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财务会计的差异范文

中西方财务会计的差异范文（共8篇）

中西方财务会计的差异范文 篇1

我国自93年以来实施的一系列财务会计制度改革，使我国财务会计在广泛的领域实现了与国际惯例的协调一致。但由于一国的会计受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水平、法律环境、金融环境、文化环境、政治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的财务会计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财务会计仍存在一定的差异。我国企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要遵循我国颁布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西方财务会计并不能在我国的会计实务中得到运用，但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和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财务会计也处于不断变革之中，了解中西财务会计的差异并分析差异形成的原因，对发展和完善我国的会计体系，提高会计人员对未来的适应能力有着重要意义。我国财务会计与西方财务会计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西方对财务与会计关系的基本表述

中国对财务与会计关系的表述主要有三种思路：首先是 “大会计观”，认为会计包括财务甚至可以代替财务，会计是一种管理活动，会计是管理的主体，财务是管理的对象，必须对财务实施会计管理。“财务管理实际上指的是对财务活动进行的会计管理。” 在我国会计学科体系设置上也与这种观点相符。我国财务会计主要的缺点是: 学科门类单一，讨论范围狭窄；注重核算多，重视管理少，只讨论方法，很少深入研究理论，即使在很少的理论研究中也主要是解释、说明制度，基本没有独立完整的学科研究内容。其次是“大财务论”，认为财政决定财务，财务决定会计，会计只属于财务管理体系中的反映和控制环节。这种观点是中国政府几十年来一直坚持的观点和实际做法，任何财务政策都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财政政策，中国十年的会计政策都是围绕着财务政策制订的。最后还有一种“财务会计并行观”。认为财务是一种管理工作，会计则为这种管理提供信息服务，主张借鉴西方的经验，从机构设置上将两者分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越是发展，企业的理财活动必定日益显示它的重要性，它将同企业的经营活动并驾齐驱，共同影响企业的成败。

而西方国家基本上认为财务与会计是两门学科，各自有其不同的理论体系。在他们看来：“会计是一种技术，它是对财务性质的帐项，用显明的方法，以金额来记录、分类及汇总，并对其结果做出解释。” 在英美国家的大型企业中一般将财务与会计机构分开，在财务副经理之下设有财务长与主计长，财务长的主要工作是负责筹集资金、处理与投资者的关系、投资、股利分配、银行和保管、信用和收款以及保险等；主计长的主要工作是提供内外部报告、计划控制、经济评价、保护资产、税务管理、信息处理、内部审计等。

二、中西方财务与会计经济环境的比较

（一）经济制度的不同

我国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度，而西方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根本在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归属。西方的经济制度经过工业革命以及漫长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渐确立资本私有制。对私有财产的采取“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定。任何会计方面的法规、政策、方法甚至法律的制定与修改都要在最大程度上与私有财产的发展走向相一致。一旦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势必会遭到他们的强烈的抵 制。所以，会计立足于纯粹的商业活动，因此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 ,会计可以建立起本身具有独立性的全面概念框架;会计工作的基本职责之一在于保护所有者 ,债权人 ,即投资者的利益。

西方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典型的竞争性市场经济 ,其基本特征是实行自由企业制度;公司法对企业注册几乎没有什么限制;保护竞争 ,限制垄断 ,通过法律来干预经济，法律体系完备等等。在美国企业会计必须满足不同利益主体的要求 ,特别是企业股东的要求，提倡充分提示，企业会计行为受会计准则的制约.而德国的经济体制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它摒弃了传统的自由竞争和自己贸易 ,又避免了国家的过分干预 ,通过国家的有限干预 ,实现社会公平。

（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

经济发展水平,即国家贫富的程度 ,中西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对会计的地位、会计人员素质、会计教育乃至会计原则、会计方法的选择上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例如 ,在比较富裕的发达国家里 ,符合资本维护精神的各种会计原则和会计方法(如存货记耗的后进先出法、固定资产的加速折旧法 ,较长时间的亏损弥补期限等等)得到广泛的应用;而在欠发达国家里特别是经济情况较差的发展中国家里 , 资本维护的情况就不是很理想了 ,而且在落后国家里 ,利润较少 , 业务比较简单 ,会计工作量比较少 ,水平较低 ,伴随经济的发展企业不断成长 ,经济活动日趋复杂、企业管理中对会计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 ,会计工作 ,会计人员的水平,地位就不断得到提高。

在生产力与科学技术水平比较落后的中国 ,市场经济发展很不健全 ,结构层次也有待大大提高。在这种较为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下 ,会计理论的研究受到很大的限制 ,要发展我国的会计理论体系 ,其结果是人们在会计理论研究上 ,更多地改造甚至直接照搬西方会计理论 ,而没有形成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体系。

而西方经济的高度发展以及出于竞争压力和吸收投资者的目的 ,这无疑迫使西方对外报告会计的需要从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进行信息揭示和披露，和在财务管理制度方面的加强。

（三）经济体制不同 在我国，由于以前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一直将财务作为财政体系的组成部分，因而有关企业筹资、投资、股利分配等重大财务活动都由国家财政去统一规范。因而国家股仍然在绝大多数股份制企业中占控股地位。因此，企业财务管理的首要环节仍是处理企业与国家等之间的财务关系，这也正是中国关于财务与会计关系表述上存在“会计观”、“财务观”、“财务会计合一观”等存在的现实环境。于是导致了国家与国有企业在分配或是宏观调控上，集中财务与扩大企业财权上下功夫。相反，西方国家由于有比较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发达的金融市场环境。而且比较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发达的金融市场环境，财务不仅很少受政府的干预，而且由于其追求一种实效性的财务管理方式，因而财务管理中能够用足够的力量去处理筹资、投资和股利分配等问题，在管理实践中也将财务与会计分别设置机构，达到了理论与实践上财务与会计分离的形成。所以，在会计系统的逐渐完善的情况下西方企业的会计在各方面更加合理先进。

（四）经济开放政策不同

西方经济开放最早来源于早期的16世纪的对外贸易。经过漫长的对外各种贸易方式逐渐形成了比较全面的对外开放政策。商业贸易的自由化、政府相关保护性政策以及贸易者积极对外交流等条件都促使会计制度和方法各方面的快速 发展和弥补不足以更合理方式来促进经济发展。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一直都是计划经济体质，更没有确立合理的对外贸易政策。不仅在经济上至今仍存在较大差距，也导致了在后来的改革开放后会计意识落后，没有及时地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先进会计制度和方法。

三、中西方财务与会计会计核算基础的比较

（一）计价理论不同

我国是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价，而西方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计价。我国财产物资计价要按取得时实际成本计价，物价变动时，除国家另有规定者外，不得调整其账面价值。而西方财务会计的计价理论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在资产计价方面是遵循稳健性原则，可用原始价值反映，也可用重置价格，以及按“成本与市价孰低”方法按变现价格反映。

（二）固定资产折旧方法不同

我国是普遍采用平均年限法，而西方则普遍采用加速折旧法。我国绝大多数企业是采用平均年限折旧法，而只有少数企业，符合有关规定经批准方可使用加速折旧法，如电子计算机行业等。西方会计学家认为：“固定资产前期生产能力大，维修费用少，应多提折旧。”加速折旧法在资本主义国家得到普遍使用，并且在所得税法中规定用加速折旧法计算应税所得额。由于使用加速折旧法，企业对固定资产投资回收加快，可避免和减少投资风险，促进企业生产发展。

（三）会计核算形式

西方财务会计经济业务编制的分录是采用全部按顺序登记“日记账”的方式，以后再将日记账中的会计分录再过入相应的总分类账。我国是采用记账凭证方式,从取得原始凭证开始,审核后凭以编制记帐凭证,根据审核后的记帐凭证登记总分类帐、明细分类帐和日记帐,根据帐簿资料组织成本与收益的计算,期末在财产清查的基础上,结帐和对帐;最后,根据帐面记录编制会计报表。至于现金，西方是包括库存现金和银行存款，我国单指库存现金。

西方财务会计采用转回分录，即对按常规程序处理的、事后才真正发生的经济业务调整分录，到下一会计期初又将相关的前期调整分录的借、贷方全部冲转回去。我国会计制度没有这种程序，如月末企业“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平衡后，就不再作会计分录，待下月初收到有关凭证后才正式作有关分录。

（四）存货盘存计价

西方制造企业多数用“永续盘存制”、商业企业则用“定期盘存制”（即实地盘存制），我国工商企业大多采用“永续盘存制”，只是某些条件不具备的小型企业可采用“定期盘存制”。

参考文献：

[1]周浪波、刘剑锋：《财务与金融》1998年第04期 [2]郭复初：《会计管理论为何难以成立》，《会计学家》1990年第4期

中西方财务会计的差异范文 篇2

一、会计移植是实现国际趋同的主要方式

在经济全球一体化下, 人类为了寻找适宜共同发展的规则和自身的快速发展, 法律移植成了各国学术界及实务界的共同话题。

法律移植归纳起来有三类:第一类是水平相当的国家之间进行移植;第二类是落后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法律移植;第三类是区域性法律统一运动和世界性法律统一运动。[1]就其方式而言, 第一类着重是“互补”, 第二类着重于“完全采纳”, 第三类是“同化或合成”。目前我国的会计移植只能是完全采纳IAS, 理由:一是由目前我国国际地位决定。会计标准的国际化不仅仅是技术性、操作性问题, 其实质是强权国利益之争搏弈的结果, 实质内容更多地体现英美等西方国家会计准则的精神[6]。我国从1993年开始与国际准则不断协调发展到今天的全盘“移植”, 完全趋从于IAS。二是目前我国的会计准则依据的是IAS精神, 在框架结构内容上达到了实质性的趋同, 如基本会计准则, 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的概念框架一致。三是在2007年首届企业会计高层论坛会上, 财政部副部长王军表示:“我国会计标准在成功实现从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转换的基础上, 顺利实现了会计审计准则的国际趋同。”四是内容上与IAS对比, 实质性差异不足十分之一。如对特殊类别交易 (如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等) 和特定类型行业 (如石油和天然气采掘业等) 的会计核算提供了具体的规定、不允许转回已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针对某些政府补助的特殊会计处理和不具有投资关系的国有企业之间的交易不作为关联方交易披露等。

二、会计移植对象的不确定性

(一) IAS本身不稳定

表现之一现行的IAS之间仍存在内在逻辑的严重冲突, 最典型的是对会计计量属性的规定, 其中不一致的最大表现是金融业务 (事项) 与非金融业务事项确认与计量的冲突。之二IAS作为一种国际化的政治博弈与选择的结果, 尽管目前美国等强权国家占据绝对优势, IAS本质上是美国的会计准则, 但由于各国会计背景、社会环境等的客观差异, 决定了会计国际协调的进程肯定需要较长的时间并充满难度, 这个过程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 且一直处于朝令夕改状态中。之三IAS自身的动态变化无疑给中国与国际趋同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和复杂性。我国会计移植是自上而下由官方财政部以其具有最高的行政权限和强制力, 来保证新会计准则的快速有效推行, 所制定的会计准则力求使各种会计主体的会计程序和方法偏向统一。要维护一个组织的统一性、政策的一致性对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来说至关重要, 否则一个多变的政策必然引发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 降低会计准则的的权威性并影响其执行力, 正如我国近年来对债务重组、非货币性交易、投资等准则的反反复复调整就是最好的例证, 财政部基本成了“救火员”, 相对会计准则而言《企业会计制度》的高度稳定性受到实务界的普遍认可。之四没有可借鉴的移植IAS的成功经验, 目前欧共体各国采取渐进式实行IAS, 即使核心成员美国也是有条件的接受。安然事件爆发后, 在各界对会计准则批评的强大压力下, 特别是美国国会明确要求采用PBA模式制定会计准则后, 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采取积极的姿态, 表示将积极推动美国公认会计原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协调。这次会计改革波及面之大, 影响的不仅是为数不多的跨国公司、上市公司, 还有占企业数量80%以上的中小企业, 现实中会计制度与会计准则两者的并存, 谁优谁劣, 企业作何选择?势必带来整个会计界的思想混乱。只有政令统一并保持相对稳定, 使公众渐进理解接受准则, 才能到预期目的。

(二) 会计国际化的标准不唯一

会计国际化既表现为不同国家和民族所面临问题的相似性, 也表现在不同文化集团面对这些问题采取的解决手段和方法也有共性, 这也是目前会计国际化的主要观点:减少或消除差异, 其目标是寻求各国的共性, 尽量减少国家间的差异, 消除不必要的分歧, 已达到国际间的可比性、同质性。国际趋同只能表明全球经济发展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问题, 如跨国公司、B股上市公司对外所要提供的财务报表可靠性问题, IAS就是各国对这些共性博奕的标准答案, 这个答案只能在一定范围适用, 法律和它所依赖的社会关系联系密切, 没有完全一样的社会, 即使在两个紧邻的、交往非常频繁的国家, 它们的差异也会是明显的, 所以, 这个单一答案并不适合所有国家的所有企业, 只能在特定范围使用。而且这些共同问题并不只有一个答案, 更不表明这些答案只能以某些人如西方权势的意见为标准。这些标准在具体应用时其表现形式也是千差万别的, 如IAS/IFRS翻译成欧盟等非英语国家的语言时, 由于在文化和理解方面存在差别, 或由于原始文本本身的概念不清晰, 可能已经部分丧失了准则的原意, 很自然形成各国执行的标准不一致问题。

(三) 对他国会计准则认识的局限性

IAS作为一种法律它是一个多方面统一的综合体, 与它的环境即它运作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紧密联系, 最好的法是“最适合本国情况的”, 最能适当反映一国“自然状态、政制、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等不同的因素的法[2]。因此这种“最好的法”当然是难于移植的, 法律和社会的关系如此紧密, 以致于人不“克隆”整个社会就无法“克隆”一种活的法律, 甚至一条在现实中运作的法律规则。

(四) 会计国际化的目标难以实现

成立于1973年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 (简称IASC, 下同) , 一直致力于促进IAS协调, 统一“会计语言”作为国际通用商业语言, 我国政府也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国际趋同的决心。会计国际化目标是寻求各国的共性, 尽量减少国家间的差异, 消除不必要的分歧, 已达到国际间的可比性、同质性。由于世界上各国发展水平不一致, 经济、文化的差异是现实地存在的,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实现制度的整齐划一是很难的。世界上并不存在一套抽象的、无背景的、普遍适用的法律, IAS难以反映各地的实际情况是难以达到执行一致性的根本原因。建立能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各国毫无保留执行的全球大一统会计体系就只能是一个美好的理想而已, “世界语”即是反证, 其实行几十年来并未成为统一全人类的语言文字“趋同”的目标, 世界语未走出世界语协会的范围, 至今并无一个国家或民族认同它。因此, IASC所制定的也只能是一套为各国制定其准则的基本准则[3], 而不是全球适宜的、统一的、标准化的具体会计准则, 否则国际趋同也只能是一种美好愿望。

三、会计移植对象与中国特有文化的不相容性

IAS是以西方文化为土壤的, 是开在西方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上的花!西方人长期在这种文化下熏陶, 能够从内心深处认同并愿意认真执行会计准则。 (文章所提西方文化主要以美英文化为主)

而中国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有明显的不同, “儒家文化是一种人本主义文化”[5]。儒家文化是以人为中心, 重视人与人、人与物、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强调和谐、协调的整体观。

(一) 儒家重服从轻民主

儒家的核心是孝, “百善孝为先”, 而孝的表现是孝顺, “我是一块砖, 那里需要那里搬”的思想长期指导着中国人的管理行为, 包括会计人员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都乐于接受来自政府的领导, 下级服从上级, 个人服从组织已成为大多数人的行为准则。由于中国服从文化脱离了西方民主的土壤, 不能完全做到公平、公正、公开, 无法发挥真正的作用。如收入准则第五条规定:合同价不公允时要按公允价确认收入, 这里不单单是定价问题, 还涉及会计准则的法律地位 (显然低于合同法) 、企业内部权力分配 (中国等级观念极强) 等问题。因此, 单第五条而言在实际中难以执行, 不是会计人员只要遵循“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就能简单了事。

(二) 重人情轻法制

中西方对于人性的假设是不一样的, 西方主要假设人性是恶的, 主张建立权利和义务清晰的抗衡制约关系, 人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型的关系, 按章办事。而中国文化侧重人性是善的, 关注的是人们之间的和谐, 因此关系、人情对于相对法律、市场而言更为重要, 中国是一个宗法文化的国家, 中国人特别讲求亲情, 关联方披露准则所提及的关联方及其关联方交易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所以, 企业发生的每一笔交易依据准则规定似乎都是关联方交易, IAS既不可能以一概全、也无法理清其中的关系。在这种人情和关系普遍的社会环境中, 明智的执法者总是在处理业务时要进行理智的权衡, 寻找出法律上过得去、情理也讲得通的中庸办法。如企业之间发生的以物易物非货币性交易按规定均要交税, 个别企业就以不入账不开发票办法避税。因此, 在我国不存在必须按照字面规定严格遵守法律的传统也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即使企业违法事件被查处, 只要当事人能够通过关系网络请有面子的人说情, 就能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三) 重和谐轻个性

传统的中国文化崇尚“中庸之道”, “枪打出头鸟”思想长期左右着人们要保持和多数人的行为和轨迹的一致, 往往不愿在正式场合与人争执, 参加各种大小会议总是一团和气, 使得问题得不到真正解决。有时又喜爱暗箱操作, 透明度不够, 企业的股东大会等重要会议常常流于形式, 不能发挥其既定功能。因此和西方人崇尚个人本位相比, 中国人能保持稳定和谐, 正如公允价值在实际运用时必涉及多方利益的冲突, 公允价值在现实中更多体现的是一种道德价值, 在缺乏据理以争社会环境中的会计人员就只能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 这种处世哲学不善于预见未来的危险性, 缺少创新发明的动力, 使公允价值逾加妖魔化。

(四) 重传统而轻变革

重传承, 不轻易改变, 其背后与易经“一动不如一静”的道理相合, 新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对概念的定义、分类、确认标准、计量属性选择等都没有给出一个相应的理论基础, 以及所得税准则等对传统的核算体系产生了重大冲击, 可以说是颠覆性变革, 打乱了对货币资金、应收债权业务、投资业务、所得税的核算条理和思路, 更何况准则并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让人们认识和了解, 其自身就是混乱的。这些新会计准则对业务处理不具体、不完整, 字里行间多是专业判断, 这对许多习惯于按部就班地执行法规制度、依样画葫芦, 不善于进行专业判断和政策选择的会计人员来讲难度很大, 应该说《企业会计制度》的结构体系及会计处理方法已深入人心。因此, 对于因循守旧、求稳健的会计人员而言在执行过程中难免会反对暴风雨般的变革, 会计移植作为一种革新的利器, 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无法发挥其功效, 即使政府高层管理者决心推行, 但从开始就受到基层的默默抵制或阳奉阴违, 会计移植成果就会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夭折。

(五) 重伦理轻科学

西方人提倡科学与理性, 对于事物的分析都是建立在科学、逻辑、分析的思维基础上, 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 没有太多模糊不定的说法, 答案只有yes、no两个,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对他们而言, “商品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已转移给购货方”很容易分辨, 提倡结果导向, 就事论事。但中国人却强调“天人合一”, 期望通过自身的内化修炼而达到价值的目标, “独善其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这种价值观的代表。所以中国人很感性, 什么事情却是“不一定”, “对”有时候不一定对, “错”也不完全就是“错”, 因为还要考虑时间、地点、背景等, 所以“商品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已转移给购货方”的“主要”很难把握。中国有些大超市将过季产品退回厂家、延迟支付工厂货款, 将经营风险转移给供货方, 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多角度解释。

基于以上认识, 尽管会计国际化趋势已成定局, 但我国目前所处的会计环境, 无论是深层的政治经济体制上还是表层的法规制度以及所处的文化底蕴上, 均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明显差异, 影响会计移植的文化因素是一个容易忽视的问题。我们在出台一个政策时就不能不照顾到绝大多数情况, 要根据实际情况再细化具体办法, 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可执行性, 包括不同层次、不同文化水平, 这也是由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 法律出版社〔M〕.1997.

〔2〕孟德斯鸠.论法德精神〔M〕. (张雁深译本, 商务出版社1982年版) 上册.

〔3〕雷光勇.全球会计:一个世纪的神话〔N〕.中国财经报, 2001.

〔4〕周红.欧美会计从国际协调向国际趋同过度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中国注册会计师, 2006 (10) .

〔5〕王辉耀.从孔子看中外管理思想比较〔J/OL〕.中国咨询频道, 2006.

〔6〕宋芝宏, 陈晓芳.会计准则国际化存在的问题〔J〕.会计之友, 2003.

〔7〕綦好东, 杨志强.中国会计准则制定.利益相关者的态度〔J〕.会计研究, 2003 (9) .

中西方战略的差异 篇3

中国人是实力政策的出色实践者，其战略思想与西方流行的战略与外交政策截然不同。在漫长的动荡历史中，中国的统治者认识到，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过分强调对具体事件的完全驾驭有可能会打乱大同世界的平衡。潜在的敌人比比皆是，帝国永远不可能享有绝对安宁。如果中国注定只能有相对安宁，它同样暗含相对的不安宁。在陷于冲突中时，中国绝少会孤注一掷，而依靠多年形成的战略思想更符合他们的风格。西方传统推崇决战决胜，强调英雄壮举，而中国的理念强调巧用计谋及迂回策略，耐心累积相对优势。

中西方的这一对比反映在两种文明中流行的棋类上。中国流传最久的棋是围棋，它含有战略包围的意思。对弈开始时棋盘上空无一子，对弈双方各有180枚子可用，子与子没有差别。两位棋手轮流在棋盘任何一点上落子，占据有利地形，同时设法包围吃掉对方的子。棋手在棋盘各处同时展开厮杀。棋盘上每落下一子，对弈双方的实力对比就略有消长，双方都在实施自己的战略计划，并同时应对对手的棋。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结束时，棋盘上双方的地盘犬牙交错，一方常常仅占有微弱的优势。

而国际象棋的目标是全胜，目的是把对手将死。绝大多数的国际象棋比赛靠消耗对方实力或偶尔靠一着妙手取胜。唯一的另一种可能是双方握手言和，即双方均无希望取胜。

如果说国际象棋是决战决胜，围棋则是持久战。国际象棋棋手的目标是大获全胜，围棋棋手的目标是积小胜。下国际象棋，棋盘上双方的实力一目了然，所有棋子均已摆在棋盘上。围棋棋手不仅要计算棋盘上的子，还要考虑到对手的后势。下国际象棋能让人掌握克劳塞维茨的“重心”和“关键点”等概念，因为开局后双方即在中盘展开争夺，而下围棋学到的是“战略包围”的艺术。国际象棋高手寻求通过一系列的正面交锋吃掉对手的棋子，而围棋高手在棋盘上占“空”，逐渐消磨对手棋子的战略潜力。下国际象棋练就目标专一，下围棋则培养战略灵活性。

同样，中国独具一格的军事理论也与西方截然不同。它产生于中国的春秋战乱时期，当时诸侯混战，百姓涂炭。面对残酷的战争（同样为了赢得战争），中国的思想家提出了一种战略思想，强调取胜以攻心为上，避免直接交战。代表这一传统的最著名人物是孙武（尊称“孙子”），《孙子兵法》一书的作者。

《孙子兵法》问世已2000余年，这部含有对战略、外交和战争深刻认识的兵法至今仍然是一部军事思想经典。20世纪中国内战时期，毛泽东出神入化地运用了《孙子兵法》的法则。越南战争时期，胡志明和武元甲对法国及美国运用了孙子的“迂回”和“心理战”原理。即使在今天，《孙子兵法》读起来依然没有丝毫的过时感，令人颇感孙子思想之深邃。孙子为此跻身世界最杰出的战略思想家行列。甚至可以说，美国在亚洲的几场战争中受挫，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违背了孙子的规诫。

孙子与西方战略学家的根本区别在于，孙子强调心理和政治因素，而不是只谈军事。欧洲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认为，战略自成一体，独立于政治。

西方战略家思考如何在关键点上集结优势兵力，而孙子则研究如何在政治和心理上取得优势地位，从而确保胜利。西方战略家通过打胜仗检验自己的理论，孙子则通过不战而胜检验自己的理论。

孙子对战争的理解和论述既没有欧洲一些战争论著中的激情，也不颂扬个人英雄主义。《孙子兵法》冷静的特点反映在卷首：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由于战争后果严重，慎重乃第一要义：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攻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上。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孙子认为，胜利不仅仅是军队打胜仗，而是实现发动战争时设定的目标。上策不是在战场上与敌人硬拼，而是折其士气，或是调动敌人，使其陷入不利境地。战争复杂残酷，因而知己至关重要。战略于是演变为一场心理上的较量：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最理想的情况是指挥官拥有绝对优势，从而完全可以避免交战。其次是深思熟虑，并在后勤、外交和心理上做了充分准备后，给敌人致命一击。孙子告诫道：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

也许孙子最重要的深邃思想是，在一次军事或战略的较量中，一切因素互为影响：气候、地形、外交、情报、供应和后勤、力量对比、历史观，以及出其不意和士气等无形因素。无论哪个因素，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造成军事形势和相对优势的变化。

因此，一位战略家的任务不是分析具体形势，而是弄清这一形势与它形成的外部条件之间的关系。没有一种局面是一成不变的。任何现象都是暂时的，都在不断发生变化。战略家必须洞悉变化的走向，为己所用。孙子用“势”这个词表达这一特征，而西方没有类似的概念。在《孙子兵法》中，“势”指力量强弱及总体趋势的不断变化。

孙子认为，善用势的战略家恰如水沿山坡顺势而下，毫不费力就能找到一条最快、最容易的路线。一位成功的指挥官会耐心等待，而不是急于交战，以避开敌人的锋芒。他仔细观察战略形势的变化并加以引导。他研究敌人的备战状况及士气，积蓄己方力量，利用敌人心理上的弱点，直至出现打击敌人薄弱环节的有利战机。于是他出其不意，神速调兵遣将，沿着阻力最小的道路“顺势而下”，奠定优势地位。《孙子兵法》论述的不是如何征服领土，而是如何在心理上压倒敌人。这也是当年越南与美国打仗的战法。

通常，中国的政治家把战略形势看做全局的一部分：善恶、远近、强弱、过去与未来皆互相关联。西方人认为，历史是走向近代化的过程，是战胜邪恶与落后的过程。而中国人的历史观强调的是衰落与复兴的周期，在这一过程中，人可以认识自然与世界，却不能完全主宰，最佳结果是与之融为一体。战略与治国方略成为与对手“互斗互存”的手段，目的是化强敌为弱敌，同时加强自己一方的势，或者说战略态势。

当然，“以计取胜”虽是理想结果，却不易实现。从古至今，中国不乏残酷的战事，多在本国，偶尔也在国外。一旦爆发战争，例如秦统一中国、三国时期的战争、对太平天国运动的镇压以及20世纪的那场内战，生灵涂炭，惨烈程度不亚于欧洲的世界大战。最残酷的战事源于中国内部体系的崩溃，换言之，体现为一国内部的一种调整。对中国而言，国内稳定和抵御日益逼近的外国入侵同等重要。

中国古圣贤认为，世界永远不可征服，明君只能希冀顺应世界潮流。中国是片福地，中国人在这块乐土上生息繁衍。从理论上讲，中国文化或许可以惠及周边邻国。然而漂洋过海迫使异族人皈依中国文化，对中国人没有荣耀可言，天朝礼仪因而无法向遥远的异域传播。

这也许是中国遗弃航海传统的深层含义。19世纪20年代，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论及历史哲学时指出，中国人极少漂洋过海，而是固守其辽阔的陆地板块。陆地把人束缚在“数不清的依附关系上”，而海洋却促使人“跳出狭隘思维和行动的禁锢”：“亚洲国家宏大的政治结构缺乏挣脱陆地束缚、走向海洋的能力，尽管它们自己濒临大海，比如中国。在它们眼里，海洋意味着极限，意味着陆地的终结。它们从未用积极的眼光审视过海洋。”西方人则漂洋过海，把贸易触角伸向全世界，到处传播其价值观。黑格尔认为，在此意义上，困于陆地的中国——其实中国曾是世界上头号航海大国——“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失之交臂”。

中国挟其独特的传统和千年养成的优越感步入近代。这个独特的帝国声称它的文化和体制适用于四海，却不屑于去改变异族的宗教信仰；它是世界上最富饶的国家，却对与外国通商和技术革新漠不关心；它文化发达，却受制于一个对西方探险时代的来临一无所知的政治统治集团；它在辽阔的疆土上建立了一套政治体系，却对即将威胁其生存的技术文化大潮茫然无知。

新旧会计准则的差异[范文模版] 篇4

2008-8-16 9:49

《中国会计报》：作为我国会计发展的大事，新准则给我国会计界的研究带来了哪些方面的研究热点？

孙铮：在未来针对新会计准则的研究过程中，首先，研究的数字将不只局限在会计盈余一个数字上，而会涉及整个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特别是新增加披露的内容。

其次，由于中国特有的制度背景，除了信息不对称这一基础理论，以及在西方广泛应用的代理理论外，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应当是会计研究中考虑的理论源泉之一。

再次，新旧会计准则比较的“投资有用性”，以及新准则下的会计信息的“契约有用性”，特别是新准则实施过程中企业的会计选择，预期将会出现非常吸引人的研究成果。

最后，中国的产权法律保护不健全与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是值得关注的两个制度性因素。

《中国会计报》：关于投资有用性和契约有用性的研究，主要指哪些方面呢？

孙铮：新会计准则认为财务会计的目标是“决策有用性”，这里的“决策”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投资决策和缔约决策。这属于会计基础研究的范畴。在中国特有的制度背景中，有两类基础研究值得深入探索。

第一，与投资决策相关——投资者如何使用会计信息？特别是机构投资者和噪声交易者（非理性地根据似乎是真实的信息而实际是噪声信息开展交易的交易者）。机构投资者是资本市场重要的会计信息需求者。他们相对于噪声交易者拥有资金、信息、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在会计信息市场上扮演信息分析专家和信息传播者的双重角色。因此，机构投资者具有更加准确的会计信息分析能力。他们更多的是着眼于公司的未来，看重公司未来的价值，有利于股票价格向其真实价格靠拢；而噪音交易者更多的是关注短期行为，在对股票买卖决策中存在很多非理性的因素，使得股票的价格偏离其真实价值。

第二，与缔约决策相关——会计信息的生产与契约形式之间的相互内生关系，即一方面契约形式如何影响会计信息的生成，另一方面会计信息的特征如何影响契约的签订，以及不同层次契约对于会计信息需求的差异。就拿债务契约来说，债权人和企业签订债务契约，会设置很多财务会计指标，以确保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如利息保障系数、股利的分配指标等，以求债务人的会计信息更加稳健；同时，债权人在签订契约前也会根据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来设置契约，如果债务人的会计信息质量比较差，契约的约束条款可能更细致等。

信息迷局

《中国会计报》：与投资决策相关的研究是指哪些方面呢？

孙铮：主要是针对资本市场的研究，包括信息观和计量观两方面。

第一，信息观的研究。

决策有用性的信息观，其前提是次强式有效的资本市场，即只要财务报表充分披露包括所选择的会计政策及其变动在内的所有信息，披露的方式及形式无关紧要。但投资者能对已公开的信息作出反应，并不意味着具有“信息优势”的投资者无法获得超额收益，所以，公平披露原则已成为必需。

新准则下股票市场会有怎样的反应？会计信息对于股票定价是否有用？特别是新准则采用后，与老准则相比有大量会计方法的变更，信息含量是否提高了？新准则对于披露和编报的要求明显提高，特别是对大量会计数据的强制披露，如关联方关系与交易披露的强化等，那么这些新增的披露信息能否给投资者带来增量的信息，投资者是否可以看穿披露信息的背后实质，为其决策提供帮助？

第二，计量观的研究。

决策有用性的计量观，即在完全或完善市场上，财务报告对资产及权益的计量以公允价值为基础，由此编制的财务报告具有信息含量。目前，金融市场日益发达，金融工具价格波动频繁，企业资产等的真实价值都会随着市价的变动而相应变化，按历史成本计价披露可能会误导投资者，以公允价值计量能客观反映资产状况，提供更准确的信息。

新会计准则允许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是符合计量观的。会计数字与股票价格间是否存在更加紧密的联系？除了会计盈余数字，资产负债表上用公允价值计价的资产数字是否可以直接用来估值？在新准则下，财务分析师的预测精度提高了吗？公允价值的存在会不会给投资者一个好的信号呢？投资者是否认为会计信息更加公允或者准确地反映了某项资产的真实价值呢？由于采用公允价值所导致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增高是否会向市场传递好的信号，投资者会否因此获得正的超额报酬率呢？

中西方教育制度的差异 篇5

西方的孩子，小学头几年根本没有课本，学的是生活的常识，学的是怎样成为一个独立思考和独立生活的人，父母和老师鼓励他们大胆的去想，去发现。而我们的孩子从入学的第一天起，就要接受教科书一板一眼的熏陶，要明确所有的结论都是唯一正确的答案，容不得半点的离经叛道，老师在孩子的眼里已然成了真理的化身。所以，从教育总体差异上来讲，我们东方的定义往往是学生在被动地学，西方则是你要什么就学什么的自由主义。中国教育方法有利于打基础，但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自由想象力。西方的有利于创造性发挥，但往往学生受制于自己的基础功差，也容易出问题。打基础和发展创造力，这个平衡点如何取得，是大家都在头痛的事情。

在中国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真的是屈指可数，虽然大家总是在说现在大学生越来越多，可是同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相比就显得微乎其微了，所以这些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他们似乎往往是属于一种特殊层次的人。我们重视教育，但过于神化教育和学校了。毕竟教育是服务于大众社会的，不应该让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生成一种优越感。而美国人的教育观点则认为：教育的出发点是人，归宿也是还是人，教育有为社会服务的责任，但最终的目的是为人服务，独立思考，质疑一切是创造之魂，也是教育之魂，让孩子具备批判性思维，才会增强独立思考的能力，才能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才能突破人伦关系，做到吾爱事师，吾更爱真理。如果说我们的教育侧重的是社会实用性，学校是一所职业训练场，我们培养孩子是出于目的性和功利性的话。那美国的教育则既重视社会的协调性，更注重人的个性的张扬，我们是在灌输知识，美国人更突出的是创造方法。

教育水平的方法和好坏，和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密不可分的，中国是处于第三世界水平上的发展中国家，再加上自古以来的文化观念的影响，使得中国人过分注重教育，这是一种美德，但是近年来我们的父母却做过了头，我们的孩子，他们对自己学校和专业的选择应经染上了浓浓的商业色彩，再加上中国人口多竞争激烈，这样的国情和社会问题也影响了学校以及整体的教育方法和质量。大学之前，基础要打好还是很重要，但不要做过了头，特别是对于高等教育。一旦学生跨越了大学这个门槛后，最好能广学。对中国的大学生，我认为高校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学习选择权。同时学生们应该尽可能选修其他非专业课，有利于培养个性的发展、增加知识面。美国的教育从小就教会美国孩子们要独立自主，所以他们的选择都是自己喜欢的，父母的干涉永远不会成为阻碍他们的理由。他们虽然也会为就业或工作的问题苦恼，但是更多的时候，他们不愿屈服于这种压力之下，他们认为只有自己喜欢，这些东西才价有所值。

养儿防老的中西方差异 篇6

钱和房子能解决一切吗？

养儿是不是可以防老？这是一个需要质疑的问题。现在中国的房价那么高，物价那么高，中国年轻人那么多的啃老，没有能力，怎么让孩子们来承担起养老的重担？有人有能力，又不愿意来承担养老？有的愿意，又有能力瞻养老人，但老人又不愿意。比如：经常有家长希望我帮忙让孩子到美国读书的事情，我也看到很多留学的中国学生，毕业后就留下来，生活在美国，很多家长来美国，看儿女，生活非常不习惯，住在儿女们的大别墅里，自己不会开车，不会英语，不喜欢吃美国饭菜，看不懂英文报纸、电视，住不了几个月就吵闹要回中国……养儿是不是可以防老？那么没有儿怎么防老？

2007年秋天，我随一个老人中心的老人们到纽约郊外的农场去摘苹果，这个项目是每年都由纽约华人总商会赞助的，我也经参加过三次了。每次参加这个活动，我都感到老人家特别开心，很有活力，他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他们在大BUS上都要唱卡拉OK，一路欢歌，他们讲了很多故事。看到他们，我就好想快点老，快点退休。

郊游结束后，有一位纽约的老太太想与我结伴回家。别人都走了，她等着我，因为我们住的地方离得很近。她打电话叫了一辆林肯车（电话叫租的一种，一般都是舒适宽大的美国林肯车，必须先打电话去预约，不像街上的出租车）。我要付钱时，她很生气，坚决不要我付。她告诉我她一人住，房子是美国政府补贴的，每月有七百多美元的收入，她根本用不完这些钱，房子不用钱，保险不用钱，生活费一个月只花一两百美元。她年轻时到美国，在衣厂工作，每月为美国政府上税，为美国做过贡献，她对现在的生活状态很满意，经常去参加老人中心的活动。就算年龄大了，行动不方便，政府也有一种老人白卡的项目：由国家出钱，派家庭保健护士给你（不同于保姆，她们不仅仅为你做饭、洗衣、打扫卫生，还得有护理知识）。但前提是你必须是美国公民，才能享受这些待遇。

2008年秋天的郊游，我遇到另外一位老太太，她70多岁了，是在中国退休以后再由女儿、女婿申请来美的。移民来美国的老人，基本上跟这位老太太一样，一般是儿女申请来的，来美国后很自然拿到绿卡。老太太居住5年以后，加入了美国国籍，她就能享受美国老人们的一切待遇，每月700多美元，她最多用200多，每月存入500，一年下来就是几千美元，她已经给女儿好多个几千了。她高兴地说现在的收入比她在中国工作时要多好多呢，虽然她在年轻时没有为美国工作过，没有为美国做出直接贡献，但她的女儿们在为美国工作。

谁没有老的那一天呢？特别像我们这一帮人，人到中年还光棍一条，老的时候只有当“五保户”了（中国朋友们经常开我玩笑说还不结婚生孩子，老了只能当五保户进敬老院了）。美国没有敬老院，只有疗养院，华人戏称那是“等死院。”放眼未来，展望我们的黄昏岁月，入籍倒是很有意义。更何况，我们一直在工作，一直为社会的繁荣做出贡献，一直在缴税，按照规定，政府会在你退休后根据你纳税的比例给你津贴，交了那么多年的税，不去享受这些待遇似乎也不合算。而且我想我到老时，每月绝对不止700美元。

我们很多美国籍的朋友曾经讨论过，大家老的时候可以一起修一个五星级的疗养院。大家在疗养院里享受政府补贴，单身的可以谈谈黄昏恋，把年轻时因为刻苦工作没谈恋爱的遗憾补回来，何乐而不为呢？前一阵子，拜访了一个美国友人。他们的家庭是很传统的美国家庭，家里除了两老之外，还有四个儿子。老大大学毕业从了军，去了德国。他们家很有意思的是一直没有买电视机，因为他们对于美国媒体所播放的节目很不赞同。这次我去，发现他们家里多了一台电视机，我以为孩子都大了，老俩终于想开了，买了个电视机，后来才知道，这是大儿子出国前放在他们那儿的。

老太太一看到我就很兴奋地说：“我们家里有电视了，真是方便很多。”老先生一听到她这么说，马上很正经地提醒她：“这是老大的，不是我们的，他回国后可能会把它拿走。”我听到这话真是非常惊讶。儿子的不就是父母的吗？何况以我的了解，他们老俩和孩子感情很好，他们老大的个性，绝对会把电视给父母，不会再把电视拿走了。

但是他们的对话代表着一种美国父母的心态，他们并不把孩子视为自己的所有物，也不认为孩子的东西就是自己的，而是尊重孩子是一个对等的关系。这和中国父母觉得，“孩子是我的”，“养儿防老”的思想，是有很大差别的。就是因为中国父母有这种观念，父母会不尊重孩子的隐私权，婆媳中间会有很大的纷争，当孩子的意愿和父母不一样的时候，父母会用权威逼迫孩子屈服。

近些年来，一些中国老人飘洋过海来到美国，在子女家生活，但由于生活环境不同、语言不通，使得家庭关系变得不那么和谐，老人也孤单不少。当难以逾越的文化差异、语言壁垒、无比现实的经济压力、纷繁的家庭纠纷向这些老人扑面而来的时候，在美国的中国老人也会遭遇到无法“老有所依”的难题。

美国华裔老人难“老有所依”

最近在美国洛杉矶华人居住集中的一个富裕社区，来美国只有半年的天津老人朱力因养老问题和儿子、儿媳妇产生矛盾，于2014年1月7日涉嫌将儿媳妇刺死。朱力被捕后关进监狱，预定1月9日出庭。而在8日晚传出的消息是朱力在狱中死亡，疑似自杀。一个家庭遭遇这样的变故，令当地华人社区民众多有感叹。

据《侨报》报道，68岁的朱力来美国半年，人生地不熟，还不懂英语，他遭遇的情形与不少来到美国的中国老人相似，晚年生活在异国他乡不仅单调，而且 也会遭遇不同文化矛盾的冲击。朱力在美国住不惯，想回到中国老家生活，但儿子和儿媳将他在中国天津的几栋房产都卖掉了，回中国老家养老连个窝都没了。据说 朱力向儿子要钱，准备回国后买房子安居，结果也没要来钱。家庭的这种矛盾，让朱力无法忍受，在找不到解决办法的情况下，这位老人用最不理智的方式，在家中用刀刺死了41岁的儿媳妇李晓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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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的华裔老人因在美国不断遭受家暴，希望尽早回国养老。曾向法拉盛社区组织求助的华裔耆老林女士，近期再次遭受家暴。由于身份等原因，求救无门的林女士最终表示，“如果凑到机票钱，希望尽早回国。”

新年伊始，遭受多次家暴的法拉盛华裔耆老林女士向媒体求助。据林女士描述，由于没能及时弯腰捡起“一枚硬币”逗孙子开心，导致一场家暴。当日，林女士的孙子不断把玩手中的一枚硬币“抛向空中落到地上”。年近70岁的林女士弯腰捡起一次，一旁的孙子就会开心地欢笑。几次过后，林女士表示腰痛不能再陪他玩耍的时候，孙子则一把揪住其衣领，边推搡边嚷嚷着“打死你”。

林女士表示，几乎每天都会趁儿子儿媳不在家，偷偷地打电话向社区机构寻求帮助，希望能早日从这里搬出去。但眼下最大的困难在于“身份问题”，没有红蓝白卡，无法进入社区耆老中心。没有经济来源，一旦搬出去无法承担房租等都是需要面临的问题。法拉盛华人社区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社区内的耆老中心只针对有身份的耆老开放，因此林女士的处境很难享受到政府福利。如果其在国内有一份稳定的退休金，回国养老不失为好的选择。

不仅华裔，其他亚裔也面临同样的养老难题。据《纽约时报》报道，Doanh阮，卢女士81岁的母亲打好行李，随时准备去越南。然而，她出不去门，因为门已被锁死，就是为了防止Doanh离家出走。

阮女士和卢女士住在费城郊区，阮女士患有阿兹海默，而61岁的卢女士两年前为了照顾母亲而辞职。陆女士说，在越南，如果父母生病，那么孩子一定要留在家里照顾父母。老年人不愿意去老人中心，认为“脑子有病的人才会去那里。”现在，这个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是陆女士的丈夫，一个建筑工人。

对于卢女士而言，尽管她参加了政府的免费教学项目，学习如何在家护理阿兹海默病人，但她说，“压力很大，很累，让人烦躁”。无奈，她只好把门锁住，防止阮女士跑出去。同时，她也把家里的照片全部拿下来，防止母亲联想到越南。

东西方文化差异导致养老难题

对于美国很多亚裔移民家庭来说，养老问题越来越突出。《纽约时报》报道称，根据调查，75岁以上亚裔和太平洋群岛的老人自杀率是其他族裔妇女的两倍。2012年，12.3%的65岁亚裔老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而65岁以上的所有美国老人的贫困率为9.1%。目前，美国有亚裔人士1730万，其中 75%出生在美国以外地区，而这些人口面临最棘手问题则是由于文化差异引发的养老问题。

RTI International 人口研究高级研究员冯占连表示，“孝顺父母”“尊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在中国文化中，年青一代在伦理上必须承担起照顾老人的义务。 但是这个传统现在正在崩溃，或者由于家庭成员的分散，或者是由于夫妻两人都需要工作，谁来照顾老人成为一个难题。同时，横亘在亚裔老人移民中其他障碍还包括语言，很多老人没办法和医护人员用英语沟通，沟通只能借助于懂英文的家属交流，也是阻止亚裔老年人前往老人中心的障碍。语言甚至是首要障碍。

全美亚太裔老龄化研究中心的常先生表示，社区和非盈利组织应该多关注亚裔老人的养老问题，为亚裔移民提供多方面的帮助。比如说，在医护中心多雇佣双语护理，便于老人们交流。在美华人高度关注在美养老问题，也有华人办起了养老院，专门为亚裔老人建立“避难所”。据亚洲财富新闻网报道，5年前，一则写着“优雅老去”字样的广告吸引了正准备退休的苏珊·王的眼球。随后，从事会计工作的王女士开始参加学习班，并于54岁时获得了老年学学士学位。现在，王女士开办了老人之家。

王女士生于香港，先移居英国，后定居美国。到2014年，老人之家已经营5年，有7张床位，有一人间与两人间。在老人之家的后院，有一个小菜园和一条小路，以便在这里住宿的老人可以在夏天散步。王女士雇佣了厨师，每天为老人做家常菜。在这所养老院，年龄最大的已经96岁了。

养老在美国到底好不好？

有人说美国是老人的坟墓，有人说是天堂。在美国经营一家小型养老院的李院长对《侨报》说，对于每月收入达到中等水平，一旦被查出有大病便得长期住院，保险又只覆盖一小部分，自己卖掉房子也无法还清需高达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医疗费用的老人来讲，美国是他们的坟墓。而对于医疗保险和住养老院费用都由政府付的低收入老人来说，美国就是天堂。

亚裔银发族基金会的理事雷正义说，相对低收入的老人而言，中等收入的老人得到政府的关心会少很多，医疗补助和房产税方面没什么优惠。同样是住老年公寓，中等收入的老人要交的费用会多些。美籍华人的生活相对长居中国的老人孤单不少。

留美养老华裔的忧虑

经济收入。如果老人没有退休金，仅靠401K和社会福利的话，就一定要做好财务规划，不然就会出现“人活着，钱没了”的惨境。美国的老人往往是用了最宝贵的30年时间去付房贷，到了晚年，又把房子抵押给银行以换取养老的费用。临走了只给世界留下一抔骨灰。

身体健康。高额的医疗费用，令老人望而却步，有病也不敢去医院，只能平时多注意锻炼身体。老人们最好聚在一起唱唱歌跳跳健身舞，呼吸新鲜空气。长期闷在家里，容易生病，生病住院又是一笔大的开销，看病花了一大笔钱，心里又会感到很郁闷，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心里孤单。有很多华裔老汉年轻时专心赚钱，一辈子没干过家务，到了老年，太太突然辞世，感觉一下子跌到地狱了。变老是一种自然规律，老年人要多交朋友，多参加集体活动，让自己的老年生活变得更有意义。

居住问题。老人如果身体不够硬朗，是不适合单独住在家里的，万一生病了也没人知道。如果期望子女能经常来探望自己，要尽早搬到子女家附近住，趁自己走得动，到了新环境还可以交新朋友，等到85岁以后，如果子女离得太远，没办法经常来探望，更易滋生孤单感。■

中西方建筑差异的文化基因分析 篇7

摘 要：由于中国和西方历史文化起源不同，中西方民族各自发展出有明显差异的哲学观念、文化传统、性格气质和审美心理等。这些无形的因素内在地影响着建筑艺术的文化内涵。本文尝试从建筑材料与结构、建筑布局、装饰色彩、艺术风格、美学价值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来分析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传统建筑的差异。

关键词：中西建筑；文化基因；分析

正 文：

建筑以其独特的语言形式向人们倾述着各地区、各民族的思想观念、宗教情感、审美情趣等。中西建筑文化在建筑特色、艺术形式、人文理念，尤其是发展渊源诸方面之明显不同的根本成因在于其生成的文化土壤不同，即不同地域文化或民族文化的背景的显著差异性。

一、中西建筑文化差异的分析比较

由于地理环境、民族性格、历史文化等因素差异之影响，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传统建筑在建筑材料与结构、建筑布局、装饰色彩、艺术风格、美学价值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

1、从建筑材料与建筑结构上看：中国传统(古典)建筑主要是土木制品，采用框架式结构，榫卯安装，梁架承重。在造型上重视曲线美，气韵生动。而西方传统建筑材料主要是石质制品，采用围柱式、券柱式结构，墙柱承重。在造型上重视块、面的应用，形态厚重。中国传统建筑的砖木结构适应小家小户的个体生活，凭借经验和巧思即可成功，故中国传统(古典)建筑始终没有上升到近代力学的研究高度。西方传统(古典)建筑多兴建大跨度的拱门、穹隆以容纳上万会众，要有精密的力学知识，由此促进了结构力学的发展。

2、从建筑布局上看：中国传统(古典)建筑为群体组合，即由一个个的单位建筑组合而成一个大的建筑群，空间上横向扩展，讲究中轴对称，追求纵深效果。城市布局多为矩形或方形。整体风格是内向的、封闭的、严谨的，追求内在的含蓄和私密性；而西方传统(古典)建筑多注重单体的建筑艺术效果，空间上垂直扩展，讲究突兀高耸，追求立面效果。城市布局多为同心放射状。整体风格是外向的、开放的、活泼的，追求外在的进取和自由性。

3、从装饰色彩上看：中国传统(古典)建筑由于是木构件，需要油漆或涂料保护，色彩以红、黄、绿、蓝为主色调，台基多为汉白玉，鲜艳夺目，具有强烈对比的性格特征。而西方传统(古典)建筑由于多使用石质材料，色彩以白、灰、米黄为主色调，朴素淡雅，具有调和性格特征，但内部装饰鲜色彩丽，追求一种光怪陆离、迷乱、朦胧的宗教感应氛围。

4、从建筑理念上看：中国传统(古典)建筑风格具有温和、实用、平缓、轻捷等特征，表现的是入世的生活气息，实践理性精神(或功能性)较突出，故谓之为“人本主义建筑”。西方传统(古典)建筑风格具有冷硬、敦实、突兀、玄妙等特征，体现的是以神灵为崇拜对象的宗教神灵精神或一种弃绝尘寰的宗教出世观念，故谓之为“神本主义建筑”。

5、从时空观念上看：中国传统(古典)建筑文化偏重于建筑的时间因素，西方传统(古典)建筑文化则强调建筑的空间因素。具体来说，中国建筑首先通过营造数重进深、曲折幽深、连绵不尽的群体组合效果体现浓厚的时间精神，中央至尊的文化理念变“空间之中”为“时间之中”的建筑表现乃“中轴线”布局。中国建筑居室分配的传统习俗表现为时间意识的长幼有序，而西方建筑首先以哥特式为代表将结构上的独体化和强烈的向上冲刺的空间意识表现得最为充分。此外，新技术新材料的使用导致西方建筑内部垂直空间的广阔度和外部

1整体造型运动感的空间意识之超常扩张得以进一步夸张。

6、从价值观念上看：中国传统(古典)建筑表现为“新陈代谢”(认为建筑是人为的)，突出“善”字，即注重建筑的实用性；而西方传统(古典)建筑表现“永恒”(认为建筑是神为的)，突出“美”，即注重建筑的艺术性。

二、中西建筑文化差异的形成原因分析

（一）、地理环境原因

1、中国传统(古典)建筑是以木构框架为结构主体，带有繁复屋顶形式的群体建筑。中国人选择木结构建筑的原因在于：第一，古代中原林木很多，便于就地取材；第二，中原地区适合建筑需要的石材相对较为难觅，且搬运不便；第三，受文化观念的影响，除陵墓建筑外，中国古人并不刻意追求建筑的永恒。在传统(古典)建筑结构形式上，西方与我国有显著的区别：中国传统(古典)建筑多土木结构，梁架承重；西方传统(古)建筑多石质结构，墙柱承重。由于西方(古希腊、古罗马)自然环境特点(多裸露的山石，缺少树木)特别是山石地质因素，西方传统(古典)建筑体现出以石为本的风格，即主要采用冷而硬、厚而沉、庞而大的石块，以追求一种高大、强大、神秘、威严、震慑效果和体现一种弃绝尘寰的宗教出世精神。

2、精神现象总是与空间意识紧密联系的，大多数学者认为西方文化浓厚的空间意识，与最早发源于其特定的自然地理背景有关。作为西方文化重要发祥地的古希腊，代表了地中海文明的灿烂辉煌。浩瀚的地中海上散布着众多岛屿，互不连续，互相分立，其农耕混合制经济与渔业活动使生活在这里的西方民族对地理方位、空间布局的感受较强，极容易产生强烈的空间感受。古希腊众多的岛屿相对隔离，无形中孕育了古希腊民族的空间观念，积淀了其“纯空间”的潜意识。多变的地形，客观上在西方人观念上造成了“空间是可以被限定的、有限的”思维定势与认识模式。而生活在农耕地理环境的东方人，在平缓绵延的冲积平原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很有规律，劳作相当有序，过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循环往复的田园生活。其单一农耕型的经济结构，对四季变化依赖较大，人们容易产生强烈的时间意识。

这种不同的时空观自然影响到建筑风格的差异，中国传统(古典)建筑文化偏重于建筑群体的时间因素，西方传统(古典)建筑文化则强调建筑单体的空间因素。由于东方各民族多生息于大河流域，生活环境比较优越且相对稳定，生存环境又处于同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状态，因此东方民族多养成清静淡泊、自然无为、温顺好养、追求和谐等文化特点。西方民族生活的地理环境较差，且生活方式不稳定，时常要与自然抗争，与外敌斗争，故形成拼搏、竞争、重实、求真等文化特点。同时，东方民族生活的地理环境属于季风气候，雨热同季，大河冲积平原土壤肥沃疏松，灌溉便利，光热水土诸自然因子组合良好，农耕生活节奏稳定而有序，遂产生“天人合一”“、中庸”等思想；希腊等地中海地区欧洲民族，气候属夏干冬雨的地中海式气候，土地贫瘠，光热水土自然因子组合不谐调(西欧的自然因子亦欠谐调)，加之海上生活常常与狂风恶浪搏斗，故产生“天人相分”、“人定胜天”等思想。这种文化观念反映在建筑风格上，中国传统建筑比西方传统建筑更加注重与自然环境的和谐，风格上也相对平和、含蓄一些。

（二）、文化观念原因

中西建筑文化的差异除了地理环境原因的影响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文化观念特别是时空观念、宗教文化观念、政治文化观念的影响。

1、时空观念的影响分析：时空观是对时间和空间的根本观点。在建筑学领域，大多数学者认为，建筑时空观是人们规划设计、观览游历建筑单体和群体组合时对建筑设计布局及其周边环境的整体感悟。时间和空间虽然密不可分，但由于地域和民族传统文化背景的差异，中西建筑文化对二者的取向又各有倾向，西方建筑文化强调建筑单体的空间观念，中国建筑文化则偏爱建筑群体的时间

意识。古希腊文明起源于海洋岛屿之间的交往，每座岛屿的孤绝无依，面对空间分割的地理景观，使希腊人很早就产生了强烈的空间意识感受。这种意识表现在对外在世界的科学认识和描述上，便是世界的存在是物质，物质又由原子组成，原子之间则相互独立存在，这种存在表现出鲜明的空间特点。海森柏在《严密自然科学基础近年来的变化》一书中指出：“在原子论中，只有物质的最小不可测的组成部分(即原子)，被认为是‘存在’的东西，它唯一的性质就是占据空间。而各种可感知的事物，其质的差别必须用原子在空间中的不同形状、运动和排列来说明。”这不仅为我们描述出了一幅古代希腊人空间意识构建的画图，而且标志着西方空间意识的渐趋成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意识不断地得到强化和证明，西方文化也就沿着这一途径，创立了其科学观与文化观。空间的特点是永远的“多”，而不是“一”；永远的差异性、有限性，而不是统一性、无限性。西方科学的基石和手段实际上都是建构在这种空间特点上的。

赵军先生在《文化与时空》中论述到“从原子论，几何学到牛顿力学，无不实践着空间思维的原则。相对论真正引入了时间观念，但它还不是时间型思路。它的空间因时间而改变位置，但不因时间的改变而消失或产生，这就是相对论和中国古代思想依然不同之所在。”西方自然科学的这种认识，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哲学及各种文化，使之显示出其空间思路的思维定势，并影响到各种具体的文化现象，其中包括西方建筑的文化现象。

中华民族有近六千年悠久的历史，民族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内容丰富。有以阴阳学说为主体，天人合一的道教思想；有以礼仪、中庸为主体的儒家学说；有强调轮回、因果辨证关系的佛教思想；还有生产实践和地域因素形成的民间文化和民俗文化。这些传统文化无不一再地渲染中国建筑的时间观念。

正因为有这一种时间观念，于是在有限的生命形式中追求无限的生命价值，在个体生命的有限过程中追求群体生命的无限延续，从而尊祖、重嗣，形成了以“孝”为中心的宗法家庭观念，以传宗接代、群体生命的绵延不断而在时间上获得个体生命的不朽。在精神上，则提倡积极“入世”，讲究道德文章，以垂训于后代而万世流芳，极力追求精神生命的超越与无限。儒家学说如此执着地苦苦追求人生之无涯，证明了其首先从时间哲学角度思考人生问题的重要倾向。佛家思想具有因果轮回的时间意识。中国佛教认为，宇宙本为时空概念的组合。众生、万物都是无始无终的生命大海中的现实。而现实中的一切存在，都是因缘和合，流迁不息的。过去的积累是因，现在的是果；现在的积累为因，将来的为果，因果重重，相续无尽。上溯过去无始，下推未来无终。一切现象的生起，都是由各种现象相互关联所造成的，然后经过成、住、异、灭四个阶段，又孕育了新生命的开始。佛教这种轮回的时空观，实际上是将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都纳入了循环往复的时间序列之中，可见其所强调的也是时间意识。

中国民间与民俗文化更具有浓厚的时间文化意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的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通过俗话、俗语、常言等表达方式凝炼了中华民族的时间观念。如“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一日夫妻百日恩；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一生之计在于勤；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又如先入为主、先到为君、长幼有序的民俗习惯和思维方式。这些都是中国人时间观念的体现。概而言之，中华文化思维对时间充满了偏爱。尽管在人们的传统宇宙观与人生观中不是没有深沉的空间意识，其宇宙观本身就包蕴时空两个层面及两者的相互转化。尽管中华古人在观念地构建其宇宙观时不会无视与抹煞空间的存在，但中华民族更偏重于对空间之运动形式即时间而不是对空间存在本身的思考。中华传统文化的时间观深刻地体现在中国的建筑文化中。

2、宗教文化观念的影响分析：中国是一个宗教文化观念比较淡薄的国家，宗教的入世观念、功利色彩比较浓厚，宗教文化对建筑的影响不大。如最早的佛寺是在官府的基础上建的，因此与封建社会时期的其他建筑在形式上没有什

么区别。中国的宗教建筑或是采用官式建筑的尺度模式，或是采用民间建筑的特点“，神化”、“出世”特点不突出。中国佛塔也是世俗楼阁的仿造。因此，有人说：“寺庙是世间衙署的翻版”、“红尘世界的倒影”。中国宗教建筑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文化观念”与“实践理性精神”。而西方宗教建筑则刻意体现“宗教神灵精神”和“出世”思想。中世纪建筑哥特风格的基督教堂，以高耸的尖塔，超人的尺度，光怪的装饰，反映了西方人征服自然、向往天国的文化观念，直刺苍穹的尖顶，也表现了人们崇拜上帝的宗教热忱(把目光引向天空、向往天国、忘却现实)和对尘世幸福的渴望。建筑师们旨在歌颂崇高美、灵魂美、宗教美、最终极的美。

3、政治文化观念的影响分析：我国古代城市的布局，各类建筑的体量和形式大都方整划

一、主从分明、轴线贯通、秩序井然，而且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千百年保持着统一的风格，基本形式没有大的变化。这种现象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封建政治文化的基本特点，即国家统一、皇权至上、等级森严、典章完备，生产与生活方式变化幅度很小，思想意识的传统性很强(大一统观念)，突出地刻画出了封建社会的伦理秩序观念和人们的生活节奏。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思想对古建筑的影响极大，这主要表现在我国传统(古典)建筑在文化上具有三大特点：第一，以大称威：万里长城、北京故宫、承德避暑山庄、阿房宫等无一不以大称威的杰作。第二，以中为尊：如周都选址上要“择天下之中而立国(都)”，在都城规划上，要“择国之中而立宫”，建筑群的主要建筑应建在中轴线上。第三，礼制至上：即建筑具有十分森严的等级制度观念，这从屋顶形式、台基高低、面阔间数等可见而知。

而欧洲的古希腊建筑亲切明快的风格，城市布局呈同心放射状并普遍建有面积较大的广场，反映了西方社会民主的开朗的生活；古罗马建筑雄伟、敦实、豪华的风格，则是奴隶主穷兵黩武、骄奢淫逸的生活写照(如凯旋门、斗兽场等)。我国建筑大师梁思成曾经这样说：“建筑是一面镜子，它忠实地反映着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无论是欣赏中国传统(古典)建筑，还是西方传统(古典)建筑，都应该注意从传统政治文化上去仔细体会和把握。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强调统一性，忽视差异性；强调群体，忽视个体。西方则与之相反。这些都在建筑文化中有所反映。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文化的起源不同，而引起了不同的建筑文化理念、审美、形式，中西古建筑各具特色，分别给人们带来了不同的生活模式、不同的心理体念、不同的审美享受。在近代的中西文化碰撞中，我们需要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反思，继承传统文化优良的一面和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进而重塑属于我们自己的建筑理念，树立有本国特色的新风格。

参考文献

【1】刘天华 编著.《凝固的旋律：中西建筑艺术比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王娟 编著.《神话与中西文化差异》.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7

【3】王蔚 编著.《不同的自然景观下的建筑场所艺术：中西传统建筑文化比较》.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

【4】刘丹 编著.《世界建筑艺术之旅》.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中西方饮食文化和礼仪的差异 篇8

摘要

饮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第一需要，也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之一，然而不同的文化背景，却有不同的饮食观念和饮食习俗，最终形成不同的饮食文化。我觉得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餐饮的差异。礼仪，使整个社会文明的基础，是社会文明最直接最全面的表现方式。中国是礼仪之邦，有着灿烂的五千年文化华夏文明，在世界上影响深远。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跨国交际日益增多，因中西方礼仪有着较大的差异，在交际中有可能会因不同的文化背景、生活方式而产生各种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中西方不同的礼仪。中西方礼仪的差异表现与交际语言不同、交往的方式不同、餐桌礼仪的不同与服装礼仪的不同。

关键词：中西方

差异

文化

餐饮

礼仪

交际

语言 服装

中国饮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影响深远，风靡世界。它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世界饮食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西方的一些国家曾为一些国家的殖民地，并且汇集着各国的移民，因此这些国家深受各国饮食文化的影响，并结合自己的饮食习惯，形成精巧专维、自成体系的饮食文化。中国人注重“天人合一”，西方人注重“以人为本”。

西方是一种理性的、讲求科学的饮食观念。他们强调饮食的营养价值，注重食物所含蛋白质、脂肪、热量和维生素的多少，特别讲究食物的营养成分含量是否搭配合宜，卡路里的供给是否恰到好处，以及这些营养成分是否能为进食者充分吸收，有无其他副作用，尽量保持食物的原汁和天然营养，而不追求食物的色、香、味、形的完美。即便是口味千篇一律，甚至味同嚼蜡，他们也会将它吃下去，西方人吃的是营养。他们很少或几乎不把饮食与精神享受联系起来。在饮食上反映出一种强烈的实用与功利的目的。在宴席上，可以讲究餐具，讲究用料，讲究服务，讲究菜之原料的形、色方面的搭配；但不管怎么豪华高档，从洛杉矶到纽约，牛排都只有一种味道，无艺术可言。作为菜肴，鸡就是鸡，牛排就是牛排，纵然有搭配，那也是在盘中进行的，一盘“法式羊排”，一边放土豆泥，旁倚羊排，另一边配煮青豆，加几片番茄便成。色彩上对比鲜明，但在滋味上各种原料互不相干、调和，各是各的味，简单明了。

中国人是很重视“吃”的，“民以食为天”这句谚语就说明我们把吃看得与天一样重要。由于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来都处于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人们总是吃不饱，所以才会有一种独特的把吃看得重于一切的饮食文化，我想，这大概是出于一种生存需要吧。如果一种文化把吃看成首要的事，那么就会出现两种现象：一方面会把这种吃的功能发挥到极致，不仅维持生存，也利用它维持健康，这也就是”药补不如食补”的文化基础；另一方面，对吃的过份重视，会使人推崇对美味的追求。中国人的饮食强调感性和艺术性，追求饮食的口味感觉，而不注意食物的营养成分，多从“色、香、味、形”等方面来评价饮食的好坏优劣，追求的是一种难以言传的意境。

此外，中西方饮食文化的差异还表现在用餐器具的不同。中国人的餐具主要是筷子，有时也会用汤匙，以及各种形状的杯、盘、碗、碟。中国烹饪讲究餐具的造型、大小、色彩与菜品的协调，讲究“美器”。精美的食物要有精美的器具搭配，并且要注意搭配和谐。但西方人多用金属刀叉，以及各种杯、盘、盅、碟。而且西餐装盘配器上不像中国人这样强调艺术美，其餐具通常都带有色彩和图案，并以各种不同的样式出现，具备了观赏性、趣味性等特点，并把餐具作为礼品来销售。

礼仪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行为科学，是指在人际交往中，自始至终地以一定的、约定俗成的程序、方式来表现的律已、敬人的完整行为。礼仪、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规则，是一种语言，也是一种工具。但我们却有很多人不善于运用，也不去了解一下，也就发生了很多笑话。由于形成礼仪的重要根源——宗教信仰的不同，使得世界上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们遵守着各不相同的礼仪。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是唯一传承千年的文明和民族。中国的礼仪，始于夏商周，盛于唐宋，经过不断地发展变化，逐渐形成。下面我主要是从餐饮、交际、服装这几个方面来说。

在餐饮氛围方面，中国人在吃饭的时候都喜欢热闹，很多人围在一起吃吃喝喝，说说笑笑，大家在一起营造一种热闹温暖的用餐氛围。除非是在很正式的宴会上，中国人在餐桌上并没有什么很特别的礼仪。而西方人在用餐时，都喜欢幽雅、安静的环境，他们认为在餐桌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礼仪，不可以失去礼节，比如在进餐时不能发出很难听的声音。中西方宴请礼仪也各具特色。在中国，从古至今大多都以左为尊，在宴请客人时，要将地位很尊贵的客人安排在左边的上座，然后依次安排。在西方则是以右为尊，男女间隔而座，夫妇也分开而座，女宾客的席位比男宾客的席位稍高，男士要替位于自己右边的女宾客拉开椅子，以示对女士的尊重。另外，西方人用餐时要坐正，认为弯腰，低头，用嘴凑上去吃很不礼貌，但是这恰恰是中国人通常吃饭的方式。吃西餐的时候，主人不提倡大肆的饮酒，中国的餐桌上酒是必备之物，以酒助兴，有时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尊重，喝酒的时候都是一杯一杯的喝。

中西方由于文化的差异，在交际礼仪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别。在不同国家，打招呼的方式是不同的。在西方朋友间见面都会亲吻、拥抱等形式，但在中国亲吻的方式是不采用，因为中国人比较传统，这样会让别人觉得你不自重。除此之外，日常打招呼，中国人大多使用“去上班呀？”“吃了吗？”“上哪呢？”等等，这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亲切感。可是对西方人来说，这种打招呼的方式会令对方感到突然、尴尬，甚至不快，因为西方人会把这种问话理解成为一种“盘问”，感到对方在询问他们的私生活。在西方，这种问候他们只说一声“Hello”或按时间来分，说声“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就可以了。

称谓上也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在汉语里，一般只有彼此熟悉亲密的人之间才可以“直呼其名”。但在西方，“直呼其名比在汉语里的范围要广得多，因为西方人比较开放，就像那些大学生的毕业典礼，她们都是穿着内衣、内裤的，但在中国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在西方，常用“先生“和”夫人“来称呼不知其名的陌生人。在英国，对十几或二十几岁的女子可称呼“小姐”，结婚了的女性可称“女士”或“夫人”等。西方在称谓上似乎“不拘礼节”，习惯于对等式的称呼。如家庭成员之间，不分“上下长幼尊卑”，一般可互称姓名或昵称。在家里，可以直接叫爸爸、妈妈的名字。对所有的男性长辈都可以称“叔叔”，对所有的女性长辈都可以称“阿姨”。这在我们中国是不行的，必须要分清楚辈分、老幼等关系，否则就会认为你不懂礼貌，分不清上下长幼尊卑了。

西方人是很重视穿着方面的。西方男士在正式社交场合通常穿保守式样的西装，内穿白衬衫，打领带。他们喜欢黑色，因此一般穿黑色的皮鞋。西方女士在正式场合要穿礼服套装。另外女士外出有戴耳环的习俗。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平时人们喜欢穿着休闲装，如T恤加牛仔服。当今中国人穿着打扮日趋西化，传统的中山装、旗袍等已退出历史舞台。正式场合男女着装已与西方并无二异。在平时的市井生活中，倒会看到不少人穿着背心、短裤、拖鞋等不合礼仪的 服饰。西方人对于出席晚会的要求是很严格的。第一，穿着打扮应当文雅大方。一般不允许身着便装，穿着过于随意。第二，必须提前进场就座。演出一旦开始，便不准再进场寻找座位，在演出期间也不得提前退场。第三，观看演出时不准制造任何噪声。交谈、走动、吃东西、打电话、寻呼机乱叫，都是有碍演出效果的。第四，未经准许，不准拍照、摄像。那么作的话，不但会影响其他人的观看，而且还有可能会侵犯演出方的专利。第五，要充分尊重演员的劳动。不允许在观看演出时乱喊乱叫，乱鼓掌乱跺脚，乱扔东西，乱往台上跑，乱对演员或节目加以评论。

这是我所了解到的中西方饮食文化和礼仪的差异。众所周知，现在已经是经济全球化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机会跟外国人打交道，所以我们有必要了解他们的文化、礼仪知识。以前就是由于我们缺乏对他们的了解才会搞出很多笑话来。在今天中西方礼仪文化的融合的过程中，我国更多的还是借鉴西方。但无论是借鉴西方的礼仪，或者是我们是自创一套自己的礼仪系统，这在形式上都不难。难的是我们也能有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有对自身文化的高度。我们也可以借鉴他们的饮食文化。

参考文献：

 刘佩华，《中外礼仪文化比较》，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5  李天民．现代国际礼仪知识〔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