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翻译简史

中西翻译简史（共7篇）

中西翻译简史 篇1

本学期，有幸选了赵老师的中西翻译简史课，目睹了赵老师作为目前中国译界大师的风采，收获颇多，感触颇深。翻译的学习中实践很重要，同时理论知识也必不可少。赵老师以风趣幽默的讲课方式，使我们在轻松的学习环境下了解的中外翻译历史，对于翻译界众多著名的大师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首先，关于中西翻译历史，赵老师在本学期初以时间为顺序讲述了中外翻译的兴起、发展与成果，使我们对中西翻译史有了宏观的了解。做为翻译专业的学生，对中西翻译史学习和了解是十分重要的，在中西翻译简史课上，我们首次看到了赵老师用其生动的语言和独特的构思为我们展现的中西翻译历史画卷，内容丰富，画面宏伟壮观。同时，也使我们深深折服于赵老师的博古通今，学贯中西。

其次，在微观上，老师位我们详尽介绍了中外历史上著名的翻译家、汉学家，其中包括鸠罗摩什、道安、僧睿、僧佑、罗XX、jamesLegge、williamEdwardSoothill等等。老师对翻译大师及其作品的认识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既不是完全肯定，也没有完全否定，这也教会了以辩证的观点看待许多翻译理念和译著，这样的学习和思考方式有助于我们在今后的学习中不断取长补短，稳步前进，同时做一个有思想的译者。

此外，本学期课程，以博客为平台，我们有幸欣赏到赵老师的众多翻译作品，同时，老师在课堂上也与我们交流了自己在翻译《三字经》、《道德经》等中国古典文学的心得体会，我们也看到了老师在弘扬中华文化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在心底对老师产生的由衷的敬意。

最后，经过本学期的学习，我的翻译理念有了质的飞跃，对翻译有了更深的认识，所有的进步都离不开赵老师的悉心教导和言传身教，在此对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将会继续努力，不辜负老师的期望，也期待老师为中国的翻译事业开辟更辉煌的明天。

中西翻译简史 篇2

古希腊时期, 数学观念已经初露锋芒“, 毕达哥拉斯—柏拉图”数学哲学观的确立为西方数学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几何学从欧几里得开始有了严密的逻辑思维体系。从而奠定了西方演绎推理逻辑思维的基础, 科学家逐渐将自然数学化。在地球的另一端, 古代中国则走上与之大相径庭的道路, 受儒家思想影响, 中国自古便积淀了深厚的人文文化内涵, 讲究修身、养性、治国、齐家、平天下之大道、大德。当2 种拥有不同逻辑思维方式的文化在近代中国相遇时, 产生了激烈的碰撞。本文将简述西方思维的形成过程, 并将之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做简略比较, 以期能从思维方式的差异探讨中西方文化异同, 进而在思想层面解释一些现代中国社会问题。

1 西方抽象思维的探究

1.1 西方数理思维的缘起与承袭

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以爱奥尼亚学派为首, 其代表人物为泰勒士、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米尼。他们认为世界是一个均匀的原始物质中局部分化, 世界由包围着它的东西所组成。爱奥尼亚学派在宇宙论和几何学上都有了一定的成就, 但是并没有将二者之间的关系联系在一起, 因而不能合理解释同一物质在构成不同事物时为何会有质的差异。毕达哥拉斯弥补了这一缺陷, 他发现在不同几何图形之间都有着空间形状的差异, 它们之间并没有任何物质的特殊性, 仅有形式上的特殊。因此, 毕达哥拉斯将宇宙的本源与几何学相联系, 提出了自然中质的差异依赖于几何结构的差异。这一重大发展影响了以后整个西方的思维方式。毕达哥拉斯尝试用事物的形式, 也就是被看成是某种可以给予数学解释的东西, 即它们的结构, 来解释它们的行为。苏格拉底更是把数学与灵魂关系的观念进一步抽象化, 将数推高到一种神秘境界, 他说:“我所说的意思是算术有很伟大和崇高的作用, 它迫使灵魂用抽象的数来进行推理, 而厌弃在辩论中引入可见和可捉摸的对象。”［1］

柏拉图批判性地继承了毕达哥拉斯的数学传统。一方面, 他进一步把数学作为一种完美的、理想的、绝对的知识和真理。另一方面, 将毕达哥拉斯关于数的神秘色彩褪去。把对数的本质规定发展成“理念世界’的观念。他认为理念或者模型是实在的实体, 即万物的原始, 先于并独立于事物而存在, 是永恒的模型。万物是对这些理念或模型的模仿或者分有。

“毕达哥拉斯———柏拉图”数学观的建立, 确立了古希腊数学哲学在世界数学哲学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同时, 还赋予了数学以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意义。这种形而上学的认知体系为伽利略、笛卡尔、莱布尼兹等人营造系统的现代性数学哲学理论奠定了基础。

1.2 几何学的发展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 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数学家。他们丰富了早期哲学家的研究, 逐渐将数学知识按照一定的逻辑思维公理化, 成为一门科学的学科。

亚里士多德把前人的逻辑知识和成果加以整理, 提出了形式逻辑的理论, 并力图把它表示为一种公理化系统, 而数学在其逻辑学体系的建构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亚里士多德认为逻辑是先于数学、科学和哲学的, 存在着一些无需定义的基本概念和公理, 从这些概念和公理出发运用演绎逻辑推理的规律就可以推演出一系列的定理。

随后, 欧几里得用亚里士多德的演绎方法将前人的几何学知识系统化, 写出了具有严密逻辑和完整体系的《几何原本》, 数学知识被组织为一种公理化的形式, 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的整体。《几何原本》最终确立了演绎数学在古希腊数学中的统治地位。

在欧几里得之后, 出现了诸如阿波罗尼、阿基米德和托勒密这样著名的数学家, 他们对数学进行了更为深入、广泛的研究, 取得了许多瞩目的成就。

1.3 伽利略对自然的数学化

柏拉图所认为的“实在”是对“理念”在一定程度上的分有, 为古代几何学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撑。伽利略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 他对自然进行数学化, 使得自然本身在数学的指导下被理念化。自然本身成为一种数学的集。几何学以其自身直接自明性创造出一个个自我完备的真理, 阐释自然的规律。因此, 从伽利略开始, 借助于数学, 理念化了的自然就开始渐渐取代前科学的直观的自然。

西方人的近代科学发展是在理念化的自然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数学的系统化、抽象化、精确化, 为西方科学的发现、技术发明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武器。科学进步引发的科技革命, 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推上了世界历史发展的风口浪尖。

2 简要比较中西思维异同

中西方思维存在的巨大差异, 源于它们各自所依存的文化土壤。自古以来, 儒释道是中国文化的主旋律, 统治阶级以孔孟之道作为治国、齐家、修身、平天下的思想武器。这孕育了中国文化内核, 但同时也禁锢了人们的思维, 把人的视野局限于为人之道, 忽略了从抽象思维层面思考万事万物, 也无法产生系统的数理学科。

中国传统文化中曾出现过抽象思维, 讲求数理测量, 也追寻世界的本源问题。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家, 在科学技术上涉及到认识论、宇宙论、物理学、心理学、伦理学、几何学和逻辑学。但“在复杂事物的矛盾体系中, 往往会有一种矛盾, 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 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种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的发展过程起着决定的作用的矛盾, 就是主要矛盾”［2］。人文道德文化成为中国传统主流思潮, 上至统治者, 下至耕作百姓, 无不信奉其道。这便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矛盾, 决定了中国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崇尚修身养性、讲求天人合一的大德、大道。曾出现在华夏大地上的抽象化数字思维的火苗, 被历史的车轮卷进浩瀚如烟的文化长河, 终究是昙花一现, 从而以实用性的思维方式为主, 仅仅将由生活经验所得到的发现用于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 比如火药的发明应用于烟火。反之, 西方则是由数理化的思维方式继续引导科学家发现探究自然, 将自然的奥秘抽象成人类可以理解的数字化形式, 做出了一个个惊人的基础科学发现。

不同的文化传统主导了不同的思维方式, 特有的思维方式又进一步丰富了自身的文化内涵。中西方思维的差别造就了不同的文化传统, 西方数理思维造就了先进的科学文明, 中国大道、大德积淀了深厚的人文内涵。当2 种文化传统相遇时, 不免发生一系列的碰撞。这表现在近代中国就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差异以及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3 现代中国社会2 种文化的冲突与思考

新中国成立以来, 西方的科学文化受到普遍认可, 科学技术在中华大地迅猛发展, 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推动经济迅速增长, 同时衍生出一系列的社会现实矛盾。斯诺曾说“整个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正在日益被分裂为两个极端的团体”［3］, “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 另一极是科学家, 特别是最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 (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 还互相憎恨和厌恶, 当然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3］2 种文化对立的现象在中国社会也日益凸显。

片面崇尚西方科学, 忽视人文精神的培养, 引发一系列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例如, 科技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失衡, 导致全国大多数发达城市陷入雾城, 人们每天生活在口罩背后, 无数条护城河被染上了七彩斑斓的颜色, 由环境污染导致的疾病发病率居高不下。除此之外,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更是成了重灾地。文理分科的培育模式, 导致“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 培育出的高分低能者数不胜数, 更有名校理工科高材生杀害同学的惨案接连发生。如此不健全的人格培养, 失衡的教育当负其首要责任。

为什么自古重视德育的中国学习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之后, 会产生一系列不道德的问题?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 单从思维层面来考虑, 是可以有所收获的。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与引用, 可以理解为在器物层面的模仿。但产生这种科学技术成果的土壤, 即其思维逻辑方式的起源与发展以及在此之上的人生观、世界观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只从器物层面的模仿如同断章取义, 其结果往往与期望背道而驰。为了挽救这样的局面, 对西方数理思维及其文化进行全面的思考与批判很有必要。同时, 文化乃一个民族立足之根本, 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废, 而如何将传统的思维方式与思想观念与时俱进, 为中国未来发展效力, 有赖于更深层次的思考与研究。

参考文献

[1][美]莫里斯·克莱因.古今数学思想 (第一册) [M].张理京, 张锦炎, 张泽涵, 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

[2]肖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上册)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3][英]C.P斯诺.两种文化[M].纪树立, 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 1994.

[4][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庞犠春,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中西翻译简史 篇3

【关键词】《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 翻译活动 重要性

一、主要内容

《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是一部系统介绍我国自夏商至“五四”运动以前历代翻译活动的著作，共包括五个章节。

第一章：从夏商周朝到东汉桓帝前的翻译活动。我国原始社会的翻译活动已无文献可考，夏商两代现存史料也极少。周朝时，异族杂居，语言不通，译者应运而生。秦汉时，设置专门的机构从事礼仪及对外活动。在《史记.匈奴传》和《东观汉记》中记载有当时匈奴的民歌，极其珍贵。

第二章：从东汉桓帝末年到宋代的翻译活动，可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中，作者首先对从佛教的创立及至佛教在中国的流传情况进行概述，然后将这一历史时期的佛经翻译分成四个阶段，分别是草创时期（从东汉桓帝末年到西晋），发展时期（从东晋到隋），全盛时期（唐代），基本结束时期（北宋）。作者围绕着四个时期佛经翻译的历史背景和主要代表人物以及他们的翻译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等进行充分论述。第二部分中，作者介绍了魏晋南北朝，隋唐，以及北宋的外事活动及翻译情况，医学历数等书籍及其他宗教如景教和摩尼教经典的翻译活动。第三部分介绍了主要少数民族如西藏、辽、金、西夏及高昌回鹘的文字创立史以及翻译活动。

第三章：元代的翻译活动。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作者介绍了蒙古族文字的创制历史、元代的翻译机构和配备人数、译员的培养情况;第二部分，介绍了元朝对皇帝诏书及官方文书的翻译、汉文典籍的翻译、汉族大臣奏章的翻译和国史的翻译;第三部分对蒙古文与其他文字之间的互译，以及汉文与蒙文以外其他文字的互译情况进行梳理。

第四章：从明代到鸦片战争前的翻译。主要介绍了明代初中期历书，史书，外事翻译活动以及外事机构四夷馆;同时期回、蒙、傣、彝各族宗教典籍的翻译情况;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代表人物，如利玛窦、徐光启、汤若望、南怀仁等和他们的主要译作，包括涉及科学技术，天文地理等九个种类。这些译作对促进明末清初的社会发展和增长各个阶层的视野具有重要作用。最后介绍了清初、中期满、汉、蒙、藏各族文字的互译及外事机构和翻译活动。

第五章：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的翻译。主要介绍了鸦片战争前翻译的代表人物林则徐的重要影响，其次介绍了当时的外事机构总理衙门及其翻译活动，甲午战争前后的西学翻译和代表人物和翻译机构，如李善兰、华蘅芳、马建忠、严复、梁启超，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等;然后介绍了同时期我国一些译者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包括小说散文，剧本诗歌等，代表人物有林纾，杨念慈等，作者着重对林纾的翻译活动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评价。最后作者对鸦片战争后的译名统一问题进行简要论述。从作者的介绍我们可以知道，从鸦片战争开始，我国的翻译活动与政治背景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译者出于爱国情怀，对译作进行选择，并试图寻求一种强国，救国的方法。

二、整体特点

1.资料翔实，真实可信。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中国的翻译活动历史悠久，虽然资料丰富但是分散零落，收集极其困难。作者在书中旁征博引了大量的史料，不仅贯穿古今，而且来源多样。其中有的资料来自史书，如《史记》、《新唐书》、《宋史》、《辽史》、《清史稿》等等;有的来自名家名作，如梁启超、任继愈、王国维、钱钟书、季羡林等;

2.论据充分，论证严谨。正因为作者积累了大量资料，涵盖了古今中外各时期，并非作者一家之言，所以在论证具体问题时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同时又客观公正，不偏不倚。如207页在介绍蒙语公文汉译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时，作者列举分析了大量语料，令读者对这个问题有更加清晰地了解。

3.列举细致，全面详尽。作者对每一时期翻译的代表人物都进行了详细的列举，而且在介绍非常重要的译经僧，如道安和鸠摩罗什时，作者将二人的翻译进行比较，分析了他们各自翻译的优缺点，言之有理，公平客观。作者引用的资料中还包括许多统计数据，例如作者对各时期佛经翻译的种类和数量都进行了详细的整理和罗列。

4.描述生动，印象深刻。尤其是对于唐代著名僧人玄奘的介绍，作者花费了大量笔墨，带有很明显的个人感情色彩。从介绍他在印度的伟大事迹到译经时勤恳认真的态度：“三更暂眠，五更复起”，以及玄奘为我国的佛经翻译事业所做的巨大贡献都十分详细，读后令人动容，心生敬佩。

三、不足之处

因为资料的庞杂，工作量的繁复，本书中也存在一些细微的不足之处：245页，介绍马德新的弟子马安礼翻译《朝觐途记》以及他对马德新的评价，最后对马安礼进行简要介绍。此处对马安礼的简介有点突兀和多余，可以把这部分提前至他对马德新的评价之前，使文字更加流畅，逻辑更加清晰。238页，作者对《烟土披里纯》的原文意译与梁启超的译文比较进行转抄，但是两个译本的顺序有差别，并且内容有很大的出入，那么作者在这里进行引用的目的又是什么？

四、结语

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详细梳理了从中国古代至“五四”运动前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的翻译历史，不仅包括具体的翻译事件，还涉及到历代翻译机构、作品、理论及翻译活动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对研究中国的翻译史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中西翻译交际与文化错位 篇4

中西翻译交际与文化错位

翻译交际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而民族文化差异是影响翻译交际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只有当交际双方了解彼此的社会历史知识及文化背景,翻译交际活动才能顺利进行.因此,探讨造成翻译交际困难的文化差异以及形成这些差异的文化因素,对于不同语言群体借助翻译达到理解和交流的.目的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 者：刘建芳 作者单位：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河南,郑州,450002刊 名：中州学刊 PKU CSSCI英文刊名：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年，卷(期)：2005“”(1)分类号：H059关键词：文化错位 翻译交际 文化差异

第二届中西部外语翻译大赛 原文 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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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学校（院、系、班）手机

中国已有5000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国文化是世界最古老的文化之一，而且是世界上唯一的长期延续没有中断的文化。中国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主要由其本身所固有的内在结构和基本素质所决定。中国文化的结构是“多元一体”的，“多元”是指它早期由多种文化融合而成，后来又接纳了各少数民族文化，且对外来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从而形成了一种“多元”文化兼容并包的格局； “一体”指多元文化熔铸为一个整体，形成了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念和鲜明特色的中华民族文化。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的结构造就了它自信宽容的素质，中国文化以我为主，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在吐故纳新中获得了生命的活力。面临当今世界的挑战，饱经风霜的中国文化从容应对，在自我改造和改造世界中展示自己的文化魅力，并永葆青春。科学就是探求真理。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要经过艰苦曲折的过程。常常有这样的情形：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掌握资料的差异，认识方法的不同，就会出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情况，以至引起学术上的争论。因此，有作为的科学工作者都把反对的意见看作对自己的莫大的帮助，把对自己的批评当作最珍贵的友谊。正如歌德所说，“我们赞同的东西使我们处之泰然，我们反对的东西才使我们的思想获得丰产。”这都是因为，赞同的意见未必正确，反对的意见未必错误。退一步说，即使错误的反对意见，对自己的科学研究也是很有好处的。

中西翻译简史 篇6

英国人类学家，被誉为“文化学之父”的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复合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及人们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

一、中西文化差异

(一)中西文化之外在差异。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会受到社会政治制度的影响。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结构的主要特点，完备的宗法制度以及严密的专制制度对中国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文化上反映为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这种伦理政治的实质就是人治文化;而受具有契约观念传统的基督教的影响，加上长期的市场经济实践，在流动性较大的情况下，契约精神成为对人们行为进行规范与调节的必然手段，西方实行的是法治文化。

(二)中西文化之内在差异。本尼迪克曾说：“一种文化就像一个人，或多或少有一种思想与行为的一致模式。每一种文化之内，总有一些特别的，没必要为其他类型的社会分享的目的。在对这些目的的服从过程中，每一民族越来越深入地强化着它的经验，并且与这些内驱力的紧迫性相适应，行为的异质项就会采取愈来愈一致的形式。”作为反抗中世纪神权文化的过程中兴起的思潮，西方人道主义把长期处于“神权”统治下的人的地位提升到神与自然之上的中心位置，强调人性、人的主体价值和人权、平等等个人价值;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则围绕着人的社会存在而建立的，它既不可以与宗教与神灵的寄托，也不追求纯自然的知识体系，而是专注于人的社会关系的和谐与道德人格的完成。西方文化之重心在科学宗教，中国文化之重心在道德艺术。

二、中西文化影响下的文学

(一)西方文化下的西方文学 。作为西方文学的代表作，《荷马史诗》既是对历史的记录，具备神话传说意味。《荷马史诗》呈现了早期英雄时代大幅全景，以整个希腊及其四周的汪洋大海为主要情节的`背景，充分展现了自由主义的情景，并为日后希腊人甚至整个西方社会的道德观念立下了典范。首先是一种追求成就，自我实现的人文伦理观，其次是一种人神同性的自由神学，剔除了精神世界中的神秘恐惧。

(二)中国文化影响下的文学。与《荷马史诗》可以相提并论的中国文学代表作《诗经》则体现的是另一种文化。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风”是地方民歌，有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首;“雅”主要是朝廷乐歌，分大雅和小雅，共一百零五篇;“颂”主要是宗庙乐歌，有四十首。与《荷马史诗》中描述的壮烈的战争场面不同的是，《诗经》更多的是对当时劳动人民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是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喜怒哀乐的叙述。

三、跨文化视域下的中西文学作品翻译

(一)理解思维模式的差异，构建语言形式的转变。思维和语言密不可分。一方面，思维是人脑的机能，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能动反映;另一方面，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语言的内容反映了思维的内容和方式的差异。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表面上看来是不同语言形式的转换，实际上则是不同民族所潜在的思维模式的变换。傅雷指出：“东方人和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我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惟恐不尽，描写唯恐不周;次两种 mentalite 殊难彼此融合交流。

(二)基于文化差异的表现，形成角色思维的转换。如果说文化是人类在生存实践中创造的精神和物质财富的综合的话，那么思维认识现象既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又是一切财富的基础。思维模式以一种最深刻最普遍的意义影响着文化的面貌与发展的价值形态。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文化本身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语言的发展影响文化并被文化制约。

四、结语

简析中西方翻译三原则 篇7

关键词：中西方翻译三原则

一、引言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数字“3”具有特殊的含义和哲学价值。在中国，易学的“天、地、人”三才论与道家的“三生万物”使它成为人类思辨的第一个“终极状态”；在外国，早在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就把“3”称为完美的数字，因为它体现了“开始、中期和终结”，具备神性。在翻译学领域，数字“三”的出现频率非常高，翻译三原则在中西方翻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中国翻译

1.释道安

释道安是我国晋朝最著名的翻译家之一，他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理论，被认定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直译理论。该理论见于其《摩诃钵罗蜜经抄序》中， “三不易”，即时俗有异，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裁，三不易也。 释道安的“三不易”理论将翻译活动中作者、译者和读者三者的关系联系起来了。

2.严复

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严复的翻译观可概括为“信、达、雅”三个字，“信”是指忠实于原文，“达”是指译文通顺流畅，“雅”是指行文古雅。这是他借鉴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神韵，积累了古代佛经翻译的丰富经验，以及从事了大量翻译实践而得出的结果。这一翻译标准对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我国现当代翻译理论的开端。

3.林语堂

“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对翻译理论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提出的“忠实、通顺、美”三原则是对严复“信、达、雅”三原则的发展，在其基础上融入了美学、心理学和文艺学的内容。林语堂的翻译理念聚焦于“美译”，他是第一个把美学思想融入翻译理论的翻译家。林语堂发展了严复的翻译观，为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4.刘重德

我国著名翻译家刘重德在其著作《试论翻译的原则》中提出的“信、达、切”的翻译标准。“信”是“信其内容”，即保全原文意义；“达”是“达如其分”，即译文要通顺易懂；“切”是“切其风格”，即译文要切合原文风格。刘重德认为： “信”是“达、切”的前提，“达”是“信、切”的表现，而“切”是“信、达”的融合。此外，刘重德指出：“要想能够圆满地实现信达切这三个原则，一个文学翻译工作者既要全面掌握外语，又要精通祖国语言，还要具有一定的语言学和文艺学的知识。”

三、西方翻译

1.古代翻译

哲罗姆（St.Jerome）既是出色的翻译家，又是颇有卓见的翻译理论家。他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翻译原则和方法：一是翻译不能始终字当句对，而必须采取灵活的原则；二是应区别对待“文学翻译”和“宗教翻译”；三是正确的翻译必须依靠正确的理解。哲罗姆的翻译原则系统且严谨，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中世纪翻译

利奥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是中世纪末意大利影响较大的翻译理论家，他在亚里士多德作品的译序及《论正确的翻译方法》中提出的翻译原则和方法可归纳为：（1）译者应当尽可能模仿原作的风格，用译语进行创作；（2）任何语言都可用来进行有效的翻译；（3）译者必须具备广泛的知识，才能做好翻译。布鲁尼以译者、译文为中心，强调译者在处理原作方面的自由，这是人文主义思想在翻译中的体现。

3.近代翻译

巴歇·德·梅齐利亚克（Bachet De Meziriac）是法国最早提倡准确翻译的理论家。17世纪中期，在其发表的《论翻译》一文中，他提出译者必须遵循三项原则：一是不得给原著塞进私货；二是不得对原著进行删减；三是不得做有损原意的改动。在自由译法占压倒多数的当时，他主张的准确译法一枝独秀，卓尔不群。

维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是德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哲学家和教育改革家。他认为：（1）语言决定思想和文化；（2）语言差距大而互不可译；（3）可译性和不可译性是一种辩证关系。他提出了一种二元论的语言观，在翻译界引起了翻译理论家关于语言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争论。

亚历山大·普希金（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щкин）是19世纪俄国最突出的翻译家，他的翻译观要点有三：一、译者在选择原文材料上必须有自己的主张，不能人云亦云，受别人思想的支配；二、译者在处理原著的过程中，应当享有充分的自由；三、原著独具的特色，译者必须尽量保留。

4.现、当代翻译

到了20世纪，西方越来越多人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其中：

阿瑟.韦利（Arthur Waley）的译作在英国翻译史，特别是在东方文化的译介方面占有及其显著的地位。他所遵循的翻译原则有三：（1）译文必须立足于忠实原作，准确地再现原作风格；（2）译文必须通顺流畅，特別是译诗，必须给人以自然而优美的感受；（3）不同的内容必须采取不同的译法。

弗斯（J.R.Firth）是伦敦学派的创始人，也是首个把该派的语言学理论运用于翻译研究。他认为：（1）语言分析是翻译的基础；（2）完全的翻译不等于完美的翻译；（3）在任何两种语言的翻译中，原语中某些意义的表达方式是不可能译成完全对等的目的语的。弗斯的社会语境思想和方法在翻译研究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传统的翻译课题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开辟了新的途径。

四、结论

总之，中国和西方的翻译理论都是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而两者之间既有不同之处，又有共通之处。中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阶段虽然不平行，但二者的发展历程相似；中西方翻译原则风格各异，如中国翻译理论言简意赅，西方翻译理论注重逻辑，但究其本质含义相近。由于作者能力所限，并未对中西方翻译三原则进行深入的评述分析。

参考文献：

[1]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增订版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98.

[2]马建忠《拟设翻译书院议》，罗新璋《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林语堂《论翻译》，罗新璋《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4]刘重德《试论翻译的原则》，罗新璋《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