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传统节日对比

中西方传统节日对比（精选8篇）

中西方传统节日对比 篇1

--对文化教化功能的再认识

以前曾经看过一则趣事，是说不同国家的人弄丢了一枚硬币后的反应，美国人只会摇摇头，不再回想，日本人会回家做一番深刻的反思，德国人会在丢失硬币的周围仔细寻找。从这则趣事可以看出，不同民族的区别从根本上说是民族心理，而不同民族心理产生的根源是不同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对民族心理的影响体现的就是文化的教化功能。

比如说，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强调伦理道德与群体意识的儒家文化，其次就是宁静恬淡的道家文化。因此，一个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全面教化的中国人，在青年时期追求立足社会与实现个人理想，采取的是入世、有为、贡献社会的价值取向；而在老年退休，要求减轻或摆脱精神痛苦与求助心切之时，便倾向接受道家处世养生原则。

与历经数千年传承的中国传统文化相对应的西方文化，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丰厚遗产。但由于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发展过程等因素的不同，中西方文化呈现出巨大的差异。不同的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并经过人的心理折射后形成了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心理，体现在三方面：群体与个体，保守与求新，讲“礼”与平等。

中国是一个以群体文化为主要文化特征的国家。中国人的群体意识来源于以农耕为主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使得中国人习惯于集体作业，成为中国人典型的人生体验和一种约定俗成的典型情境，从而造就了中国人的群体文化心理。“四海之内皆兄弟”、“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等说法，就是群体观念的典型反映。而西方文化中的上帝信仰，使人更倾向于不依赖他人而通过自己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来指导自己行事为人。因此西方人推崇个体文化心理。

中庸之道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影响极大。中庸中的“中”字意味着“折中、调和、无过也无不及”，庸的意思是“平常”。《论语·率雍》也写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在中国，标新立异是不被肯定的，特立独行的人往往被众人所排斥。这种拒绝变化的儒家精神在中国造成强大的保守意识，使中国文化失去了创新的动力。西方个体主义的文化心理强调个人的价值与尊严，强调个人的特征与差异，提倡新颖，鼓励独特风格。正是这种追求“差异”和“多样化”的“求变”心理，使西方人拥有了那种独立创新的科学精神，推动西方社会创造出丰富的精神和物质文明。

中国人信奉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孟子称：“舜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群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在中国，人与人交往时要受到各自地位和角色的制约，否则就是失礼。这种较强的等级观念也在其语言表达形式上体现出来。汉语中当几个词并列时许多情况下排列顺序不是任意的，一般是按由尊到卑、由主到次、由大到小的次序排列，如君臣、父子、兄弟、姐妹、师徒、男女老少等等。中国人推崇“抑己尊人”的处世原则，谈话时有意抬高他人地位而使自己显得卑微，因此汉语中出现了大量的谦称和敬称。汉语自称谦词古代有：仆、小人、愚、鄙人等，近现代有：学生、晚辈等。自称亲人谦词有：家父、家母、内人、犬子等，敬称对方亲人有：令尊、令堂、令夫人、令爱等。而西方文化心理强调平等。平等意识渗透到西方社会的各个领域，西方人的行为、工作、娱乐、语言、政治等无不体现出平等观念。因此，令中国人难以接受的是，在西方，子女对父母、学生对老师都可以直呼其名，晚辈或学生可以就一个问题或观点与长辈或老师争得面红耳赤，毫不顾忌后者的面子或权威。

中西方传统节日对比 篇2

一、语文学时期中西语言学研究的共同之处

(一) 目的相同

首先, 注释和传播文化典籍是中西方语言学发展最初发展的共同动力。在传承经典文化的过程中, 训诂、文学和音韵的研究在我国显得格外地突出。“在经典阐释的母体里孕育的中国古代语言学, 自初生起就涵泳于语义-文化的双向建构之中, 逐步形成了以‘训诂’为框架的独具人文精神的研究规范。”训诂学的目的是解释古书词语的意义。中国最早注释的古书是孔子编著的《春秋》, 为之作注的书籍有《春秋左氏传》、《春秋榖梁传》和《春秋公羊传》。在注释的时候, 其中涉及到了一些语法上的问题, 只是这些关于语法的解释还非常零散。训诂学的代表性著作《尔雅》, 则是一部解释经书的分类词典, 其中所选用词语大多来源于当时通行的经典著作。在西方, 《荷马史诗》是由《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长篇史诗组成, 是西方第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 也是希腊文化的精华, 成书于公元前一千年左右, 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发展定型。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希腊语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为了读懂这两部史诗, 在公元前6世纪时, 雅典就有人对《荷马史诗》作校勘和注释的工作。到公元前四世纪时, 在亚历山大里亚发展起来的语法学派的学者亚里斯塔克斯以研究荷马史诗的文本而著称, 他的学生狄奥尼修斯的《读写技巧》对后代西方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其次, 古代的中西方都非常重视文化和语言的传承。中国古代很注重儿童的识字, 古人把语言文字学叫做“小学”。“小学”原本指“八岁至十四岁的幼童读书的学校”。与此相应, 也产生了许多孩童识字的课本, 如《苍颉篇》、《急就章》、《太甲篇》、《训纂篇》等。在西方的古希腊罗马时期, 雄辩和演说相当盛行, 修辞学也就很受重视。尤其在古罗马时代, 7岁至12岁的儿童在读完小学之后, 就要进入文法学校, 主要学习文学和语言, 当时有希腊文法学校和拉丁文法学校, 学成之后, 就进入修辞学校, 专门接受演说和雄辩的技巧。因此在这个阶段的古希腊和罗马的修辞和语法的专著很多。

(二) 地位相同

传统语言学时期的中西方语言学研究最初都与哲学和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传统经典的注释和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使得语文学时期的中西方语言研究总也摆脱不了哲学和文学的束缚。“中国的语言研究最初也是哲学家和思想家的任务。”在先秦的百家争鸣时期, 荀子、老子、墨子、公孙龙子等思想家和哲学家在论述自己观点时多次涉及到语言的话题。“墨子谈语言与逻辑的关系;荀子在儒学的基础上, 公孙龙在名学的基础上各自发展了孔子的‘正名’之论。”基于相同的语言研究背景, 导致了传统时期的中西方语言学研究具有相同的地位, 即通常所说的附庸地位。语言学研究尽管早就开始, 但是真正系统的独立的语言学研究并没有起步, 而是附属在其他学科中。“中国古代语言学被称为经学的附庸,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它没有独立的地位, 仅以‘小学’的形式附属在经学之下;二是许多小学家本身就是经学家, 甚至是先成为经学家而后才成为语言学家;三是小学的主要著作是作为研治儒家经典的手段和工具而出现的, 是为经学服务的。”

(三) 对语言的初始认识是相同的

人类思维的共同本质, 决定了中西方对于语言最初认识的一致性。我国古代关于“名和实”的争论与古希腊罗马语言学研究中关于“词与物”关系的研究基本相似, 实际上关注的都是形式和意义的关系问题。我国的荀子在《正名篇》中明确提出“名无固宜, 约定俗成谓之宜, 异于约谓之不宜。”古希腊哲学家对于形式和意义的争论主要是以柏拉图为代表的“本质论”派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规定论”派, 本质论者认为名称与事物的意义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必然的联系, 名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 是与实际相符的;规定论者则认为词和意义的关系是任意的, 约定俗成的, 他们的观点和荀子的观点基本一致。之后的斯多葛学派还进一步把注意中心转向语言的本质问题, 认为语言的外部形式表达了有关人类本质的内在真实。

二、语文学时期中西方语言研究的不同点

从主流上讲, 中国古代语言学研究终究不是以语言本身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的、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学。西方的语法学时期, 尽管在研究的背景、目的和地位上与中国有很多相似点, 但最终走向了和中国语言学研究截然不同的方向和道路。两者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 研究对象不同

传统时期的中西方语言研究在研究对象上区别显著。传统的中国语文学研究主要以文字、词汇和语音为研究对象, 西方语言学早期主要以语法和语音为研究对象。何九盈先生在《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中指出, 古代汉语语法没有成为专门之学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汉语语法问题不如印欧系语法问题那么明显, 那么突出”, “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国学术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 学术主流、学术传统一直相当稳定, 且偏于保守。”西方的文字属于拼音文字, 形体本身不表示意义, 而且, 古希腊、古罗马的语言属于屈折语, 有着丰富的形态变化, 通常用不同的形态表示不同的意义, 所以研究的重点自然就放到了语法和语音上来。

(二) 研究、关注语言的角度不同

传统的中国语言学从一开始认识语言的时候就侧重于研究书面语言, 即文字。就起源问题而言, 中国的神话传说中流传下来的多是关于文字起源的, 如仓颉造字说、八卦说等等。《淮南子》中就记载有“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 鬼夜哭”。而在西方, 流传下来的多是关于口头语言的, 比如《圣经》中上帝创造了亚当, 又创造了各种走兽和飞鸟, 山川和河流, 然后把亚当带到田野, 亚当怎么称呼这些事物, 这些自然事物就叫什么名称。《圣经》所说的都是一样的语言, 以后要做的事情恐怕就没有不成功的了。于是就变乱了他们的口音, 使他们的语言彼此不能相通。从此, 世界上就有了许多种语言。

(三) 研究的方法不同

论中西方诗词对比 篇3

中国古典诗学受儒家礼教的影响,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倡导和坚持“文以载道”的诗学观念。在这种诗学观念的影响下,诗人心中的内在激情和生命欲求被无所不在的道德律令日趋分割为几无生气的碎片,诗人创造的作品也日趋远离诗人内心的呼唤而成为了虚假、平庸的装饰。与之相反,西方现代诗学从一开始就是以强调诗的独特性和非功利性为逻辑起点的。西方现代主义诗人从波德莱尔到魏尔仑、韩波,再到马拉美、瓦雷里,都以对“纯诗”的倡导来强调诗的独立性。波德莱尔等人的诗学显现出一种奇异的梦幻般的魔力,它点燃了中国现代诗人那渴慕突破“载道”诗学观念的思想火花,激发了他们建构现代诗学观念的生命激情,他们陶醉于对波德莱尔等人描绘的纯诗的那种自由、独立的梦幻般的图景的想象之中,如同在漫漫的黑夜的煎熬中终于盼来了希望的曙光。他们从波德莱尔等西方播火者手中接过纯诗论的火种,开始走上了一条通过纯诗的倡导与古典诗学“载道”观告别的艰难旅程。他们相信,只有在波德莱尔等人构建的这种纯诗王国里,诗的本体意义才能得到充分的敞开。为此,李金发等象征派诗人对新诗运动初期对诗的独立性地位注意不够的倾向极为不满,发出了“艺术独立”的呐喊,要求改变诗对政治、道德的依附状况和地位,他宣称:“艺术是不顾道德,也与社会不是共同的世界。艺术上唯一的目的,就是创造美”

中国古典诗学以直观、领悟、体验为基本的思维方法。客观地说,中国古典诗学中不是没有形而上哲理,但这种形而上的存在从来就没有成为中国诗学家孜孜以求的对象。如道家的“道”,指涉的本是宇宙和生命的本体,但道家却并不对这个本体存在为何存在的形而上学理进行富有思辨性的考察。西方的知性话语无论在形态上还是内涵上都获得了充分的展开。我们既能在袁可嘉、穆旦的主知诗论和诗作中看到艾略特玄学思辩论的深刻影响,又可在冯至、郑敏等人的主知诗论和诗作中发现里尔克主知论的影响。这其中,尤以袁可嘉对艾略特、瑞恰慈为代表的英美现代主义的主知话语的转述和阐释最为突出。之所以是突出的,是由于它已融入了袁可嘉对主知这一理论问题进行追问的独创性意识。当袁可嘉提出“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理论时 ⑥ ,我们不仅可以发现其中“玄学”一词在基本意义上与艾略特推崇的玄学派中的“玄学”含义的一致性,而且,我们也发现了一种对新的诗学思维和体系的寻求与建构的冲动。

中西方节目主持人对比 篇4

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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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广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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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节目主持人的发展状况。

说起主持人的来源，还得追溯到1928年荷兰对外广播公司开播首个主持人节目“快乐的电台”，自那以后，主持人这个行业才从西方逐渐兴起。而相比之下，中国国内节目主持人的出现则要晚上半个多世纪，一直是到1980年7月12日中央电视台开播的《观察与思考》首次正式打出“主持人”字幕时，主持人这一职业才正式在我国出现。发展至今，我国的节目主持人行业已经经过了三十几年的风风雨雨，如今的主持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首先，主持人不再是最初充当报幕员和播音员的机械式主持人了，而是具备采访、播音、评论等能力于一体的“多功能”主持人。记得1978年元旦《新闻联播》开播时，主持人播报新闻大多像“看图说话”一般，新闻图片上显示的是什么，主持人就描述一遍，很少会涉及到图片所隐含的新闻意义。而如今再看《新闻联播》，主持人不仅要具备基本的新闻播报能力，有时候主持人还要去到现场采写新闻，或者在演播室对新闻进行评论。

其次，如今的主持人的主持声音也不像之前那样干涩、枯燥、平淡无味了，其主持的语言也变得温柔细腻，充满了人情味。比如柴静，当年她刚进入央视主持《东方时空•时空连线》时，就因为太过官方的生硬的主持风格伤害过一些本就受过伤害的嘉宾，后来她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加以改正，如今才成就了她“温柔杀手”的称号。

再次，主持人这个行业也不像当初那样高高在上，遥不可及，如今的主持业也学会了从受众的需求出发，时不时与观众进行些互动，与受众保持双向联系„„

类似的变化有很多很多，从而也可以看出，我国的节目主持人发展状况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很有发展前途的。我们一方面要看到这些年来节目主持人的积极发展状况，但也要看到国内节目主持人与国外节目主持人的较大差距。在此，我将通过对比美国著名女性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和有“东方奥普拉”之称的鲁豫的主持风格来分析中西方节目主持人的差距。

二、人物介绍

奥普拉•温弗瑞是一位天命之年、长相平平，身材欠佳的黑人妇女，但就是这样一位不起眼的人靠着其极具个性的主持能力，凭借着独一无二的《奥普拉秀》一跃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妇女之一。陈鲁豫曾被评为“中央电视台最受欢迎的十大主持人”称号，她主持的《鲁豫有约》更是根据她的采访风格特意打造的一档明星主持节目。鲁豫还因为她采访的幽默感和真诚被称为“东方奥普拉”。

三、奥普拉和鲁豫之间的共同点。

1、两位主持人都是以真诚动人的。

其他一些主持人，在进行人物访谈时，并不是特别关心采访对象的回答和心理，而是关心下一个问题问什么，这就明显使得采访对象觉得主持人并没有将自己放在心上，采访对象的回答也越来越无趣了。但是奥普拉和陈鲁豫不同，她们虽然也会考虑接下来要问什么，她们更关心的是采访对象的回答，并根据采访对象的回答做出相应的回应。陈鲁豫在《鲁豫有约》中就会捉住采访对象回答的一个亮点，并不时在之后的问答中再度提起，这就让受访嘉宾感觉主持人把自己的话听进去了。奥普拉更甚，在做节目访谈时，奥普拉常常不惜将自己的一些秘密作为“交换条件”，并和嘉宾一起抱头痛哭或是仰天长笑。这样的真诚，换做是谁，也都愿意说出那些本不愿说出的事吧！

2、两位主持人进行人物访谈时都善于营造轻松的采访气氛。

我一直认为，一名优秀的主持人进行采访时并不是靠刻意的搞笑或者是牵强的幽默，好的主持人会让受访嘉宾感到自然的轻松，并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奥普拉和陈鲁豫就善于调节采访现场的气氛。比如，陈鲁豫在采访受访嘉宾时在听到嘉宾某些幽默的回答时放声大笑。这种大笑并不是每一位女主持人都敢于做的。受到主持人的感染，嘉宾的情绪自然也就会放轻松。奥普拉的纯真可爱更是为人所知，她在采访嘉宾时会跟随着采访嘉宾的回答做出很夸张的肢体动作或者是夸张的大笑。这些夸张的元素，让再害羞的嘉宾也会放松心态的。

3、两位主持人对节目的控制能力都很强。

虽说两人在节目中的情绪经常会随着嘉宾的情绪波动而波动，但是两人并没有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而把节目引导偏离轨道。她们所问的问题之间是由内在的逻辑联系的，因此，即使对于一个问题，主持人会有所发挥，但也不影响总体的节目进程。

四、奥普拉和鲁豫之间的不同点。

1、两人的职业经历不同。

奥普拉是在电视台熬10多年才遇到自己的伯乐，歪打正着被迫去主持一档电视脱口秀节目，才从一名不称职的新闻采写记者成功蜕变为“脱口秀女王”的。虽然她自己说这是歪打正着，但不能否认，10多年电视记者的经验让她更加能够摸清受众的收视心理，做出更让受众接受的电视节目的。陈鲁豫则不同，她是1993年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直接进入央视担任主持人的，直接的就业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经验不足。也许是意识到了这点，在央视工作两年后她便远赴美国，留学“充电”。直至学成归来，才登上了事业的高峰。

2、主持涉及面不同。

和奥普拉相比，陈鲁豫的主持内容主要是注重节目人物的故事情节，但奥普拉不仅注重普通人物的故事，也注重国际重要敏感问题。奥普拉有很多期的采访都是和关爱妇女儿童、抵制吸毒等社会重大敏感问题。由此看来，这也算是我国访谈类节目比较薄弱的问题。

3、陈鲁豫的采访语气与奥普拉相比，温柔有余，尖锐不足。

其实我眼中的奥普拉也是一个“性情中人”，她在采访到悲伤的故事时，也会和嘉宾一起抱头痛哭。但对于那些很敏感的问题，奥普拉从不马虎。比如，在著名的“詹姆斯·弗雷自传事件”中，奥普拉三次专题节目访谈弗雷，第一次受到弗雷戒毒故事感动而向大众大力推荐其自传，第二次对弗雷自传中的虚假情节进行当面质问和严重质疑，第三次则为自己的“严厉过火”向弗雷道歉。这三次采访中，我们足以看出奥普拉的真诚、负责。这些特质正是西方节目主持人主持亮点，也是我们国内的主持人不足的地方。

4、最后，我自认为把陈鲁豫称为“东方奥普拉”并不是很适合。

毕竟，鲁豫也是有自己的采访特点的，比如在节目中她会安安静静地倾听受访者的诉说，绝不会从中打断。她的安静，正是她的特点。而现在她被安上奥普拉的标签，这对于她的采访特点来说是一种抹杀。她是陈鲁豫，绝不是第二个奥普拉。

五、总结中西方节目主持人的差距。

综上所述，从对比中西方两位著名女性节目主持人陈鲁豫和奥普拉来看，以小见大地可以看出两者之间还是有对比性的。

第一、我国节目主持人的新闻从业经验和西方节目主持人是有差距的。西方国家的主持人很多都是从最基础的新闻采写工作干起，并且是在新闻基层磨练了数十年后才当上主持人的，所以他们的经验比较丰富，节目主持比较有深度。而我国的许多主持人都是直接从学校进入主持行业，十分缺少基层的锻炼。不仅对新闻领域没有一个全面准确的认识，而且主持能力比较单一，不像西方许多主持人那样全能。

第二、由于中西方主持人节目运行机制的不同，而导致主持人个 性发挥和内在环境不同。在西方，许多主持人不仅仅是主持人，还负责整个节目的策划、选题、采访和编稿等，所以在节目中，主持人不仅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而且还可以相对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个性特点。中国则不同，我国的许多主持人只会负责到节目的采访和主持，自然，从中学到的东西是有限的。而且，我国主持人在主持中会受到采访稿或者主持稿的束缚，不能够畅快地表现自己的个性。

中西方文化对比之葬礼忌讳 篇5

有关于葬礼忌讳

 显然，在中西方的葬礼文化中都有很大的一部分有关于忌讳的问题。一下给大家分析一下中西方葬礼的忌讳之异同。

 西方：

 西方人十分留意葬礼过程中出现的某些现象，并坚信这些现象显示了某些征兆。可能不符合常理逻辑甚至令人觉得毛骨悚然，但是文化的诞生必然有他的合理性。这些禁忌有：

 如果葬礼哪天出太阳，那么，在参加葬礼的人群中，那个人的脸被阳光照得最亮，下一个死亡这就可能是这个人（如果去欧洲参加葬礼尽量站在被阳光的地方吧！被这样的禁忌诅咒了就得不偿失了）；

 如果葬礼那天是阴雨天气，这便意味着死者的灵魂可以顺利地进入天国。在很多电影中，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譬如：《莫扎特》、《三傻大闹宝莱坞》（这个比较无厘头的电影中表现葬礼依然是选择了一个绵绵细雨的日子，也是更进一步的说明了阴雨天气对于西方葬礼文化的影响，可能与中国的避免逝者见光一样吧）；

 如果参加葬礼的人数是单数，那么其中必有一个不久后便会去世（中国好像反而是相反的，喜欢双数日子）；

 预定好的葬礼日期在西方是不能被推迟的。如果葬礼被推迟，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都将意味着在三个月内死者的亲属或邻居中必然还会有死亡。假如在被推迟的日期中还包括这星期日的话，那这一凶兆就更有可能兑现，而且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避免（不得

不说，这个太恐怖了）；

 另外，在西方有些日子是不以举行葬礼的，例如：元旦。据说，倘若在这一天举行葬礼的话，那么，在死者所属的教区里，在新的一年里每一个月都将会举行一次葬礼。星期日。据说，在星期日举行葬礼，便意味着在一个星期内还会接连地举行三次葬礼。

 出门遇见葬礼队伍在西方也被认为是不吉利的。西方人在出门时若遇到葬礼，便会跟着送葬队伍走上一小段路，据说，这样做能避免凶兆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 在棺材被运往墓地下葬时，西方人是决不肯走在棺材前面的。如果这样做的话，会使自己或家人、朋友大难临头，甚至会造成死亡；但如果这时遇见了一个牧师或传教士的话，那这一凶兆便会自行消除（从这里可以看出西方葬礼文化与基督教的密不可分之关系）；

 在许多国家都有这样一种习俗，即：尽可能地给死者穿戴整齐后再进行安葬，如果出现诸如死者缺一样或几样小东西的话，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人一般是不愿意将自己的东西送给死者的，倒不是因为这些人小气，而是因为死者在地下腐烂或者在火中烧毁后，怕自己的运气也将会消失掉。(1)

 中国：

 说起中国，主要的机会就应当是风水问题了。很多情况下，一旦岁数、生辰八字、生肖与试着相克，就很可能没有机会去参加逝者的葬礼，下面给大家列举一系列的情况：

 忌参加丧礼的人，与亡者生辰八字相克；

 因「子午相冲，金木相克」的道理，如果亡者是子年出生的，那么不论亡者的亲朋或好友，凡是午年出生的人，都不能参加送葬仪式；

 孕妇与婴儿禁忌送葬，恐怕沾染到不祥之气；

 忌参加丧礼的人，与亡者生肖相克：

 在丧礼上，通常会贴有一张告示牌，说明有那些生肖是与死者的生肖相冲克，必须回避。有的还会在灵堂里放一盆水，给来参加丧礼的来宾洗涤，以去除不祥之气；

 忌入殓时啼哭，将眼泪滴在亡者身上：在举行入殓仪式时，亡者的亲友应当保持冷静。此时忌讳有人啼哭，否则会使亡者不忍离去，其魂魄将无法升天，而滞留丧宅。若因啼哭而不小心将眼泪滴在亡者身上，将使得亡者留恋人间，不得转世超生。

 忌七月时出葬：七月被一般民间视为鬼月，此时阴间的鬼门大开，许多鬼魂被流放到阴间来。若于七月出葬，可能会招引更多的鬼魂出现，鬼煞大作，对丧家更为不利。

 忌守丧期间剪发、剃胡须：根据民间的习俗，在家有丧事期间，其亲人不能剪发及剃胡须。一般人认为这是为了表示极度哀伤悲痛，以致于无法顾及修饰边幅。而其另外的用意，则是为了避邪，以不修边幅的模样，使自己跟平常看起来不一样，让亡灵鬼魂认不出来，以免受到侵扰；

 忌出葬时，抬棺者说“重”字：在出殡时，抬棺者应保持肃静，禁讳说到“重”这个字。若不小心脱口而出，可能会生出变故，如棺柩更重而更加抬不动，或是于行进间，抬捍断裂导致棺木掉落地上；

 忌带孝者观看建庙、婚嫁，或接触产妇及婴儿：因一般人认为带孝者身上带有不祥之气，所以凡是与神事及喜庆有关的场合，如建庙、安灶，或是婚礼、喜宴，都应避免参加。否则在带孝者的凶气感染之下，将导致建庙不灵，或新婚夫妻感情不睦。而若带孝者接触到产妇或婴儿，将致使产妇难产，以及婴儿夭折等不幸的事发生。(2)

 很显然，中西方有关于葬礼的机会有相同也有不同点。比如中西方都有忌讳举行葬礼的时间，只不过可能具体有些不同，不过其实两者的意志都是相同的。然而中国葬礼忌讳更加重视一些参加葬礼人员的个人信息是否与逝者相克而造成其中一方的命运流转，他们认为逝者在离开人间的同时，是不会给生者留下什么恶念，只是希望生者能够尊重他们，给予他们最基本的人格，所以对于风水与生辰八字慎之又慎，希望在离开人世时能够不要留下遗憾，为下辈子记下罪过。而西方则更加重视自我，重视生者的继续生活是否会被葬礼而玷污，而带来伤害。很明显，二者的宗旨都是为了能够更好的生活下去，可能我们会说这样的行为太过迷信。但是从这样的习惯中，也可以看出中西方在文化方面都是抱有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二者都是希望通过自己的理解角度而达到一个更加美好的生活，也是希望他人能够不要因为别人的不幸而影响到自己。这样的现象出现在两个不同的地区，反映

了人类的一个共同的态度。同时，两者一致的从各自的信仰出发，中国古代信仰这种不成体统的鬼神制度，而西方则有属于自己的一套独特的规则，这样的规则的制定也反映了人民大众想要通过一些自己的感知理解一些原本自身无法理解的问题，也反映了人类共同的求知欲。但是，在这样的不同的地域，西方最初是实行的古希腊古典民主制度，而中国则是一套封建礼教制度。一个是以海洋为中心的海洋文明，而另一个是以河流为中心的两河文明，在这样不同的自然条件下，也就催生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化习俗，继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葬礼忌讳。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两者的异同也就变得有理可据了。

中西方餐桌礼仪对比英语演讲稿 篇6

Today, I will introduce the differences of table manners between China and West.My presentation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background and objectives, arrangement of seat, tablewares, atmospheres at table and conclusion.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economy, cross-culture communication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frequent,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have become more obvious, especially the differences of table manners.Having dinner is more than the basic necessity of life.Instead, having dinner is an important part in people’s daily life.By learn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table manners, we can open up eyesight, acquire more information and expand the circle of communication.Chinese arrangement of seat is differ from western’s.Chinese people always choose round tables when entering friends and seats at one table also have different meanings.The seat opposite to the door is the door seat, which is for chief guests or elders;the seats beside are the second honor seat which are for other guests;the seats that opposite to the honor seat are the inferior seat.Inferior seat are for the host and hostess.Hosts sit down on the inferior seats after all the guests sit down.Differently, western people prefer long table to round table when entering friends.The host and the hostess seat at both end of the table.The chief guest sits at the upper right side of the hostess, and the wife of the chief guest seats at the upper right side of the host.The differences are associated with many reasons.Chinese people believe that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should obey group consciousness, while western people prefer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Chinese people lay emphasis on revering elders and caring the young, while Western’s is self-expression and equals.Chinese and western tablewares are also different.Chopsticks are the main tablewares in Chinese food culture.It’s impolite to insert chopsticks straightly into the food, because only when sacrificing the death do Chinese people doing so.What’s more,using chopsticks that licked to pick up food is very impolite and will make other guests feel sick.In West, people usually use knife, fork and spoon.The right order to use tablewares is to pick from outside to inside.As we all known, Chinesetable atmosphere always noisy and always the noisier the better.But western’s is always quiet.Because Chinese people consider eating as the happiest thing in their lives and begin to talk at the time they sit down and even help guests with food to show respect and warmth.On the contrast, western people avoid urging others drinking and picking up food to others.They emphasizing individual rights and privacy and begin to eat food from their own plates.In conclusion, Chinese table culture pays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order among people.Western table culture pays attention more on harmoniously use of tools.And in cross culture communication, the misunderstandings caused by culture barrier appear frequently.Sometimes well-meaning talking might make people embarrassed.So, studying the differences is necessary.

中西方面子理论对比分析 篇7

在西方, 面子理论是由美国学者戈夫曼 (Goffman) 首次提出的。而后, 布朗和列文森对其提出的面子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明确提出了“面子理论”。作为一个专业术语, “面子”是指个人在公众面前的想要维系的个人形象。与“面子”息息相关的就是“礼貌”。礼貌是指在交际中, 人们用以表示自己意识到了别人的面子而采用的方法。然而, 现实情况是交际中面子难免会受到威胁, 那些威胁到别人面子的行为即“威胁面子行为 (face threatening act) ”。相应的, 当某些行为威胁到的他人的面子, 说话者也会说些什么来减轻这种威胁, 这被称为“面子挽救行为”。

例:——我现在就去告诉他, 马上给我停止噪音! (面子威胁行为)

——你可以问问他是不是马上就能结束, 因为已经很晚了, 大家要休息了。

(面子挽救行为)

布朗和列文森认为每个交际参与者都具有两种面子: 积极面子 (positive face) 和消极面子 (negative face) 。积极面子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赞同、喜爱、欣赏和尊敬; 消极面子是指不希望别人强加于自己, 自己的行为不受别人的干涉、阻碍, 有自己选择行动的自由。他们认为在会话过程中谈话双方的两种面子都会受到侵袭, 即说话人和听话人同时面临着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的威胁。因此, 绝大多数言语行为都是威胁面子的行为, 而礼貌的会话功能就在于保护面子, 降低面子威胁行为的威胁程度。交际中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面子得到尊重, 所以有很多实施面子挽救行为的策略。本文仅以其中两个策略为例:

1、积极的礼貌策略

2、消极的礼貌策略

积极的面子策略是指请求者通过话语表达企图引起听话人的共鸣甚至是友谊。

例:嘿, 兄弟, 如果你能把笔借我使使的话, 我会很感激的。

消极的面子策略通常会通过带有情态动词的问句来实施。或者通过表达歉意的方式。

例:——Could you lend me a pen? ( 你能借我一支笔吗? )

——I know you are busy, but might I ask you if you happen to have another pen that I could—eh—maybe borrow?

( 我知道你很忙, 但是我想问…你有多余的笔吗…可不可以借我一用? )

二、中国的面子问题

中国人所说的“面子”包括两个部分:“面子”和“脸”。胡先缙女士用语义分析法对二者的定义进行了研究。 她将“面子”定义为“个人得到公众的一致认可的声望和地位”;“脸”是指“社会大众对个人道德品格的尊敬”。可见, “丢面子”和“丢脸”具有不一样的含义。举例来说, 一位贵客被主人从边门请入, 是为“丢面子”, 但是如果客人对主人此行为当街大骂, 则是“丢脸”。但是, 很多时候, 二者分的并不是很清楚。中国人的面子理论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尤其是传统的儒家“礼”“德”的影响。比如, 孔子就曾经提出过“色恶不食, 臭恶不食”等“九大不食”。对于中国的“面子”问题, 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理解其内涵: 首先, 在汉语文化中, 面子是个体身份与理想形象要求的表现。个体的行为必须符合这种身份和形象的要求。这就要求人们遵守各种道德规范、人格标准等。当个体言行符合社会普遍标准, 那他就有面子, 违背这种标准就会丢面子。 第二, 面子是人情关系与人际影响的象征。在人际交往中, 给对方以情面, 达成关系的和谐, 就给了对方莫大的面子, 反之就会驳了对方的面子。这情面面子广义上与布朗和列文森的积极面子要求一致。中国人历来重视面子, 有时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中国有句古话, 叫做“不受嗟来之食”。这是当今社会人们不能理解的地方, 难道面子比生命还重要吗?不难想象, 古代文化对面子的极度重视。其实, 放眼现代社会, 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例子也屡见不鲜。

三、结语

通过上述对中西方面子问题的简介, 我们可以总结出中西文化中“面子”的主要差别体现在一下两点:其一, 中西文化对“面子”一词概念的解释不同。西方更强调个人主义, 而中国则从社会规范的角度出发。西方多游牧民族, 很少聚群而居, 因此, 在他们的思想中更加注重个人的自由。相比而言, 中国人自古聚族而居, 且深受儒家思想熏陶, 自然更讲究对他人的尊重。 其次, 中西文化对消极面子的认识也不同。我们发现, 汉语文化中的“面子”更偏向于积极面子, 却很难找到一个与消极面子对等的概念。希望简单的比较能为读者理解中西方面子问题提供帮助, 使其尽量免于威胁他人面子。

摘要：布朗 (Brown) 和列文森 (Levinson) 的面子理论是用于论述和诠释礼貌现象的人际关系理论。但是, 该理论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础上, 因此难免招致中外学者质疑其跨文化普遍性问题。在中西方文化中, “面子”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探讨和对比不同文化面子文化的差异, 有助于消除东西交流中的障碍, 从而有效促进跨文化交流。

关键词：中西双方,面子理论,对比

参考文献

[1]George Yule, Pragmatics,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4.12.

[1]栾颖, 面子及中国的面子文化,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2013.10.

浅析中西方绘画色彩对比 篇8

自古以来，中西方就在文化、政治以及经济领域存在着众多差异，这也导致中西方文学艺术在细节方面存在诸多不同，这在绘画色彩方面就有鲜明的体现。这些差异不仅仅是受到地域等因素的影响，与社会、文化、政治等都有一定的关联。

一、中西方绘画色彩差异

（一）色彩视觉上的差异

中国画是以统染为主要的色彩手法。在绘画过程中，色彩并非居主要地位，加之颜料的局限性，各个颜色之间显得较为孤立，而西方绘画则更加注重色彩的视觉刺激。中国画注重神韵，西方注重色彩的强烈表达。中西方在色彩视觉方面主要的区别就是：传统的中国画色彩较为单一，主要是以墨与线为支撑；而西方绘画自文艺复兴时期开始，逐渐追寻统一的色调，变化与审美更是趋向统一。即使颜色如何丰富多彩，对比如何强烈，在整体表现上都是追求一种和谐美感。从审美习惯上讲，我国的绘画艺术讲究的是整体上的神韵之美和局部的色彩之美，而西方人则是注重绘画色彩的变化与堆积，并努力将极为复杂的颜色关系梳理清楚，新印象主义由此而生。

（二）绘画色彩艺术价值观的差异

中西方在美学价值观方面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文化、地域及人文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价值差异。中国的哲学思想多追寻的是天、地、人之间的和谐之美，这种思想也极大地影响了古代绘画审美价值观念的形成。相对来讲，西方的绘画色彩艺术价值观更加极端。从而形成了中西方美学的理论基础，其中的艺术风格以及审美理念也大不相同。人们一般用“阳动”来形容西方的绘画色彩艺术，用“阴静”来形容中国的绘画色彩艺术。

二、绘画色彩差异形成的原因

（一）社会形成原因

1.中国画社会形成原因。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因素对绘画色彩的影响较大。宋代之前，中国画偏重于色彩斑斓，而宋代之后，则更加倾向于“水墨渲染，清新雅致”。宋代之前，中国政治、经济等方面实力强劲，国力昌盛，人们的生活安逸、舒适。所以，这段时期的绘画作品形式多样，色彩丰富。宋代之后，尽管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社会较为动荡，外族干扰频繁，中国文化逐渐进入低沉时期。古代文人墨客经历了国破家亡，忧患意识逐渐形成。而美术作品大多为文人所做，绘画作品也因此多体现文人墨客郁郁寡欢、忧国忧民的情怀。并且，作品中所提之诗多为抒发忧虑思想，加之受道家思想影响，此时的绘画作品色彩多以水墨变化为主，色彩较为单调。

2.西方绘画观念与我国不同。宗教文化对西方绘画的影响深刻，西方绘画中带有强烈的基督教色彩及个人主观色彩。在西方绘画中，色彩占据着主导地位。体积、空间以及形态等通常都是通过色彩来表现的，并赋予色彩以生命力。在文艺复兴之前，西方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偏低，人类对色彩的掌控还较为原始，很多西方绘画都是以图腾作为表现形式。主要颜色也比较单一。中世纪后期，原有的社会结构发生重大改变，城市的经济日益繁荣，这使西方人的世界观也发生了重大改变。人们不断反对封建思想以及神学，并逐渐开始追求金钱和享乐。此时，色彩在西方绘画中的地位开始逐渐上升，并被广泛应用到壁画、镶嵌画等表现形式中。西方现代派以及后现代派的出现，使人们更加倾向于绘画的形式性及象征性。这种资本主义垄断造就的产物，将这一时代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完美展现出来。而且，其利用抽象、荒诞的表现手法，诠释了当时西方社会的精神生活，此类作品非常具有审美及社会价值。

（二）文化原因

1.中国化色彩形成的文化原因。中国画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中国哲学思想的严重影响。先秦到汉唐时期，我国的绘画色彩运用一直都是受儒家思想影响。唐代以后，道家思想逐渐影响人们的审美情趣，人们对色彩的认识更加全面。儒道两家在色彩的认识方面存在重大差异，进而形成了鲜明的审美观念。南北朝时期，佛教逐渐兴盛，并与儒家和道家在色彩上形成互补历代的绘画理论家影响着后人绘画的实践以及绘画风格。魏晋南北朝时期，理论家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绘画“六法”，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对后世的绘画影响巨大。从“随类赋彩”可以看出当时画家对色彩的重视。“随类赋彩”不是追求物体本来的颜色，而是注重色彩的相似，并且反映了绘画者的创作意图，用色彩去反映人的思想观点。由宗炳的“以形写形”“以色貌色”也能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自然色彩的重视。象征性是古人对色彩的把握，也是对色彩理论的理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是第一部为墨画所著的著作，书中指出：“夫阴阳陶蒸，万象错步。玄化亡言，神功独运。草木敷荣，不待丹碌之采；云雪飘扬，不待铅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凤不待五色而粹。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意在五色，则物象乖矣。”张彦远用墨色代替了固有色彩的表达，这是从理论上对当时社会的绘画现象进行的总结。墨的地位高于色彩地位，他反对“笔力未遒，空善赋彩”，张彦远对笔和墨的主张，成为后来五代山水画家荆浩“六要”理论的来源。“六要”，即气、韵、思、景、笔、墨，这是对谢赫“六法”的延续和发展，也是对当时水墨画创作手法的总结。“六要”中的“墨”代替了“六法”中的“随类赋彩”，从此便形成了“笔墨”的理论体系。从色彩丰富到以笔墨为主，无不体现出中国社会的文化发展形势，当社会时局动荡不安时，士大夫们的忧患意识已经在无形中选择了绘画色彩。

2.西方绘画色彩形成的文化原因。西方绘画起源于古埃及时期，那个时期，很多西方民族都对太阳无限崇拜，进而形成了绘画中的色彩观。例如，金色象征着太阳的明亮光辉，红色则代表着无限的生命力。随着基督教的不断兴起，绘画色彩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自文艺复兴时期到19世纪初，西方的绘画作品中表现宗教、神话等风景画多是采用固有色，利用色彩的明暗对比展现形体构造，并且崇尚理性，多以素描为绘画基础，用色彩细化作品的感性机能。科学色彩感形成于19世纪60年代兴起于法国的印象派，以马奈和莫奈为首的一批画家，他们用绚丽的颜色去描绘和表现在光中的物象。印象派最大的特点就是注重光与色的描绘，表现物象受光后的真实变化。印象派画家认为大自然的光线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变化，反映在物体上也是变化着的，这就要求画家用心去捕捉其瞬间即变的情况，并体会中间的差异。为达到单一的纯色的色彩，他们用科学的色彩分割手法和色彩并列手法来表现光与色。因此，西方绘画的色彩学是以科学的色彩光学、心理学、物理学等一系列科学为前提对大自然光的光谱进行分析，奠定了色彩学上的三原色色彩理论基础。但是，我们也能看到，印象派这种以对光极其敏感的反映虽然解决了色彩学三原色色彩的关系，但却忽视了构图、物体外轮廓以及明暗对比。进入20世纪后，西方色彩艺术家创造出许多以色彩形式影响人的全面色彩感情的绘画，毕加索就是立体主义的典型代表。1900年，他受到革新艺术浪潮的感染第一次来到巴黎。在内心世界处于苦闷和忧郁的时期，他曾先后用蓝色和粉红色色调描绘贫困的残疾人、病患者、老人、孤独者、演员、江湖艺人、丑角等，被称为“蓝色时期”和“粉红色时期”。他的大型壁画《格尔尼卡》，描绘的是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使无辜的平民百姓遭受苦难。这幅用单纯的黑白灰三色组成的画面和半写实的象征性手法，给人以震撼的艺术享受。

三、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也势必会带动各民族文化更为频繁的交流与融合。中西方的绘画艺术在色彩等方面的表现形式尽管存在许多差异，但是，随着彼此文化的不断交流与深入研究，一定会使中西方绘画艺术共同取得重大发展。

（红河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