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学艺术论文

2022-04-12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木心在内地出版的一些著作,可见他常常在思考着一些似乎“无意義”的东西,那就是诗意与哲理。早期他就写有像《哈姆雷特泛论》《伽米克里斯兄弟们》(九篇集)、《非商籁体的十四行诗》(100首集)等装订成20册具有“百科全书式”的各种文体著作(手稿),但都在“文革”时候被销毁了。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中西文学艺术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中西文学艺术论文 篇1:

中西文学艺术特征比较

摘要 吴承恩的《西游记》和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特的《格列佛游记》在世界文学都是极其著名的小说,虽然各种社会文化、所处地域及时代不尽相同,但二者的讽刺艺术为读者所熟知。讽刺艺术是这两部作品最独特也最显著的特点,本文试以这两部作品为例,浅谈一下中西文学艺术特征。

关键词:《西游记》 《格列佛游记》 讽刺艺术

《西游记》是中国明代作家吴承恩创作的长篇小说,题材、形象塑造及审美情趣等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格列佛游记》是18世纪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的代表作,小说深刻揭露了英国社会政治、经济、科学等领域的种种腐败事迹。两部作品在时代背景、文化风俗和地理位置都不相同,但在一些写作手法和艺术构造上却有着相似之处,代表着中西方文学的艺术风格,表现出中西文化的一致性。

一 《西游记》和《格列佛游记》的艺术特征

1 《西游记》的艺术特征

首先,在塑造人物方面,《西游记》中的人物都是既有个性又有共性,既有魔气仙气又有人气,这些都是一体的。其次,故事情节的巧妙性,小说中主人公的内心世界都通过一个个尖锐的矛盾构成,同时又彰显人物性格,尤其在故事情节中,作者运用不同的表现手法和故事情节对当时封建社会中人人敬畏的天庭、地府及庞大的官僚机构予以了讽刺幽默,让读者在欣赏妙趣横生的故事情节时,也会反思当时的社会。

2 《格列佛游记》的艺术特征

《格列佛游记》中的小人国国王虽然只比他的臣民高出一个指甲,却狂妄地自命为头顶天的宇宙统治者,以自身无常的喜怒决定老百姓的命运;而大臣们只要凭借高超的跳绳技巧就可获得国王的宠爱或重要官职,作者借用这种愚蠢的选拔官员方式讽刺了英国统治者的昏庸、朝廷官员的无德无才和英国教会的虚伪,以及当时由教会因无谓的冲突而发生的种种无谓的战争。可以说,小人国实质就是当时英国社会现象的真实写照。

二 《西游记》和《格列佛游记》讽刺艺术的比较

1 相同之处

两部小说都对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讽刺,都对宗教进行了嘲弄与讽刺,都是通过描述荒诞的异族异国讽刺社会现实。例如,在《西游记》中,作者尽情地嘲弄和讽刺了当时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昏庸、无能,唐太宗明明已经到了知人事听天命的年龄了,可魏征为了让帝王多活数年,就利用和当时地府判官“八拜之交”的交情私自篡改了生死薄,从而使唐太宗回到阳世并延年二十余载。此外,《西游记》中的人间帝王不是昏君就是暴君,几乎都沉迷女色或者崇信道教,找不到一个称职的皇帝。再如,在第九十八回,唐僧四人一路降妖除魔、历经种种苦难,终于抵达西天看见佛祖,他们一心希望能早日求得真经回去交付唐太宗,却因阿傩、伽叶想要获得报酬而遭到了阻碍:阿傩、伽叶一再强调如果不给他们报酬,就不将经文传授给唐僧师徒。唐僧虽觉得二人无理,却想着师徒四人已经历了多种磨难,没必要因为这等小事而功亏一篑,最终忍痛将紫金钵盂送给二人,才得到经文。从阿傩、伽叶二人的行为可以看出,这正是当时私自受贿的典型反映,由此折射了封建社会帝王和官僚贪婪昏庸的姿态——他们运用自身势力迫害百姓,搞得民不聊生。师徒四人在取经路途中遇到的种种事迹都是对当时封建社会最真实的写照。可以说,《西游记》中所描绘的天上人间,对现实的揭露和对统治者的讽刺十分生动有力。在小说中,没有一片干净的乐土。作为封建社会庄重和威严的代表,天庭和阴曹地府本应被民间百姓和达官贵人所敬畏,但在小说中,读者看到的却只有官官相护的腐败,和贪赃行贿等典型黑暗现实。

在《格列佛游记》中,作者所描述的小人国、大人国、飞岛国和马国,象征的是18世纪前半期的英国社会,其中充满着各种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通过国王和下属臣民之间的互动可看出当时的人类本性:小人国国王只比他的臣民高出一个指甲,却狂妄地把自己称为宇宙的统治者;一些无才无德的大臣们想在朝廷内获得一席之位,主要是通过高超的跳绳技巧获得国王的宠爱。小说中的财务部长选任极其讽刺搞笑,国王举办了一个跳绳比赛,如果想担任财务部长,只需在跳绳过程中翻跟斗——谁能让国王开怀大笑,谁就能胜任此职位。从这种荒诞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想通过这个可笑的故事来讽刺当时的英国社会乱象。又如,格列佛在向大人国国王介绍英国历史和制度时,大人国所表现的态度是英国到处充满了贪婪、黑暗以及残暴。作者利用国王的话语,全面讽刺了当时的英国社会现状。此外,作者还在小说的第三个部分将讽刺之箭射向了当时英国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作者认为,这些所谓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沉迷于幻想,脱离现实生活,他们研究出的事物稀奇古怪,没有一点意义可言;他们只是一些沽名钓誉之徒,通过欺骗人民而牟取暴利。主人公格列佛在慧驷国的遭遇是小说最为突出的一部分。在慧驷国,人们被马统治着,“耶胡”是慧驷国人名的称呼,“耶胡”的仇恨胜过他们仇恨任何别的动物。在这里,作者把矛头转向整个人类,意图说明,人类为了食物可以不择手段,可以改变自身性格、变得懦弱下贱。小说最后,也是作者对人类的反省和重新审视,他悲观于不断堕落的人类道德情感,内心散发出深切的失望和悲观,也正是因为这种消极心理,让作者深深厌恶同类。

在《西游记》和《格列佛游记》两部作品中,都对当时的宗教进行了无情的讽刺与嘲弄。其中,宗教色彩在《西游记》中更为浓重,文中处处可见对宗教的讽刺。例如,小说中的很多章节,如五庄观偷吃人参果遇难、车迟国斗法,斥责的是道教和妖术的可笑,作者把道士描写成尖酸狡诈、小肚鸡肠、贼眉鼠眼的反面形象。在“车迟国斗法”一章中,鹿力、虎力和羊力来到车迟国后,不但被国王尊称为国师,还允许他们在全国传播道教,把众佛教徒驱赶至道家做苦力。大部分佛教徒被残害致死,唐僧师徒抵达车迟国后亲眼看见佛教教徒被官兵暴力虐打,悟空在了解了事情详细之后,立刻和唐僧三人前往车迟国降妖,最终妖怪现出原形,被打的落荒而逃。作者之所以会以车迟国为例,是因为在小说的社会背景下,即明朝时明世宗十分痴迷道教,给予朝廷内的道士高官俸禄,这些描写都具有当时真实社会的影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从一定程度上,控诉了当时无情的黑暗社会现实。而在《格列佛游记》中,作品的主要矛盾点则在于教会、新教和天主教这两个当时分歧最大的教派,这也是当时英国教会频发矛盾的两个组织。在作者看来,当时英国社会内斗外战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由无意义的争论导致的。可以说,当时英国的现象和小人国的争论在实质上是一样的。

通过对《格列佛游记》和《西游记》对比可知,中国文学艺术特征注重描绘自然现象及人类征服大自然的愿望,整个故事的核心为事件,而人物的刻画会跟随故事的实际发展。西方文学特征则为善于折射人际关系和社会现象,神的形象和性格日趋人格化,曲折地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如果说,中国文学是历史化的变形而成为后人世代敬仰的道德楷模,那么西方文学则是人所向往的美之理想。此外,中国因传统文化影响造成了轻个体自我、重群体关系的文化心态,个人在中国文学中不可避免地承担着由社会界定的具体功能角色,只有在他人的整体背景下,个人才是相对完整的个体。反之,西方文化恰好是追求个性解放和自我存在价值,基本以个人为中心,尤其在文学艺术形式上,惯性地用个人英雄为主的叙事模式。此外,中国文学在叙事方面还惯用类型化,能夸张渲染突出人物思想性格,促使人物形成一种鲜明的性格倾向,有利于在作品中作为矛盾冲突推动故事进程。而西方除了塑造人物之外,还善于通过人物类比当时社会真实境况,反映出作品强烈的写实性,进而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2 不同之处

从叙事角度及善恶观念分析,《格利佛游记》为第一人称,而《西游记》是第三人称,《西游记》的主人公孙悟空是作者大力歌颂的正面人物,其形象在不断地和妖魔鬼怪的斗争中逐渐成熟、充实、完善。作品着重通过描写孙悟空在取经途中如何降妖伏怪,展示悟空的性格,突出悟空的智慧。而《格列佛游记》中的情节虽然离奇,但作品的主人公格列佛主要扮演的是一个记录者和观察者的角色,他不是一个思考者和行动者。叙述者在整个大的反讽语境中不仅仅是反讽的工具,自己也往往难免成为反讽的对象。此外,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观念是“抑恶扬善”、“彰善瘅恶”,“善”被放在非常重要、非常崇高的地位,而“恶”则完全不能与善相提并论,“恶”是需要完全否定和抛弃的,这与西方文化有很大不同。“恶”在西方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概念,西方文化讲的是善恶二元论,一个克服不了一个,而且善和恶是辩证的,不仅对立还能转化。

从小说体裁上来看,《格列佛游记》虽然是一部奇幻小说,但它里面却构造了像教科书一般的世界,历史、地理和文明都存在的世界,整部小说作品都是站在英国现实社会情况的基础上加以构造的,小说中涉及到人们日常生活里会触碰到的领域,如医药、数学、物理等,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物形象,使其更具有真切感,以至于读者在阅读这部小说时会自我代入联想,以为作者所构造的人物都是真实鲜活的个体。由此体现出作者高水平的艺术手法。而吴承恩《西游记》中各种牛鬼蛇神的出现则是小说中最特别的主体,为小说增添了奇幻感。《西游记》虽然是一部古典神魔小说,但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现实的反映。在艺术上,《西游记》始终坚持真与幻之间的统一,作者将自己对现实世界所想全部幻化成一个个人物,用极度夸张的手法刻画人物,缩短了传统人类、神灵和物质之间的距离。比如,小说塑造的孙悟空,他代表着正义的力量,不屈不挠、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同时,也代表了作者对这个社会的理想,即手持金箍棒横扫一众恶势力和妖魔。虽然这是一种极度的个人英雄主义,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英雄是当时人民心中的保卫者;而英雄在取经路上遇到的妖魔鬼怪在,则是社会中恶势力的象征,他们凶残贪婪的特点也是封建社会黑暗势力的象征。

三 结语

《西游记》和《格列佛游记》无论是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在西方文学史上都有极其高的地位,吴承恩和斯威特都以讽刺的艺术手法来抨击当时封建社会的现状,里面塑造的人物和场景也是作者的理想。虽然这两部作品所处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以及个人经历不同,但它们所表达的意义却是相同的;作品语言风格婉而多讽,威而能谐;艺术构造,虚实结合,恰到好处;都把当时的社会场景用讽刺夸张象征等手法展现了出来。中西方的文学特征在这两部作品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注: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项目编号:14D046,课题名称:新媒体视野中的西方网络文学生态研究。

参考文献:

[1] 刘艳娥:《〈西游记〉与〈格列佛游记〉讽刺艺术之比较》,《文教资料》,2009年第11期。

[2] 朱岚:《中西方文学艺术美之比较》,《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3] 罗志祥、陈吕芳:《中西方文学意象刍议》,《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8期。

[4] 李乐平:《闻一多的诗学追求:中西艺术结合》,《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5] 吴家荣:《中国古代叙事文学贡献之我见——兼论中西叙事文学比较》,《学术界》,2013年第4期。

(邹晓伟,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讲师)

作者:邹晓伟

中西文学艺术论文 篇2:

读木心的著作有感

木心在内地出版的一些著作,可见他常常在思考着一些似乎“无意義”的东西,那就是诗意与哲理。

早期他就写有像《哈姆雷特泛论》《伽米克里斯兄弟们》(九篇集)、《非商籁体的十四行诗》(100首集)等装订成20册具有“百科全书式”的各种文体著作(手稿),但都在“文革”时候被销毁了。虽然听说后来他居住欧美后,为了补偿过往文学作品的丢失,日复一日笔耕至深夜,每天要写下万字左右文章;他也曾与朋友巫鸿谈到他要编写的《巴比伦语言学》《瓷国回忆录》等众多巨著,但我们至今也没有看到这些著作。

目前在内地出版的著作,能读到的《文学回忆录》(两卷本)这本算是大的著作,木心在纽约开设“世界文学史”讲课五年的笔记记录集,是一本关于中西文学艺术历史的大纲性质著作,共八十五讲,逾四十万字,其他的都是他个人的一些“诗意和哲理”的记录,看起来都是小书儿,类似散文集的《哥伦比亚的倒影》《琼美看随想录》《即兴判断》等,更多像是随想录的《素履之往》《哥伦比亚的倒影》这样的,这就像是意识流手法记录的语录体,或许像是诗集《我纷纷的情欲》《西班牙的三棵树》《云雀叫了一整天》等,也都是诗意哲理句子段落的“诗化”。

如他谈关于人生的箴言:

“生活是什么?生活是死前的一段过程。”“只有机智透顶的人才可望重显憨厚。”“有人说,时间是最妙的疗伤药。此话没说对,反正时间不是药,药在时间里。”

“看清世界荒谬,是一个智者的基本水准。看清了,不是感到恶心,而是会心一笑。”

如他谈艺术:

“艺术品如果不是艺术,就什么也不是。岂止是艺术家孤独,艺术品更孤独。”“所有伟大的文艺,记录的都不是幸福,而是不安与骚乱。”

“艺术本来也只是一个梦,不过比权势的梦、财富的梦、情欲的梦,更美一些,更持久一些,艺术,是个最好的梦。”“哲学非但不能解释艺术,而且不配解释艺术。世界上什么最伟大,艺术最伟大,可是艺术一直被弄成小丫头。”

如他谈爱情:

“爱情,亦三种境界耳。少年出乎好奇,青年在与审美,中年归向求知。老之将至,义无反顾。”

“一个爱我的人,如果爱得讲话结结巴巴,语无伦次,我就知道他爱我。”“一流的情人永远不必殉陨,永远不会失恋,因为‘我爱你,与你何涉’。”

“轻浮,随遇而爱,谓之滥情。多方向,无主次地泛恋,谓之滥情。言过其实,炫耀伎俩,谓之滥情。没条件的痴心忠于某一人,亦谓之滥情。”

“爱一个人,没有机会表白,后来决计绝念。再后来,消息时有所闻,偶尔也见面……幸亏那时未曾说出口,幸亏究竟不能算真的爱上。又爱了另一个人,表白的机会不少,想想,懒下来,懒成朋友,至今还朋友着……光阴荏苒,在电话里有说有笑,心中兀自庆幸,还好……否则苦了。”

木心无论是谈文学艺术,还是谈人生悲欢,或是爱情的温柔与无奈,他也在这些零碎的、又像是自言自语的诗意与哲理思考中,从而获得了关于生命的另一种慰抚,以及人生经历遗憾的一种补偿。文学艺术在大多的时候,是人生遗憾的一种补偿,因为经历的坎坷与得不到,最后都会寄托于文学艺术的创作与思考,并在创作与思考过程,得到了一种安慰。84年的岁月,从乌镇到上海,从上海到纽约,再从纽约重回故乡乌镇,历尽坎坷波折,以画以文,记录他在文学艺术上的风采,并成了乌镇的代言人,成为华人文艺导师,他长期在人文领域中进行着诗意又有哲理的思考,他也早已超脱了这种“孤独”。不同时期阅读木心,又有不同的体会,这也是人文艺术的真谛所在。文学或艺术学,归根结底还是人学。

作者单位:中国歌剧舞剧院

作者:刘桐

中西文学艺术论文 篇3:

萧红小说叙事构建的研究

[摘 要]在东北作家群中,最具艺术才情的作家便是萧红。萧红崛起于中西文学艺术交融荟萃的时节,她所直接感受到的是“五四”以来,近现代文学的新气息,应合文学艺术发展的需要,萧红以其独特的空间叙事模式,在中国现代小说艺术的百花园里独呈异彩。针对萧红小说个体,本文从空间叙事研究——《呼兰河传》,感受萧红作品内心情感空间,情节淡化、时空开放的叙事结构三个方面来阐述萧红小说空间叙事模式的独特性,为新世纪的萧红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个案。

[关键词]萧红;叙事者;空间;时间

1 空间叙事研究——《呼兰河传》

萧红,中国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左翼女作家,1911年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幼年丧母。萧红是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眼中的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女作家。萧红的后期代表作《呼兰河传》于童年生活的回忆中描写北方小城人民愚昧不幸的生活。本文主要从萧红小说空间叙事构建研究谈起,主要研究空间叙事现状和空间叙事对《呼兰河传》的影响,进而分析萧红著作的特点和感情依托。

我们将空间叙事主要分为三个层面:一个是空间叙事形态;二是空间叙事技巧;三是空间叙事功能。正式由于运用传统叙事学、空间叙事以及接受美学的相关理论来分析萧红小说的空间叙事和空间美感,这种空间形式的创造,凸显了萧红小说创作的独特性,突破了传统小说体裁,萧红成为继鲁迅之后给中国现代小说诗学重新划定边界的作家之一。《呼兰河传》就是一部典型的空间叙事小说,从传统的艺术观看,小说是时间的艺术。而萧红小说通过概述的运用和叙事时间连续的忽略,中止了具体时间的流动,达到模糊时间,消解时间的目的,从而具备了跨越时空的独特的艺术魅力。

萧红的《呼兰河传》总的空间呈现“橘瓣形”。《呼兰河传》共七章,开头环境描写占去了整个篇幅的四分之一,叙写的三个故事:小团圆媳妇的遭遇,有二伯的境况,冯歪嘴子的生活,在没有尖锐的矛盾冲突,没有时间线索,没有贯穿始终的典型人物,没有紧张曲折的情节等情况下,这三个独立的故事与呼兰河的各种风俗又似脱节,但如果我们用空间形式来关照《呼兰河传》的叙事模式就可以理解萧红的这种叙事结构了小说《呼兰河传》的主人翁不同于一般的小说,它是以呼兰县城这一环境为结构中心来组织全篇的。小说以呼兰河作为故事发生的大空间,印迹着“我”的童年的快乐与寂寞的“我家的院子”作为小空间,连续几节的开头不厌其烦地诉述着“这院子是很荒凉的”,“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我家是荒凉的”,这样发生在里面的小团圆媳妇、有二伯和冯歪嘴子们的故事构成一个围绕呼兰河的整体。时间连续性的忽略,使小说在向现实背景横向拓展的同时,又向社会历史深处延伸,从而以并列的意象或状态显现并以固定的空间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呼兰河传》在空间控制技巧上,作者主要采用的是成人和儿童二重视角,通过两种不同的主体视角混合叙述,拓展了叙事的空间。小城风貌、地理环境、风土人情、家院和我与祖父朝夕相处的童年生活、街坊邻里等内容,每章皆可独立成篇。萧红运用散文化的手法来刻画这些看似破碎的生活画面。作者更多展现的是写作的环境和背景,她把“人类的愚昧”和“改造国民灵魂”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她是在“对传统意识和文化心态的无情解剖,向着民主精神和个性意识发出深情地呼唤。”空间叙事功能即是空间参与小说的作用和意义。对人生的思考不是通过故事发展的时间,而是通过空间来思考的。这也体现出了萧红的作品和其他同一时期的作品不同的魅力之处。萧红的人生经历让她关注的是私人空间和对苦乐人生的思考。便会更关注空间里的人生命运。

2 情感心理空间

《呼兰河传》中所表现的情感心理也是十分细腻的。在《呼兰河传》中,作者一直强调着一句话:“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似乎他的生命里和内心世界永远也躲避不掉这种荒凉之感。天真烂漫的童年时光和孤独寂寞荒凉的成年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童年心灵的自由的生活状态和成年时生存境遇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也构成了《呼兰河传》别样的情感心理空间范式。

《呼兰河传》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都是片段式的。多以作者的情绪为脉络去发展故事情节。而作者的内心世界总是凄凉、落寞的。在《呼兰河传》中,作者总是将自己在现实和童年之間游离着。将自己沉浸在祖父和后花园的美好记忆中,只有祖父的溺爱,使她在童年感觉到了人间的温暖,善良与憎恶,温暖与冰冷,是她所生活的分裂世界,充斥着分裂的情感。这也是促使她极为反叛的契机。祖父的爱,也让萧红对温暖和爱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表现出作者自我的寂寞之感。

家里一切事务都由祖母掌管着,无疑家中祖父和萧红都是被歧视的弱势群体。祖父作为家中的长者,一位老太爷,有二伯给他的更多是尊敬,厨子给他的更多是吹捧。没有人能与他说知心话,他的寂寞感也就难消除。在祖父病重的那段时日里,年事已高,身体重病的他心里更是满心的寂寞。他盼望着萧红放假回家陪他,萧红也希望自己每次回到家中祖父还在活着,祖父的寂寞也是萧红作品中情感心理空间的展现。

3 情节淡化的空间叙事结构

萧红的小说之所以经受住历史的严峻考验,在很大程度上依持了她所创造的独特的叙事结构。在小说结构方面,萧红追求的是一种简单、自然的形式,所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完整的故事情节、西方现代艺术表现方法等在她的小说里完全退隐了。萧红在小说的创作中摒弃了长篇故事时间的延续性,摒弃了代表因果关系的情节结构,而采用贯穿始终的思想情感作为主线,并通过时空的跨越和有着内在联系的一幅幅画面,来完成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塑造。这种写法在《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两部小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崛起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萧红所直接感受到的正是“五四”以来近现代文学的新气息。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创作理论的影响以及中国文学传统中抒情传统的承续,都使中国现代小说出现了把散文和诗引入小说的创作倾向,情节的淡化使小说的结构呈现多姿多彩的形式。萧红正出现于“五四”与“延安”传统交接之际,抗战文学、沦陷区文学、市民文学并存在文坛的时刻,这种开放式、融汇式的文化结构使作者的创作心灵处于一种自由境地,一切类型化、观念化的小说模式消解了,用自己擅长的散文笔致来结构小说,写自己熟悉的体验和观察,在环境氛围中,传达出对人生对历史的深刻的思考,这种透出鲜明个性的不拘格套的萧红式的结构方式,在中国现代小说结构史上具有创新意义。

3.1 故事情节的淡化

萧红小说基本上不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也没有贯穿始终的重要的人物形象,小说的情节是由叙述者所感受的一些零散的生活片段组合而成,小说的重心主要在于呈现叙述者对人生的主观感受和体验,以及由这种感受和体验所引发的一种特定情绪。萧红在《呼兰河传》等作品里不惜将情节的发展中断,进行集中的描绘。这确实有些破格,并且因此受到责难。萧红却置之不顾,她有着自己的追求,也许正是这一点构成了萧红创作的主要特色。

《呼兰河传》通过叙述者回忆的眼睛,描述了东北地区一座小县城的平凡生活和风俗人情。小说几乎没有什么故事,只是叙述者对童年时代所感受和体验过的日常生活横断面的汇聚。小说开头叙述了呼兰县城特有的生活环境、风物习俗,历史掌故、人情世态,并以此为背景映射出叙述者的生活经历以及一些见闻的感受,着重叙写了自己家庭生活的片段,特别是祖孙二人在后花园里度过的快乐时光。后五章叙述者选取小团圆媳妇之死、有二伯的生活、磨倌冯歪嘴子的生活等悲剧生活片段加以描述,以此展示出呼兰河县城人们生活的一些侧面,呈现出呼兰人在陈旧风俗下的愚昧、麻木和悲剧的命运,表现出这些凡夫俗子们同艰难人生抗争的顽强的生命力,这散文化的写法正是《呼兰河传》这部小说的特色。

3.2 开放的时间结构

《生死场》和《呼兰河传》这两部小说在叙述上没有前因后果关系,传统的时间顺序被取消了,空间结构摒弃了时间结构,形成了几个并置的意象或状态。《生死场》叙述的只是一个个乡村生活片段的连缀:二里半和羊的故事、王婆的故事、金枝的故事,各个故事看似没有密切的联系,处于一种并列状态,但他们同动物的“生、老、病、死”之间有一种内在有机的联系。《呼兰河传》共七章,开头环境描写占去了整个篇幅的四分之一,续写的三个故事:小团圆媳妇的遭遇,有二伯的境况,冯歪嘴子的生活,在没有尖锐的矛盾冲突,没有时间线索,没有贯穿始终的典型人物,没有紧张曲折的情节等情况下,这三个独立的故事与呼兰河的各种风俗又似脱节,但如果我们用空间形式来关照《呼兰河传》的叙事模式就可以理解萧红的这种叙事结构了。小说以呼兰河作为故事发生的大空间,印迹着“我”的童年的快乐与寂寞的“我家的院子”作为小空间,连续几节的开头不厌其烦地诉述着“这院子是很荒凉的”,“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我家是荒凉的”,这样发生在里面的小团圆媳妇、有二伯和冯歪嘴子们的故事则以并列的状态显现并以固定的空间组成一个围绕呼兰河的有机的统一体。

故事情节的淡化和开放的时间结构的运用,并不意味着她的小说丝毫不讲究内在结构的统一,在一系列风俗画和人物形象的设置上,作家着眼于整个民族的灵魂的改造,所关注、研究的中心不再是脫出社会常规的个别的、偶然的事件与人物,而是民族大多数人的最普通的生活,是最一般的思想,最普遍的事件,从改造整个民族的病态这一创作思想出发,严格地忠于现实,忠于生活,就使得她的创作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混沌状态,这也许正是因此而导致了她对大多数人的整体生活方式的成功把握,并进而从这种生活方式的把握中表达了她对人类生存方式的理性思考。它们传达出来的是人们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是永远能够启迪人们心灵的理外之理、味外之味,值得我们所有读者去研究、去思考、去回味。

作者:车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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