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对虚拟货币监管论文

虽然各国对于宏观审慎监管的主体选择不尽相同，但在扩大中央银行的监管权力与范围这一点上具有较多共识2018年以来，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迈出新步伐。3月，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将银监会、保监会拟定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中国人民银行。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金融危机对虚拟货币监管论文 (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金融危机对虚拟货币监管论文 篇1：

金融监管制度对比及对本国启示

摘 要：目前全球经济面临资金重返美国的问题，如美国减税政策的实施，这将会造成本国大量资金外流，本国金融业面临巨大挑战，同时金融产品也在不断创新来应对监管，因此我国现有监管体制需要改善。通过对美英日三国的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监管职责、监管模式及应对金融风险的监管措施进行分析对比，得出对我国金融监管体制上的启示：我国需要结合国情改善监管体制，加强机构监管信息透明度，以及明确我国不同监管机构的监管职责及权利范围。

关键词：金融监管;审慎监管;体制改革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1.各国金融监管制度发展史

(1)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变动历程

2007年前，美国采取“双线多头”的金融监管模式。“双线”意味着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有权力监督金融市场，“多头”意味着每个级别都有几个机构行使监督职能，最主要的三大监管机构是美联储，金融管理局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国家层面上，50个州中的每个州都有自己的一套财务条例，每个州都有自己的银行监管机构。但由于双线多头的模式使金融监管不断的混业化，金融产品不断创新，金融监管难以应对金融产品的创新，因此监管的尺度不断放松，后在1999年彻底立法确定混业监管的事实，建立了伞形监管制度，即美联储是金融控股公司的伞形监管者，其他金融机构仍分别保持原有的监管模式。美国经历次贷危机后，通过总结金融危机，对本国的监管制度开始再度改革，即有了于2010年7月通过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创立了金融稳定委员会，同时赋予美联储宏观审慎职能，于是美国经历了自20世纪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2)英国金融体制变动历程

英国拥有庞大而复杂的金融系统，合适的金融监管体制意味着英国的经济能够稳定发展，因此英国一直积极尝试创新金融监管体制，来应对世界金融发展趋势。1997年前，英国实行分业监管模式，存在9家主要监管组织对金融市场进行监督，由于监管机构在职能上划分不够清晰明确，存在监管上的漏洞，1995年英国巴林银行倒闭与英国当时现有的金融监管体制存在较大漏洞有一定关系。因此为了适应混业监管的驱使及弥补现有制度的漏洞，1997年英国对金融监管制度进行了由内而外的改革，而后，英国金融监管局被赋予英格兰银行的银行监管责任。后在2013年，英国有一次进行金融体制的重大改革，賦予英格兰银行全面审慎监管的职能，废除英国金融监管局，实施双峰金融监管体制。

(3)日本金融监管体制变动历程

在1996年前，日本实行的是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三业分业监管模式，由于日本1997年被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到，使日本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大藏省在此后处理中表现不佳频频失误，日本社会各界认为在此次事件中，金融监管权利过度集中的大藏省对此应负主要责任。从那时起，日本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打破了以往实行的分业监管模式，实施了混业金融监管模式。

2.研究意义

中国的金融行业起步较晚，金融监管问题也是目前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国际金融竞争，中国需要充分吸收他国在金融监管制度实行过程中犯过的错误与教训，结合本国特色国情，创立并实行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监管制度。美国金融业引领世界潮流，其金融监管制度代表世界最先进水平，代表世界金融业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其金融制度值得我们学习。众所周知英国的金融业具有长久的历史，在金融业的发展上，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其有丰富的经验，对完善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有重要意义。日本是个擅长学习的国家，虽然其金融发展时间并不长，但是由于日本与我国在人文历史文化上具有相当多的相似之处，因此我国可以认真学习日本在金融监管制度上发展的经验。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收并借鉴发达国家在金融监管制度发展上的经验，我国可以制定出适合我国的金融监管制度，促进我国金融业稳健发展，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以及更好的面对国际上激烈的竞争。

二、三国金融监管制度分析

1.各国金融监管目标与职能

(1)美联储主要职责包括有制定并负责实施有关的货币政策、监管银行机构、保护消费者的利益、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并向美国政府、外界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服务。美国金融市场有两大监管部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商品期货委员会对金融市场负责监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是监督证券法规的实施，美国商品期货委员最开始是负责监管美国的商品期货和期权以及虚拟货币市场，后其使命是保护金融产品消费者与投资者的利益不受不正当行为的侵害，确保期货和期权市场的稳定与开放。

(2)2013年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后，英国央行实施了全面综合性监管职能，加强了宏观审慎监管，审慎监管局负责对各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金融行为监管局是独立监管机构，替代金融监管局的职责，对金融机构的业务行为进行监管、维护市场正常竞争、保护消费者与投资者，其中英国央行内部设立金融政策委员会，职责是识别、监控金融风险并采取措施去消除金融风险，以及对金融行为监管局和审慎监管局提供宏观审慎方面的建议和指导。

(3)日本金融厅自设立伊始，其目的就是使用各种手段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维系金融协调，保护投资者。同样的，日本银行在金融监管中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根据《日本银行法》的规定，日本银行要保证货币和金融之间的稳定，确保金融机构能够平衡其资金，资金可以正常结算，并维持信贷秩序的稳定运行。日本金融厅负责所有有关金融监管系统职能的设计、检查和监督的相关事务。财政省对金融监管机构管辖之外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和证券市场实行监管职能，日本银行的独立性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2.各国面对金融风险的监管措施

(1)美国的监管措施

①加强金融机构的稳健监管。促进金融机构具有更强的监督机制，控制金融危机的关键步骤，一是创建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促进信息共享和协调，提前识别风险。二是对所有具有雄厚资金实力的金融机构实施更严格的监管。三是对所有银行及其控股公司来说，要提高资本金要求和其他审慎性要求，包括重新评估现有的会计准则，以提供更合适的资产信息价值。

②建立综合性监管，金融创新原本应该有效地分散风险，但由于其发展规模已经超越了传统支付系统架构以及金融监管的范围，使风险传播的比以前更快，所以新的金融市场监管必须能够有效地应对金融创新。

③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随着次级抵押贷款和非传统抵押贷款的普遍出现，传统的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政策已经出现了巨大的漏洞，因此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建立一个机构专门用于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对金融消费者提供保护，并监控金融商品供应商。现行消费者保护政策的改革主要是加大信息透明度，监管过程简洁化。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以提高投资信息的透明度，保护投资者的权利。

(2)英国的监管措施

①建立明确有效的监管沟通协调机制。2013年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中明确界定了各监管机构的法律协调责任，同时，也给监管机构更多的空间来行使权力，使其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这将有助于监管机构根据实际情况履行职责，职责的执行也更加有效，同时优化监管资源的使用和各自的监管目标之间的平衡。

②结合宏微观审慎监管。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均意识到了监管不仅要从微观控制，还要在宏观上进行审慎监管。因此英国做出如下改变，将苏格兰银行、金融监管当局和审慎监管局三者对金融市场联合监督，明确分工，确保货币政策的实行和金融监管效率，并在英格兰银行的权利监管的范围内，维系金融经济的稳定。

(3)日本的监管措施

日本金融厅和日本银行的职责有相关法律确定，即这两者共同负责日本的宏观审慎监管，两者分工明确但又相互合作，随着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这种合作也在加强。金融厅主要在行政方面作出处罚，日本银行则偏重系统性风险的测量识别及监控。

①加强金融机构信息透明度

日本金融厅希望确保与资产证券相关的资产的真实性，并要求金融机构审查相关资产的内容，加强风险管理。通过信息披露加强市场透明度，使投資者有稳定的预期，保持市场稳定。

②完善金融监管制度

日本金融厅为了提高日本金融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在2007年通过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建立一个更稳定、更有竞争力的监管环境，促进日本金融业的发展。从结果来看，日本成功简化了金融监管的行政流程，并在体制转型上取得了巨大进展，将原先不够开放的金融监管体系，打造成一个更加开放化、市场化、法制化与信息透明化的体系。

三、对我国金融监管制度的启示

由于金融行为的开放国际化，因此改革不能只关注本国，还要与世界接轨，只有这样才能使本国的金融监管制度更加标准化。根据美英日三国金融监管体制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针对我国现在监管问题最严重的地方可以总结出以下启示。

1.监管机构的职责需明确无冲突

例如，日本金融厅的核心使命是确保金融体系稳定并保护金融投资者，其职能直截了当，与其他部门没有任何职能冲突。然而，我国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能规定上尚不明确，与其他部门的职能存在一定的冲突。因此中国的金融监管架构的应该更加注重各监管部门的定位，尽量避免不同部门之间的职能冲突。

2.提高监管机构自身透明度

监管信息是社会公共资源的一种，监管行动信息公开有助于市场和机构了解国家相关政策意图，如果监管机构不能及时获得市场与金融机构的反馈，那么其监管执行过程也无法根据市场变动及时调整。而我国金融监管信息不够透明，不够公开，信息成了少数人的稀有资源，真正的市场参与者却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近年来我国金融监管信息也在逐步公开，但离监管信息透明化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3.监管制度需适应国情

不管是美国、英国还是日本，他们在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中都体现了对本国世纪情况的适应，充分考虑中国的人情文化、尚不完善的法律制度等，切实做到针对性的对制度进行改进。因此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需要更加贴合本国国情，不可照搬他国的监管制度监管思想，正如我国今年紧急叫停了金融自由化的脚步，这就是我国在监管制度建立上的进步，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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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雷.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与政府监管[D].复旦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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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煜.金融监管体制模式的比较研究[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4.

作者简介：杨晗(1996.11- )，女，汉族，安徽阜阳人，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2015级本科生

作者：杨晗

金融危机对虚拟货币监管论文 篇2：

着力提升央行宏观审慎监管的主体作用

虽然各国对于宏观审慎监管的主体选择不尽相同，但在扩大中央银行的监管权力与范围这一点上具有较多共识

2018年以来，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迈出新步伐。3月，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将银监会、保监会拟定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中国人民银行。此前，2017年7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宣布设立国家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并在中国人民银行设立金稳委办公室。由此，中国金融监管格局从“一行三会”逐步转变为“一委一行两会”，更利于信息畅通与监管协调，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宏观审慎监管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有助于维护金融稳定。下一步，如何有效发挥中国人民银行的宏观审慎监管作用，便成为降低金融风险、弥补监管空白的重要课题。

宏观审慎监管的内涵和界定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开始重新审视现有的监管框架，并重点关注宏观审慎监管。在此之前，各界普遍认为对金融机构的个体行为和风险偏好实施有效的微观审慎监管便不会导致风险的产生。但单个微观主体没有风险并不意味着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定义，宏观审慎监管是微观审慎监管方法的有益补充，该方法不仅考虑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敞口，更是从金融体系的系统性角度出发进行风险监测。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是拓展和互补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加总。宏观审慎监管的主要目的是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防范系统性风险，着力于平滑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和跨市场风险传染，本质上属于宏观经济管理和维护金融稳定的范畴。2000年，国际清算银行提出，宏观审慎监管应重点关注不同维度及其对应政策：一是从时间维度考虑，关注风险如何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演变，在这种情况下，应建立逆周期的资本缓冲机制;二是从横截面维度考虑，关注风险在金融体系内部的分布，关注系统内具有相似风险的金融机构，特别是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

中央银行作为宏观审慎监管主体的国际比较

国际金融危机过后，人们对于实施宏观审慎监管逐步达成共识。许多国家相继进行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呈现出由传统的多头监管向双峰监管甚至综合监管发展的趋势。实施宏观审慎监管的主体主要有两类：一是单独成立特殊机构监测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潜在风险，如美国成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二是由中央银行承担宏观审慎监管职能，如英国在英格兰银行内部设立的金融政策委员会。英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将英格兰银行改造成集货币政策、宏观审慎、微观审慎于一身的“大央行”，并构建起作为央行子公司的审慎监管局与独立于央行的金融行为监管局分别负责微观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的“双峰”监管模式。韩国、瑞士、爱尔兰、秘鲁则没有专设金融稳定委员会。美国尽管成立了FSOC，但其关注点还是侧重于风险识别与监测，真正执行的效果有待进一步确认。美联储作为美国央行，被赋予了更多的宏观审慎监管权限。在FSOC成立过程中，美国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工具监管权划分到美联储，强化美联储的监管职能，要求其制定宏观审慎监管标准。此外，美国还授权美联储对系统重要性支付、结算、交收体系制定监管标准。

总体来看，虽然各国对于宏观审慎监管的主体选择不尽相同，但都认识到要扩大中央银行的监管权力与范围，在这一点上具有更多共识。

加强中国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监管作用的未来取向

宏观审慎管理的根本目标是防范系统性风险，中国人民银行曾提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三个方面：“一是宏观审慎分析，以识别系统性风险;二是宏观审慎政策选择，以应对所识别的系统性风险隐患;三是宏观审慎工具运用，以实施和实现宏观审慎政策目标。”下面着重从以上三方面进行分析。

1.拓展宏观审慎监管范围，提升系统性风险识别能力。中国人民银行在《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2017)》中提出，探索将规模较大、具有系统重要性特征的互联网金融业务纳入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扩大央行監管范围，完善对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互联网金融等的宏观审慎管理。

(1)影子银行。中国信贷投放冲动与信贷额度限制之间的冲突滋生出“影子银行”业务。由于其没有资本充足率指标的硬约束，业务规模迅速扩张，存在着较大风险隐患。因此，监管部门要特别关注“影子银行”对金融系统稳定带来的影响，将遏制通道业务、同业业务和理财业务等具有“影子银行”特征的业务的野蛮扩张作为金融监管部门政策的重点。

(2)房地产。房地产价格在金融市场的推波助澜下极易产生高杠杆，价格泡沫与日俱增。对此，中国人民银行坚持审慎的房地产信贷政策，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将遏制房地产泡沫化倾向作为2018年的工作重点。中国应制定相关法律规定金融监管模式，提高“一行两会”的信息披露程度，使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更有效率。中国人民银行应完善房地产贷款监督管理体系，逆周期调节房地产市场金融结构，严控房地产贷款增速，建立房地产贷款风险控制机制，以谨慎原则降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发生的可能性。

(3)互联网金融。为了更好地监管互联网金融，中国人民银行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旨在降低移动支付的安全隐患，规范互联网金融，发挥宏观审慎监管作用。中国人民银行应顺应科技金融的发展浪潮，充分利用先进技术，弥补互联网金融监管空白，健全相关行业监管框架，平衡好互联网金融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与其潜在的风险隐患，同时还应增强公众的互联网金融安全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构建科学高效的监管体系。

(4)虚拟货币。作为摆脱实体形态的虚拟货币，主要应用于互联网金融投资，其中比特币是最为典型的一种虚拟货币。虽然虚拟货币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但是很多虚拟货币涉及传销等问题，诸如“万福币”“恒星币”“利物币”等虚拟货币传销案层出不穷。为了加强对虚拟货币的监管，规范虚拟货币市场，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于2017年9月发布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指出，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从事代币发行融资活动。随后不久，北京市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关于《北京地区虚拟货币交易场所清理整治工作要求》，要求各交易场所最晚于2017年9月15日24点前发布公告，明确停止所有虚拟货币交易的最终时间，并立即停止新用户注册。2018年3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全国货币金银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将虚拟货币作为中国人民银行2018年的整治重点之一。中国人民银行于3月29日通告，2018年将开展对各类虚拟货币的整顿清理工作。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货币金银工作会议也将稳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工作，着力构建“五位一体”的反假货币工作机制，切实维护人民币流通秩序。未来，中国人民银行应加强宣传，普及虚拟货币的相关知识，增强公众的金融安全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加强相关行业监管，健全监管框架，严格限制金融、支付机构等参与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建立“合格投资者”制度，防止风险在不同行业领域间的传播、扩散;深入研发数字货币，从战略层面降低市场对虚拟货币的需求。

2.科学认识双支柱调控框架，加强宏观审慎政策协同。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具有共同点。第一，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目标都具备宏观特征，都是从国内和国外经济形势出发，确定经济的宏观指标。第二，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两者都运用了宏观调控工具。第三，两者的目标都具有逆周期性，货币政策期望通过逆风向的操作来实现价格等指标的稳定;宏观审慎政策则通过逆周期的资本缓冲等工具，控制系统性风险的传染和扩散。两者都通过缓冲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的波动来防范风险以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但两者也有不同。第一，对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目标的评估标准不同。货币政策目标的量化可以通过CPI指标来确定，但对金融系统稳定性的评估还存在主观的成分，这方面评估标准的量化程度比CPI等指标要弱。第二，两者的考虑范围不同。货币政策的目标着眼于整个宏观经济系统的稳健运行，而宏观审慎政策的目标直接针对金融系统，旨在防止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对整体经济运行造成影响。

鉴于两者的异同，应继续完善货币政策框架，强化价格型调控和传导，继续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发挥金融价格杠杆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将更多金融活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基础设施纳入宏观审慎政策的覆盖范围。进一步健全货币政策调控和传导机制，完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政策，促进跨境资本平衡流动。通过健全双支柱调控框架，达到保持币值稳定、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目标。

3.科学运用宏观审慎工具，实现宏观审慎政策目标。随着金融科技的持续快速发展，金融业态也更加丰富和多元，使得金融监管的复杂程度日趋提高。金融科技为金融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也给金融安全带来了新挑战，没有良好的创新机制护航，金融科技发展就可能偏离正确的方向。在金融科技时代，将新技术应用于金融监管，为改进监管效率、提升监管水平提供了新思路。2017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了金融科技委员会，提出要强化监管科技应用，识别和防范新型金融风险。为顺应大数据时代变革的需要，缓解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的矛盾，解决金融监管的瓶颈，需要系统构建基于互联网技术，特别是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技术为核心的数字化监管体系，实现及时、动态和全方位监管，以提高监管效率。

(作者单位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

作者：郭威

金融危机对虚拟货币监管论文 篇3：

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成就及最新进展

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取得的成就

历史上大的金融危机后都会经历大的金融监管改革，如1929年大萧条之后的美国《1933年银行法》、日本1990～2003年银行危机后推出的《金融再生法》、1974年联邦德国赫斯塔特银行和美国富兰克林银行倒闭导致巴塞尔协议出台等。毫不例外，在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爆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也进行了较大的改革，取得了一些主要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全球金融监管治理架构改变

本轮次贷危机后国际社会的总结和反思带来全球金融监管治理架构的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G20取代G8成为全球治理的新平台，这与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长期迅速发展有关，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实际GDP占全球实际GDP的比重接近一半，意味着任何将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排斥在外的治理架构都不可能实现对全球经济的真正治理，这也是G20取代G8成为全球治理新平台的最主要原因。二是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取代金融稳定论坛(FSF)成为全球金融监管制度制定和协调的机构，2009年4月伦敦的G20会议决定，将原先由发达国家设立的金融稳定论坛改名为金融稳定理事会，负责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评估以及国际监管协调，并将成员扩充至G20全部成员。三是2009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的成员同样扩充至G20全部成员，并将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所在地新加坡和香港也纳入成员。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银行委员会的成员扩充至所有G20成员，充分反映了新兴和发展中国家金融实力的快速增长，在英国《银行家》杂志的全球1000家大银行排名中，发展中经济体由1990年的222家上升到2010年的412家。

国际银行业监管达成《巴塞尔协议Ⅲ》

2010年9月12日，巴塞尔委员会的27个成员国和地区的中央银行代表就加强银行业监管达成新的《巴塞尔协议Ⅲ》，在资本充足率、流动性监管、杆杆率监管等方面大幅提高了监管力度。

提高资本充足率监管水平。《巴塞尔协议Ⅲ》将资本工具分为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其中一级资本只包括普通股(含留存收益)和永久优先股，规定二级资本只在银行破产清算条件下用来吸收损失，取消了专门防御市场风险的三级资本，并要求各银行最迟在2017年底必须达到一级资本的严格定义。在新的资本定义下，《巴塞尔协议Ⅲ》大幅提高了资本充足率水平，规定从2015年1月1日起，一级资本充足率的下限从4%提高至6%，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水平由2%提高至4.5%，而总资本充足率仍维持8%的水平不变。为在经济恶化时期吸收银行的损失，《巴塞尔协议Ⅲ》还建议各国根据具体情况建立资本留存缓冲(Capital Conservation Buffer)、逆周期资本缓冲，并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提出了1%的附加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要求。

增加流动性监管指标。《巴塞尔协议Ⅲ》还提出了流动性监管的两个指标，分别是流动性覆盖比率(Liquidity Coverage Ratio，LCR)和净稳定融资比率(Net Stable Funding Ratio，NSFR)。其中，LCR度量标准是银行优质流动性资产储备与银行未来30天的资金流出之比，该指标不能低于100%，LCR度量银行持有的无变现障碍的优质资产储备应对短期流动性压力的能力;NSFR计算标准是银行可用的稳定资金与业务发展的稳定资金之比，该指标也不能低于100%，NSFR度量银行在中长期拥有稳定资金来源以匹配流動性压力的能力。

提出了杠杆率监管指标。次贷危机中，很多银行达到了资本充足率标准，但仍然破产倒闭，表明单纯的资本充足率监管仍然不够，为有效应对资本监管套利，《巴塞尔协议Ⅲ》提出了杠杆率监管指标，防止银行过高的杠杆率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杠杆率计算方法是一级资本占总资产的比率，《巴塞尔协议Ⅲ》规定自2013年1月起按照3%的杠杆率标准进行监控。

扩大监管范围，强化对影子银行以及场外市场衍生品的监管

次贷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一大变化是扩大监管范围，强化对影子银行以及衍生产品的监管。次贷危机前，影子银行进行大规模的次级贷款发放和融资，承担了传统商业银行的职能，但并没有受到相应的监管，蕴藏着巨大风险。

首先，影子银行的自有资金一般很少，杠杆率很高，但影子银行并没有受到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潜在风险巨大;其次是影子银行的产品设计很复杂，而且通过场外市场进行交易，信息不对称必然导致交易对手风险的存在，而场外市场交易信息披露不充分，使得监管机构难以充分了解影子银行业务的巨大风险。影子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尤其是常规的商业银行之间高度关联，当经济形势恶化时，投资者会抛售影子银行的资产证券化产品，这不但会造成影子银行的挤提，而且也会极大影响商业银行的收益，从而导致市场恐慌，流动性衰竭，造成系统性风险。除对影子银行系统加强监管外，《巴塞尔协议Ⅲ》加强了对场外市场中衍生产品交易的监管，对所有的衍生工具(包括信用衍生产产品)都采用新协议规定的方法计算其风险暴露程度，并纳入资本监管框架。

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解决“大而不到”的问题

金融机构“大而不倒”是指金融机构规模过大，以至不能被倒闭，如果倒闭的话，可能会对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产生灾难性的影响。金融机构“大而不倒”不但存在道德风险，也纵容了金融机构持有过高的风险暴露而不受到惩罚，是持久以来金融监管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题。

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判断标准，即规模、可替代性以及关联度;二是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资本监管，系统性金融机构需设立附加资本、或有资本(Contingent Capital)、自救债务工具(Bail-in Debt)等来降低自身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并从2016年起开始执行;三是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综合性处置措施。

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强调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

宏观审慎监管是相对于微观审慎监管而言的，微观审慎监管的着眼点是金融机构个体，考虑的是金融机构个体的风险;而宏观审慎监管的着眼点是整个金融系统，考虑的是整体的系统性风险。

危机过后，巴塞尔委员会、金融稳定理事会牵头构建宏观审慎的监管框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以抵御惜贷过快增长导致系统性风险积累情况下的损失，监管标准为0～2.5%，由普通股或其他能完全吸收损失的资本构成;二是建立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识别框架，并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提出了1%的附加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要求;三是为降低衍生产品交易透明度低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提高了资本证券化以及交易账户的资本金要求，并改革衍生产品交易的结算和信息披露机制，提高透明度;四是构建杠杆率监管框架，单纯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并不足以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生，为有效应对资本监管套利，防止银行过高的杠杆率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巴塞尔协议Ⅲ》规定自2013年1月起按照3%的杠杆率标准进行监控;五是构建了流动性监管指标，包括流动性覆盖比率和净稳定融资比率，以监控金融机构的短期和中长期的流动性，防范流动性不足导致的系统性风险;六是强化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分析整个行业和整体金融系统在极端情景或受压情形下的风险大小。

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并不是两种截然对立的监管理念，实际上，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微观审慎监管是宏观审慎监管的基础，微观审慎监管的一些工具，如资本充足率监管、杠杆率监管、损失拨备等，同时也是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宏观审慎监管有助于整体金融系统的稳定，同时也有利于微观审慎监管。在监管实践中，应将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结合起来。

美欧金融监管改革

在国际社会推动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大背景下，作为次贷危机发源地的美国以及危机重灾地的欧洲都进行了较大的金融监管改革，美国于2010年7月15日通过自“大萧条”以来最严峻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法案》，2010年9月2日，欧盟成员国财政部长通过了《泛欧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构建了一套全新的泛欧金融监管体系。

《多德-弗兰克法案》核心有三点，一是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破解“大而不能倒”的难题，使金融机构能有效破产或分拆，禁止使用纳税人资金救市;二是建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加强对信用卡、住房贷款等消费者金融产品的监管，防止产品信息披露不全等对消费者产生损害;三是采纳沃尔克规则，禁止大型金融机构自营业务，并加强对衍生产品的监管，将场外衍生产品交易纳入场内交易，并通过清算中心清算，加强信息披露，禁止银行之间或银行与客户之间的衍生产品交易。

《泛欧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主要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设立四大监管机构，负责对欧盟整体金融体系的监管。从宏观层面来看，在欧洲中央银行下成立由主要成员国中央银行行长组成的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负责监控欧盟金融市场上的系统性风险，并有权采取紧急措施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从微观层面来看，新设立银行管理局、保险管理局和金融交易管理局，总部分别位于伦敦、法兰克福和巴黎，分别负责对银行业、保险业以及金融市场交易活动进行监管，并拥有超越成员国监管机构的权利。《泛欧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是首部突破国家间界限、跨国的金融监管法案，对G20创建全球金融监管体系或者其他区域性金融监管体系构建将具有借鉴意义。

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最新进展

总体上来看，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取得很大成就，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现有监管体系改革过于聚焦于银行，而对保险、影子银行等金融体系的其他部分的风险及监管改革重视程度不够，实际上，保险和影子银行很有可能是新的系统性风险源。(2)国际社会对加强系统性金融机构监管、解决“大而不倒”问题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仍然存在很多障碍需要进一步逾越，一是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组织结构复杂，其业务范围很广，透明度低，难以准确确定其真实风险并进行针对性的资本充足率监管;二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在金融体系中位居核心位置，对金融体系的順利运行起着重要作用，对其处置既涉及到破产后的有序清偿问题，还涉及到其他金融机构能否有效替代其在金融体系中的作用问题，一旦处置不当，可能会对金融体系产生巨大冲击。

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金融稳定理事会等国际监管机构和各国的监管机构除加强协调，按时完成现有的监管体系改革计划，保证各国执行一致的监管水平外，针对挑战，还提出一些的监管改革计划和倡议。

重新设计央行的金融稳定职能。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海梅·卡鲁阿纳(Jaime Caruana)认为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是同一个公共产品的两个方面，而且都涉及货币与信贷，一方不稳定会导致更另一方难稳定，且价格稳定并不足以使得金融稳定。考虑到只有央行才掌握宏观审慎管理的相关工具和技能，因此，在宏观审慎管理上，央行应处于核心地位。央行负责宏观审慎管理，负责金融稳定，是简单而且最优的解决办法。在一些国家，如在中国，央行负责货币政策，而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对银行业进行监管。如果由不同机构分别负责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则机构之间必须进行充分的沟通和协调，否则会因为政策冲突而削弱效果。一般而言，有几个政策目标，就需要几个政策工具，一个政策工具不能同时作用于几个政策目标，因此，就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这两个政策目标而言，需要分配合适的政策工具，这仍处在进一步研究之中。

引入或有可转债及提高保险监管标准。或有可转债(Contingent Convertible Bonds， Co-Co Bonds)是一种混合资本债券工具，在特定触发条件下会转换为股权，因此，兼具股本资本和债券的双重属性。由于或有可转债能在特定触发条件下转换为股权，从而可以在金融机构处于危机的情况下补足资本。在金融机构资本面临不足时，迅速补充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得到很多国家监管机构的推崇，瑞士已正式引入或有可转债安排，而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则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由于金融机构业务的高度交叉，风险存在高度传染性，因此，在聚焦于银行的监管改革之外，还应强化对保险业的监管。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和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合作发布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的名单并测算其损失吸收能力。同大幅提高银行的资本监管标准一样，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和金融稳定委员会(FSB)也致力于提高保险业的资本监管标准。

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倡议。按照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定义，影子银行是指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等问题的信用中介体系，包括各类相关机构和业务。影子银行体系通过期限错配、流动性转换、信用转换和高杠杆这四种经营行为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子银行领域的创新非常迅速，需要进行密切的监控，以防止出现新的系统风险源。针对影子银行的复杂风险，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海梅·卡鲁阿纳认为除密切监督影子银行的传统风险源，即过度杠杆化以及过度的期限/流动性转换外，还提出了一些监管倡议，包括对证券交易设定最低的折扣以防止顺周期性、降低银行运作的类似货币市场基金提供固定净资产价值的业务比重、降低银行作为影子银行信贷和流动性提供者的风险暴露水平。

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影响

本轮金融危机导致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是20世纪30年代后最大的一次，G20取代G8成为国际经济治理的新平台、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取代金融稳定论坛(FSF)成为全球金融监管制度制定和协调的机构、《巴塞尔协议Ⅲ》、《多德-弗兰克法案》、《泛欧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等的出臺，必将对国际金融格局以及金融机构产生重大深远影响。

对国际金融格局的影响

西方金融体系会得到稳固。经过上百年的发展，西方的金融制度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能很快从危机中走出，并修复制度中的缺陷。这次也不例外，美国迅速推出了《多德-弗兰克法案》，而欧洲则推出了《泛欧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对监管中的漏洞和薄弱之处进行弥补和强化，预计西方金融体系会很快得到稳固。凭借领先的经济金融势力以及创新能力，在稳固金融体系后，西方经济会重新复苏。

发展中国家会加强金融合作。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受损较小，通过这次危机，发展中国家也会学习借鉴一些有益的东西，调整监管策略和金融市场发展思路，新的《巴塞尔协议III》的实施会进一步强化和稳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在当前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改革中，发展中国家的声音还比较弱，预计发展中国家会加强在监管、市场、国际机构等领域的金融合作，强化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声音。从短期来看，金融体系监管加强会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创新产生抑制效应。从长远来看，稳固金融体系后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实力会得到增强，在下一场全球金融危机中会有更好的表现，也会有更多的话语权。

国际金融格局实力对比。这次金融危机并没有严重削弱西方的经济实力，也没有动摇西方的经济金融制度基础，因此并不足以撼动西方在国际经济、金融格局的主导地位。从短期来看，西方的金融实力将进一步增强，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创新短期会受制于金融管制的强化，因此，短期内西方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实力差距会有所扩大，美欧在国际金融格局中仍居主导地位。从长期来看，西方经济实力相对下降，而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实力相对上升的长期趋势并没有发生变化，经济是金融的基础，因此，在长期内，国际金融格局将发生相对变化，西方在国际金融格局中的实力将逐渐下降，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实力将相对上升，与其对应的是，西方国家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话语权以及支配地位将明显下降，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话语权将显著上升。

国际金融市场结构将发生相对变化。国际金融市场结构将发生相对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产品结构将发生相对变化，场外市场衍生产品的发展将放缓，新的国际监管规则对资产证券化提升资本监管水平，将高风险CDS等产品从商业银行剥离至特定的子公司，必将导致未来一段时间内这些产品的相对萎缩;二是金融机构结构类型将发生相对变化，次贷危机导致美国五大投行烟消云散，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力量的此消彼长。沃尔克规则禁止商业银行将联邦存款保险的资金投资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将导致对冲基金、私募基金发展受限。三是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加强监管意味着大型金融机构的发展将受到一定制约，而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发展将加快。

对国际金融机构的影响

短期内对商业银行竞争力影响不大，长期内金融机构将以创新应对监管。无论是《巴塞尔协议Ⅲ》、《多德-弗兰克法案》还是沃尔克规则都规定了一定的过渡期，且对商业银行衍生产品的剥离仅限于高风险的CDS(Credit Default Swap，信用违约互换)等产品，商业银行仍可保留传统的利率、外汇衍生产品，预计短期内对商业银行竞争力影响不大。为应对合规性和提高竞争力，金融机构在长期内将不得不主动或被动的进行产品和业务创新，这反过来可能又会削弱监管的效率，实际上，监管和创新并不是严格对立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监管是创新发展的驱动力，而创新又迫使监管改进。

金融机构高管薪酬透明度将提高，商业银行业务模式将有所变化。新的监管规则将金融机构高管薪酬纳入监管，提高了高管薪酬的透明度。巴塞尔银行委员会和金融稳定委员会制定高管薪酬的基本原则，如果发现金融机构不合理的高管薪酬设计导致公司对风险的过高追求，监管机构有权要求其进行整改。预计，对高管薪酬进行监管将成为国际化趋势。新的监管规则对杠杆率的要求以及对资产证券化的更高资本要求，迫使银行去杠杆化并缩减许多业务活动的规模，尤其在证券化市场上的发起—分销(Originate to Distribution)商业模式将严重萎缩。随着对影子银行监管的加强，商业银行与影子银行之间的业务模式将会有所变化，业务联系将会下降。从长期来看，客户仍依赖金融机构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但商业银行则必须从合规性以及成本和收益的角度来权衡现有业务的取舍并开拓新的业务。

本文是外交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科研创新重大项目“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金融格局变化及中国的战略”(项目编号ZY2012KA03)的阶段性成果，也是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科研创新重点项目“电子货币虚拟货币理论前沿问题研究”(项目编号3162013ZYKB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外交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

作者：胡再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