全部资本收益率的情况下，财务杠杆作用的发挥可以提高权益资本的收益率。

2、股份回购的资本结构效应。公司可以通过回购股份有效地调节企业的资本结构，股份回购的过程就是提高企业的负债融资比重和资产负债率的过程，购入的库藏股重新销售使其再次流通地过程则是降低负债融资比重和资产负债率的过程，可见股份回购为控股股东和企业管理当局提供了根据企业不同时期的具体特点安排合适的资本结构的重要手段。

（二）股份回购的股利替代效应

股份回购引起的股价上涨使股东获得资本收益，这种资本收益具有替代股利收入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股份回购可以被认为是股利支付的替代方式。股份回购的股利替代效果可以用实例说明。例如某上市公司流通在外的普通股共计5000万股，每股市价为15元，公司计划用现金以每股16元的价格回购1000万股。如果股票回购前、后的市盈率均为15，则股份回购前、后的收益状况如下表所示：

┌───────────┬─────┬─────┐

│ 时期│股份回购前│股份回购后│

│项目 │ │ │

├───────────┼─────┼─────┤

│公司净利润(万元) │  5000  │  5000  │

├───────────┼─────┼─────┤

│流通在外普通股股(万股)│  5000  │  4000  │

├───────────┼─────┼─────┤

│每股收益(元) │ 1  │  1.25  │

├───────────┼─────┼─────┤

│每股市价(元) │ 15 │ 18.75  │

└───────────┴─────┴─────┘

从上表可以看出，如果公司用这笔现金16×1000=16000万元支付股利，则每股获得股息收益3.2元，股东共得股息16000万元；如果公司将现金用于股份回购，股东收益既包括1000万股库藏股的.价差收益1000×（16-15）=1000万元，还包括4000万股流通在外的股票溢价收益4000×（18.75-15）=15000万元，即出让股份的股东获得每股1元的资本收益，继续持有股份的股东每股3.75元的资本收益，合计资本收益还是16000万元。整体考察，两种方式下股东获得的收益是相等的，不过前者称为股利收入，后者称为资本利得。还需要说明的是，在股份回购的情形下，继续持有股份的股东获得了更多的资本收益。

（三）股份回购可能侵害债权人利益与中小股东利益的效应

1、股份回购可能会侵害债权人的利益。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资产为限对外承担责任，因而公司的资产是公司债权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股份回购在缩减权益资本的同时，扩大了债务资本承担的风险，债权人的利益受股东权益保障的程度降低。西方有关股份回购理论中债券持有人掠夺假说就认为，股份回购产生的收益是掠夺普通债券和优先股持有人利益的结果。另一方面，对公司而言，资本结构的改变在增加财务杠杆抵税效应的同时，公司的筹资风险也在逐步增加，公司的筹资成本率可能会上升，一旦公司总资本收益率低于借款利率，其权益资本收益率就会随着财务杠杆率的提高而下降。此时，公司

对税收政策的建议 篇7

一、遏制收入差距的增长, 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

目前, 我国收入差距过大, 收入结构不合理。要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 规范分配秩序, 调动劳动积极性, 发挥人力资源作用, 就应该在分配中实施“调高、扩中、提低”战略, 以实现收入结构的优化。首先是“调高”, 就是要强化国民收入再分配, 规范分配秩序, 调节过高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以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为此要取缔非法收入, 对侵吞公有资产、贪污受贿、偷税漏税、走私贩私、制假售假等非法收入, 要果断依法取缔和惩处;整顿不合理收入, 对一些垄断行业如石油、电力、电信、民航、金融保险等行业的较高收入进行合理的调节;对一些收入过高的人员可以利用个人所得税、利息所得税和遗产税等手段进行调节, 使一部分调节前的高收入者经过调节之后, 进入中等收入者的行列。其次是“扩中”, 就是要通过分配制度改革, 提高各类企业、事业单位的科技人员、经营治理人员及技术工人的收入水平;机关单位在机构改革和精简人员的基础上, 提高其工作人员的工资水平, 提高劳动积极性;努力增加新型农业、规模农业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最后是“提低”, 就是要采取各种措施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农民是低收入阶层的主体, 用20年到50年的时间, 让更多的农民从第一产业转移到二、三产业就业。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快实现社会公平, 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大众的身心健康。

二、建立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 提高低收入者的医疗水平

我国城乡社会保障在保障种类、保障水平、保障体制等方面都表现出严重的不公平。从供给方面来讲, 当前我国已具备了建立公平的城乡社会保障的经济条件。从需求方面来看, 现阶段我国农村的医疗教育水平仍然较低, 需要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政府应更加关心弱势群体, 把扶持贫困人口、贫困地区和农村发展放在第一位。在中国, 落后地区不仅人均收入低, 而且各项公共服务也最差。中央政府有义务保证向公民提供最低水平的统一标准的基本公共服务。基础卫生保障是最重要的公共服务, 只有当落后地区的劳动力身体健康时, 这些地区的人力资源才有希望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和利用。用转移支付的方式为所有人提供受教育和医疗保健服务的均等机会是一种投资。这种投资不仅有利于贫困地区且也有利于整个国家人力资源水平的提高。

三、促进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 实现教育公平

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在政府财政支出方面, 可以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入, 特别是对农村学校的投入力度要加大, 确保三个增长和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4% 的目标尽快实现。在义务教育阶段, 教育部门要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 将各项政策措施真正落到实处, 切实改变农村基础教育落后的面貌。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首先应加大调整教育资源内部分配、城乡分配、区域分配、校际分配的力度, 促进教育公平的全面发展。其次建议取消重点示范学校制度, 禁止对重点示范学校在财政拨款。师资配备、招生等方面采取优惠政策, 尽可能从资金师资设施等方面给条件较差的学校, 特别是农村学校必要的扶持, 并且尽可能地抓好薄弱中小学的改造工作, 缩短并力争消灭重点与非重点之间, 城乡教育之间不平等的硬件差距。同时, 师资是最重要的教育资源, 建立和完善教师资源配置体制, 努力满足农村教育对教师数量的需求, 提高农村地区教师的待遇, 最终达到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 实现教育公平。

四、保障农民工权益, 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

抓好目标规划, 建立农民工管理联动机制。劳动、社保、公安、工商、农委、建设、民政、医疗等有关职能部门成立农民工问题协调领导组织机构, 建立农民工维权服务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制度, 整合社会资源, 部门相互配合、相互沟通、统一行动、形成合力, 多方参与统筹协调农民工劳动管理及权益保障等工作。抓好健全法律法规, 构建农民工源头维护机制。抓好制度建设, 构建农民工权益维护机制。在政策制度上, 要推动形成一套适应中国国情的符合农民工要求的制度, 各方形成合力, 齐抓共管, 推进企业劳动关系的稳定和谐, 为农民工的服务、保障提供制度支持。同时深化集体合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扩大覆盖到整个农民工, 对农民工存在的问题从源头上维护, 起到预防和保护作用。在收入分配方面, 要把防止工资拖欠和解决收入低的问题作为维权的重点, 推动企业逐步建立工资支付保障制度, 同时建立企业内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推进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同工同酬。在社会保障方面要把建立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作为维权的核心, 坚决要求每个用工单位都为农民工办理工伤、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险, 还要把农民工中特困职工逐步纳入城镇低保范围之内给予救助。只有有效地保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才能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顺利实现, 才能实现人力资源在全社会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

五、通过各项优惠政策支持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是实现对所有地区提供均等发展机会的第一步。在中国, 落后地区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这些地区缺乏交通运输设施、供电供水设备等等增长的先决条件。由于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 在与发达地区竞争中, 落后地区只能处于下风, 因此改善基础设施是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要帮助落后地区发展经济, 还必须设法将各种经济活动吸引到这些地区去, 促进生产要素向落后地区流动。中西部地不仅自然资源丰富, 还具有巨大的人力资源的开发潜能, 开发西部, 有利于进一步增强西部人力资源的水平。

六、打破行政性垄断, 调动各行业从业人员的劳动热情

对行政性垄断企业进行改革, 促进完善有效的政府、法律和社会监督机制的形成。打破行政性垄断的关键在于培育产权多元化的可竞争市场, 应通过规范的企业改制、扩大民营成分的市场准入, 形成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和有效的监管机制。近年来, 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扩大市场准入范围以及垄断部门决策引入听证程序等改革, 对于打破行政性垄断已经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但依然还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特别是对行政垄断企业评价、监督和制约的有效机制仍有待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制定统一的反垄断法, 组建一个更加独立、强大的反垄断行政机构, 通过立法和司法规制行政性垄断。

摘要：为了降低收入差距过大对人力资源的形成和发挥作用的负面影响,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遏制收入差距的增长, 建立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 提高低收入者的医疗水平促进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 实现教育公平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保证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源得到合理的应用, 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各项优惠政策支持中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破除行政性垄断以调动各行业从业人员的劳动热情。

关键词：收入差距,环境影响,人力资源

参考文献

[1].李海涛, 商如斌, 翟琪.洛仑兹曲线与基尼系数的应用[J].甘肃科学学报, 2003, 3

[2].牛飞亮.近20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总体状况[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2

对税收政策的建议 篇8

一、我国扩大内需的必要性

1.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回暖乏力,外贸出口难度加大。海关数据显示,2008年11月我国进出口增速均大幅回落,特别是出口在近年来首次出现月度负增长。2009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外部需求大幅萎缩,我国进出口更持续呈现两位数负增长。2009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总值9461.2亿美元,同比下降23.5%。其中出口5215.3亿美元,下降21.8%,而上年同期为增长25.7%,为十余年来最大跌幅;进口4245.9亿美元,下降25.4%,上年同期为增长30.6%。累计贸易顺差969.4亿美元,下降1.3%,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负41.0%,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为负2.9个百分点。

由于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较大,国际金融危机致使我国外部需求大大减少,导致我国实体经济受到较大冲击。因此,过度依靠外需的经济增长方式越来越显露出其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亟需转变。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推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力量应该转向国内需求。我国最大的优势在于国内市场广阔,面对国际市场日趋激烈的竞争和世界经济的复杂变化,立足国内需求,可以使我国经济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增强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扩大内需是在当前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实现经济较快增长的根本之策。

2.扩大内需是当前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国家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并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扩大内需,力保经济增速平稳。与此同时,这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将起到刺激经济的“乘数效应”,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在经济循环的过程中,生产是起点,分配和流通是中介,消费则是终点,这四个环节的效益好坏,最后都集中体现在消费环节上。因此,随着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的蔓延,只有把重心移向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才能增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才能增强我国经济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3.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失衡等导致我国扩大内需潜力巨大。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仍较明显。相对于城市,农村是一个潜在的、巨大的消费市场。全国13亿人口,7.3亿在农村,但他们只消费了全国三分之一的商品,农村人均日消费仅有5元多,5个多农村人口购买的商品才相当于1个城镇人口购买的商品。据测算,农村人口每增加1元的消费支出,通过关联效应将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2元的消费需求。因此,加大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投入,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和对农民的补贴,就会增加农民收入,优化农民的消费环境,从而推动我国内需的扩大。

二、我国内需不足的原因与特点

我国内需不足的直接原因,表现为居民的消费率偏低,消费倾向持续下降,以及储蓄存款余额居高不下并持续上升等方面。我国经济快速增长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最终消费的贡献则较小。表现在投资率逐年增高的同时,最终消费率则持续走低。2000~2006年,我国投资率由36.4%上升至42.7%,7年平均投资率为40.73%,比20%左右的世界平均投资率高出近2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最终消费率由61.1%下降到50%,7年平均消费率为55.73%,比世界78%的平均消费率低20多个百分点。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2009年1~10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达到17.2%。与以往相比,我国的居民消费和内需拉动2009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需要指出的是,与30%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相比,消费增速仍然相对较慢。另一方面,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持续下降。居民消费是最终消费的主体,一般占最终消费的80%左右。目前我国最终消费率过低的主要原因,是居民消费倾向持续走低。自1988年以后,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倾向都有明显下降,其中农村居民下降幅度大于城市居民。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居高不下,也是造成了我国内需不足的一个主要原因。据统计,我国国民储蓄率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一直居世界之冠,当前居民储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0%以上。储蓄率的不断攀升,必然伴随着消费率的不断下降。

我国内需不足的特点表现为:第一,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与内需不足并存;第二,广大居民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与社会产品相对过剩并存;第三,过度消费与有效需求不足并存。由于收入的两极分化的加剧,富裕阶层消费过度,而广大低收入阶层却无力消费。

三、影响我国内需扩大的主要障碍

1.住房、教育、医疗等价格上涨过快影响内需的扩大。当前,中国的住房、教育、医疗等价格不断上涨,这一方面带来了投资的上升,拉动了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却成为制约城市居民消费的障碍,给我国当前最为急迫的启动内需带来负面影响。过高住房、教育、医疗价格,使大多数居民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只能省吃俭用,压缩消费,从而造成严重的内需不足。在当前外需减弱的情况下,迫切需要通过扩大内需来弥补外需对经济的拖累,而扩大内需的关键是刺激消费增长。住房、教育、医疗等过高价格的挤出效应,影响到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和消费行为,已经成为制约消费启动的最大阻力。

2.社会保障问题制约内需扩大。目前,我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收入和消费的增长并不同步,国内需求难以启动,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完善是其中主要原因之一。社会保障通过调节社会各阶层居民的收入分配,能够影响到不确定性的风险预期。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保障水平低以及保障面较窄的现状仍未根本改观,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大部分被排斥在社保体系之外。在此情况下,居民的理性行为只能是减少即期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以备未来在年老、失业、疾病、工伤等不测之时使用。这也降低了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和消费水平,使得内需与GDP不能同步增长。

3.国民收入分配失衡抑制了内需的扩大。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失衡,主要表现为居民收入、企业收入、政府收入三者之间的分配出现了明显的失衡,相对于企业收入和政府收入,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呈持续下降的趋势。我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之比由2002年的62.1%,下降到2006年的57.1%,下降了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企业的收入比重从20%上升为21.5%,上升了1.5个百分点;政府收入比重从17.9%上升到21.4%,上升了3.5个百分点。由于居民收入的近60%用于消费,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自然导致居民消费率随之下降,进而抑制了内需的扩大。

4.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阻碍内需扩大。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极不均衡,贫富分化现象比较严重。从城乡收入对比看,差距不断拉大,已由改革初的2.3∶1,进一步扩大到2007年的3.33∶1,绝对额的收入差距达到9646元。这种财富和收入占有状况的极端不均衡,使得作为居民主体的农民的收入及财富占有量极低,整体上降低了居民的消费倾向,增强了储蓄倾向,从而成为阻碍我国内需扩大的根本制约因素。

四、对进一步扩大内需的政策建议

为了扩大内需,2008年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家电下乡、购房和汽车消费方面的税费优惠等,这些政策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要改变中国内需不足的现象,不能光靠税费优惠等促销措施来实现,更应该深刻剖析体制原因,如收入分配、养老、教育、住房等体制制度不完善,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制约因素。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研究员张永军认为,在扩大内需的具体政策方面,长期来看,体制改革更为重要,要扩大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比重,中央文件对此已经多次提及,现在实施的迫切性更强,建议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加大财政支出中对居民转移支付的力度。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2009)也认为,中长期来看,中国消费信贷市场的发展,政府公共教育和医疗支出的增加,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新农村建设的实施和推进,中西部消费潜力的释放,以及其他推动消费的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将对居民消费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韩宝江(2009)认为,扩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扩大消费需求,不应放在简单的直接消费上,更多的应该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让老百姓敢于花钱消费。

从以上专家的意见来看,扩大内需的根本是体制改革,只有不断完善与内需相关的各方面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扩大我国的内需,以使内需的扩大同经济的发展同步前行。为此,对我国未来几年进一步扩大内需提出几点政策建议。

1.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是我国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为此应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强初次分配的公平性。二是缩小贫富差距,提高广大中低收入者尤其是低收入者的收入。合理的收入结构对消费市场的稳定和发展可以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指出,为促进消费需求持续较快增长,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国家将“抓紧研究调整和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思路”。国家将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和社会优抚对象待遇水平,提高中低收入水平。

2.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总人口的60%左右。因此,农民的增收对促进内需的提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以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为重点,继续深化和推进农村改革,为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政府应加大对农业农村领域的投资,这样既有利于扩大内需,改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环境条件,又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可以一举两得。另一方面,应该加快农业结构调整,让农民在农业功能拓展中获得更多收益。近期内,中央政府应该制定并完善各项农业补贴方案,大幅度增加对农民的农资综合直补、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等,及时制定并落实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增加农民收入。

3.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所所长杨宜勇认为,除了刺激消费的政策外,要长期扩大内需,还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保障性、福利性的公共保障制度。当前,政府应着重推进和完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尽快在全国农村全面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高筹资标准和财政补助标准费用。有了这些保障措施,才会让老百姓有安全感,敢于消费,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居民的消费率和消费倾向,从而进一步推动内需的扩大。

4.深化住房、教育和医疗体制改革。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深化住房、教育和医疗体制改革,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大任务,同时也是扩大内需的根本保障。人们只有在有房住、上学看病都无后顾之忧的条件下,才能放心地去消费,内需才能进一步扩大。当前,国家应该制定相关政策法规,以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遏止房价过快上涨势头;同时加强住房保障制度建设,加大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力度。另一方面,政府应该正确定位自身在医疗教育投入中的主体地位,不断加大公共财政支出,继续深化医疗和教育体制改革。

作者:景维民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