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教育者的农村教育论文

[摘要]职业培训具有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和帮扶贫困者致富的社会功能，是民族地区治理相对贫困的有效手段。在我国脱贫攻坚对接乡村振兴的背景下，职业教育应该把职业培训作为巩固拓展民族地区脱贫成果与促进乡村振兴的发展进路，开发依靠职业培训帮扶相对贫困者技能之贫的新模式。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受教育者的农村教育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受教育者的农村教育论文 篇1：

农村教育史研究的别样视角：受教育者的口述史研究

摘要：从受教育者的角度运用口述史的方法在农村教育史的研究中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它的意义在于：农村受教育者的口述史研究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听到中国数以亿计的平凡人物的声音，让我们能捕捉到教育历史发展中普通人的诉求和需要。农村受教育者口述史的研究能为中国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问题的研究补充声音的证据和史料，进而呈现出不同历史条件下，农村教育生活的原生态。

关键词：农村教育史;受教育者;口述史

在当前的教育史研究领域，农村教育史研究无疑是一个热点问题，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富，概括起来主要从农村教育的经费、课程、教师等政策和制度的沿革来对新中国成立60年来农村教育的变迁作了详细的展示与阐释。在检视这些研究成果时，我们不禁要问：新中国成立60年来农村教育到底是个什么图景?什么样态?农村人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与氛围中接受教育?他们的教育生活是什么样的?教育对于农村受教育者意味着什么?学校对农村受教育者的社会升迁和流动有何功能?回答这些问题，无疑需要重新检视与思考现阶段农村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需要另辟蹊径，寻找展现更具“现场感”的农村教育历史研究的视角与方法。以口述史的方法，从教育接受者的视角来观照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农村的基础教育，可以说这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

一、何以关注农村受教育者

虽然当前农村教育史的研究为数不少，但仔细翻阅这些研究，可以发现研究的思路基本上也遵循教育史“制度和思想”的二维框架和国家主体的宏大叙事取向。表现之一是：在农村教育史的研究中所看到的只是制度、政策的出台与更替，不见人的活动与反应;只见描述伟人的宏大叙事，不见具体的教育场景、教育生活。正如丹麦学者曹诗弟所批评的一样“绝大多数中国教育研究采取的都是一种‘由上而下’的理论视野，……多数论文所表达的内容都是作者根据一些相关的理论资料和政策文献得出的主观意见，最后的结论往往也在意料之中，不外是告诉你中国教育应该怎么样，而不是描述中国教育的真实状况”[1]。因此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如今，这60年来农村教育到底是个什么图景?什么样态?农村人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与氛围中接受教育?他们的教育生活是什么样的?教育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对于这些问题从一般的宏大叙事的教育史著作中无从知晓。国家主体、宏大叙事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在农村教育的研究中更多关注教师、课程、经费等领域的问题，而关注受教育者及其家长的经验与感受的极少。教师、课程、经费这些是保障教育开展的必要因素，研究之丰富实属必要，但农村的学生和家长作为教育消费者，作为中国社会底层的人，他们怎样看待教育?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促使他们做出接受教育还是放弃教育?接受什么样的教育?等等。这些选择的动因又是什么?所有的这一切是国家利益所决定的制度的安排，因为对受教育者需求和个人利益的无视，因为从不倾听这些平凡人的声音，在汗牛充栋的教育研究作品中很少能寻找到。正是因为这样，农村教育政策中很多良好的意图却没有带来良好结果的现象比比皆是。因此，农村教育研究要更多地从学生以及家长的经验与感受出发，更多地考虑受教育者的个人需求和利益，不仅可以为目前讨论中国教育的常规方式开辟另一条意义丰富的言说道路，而且能够使中国教育政策的制定与落实过程变得更加完善。

二、何以运用口述史的方式

口述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记史方法，但口述历史作为一个史学类别进入正统的历史研究领域却是一件很晚近的事。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Oral history)，由美国历史学家亚伦·内文思(Allan Nevins)在1938年提出。1948年，亚伦·内文思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口述史研究室，口述历史研究开始在美国、欧洲等地蓬勃展开。但是至今为止，关于什么是“口述史”国外和国内的说法众说纷纭。国际口述史学界权威、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社会学教授保尔·汤普逊认为，“口述历史是关于人们生活的询问和调查，包含着对他们口头故事的记录”[2]。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唐纳德·里奇认为“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3]。但正如里奇所说，口述历史是一块极富创造力与活动力的园地，无法以单一的定义来界定、掌握[3]。尽管对什么是“口述史”的看法不同，但“历经各种历史事件、见证了自己的人生经历的受访者接受口述研究者的访问，把访谈内容忠实地记录下来，这成为口述历史的第一要件”。[4]口述历史所追求的就是“让默不作声的人说话”。普通大众虽然会因为“缺乏爱好、机会和文字技能”而不能书写自己的历史，但他们能说话、有记忆这基本上是每个人都有的能力，口述历史正是借助现代的录音、录像技术，对历经各种历史事件、见证了自己的人生经历的普通大众进行访谈，将访谈内容真实地记录下来，使普通大众也有了自己的历史，使他们也有机会走向历史的前台，展现他们的生活与活动，表达他们的心情与想法。从这一点来说，口述史可以说是人民群众的历史，是来自底层社会的历史。

三、受教育者的口述史：农村教育史研究的别样视角

农村受教育者的口述史研究，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听到中国数以亿计的平凡人物的声音。正是这些被忽视了的大多数的声音，让我们能捕捉到教育历史发展中普通人的诉求和需要。这些现世生活中的普通人，他们曾来自于农村，他们是无数曾经求学的大众中的一部分，也是一个喜欢沉默无声的群体，在历史的记录中不会留下他们的声音和印迹。而这些人正是中国当下社会中无数社会个体中的一分子，他们构成了一个最庞大的群体，借助于口述史的方法，从他们的教育生活史入手，使这些沉默的大多数人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能够展现出其普通人生命的色彩。这样一群出生于农村、生长于农村、在农村接受过教育，有的走出农村，有的又回到农村的个体，他们个人的受教育经验、受教育历程中的欣喜与困境、理想与期待不正是代表了历史变迁过程中农村受教育者的期望与诉求吗?使这样一群普通大众发出自己的声音，不仅可以通过见微知著的方式获得对农村教育和农村学校发展的新解释，同时也可以使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渠道听到受教育者的声音，关注受教育者的诉求，使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不再是一种形而上的教育。农村受教育者口述史的研究能为中国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问题的研究补充声音的证据和史料，进而呈现出不同历史条件下，农村教育生活的原生态。

伊格尔斯曾说：“历史的意义并不只是学术而已，还在于各种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忆与历史再现”。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收集与运用，以一定的史观来研究历史上的某些问题，得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总结历史留下的经验教训，这是一种历史研究;而不断发掘各种形式的史料，不断充实各种形式的历史证据，使历史学家再现出的历史更加接近历史的本真面相，这也是历史研究的一种责任与义务。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由于录音、录像设备的发达，由于历史研究从“阁楼到地窖”研究视野的下移，除了传统的以文物与文献作为再现历史的形式，声音、图像等形式也开始作为历史的证据得到了重视，在历史学界口述史的发达、影视史学的发展都说明了这一点。但在教育史领域，除了历史文献的运用，特别是官方历史文献的运用仍是主流，声音、图像等历史证据的运用还为数较少，在农村教育史领域更是少之又少。因此，通过口述史的形式，以声音为载体来记录个体受教育的历史，不仅可以获取有关中国基层农村日常教育生活中存在的许多鲜活的经验，也能够为中国教育问题，特别是农村教育问题的研究补充声音的证据和史料，使人们能观察到当代中国教育的发展、转型是如何在一个个普通的生命过程中发生的，这不仅弥补了主流历史在细节上的不足，亦有助于还原被那些宏大叙事所遮蔽的历史现场，有助于让后人看清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在过去的岁月中的所作所为和真实遭遇。同时，也凸显出那些被湮没在历史中的小人物的身影，彰显出民间史和私人史无可取代的独特价值。

参考文献：

[1]曹诗弟.中国教育研究重要吗?[C]//丁钢.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第1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2]Stephen Thompson，Paul Thompson and Yang Liwen.OralHisto-ry in China[J].Oral HistoryJournal(England)，1987，(15).

[3]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史[M].王芝芝，姚力，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2.

[4]李向平，魏扬波.口述史研究方法[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2.

基金项目：本文是山西省2010年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建国以来山西省的农村教育——受教育者的视角”(2010041060-03)的主要研究成果和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通向城市的阶梯：建国以来农村基础教育功能的历史考察——一项对受教育者的口述史研究”(10YJC880150)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于珍(1976-)，内蒙古人，山西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学前教育研究。

作者：于珍

受教育者的农村教育论文 篇2：

定向培训：职业教育在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中的发展进路

[摘要]职业培训具有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和帮扶贫困者致富的社会功能，是民族地区治理相对贫困的有效手段。在我国脱贫攻坚对接乡村振兴的背景下，职业教育应该把职业培训作为巩固拓展民族地区脱贫成果与促进乡村振兴的发展进路，开发依靠职业培训帮扶相对贫困者技能之贫的新模式。在“主体—工具—内容”定向培训理论框架指导下，聚焦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个体发展，成立多方协作的培训帮扶共同体，设计“定岗—定培—定技能”定向培训框架，开发“志+智+技”的模块化课程体系，能提高培训帮扶精准度，增强相对贫困者的核心造血能力，有效推进民族地区实现乡村振兴。

[关键词]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定向培训;帮扶共同体

[作者简介]高树平(1987- )，女，河南鹤壁人，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吴巧洋(1979- )，女，辽宁沈阳人，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航空服务与管理学院院长，副教授。(湖南 长沙 410124)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2025湖南制造”高职项目课题“职教集团实施精准扶贫的策略与机制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9YBG004)

2021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明确提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对易返贫致贫人口及时发现、及时帮扶，守住防止规模性返贫底线。”①民族地区是职业教育精准帮扶的重点区域，尤其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边远地区，相对贫困人口多，脱贫成果巩固难度大，面临着较高的返贫困风险。目前，学术界关于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宏观理论研究较多，大多数学者从共性层面研究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逻辑、耦合机制，而从个性层面探究依靠职业教育定向培训推进巩固脱贫成果与推进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具体实践路径研究较少。高职院校需要重新审视职业教育在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的功能定位与手段选择，积极跨界整合社会优质教育资源，开发与创新依靠职业培训促进民族地区扶贫与振兴的新模式。在脱贫攻坚对接乡村振兴背景下，探究职业培训定向培训帮扶模式的建构及其具体实践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脱贫攻坚对接乡村振兴呼唤职业教育开发帮扶新路径

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之后，我国迈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在新征程中，职业教育需要开发帮扶新模式，巩固脱贫成果、治理相对贫困及推进乡村振兴。

(一)国家政策导向：乡村振兴对接脱贫攻坚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将14个连片特困地区作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大力实施精准扶贫。连片特困地区具有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等特征。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快实施教育扶贫工程，让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②;2018年1月，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发布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2018—2020年)》，要求“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以‘三区三州’为重点，以补齐教育短板为突破口”，“切实打好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战”③;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对摘帽后的贫困线要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巩固发展成果”④;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提出“加强解决相对贫困问题顶层设计，纳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安排”⑤;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设立衔接过渡期…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推动‘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移”“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脱贫地区乡村振兴”⑥。

国家扶贫政策发生变迁，职业教育扶贫事业的工作重心也随之发生转移，目标任务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治理相对贫困，从脱贫摘帽走向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与实现乡村振兴。由此，高职院校需要重新审视职业教育在民族地区乡村扶贫与振兴中的帮扶功能与发展进路。当下，“在已脱贫人口中近200万人存在返贫风险，边缘人口中还有近300万存在致贫风险”⑦。我国正处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的历史交汇期，做好二者的有机衔接和协同推进，“既有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培育长效脱贫机制，又有利于促进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推动乡村全面振兴”⑧。

(二)治理相对贫困：职业教育肩负乡村振兴的时代责任

职业教育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脱贫人口返贫是实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基础条件。贫困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多维概念，随着时间与地域的变化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从经济学角度看，按照收入贫困线，贫困可划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描述了贫困群体不能维持正常基本生活需要的一种生存状态，通常用收入来衡量。相对贫困是指相对于社会上其他人的生活水平而言，一部分人处于社会低水准的一种生存状态。新时期的贫困表现为一种多维的相对贫困状态，不仅仅指物质上的匮乏以及经济上的落后、收入上的差距，更多的是指部分群体在思想道德、文化知识与能力、价值观念、能力等方面的匮乏或滞后，在教育、就業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相对贫困。

在后扶贫时代，职业教育如何做好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有限衔接，发挥职业培训之扶贫与振兴的功能，将成为职业院校服务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时代责任。在脱贫攻坚时期，国家在人力物力上给予贫困地区大力倾斜与支持，使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在短时间得到好转，一旦这些外源性帮扶措施消失，已脱贫的人口很容易再次返贫。“2020年绝对贫困消除以后，将重点解决相对贫困人口发展问题，相对贫困人口依然存有底子薄弱、抗风险低、造血能力差、返贫概率高等现实难题，因此防止贫困的末端波动、深入持续推进相对贫困群体的发展型改善，是‘十四五’时期面临的核心挑战，巩固脱贫成果任重业艰。”⑨“职业教育是教育扶贫的排头兵，是见效最快、成效最显著的扶贫方式”⑩，“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效果显著，贡献率高达16.19%，投资回报比可观”11，需要发挥职业教育在巩固脱贫成果和实现乡村振兴中的基础性作用。然而，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在实施过程中依然存在“扶贫目标的悬浮化、扶贫方式的技术化治理缺乏、扶贫效果的可持续性发展缺失的三重困境”12，需要高职院校整合社会扶贫资源开发职业培训精准帮扶模式。本研究在职业培训扶贫调研与帮扶实践中发现，职业培训内容与民族地区相对贫困者就业需要的契合度不够高、多主体协同扶贫运行机制不够完善、协同扶贫精准度不够高、相对贫困者的核心造血能力不足，导致职业培训实施技能扶贫的成效大打折扣。聚焦区域经济发展和个人成长，构建并实施职业教育定向培训帮扶模式已刻不容缓。

二、“主体—工具—内容”：职业教育定向培训帮扶模式建构的理论框架

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在脱贫攻坚阶段取得的扶贫成效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与此同时积累了丰富的扶贫经验，因此需要在之前精准扶贫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与深化创新帮扶模式。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过渡期，高职院校应在理论层面建构并完善职业教育定向培训帮扶的框架体系，并回答“谁来扶”“怎么扶”“扶什么”的问题。“主体—工具—内容”的理论框架能为建构职业教育定向培训帮扶模式提供指导(见图1)。

第一，基于主体维度，回答“谁来扶”的问题。即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推进乡村振兴中的衔接主体的具体指向以及如何推进各主体协同联动发挥帮扶与振兴的功能作用，达成主体上的衔接。职业培训帮扶的衔接主体应从单一主体、松散联盟走向共建共享、同舟共济的共同体，打造政府、行业、企业、学校跨界协同联动、深度融合的帮扶共同体，建立协同联动的精准帮扶运行机制。通过精准帮扶运行机制，明确四方主体在协作帮扶中的职责与作用，促进四方主体协同参与精准帮扶。

第二，基于工具维度，回答“怎么扶”的问题。即利用何种手段或途径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推进乡镇振兴，以及如何发挥工具的功能从而实现工具衔接。“定向招生、定向就业”是我国为保障工作环境比较艰苦的地区和行业能得到一定数量的高校毕业生而实施的一项招生就业制度。高职院校与部队采用联合培养方式为部队定向培养专业技术士官的模式，可以为高职院校开展定向培训提供经验参考。职业教育定向培训就是在遵循职业教育办学规律基础上，借鉴“定向招生、定向就业”所构建的定岗位招生、定培训方案、定技能培养的定向帮扶模式，旨在以定向培训帮扶相对贫困者获得一技之长从而实现就近稳定就业、巩固脱贫成果以推进乡村振兴，专门为本区域人才紧缺和条件艰苦的行业企业有针对性地培养和输送人才。

第三，基于内容维度，回答“扶什么”的问题。即巩固拓展扶贫成果与推进乡村振兴的具体帮扶内容以及采用何种方式达成帮扶内容的衔接。甄别相对贫困者的返贫致贫原因，发现部分相对贫困者思想观念落后、文化知识匮乏、技术技能贫瘠，进而确定“扶志—扶智—扶技”的整体帮扶内容，增强相对贫困者反贫困的核心能力。高职院校与当地政府、行业、企业等共同设计涵盖帮扶内容的课程体系，使培训项目契合当地产业发展需要、培训内容贴近岗位能力要求和受帮扶者成长发展需要，然后高职院校与企业协作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将培训内容教授予受帮扶者。

三、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定向培训帮扶模式建构的逻辑机理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定向培训目标定位从消除绝对贫困的兜底转向了共享发展的相对贫困治理，治理目标的转变要求高职院校完成职业培训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中的治理逻辑转换。因此，有必要从“主体—工具—内容”整体视角出发，厘清职业教育定向培训帮扶模式建构的内在逻辑机理。

(一)从单一主体到帮扶共同体：定向培训帮扶模式的主体变迁

职业教育与民族地区经济协同发展与振兴，要求产教跨界协同开展职业教育定向培训。职业教育是一种跨越教育与职业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与民族地区乡村发展是一种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为实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要求职业教育与民族地区乡村协同发展、跨界深度合作，面向行业企业发展需要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渴求，希冀高职院校能够对接民族地区产业结构、面向行业企业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土性技能型人才。而民族地区乡村发展需求侧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供给侧之间容易出现结构性矛盾，因此需要政府部门或行业组织在“产”“教”之间做好沟通与协调工作。“至今为止，如何充分激发模式内各主体参与职教扶贫的自觉性，依然是尚未突破的难点，这也制约了职业教育实现‘高水平’人才培养的教育目标。”13因此，成立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协同联动的职业培训帮扶共同体，促进产教融合式协同扶贫显得尤为必要。

“谋求共生发展，打造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利益共同体”14，不仅能够聚集优质的教育资源，还能形成多方协同联动的培训帮扶合力，共同促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张育松等认为，可以“依托职教集团社会服务功能及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形成以政府主导、校企参与、产教协同的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模式，能实现集团精准发力、产教协同扶贫”15。以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飞机维修部附件加工制造基本技能精准扶贫培训班项目”为例，该校实施产教联合式的定向培训帮扶模式，联合镇宁县政府、航空工业集团贵州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厚诚发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地方政府+职业院校+特色行业+特定企业”的职业培训扶贫共同体，建构并探索了职业教育“三定三扶四主体”的定向培训模式，为贵州民族地区培养了一大批“留得住、用得好”的本土性技能型人才。

(二)从服务区域发展到个人成长：定向培训帮扶模式的价值逻辑

职业教育定向培训应既关注个体成长与服务地方发展，又兼顾就业岗位指向性与技能针对性，构建具有精准帮扶、个体成长特色的职业定向培训模式，开辟以定向培训服务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新路径。职业培训是高职院校的法定职责，应培养服务区域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重点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要求：“落实职业院校实施学历教育与培训并举的法定职责，按照育训结合、长短结合、内外结合的要求，面向在校学生和全体社会成员开展职业培训。”16随着职业教育百万扩招政策的实行，高职院校面向新型职业农民、下岗失业人员、退役军人等群体招生，提供针对性职业培训。国家把职业培训作为促进就业的重要手段，緩解就业的结构性矛盾。然而，高职院校无论是坚持促进就业导向还是服务经济发展导向，主要都是指向职业培训的工具性价值——就业脱贫，容易忽视职业培训内在的育人价值。“2020年后，无论‘职业教育扶贫模式’被外界赋予什么样的发展逻辑，其内在发展的逻辑必须以‘培养高水平技能人才’为根本。”17

民族地区贫困人口摆脱了绝对贫困，主要面临的是在教育、就业方面的相对贫困，他们更加渴望接受优质教育以及进入主要就业市场。职业培训的价值取向不能仅追求在短时间内为行业企业培养速成的产业工人，而应兼顾参与职业培训学员的个体成长。接受职业培训的相对贫困者不仅需要高职院校教授职业技能、传授文化知识，还希望高职院校面向未来培养适应职业生涯发展的核心素养，夯实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因此，职业培训在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应在办学方向、课程设置等方面兼顾受帮扶者的个体成长，提供开阔视野的通识课程、激发脱贫致富的成就动机的素质拓展课程、社会参观见学等培训内容，关注除职业技能之外的职业素养、人文精神等方面的培育内容，使受帮扶者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以及反贫困的核心素养，能够进入主要就业市场，获取优质的工作机会，从而实现技能致富。

(三)从扶生活之贫到扶能力之困：定向培训帮扶模式的行动逻辑

要发挥职业教育定向培训在民族地区相对贫困人口帮扶中的技能扶贫优势，高职院校应通过扩招吸纳相对贫困生生源，提升相对贫困人口的职业技能，降低其因受教育机会少引发的致贫风险，促进相对贫困者充分就业。在绝对贫困人口生活物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缺什么给什么，“输血式”的直接救济措施无疑是最有效果的。但是，当绝对贫困人口的生活物质资源紧缺问题解决以后，从以资源供给为基础的外源式援助转向以反贫困能力建设为核心的内生式发展，应该成为决胜脱贫攻坚后教育扶贫战略重心的必然转向。“‘扶教育之贫’通过教育权利保障和教育资源分配为‘靠教育扶贫’提供外延性的条件保障;‘靠教育扶贫’通过教育内部培养过程的完善，提升贫困群体的脱贫能力。这是脱贫攻坚阶段教育扶贫的逻辑，也是2020年后教育相对贫困的逻辑起点。”18

新时期，部分相对贫困者致贫原因在于核心造血能力不足。在脱贫攻坚阶段，国家投入大量的资金帮扶贫困者，已脱贫者缺乏反贫困的内生动力，面临着返贫的潜在风险。“‘输血’式扶贫有时会出现一个人们不愿看到的结果，即越救济越贫困。同样，‘输血式’农村教育现代化也面临着没有形成持续发展动力的问题”19。可见，帮扶主体仅仅给予物质上的帮扶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引导受帮扶者更新文化观念、提高文化素质、培养一技之长，这样才能提升反贫困能力，促进相对贫困者真正摆脱文化与技能贫困。定向培训不仅要扶智与扶技，还要扶志，需要开发“志+智+技”的模块化课程体系。在此意义上，定向培训在扶相对贫困者的能力之贫上具有基础性作用，是帮扶其摆脱文化技能匮乏之困和阻断贫困文化代际传递的有效手段。

四、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定向培训扶贫模式的实践路径

鉴于受帮扶者相对贫困的特殊性、当地行业企业用人需求的急迫性、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供给与地方产业结构需求的结构性矛盾，需要建构一种面向特定地区人群的以帮扶相对贫困和个人成长为目标的定向人才培训模式。这种培训模式是高职院校精准地面向民族地区的企业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土性技能型人才，为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和促进相对贫困者脱贫致富。

(一)成立“政+行+企+校”四方协同帮扶共同体，建立健全协作帮扶运行机制

针对参与主体帮扶资源分散、行动上单兵作战、沟通协作不顺畅等问题，构建职业培训帮扶相对贫困者的共同体，建立健全协同帮扶运行机制，既能够聚集优质教育资源，又能规范多主体参与的职业培训行为，还能促进职业培训供给侧与行业企业以及受帮扶者的需求侧紧密对接。高职院校和行业企业等主体在共同利益和远景基础上，“以契约方式构成一种利益休戚相关、命运荣辱与共的有机整体”20，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促进他者的共同发展，采取协同联动、共建共享等方式解决共同面临的发展问题。要搭建“政府+学校+行业+企业”多方联动的职业培训精准扶贫协作平台，设立专门办公机构，配备专职工作人员，有效整合优质職业教育资源，为民族地区提供契合产业结构和相对贫困者发展需要的职业培训。

其一，建立健全职业培训帮扶共同体的协作帮扶的运行机制。争取政府的政策保障与行动支持，统筹区域人才需求计划、协助定向招生、落实学费等事宜。发挥行业资源优势，统筹企业参与定向培训、指导校企制订人才培训方案、提供培训教学资源等;调动企业参与定向培训帮扶的积极性，鼓励企业参与人才培训教学全过程、聘请企业能工巧匠、利用企业实习实训场所等;聚集与整合各方优质资源，促进四方主体互动协作扶贫、协同发展。其二，健全完善利益沟通协调机制。建立信息沟通与诉求表达机制，设立联络员，促进定向培训帮扶信息上通下达;借助多种沟通工具，宣传国家乡村振兴政策，增加政策知晓度;畅通诉求表达通道，增进主体间的信息共享。分类治理政府、学校、行业企业、受帮扶者的利益诉求，尊重受帮扶者脱贫诉求，调动行业企业参与积极性，寻求政府以及社会各界支持，解决职业教育扶贫参与主体协作不紧密的问题。

(二)建立“定岗—定培—定技能”三级定向培训框架，提高培训帮扶的精准度

针对民族地区相对贫困原因识别不够准确、相对贫困者受教育年限偏少、职业培训帮扶的实效性不够高、人才培养的产业适应性不高、职业培训内容的针对性及实用性不强等问题，应建立“定岗—定培—定技能”三级定向培训框架，即“岗位预定—行校企共定人才培训方案—特定技能”，确保定向招生即招工、定向培训即工作任务、培训结业即就业，使职业教育定向培训能够精准地匹配特定行业产业的要求和特定企业岗位的需要。

其一，建立一种以治理相对贫困为目标的定岗位招生机制。定岗位招生机制是一种面向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相对贫困者发展需要的职业培训精准帮扶机制。地方政府、学校、行业、企业签订战略帮扶协议，招生计划向民族地区倾斜，定向培训专门面向民族地区培养急需的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使职业培训精准定位到地区与岗位，确保职业培训合格的学员回到当地就业，而不是流向其他地区，提高人才培训和就业的针对性、精准度，解决民族地区人才匮乏和人才流失的问题。其二，四方主体共同制订“扶志—扶智—扶技”的定向培训方案。依据民族地区产业发展趋势、人才急需的行业企业需求以及相对贫困者自身发展需要制定人才培养规格及培训方案，明确定向招生对象及岗位指向、课程内容。学校识别企业、相对贫困者、政府的培训需求，分析受培训人员的基本情况，量身打造个性化培训方案，确保职业培训内容精准指向特定地区预定产业企业的特定岗位。其三，根据行业从业人员准入资格培训大纲规定及行业企业特定岗位能力要求确定定向培训技能，在培训教学过程中以生产任务为核心教授专业理论内容，组织实训教学任务，基于工作岗位的任务导向，开展情境—项目式教学，提高培训教学内容的指向性、针对性。

(三)构建“三扶”的“志+智+技”模块化课程体系，增强相对贫困者的核心造血能力

针对民族地区相对贫困者思想观念落后、文化知识匮乏、技术技能贫瘠的核心造血能力不足的问题，着眼于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和个体成长要求，构建“志—智—技”模块化课程体系。精准服务面向，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土性技能型人才，实现“帮扶一人、致富一家”，满足当地企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要，服务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在模块化课程体系建构方面，明确职业培训的知识、技能、素养要求，合理设置课程教学内容，凸显关注个体成长、精准扶贫的特色内容。

其一，设计“扶志”课程模块。加强相对贫困者的“三观”建设，开展心育建设、军训拓展活动，开设道德讲堂，传播技能脱贫致富观念，激发相对贫困者脱贫致富的意愿与动力。其二，设计“扶智”课程模块。开设通识和专业理论课程，设置岗位人员从业理论知识、职业素养与安全教育、专业基础理论知识、企业文化等课程，补齐专业文化知识短板，进一步提升职业素养。其三，设计“扶技”课程模块。对接企业岗位能力要求组织技能的培训内容，制订能力递进的专业技能课程，涵盖专业理论知识、专业基本技能、專业综合技能等内容，实施理实一体化教学，采取校企分工协作授课的教学形式，通过情境教学法、项目式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开展技能培训，做到实时理论教学与现场动手操作相结合，使培训教学内容通俗易懂，确保学生学有所成。

总而言之，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过渡期内，以职业教育定向培训扶相对贫困者观念、知识、技能之贫困将成为新时期的扶贫转向。高职院校应深入探究与建构多部门、多主体协同治理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及定向模式，形成“政府+行业+企业+学校”相互增进的职业教育定向培训体系，实现治理相对贫困与服务乡村振兴的良好生态循环。

[注释]

①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EB/OL].(2021-02-21)[2021-12-17].http：//www.gov.cn/zhengce/2021-02/21/content_5588098.htm.

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托脱贫攻坚战的决定[EB/OL].(2015-12-07)[2021-12-17].http：//www.gov.cn/zhengce/2015-12/

07/content_5020963.htm.

③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印发《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2018—2020年)》的通知(教发〔2018〕1号)[Z].2018-01-15.

④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EB/OL].(2019-02-19)[2021-12-17].http：//www.gov.cn/zhengce/2019-02/19/content_5366917.htm.

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EB/OL].(2020-02-05)[2021-12-17].http：//www.gov.cn/zhengce/2020-02/05/content_5474884.htm.

⑦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20-03-06)[2021-12-17].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3/06/c_1125674682.htm.

⑧尉成辉.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N].经济日报，2020-01-13(11).

⑨李涛，邬志辉，周慧霞，等.“十四五”时期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后教育扶贫战略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20(23)：30.

⑩高靓.职业教育：教育扶贫的“排头兵”[N].中国教育报，2019-10-17(1).

1114朱德全，杨磊.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贡献度——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测算分析[J].教育研究，2021(6)：112.

12刘世清.目标悬浮、技术化治理与可持续性缺失——后扶贫时代教育精准扶贫如何继续前行?[J].南京社会科学，2021(5)：146.

1317瞿晓理.我国职业教育扶贫模式的演进历程、经验总结及逻辑走向[J].职业技术教育，2020(13)：61.

15张育松，李云飞.职教集团视角下职业教育助推精准扶贫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8(13)：33.

16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9〕4号)[Z].2019-01-24.

18李玲，张馨元，刘一波.2020年后义务教育相对贫困识别与长效治理机制[J].教育研究，2021(5)：126.

19秦玉友.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教育现代化自信危机与重建[J].教育研究，2021(6)：143.

20高树平，刘阳.利益相关者视角下校企命运共同体的利益机制分析及其建构[J].教育与职业，2020(13)：20.

作者：高树平　吴巧洋

受教育者的农村教育论文 篇3：

让中等收入阶层成为市民的主体

[摘要]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是构建“橄榄型”分配格局的关键。形成中等收入群体占主体的“橄榄型”分配格局利于国家长远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幸福安康。当前中等收入群体面临税负较重、医疗教育等支出过大等突出问题。如何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提高居民收入，减轻中等收入群体负担，是当前需要研究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关键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城乡居民收入;中等收入阶层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要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我们必须把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调节收入差距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是构建“橄榄型”分配格局的关键。形成中等收入群体占主体的“橄榄型”分配格局利于国家长远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幸福安康。当前中等收入群体面临税负较重、医疗教育等支出过大等突出问题。如何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提高居民收入，减轻中等收入群体负担，是当前需要研究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增加工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

中等收入阶层是指一定时期收入和生活水准稳定保持在中等或相对平均水准的居民群体。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人数和规模，可以通过税收调节让一部分高收入人群转到中等收入，更重要的是通过增加居民收入，让一部分的低收入阶层尽快转化成为中等收入阶层。促进该阶层成为社会成员的主体。需要大力鼓励创业，发展能增加中等收入人口和能增加就业的小企业，以改善创造和分配财富的结构，让更多“小老板”成为中等收入者的有生力量。

(一)建立党政群机关职工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挂钩机制

在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构成中工资目前仍然是最主要的部分，其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的比例高达70%左右。保持工资水平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增长，甚至在经济发展的特殊时期如通货紧缩时期，使工资收入以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而增长，从而不断提高居民特别是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是不断降低贫困和低收入居民比重，从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最重要、最根本的途径。要把实现工资水平不断提高作为基本目标，建立党政群机关职工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挂钩机制。要坚持随着经济发展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逐年适度提高党政群机关职工的收入，缩小与周边经济发达地区工资和津补贴差距。深化改革，到顷关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逐步统一公务员工资外津补贴发放水平。各类事业单位应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增强实力，在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同时，不断提高职工收入水平。要通过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各类企业、事业单位的科技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及技术工人的收入水平;机关单位在机构改革和精减人员的基础上，提高其工作人员的工资水平;努力增加新型农业、规模农业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

(二)建立企业职工工资增长机制

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认真研究并制定促进职工工资性收入增长计划，建立健全稳定增长的机制。通过加快经济增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推进城市化进程、提高教育水平、参与国际分工等途径增加就业机会，建立企业职工工资增长机制。完善国有、国有控股企业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制度，在经济效益增长的前提下，逐步提高职工工资水平。在规模以上非公有制企业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完善企业工资指导线和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制度，积极推广企业年金制度。严格执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坚持两年提高一次标准。劳动部门和工会组织加大了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和监督力度，尤其是加大对职工欠薪查处的力度，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三)鼓励居民合法获得资产性收入

规范市场监管，加大对居民获得房租、红利等资产性收益的鼓励力度，保护居民各类合法非劳动收入，提高资产性收入在城镇居民收入中的比重。鼓励城镇居民增加其他收入，建立了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对个人在知识创新、科技成果转让以及从事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所获得的收入，依法给予保护。

二、积极创业。扩大中等收入阶层

经营性收入是城镇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要紧紧抓住机遇，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积极鼓励自主创业，在促进个体私营经济的持续发展的同时加强创业创新，拓展经营性收入的增长空间，不断提高城镇居民经营性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

(一)采取有效措施激发全民创业

认真贯彻中央发展民营经济、促进创业的一系列政策，放手发展民营经济，倡导和鼓励全民创业，掀起新一轮创业热潮。我们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简化审批程序和项目，放宽市场准入，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破除一切有碍于民营经济发展和群众创业的体制性障碍。建立健全市、县区、乡镇(街道)三级创业指导服务网络，为更多的群众自主创业提供良好服务。降低创业门槛，初始创业者可享受下岗再就业有关政策。健全面向民营企业的信用担保等服务体系，帮助民营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等实际问题。坚决取消政策性歧视，在政府贴息、土地使用、出口退税及其他税费减免方面，对民营企业一视同仁。突出发展重点，大力支持科技型、外向型、安置就业型和农产品加工型等民营企业的发展，支持有扩张能力的民营企业迅速做大做强。

(二)完善创业机制，全面落实再创业的扶持政策

把促进创业的各项政策进行梳理整合，按照“非禁即入”的原则，全面建立创业扶持机制，促进各类群体自主创业。畅通帮扶途径，向各类失业人员发放《再就业优惠证》或《就业失业证》，凭证享受创业扶持政策;建立创业扶持对象信息档案，加强管理和服务。加强创业培训，实施“万名创业者创业能力提升计划”和“创业能力改善计划”;对再创业人员，组织创业专家对创业失败原因进行会诊，制定行之有效的改善方案，并进行不少于6个月的跟踪指导服务。落实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和财政补贴政策，加大小额贷款扶持力度。提供创业孵化扶持，在各类开发区、产业聚集区建立孵化园区，在商业、服务业集中的地域建立创业街、创业城，作为扶持、试验、示范创业的基地，为创业者提供“一站式”全方位服务。

三、增加中等收入阶层财产性收入

加快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的速度必须积极开辟和拓宽工资以外的其他收入渠道。工资外收入渠道的开辟和拓宽，可以使居民的收入水平以更快的速度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快速提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工资外收入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工资的增长速度。

(一)依法扩展投资主体

居民要转变传统的收入观，把获得工资外收入当作一项收入来源。凡是依法取得的工资外收入都应该大力提倡和鼓励;不仅依靠工资增加收入，而且通过投资理财增加收入，积极寻找投资机会、优化投资组合实现工资外收入最大化。要加强投资者教育，为居民取得工资外收入提供必要的知识准备。必须加强投资理财知识的普及，具备了一定的投资知识和投资技巧，提高投资者的素质，正确地选择投资代理人或投资工具，才能及早察觉侵犯自身利益的行为并采取相应的防范对策，为其增加工资外收入奠定坚实的知识基础。

(二)完善投资机制

首先，加快要素市场体系的建设，完善居民获得工资外收入的运行机制。明确居民要素产权主体的地位，切实维护居民的财产所有权;要加快要素市场体系建设，发展产权、土地和技术市场等;促进生产要素在全国市场的自由流动;要建立居民的生产要素进人市场交易的平台，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等。其次，要加强理财人才队伍的培养，通过委托专业理财，为居民投资提供人才支持，建立居民获得工资外收入的实现机制。完善证券投资方式。增加投资品种，为居民获得工资外收入提供多种可选的投资工具。再次，要开放投资领域，为居民获得工资外收入提供广阔的投资空间。打破国有经济独家垄断的投资领域，开放有效的空间，尽快放宽对民间投资者的准人限制，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实现一视同仁、公平竞争。

(三)优化投资环境

完善政策，灵活运用各种手段，为居民获得工资外收入提供政策鼓励。运用税收手段鼓励居民进行产业投资。建议政府实施对用于产业投资的资金不计人居民的应税收入、产业投资损失可在当年所得税应税收入中抵扣等。加强相关法律建设，为居民取得工资外收入提供法律保护。要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保护居民通过合法途径增加收入、积累财富。完善《证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完善独立董事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等措施切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为居民获得知识、技术要素的收入提供法律保障。

四、建立宏观调控机制。扩大中等收入阶层

(一)加快城镇化建设，带动农民群体成为中等收入阶层

农村是一个低收入阶层相对集中的地区。扩大中等收入阶层，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十分关键。除了增加农民收入外，加快城镇化建设，使更多的农民成为中等收入者，是扩中的根本。而城镇相对于农村而言更具有人口聚集上的优势，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同时也是社会中间层分布比较多的地方。目前我国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中小城镇，由于规模上的效应，能够吸引资源，具有竞争力。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是严重滞后的，直接影响到我国就业问题的同时，也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社会中间阶层的发展。2013年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53.7%的城市化水平，中国也低于2009年50.3%以上的世界平均水平，国民收入跟中国水平差不多的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其城市化率都在60%以上，日本、韩国则超过70%。中等发达国家为50%，高收入国家为79%。我们要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要求，健全城镇服务体系，吸纳更多的农民进入小城镇，转化为城镇居民，这样才能让更多的农民成为中等收入人群，步人中间阶层的行列。

(二)发展新兴第三产业，调整职业身份

社会职业结构决定了中等收入阶层。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的社会结构，其主体既不可能是农业劳动者，也不可能是体力劳动者。在我国这样一个传统农业地市，要提高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更重要的要从二、三产业发展上下工夫。从产业结构上说，中等收入阶层产生的来源，必然是比重超过50%的第三产业高度发展。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大要依托于社会职业结构的转型，来源于特定社会职业阶层的形成。中等收入阶层的社会职业主体一般是从事金融、房地产、旅游、保险、商贸、传媒、法律、咨询、策划、社会服务、公用事业等领域的职员，科教文卫体等领域的专业人士，政府和社会管理部门的公务人员，企业里的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农业的专业户等等。所以我们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新兴产业，培植业务人员，给知识分子创造良好的发展机遇，鼓励创造，增加他们的收入，使他们早日进入中等收入阶层。

(三)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培养知识人才

中等收入阶层普遍拥有高学历。随着市场经济逐步走向规范化，受教育水平对个人收入的影响的正相关关系非常明显，同时也极大地带动了不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发达国家教育水平带来的收入与工作经验的收益相比呈现迅速上升的趋势。受教育程度越高，可能获得的收入就越高，越有利于成为中等收入阶层。这为高新技术领域的新中等收入阶层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发展高等教育，可以使得人们获得更多的知识，接受中等收入阶层的规范，改善并带动更多的人群整体素质的提高，以形成新的收入阶层。因此，我们要加快教育体制改革的步伐，政府要完善现有高校管理，放宽对高等教育、社会办学、私人办学的限制，鼓励扩大招生规模，发展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高等教育。制定教育公平政策，培养更多专业人才。改革农村教育的财政支撑体系，保障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成果，扩大范围，有条件的可以延长时间，真正由国家公共财政办农村教育。彻底解决农村教育条件较差、农村中小学教师待遇过低，甚至工资被拖欠的问题。改善农村教育环境，造就一大批农村人才走向中等收入阶层。

[责任编辑：梁小楠]

作者：张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