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农村电力服务论文

摘要：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依然处于短缺状态，原有的供给模式已不适用于当前的发展要求。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存在政府职能不明确及其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不高、农民的需求表达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需要重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根据供给目标基准、供给主体基准、供给方式基准来选择合适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提升农村电力服务论文 (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提升农村电力服务论文 篇1：

提升农村电力服务水平，推进新农村建设发展

摘要：为促进新农村建设，满足农村用电需求，必须对新农村建设中的电力服务进行研究，提高服务水平。本文就农村电力服务进行了探讨，以期对我国农村电力服务水平的提高提供参考建议。

关键词：新农村 电力服务 措施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三大产业结构的基础产业，搞好新农村建设要先把农业经济搞上去。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电力服务水平也和城市有一定差距。近年来，国民经济迅速增长，国家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其中电力服务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但是，农村电力服务水平的提升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不断探索与创新，本文针对农村电力服务问题展开探讨，以提高农村电力服务的满意度，切实改善农民生活水平。

1 提升农村电力服务水平的必要性

随着新农村建设及一系列的惠农政策的实施，我国农村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新农村经济不断发生改变，由原来单一的粮食生产转向多元化的农产品、农业产业化，高效农业的兴起使农业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与之相配合的农电服务却在规模上、技术上难以适应，应农民、农村对电力服务的需求，提高电力服务水平，推进新农村建设发展势在必行。目前，电力企业实施了“两改一同价、户户通电”等惠民措施，供电能力和供电范围大幅度提高，但如果服务水平跟不上，付出的努力将很可能付之东流。为此，实施新服务也是让农民早用电、用好电，发展农村电力事业、增加企业效益的需要。提升农村电力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1.1 满足国家建设需要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高电力服务水平是电力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具体要求。电力服务水平提升，有助于农民生活正常用电、有助于农业产业发展、有助于农田灌溉。

1.2 满足社会发展要求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各个产业已经趋于饱和，各类企业或个人将目光瞄向农村，农村凭借其地域位置优势开始成为了各行业重点投资的对象。投资可以加快农村发展，是农民致富的捷径，但任何建设都离不开电能的可靠供应，所以提升农村电力服务水平是维持农村建设的前提要求。

1.3 满足行业改革要求

供电企业的主要任务是保持供电的可靠性，能够维持正常的供电。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企业数目与日俱增，而且许多企业由城市转移至农村，这就带来了农村电力的巨大需求。所以电力企业必须进行内部改革创新，适应电力市场发展的需要。

1.4 满足农民生活要求

电力行业发展关系到人们日常生活，尤其对农村影响巨大。在夏季到来以后，城市用电量急剧增长，国家电网为了保证城市正常供电，会对农村实施限电措施，这样严重影响了农民的正常生活。如果电力企业适时调整服务项目或增加新的服务内容，就有可能在不影响城市供电的前提下，保证农民的日常用电质量。

2 提升农电服务水平的具体措施

2.1 加强领导，夯实新农村电气化建设基础

为了推进新农村电气化这一惠民工程，必须与政府相关部门进行有效沟通与协调，把新农村电气化纳入到经济建设规划中来，在相关部门配合下，各部门组织专门的工作小组，并在每个电气化乡、每个电气化村成立了由乡、村主要领导参加的乡、村级用电协调组，形成了三级联动、协调一致的工作网络，为新农村电网规划、用电管理、安全管理、电力设施保护等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形成了建设合力。在这个前提下，农村电力服务本着“总体布局、示范先行”的原则，坚持农电改革，保证家电服务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明确远景目标与规划，制定工作方案，为推进项目整体建设提供保障。

2.2 政府方面要提供更多的支持政策

对农村电力服务这一总体目标，单纯靠电力企业还是势单力薄，必须在国家大方针的指引下才能改善民生。在新农村电力服务的建设中，地方政府要因地制宜的切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政策和规划的制定，设立行之有效的保障制度，对积极改善农村用电环境的电力企业予以奖励，对来回扯皮、未付诸行动的给予处罚，从而为提升农村电力服务保驾护航。

2.3 改变观念，强化管理

电力企业要不断改变思想观念，树立全新的服务形象。电力企业工作人员必须改变以往的对农村电力漠不关心的态度，首先，要把阳光服务送到农村，要懂得换位思考，想农民之所想，帮农民解决用电问题，始终以“人民电业为人民”的服务理念为宗旨，不断提升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其次，要加强农村用电管理。供电效率不高的最大原因是电力线路老化、电力设备陈旧不堪，所以应尽快完成农村电力设备的改造工作，为农村电力服务水平提升奠定物质基础。同时，还要向农村派遣专业高效的服务团队，对已有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实行岗位绩效制度，改变旧的懒散作风。实行岗位竞聘制，让有技术、道德素质良好的人才进入到基层，在出现电力事故时，能够快速组织调查服务小组，快速排除故障隐患，给农民以最好的用电质量。根据时间段和用电量划分为不同的区域，建立用电应急预案，确保广大村民正常的用电需求。最后，对于电力项目建设，要做好前期的考察工作，掌握适度原则。我国农村众多，不同地域有不同的发电方式，而电力项目建设一定要慎重考虑，确保是在保护当地人文生态的基础上进行。对占用村民土地的，一定要做好拆迁和善后工作，让农民感受到的是服务而不是强迫。

2.4 做好宣传工作，争取广大村民的积极配合

广大的农村群众是农村优质电力的受益者，为了更好地提升农村电力服务质量，电力企业要做好宣传工作，认真贯彻国家的方针政策，把与电力相关的一些信息传递给村民，让他们对相关政策有更多了解，进而促进电力服务工作，提高农民的服务满意度。宣传形式多种多样，可以安排工作人员定期对每个农村进行电力知识的讲解，也可以与村委会协商，建立电力信息宣传栏，定期更新栏目内容。另外，多与村民进行面对面沟通，争取村民的配合与支持，给予充分理解和体谅，形成互惠双赢的局面。

2.5 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系统

电力服务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要更新电力设备，提升工作人员素质，还要建立起以农民需求为中心的服务系统。为农民提供专门的农电服务窗口，改善服务环境;通过95598接受农民的咨询、故障报修、投诉建议等业务;建立快速故障反应机制，实施全天候抢修服务，使故障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得以解决;简化业务流程，加快报装速度。

3 结语

随着农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提高农民供电服务质量势在必行。因此，电力企业应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不断创新和提升电力服务质量，实现“新农村、新电力、新服务”的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1] 孙健.新农村建设下农村电力规划的方向与作用[J].科技资讯，2009(17)：224.

[2] 方盛.基于新农村建设的电力建设和服务创新[J].现代商业，2008(9)：181.

[3] 王利.安全供电服务新农村建设的思考[J].中国科技信息，2008(7)：173.

作者：秦跃杰

提升农村电力服务论文 篇2：

重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判断基准及实现障碍

摘要：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依然处于短缺状态，原有的供给模式已不适用于当前的发展要求。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存在政府职能不明确及其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不高、农民的需求表达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需要重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根据供给目标基准、供给主体基准、供给方式基准来选择合适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

关键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判断基准

我国城乡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随着农村社会对公共服务需求数量与质量的提升，既有的供给模式已很难满足现实需要。改革和创新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与治理机制成为当前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供给模式的选择和判断需要有一定的基准来约束和衡量。因此，应设定重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判断基准，找出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重构的影响因素及障碍，才能建立有效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

一、重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判断基准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是一种供给行为的约定，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包括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决策、资金筹措、管理、分配使用等等。而每一种行为都存在多种选择，一种新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就是在不同的选择中产生的，这决定可供选择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是多种的。针对某一阶段、某种国情、某个目标，会有最优选择，而选择何种模式就需要用一定的基准来判断。

(一)供给目标基准

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基本公共服务判断的研究层出不穷。国际上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指标体系研究主要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欧盟地区的分类指标体系。OECD地区指标共有4个子系统20项指标。欧盟地区分类指标共有7个子系统38项指标。这两大指标体系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侧重于体现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异。2007年初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组成课题组完成了一份关于我国公共服务的综合评估报告。主要从省级辖区层次对我国公共服务的综合绩效、投入产出效率、改善程度和差异状况进行了全面评估。这是国内学术界全面评估公共服务进行的首次尝试，旨在通过建立一套公共服务评估体系和信息公开制度，便于政府和公众从整体上动态把握我国公共服务状况。

公共服务怎样提供、如何分配等一系列问题，需要一定的模式和统一的标准。建立公共服务评估指标体系的目的是为定量分析公共服务状况及发展趋势提供一个评价分析工具。然而这些指标体系都是侧重于内容的具体化、细微化。公共服务是个庞大的综合体系，无论是涵盖的内容，还是考量的标准，涉及面广，相互之间联系密切。但选择最优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一定是产生最优公共服务供给的决定因素。因此，确定选择基准是各指标体系设定的前提。对一个国家而言，每个特定时期都有不同的战略选择，这决定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必须是动态的，而且某个特定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都有特定的历史使命。因此，如何选择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无法规避目标假设，而设定目标，其实质是确定基本的价值取向。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目标，应服从于资源配置的一般目标，也就是效率目标。然而，这并非意味着提高效率就是唯一目标。公共服务供给的公共性质决定它与私人供给不同，私人供给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获得利润，绝对的效率至上，而公共服务供给不仅仅遵循于效率目标，还应考虑公平目标，公平目标重于效率目标。所以，当考虑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选择时，应以公平目标为主。理论上，市场、政府和第三方部门，只要能满足和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都有可能形成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由此可见，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其实是一个多项选择，供给方式也是一个多项集合。但事实上，市场、政府和第三方部门都存在无法规避的效率缺陷，这决定在现实中可以达到这样效果的前提条件其实并不常见，甚至可以说根本就不存在。基于此，选择哪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可以达到效率与公平的双重目标、以何种标准来确定用哪种模式就成了问题的关键。

公共服务是政府职能的一部分，政府以什么样的取向来提供公共服务，尤其是农村公共服务，是关系到最终结果的决定要素。针对农村与城市公共服务供给差异较大的现实，选择合适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需要判断提供公共服务的目标是否以快速弥补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弥补农村地区间公共服务供给差异为目的，是否以公共利益为核心。

(二)供给主体基准

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提供公共服务，首先必须确定的一个前提是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到底应该是单一的还是多元的。政府、私人和第三方部门，在一定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都可以成为供给主体。满足一定的假设条件，三者都有可能在不同的环境背景下，达到农村公共服务最佳供给效率。但实现这样的假设，几乎不太可能。公共服务供给在政府与市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取舍，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无论是哪一个主体供给，都会存在或许能满足其效率需求的成功和或许不能满足其效率需求的失败。无论是政府与其公共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供给，或是市场与私人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供给，都不可能达到效率最大化的结果。由于公共服务提供的是公共品，“免费搭车”的行为就不可避免，这就决定了由市场为供给主体的供给机制提供的公共服务效率往往是低于有效水平，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按私人供给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供给量不仅很难弥补生产成本，甚至供给量会趋于零供给。而政府及公共部门提供供给的资源汲取能力和分配能力是有限的，又不可回避个人的偏好性，更无法避免政府失灵，致使单靠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无法得以满足。如何选择合适的供给模式，需要政府在相应的发展阶段，制定相应的供给制度，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需求。因此，是由政府单一式供给，还是以多中心供给模式为主，是必须进行的选择。理性的制度安排，应结合不同的发展阶段、相应的发展目标、效益指标，选择相应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形成政府与市场各自扬长避短、相互弥补不足、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职能互补的制度框架。合理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并非在政府与市场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寻求平衡点，形成互补互通，而不是排斥。

(三)供给方式基准

近年来，由于受系统论与协同论的影响，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主流思想更多的倾向供给主体多元化，以及主体之间相互协同与合作。选择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无非是在政府供给、市场供给及多元主体供给之间的选择。农村公共服务由政府供给，主要有两种具体模式，一是直接供给型，二是间接供给型。政府直接供给型指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由政府决策，政府在公共财政基础上筹资、生产、分配。相当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一条龙服务，全过程由政府全部负责。适用于政府直接供给的农村公共服务范围包括涉及社会公正、道德伦理、社会稳定的公共服务。间接供给型有两种形式：政府主导型和政府诱导型。政府主导型指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主要由政府决策、筹资、生产、分配的模式，即政府不是这些农村公共服务的唯一供给者，非政府主体也供给农村公共服务。适应于政府主导供给的农村公共服务范围主要指难以直接对消费者收费或收费成本过高的公共服务。如，道路桥梁、水利建设、农田林网建设、电力、电信建设、中小学义务教育、公共卫生、防疫、常见性疾病的突发治疗、地方病医疗等。政府诱导型指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在政府必要的引导和保障下，以农民的需求为基点来决定公共服务的生产和分配，而公共服务的生产可由私人介入。这种类型具有以下特征：其一，自下而上的决策方式。广大农户的需求通过公共选择的民主决策程序来确定，并以此最终确定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其二，政府诱导，混合筹资。通过契约的方式将资源整合，将法人团体纳入公共服务的生产环节，政府为农村公共服务的生产供给提供制度保证。政府制定目标和政策，可将具体计划的实施交给服务提供者负责。法人团体以营利为目的，与政府机构相比，经营目标单一、自主权较大、责任明确、成本效益透明度较高，因而可以增加成功的可能性。但法人团体经营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其本身最终还是需要从中得利。所以，政府作为投资者，必须要承担投资的风险。

农村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是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新思路，但农村公共服务完全走市场化道路，依靠市场化解决所有问题，显然不切实际。因为市场化本身就存在不可规避的矛盾，市场失灵难以克服，逐利的市场动机不能解决供给的公平问题。尤其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问题上，“搭便车”的动机更使供给效率无法保证，寻租行为难以规避。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市场化的趋向以及社会力量参与供给，其实质都隐含着供给主体多元化。对供给主体多元化的衡量和判断，以选择最优的供给模式，其实就是在不同的供给主体之间确定一种组合方式，以达成最优的分工与合作的关系。

在当前城乡差异、地区差距较大，并以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为目标的特定阶段，衡量与判断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需要考虑以下几点问题：第一，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已经没有政府单一供给的存在条件，政府不再拥有完全供给的专利，政府部门的供给范围应是弥补市场不足，承担市场无法提供的全部供给，而且除此之外，应不断增强和完善农村公共服务的市场准入机制，为实现多中心供给创造相应的制度环境。第二，政府职能发挥的是否得当，决定多中心供给机制是否能够提供公平且有效的农村公共服务。除市场失灵的一般规律外，农村落后的经济条件和市场环境的不完善，都决定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与城市不同，不可能全部由市场来承担，即使是市场能介入的范围，政府也不应全部交由市场。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是效率与公平兼顾的供给，尤其是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不可能放任于资源的一般性配置，政府必须在制定目标、政策以及生产和分配的各环节中承担责任，以恰当的手段和方式，确保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到位。第三，针对农村不同地区以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选择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应有所不同。根据具体情况，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并非都是多元化选择，在相对落后的地区，在市场效率低下的地区，供给主体只能是单一的，但单一的供给主体，也并非只是固定于一种供给模式，在供给方式的选择和运用上可以是灵活的，即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采取灵活的主体供给方式。

二、重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障碍

长期以来，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低下，供给长期处于短缺状态，供给结构不合理，无法解决日益增长的需求与供给效率低下的矛盾。重构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需要明确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重构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并辅之以合理的政策加以引导，最终形成合理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

(一)政府职能不明确及其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不高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既有计划经济时期发展战略选择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有目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既有农村自身的原因，也有农村外部的原因;既有宏观层面的原因，也有微观层面的原因;既有制度、体制原因，也有非制度、非体制原因。从我国实际情况看，究其根源在于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的不完善。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制度经历数次变迁，但每次变迁的结果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供给短缺的问题。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供给机制和自上而下的管理理念，以及政府单一供给模式致使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严重缺失。

制度的路径依赖也造成了在农村公共服务领域政府角色定位的偏差：一方面，政府集安排者与生产者于一身，既统筹公共服务宏观规划又具体负责公共服务的生产，导致公共服务供需偏差及供给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各级政府之间的职责不清，互相推诿责任，在“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的原则下，基层政府承担过多无力可及的责任，导致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现状难以改观。因此，必须明晰政府的职能定位，划清各级政府之间的职能界限，为重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提供条件，扫清障碍。

(二)农民需求的表达机制不健全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以平均超过9%的年增长率高速增长，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均GDP已经突破6000美元，从国际经验看，这一阶段是以公共服务为基础和平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阶段。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应该是这个阶段着重解决的问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会对公共服务形成巨大需求。随着社会的转型，农村公共服务需求的扩大，会成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强劲推动力。目前，农村正处于经济结构加速变动、社会结构加速转型、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这既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又是一个社会的转型期。原来以温饱为首位的现实需求逐渐不再是主要问题，广大农民潜在的公共需求正得以全面释放，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已经成为广大农民现实和迫切的期盼。

为了解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于2010年开展了针对29个省(市、区)、230个村的问卷调查。调查显示，看病难、看病贵，子女上学难、费用高，提高收入是农民最期望解决的三种基本公共服务，认同度都超过了50%。对养老、就业、道路、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等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度也较高。由此可见，民生类基本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提高收入)和生产类基本公共服务(如基础设施、道路、农业技术推广)是农民最关心、最需要的基本公共服务。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深入，迅速增加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成为必然要求。而满足农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仍维持以往政府单一式供给模式恐怕难以为继，供需失衡及农民自主权益的显性化、个性化，成为重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驱动力。

尽管需求决定供给，但有需求并不一定会有供给，只有有效的需求即被供给者所重视并纳入供给安排的需求才会有相应的供给。目前，我国农民需求的表达机制不健全。一些地方的GDP冲动会导致需求表达失效。如，农村税费改革很难根治县、乡镇政府的“政绩”工程问题，县、乡镇政府在财政短缺的情况下，对增加政绩和增加自身收益的公共产品，如道路建设、农田水利等公共服务有较高的供给热情，而农民切实需要的公共服务很难实现。需求表达不畅，就很难建立相应的供给模式。可见，农民的需求表达机制不完善是重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障碍。

(责任编辑：李琪)

作者：韩小威

提升农村电力服务论文 篇3：

农村公共服务运行逻辑与高质量供给

摘要：乡村振兴需要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力量协同支持。而高质量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满足新时代农村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则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维度。当前农村公共服务的运行逻辑在总体上是适应乡村振兴需要的，但是高质量供给还存在许多迫切需要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的问题。创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理清供给思路、提高供给质量、筑牢供给基础，这是优化农村公共服务的重点所在。

关键词：农村公共服务;运行逻辑;高质量供给

公共产品的质量是人们幸福指数的基础[1]，如优美的环境、安全的食品、良好的公共卫生等，皆是人们美好生活的必要条件。因此，着力加强农村公共产品的高质量供给，有利于促进城乡均衡发展，给新时代的农村地区注入发展活力，助力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经济社会发展事业，共享改革红利，提升农村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水平。但是当下农村公共服务的运行现状却存在许多值得深入调查研究的问题，诸如农村人居环境“三大革命”、乡村医疗、垃圾处理、电商服务等，还一定程度上存在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质量堪忧甚至供给缺失的严重情况，这不能不予以高度重视并深入研究，以期给出解决问题的路径与策略。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公共服务是为满足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而提供的一种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社会服务[2]，主要包括公共财政、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社会保障、就业、住房保障、扶贫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至本世纪初，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是“重城市、轻农村”，农村供给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这一阶段由于国家百废待兴，需要快速解决民生问题，重城市轻农村有其合理性。税费改革以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情况有所好转，真正在制度层面开始重视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是2004年“中央1号文件”的出台，该文件提出要凸显农村公共服务的重要性，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2017年中央1号文件中明确指出要补强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短板;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央多次强调公共服务体系与服务能力建设，高度重视农村公共服务高水平供给，这充分彰显了党和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的民生观和发展观。

不仅如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公益事业，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明确提出要加快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创新。本文基于国家战略，从农村实际出发，着重思考：在乡村振兴的宏观背景下，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时代特征、工作重点、尤其是“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等具体问题。

(二)相关文献回顾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理论来源可以追溯至西方公共服务理论。15—17世纪，西方有了公共性思想的萌芽，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之后经过马尔科、马斯格雷夫、科思等人的研究与传播，公共服务的理念才为世人接受。[3]从国内来看，有专家认为，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存在“供不应求”“供需失衡”“城乡供给不均衡”的情况，总体上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有专家提出要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市场推进、民众参与”的多元差异化供给模式，通过政府、公民、社会组织等多主体协同，并从治理主体、决策主体、监督主体等多角度予以创新，从而更好地满足农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有学者研究发现农村公共服务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还存在诸如质量不高、效率低下等问题;[4][5]也有研究发现农村公共服务在均等化方面还亟须提升。[6]在相关原因分析上，有的专家认为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还需要优化政府管理体制[7]，健全财政体制[8]，破除法治缺失的掣肘[9]等。总体而言，涉及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研究，虽然在多侧面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但是既有研究尚不够系统、全面，关于公共服务运行逻辑与高质量供给的研究，尚待进一步完善。

二、农村公共服务内在运行逻辑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此统领“三农”工作部署，展现从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到乡村振兴的清晰脉络。[10]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可以解决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可以满足农村居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通过乡村振兴战略可以实现产业发达，农村繁荣;甚至应对外部条件的压制，促进农民消费升级;对于趋向恶化的生态环境，乡村振兴可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从而实现农村农业的现代化。就运行逻辑而言，农村公共服务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其生成机制。

(一)从现实来看，乡村振兴所需的供给机制与基础设施基本具备，建立了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很长一段时间，农村地区成为服务供给的盲点，随着中央与省市各级政府的重视与财力的增强，农村取消了农业税，政府加大了对农村的投入。在公共卫生与社会保障方面，建立了城乡一体的供给机制。重大项目、农村公路、绿地游园、公共文化设施与服务、“三大革命”、扶贫攻坚等，无一不是揭开历史新的一页，一个乡风文明、环境优美、适宜居住的新农村正在形成。

(二)从资金保障来看，财政基本能实现对民生工程的保障。对于诸如“四好农村路”建设、农村危房改造、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等工程，财政划分了标准，分类进行财政拨付。在医疗保障方面，财政实施健康脱贫兜底、建档立卡、医疗保障工程，在合规报销补偿之外，县域、市级、省级医疗机构对个人年付费划定“红线”，多出部分由政府兜底保障。在达到自付封顶线后，财政对个人一年内实际慢性病自付医药费部分，再依据国家标准给予相应补偿，这在很大程度上确保贫困家庭大病能够得到有效治疗，提升了幸福生活的获得感。

(三)在基础教育供给、农村环境治理方面，除了国家相应补助外，省市县积极分担相应部分。对于农村义务教育，按照责任分担，加大投入。通过分类补助等方法，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对于贫困人口康复、残疾儿童帮扶方面，市县财政也承担相应比例，并纳入预算。笔者在调查中发现，省市县等安排了农村“厕改”专项资金，对农村垃圾、污水处理等方面，统筹安排以奖代补使用资金。

(四)服务供给主体日趋丰富，高质量供给初现峥嵘。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主要是政府，但是随着政策的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开始多元化，自治组织(村委会)、社会组织、企业、个体等，开始在公共服务供给中扮演重要角色。此外，随着“互联网+”模式的发展，利用各种智能终端实施社会救助的供给大幅增加，通过一些救助供给，困难群众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宗旨。

三、高质量供给不足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掣肘

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但是按照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要求，实现高质量供给还有一定的差距。总的来看，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投入还较为单一，供给效率不高;还存在供给结构失衡和地区差异悬殊的特征;还存在民生类公共服务总量偏低，质量偏低，亟须改善的状况。具体来说：

供给总量相对不足。总的来看，我国财政支农支出占比相对不高，从上个世纪90年代迄今一直在10%左右徘徊。与财政支持城市发展相比，对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相对较少。最近几年，财政投入有了持续增加，投入不足的问题有所改善，但是基础设施建设水准、义务教育经费、师资力量、乡村卫生服务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农业科技供给水平还有待提升。

供给质量相对不高。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还比较突出，软供给和硬供给存在不平衡，涉及精神、文化、幸福感的供给相对不足。具体来说，交通设施、乡村道路、电力供应、供水安全、农业机械化等基础设施的供给还不能满足农村地区群众幸福感的需要;基础教育的办公环境、教学仪器、实验设备、图书资料供给虽已覆盖，但是师资队伍等方面的建设还任重道远;医疗设备、医护人员水平、医疗环境、卫生状况等供给与城市相比还存在显著差别;就业的平等性、就业主体素质、就业岗位等供给还需大幅提升质量。

精准供给有待做实。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有了很大的发展，农业投入、社会保障、居民养老等都有了较大提升，整个农村焕发出新的姿态。但是从细微处来看尚不够精准。一些脱贫户和一些深度贫困人员，还需要更为精细化的扶持。一些软性的公共服务供给，比如农村科技推广、医疗卫生、基础教育还需要更为积极地建设。另外，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在某些领域甚至还存在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的結构性矛盾。

供给效率有待提升。由于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以政府供给为主，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因政策、资金、人员主客观因素等影响，有可能产生供给偏差，一些农民真正需要的供给被忽视或供给不足，政府供给配置效率大打折扣，有待进一步提升。另外一方面，由于缺乏外部竞争性，政府供给的绩效评价往往被忽视，一定程度上出现撒胡椒粉式浪费或不符实际的“一刀切”现象。

从高质量供给现状来看，当前供给不足、质量不高问题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经费筹措、使用、管理机制尚不够完善;历史欠账太多，财政收入分配不平衡;公共服务决策与农民需求表达不匹配;服务供给缺少竞争机制和监管机制等等，是构成上述供给问题的主要因素。

四、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的再造路径

(一)夯实高质量供给基础，补齐供给短板

强化基本理念，明确供给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重点，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住最需要关心的人群。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保障低收入群体(尤其是相对城乡差距而言)基本生活的制度设计。在实施过程中，首先要有兜底理念。兜底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基本保障，诸如义务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要提供基本保障，满足农民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二是特殊困难群体。对贫困人口、弱势群体要予以关注，满足他们的生存权、表达权、享受幸福生活的权力。三是需要持续救助的人群。这类群众是突发事件造成的，要有相关制度设计予以保障。其次要有发展理念。对公共事业予以保障，如公共卫生、公共文化、农村科技等。再次要有保障理念。对于诸如公益性、公共安全类公共服务的供给也要重点抓，主要包括公共设施、农村环境、农村社会治安、食品安全等。

注重制度设计，保证科学供给。从总体来看，我国尚处于强化放管服、建设人民满意型服务政府过程中，因此在制度的科学设计上：首先，应提供充足的服务供给总量;其次，在服务供给总量解决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农村公共服务的优化布局，确保公共服务向需求人群、重点人群倾斜;再次，应于强化全覆盖、有重点的基础上，体现多层次、可持续的公共服务供给。

如果上述行为是自上而下的政府顶层设计，那么政府还应激励自下而上的群众参与。首先，可以通过基层政府的摸底、排查，梳理出农民急需的服务项目、服务内容，从而有的放矢地提供公共服务，实现公共服务的下沉。其次，通过当前信息技术的支撑，实现线上线下的互动管理，通过网络平台，对接农民的实际需求。此外，还需要通过横向协同，推进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发展。一是省内、国内协同，这主要通过借鉴、合作等方式，满足农民公共服务的需求;二是市内协同，主要是城乡协同、社区与村庄协同、村庄与村庄协同，在资源配置、扶贫开发、信息共享等方面，实现一体化。

创新实施机制，实现联动发展。建立成本分担机制。对于不同的公共供给内容，不同层级、不同单位要有明确的分担机制，在制度成熟的条件下，探索非政府组织和农民的分担机制。建立清单化标准化服务过程。通过向农村农民公布服务项目清单，让百姓由寻餐到点餐，通过清单实现自己的需求。

(二)注重高质量服务供给的内生力量

不管是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还是目前强调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的供给，视角都是外生性力量。农民公共服务的自我供给的内生性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内生性机制指明了方向。发挥乡村新型农民骨干、普通群众的能动作用，打好农村人力资源这张牌。要实现乡村振兴，需要重新发现乡村振兴的主体，青壮年等务工群体的外出，并不代表农村完全空心化;未外出人员、妇女儿童、老龄人口仍然可以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一要发现、挖掘这些人才，委以重任;二要注重人才的交流、培养，加强培训，提供发展的机会;三要创造机会，留住流动人才，服务乡村振兴。

要发挥村规民约、乡风传统、家风文化、宗族祠堂等在乡村建设中的促进作用。公共服务供给要有精神力量做保证，其中对村民具有约束作用的村规民约引导起着约束作用，好的乡风应该传承、发扬。另外，一些家庭传承的家风家训，也可以总结发扬，为内生性供给提供精神动力。

要调动村民自主参与，明确为了村民、依靠村民的供给思路。农民既是农村供给的对象，也可以成为供给的主体，只有让农民体会到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只有通过自己奋斗，才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才能产生内生动力。

(三)培育社会组织，扩大供给主体，创新供给机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解决的事项，应交由社会组织承担。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面对政府财政有限、人力有限、管理有限的状况，可以借助社会组织来提供部分公共服务内容。比如教育、培训、体育、文化、救助等。为此，需要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当前农村有发展社会组织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比如农村健身，有跳广场舞、健步走等形式，有的规模还比较大，也有一些线上的松散组织，但是这些既不利于管理，也有被利用的可能，长远看不利于农村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这需要规范农村社会组织的培育和管理。地方党委应在农村社会组织中成立党组织，加强对农村社会组织的领导。政府部门可以通过积极的调研，发现农村的需求，进行精准对接，实现由“政府配餐”向 “农民点餐”过渡。

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主要是由政府单一供给。根据十九大精神，除了基本兜底的公共服务项目，能由社会组织承担的，尽量由社会组织承担。政府通过对公共服务职能的梳理与评估，适当地从一部分公共服务中退出，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改变政府单一的供给机制，推动供给方式多样化。比如，推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加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探索志愿服务等等。

(四)做实供给细节，推动高质量供给

优化财政供给机制。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创新，本质是资金筹措的创新，可以按照财政投一块、企业投一块、社会筹一块等方式，构建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化融资格局。对于资金的使用，要有明确的范围，做到专款专用，同时发挥农民在线上线下的监督作用，确保农村公共服务资金的使用花在刀刃上。提升供给绩效，加快推进供给的PPP模式，通过政府、企业、农民的互动，以及三者之间的协调、合作，促进发展。在考虑地方财政实力的基础上，弄清楚老百姓需要什么，不能停留在政策或口号层面，而应实现供需无缝对接。

做好农业技术保障。一是发展社会服务，培育服务性、经营性主体。涉农技术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需要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特别是创新技术、最新理念等，需要政府供给，但是一些提升劳动生产率或农业产量等的供给，可以由经营性主体提供。二是通过服务解决农户分散、规模过小问题，推进基础性工作。家庭承包责任制因经营零散，基础设施薄弱，很难实现效益最大化。政府可以通过村民组为单位，重新划分田地，实现规模种植、农机耕种。三是明确基层农技人员管理体系。当前农技人员的管理条块分割严重，需明确以条为主、以块为辅的管理格局，在充实农技队伍的同时，为基层农技人员提供良好的工作、学习、钻研环境。

擴展城乡养老保险。加大宣传，提高农民参保意识。充分发挥基层工作人员尤其是村(社区)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动员他们向农民宣传政策，为老百姓算账，鼓励老百姓选择较高档次缴费、长期缴费。通过村村通、村村响、墙体广告等方式，向农民解读政策，增加他们对政策的知晓度、认同度。精心组织培训，提升基层经办人员的能力。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手段，提升基层经办人员尤其是村(社区)经办人员水平。加强基层服务平台建设，提高农民居保服务能力。加大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充实基层经办人员力量，改善办公条件。通过转变工作作风、服务方式等方法，促进农民应保尽保。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加强与银行的沟通、合作，实现参保缴费不出户、养老金领取不出村、信息查询不出户、政策咨询不出村的目标，真正解决农村居保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

完善社会救助服务。在摸清家底的情况下，通过现有媒介手段，让困难家庭知晓政策。完善社会救助动态管理机制，严把入户调查、审核审批、公开公示和监督检查四道关口，切实做到“对象准确、待遇公正、进出有序”的整体要求。按照“四个不漏，五个不放过”的原则，坚持定期核查制度。实施区域性养老，推广区域性先进养老机构建设的经验，让特困人群生存有保障，生活有盼头，共享全面小康成果。根据相关线上线下经验，扩大对困难家庭的救助范围，宣传好救助政策，连接好、服务好捐赠对象、救助家庭。

提升教育医疗水平。对于广大农村地区来说，学前教育还是薄弱环节，当前需补足短板，提升学前教育水平，稳定师资队伍，帮扶发展较慢的幼儿园。进一步改善基础教育办学条件，在加大对基础设施投入的基础上，注重师资力量的提升。通过人才招聘、动态调整、培训轮训等方式，提升乡村教师能力，使农村教育在软硬件方面双提升。通过培训提升基层医务人员职业道德、专业水平和服务能力。针对部分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不规范问题展开调查、督查，对一些可能影响质量、安全的薄弱环节，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同时借助县域医共体的帮扶机制，实施对村医的结对培养，加强实践技能培训，为年轻、精干的村医提供培训、进修的机会，提升执业水平。

(五)创新供给机制，建立绩效评估监管

以结果为导向抓满意度。“需求过剩”与“供给不足”并存，是农村公共服务发展的制约因素。需要通过需求采集、需求分析、需求传递的方式，进行顶层设计。以结果为导向，以群众的满意度为标尺，开展农村公共服务供给。

注重资金的使用、监管。通过制度化的资金使用规则，规范资金使用去向，实现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要通过不同的群体、平台、方式监管资金使用，使民生资金真正用在群众身上。

建立多方参与的绩效评估机制。通过多样化的绩效评估，监督供给的效率，改变过去分配资金的方法，真正实现绩效评价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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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焦德武)

作者：何长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