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音乐差异论文

中西音乐差异论文（共8篇）

中西音乐差异论文 篇1

中西方音乐差异比较

音乐，无论是哪个国家的音乐，都是一门很深的艺术。从广义上来说，音乐是文化的延伸，是文化孕育出来的精华的一种结晶形式。音乐如同语言一样，具有很强的民族性，随着民族、地域的差异，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就像不同语言之间语法、词汇的诸多差异。中西方音乐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的，这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是分不开的。音乐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文化地域性差异形成的时候，音乐的差异性也就随之产生。

首先，中西方音乐的差异，体现在乐器上的差异。西方乐器的制作材料是以金属和各种标准化了的木料为主，特别是吹奏乐器，几乎全部是用金属或金属加胶木（或各种天然硬木，如乌木、红木等）等制成。诸如管、号、笛，大部分都为金属质地，小部分是由胶木或天然硬木为体。金属又可以根据人的需要随意组合不同的合金，十分有利于标准化和规格化。与之相反，中国乐器的制作则以天然材料为主。除了在特殊场合使用的旋律编钟和非旋律性的打击乐器，如锣、铃、铛、钹等外，在实际日常音乐活动中占绝对优势的如萧、笛、笙、瑟、筝、阮、三弦、琵琶，以及二胡、板胡等拉弦乐器，都是用木、竹、皮、石等天然材料制成。天然材料的使用意味着对自然属性的尊重，而自然本身的多样化和独特性又意味着人们无法对它们作质料上的标准化、统一化工作。于是，用自然材料制成的中国乐器就特别注重音色的独特个性。再从发声原理上看，中西乐器也有着微妙但很重要的不同。西方乐器为了获得音色上的共性，除了要求制作材料标准化、统一化外还要减少材料在乐器发音中的作用，尽量不让或少让器体参与发声时的振动。西方乐器，尤其是吹奏乐器，均以空气振动为主，以器体振动为辅。这样，西方乐器在获取共性音色的道路上，又排除了以上材料差异带来的障碍。因此，乐器的不同，使得音乐的风格完全不同。

再者，中西方音乐的差异，体现在审美的差异。正如《中国音乐审美导论》中提到：“在审美追求上，中国音乐艺术以‘和’为理想，尚虚无，求空灵，讲韵味，求深邃，讲意境，求气韵生动，强调直觉与领悟，注重生命本体。这与西方音乐求深刻，强调理性与思想，把实有，意义与情感作为精神支柱的音乐审美特点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我看来，当今的音乐美学史，实际上是一部中国音乐美学思想与西方音乐美学思想互相斗争、交融、互补的历史。中国传统音乐主要表达儒家的和谐，礼仪之美；道家的自然，天人合一；佛家的空灵，悟性，禅意等，相对比较主观。这和中国的绘画，书法追求神韵，重意境的审美情趣是相通的。所以多讲求和谐、幽美、深沉，旷达等。是人的内心世界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的自然流露，突出“情”和“景”的交融。如在听《梅花三弄》时，你首先能感受到的是景，然后通过此曲结构上采用循环再现的手法，重复整段主题三次，每次重复都采用泛音奏法，体现了梅花洁白，傲雪凌霜的高尚品性。西方古典音乐在西方戏剧的发展背景下，着重美学及功能性，故此比较客观。西方古典音乐以深刻严肃见长，突出主客对立，大都带有正剧或悲剧色彩，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艺术精神的“壮美”。对于艺术的态度，东西方之间肯定是截然不同的。

再者，是音乐创作和音乐理念的差异 ：中国传统音乐，没有一套完备的作曲理论与法则，较易失传。而西方古典音乐技术层面上有理论，有规范，有大量的文字和音响文献，易于流传。中国传统音乐以线条为主，而西方古典音乐更讲究和声。就如中国的绘画和书法讲究的是线条的艺术；西方的绘画讲究的是面，立体，光影的艺术。中国传统音乐注重气息，神韵，而西方古典音乐更讲究节奏，气势。就如中国的绘画注重写意，似与不似之间；西方的绘画注重写实，表现盛大的场面。

最后，中西方音乐由于历史、文化等原因,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其主要表现在中国音乐着重于情韵,而两洋音乐注重的则是音乐本身的和谐性;中国音乐发展自然过渡,一脉相承,西方音乐发展则呈块状结构和阶段性特征;中国音乐体现为单纯的模线性织体思维,以线条为主,而西方音乐则倾向于横交叉的立体状织体思维,更讲究和声;中国音乐语言偏重心理,略于形式,极富变量,为开放性结构,而西方音乐形式严谨,结构具有封闭性特征;中国音乐尚善尚美,追求虚静空灵的意境,注重感觉,而西方音乐却讲究理性与情感的统一,追求力度与强度,乐思明晰而实在。因此，形成完全不同放的风格。

东西方的音乐有这么大的差距，根源来自中西文化上的差异。西音乐功能上的这种不同，其根源即在于中西文化上的差别。这个差别是：西方文化重外部知识的获得，中国文化重自身生命的享受；西方文化传统是以知识为本体，中国文化传统则以生命为本体。所谓以知识为本体，是指西方人将知识的获得作为自己生命的动力和目的，作为衡量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志。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定义在西方人的信念中具有两千年不动摇的统治地位，就正说明了这一点，因为知识正是理性的花朵，智慧的结晶。早在古希腊，西方人就以追求知识的执着而著称于世。在西方人的心日中，追求知识已不仅仅是人类生存的一种手段，而直接就是自己的生命所在，就是人生的全部意义所在。在古希腊人的心目中，似乎除了追求知识的科学之外，就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他们去追求，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满足他们灵魂的需求，赋予他们的生存以意义。

与西方文化之追求知识不同，中国文化则选择了生命。总体上说，中国所有的哲学都是生命哲学，中国所有的宗教都是生命宗教，中国所有的艺术都是生命艺术。中国最普及的学问是养生之学，中国持续最久、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思潮亦为生命思潮。可以说，中国文化就是以生命为本的文化。所谓以生命为本，就是指文化的一切功能都指向人的生命的安乐与长久。生命的安乐与长久当然首先体现在肉体与感官上面，所以中国文化从来没有西方那种以灵魂蔑视肉体，以理性禁锢感性。恰恰相反，中国文化是以感性为本体，是把理性融人感性，把灵魂归为肉体。中国文化中有一股强烈的身体化倾向。所谓身体化，就是将整个生活的意向都导向身的需要与满足。老子说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又说圣人为腹不为目，就包括了这个意思。

追求知识，认识自然，故西方文化天然地具有一种外向性品格，表现出一种对外部世界的强烈的征服欲和占有欲。而注重生命，追求安乐，则自然会使中国文化具有自得、自足的内向性品格，使其具有一种收敛的、封闭性的特征。西方文化侧重知识的获得，而知识是客观的、外在的、条理化的，故而其心灵的结构是开放的，它有待于外部实践的检验、确证，并在这种验证之中才能确证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中国文化则不然。中国文化侧重生命享乐，而生命纯粹是个人一己之所有，享乐也只是个人感官的特权，故而其心灵结构是封闭的，它不需要外部世界的证明，不需要第三者的认可，只要个人自己的真切感受便够了。因为这个差别，所以中国人的心灵不像西方人需要一个外部世界支撑着、证明着，而是自己支撑自己，自己证明自己；它是在自己的世界中自得、自足。比如学术研究，西方是重在体系的完备、逻辑的严密、证明的充分，因为他们的成果是有待于外部实践的检验，有待于对方(读者)的被说服，并且只有在其成果被验证、读者被说服中才算实现了自身的价值。中国则不同，它不重体系的完备、逻辑的严密、证明的充分，这三者在中国学术中是可有可无、可强可弱的。中国学术所重的是对事物的直觉把握和洞察的深度，所以它往往只是写出思考的结果、问题的结论，而全不作逻辑的推理或事实的论证这些中间过程。中国哲学始终以语录体形式著述就是最典型的例证。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在中国学者看来，他只要把自己所体认到的东西写出来就够了，他不需要说服读者。中国学者对读者当然也有自己的期望，但这期望不是被说服，而是能引发他们作同样的体验和感悟。而且，尽管有期望，却并不执着，也不勉强，因为他们的学术研究、学术著述本身就是自得、自足的。西方音乐的重娱人和中国音乐的重娱己，正是由此决定的。重娱人，即重视别人的是否被娱乐，正是同西方学术的重视别人是否被说服相关联的；而重娱己，则是关注自己在音乐活动中的真切感受，这显然是同中国学术的自得自足联系在一起的。

对于我们，对东西方的音乐的了解也许只是停留在自我的感觉上。就我而言，我认为西方的音乐比较大气，它用许多重金属的乐器打造一种磅礴的气势，给人以一种震撼的感觉。西方的音乐擅长将流行元素融入其中，以轻快的风格，或是rap的唱法，给人一种很活泼，很开心的感觉。而东方的音乐，悠长，婉转，给人一种缠绵的感觉。我喜欢西方的摇滚，富有激情和活力；我喜欢东方的悠扬，舒适和绵延。

中西音乐差异论文 篇2

婚礼作为人们生活中一个具有独特意义的仪式,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而婚礼的形式和内容,也随着文化环境和习俗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是地方文化特色的表现。而在婚礼之中,音乐作为一个重点内容,起到烘托气氛、展现情感的作用。但是随着中西文化和习俗的不同,婚礼音乐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二、中西婚礼音乐的差异性

(一)中国婚礼音乐欢快,西方婚礼音乐庄重、浪漫

在传统的中式婚礼之中,常用的音乐是《喜乐年华》《喜洋洋》《步步高》《金蛇狂舞》《百鸟朝凤》《好日子》等,音乐风格热烈欢腾中透着祥和,营造出一片热烈欢庆的气氛。而在都市人的婚礼之中,流行歌曲也在婚礼中备受喜爱,例如《今天你要嫁给我》《恋爱达人》《明天我要嫁给你啦》等轻松、欢快的曲目。

虽然如今的年轻人收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也普遍偏爱西式婚礼,白色婚纱和交换戒指的礼节在如今的城市人婚礼市场中占领超过80%的份额,但是及即使是在西式婚礼之中,仪式开始前常用的铺垫音乐也是《喜洋洋》等欢快、喜庆的音乐,这也是中国婚礼音乐受传统根深蒂固的习惯影响的表现。

而西方婚礼则不同,西方婚礼展现的是庄严、神圣和浪漫,在婚礼之中,常用的音乐曲目是《At Last》《What a Wonderful World》《I Only Have Eyes for You》等,这些曲目的共同特点是悠扬、浪漫,富有情调,营造出浪漫、舒缓的气氛,西方婚礼中常用蓝调风格的曲目,也是为了创造出这样的婚礼现场环境。而《婚礼进行曲》更是西方婚礼的经典曲目,如今已被世界各地人们所接受并喜爱,开头的四个管风琴重音,能够起到震慑全场的庄严效果,表现出婚礼的庄重和圣洁。而西方婚礼中另外一类倍受欢迎的曲目则是交响乐,这也是西方婚礼偏爱庄严、肃穆、隆重风格的音乐特点。

(二)偏向各自不同的民族乐器

中西方具有不同的民族乐器,这些乐器各有各的特点,而中西方人群对于不同音乐偏好也反映在婚礼音乐的乐器选择上。以西方婚礼音乐为例,一些悠扬、深沉的萨克斯曲目就常被用作婚礼音乐,如《爱的协奏曲》《Right here waiting》等,萨克斯独特的音色符合西方人对婚礼浪漫的喜好。而一些交响乐也常被用作西方婚礼的音乐,如《Run Free》《费加罗的婚礼》等,这也反映出西方人深受西方古典音乐影响,偏爱能够表现出庄严、肃穆、大气磅礴音乐风格的乐器演奏。交响乐团之中的管风琴、大提琴、小提琴、长号等能够塑造出深沉、庄重、震撼人心的演奏效果,因此也被婚礼策划者所钟爱,被广为采用。

中国的民族乐器也有许多,在民间传统的中式婚礼中应用较多,如鼓、锣、唢呐等。在我国北方,许多农村嫁娶的乐队的主要乐器就是锣、鼓及唢呐,这几种民族乐器能够营造出响亮、热闹、喧嚣的演奏效果,在嘈杂的环境中也具有较高的辨识度,能够吸引人注意,符合中国人结婚时希望越多人知道越好、越热闹越好的心态,因此流传至今。

三、差异性成因分析

(一)中西婚礼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

在中国古代对人生五礼的分类,婚礼(古称昏礼)是继冠、筓礼之后的人生第二个里程碑,具有重要意义。而我国传统对重大礼仪、节庆的庆祝方法就是吹吹打打、觥筹交错,人气越旺越好,这是中国人传统文化中喜爱热闹的本性决定的。因此在中式婚礼上,“中国红”是主旨的颜色,新郎、新娘的礼服、张贴的大红喜字、新娘的红盖头等,都是红色的。即使如今的年轻人偏爱西式婚礼,也常常身着西式的白婚纱,新郎胸前佩戴的花也必然是红色。这都表现出中国人对婚礼的文化心理就是喜庆,这也是中国婚礼中音乐常常是欢快的节奏、也常用民间的喇叭、锣鼓、笙等进行表现。

而西式婚礼则不同,西式婚礼无论从气氛、仪式、婚礼音乐等表现出来的都是圣洁和庄重。西式婚礼在教堂中,通过牧师对新婚夫妻彼此的带领宣誓,一切都是在神前进行,表现出新郎新娘对彼此庄严的承诺和一生的约定。西方人认为,在神的认知和庇护下,才能求得永恒。因此婚礼虽然也是一件喜事,但是仍表现出庄严、神圣的特点。新娘身着白色婚纱、头戴白纱、手戴白手套都是为了表现新娘的纯洁。因此在这样的婚礼主旨下,音乐也呈现出相应的特色——偏向庄重和圣洁。

(二)中西婚礼仪式不同

在中式婚礼之中,喜宴普遍采用桌餐的方式,摆在人气较旺的酒店,在农村等地,喜宴一般摆在自家的后院。而在新郎新娘入场之前,宾客已经就坐,这时人们呼朋唤友,音乐也主要倾向于欢快、热闹的风格,从而配合气氛。而在一些北方城市,还有用车、轿迎新娘的习俗,南方家往往会雇人在路两旁用八面大鼓、两面铜锣随走随敲,则表现出对新娘的欢迎和重视,而西方婚礼则没有这样的仪式。

寻找中西音乐教育的认识差异 篇3

全书根据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划分为10个章节，每一章节都由一位学者负责统筹并撰写本章导言（Introduction）。通过对目录的研读，我们可以发现诸多有益经验。不同于我国的传统学科范畴界定，《手册》将音乐教育研究领域概述为政策和哲学（Policy and Philosophy），教育语境和课程（Educational Context and the Curriculum），音乐性发展和学习（Musical Development and Learning），音乐认知和发展（Musical Cognition and Development），社会和文化语境（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s），音乐教师教育（Music Teacher Education），音乐教育与学科关联（Music Education Connections），神经科学、医学和音乐（Neuroscience，Medicine and Music），普通教育成果（Outcomes in General Education），研究设计、批评和音乐教育评估（Research Design，Criticism，and Assessment in Music Education）。反观我国的音乐教育导论性质的著作⑥，通常划分为音乐教育的本质特征与社会功能、中小学生音乐心理发展、音乐教育课程、音乐表演学习与教学、音乐创作学习与教学、音乐欣赏学习与教学、音乐基础知识和识谱技能学习与教学、音乐教学设计与教学目标、音乐教学方法、音乐教学模式、音乐教学媒体、国外著名音乐教育体系、音乐教学评价、音乐教育研究、音乐教师。

显而易见，中国音乐教育学者习惯以“专业（方向）”这样的定势思维对本学科展开分门别类的研究，侧重于对单一专业方向的挖掘却似乎忽视了不同方向、不同学科之间的关联。音乐教育作为介于音乐学和教育学之间的一门交叉性学科的性质决定了音乐教育领域的研究者和学习者必须具备宽阔的研究视域和较高的观察视角，必须时刻关注音乐学科和教育学科乃至相关学科的前沿动态和发展趋势。《手册》的合理之处在于其目录中所呈现出的良好的多学科研究倾向和独到的学科关联，下面将以本书为主体，结合我国音乐教育研究现状选取部分章节进行比较研究。

近十年来，学界对于音乐教育哲学这一议题展开了持续而激烈的争论，但是对比《手册》中“政策和哲学”而言却显得眼界不够宽阔。众所周知，我国新一轮音乐教育哲学议题引起争议的主因之一便是音乐“新课程”标准中关于“音乐教育以审美为核心”这一论述。政策和哲学都属于较为宏观的层面，而政策的制定又直接由参与政策制定的学者的哲学观念所决定。反之，国家政策中的文字表述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校音乐教师和音乐教师教育课程的哲学导向，将这两个议题纳入同一章节统筹思考可谓是十分的精准。说到“音乐教育政策”，中国音乐教育学者在此方面也作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并取得了一批较具深度的学术成果⑦。不过一方面这些成果多为史学方面的汇编和研究，且对于音乐教育政策法规的学理、法理构建和当代音乐教育政策的法律体系构建以及我国音乐教育政策制定的趋势和规划涉及较少，还未能真正对这一领域进行有效研究。对比《手册》，塞缪尔·侯裴（Samuel Hope）《政策框架、研究和K-12学校教育》（Policy Frameworks，Research，and K-12 Schooling）分别从政策（Policy）、框架（Frameworks）、结构和复杂性（Structures and Complexities）、政策力量和技巧（Policy Forces and Techniques）、政策和音乐研究的性质（Policy and the Nature of Music Study）、研究问题（Research Questions）等方面结合K-12学校教育标准对音乐教育政策的法律框架建立、有效性运行、相关组织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等进行了全面且极具深度的剖析，对本章起到了导论性的作用。此外，约翰·J.梅林萌（John J. Mahlmann）的《MENC：一个恰当的案例》（MENC？押A Case in Point）、拉尔夫·A.史密斯（Ralph A. Smith）的《政策制定的近来趋势及问题》（Recent Trends and Issues in Policy Making）、约翰·W.里士满（John W. Richmond）的《音乐教育和法规研究》（Law Research and Music Education）等文也都在各自的侧重方面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论述。endprint

在此需要提及的是，在以上文章中大量出现的“推广”（Advocacy）一词。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特别关注音乐教育推广（Music Education Advocacy），推广即意味着需要音乐教育者及音乐教育相关组织通过游说、宣传等途径取得政策制定者、富人和公众对音乐教育的认同和支持，从而获得政策和资金上的倾斜，更好地提升音乐教育的学科地位，展开音乐教育课程及相关活动。如何发挥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等相关组织的作用，在更广泛的层面取得学科认同和支持是十分值得各位同仁思考的议题。目前我国音乐教育遇到的困境较多来自于公众的不认同，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家长希望孩子能够多学习一些音乐，尤其是器乐技能，然而如何使这样的愿望转变为对于包括学校音乐课程在内的学科认同还十分遥远。同时，虽然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九大音乐学院也相继开设了音乐教育专业，然而其地位依旧十分尴尬，“什么都会但什么都不行”的偏颇认识大有市场，这是需要同仁们进行反思的。“推广”一词不仅需要获得外界的认同，更需要明确学科定位，寻找学科自身价值，提升本学科从业者对于自身职业的认同，这才是至关重要的。余丹红曾言：我国音乐教育学科依旧未能尽如人意的原因之一在于学科定位未能厘清，学科准入门槛较低。单纯的哲学层面的争论似乎并不能解决这一看似简单实则艰深的问题，如何使音乐教育学科合法合理？从音乐教育政策和法规这一角度出发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

自从1980年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人文系副教授、美籍华裔音乐治疗专家刘邦瑞先生在中央音乐学院系列讲学中首提“音乐治疗学”开始，我国音乐治疗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纵观我国的音乐治疗领域和相关论著，其研究视野都集中于对普通人群心理和生理疾病的音乐治疗方面，偶尔涉及到专业音乐人群也是诸如对舞台焦虑等方面的关注。在《手册》“神经科学、医学和音乐”这一章节中，克里斯·齐斯基（Kris Chesky）、乔治·康德拉克（George Kondraske）、米丽娅穆·亨诺克（Miriam Henoch）、约翰·希普尔（John Hipple）和伯纳德·卢宾（Bernard Rubin）等人通过联合撰写《音乐家健康》（Musicians' Health）一文，从音乐教育的角度对专业音乐人士的健康问题予以关注。他们在国际交响和歌剧音乐家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Symphony and Opera Musicians）、北德州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等相关机构组织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对单簧管和小号的实例分析展开音乐教育视角下的相关论述。撇开其文章内容，尽管音乐治疗学同音乐教育之间的关联早已为学界所认同，上海音乐学院更是将音乐治疗列于音乐教育系的专业序列，然而音乐治疗和音乐教育之间的交集更多的局限于特殊儿童的音乐教育、矫治以及通过音乐教育对中小学学生进行良好的心理和人格塑造这一领域。通过《手册》的相关文章，我们认识到，在音乐教育和音乐治疗学科的交集里，我们有着更为广泛的研究领域。

诸如此类尚有很多，笔者认为，《手册》的意义除了其实质性的学科知识之外，更具价值的是本书的章节划分和选题所传递出的与众不同的学科研究理念和新的学科走向。本书用一个章节来专题论述神经科学、医学和音乐的重要性，尽管刘沛教授在本世纪初便提出“脑科学将会成为21世纪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新基石”⑧，慕尼黑音乐和戏剧学院（Hochschule für Musik und Theater München）音乐教育系主任沃尔夫冈·马斯特拉克（Wolfgang Mastnak）教授多年前在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也曾提醒要关注音乐教育研究中神经科学理念。然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在此方面取得的成果甚微，究其原因，学者的学术背景单一可能是最主要的。如马斯特拉克教授拥有心理学、数学、音乐教育、音乐治疗四个博士学位，他在应用神经科学的相关理论进行音乐教育学科研究时就显得游刃有余，而我国学者却只能感到力不从心，这需要反思我国现行音乐教师教育的培养体系。受制于我国整体的高校培养体制，如何在大规则束缚之下尽量培养本专业学生对于多学科（尤其是心理学、脑科学、统计学等理学知识）的学习，就需要我们好好加以思考规划了。值得欣喜的是，在近日教育部下发的《艺术学门类专业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提出拟从2014年起，提高艺术类招生文化课的控制分数线，其中音乐专业学生不能低于同批次普通文理科考生文化成绩的65%⑨。教育部此举就是希望能够提高艺术类人才的综合素质，为培养更高层次的跨学科高水平人才做准备。

在阅读《手册》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作为西方世界音乐教育领域的一本重要著作且汇集了众多知名学者参与撰写，在其目录中却未能发现“Pedagogy”一词，也没有出现国内每一本音乐教育学专著必会提及的奥尔夫、柯达伊、铃木镇一、达尔克罗兹等国际著名教学法。笔者联想到马斯特拉克教授在授课过程中曾言，西方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并不专门学习这些教学法，因为它们太老太落后了。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音乐教育学科长期远远滞后于西方，需要对奥尔夫等教学法补课学习，但是30年过去了，如果我们还仅只停留于这些半个多世纪前的音乐教学法的话，那就真的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我们必须逐步将学科从前科学主义向以心理学、脑科学介入的科学主义阶段过渡，通过相关途径同西方同仁一道展开对当代音乐教学法的研究。当然，不可否认，有一批同仁已经意识到了我国音乐教学法研究的弊端，如谢铭磊对约翰·法尔阿本德（John M.Feierabend）音乐教学法的研究⑩以及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于近年展开的同美国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11}的交流合作都是这些努力所取得的成果。

尽管本文只是选取了几点进行较为粗浅的比较研究，但笔者希望通过对于本书的介绍以及相关目录的摘抄和研究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发音乐教育界同仁对于中西音乐教育差异的思考，在突破传统音乐教育体系思维脉络的同时，以一种更加关注学科之间内在关联的理念展开音乐教育的相关研究，更好地推动我国音乐教育学科实质性的内涵建设。endprint

①Richard Colwell，Carol Richardson .“The New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Music Teaching and Learn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②据余丹红所说，本书已于2011年进行了再版工作，不过笔者目前尚未看到有发行售卖信息。

③在进行相关搜索时皆以″ The New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Music Teaching and Learning ″为关键词，由于不同的中文翻译方式无法进行精确检索，故并不排除有作者引用时只注明其中文译名的情况。

④杨艳迪主编《音乐学新论——音乐学的学科领域与研究规范》，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余丹红执笔第十一章“音乐教育学”延伸阅读；覃江梅《审美与实践之维：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上海音乐出版社2011年版。

⑤在非正式出版领域，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自2004年首次招收音乐教育各方向硕士研究生开始便将此书列为参考书目之一。同时，如谢嘉幸等学者也曾在不同场合对此书有所提及。

⑥在此以曹理所著《音乐学科教育学》（曹理等，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为例加以比较研究。选择此书并不是批评曹理或其著作，而是因为曹理作为我国当代音乐教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其著作及思想对我国音乐教育学界影响深远并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

⑦诸如姚思源《中国当代学校音乐教育文献》（1949—1995），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张援、章咸《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法规汇编》（1840—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张援《中国当代艺术教育法规文献汇编》（1990—2010），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金亚文《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学校音乐教育法规的建设》，《教育探究》2009年第3期；邬美洪《我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法规的历史演进》，《文教资料》2010年第2月号上旬刊；薛南《建国前音乐教育法规研究》，《北方音乐》2010年第5期；杨和平《清末明初中国学校音乐教育法规建设研究》，《交响》2011年第4期；代苗《20世纪以来中国学校音乐教育法规发展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08年度硕士学位论文；方骞《清末明初我国学校音乐教育法规建设研究》，浙江师范大学2008年度硕士学位论文；李宁《新时期我国学校音乐教育法规建设研究》，浙江师范大学2012年度硕士学位论文等。

⑧刘沛《脑科学：21世纪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新基石——围绕“莫扎特效应”的科学研究和展望》，《中国音乐》2000年第3期。

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3年印发《艺术学门类专业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10}谢铭磊《法尔阿本德及其音乐教学法初探》，上海音乐学院2012年度硕士学位论文。

{11}美国著名音乐教育学家、音乐心理学家，被称为美国音乐教育之父的埃德温·戈登（Edwin Gordon）曾长期执教于天普大学，他提出了基于心理学的音乐教育这一新的研究理念和教学方法。

余少鹏 上海音乐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

中西文化教育差异 篇4

中国的教育体制在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多少显得有点窘破，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声之下，改革也是一种必然，但如何改革才能真正有所突破呢？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需要慎之又慎！今天我写为什么西方的孩子更容易获得成功的文章是想警醒国人，继续发挥中国上千年来最大的传统美德：学其精华、弃其糟粕；把西方好的学习模式和教育方法引进来。希望咱们的改革能朝着最有利的方向发展。

一、学校的教育

1、中西方教育的本质区别：西方教育是一种尝试教育，先让学生尝试进行体验，在体验中发现难点，然后在解决难点中积累经验，最后，得出结论，那是真正属于自己研究的成果。中国教育是一种灌输式教育，先将成人的经验告知学生，让学生按已有成功经验去操作（并非所谓的真学习）按部就班，在经验的指导下学习实践，同样，也是可以得到自己的结论，但是往往很难跳出已有的固定模式。两者的最大差异就在于西方教育以人为本，从人的学习的本能出发，符合学习论，而中国教育是一种消除错误的“生产”教育，将学生当作产品，希望在生产线上生产出的是合格品，而不是次品。正是不能正视“学习是可以犯错的”这一规律，使得学生缺乏应有的创新思维。

2、从教师在课堂中所起的作用看中西方文化教育的差异： 西方教育大都是基于人文思想展开的，从小开始培养人的实践和分析能力，鼓励思想的自由，并对自己的言行负责。教师的作用，主要是指引者，往往像朋友一般和学生一起去探讨问题，对于学生的疑问，经常一指图书馆，让学生自己去寻找资料，自己做出判断，尽可能的不去影响学生的自主思考。它最大可能的保护了人类创造力的根源——思想的自由和自主。如何让学生在课堂上感觉开心，使学生能够积极投入学习，这在西方是老师常常思考的问题。同时教师鼓励学生在课堂积极发言，学以致用。在中国，课堂属于老师，老师在讲台上涛涛不绝的讲课，学生认真的听讲、记笔记，对课本的答案和教师的答案深信不疑，是一种倾向性的灌输式教育。学生和老师之间缺乏紧密沟通，造成学生被动的接受知识，牢而不固。

3、考生成绩的计算方式也是中西方文化教育的一个显著差异 在西方学生成绩的计算方式是：课堂纪律和出勤率占15%，课余作业成绩占15%，小组互动讨论占20%，论文写作和答辩占50%，从这几个方面来综合评估学生的综合情况，比较客观和公正。由于西方教学的目的是运用，而不是分数，所以分数只是一个参考值。

在中国，成绩是学生、家长和学校的命根子，一切唯高分是从。一些综合分数低，而偏科成绩比较严重的学生，反而被埋没了。成绩主要以期中和期末考试成绩来定，主要是笔试，比较单一，另笔试的成绩很容易被复制。像高考这种一考定终身的方式很容易因为发挥失场，而与大学教育失之交臂。高分低能那是我们国人的最大悲哀呀！

4、从知识层面来说，西方教育更容易发掘天才：

西方教育重视学生创造力的培养；注重对知识的灵活应用，重视“广”和“博”，对学生的教育是点到为止；西方的基础教育在达到最基本的要求的基础上，允许学生有较大选择的自由。比如，一位学生对物理、化学或生物不感兴趣，感觉有很大的困难，可以只选修比较基础的课程，而选修较多的自己擅长的感兴趣的课程，只选修理、化、生其中的一门，同样可以达到高中毕业要求，也能进入顶尖大学，同样有机会成为“精英”。

中国教育重视基础知识的巩固，注重知识的灌输和知识的熟练掌握，重视“精”和“深”，以数学为例，中国教育使用题海战术，教师让学生重复练习，直至“炉火纯青”的地步；所以说，中国教育是“精英”教育，把那些不能把知识学得精深的人淘汰出去。中国教育要求数理化各科面面俱到，哪一科学得不好都有可能对人生前途造成致命的影响。

二、家庭的教育

社会的竞争，决不仅仅是知识和智能的较量，更多的是意志、心理状态和做人的比拼。由于历史传统、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中西方家庭教育观念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这些差异中，我们可以找出许多值得中国家长学习的观念和做法——

●西方家长从小就培养和锻炼孩子的自立意识和独立生活能力。重视孩子从小的自身锻炼，他们并不煞费苦心地设计孩子的未来，而是注重孩子的自由发展，努力把孩子培养成为能够适应各种环境，具备独立生存能力的社会人。他们的家庭教育是以培养孩子富有开拓精神、能够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为出发点的。让孩子自己动手修理摩托车，分担家里的割草、粉刷房屋、简单木工修理等活计。此外，还要外出当杂工，如夏天替人推割草机、冬天铲雪、秋天扫落叶等。在这种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孩子逐渐成长为具有独立生存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公民。

中国的许多家长望子成龙心切，因而超越孩子实际水平的高要求、拔苗助长的教育方式、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在家庭里到处弥漫。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除生活上加倍关心外，家长最关心的是孩子的学习。似乎学习好就是万能的，而对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心理健康程度、道德情操以及公民意识等则关心甚少，有的甚至完全不顾。从孩子出生到成年，家长几乎把孩子的一切都包了下来，做饭、洗衣服、打扫、攒钱供孩子读大学、出国、结婚、养儿育女等。尽管我们的家长都希望孩子成才、幸福，而这样的家庭教育既不可能令孩子成才，也难以让孩子得到幸福，因为社会的竞争，决不仅仅是知识和智能的较量，更多的是意志、心理状态和做人的比拼。

●西方的家长更加重视孩子健康心理的培养，因而很注意与孩子的情感交流，关心孩子的心理需要。家长把快乐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教育内容来实施。他们经常和孩子一起讨论问题，孩子遇到不顺心的事也愿意跟家长商量。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健康的心理对于孩子的成才和健康人格的塑造至关重要。

而中国家长对子女的关心基本上集中在孩子的生理需要方面，很少关心甚至根本无视孩子的心理需求，忽视孩子健康心理的培养和性格、意志的磨炼。其结果是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过低，以至经不起生活中的压力和挫折，即使是一件小事也能使他沮丧、颓废、自暴自弃，动辄离家出走，甚至轻生厌世。

●西方家长重视从日常行为与情感中对孩子进行“做人的教育”，注重从内心情感去尊重别人，看重的是日常生活的行为与习惯的培养。而我国家长和幼儿教师往往脱离孩子心理发展的实际，例如幼儿园时就提出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伟大理想主义的教育，忽视基础的行为习惯、良好的人际交往等与孩子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做人的教育”。我们一直谈教育要循序渐进，这不仅适用于智力教育、知识教育，同样适合于做人做事的道德教育。现在我们的孩子道德观念淡漠，社会性发展差，这与家长忽视对孩子最基础的“做人教育”不无关系。

●西方家长“鼓励创新”,鼓励孩子去超越前人，相信孩子具有同成人一样的独立研究和动手的能力，能以宽容的心态去营造一个利于培养孩子创造力的环境和氛围。他们对孩子所做的种种探索行为往往持积极、肯定的态度，鼓励孩子在生活中提出不同的见解，并对其中的疑问进行积极的探索。即使家长认为孩子的某一行为并不具有积极的效果，他们也不会过多地干涉，而是让孩子在自己进行的探索中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并予以纠正。而中国家长往往“满足于克隆”，教导孩子在前人面前止步。对孩子的探索活动大部分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们往往把孩子自己进行的“探索活动”视作“胡闹”而加以制止。例如美国孩子拆了家里的闹钟，若能装回，多数家长会称赞孩子，若是装不回，许多家长会与孩子一道把闹钟装上，甚至鼓励孩子再拆、重装一次。但中国孩子若拆了家里的闹钟，就算自己能装回，恐怕也没几个敢告诉家长的。孩子往往在家长的严格管教下被熄灭了创造性火花。从以上的对比中我们不难看出，中西方的家庭教育从宏观到微观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外国家长重视的恰恰是中国家长忽视的。西方家长教导孩子：跌倒了自己爬起来，做错事自己纠正，自尊并尊重别人，全身心锻炼，按兴趣学习。他们鼓励孩子成为梦想家，成为自己心目中的成功者。中国的家长们，您不妨借鉴一下。

三、社会环境的影响

中西文化差异9 篇5

俞天然

摘要: 用了四个典型的中西文化差异来做中西文化的比较。体现出随着时代一天一天进步,中西文化有了很大的差异。

关键词: 饮食文化差异, 服装文化差异, 服装文化差异, 学习差异, 宗教差异 正文: 随着时代一天一天进步,中西文化有了很大的差异。中西文化差异一直都是一个受到热议的话题。我觉得最能体现差异的有几个点：饮食文化.服装差异.学习差异以及宗教差异。

首先饮食文化的差异，简单来说就是中餐和西餐。在用餐中，中餐往往是用筷子以及勺子，上菜一起上，一盘菜一起吃；而西餐是用刀叉，有着规定的用餐顺序，一人一份并且是一盘吃完了再上另外的一盘。从饮食上就可以明显的看出中西饮食文化的不同，中式饮食喜欢热闹不管是火锅还是家常菜都是一起吃，说说笑笑；而西式饮食文化者让人感觉是安静优雅的。另外主食各不一样，中式主食是饭，而西式往往是牛排。

其次在服装上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婚纱的颜色；中式婚纱通常是红色，代表喜庆和吉祥；而西式婚纱则是白色，代表纯洁。这是因为文化的差异造成的不同。另外，中式传统衣服是旗袍，而西式则不同。

客观上说就是西式教育和应试教育。应试教育顾名思义应付考试的教育，要求学生把东西死记硬背，而西式教育相对来说的比较自由，但是需要很强的思维方式。当然这两者都有利有弊。

中西的宗教信仰也各不相同，基本说就是佛教和基督教。

中西文化差异探讨总结 篇6

高二1班 李文静 指导教师：张秀芹

这次研究性学习通过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探讨，使我们了解到了中国与西方国家文化在饮食、宗教、节日、服饰、礼仪等方面的差异。帮助我们从理解中外文化到扩大知识面及开拓视野，从了解和学习外国文化，到加深对外国文化的借鉴和吸收，来提升自己的文化素质，从而产生对政治文化生活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通过这次的研究性学习可以使我们改变学习观念和学习方式。从探究中找到使我们更深刻的知识。其次，团队精神、合作至上是很重要的。研究性学习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单凭一人之力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完成的。这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合作，是整个团队，是大家共同的努力。我们组员通过多种方法来收集中外文化差异的有关资料。通过了解中外文化的类型、由来、意义，分析、整理、归纳出中国外文化的差异。小组成员思维活跃，善于探索，敢于质疑，有创新精神和一定的整理资料的能力。另外，通过研究性学习，还加强了我们的综合素质，增长了课外知识。

中西音乐差异论文 篇7

1. 中西物质文明差异

从自然地理层面上看, 中国为三面连陆一面靠海的温暖湿润、幅员辽阔的半封闭式边缘地形;而西方是干冷湿热、狭窄分散的相对开放式的海洋地理环境。从生产形式、经济模型和经济生活形态上来比较:中国是自给自足以农耕经济为主导的生产方式, 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模式也基本上是内向型的;西方则是以发展工商业为主的, 同时进行海外迁移和征服, 经济运行模式为外向开拓型。中西方各有其社会组织形态及相应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秩序。中国传统上是以亲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国宗法专制制度;西方则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城邦民主政治制度。

2. 中西不同的物质文明造就了不同的音乐理论

(1) 有机性与机械性的音乐认知体系。一方面, 中国的音乐认知体系是直觉的, 受其哲学有机宇宙观 (宇宙由气、道、阴阳、五行构成) 的支配和操作;而西方的音乐认知体系则是逻辑的, 受其古代哲学机械宇宙观 (宇宙由原子、几何、数构成) 的支配和操作。另一方面, 中国的音乐多倾向于感性, 重视心灵感应、意境;西方的音乐多偏向于理性, 重描述事实, 再现真实。

(2) “天人合一”与“物我两分”的创作本源。中国音乐在儒家倡导“温良恭俭让”的中庸哲学下, 注重情感表现的委婉与节制, 向往怨而不怒、乐而不淫的温软柔情和温柔敦厚的含蓄有致, 是在宁静淡泊的闲情逸致下追求的最高境界“中和”之美;而西方的音乐则崇尚的是刚性之美, 倡导英雄主义与悲剧精神, 洋溢着率性的铺张、浪漫的激情和深沉表达的气势, 是一种灵肉关系的生命体现, 是人与万物并列关系的意识体现。

(3) “气韵生动”与“循规蹈矩”的音乐美学原则。中国是对物质“气”在音乐表达及处理上体现的感性知觉经验幅度和状态的氛围, “气韵生动”这种美学原则, 同样适于整个传统艺术范畴, 其根本给予哲学自然观中的物质基础——“气”, 显示出一种有机生命对音乐声音、感情色彩、节奏轻重缓急处理的感性直觉经验幅度和状态。西方是乐音与原子一样构成了音乐和近代科学绝对时间空间中物质结构规则体系和机械运动观, “数、几何”这样的“循规蹈矩”可作为其整个艺术范畴的美学原则。

3. 不同物质文明影响产生的精神文明在中西音乐审美方式中的比较

(1) “文人音乐”与“严肃音乐”的感受方式。中国的音乐主要属于古代士大夫、知识分子典型的艺术享受, 故又称为“文人音乐”, 其大多具有典雅、高贵, 耐人品读鉴赏, 旋律意蕴悠长而深远的特点;而西方的音乐有着宗教音乐与世俗音乐的分野, 这种“严肃音乐”的感受方式实际上出自于对基督教的观念, 这类音乐的创造者也多为身份崇高的教职人员和贵族, 故西方的传统音乐大多宏大、肃穆、庄严、壮美, 纯净绝美得使人觉得能洗涤身心污秽, 和声旋律博大而恢弘, 令人臣服向往。

(2) 音乐审美的价值操作。中西文化源头的价值影响着各自音乐发展的审美倾向。众所周知, 中国文化是以互补的儒道二家为源头, 以道家的自然主义与儒家的人伦道德理念和济世哲学原理构成了阴阳互补的特别韵律, 讲求和谐、相互循环;西方文化则是以文明发源地希腊、希伯来产生的“双希”文化为起源, 以科学原理、数学公式为依据求达到音乐的数列化、几何化 (如复调、记谱、曲式) 、规则化、系统化。

(3) 音乐艺术精神的归宿与核心。简而言之, 中国是“自然论”和“天道论”的代表, 中国的传统音乐在其特有的物质文明影响下起源于祈求神灵、祭祀祖先、祈福江山社稷时的神圣仪式, 其多为抒发爱国的浓烈思情、或以对爱情的忠贞来抒发并引申出对天道自然的虔诚和向往;而西方物质文明造就的是“自律论”和“他律论”, 渴望展现出更多“人”的力量, 肯定“人”的价值和主体地位, 强调在发现潜质并充分挖掘, 追求梦想的过程中应保持心的博大和高尚。

(4) 中国的伦理人文主义与西方的人文主义在音乐艺术上的表现。中国的音乐给人的是平和、恬静、典雅之感, 文化品格强调的是集体协调, 现在是兼容并蓄、和谐共处, 展示出海纳百川的气度;而西方音乐则是庄严、静穆、宏伟走向震荡、激越, 其文化品格强调的是个性的独立和解放, 现在是复杂多样、千变万化, 展示出对生命的激扬和感动。

中西文化比较中关于文艺思想的比较研究是21世纪具有前瞻性的极具发展潜力和提升空间的研究领域, 本文取其“音乐意识”这一类, 从中西物质文明差异的影响入手, 在中西音乐理论、音乐审美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上展开了浅简的分析和论述, 望能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尽点微薄之力。

浅析中西悲剧差异 篇8

关键词：中西悲剧；求善求真；调和持中；对立冲突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7-0043-01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接触到的有关悲剧理论的观念都是来源于西方美学思想，我们习惯运用西方悲剧理论来探讨中国古典悲剧。因此很多人会得出结论，就是中国很多戏剧小说不能称之为悲剧。其实，中国古典悲剧是在中国社会历史、宗教道德、审美观之中形成的，而西方悲剧理论是在西方的社会历史、宗教道德、审美观之中形成的。它们来源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按照西方的悲剧观来评论中国古典悲剧。在这里，我们根据各自不同的发展环境来浅析中西悲剧有何不同。

一、悲剧的主人公

西方古典悲剧理论认为，悲剧的人物必须出身名门望族，他们应当是神话传说或者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但绝不可能是普通人。古希腊悲剧是将悲剧人物留给国王、贵族和英雄。

法国的古典悲剧对西方悲剧有着很大的影响。十七世纪的法国处于正规君主政体之中，这些上流人士注重贵族身份，在任何场合他们都会时刻注意保持礼貌体统。在这种环境下，他们注重文体的完美，优美的语言是他们所推崇的。而文体最完美的体现就是悲剧。法国古典悲剧是以讨好贵族与侍臣为目的的。作品结构匀称，整个故事开端、起伏、高潮、结局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所有剧中的人物都是宫廷中的人物，整个戏剧就是贵族社会的写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1]

因此西方一直主张悲剧是最高尚的体裁， 其主人公必须是具有高尚感情和愿望的“上流”人物。亚里士多德说过：“最好的悲剧都取材于为数不多的家族的故事”；“现在最完美的悲剧都取材于少数家族的故事”。[2]这种观点直到近代才有所转变。

而中国的古典悲剧从一开始， 对悲剧主人公就没有过多的限制，对他的身份、地位等并没有过多的限定，他可以是普通的百姓也可以是贵族。中国古典悲剧并不是用来讨好权贵的，它更注重人物心灵的美， 注重悲剧主人公的无辜，意图唤起人们的怜悯之心，从而与他人产生共鸣。而西方悲剧的主人公往往都是贵族，因此他们非常注重形象的美， 他们认为悲剧的主人公是美和崇高的化身。

二、悲剧的功能

中国的文学艺术其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伦理道德的教化。中国悲剧也不例外，它最大的功能就是道德宣扬。教化是中国古典戏剧最重要的审美理想表现。

中国悲剧的矛盾冲突都是伦理善恶的对立，其结局也必定是扬善惩恶。不管中间过程如何，结局都是邪不压正，正义取得胜利。开始悲剧人物的受苦受难意在引起观众的共鸣，在磨难之后的正义胜利能使道德伦理得以强化。这正是因为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对中国悲剧的影响，是人们坚定道德信念的体现。

但是西方的悲剧并不在意善恶，而是强调求真，即认识人生和世界。这与西方的美学思想相关。柏拉图认为，衡量包括悲剧在内的诗歌的标准就是其真实性。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功能是“净化”，观众会在观看悲剧主人公时产生恐惧和怜悯，让情感得以宣泄。而在黑格尔看来，所有的艺术都反映着真理，悲剧更能让人恐惧和怜悯，通过悲剧任务的冲突达成的另一方的毁灭而形成的“和谐”，揭示了“永恒的正义”。 [3]

由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在悲剧功能观上，中国是向往善，西方是向往真。

三、悲剧的结局

中国悲剧不管过程如何，必定以某种“大团圆”为结局。如《梁山伯与祝英台》虽然是大家公认的悲剧作品，其结局却是双蝶飞舞这种意在团圆美好的结局。看起来像是悲剧的戏剧却往往都是以“团圆”的形式作为结局的。

之所以会有这种“团圆”的结局，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儒家思想一直被中国古代奉为正统思想，它的思想体系深深影响了中国哲学千百年，至今都影响着中国的哲学体系。儒家讲究以和为贵，主张中庸之道，而禅宗所强调的生死轮回的观念，使人们深信轮回报应。所以中国古典悲剧创作强调调和持中，悲喜相间、和谐适度。[4]

而西方的悲剧观基本上遵循着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的定义： “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而一般悲剧的情节特点就是：“其中的转变应由顺境转入逆境”。悲剧的审美情感是：“要能引起恐惧与怜悯之情”。悲剧的最终目的是：“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5]

在亚里士多德之后，黑格尔认为普遍的伦理力量有三种：“首先是夫妻，父母，儿女，兄弟姐妹之间的亲属爱；其次是国家政治生活，公民的爱国心以及统治者的意志；第三是宗教生活。”他认为悲剧冲突的内在根本动力和内容是其本身合乎常理的伦理力量。黑格尔强调真正的悲剧其实是各自合理的伦理力量或者是伦理力量各自的对立面，即“对”与“对”的冲突，或“错”与“错”的冲突。悲剧人物都持有自己合理的伦理观使悲剧陷入一种必须牺牲一方的境地。因此悲剧的最终解决方法，就是通过其中一方人物的牺牲，从而达到一种“和谐”，即实现“永恒正义的胜利”。[6]因此，与中国古典悲剧“团圆”结局相比，西方悲剧主张以大悲结局，讲究悲彻全篇、一悲到底的风格。

因此，在探讨中西方悲剧时，不能仅仅以西方悲剧观看待中国悲剧，也不能从中国悲剧观的角度去分析西方悲剧，我们应该根据它们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思想体系来寻找两者的差异，并根据两者的实际情况分析中西方悲剧差异产生的原因。

参考文献：

[1]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M]，1996.6

[2]乔德文.中西悲剧观探异戏剧艺术[J]，1982（01）

[3]廖建荣.戏以载道：中国悲剧与西方悲剧的本质区别——兼论大团圆结局根源古典戏曲今论[J]，2011（04）

[4]叶虎.中国古典悲剧“团圆”结局评析——兼与西方悲剧比较学术界[J]，1999（03）

[5]万书元，艺术美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5

[6]陈太胜，西方文论研究专题[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