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文化贸易新特点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中美双边贸易关系的迅速发展，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成为最受关注的美国对外政策之一。本文系统梳理了2001年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变化及其原因，详细阐述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变化对中美双边贸易的影响，对影响美国制定对华贸易政策的多方面因素进行了总结，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美文化贸易新特点研究论文 (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中美文化贸易新特点研究论文 篇1：

中美服务贸易竞争力比较研究

[内容摘要]文章基于产业内贸易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等指标，分别从总体和分部门的角度分析了中美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差异，进而探讨造成差异的原因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服务贸易发展不均衡，与美国相比在通讯、金融保险、版税与许可证费用等领域处于竞争劣势。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高等生产要素缺乏、外商直接投资贡献率低、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等。加快建立服务贸易高等要素生成机制、充分利用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机遇、制定以提高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对促进中国服务贸易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服务贸易;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

一、引言

当前，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全球经济良性循环和各国利益均衡成为后危机时代新一轮经济全球化长期维持的两大基石。如何实现全球经济平衡增长是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难题，而经济平衡增长关键在于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趋于合理。随着跨国公司的大量出现以及金融、信息技术革命的全球化浪潮，世界经济与贸易重心出现了向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倾斜发展的趋势，世界经济日益呈现出服务经济的特点。

多年来，美国服务贸易长期占据世界第一的位置，服务贸易顺差，服务贸易出口持续增长，竞争力持续攀升，服务贸易利益呈现持续增加趋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服务业开放为重点，进一步提升中国服务业在全球外贸价值链中的比重，推动对外贸易平衡发展。这一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能否有效提升。在这样的背景下，全面分析中美服务贸易在近年来的发展状况，比较两国的服务贸易竞争力，找出我国处于比较弱势和竞争弱势的部门，结合当前开放条件下的机遇，借鉴美国经验，探讨促进我国服务贸易持续发展的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从关于中美两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比较研究的状况来看，现有文献主要从整体上和特定类型服务贸易行业两个领域展开研究。尹国君、刘建江运用RCA指数和CA指数对中美两国11大服务贸易部门进行了比较分析，找出中美服务贸易各部门发展的具体差距。张英从服务贸易发展总量、服务贸易行业结构、竞争力指数三个角度对中美两国的服务贸易发展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两国服务贸易发展具有较强的互补性，美国在高附加值知识紧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服务贸易方面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优势，而中国在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服务贸易方面拥有相对优势。陈继元分析了中美服务贸易的结构及内部贸易情况，指出中美服务贸易进出口增长不协调，中国在高技术、高附加值服务业存在较大逆差，中国跨国公司在中美服务贸易中的影响很弱。张蕊运用TC指数分析了我国服务贸易的整体竞争力，认为我国服务贸易发展不平衡，进出口结构不合理，竞争力弱。李晨、张琦运用关联分析法，比较和分析我国与其他9个海运强国的海运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指出从国际竞争力的显示性指标上看，我国海运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梁美华、罗聃对中美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我国金融服务贸易相对美国来讲，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金融服务贸易对中国的服务贸易贡献较小。洪娟、张博对中美电信服务业发展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美国电信服务业具有比较优势，而我国仍处于比较劣势，国际竞争力相当薄弱。

可见，国内不乏关于中美服务贸易竞争力整体水平的研究，但结合总体和分部门进行比较分析以及对中美服务贸易竞争力差异的深层次原因和作用机理的研究相对缺乏。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美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从总体和分部门比较人手，探讨其存在差异的深层次原因和作用机理，力图找出我国服务业的弱势所在，进而提出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二、中美服务贸易发展状况比较

(一)中美服务贸易规模和结构比较

从服务贸易进出口情况来看，美国服务贸易2001-2012年进出口总额由5029亿美元增长到10918.8亿美元，增长了1.17倍，年均增长率为7.16%，且出口规模大于进口规模，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顺差，从601.7亿美元扩大到2068.2亿美元。我国服务贸易的规模在2001-2012年取得了较快的发展，进出口总额由719亿美元增长到4706亿美元，增长了近6倍，年均增长率达到20.6%，增长率较高，但净出口长期逆差且逆差趋势逐步扩大，从61亿美元扩大到897亿美元(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国服务贸易的规模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与美国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中国服务贸易进口大于出口，处于贸易逆差，且有扩大趋势，而美国一直贸易顺差，且规模大并逐年增加;从增长速度来看，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增速快。综合来看，中国服务贸易规模小、水平低，但发展速度快，具备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从服务贸易结构来看，美国不仅在旅游、物流运输及其他商业服务等传统服务贸易项目出口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还在知识技术密集型新型服务贸易上独占鳌头。在具有高附加值和高收益率的现代服务贸易项目上，美国的出口远远超过中国;此外，仅在版税和许可证使用费这一项出口额上，美国就是中国的数百倍。2011年，中国在该项目的出口额为8.30亿美元，而美国在该项目的出口额达到1037.97亿美元(UNCTAD统计)。中国服务贸易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服务项目上，出口收入来源于其他商业服务、旅游和交通运输三个传统部门。而像资本密集型部门(建筑、通讯)和知识技术密集型部门(保险、金融、计算机与信息服务、版税与许可证使用费)等新兴服务贸易部门在服务贸易出口中所占比重近几年有所增长，但出口规模总体小、贡献弱。由此可见，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仍以传统服务贸易为主，且以传统、落后的方式增长，难以适应世界服务贸易发展的趋势。进一步优化服务贸易的结构，使其更加完善、合理，这将是今后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二)中美服务贸易国际市场占有率比较

根据有关数据，2000-2011年美国的服务贸易出口国际市场占有率年均值为15.78%，远远高于中国的3.19%。从图1可以看出，2000-2011年美国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一直高于中国，但美国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呈下降趋势，而我国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在缓慢增长。由此可见，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国际市场竞争力总体上与美国比处于比较劣势，二者存在显著的差距，但差距在逐渐缩小。

三、中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

评价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首先需选取合适的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从目前国内外学者用到的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来看，各学者构建和选用的指标呈现多样化的特点。笔者结合服务业的实际特点，对已有的指标进行筛选，选取产业内贸易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标、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来评价中美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一)产业内贸易指数比较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服务贸易产业内贸易指数平均为0.927，在2007年为0.970，接近于1;而美国平均值为O.866，表明我国的服务贸易产业内贸易程度比美国高。

(二)贸易竞争力指数比较

图2反映的是中美服务贸易总体的竞争力指数。美国TC指数一直为正值，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从2000年的0.14下降至2004年的0.08最低点后，2005年开始出现回升，2011年达到新高0.2，服务贸易顺差逐步扩大，发展态势良好，服务贸易竞争优势明显。我国的TC指数仍是负值，虽然在2000-2007年基本保持上升势头，逐步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是2007年之后又出现向下趋势。可见，中国服务贸易的总体竞争力弱，与美国差距大，处于比较劣势，且还有进一步减弱的趋势，差距进一步拉大。

从表2各部门具体的TC指数得出，2000-2011年中美两国的运输服务和保险服务的TC值都是负值，说明运输服务和保险服务两部门在两国都具有较弱的竞争力;然而通过横向比较，美国的运输服务贸易和保险服务贸易的TC指数略大于我国，表明美国在两部门的竞争力强于中国。我国金融服务贸易的TC指数几乎一直在0上下波动，但2010-2011年的两年间TC指数从-0.02067上升到0.070375，有了较大提升，说明中国从金融服务贸易的净进口国到净出口国的转变。美国的金融服务贸易TC指数近12年来一直是在0上波动，表明美国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中国除了旅游、建筑、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其他商业服务显示出微弱的竞争优势，其他服务项目如金融、保险、物流运输、版税与许可证费用等的竞争力指数都小于0，体现出较大的比较劣势。由此可见，美国是一个服务贸易净出口国，TC指数总体处在平均水平之上，具有较强竞争力。而我国服务贸易大多数部门的TC<0，服务贸易一直处于净进口状态，整体竞争力的比较优势小。

(三)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比较

由表3可知，美国服务贸易总体的RCA指数在2000-2011年间的均值为1.4429，介于1.25-2.5之间，表明美国的服务贸易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而且美国的服务贸易出口额一直位居世界第一，美国服务贸易不仅规模巨大，而且竞争实力雄厚。虽然截至2011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已位居世界第四位，但中国服务贸易总体的RCA指数2000-2011年间的均值为0.5165，小于0.8，表明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较弱，与美国相比处于比较劣势地位。

由表4可知，中国除了旅游业的RCA指数呈现下降趋势外，其他服务贸易项目的RCA指数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表明中国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在逐步改善。其中，中国在旅游业、建筑业和其他工商业服务方面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大于1，交通运输业的RCA指数近几年也维持在1左右，计算机与信息服务有了较快的发展，其RCA指数从0.39上升到1.21;而其他各部门的RCA指数几乎都在0.8以下，表现出比较弱的国际竞争力，尤其是金融服务、专利和许可证使用费、文化娱乐服务三项处于较低的水平，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

美国服务业各部门的RCA指数呈现出稳中有升的趋势，2000-2011年美国服务贸易各项目比较优势稳定中不断加强。在各项目中，版税和许可证费用及政府服务的RCA指数大于2.5，甚至一度超过3，表现出极强的比较优势;在文化娱乐服务、金融服务、保险和旅游、其他工商业服务的RCA指数超过0.8，表现出比较明显的优势，其余各项目均低于0.8，因而相比其他部门竞争力稍显逊色。

通过对中美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在建筑业显示了极强的比较优势，交通运输业、旅游、计算机与信息服务和其他工商业服务方面的显示性比较优势超过了美国。但是中国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依然集中在密集使用劳动和资源的部门，而资本和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产品的竞争力比较弱。同时，中国服务贸易各部门发展参差不齐，有存在极强的显示性比较优势部门，也有像金融、版税和许可证费用等弱势明显的部门，而美国则发展比较平衡。

(四)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比较

从上表中的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服务贸易总体的CA指数在1992年之前为正，1992年之后除了1993年之外都为负，且这30年多的CA指数年均值为-0.05;而美国同期的CA指数均为正，其均值为0.56，由此可以认为我国的服务贸易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不具有竞争优势，与美国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相比，处于弱势地位。

从表6可以看出，中国的交通运输、保险、金融服务、版税与许可证使用费的CA指数在2000-2011年长期为负，表明我国在这四个项目上表现出较大的竞争弱势;同时建筑、计算机与信息服务、文化娱乐服务的CA指数由负值转变为正值，逐渐由竞争劣势转换为微弱的竞争优势;旅游、通讯、其他工商业服务、政府服务表现出微弱的竞争优势。

美国在交通运输、通讯、保险、政府服务四个项目上的CA指数在2000-2011年长期为负，表明美国在这四个部门不具有竞争优势;计算机与信息服务有竞争优势转变为竞争劣势;旅游、建筑、金融和其他商业服务的CA指数为正，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而版税与许可证费用和文化娱乐服务的CA指数大于1，表现出极强的竞争优势。

四、中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差异的影响因素

(一)高等生产要素缺乏

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使得我国服务贸易的出口比较优势依然集中在密集使用劳动和资源而技术含量较低、附加值小的部门，资本和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产品出口少。即我国服务贸易的优势集中在基本要素上，而高等生产要素相对缺乏，投入和规模小。美国在顺应世界服务贸易格局变化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其基本要素比较优势的同时，大力发展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以出口技术含量高的服务产品为主，其高等要素投入和规模明显超过我国。所以，高等要素的缺乏成为我国服务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低于美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外商直接投资

FDI的流入额度对服务业进出口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外国资本的不断流入会扩大对本国市场的开放度，并极大地推动一国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从1982年的4.3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1117.2亿美元，美国利用外资额从1982年的124.74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3197.37亿美元(UNCTAD统计)，从绝对量来看，美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要高于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因为美国拥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完善的制度安排等优势，这些创造出了良好的投资环境条件，吸引着世界各国的投资者。同时，从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贸易出口的作用来看，外商直接投资每增长1%，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比重增长0.0758%，而美国服务贸易出口比重增长0.5804%(UNCTAD统计)，说明美国外商直接投资对其服务贸易出口的贡献较大，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生产的相当一部分产品用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对出口贡献小。这也是中美服务贸易竞争力存在差异的原因所在。

(三)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在服务贸易的模式、构成以及贸易量等方面的影响是很直接的。服务贸易的参与者是人，从业者的技能水平和素质直接影响服务贸易产品的技术含量与质量，所以一国的人力资本越高，相应的服务贸易产品竞争力水平越高。中国1989-2010年第三产业的人力资本提升幅度比较平稳，从1.66%增长到7.29%，年均值在4.22%(UNCTAD统计)。美国服务业是典型的人力资本型，服务业的增长方式是内涵式和集约型的。因此，服务业中受中高等教育的就业人数较小幅度的增加就能够带来服务产品出口较大幅度的增长。美国服务业中受中高等教育的就业人数比重从1989年的46.7%增长到2010年的58.9%(UNCTAD统计)，虽然增幅不大，但仍然带来了较大幅度的服务产品出口。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导致我国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低于美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力资本存量尽管出现持续快速增长，但对于中国而言，国际教育服务贸易还是比较新的领域，而且主要以进口为主。目前中国正将教育服务业向产业化方向调整，教育体制改革正在进行之中，这将为中国服务贸易参与未来国际市场竞争提供重要基础。

(四)政策法规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放宽了对服务市场的准入条件，逐步扩大服务业市场，服务贸易得到迅速发展。截至2010年，在160个服务贸易分部门中，我国已开放了102个，覆盖率超过60%(国研网统计)，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水平。但是政府过多的管制和约束束缚了服务企业的发展，使服务贸易的自由开放度不够，很难顺应国际市场的变化。此外，我国服务贸易法律和制度等的制定和实施还不是很健全。这些都是造成我国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水平薄弱的原因。

五、提升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对策

结合上文对中美两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比较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与美国相比存在差距，从而促使我们正视问题所在，并结合当前开放条件，寻找进一步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水平的对策建议。

1 制定以提高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为导向的发展战略，整体推进服务贸易的发展。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和资源禀赋理论，考虑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根据竞争力的变化适时调整发展战略，巩固我国在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的优势;同时着眼培养新的竞争优势，以知识、资本、技术密集型服务行业为导向，确定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战略重点，提升整体竞争力，缩小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

2 加快建立服务贸易高等要素生成机制，努力提高高等要素的市场供给能力。世界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向资本、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发展，为适应世界潮流，提升服务行业竞争力，在制定服务贸易发展战略时就要求加大高等生产要素投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升投资效益，培养高级人才;促进技术进步与创新，提升服务贸易要素的市场供给能力。

3 充分发挥政府在服务贸易发展中的协调作用，建立健全中国服务贸易产业救济和保护机制。首先强化政府职能，优化服务业市场秩序。政府应该加强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服务业技术进步，加快科技手段在服务领域的应用;对一些缺乏竞争力的服务行业给予适当的保护，加大政策倾斜和扶持的力度，完善财政、信贷等优惠政策;健全服务贸易法律法规，完善服务贸易救济机制，以适应中国国情和服务贸易总协定和WTO规则，并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另外，有选择、有步骤地加大开放服务业的力度，打破服务行业的垄断局面，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的范围和层次;同时引入完善的竞争机制，将服务企业推向市场，实现优胜劣汰，从根本上提高中国服务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4 稳步推进国内服务消费需求的结构升级，提高服务消费的比重，做大做强国内服务产业。消费者消费结构的升级可以带动国内服务业做大做强，同时减少进口、扩大出口。

5 充分利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经济全球化、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机遇，引进高素质、具有丰富管理经验的服务贸易人才，引进外资。同时贯彻“走出去”战略，支持有竞争力的服务产业走出国门，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责任编辑：邵华明

作者：王清

中美文化贸易新特点研究论文 篇2：

2001年以来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文献综述

摘　要：随着中美双边贸易关系的迅速发展，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成为最受关注的美国对外政策之一。本文系统梳理了2001年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变化及其原因，详细阐述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变化对中美双边贸易的影响，对影响美国制定对华贸易政策的多方面因素进行了总结，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贸易保护;影响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作为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多年来一直是我国国内和美国学术界高度关注的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美双边贸易关系的迅速发展，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在其整个贸易政策中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为此，对2001年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变化、原因及其影响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2001年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变化

自2001年以来，美国历任小布什、奥巴马两届总统执政时期。这期间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一直处于一个动态的调整过程，复杂且又多变。

2001年至2008年，是小布什总统执政时期。自2001年开始，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丧失了明显的导向性，“接触”与“遏制”并存是这一时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主要特征。张曙霄和蔡丽(2001)认为，“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政府一改上台初期的强硬态度，开始以“接触”为主要手段拉拢中国，主要表现为积极支持中国加入WTO，并在中国入世初期允许中国在过渡期内逐步开放国内市场。美中自此开始了“建设性合作关系”。然而，随着美中贸易的严重失衡，又使布什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趋紧。Lardy(2005)以及李静(2010)指出，此时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重心发生了转移。美方将对中国的要求从敦促中国遵守贸易规则转变为监督中国履行“入世”承诺，并要求中国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顺理成章地成为美国“督促”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的一种手段。

2009年至今，是巴拉克·奥巴马执政时期。张建新(2009)、蒋珠燕(2009)、李静(2010)以及马光明和赵锋(2010)认为，奥巴马时期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似乎是以“稳健、理性和务实”为主，具有自由贸易和实用主义兼容的特点。与小布什的保守主义相比，奥巴马更强调与中国进行合作，并致力于促进美中贸易关系的稳定发展。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美中贸易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随着危机的加深，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逐步扩大，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利益集团持续向奥巴马政府和国会施压;另一方面，危机重创了美国经济，奥巴马政府的首要任务被限定在创造就业和恢复美国实体经济的元气。因此，奥巴马政府不得不在对华贸易方面采取进一步的保护主义措施。

二、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变化的原因

美国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制定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李荣林和马海(2006)、梁碧波(2007)指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除了必须要纳入考虑的比较优势等经济因素之外，美国整体的对外战略以及美国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的博弈也会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制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了解其对华贸易政策变化的原因对分析其政策走向至关重要。国内外学者对这一时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变化的原因做了如下分析。

对于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变化的原因，梁碧波(2006)指出, 首先，贸易政策需符合国家战略需要。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国家利益和政治战略总是排在其他因素之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影响美国的全球战略的制定，进而制约着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冯耀祥(2009)认为，在小布什总统上台初期，美中关系降至最低点，因而美国对华态度强硬。而蔡强(2011)认为，在“9.11”事件后，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性上升，需要中国在政治上的支持与合作。因此，在这一时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增加了合作的色彩。其次，小布什政府的对华贸易采用了双重标准。李静(2010)指出，一方面，美国积极鼓励中国加入多边贸易体系，并认可中国贸易发展对美国经济的贡献;另一方面，随着中美贸易规模的扩大，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一路攀升，促使美国政府从人民币汇率和反倾销等方面向中国施压。最后，中国贸易自身的特点也构成了美国对华贸易歧视的重要原因。 Chad P.Bown和Rachel McCulloch(2005)认为，美国针对中国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贸易本身的一些内容容易受到特别关注。中国集中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占领了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如中国纺织业的竞争力如此之强，使其在美国以及其他工业化国家一直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度，这自然而然会招来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针对措施。

对于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原因，马相东(2010)指出，首先，由于总统个人因素以及民主党一直以来的务实态度，奥巴马上台初期积极发展美中贸易关系。但由于美国经济陷入高赤字、高失业的双重困境，奥巴马政府在国内的支持率不断下降。为转移国内视线、缓解国内矛盾，奥巴马政府不得不在国际上寻找“替罪羊”。这些因素使作为美国最大逆差来源国的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为美国打压的对象。其次，国内利益集团势力庞大。蔡强(2011)指出，随着中美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美国国内不同利益集团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各个利益集团如企业集团、劳工集团和公共利益集团等，都会为了自身利益而极力进行游说。如奥巴马在选举中获得了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即“劳联—产联”(AFL-CIO)的支持。而该工会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被人为地压低，低成本吸引了大量的美国投资者，一部分美国普通工人因此失去了工作。奥巴马在竞选初期承诺会实现公平贸易以保障美国工人的工作机会。考虑到危机期间美国工人的焦虑和工会组织在美国的影响力，奥巴马选择了遵守承诺。李坤望和王孝松(2008)指出，美国反倾销税率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申诉者的影响，他们提供给国会议员政治捐资。这些政治势力是美国对华反倾销呈现出歧视性的重要原因。最后，国内外政治环境促使美国对华敌意加深。张建新(2009)认为，由于中美两国政治制度、文化背景的差异，双边经贸关系仍潜存着较大的政治风险。尽管危机过后奥巴马政府不得不借助中美合作促进经济发展，但是，“中国威胁论”在美国仍然很流行。美国政府认为，对外贸易机会的扩大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进而转化为军事实力，从而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挑战，因此需要从经济领域对中国进行遏制。

三、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变化对中美双边贸易的影响

小布什政府对中国矛盾不一的贸易政策对美中两国贸易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首先，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严重限制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彭铮(2010)指出，美国经常指责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并借此频繁对中国发起“337”调查，从而使中国失去了许多出口机会，或者以付出高额专利许可费为代价继续出口。俞钱荣(2010)也认为，小布什政府集中对中国钢材和轮胎实施反倾销的特保措施之后，这两类商品出口额稳步下降。除此之外，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也有积极影响的一面。金泽虎(2009)指出，歧视性贸易政策有助于提高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的质量和技术水平，促使企业加强自主研发和管理，最终提高中国出口产品非价格方面的竞争力。其次，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美国限制对中国的出口不仅没有保护其国内产业，反而造成了美国工业的空洞化。蔡强(2011)指出，在2000年至2009年期间，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制造业产值占GDP比重处于低位。他认为，美国限制对中国的出口实属“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仅不能阻碍中国经济的崛起，反而损害了本国制造业的发展。

至于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首先，贸易保护主义严重影响了美中贸易关系。王艳秀(2011)指出，通过贸易保护措施限制中国产品的进口经常引发美中贸易摩擦和纠纷，甚至是贸易战。而且，当贸易纠纷激烈到一定程度后，经济问题就会转化为政治问题。其次，苛刻的限制措施会减少中国企业的出口量，影响中国的产业安全。蔡强(2011)指出，中国很多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行业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出口量的减少直接影响了企业就业岗位的数量。例如，美国在2009年发起的轮胎特保案导致中国上万人失业。同时，奥巴马不断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这不仅会抬高中国出口商品的国际价格，削弱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而且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日益强烈使得大批热钱涌入中国，危害中国的金融安全。最后，贸易保护政策在损害中国利益的同时也给美国自身带来不利影响。蔡强(2011)认为，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的直接后果是提高了从中国进口商品的价格，直接影响了美国消费者的利益。此外，由于进口商品价格提升，美国人民为了保持生活水平要求工资上涨，由此形成了物价和工资轮番上涨的恶性循环。这会导致美国产品价格的进一步提高，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进一步下降。一旦产品过剩，就会导致更多的美国人失业。总之，对华贸易保护政策是一把双刃剑，伤人且伤己。

四、总结性评论

从上述梳理中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呈现出贸易保护主义、自由贸易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自由贸易”等不同的特点。贸易政策作为美国外交政策中最持久的内容之一(金灿荣，2000)，不仅涉及经济问题，而且还涉及同样多的政治问题。换言之，美国的贸易政策严重依赖其国内的政治环境，是一种受国内政治集团影响的独特的经济政策;此外，美国的贸易政策也受国际政治因素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贸易政策既是其国内经济、政治力量角逐的结果，又是国际之间经济、政治力量博弈的结果①。研究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必须充分认识美国贸易政治的复杂性。从目前来看，美中贸易关系发展的前景仍主要取决于美国国内的经济形势。如果美国经济能够持续复苏并逐步降低高企的失业率，那么美中贸易的互补性将能够得到更好的体现，美国政府也将会对美中贸易失衡的调节有更高的容忍度和更加克制的态度;反之，如果美国经济长期低迷甚至陷入衰退，中国将必不可免地继续成为美国转移国内矛盾的主要目标，美中贸易关系的健康发展也将因此而受到影响。因此，对中国政府而言，只有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步伐，才能逐步摆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并纠正美中贸易失衡。

注释:

① 美国学者Pastor(1980)认为，经济学家们关于贸易政策的定义都排除了该政策背后的“政治过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他认为，美国的贸易政策是指“美国政府试图影响国际经济环境的全部行为，或者是直接影响国际经济环境，或者是调整美国经济以适应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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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白大范

中美文化贸易新特点研究论文 篇3：

论中美贸易摩擦的成因及对策

摘 要：中美贸易关系是相互共赢、共同促进的双向关系，满足双边发展需要，但随着中美贸易逆差的增大，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通过对中美贸易发展历程进行阐述，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特点、成因及应对策略，认为在现有局势下，中方应加强对经济形势的把控，通过多边贸易机制维护自身权利，通过政治、经济手段稳定贸易局势。

关键词：中美贸易摩擦;贸易制裁手段;应对策略

1 中美贸易摩擦的大环境背景

1.1 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双方打破僵局，正式开始各方面合作。在中美展开贸易交往的初期，由于中美经济实力相差悬殊，美方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故中美贸易摩擦仅发生于个别行业，且贸易摩擦的数量较少。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中国经济实现了飞速增长，在中美双边贸易中更具有话语权。通过加入WTO等多边贸易机制，中国在贸易保护、贸易主动反击等领域的经验日益丰富，为中国贸易飞速增长和稳健发展提供契机。日益增大的中美贸易摩擦差额使美方深陷贸易逆差陷阱，对中国贸易的“敌视意味”不断增强，以“进出口配额、经济制裁、反倾销、反补贴、禁运、301调查”为主的贸易制裁手段层出不穷。

1.2 中美贸易摩擦的现状

自上世纪中美正式开展贸易交流以来，双边在贸易上的摩擦就不断升级。2017年，特朗普将中美贸易的焦点聚集在双边巨额的贸易差值上，企图以此为切入点挑起中美贸易战争。2018年7月以来，美国分别对中国价值340亿美元和160亿美元的商品加增关税，中方在此情境下也给予同样反击，对美方产品加等值关税，双边贸易战正式拉开序幕。

2 中美贸易摩擦的特点

2.1 贸易摩擦模式多样，伤害性较大

中美贸易摩擦的模式多样，制裁模式较多，且实质性伤害较大。上世纪中美贸易摩擦多采用通用手段解决，如反倾销、反补贴、技术壁垒等模式。但随着近年来中美贸易局势的日益紧张，中美贸易制裁手段逐渐多样，且美国根据中国实际贸易情况制定针对性制裁方案，以达到“直击要害”的目的。在中美贸易的制裁手段下，部分中方企业由于缺乏基本贸易经验、对特殊贸易规则不熟悉从而在巨额的贸易赔偿中遭受巨大的损失，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2.2 贸易摩擦领域差异明显

中美贸易存在着较大的互补性，在开展双边贸易时可较好地满足对方国家对部分特殊产品的需求。中方进口大量的农产品，美方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则多集中在初级加工制品、金属制品、生活用品等方面，故双边在开展贸易摩擦的领域有明显差异，针对贸易摩擦采取的保护措施差异较大。

2.3 贸易摩擦频次數较多、频率较快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就运用贸易保护手段对中国实施制裁。随着近年来，双边贸易差距逐渐增大，美国深陷贸易逆差漩涡，贸易制裁的数量在同等时间长度内不断增多。在中国加入WTO时期内，美国主要借助“特保”措施，短时间内提高对中国贸易制裁的频率，以实现降低中国贸易优势地位的目的。除此之外，美国又混合采用反倾销、反补贴、“337调查”、“301调查”等手段，在短时间内提高对中国贸易制裁的频率。

2.4 贸易摩擦涉及领域广、影响程度大

中美贸易牵一发而动全身，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中美贸易摩擦不仅是经济领域的活动，其产生的效应波及政治、文化和社会民生。中美贸易战的贸易制裁引发了双方政治领域的紧张，触及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等方面。在文化领域，由于美国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的主要领域触及高科技产品，中国学生留美学习高新技术的权限将会受到较大影响。中美双边的贸易摩擦极易引发企业破产、企业重组、投资减少等问题，从而造成工人失业、薪资下降、物价上涨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3 中美贸易摩擦的特点

3.1 制裁手段日渐多元化

在2001年中国入世之前，中国所受到来自美方的贸易制裁手段主要有技术性贸易壁垒、反倾销、配额限制等，美国限制中国进口的主要手段有“337调查”、反补贴、特别保障措施等。截至2018年，中国已遭受了356起来自美国的反倾销调查;在2002年，美国首次对中国实行特别保障措施;2006年，美国对来自中国的铜纸板进行反补贴调查，成为对中国反补贴调查的首例。由于中国的综合实力日渐强大，逐渐成为全球主要的贸易国家，中国与美国的交易次数逐渐增多，所以中国便成为了美国的主要的制裁对象。

3.2 摩擦所涉及产业广泛化

随中国经济结构的改善，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也逐渐的升级转型，不断有新的产业和商品成为美方的制裁对象，近年来，美国对中国制裁的产品由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高附加值产品，由对某一行业或产品的制裁转向制度层面，中国受美国制裁的重灾区主要集中于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

3.3 摩擦产生的后果深化

中美贸易摩擦若演变升级，将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和全球贸易发展的最大障碍。于中国而言，贸易摩擦的加剧将降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从而降低中国总体贸易顺差规模，从而会打击出口导向性产业的生产积极性。

3.4 贸易摩擦歧视化

中国受到来自美方的反倾销大部分带有极强的歧视性和故意性，在美国对中国提起的反倾销案件中，世界贸易组织做出肯定裁决的案件高达66%，而对其他国家的反倾销案件中只有大约40%会被认定为反倾销。美国曾在其商务部单独增设中国办公室，以便能够监督中国对于世界贸易组织所做判决的执行情况。上述种种做法都具有极强的歧视性。

4 中美贸易摩擦的应对策略

4.1 建立双边协商解决机制

针对于中美贸易摩擦，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建立双边协商解决机制，通过进行定期的磋商，可以及时地解决双方在交往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从而有助于良好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2017年1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应习近平总书记的邀请首次访华，在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战略性协商，促进了两国的交流与合作。

4.2 充分利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

当中美两国无法通过协商谈判方式解决时，可以通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加以处理。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在处理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时，处于不可或缺的地位。WTO的争端解决机构能够做出比较公正的裁决，从而能够有效地保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截至2012年3月，美国向WTO争端解决机构提出的114个案件中败诉107次，欧盟向其提出的70个案件中败诉67次，败诉率分别达到了93.9%和95.7%，据统计，除去新兴市场经济体，发展中国家的胜诉率达到100%。

4.3 促进出口产品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

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不应当通过低价策略来维持，而应当通过增加出口产品的技术投入，从而创造核心竞争力。所以，政府应倡导从单一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向含有高附加值的高科技產品过渡，促进出口产品多元化，可以降低遭受反倾销的可能性。促进出口产品结构的转型升级对于我国贸易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可以改变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以低价取胜的形象;其次，可以提高出口产品的核心竞争力，避免给发达国家提供对华制裁的借口;最后，可以激发国内出口企业的创造力，从而达到激发全民创造力的目的。

4.4 加大对创新型企业的扶持力度

中国企业应当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着力打造一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从而提高出口产品的核心竞争力。而这就要求政府应当加大对创新型企业的扶持力度，同时完善有关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减少由于知识产权纠纷所带来的贸易摩擦，以实现对创新型企业的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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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志彤 张远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