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公务员制度比较（精选7篇）
西方公务员制度又称西方文官制度, 资本主义国家由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有关国家公务人员考试、任用、考核、奖惩、培训、工资、待遇、晋升、调动、离职、退休、职位分类、管理机构和体制等具体内容的总称。它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国家一般都通过制定法律确保文官制度的建立和运行。通常有3种形式：一：在文官总法规下，制定各种补充法规、条例和实施细则，如瑞士、法国、联邦德国、日本等。二：无文官总法规，直接制定一些单行法规、条例和规定,如英国。三：有文官总法规,但随着情况的变化，内容经过多次修改补充，各项单行法规实际上已与总法规并行，如美国。
文官一般区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政务官是随着政府更迭而进退，以自己所属政党在竞选中的胜败为转移的行政首脑。文官的录用办法主要是采取考任制,还有选任制,委任制、聘任制等。文官的权利和义务，一般均通过有关的法律、法规加以确定。权利主要有：身份保障权和工资、退休金、抚恤金的领取权等。义务主要有：一：执行任务；二：服从命令；三：严守秘密；四：对国家忠实；五：遵守法令；六：文官中立。
文官考核以实绩为依据，实绩以完成工作数量和质量的实效来考察。各国文官考核内容和方法各有差异，但重实绩，重考评，设有专门机构统一负责则是一致的。在法律上有原则规定,还订有细则,对诸如工作数量、质量、适应能力、知识、性格、判断力、责任心、创造力、可靠程度、监督能力、积极性、道德等内容进行全面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决定公务人员的职务升降或奖惩。职务晋升一般有 4种方式：年资晋升制、功绩晋升制、越级晋升制、考试晋升制。
西方文官制度的弊端主要表现为：①政府行政效率较私营企业低；②机械式工作方式和通常论资排辈的晋升方式往往压抑人才；③文官弄权，不负责任，往往使政务官左右为难；④有权势的文官集团在社会上形成了受到特别保护的利益集团。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公务员制度建设，他说没有制度人类社会就不能有序运行。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社会制度是各种制度的综合，建立符合国情的社会制度，国家才能昌盛，民族才能繁荣。搞好公务员制度建设有利于政府廉政建设。为了加强公务员制度建设，政府拟定了《公务员暂行条例》，出台了10个配套法规，10个实施细则，初步形成一个配套的法律体系。
我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基本内容在《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有18章88条，规定了10种制度：职位分类制度、录用制度、考核制度、任免制度、职务升降制度、奖惩制度、培训制度、交流制度、回避制度、申述控告制度。从总的来说政府应该推动研究改革以人为本关心公务员成长,制定措施吸引优秀人才, 精简机构和人员、分散下放权力强调制度的灵活性，加强能力培训，提高人员素质完善竞争机制改革分类制度改革业绩评估制度和考核制度建立灵活的工资制度提升道德标准。
中西方公务员制度的不同有以下几点：
一：在公务员范围划分方面西方各国和我国是不同的，在西方各国，凡是在国家和地方政府机关各个团体中从事公务者都是公务员。也就是说，西方国家公务员的划分范围是比较宽的。我国的公务员是指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中出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所以说在我国对公务员范围的划分是比较严格的。
二：从权利与义务上看，我国和西方公务员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显著区别。共同点体现在都规定公务员要依法行事，忠于职守，为大众服务，遵守纪律，不得经商，不得参加与本部门有关的营利活动，不得兼职等等。而差异是西方各国强调地方公务员的权利与义务一般仅限于服务的地区范围，而在我国，所有的公务员所享受的权利与义务都是相同的。其次，西方各国强调公务员“政治中立”，不介于政党活动，目的是为了在多党竞争的正传经中，避免“政党分赃制”造成的动荡不安，但是实际上完全做到“政治中立”是不可能的；在我国则是
要求全体公务员都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并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政治制度的公务员制度，由于国情不同，文化传统各异，因而必然各具特色。
三:在公务员的录用考核方面，西方各国与我国也有所不同。西方各国对公务员的选用，十一公务员是否有职务上所需要的中是能力为标准的，而为此所采取的方法既是客观公正的竞争考试，保证一高公务员的素质，克服政府官员任用中的不正之风。西方各国对公务员的考核侧重于功绩的原则。这是任用标准的重要原则。要求按照工作成绩决定晋升，具有客观的评测标准；我国公务员的考核原则是：客观公正原则、民主公开原则、依法考核原则。与西方一样，我国公务员考核也是晋升的依据但在考核上也有一定区别，西方各国对公务员的考核主要是考勤与考绩，以考绩为重点，而我国要求德才兼备。西方以领导考核为主，考核结果不公布；而我国是采取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考核方法，结果通知本人；西方的考核机构是人事部门，我国是自己部门；年考核次数不同，西方是考核两次，我国是考核一次，我国的考核要相对复杂一些。
四：从公务员与政府的关系来看，我国与西方各国有重大区别。西方各国公务员与政府的关系是雇佣关系；我国公务员是人民的勤务员，是国家的主人，是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工作人员，他们和政府的关系是共同履行行政的连带关系。
五：在公务员培训方面，我国与西方各国有所不同。西方各国重视对公务员知识的更新功能，因此以各种新手对公务员进行培训，来保证公务员素质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提高现有行政管理水平。西方各国重视公务员的人格培训、专业化原则强调针对性、灵活性的原则；在我国，国家行政学院、地方行政学院以及其他培训机构按有关规定称当家国务院的培训任务。
1 西方文官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1.1 西方文官制度内涵
近代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英国开始逐步确立了文官制度, 但各国公务员的内涵却是有所不同的。比如英国, 称之为“文官”, 它包括上自政府的常务次官, 下至清洁工, 并且是经过公开竞争考试、择优录用的文职人员, 但不包括政务官和通过选举产生的官员。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 行政部门的官员统称为“文官”, 而立法部门的参议员及雇员, 司法部门的法官, 均不在文官系列。法国将国家机关人员统称为“公务员”。日本的“公务员”分为两种:一种是“国家公务员”, 指在中央政府机关、国会、法院、国立事业单位等供职的所有人员;一种是“地方公务员”, 指在地方工作的相关人员。
1.2 西方文官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西方文官制度是在反对君主恩赐制和政党分肥制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当时欧美政坛以钱谋官、卖官鬻爵之风盛行, 直到19世纪中期, 首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 产生了改革这种不合理官吏制度的要求, 最早形成了文官系统。“文官”一词最早出现于1855年《诺斯科—屈维廉报告》中, 由英文 Civil Service 转变而来。英国《文官统计资料 (年刊) 》解释:“文官是以公民身份为王国政府服务, 未在政治部门任职的工作人员;根据特殊规定担任某些其他职务的人员;以个人身份为王国政府服务, 从王室的年俸中支薪的工作人员。”英国文官制度建立以后, 专指经过公开考试, 择优录用, 无过失长期任职的国家公务人员。这种国家公务人员, 在法国称“公务员”, 美国称“政府雇员”。由于英国文官制度在西方国家中建立最早, 影响较大, 因此, 西方国家的公务人员制度都效仿它称文官制度。随后, 美国在1883年颁布了《联邦文官法》即《彭德尔顿法》建立了现代文官制度。美国的现代文官制经过多次改革后, 逐渐成为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典型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先后颁布了文官法或公务员法, 形成了西方现代文官制度的主流, 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美国和日本的文官制度。
1.3 西方文官制度的特征
(1) 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原则。
这些原则是各国公务员制度的基本原则, 是在公务员制度中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权的基本要求, 体现在公务员制度的各个环节上。如美国1979 年施行的文官制度改革法规定:“保证人人机会均等, 经过公开的竞争性考试, 只根据能力、知识、技能来决定录用和提升”。
(2) 功绩主义原则。
功绩制既是公务员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 也是激励公务员勤奋和创造性工作的手段, 它强调的是实实在在的工作成绩, 而不是年资高低、亲疏关系、党派关系等其他因素。它要求必须按照公开考试的成绩录用公务员, 必须按照工作的成绩提升公务员。功绩制体现了“任人唯能”和“奖优罚劣”的思想, 实现了担任政府职位“机会均等”的原则。
(3) 政治中立原则。
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普遍实行“两官分途”, 即将公务员分为政务类公务员与业务类公务员。政务类公务员实行任期制, 由民选产生或由政府首脑任命, 负责政党政策在政府工作中的贯彻执行;业务类公务员实行常任制, 多数通过考试录用, 主要负责执行政府的日常业务。西方国家既要坚持“政党轮流执政”, 又要避免“政党分赃”的腐败现象, 因而特别强调业务类公务员得保持政治中立, 必须忠于政府, 不得带有党派倾向和其他政治倾向, 不得参与党派活动, 同时其管理也不受政党干预。
(4) 职位的分类化。
分类管理是公务员制度中的一种科学的管理方法, 为西方各国广泛采纳。主要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因事而分的职位分类, 分类依据主要在于职务或者岗位的客观需要, 美国最早实行职务分类。二是因人而分的品位分类, 主要依据公务员的个人条件分类, 职位分类和品位分类各有其优缺点。
(5) 法制管理原则。
法制管理是公务员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 是实行公务员制度的根本目的, 也是认识管理制度现代化、科学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西方各国都颁布了一系列的公务员管理的法律如日本的《国家公务员法》、 美国的《文官法》、法国的《公务员总法》等, 做到有法可依, 严格执行公务员法规, 对于违反公务员法规的行为依法追究其责任。
2 与西方文官制度比较我国公务员制度的不足
我国把“文官”称之为“公务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行政体制改革深化的需要, 我国开始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 并于1993年10月1日正式推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 2006 年1月1日起施行《公务员法》。在我国, 建立公务员制度的最大贡献, 就是确立了经过竞争性考试择优录用公务员的基本原则, 从而为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制度条件。但是, 中国的公务员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官制度有着许多不足。
2.1 公务员法制化程度低
行政管理要法制化, 首先干部人事制度就必须法制化。这样才能摈弃“人治”的传统, 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也才能使我国的公务员制度具有民主、效率、法制的功能。为此, 我国顺应了当代人事行政改革和发展的历史潮流, 于1993年实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以及 2006 年1月1日起施行《公务员法》, 这些法规与西方国家颁布的相关法规相比, 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不够, 在西方实行文官制度的国家如加拿大政府颁布的《文官法》、《财务行政管理法》、《公务员就业法》、《公务员关系法》等一系列相关法律, 标志着加拿大的人事管理进入科学化和法制化轨道。英国有1855年颁布的《关于录用王国政府文官的枢密院令 》和《吏治澄清法》, 法国除了《法国公务员总法》、《法国公务员总章程》以及《法国刑法典》, 还制定了以预防腐败为中心内容的《道义法规》, 同时, 法国政府还要求有关部门和公务员工会组织共同订立《道义总法规》, 并指示各部门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专门的道义法规》而且在内容上也是需要进一步的细化和完善。
2.2 选人用人中考试制度不完善
首先, 录用制度设计不完善。这种不完善存在着对公民平等参加考录的诸多限制, 一些歧视性设限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和不满。近几年, 在一些地方的公务员录用中, 存在着区域歧视、对象歧视 (如部分职位只录用应届毕业生) 以及在学历、年龄、身体条件等方面所作的严格的。许多有特长的优秀考生被这些歧视性的政策挡在了公务员队伍的大门之外。典型的案例是河南考生小卢因体检单的疑似“乙肝”被刷了, 最后将西安市公务员局告上法庭仍然没有获得被录用的资格, 也没有相关部门对此予以赔偿。
其次, 竞争性不足, 走后门现象严重。公务员“入口”凡进必考制度没有得到坚持。出现免考或随意简化考试科目和程序, 以考核代替考试, 以考调代替考录现象;利用考试与调任的空间, 出现了“考不进来调进来”的现象。仅2001—2003 年, 全国新增公务员70万人, 但经过考试录用的比例只有62.7%, 乡镇一级的比例更低, 仅为 43.26%。各类关系、人情、面子等为录用中的变异提供了深厚的土壤。行政事务沾上了浓浓的人情味, 人情味逐渐浓结, 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关系网。在面试和复试过程中贿赂面试考官、“走关系”、“打招呼”, 以及行政首长干预录用等现象层出不穷, 大大降低了公务员招录的公正、公平和有序性, 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挑战。
最后, 考试形式和内容单调, 针对性不强。我国公务员考试, 实行的是国考和省考的政策, 仅仅分为A/B/C三套试题, 全国的统一性较强, 但是考试的针对性不足而且考试的内容过于庞杂, 和实际日常生活没有什么联系。对一般岗位人员主要以资格审查、了解专业能力背景为主, 重视专家推荐和面试, 针对不同类型的职位本应该采用针对不同部门、不同领域的考试内容和考试考核方式。如招录警察时, 要进行的笔试、面试、体能测试、心理测试就要针对警察的特点设置, 能够有效考察出这些考生有没有当警察的条件, 而我国现在却是用考普通考生的试题去考警察, 没有针对警察这个特殊的岗位, 吃的是“大锅饭”。
2.3 我国公务员培训问题严重
首先, 法律法规不健全。我国于1993年正式实施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有关培训方面的规定仅有四条, 且只是对培训的原则、 种类、机构做出了纲领性的规定, 而 2006年 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对培训管理机构、管理细则、经费来源等相关内容也缺乏相应的说明。
其次, 对培训重要性认识不足, 激励机制不完善。虽然国家明确规定, 参加公务员培训是公务员的一项重要的权利和义务, 公务员培训期间的学习成绩和鉴定作为任职、定级和晋升职务的重要依据之一。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特别是在公务员的任职和晋升过程中, 上述规定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 使得许多公务员参加培训学习的动力不足、积极性不高, 严重影响着公务员培训的效果。对于公务员培训, 激励机制采用很少, 甚至没有, 公务员参加培训的积极性不高, 大多是应付式的, 效果当然也不好。
最后, 培训内容缺乏实用性, 培训形式和方法单一。我国公务员培训教材过多, 侧重于对受训者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较少对公务员全面能力素质和技能的培训, 对行政管理所需要的基本知识和岗位工作所要求的专业知识重视不够。在教学方式上单一强调课堂灌输, 集中听讲, 讲授方式不灵活。目前大多采用“培训=课堂+教材+讲授” 这种单向的、静止的、封闭的培训模式, 严重割裂了理论与实际、知识与能力的相互结合、相互促进。
2.4 公务员的财产监督制度比较滞后
我国公务员, 特别是部分官员有一定的灰色收入, 这是导致各种腐败问题的很重要的来源, 广大老百姓对此是非常不满的, 甚至是零容忍的。灰色收入问题不是我国公务员所独有, 西方国家也有这方面的问题, 但西方国家主要通过财产申报制度, 通过制度法律法规, 比较彻底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例如, 美国以1978年的《政府道德法》为法律框架, 经30多年数次修改, 特别是在联邦政府道德署 (廉政署) 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法规后, 形成的一套较完善的财产申报制度。美国法典和《政府道德法》对违反利益冲突规定的行为和财产申报中的违规行为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对拒不申报、谎报、漏报、无故拖延的申报者, 各单位可对当事人直接进行处罚。在我国虽然2006年全国两会, 十届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领衔和其他9名人大代表提出《关于制定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的议案, 建议尽快通过公务员财产申报立法, 弥补我国公务员制度中的这一缺陷, 但至今没有太大进展, 和西方的差距不小, 立法部门的推动也不够坚决。
3 西方文官制度对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启示
西方公务员制度体现了现代西方宪政的理念和行政管理的法治要求, 体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共同特色, 它是西方国家在行政管理领域长期探索与实践的成果。西方的文官制度不仅为西方各个国家选拔人才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对我国公务员制度化建设也有着诸多的启发。
3.1 加强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法制化建设
我国公务员制度从建立之初到现在法律制度的建设成果仅有1993年实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以及 2006 年1月1日起施行《公务员法》, 这两部法律只是对公务员的宏观方面的一些宗旨性的规定, 没有对公务员的培训、工资、申诉等方面的具体方面法律的制定, 所以日常操作性不强, 针对性不足。为此, 我国急需制定一批关于公务员从进口到出口的各种具体的操作性强的法律法规, 从而实现公务员制度的法制化。
3.2 在“选”人方面, 用好的制度选人用人
从公务员队伍的入口着手, 建立一套科学的合理的考录机制。以依法考录、公开考录、科学考录为重点, 坚持德才兼备的选人用人标准和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考录方针, 创造广纳群贤、人尽其才、择优汰劣、充满活力、公平科学的选人用人环境, 营造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氛围, 努力做到用人单位满意、考生满意、社会认可, 不断推进公务员考试录用工作再上新台阶。
(1) 完善录用制度设计。
当前, 我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设计不完善, 不公平、不合理的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 造成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最重要的就是要完善录用制度设计, 录用制度设计必须贯彻公平公正的原则, 对于地域、户籍、身份等的歧视性规定要及时改正, 对于那些在录用中的违法犯罪要及时处理。用制度管人, 抛弃人治。
(2) 坚持公开竞考、择优录取的原则。
西方文官的选拔是向社会全体公民公开的, 凡是公民都可以通过参加考试, 经过一定的法定程序, 进入文官队伍。西方的文官制度对官员的考核一般都有公正、公开、客观、民主等原则作为保障, 晋升也有一定的程序和途径, 从而使对文官的考核和晋升更加具有公正性和合理性。例如, 瑞典、芬兰的公务员制度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公开和平等竞争的原则, 在录用公务员或竞争职位时是开放性的, 一律面向社会突出强调公平、公正, 内部在职人员竞争职位时没有优先权, 可较好地解决一些人任职时间一长, 就向组织要求提职的问题。这些做法, 对于我们进一步完善公开竞争性选拔任用干部方式, 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此, 我国现代公务员制度必须严格遵循公开竞考、择优录取的原则, 保证公务员制度的客观性、公正性、公开性和民主性, 使考录工作真正成为在阳光下运行和“玻璃房子里的竞争”。
(3) 创新考试内容和方式, 增强针对性。
对于考试方法和内容不一定要有统一性, 更重要的是针对性, 做到按照公务员的工作与职位的不同采取多种考试方法。日本公务员录用考试共15种, 除了用得最多的是第Ⅰ、Ⅱ、Ⅲ 种考试, 还有录用国税、劳动基准监督、航空管制、外交等12种专门官员的考试, 而且每种考试的科目都不一定, 笔试试题的内容更加多样而不重复。针对不同类型的职位应该采用针对不同部门 、不同领域的考试内容和考试考核方式, 做到针对性最强。
3.3 在“训”人方面, 用好的方式培训人
公务员培训是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 提高公务员素质的重要途径。我们要十分重视对公务员的培训, 加速对公务员的培训, 不仅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更能培养更高一级官员。在培训方式上, 坚持分类培训、针对公务员的实际情况实施不同内容、不同方式的培训。
(1) 健全法制, 完善制度。
公务员培训的制度建设必不可少, 没有这个制度, 培训便不容易顺利开展。在英国, 公务员培训方面有明确的法规条例, 这样在实施公务员培训时就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而我国法律对公务员的培训只有总体上的、原则的规定, 但对如何实施、如何操作无细节规定, 因而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关于培训的专门法规, 使培训工作有法可依, 依法培训, 逐步走上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
(2) 加强公务员对培训重要性认识, 建立配套的公务员激励机制。
国家不仅要明确规定, 参加公务员培训是公务员的一项重要的权利和义务, 把公务员培训期间的学习成绩和鉴定作为任职、定级和晋升职务的重要依据之一。要加强公务员对培训重要性认识, 加强教育和宣传。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要严格按规定办, 真正的落实。与此同时, 还要配套的公务员激励机制。在建设公务员培训制度过程中, 要注意建立公务员培训激励机制, 增强公务员参训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我国必须把公务员培训的考试、考核结果和实际能力的提高, 作为公务员考核、任职、定级、晋升职务的重要依据之一。真正形成和完善培训激励约束机制, 解决培训与使用、考核、奖惩的关系等问题, 真正形成优胜劣汰、功绩晋升、适人适用、竞争发展的环境。
(3) 丰富培训内容与方式满足培训需求。
在培训方式上, 要认识到公务员本身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优势, 要打破教师单纯依据教材单向传授的传统教学方式, 转变为以课堂教学为基础, 以参训者为本, 综合运用“案例教学”、“小组研讨”、“行动学习”、“社会调研” 等现代培训方法, 引入教练和导师等新的职业角色, 调动参训者参与分享个人经验, 提高参训者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4) 建立完善的培训机构, 创新公务员培训的新途径。
可以引入市场因素, 通过市场的力量做到资源的优化配置。例如在公务员培训充分体现市场化的特点芬兰、瑞典政府高度重视公务员培训, 要求公务员必须按岗位要求接受培训。但政府不设立专门的公务员培训施教机构, 不供养专职的公务员培训师资队伍, 把公务员培训推向市场, 政府花钱直接向社会购买专业培训服务, 这种培训收到了很好的成效。各类培训机构只有符合培训需求、提高培训服务质量, 才能拿到培训订单。
3.4 监督人方面, 大力推广和实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
对公务员的监督工作应该从财产的监督入手, 财产监督的有效途径就是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公务员财产申报是指国家公职人员在任职之初、任职期间和任职届满后向有关部门如实申报个人及其家属子女的财产及变化状况的制度。2008年5月1日,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当时中国青年报社调查中心联合新浪网针对“公众最希望政府公开的信息是什么”开展了一项3837人参加的调查, 结果显示:77.5% 的人选择了“官员财产情况”。要从将政策性文件上升到法律层面, 扩大和完善申报主体及内容, 完善申报时间种类及公开方式, 建立独立的受理与审查机构, 设定合理的违反申报惩罚力度这几个方面完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我国做得比较好的, 比较早的是新疆阿勒泰地区。在新的财产申报制度监管下, 我们公务员的腐败问题就比较容易被发现, 同时, 对那些意欲腐败的公务员也起到威慑作用, 使之不敢任意腐败。《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犹如又一柄抑制腐败的利剑出鞘。同时它是我们全面夺取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有力保证。
摘要：西方文官制度作为一种科学、规范的人事管理制度, 在人才选拔录用方面成绩斐然。本文基于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大背景下, 通过梳理西方文官制发展脉络、透视其鲜明特点, 对比分析了我国公务员制度与西方文官制度的不足之处, 进而从公务员制度建设、选拔录用、培训优化、财产申报等方面提出发展完善我国公务员制度, 加快推动实现公务员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建设的思路借鉴和有益启示。
关键词：选官制度,文官制度,公务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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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美两国两党制的共性
既然英美两国的政党制度都是两党制，因此肯定存在许多共同之处。
首先，美国和英国的两党制的发展形成以及演变有异曲同工之处。英国在17世纪下半叶就出现了托利党和辉格党并开始由两党轮流执政，但是直到18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责任内阁制的形成和一系列议会改革的完成，现代意义上的两党制才最终确立。资产阶级和大种植园主主张集中全力于联邦政府，要求从宽解释宪法，为了推行这些主张，以汉密尔顿为首的一些人建立了联邦党。而中小资本家、南部某些种植园主以及广大小农则希望实行分权，使各州和地方政府能分享到较多的权利，以这帮人为首成立了民主共和党。
第二，两国的两党制是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被认可，而未在宪法中明文规定。两党轮流执政这种形式经过长期发展形成后，便被公众认可和接受，成为政党制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被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成为公众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
第三，在英美两国，都是两大政党控制着议会，垄断着政府。在美国，由于两大政党控制着国会选举的候选之人提名，而且存在着许多对两大政党有利的选举规则，因此，国会的绝大多数席位为两大政党所控制，小党的候选人很难同两大政党竞争，小党最多只能占有个别议席。同时，在总统职位的竞争上，小党也很难同大党抗衡，总统职位只能由两大政党来掌握，而总统又掌握着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的任命权，总统在任命官员时首先考虑的就是本党内部对他当选总统有功的人，小党的人和无党派人士很少有进入政府高层的机会。在英国，大选中获席位最多的党为执政党，党的领袖自然成为首相并受命组织内阁。
二、英美两国两党制的区别
英美两国的两党制由于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不同，尤其是两党制所赖以存在、并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政治体制不同，因此两国的两党制之间存在着很多差异。
第一，从历史看，英国的两党制从萌芽到形成的过程比美国要漫长。前者经历了150年，而后者经历了不到100年。然而，在这个过程中，英国的政党要稳定的多，其间一直是辉格—自由党和托利—保守党轮流执政。而美国的政党却经历了多次分化、改组。但是，在两党制形成后，美国的政党却比英国的政党稳定。
第二，美国的两大政党不存在阶级基础上的差异，它们都是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只不过是各代表不同的集团而已，在美国一直不存在一个声称信奉社会主义并能上台执政的党。而英国的两党制则带有浓厚的阶级色彩，保守党代表地主、贵族，后来是代表大、中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工党则是工人运动的产物。
第三，英国的两大政党存在着明显的执政党与反对党的关系，而美国的两大政党却不存在这种关系。英国是责任内阁制，在大选时获议席最多的政党执政，从理论上讲，选民是挑选政党，而不是个人。而美国则不同。美国是总统制，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分开进行。在总统选举时，选民挑选的是总统候选人，而不是政党，尽管总统候选人是由两大党推举出来的。
三、中国政党制度发展的必然性
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们认为它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政党制度。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这是因为，它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也不同于一些国家的一党制，是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故人们把它简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或中国特色政党制度。
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 从执政形式看主要有一党制、两党制或多党制。一党制属于非竞争性的政党制度, 两党制与多党制属于竞争性的政党制度。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是非竞争性的一党制, 即共产党是执政党, 但并不排斥其他政党参政; 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采取的是竞争性的两党制或多党制。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采取一党制, 这一方面是由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 另一方面, 是由这些国家的具体国情决定的。社会主义首先是在落后国家取得胜利的, 这些国家要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必须要有一个坚强而有力的领导核心, 这个核心只能是共产党。因为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胜利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 这就决定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也必然要坚持和发展共产党的领导, 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政党执政体系, 才能在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上, 动员一切社会力量, 利用后发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在近代历史的抉择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在这个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下, 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关键与根本就在于核心的稳定, 这个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应该说, 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一些不稳定是正常的, 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 必须不断健全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这样一种适应本国国情的强大的政党体系来维持政治稳定, 这是实现现代化的政治保障。所以, 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 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不能淡化只能加强。
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党制度, 是由该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基本国情、经济、政治、社会、历史发展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中国的历史选择和现实要求, 越是改革开放, 越要坚持、发展和完善这一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全面推进党的建设, 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这既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要求,更是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保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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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公务员制度最早起源于英国，至今已有近150年的历史。西方国家的公务员制度，不仅直接推动了政府人事管理的法制化和科学化，而且对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也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西方国家的公务员制度虽然也在不断改革和完善，但其最初所建立的基本原则，至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国家公务员制度是政府适应现代民主政治和现代科学管理而建立的一种人事管理制度。由于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的产生有其相似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并且各国相互吸收、借鉴和效仿，因此，它们的公务员制度尽管在许多细微之处有区别，但在基本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等方面却有高度的一致性。这些共同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条原则上。
1.分类管理的原则。
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普遍实行分类管理原则。公务员的分类有两层不同的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政务类公务员与业务类公务员的划分（亦即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区分）。政务类公务员实行任期制，由民选产生或由政府首脑任命，负责政党政策在政府工作中的贯彻执行；业务类公务员实行常任制，多数通过考试录用，主要负责执行政府的日常业务。英国的公务员一般是指政府中常务次官以下的业务类公务员；美国将联邦政府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称为联邦公务员，其中政务类公务员称为“政治任命官”，业务类公务员称为“职业文官”；日本则在国家公务员法中将公务员分为“特殊职”和“一般职”，前者是政务类公务员，后者是业务类公务员。但无论政务类官员是否属于法定的公务员范畴，其产生和管理办法都是与业务类公务员不同。两者或者各自独立适用不同的法律，或者在同一部法律中分别独立规定。公务员分类的第二层含义是指在业务类公务员中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的分类。这种分类制度是公务员管理科学化的基本依据，也是通常意义上所讲的公务员分类制度。
2.政治中立的原则。
所谓“政治中立”，是指政府中的业务类公务员一般在执行行政公务时，必须忠于政府，不得带有党派倾向和其他政治倾向。政治中心的原则，是在对“政党分赃制”否定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既要坚持“多党轮流执政”，又要避免“政党分赃”的腐败现象，最好的办法也只能使实行“两官分途”和保持业务类公务员的“政治中立”。英国在公务员的内部纪律中规定，公务员“不得参加政党和担任政党机构的官员，或为政党从事政治活动”，“不得发表政治言论，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不得发表批评政府的政策和措施的意见”等。美国在文官制度法中规定：“文官在政治上必须采取中立态度，禁止参加竞选等政治活动，禁止进行金钱接受”，“文官必须忠实于政府，对现行政体和政治组织，不得产生怀疑”。日本国家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不得为政党和政治目的的谋求接受捐款及其他利益，或者不得以任何方式参与这些行为”，“公务员不得作政党或政治团体的负责人、政治顾问或有同等作用的成员”。其他国家的公务员制度也有类似的规定，但实际上完全做到“政治中立”是不可能的。
3.公开、平等、竞争的原则。
这一项原则源于近代西方国家民主政治的思想文化基础，也是现代科学管理的基本要求。该项原则体现在公务员制度的各个环节上，特别在公务员录用方面更加明显。美国文官制度改革法规定，“保证人人机会均等，经过公开的竞争性考试，只根据能力、知识、技能来决定录用和提升”；公务员招考前，不仅在各大新闻媒介上报到公务员报考事项，而且还专门设立“咨询中心”和“电话热线”，操作有关公务员报考事宜的服务。日本的国家公务员法规定，“一切官职都对考试成绩优秀者敞开大门”，“国民不分民族、信仰、性别、社会身份、家庭出身、政治见解和政治所属关系，在本法面前一律平等”；为方便报考国家公务员，日本政府人事院每年多次举行“考试说明会”，并及时发布考试公告。实行公开、平等、竞争的原则，体现各国在公务员制度中贯彻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平等”主要表
现在不能有“与生具有”的差别歧视，如家庭出身、性别、种族、政治信仰等。
4.功绩制原则。
这项原则是关于公务员录用、提升或奖惩标准的重要原则。功绩制原则规定，必须按照公开考试成绩录用公务员，必须按照工作成绩提升公务员。功绩制原则强调的是实实在在的工作成绩，而不是年资高低、亲疏关系、党派关系、家庭背景等其他因素。只有在公务员制度中贯彻功绩制原则，才能促进公务员在本职工作上作出最优异的成绩，才能做到真正的公平和公正。德国公务员资历条例规定，“公务员的录用、任用、授职、提职、晋升，职能依据公务员的资格、胜任工作的能力和工作成绩来决定”，“工作成绩就是按照工作要求对公务员的劳动成果所做的评定”。美国文官制度改革法规定，“工作成绩良好者继续任职，工作成绩不好者必须改进，工作达不到标准者予以解职”。日本国家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的任用，依照本法和人事院规则的规定，根据考试成绩、工作成绩或者其他能力的考核进行”，“政府机关首长必须对所属公务员的工作定期评定，并根据评定结果采取适当措施”。
5.权利保障原则。
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都很重视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利。公务员除享有一般公民的权力以外，还享有保障公务员身份的特殊权利，主要包括就职平等权、合理报酬权、职业培训权、带薪休假权、灾难补偿权、免受诽谤权、辞职权、申诉权等。为保障公务员的各项合法权利，各国一般都在公务员制度的有关法规中对公务员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明确规定，并设立专门的机构受理侵犯公务员权利的事宜，如英国设有“公务员上诉委员会”、美国设有“功绩制保护委员会”、日本设有“公平审查委员会”、法国设有“对等委员会”等。此外，许多西方国家还建立了公务员工会，充当公务员的利益代言人，就公务员的权益问题与政府谈判。如美国的联邦公务员，就有三家工会组织。西方国家通过这种权利保障制度，有效地防止了行政长官滥用职权处理公务员的行为，维护了公务员的合法权利。
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基本特征
我国的公务员制度，既不是对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照搬，也不是对我国传统干部人事制度的全盘否定，而是在借鉴和吸收西方公务员制度中某些科学方法和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干部人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与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相比，我国公务员制度具有以下特征：
1.中国公务员制度建立的直接目的是推进干部人事制度的科学化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说明了建立中国公务员制度的目的所在：“为了实现对国家公务员的科学管理，保障国家公务员的优化、廉洁，提高行政效能，根据宪法，制定本条例。”因此，建立我国公务员制度的直接原因，是为了革除以往干部人事制度的种种弊端，实现人事管理的科学化。这一点与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的初衷有根本的不同。从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的起源来看，公务员制度是西方国家多党制下的直接产物。多党轮流执政的结果，造成政府所有工作人员“与政党共进退”，使政府行政工作经常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因此有必要建立一支独立于党派之争的稳定的业务类公务员队伍。因此，西方国家建立公务员制度是出于“保证政权稳定”这样一个根本原因，只是随着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才逐步注入了科学化管理的因素。而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建立，不存在这种因“多党执政”所造成的“政权不稳”的背景。因此，与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相比，我国建立公务员制度的直接目的是建立科学化的人事管理制度。
2.中国的公务员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公务员制度是我国干部人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干部人事制度历来坚持党对干部人事工作的领导，坚持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这样做，一方面是由我国政党制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我国政权的巩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条例规定，我国公务员制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我国公务员制度的一条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党的领导，并不等于党对国家公务员的具体管理，而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贯彻和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即公
务员除依照国家法律执行公务以外，还必须贯彻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公务员中的共产党员必须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2）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即在公务员管理上要坚持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各级政府组成人员和其他重要干部由各级党委管理，他们的任免由党委组织部门考察和推荐，依法由各级人大或政府决定。而西方国家的公务员制度强调“政治中立”，业务类公务员不得参与党派活动，同时其管理也不受政党干预；政务类公务员与业务类公务员不得相互转任，这是由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多党制所决定。
3.中国公务员制度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
在中国，实施公务员制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建立一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政治相适应的，精干、高效、廉洁的高素质公务员队伍。因此，我国公务员制度在公务员录用和任用上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条例中规定，对新进国家行政机关的单人主任科员以下非领导职务的公务员的录用，实行公开考试，严格考核，择优录用，并把考核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质的结果作为是否录用为国家公务员的重要条件；在职务晋升上，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注重公务员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表现和工作实绩；在考核方面，强调对公务员德、能、勤、绩进行全面考核，重点考核工作实绩。而西方国家的公务员制度，在用人标准上，有的强调所谓“专才”，有的强调所谓“通才”，都把业务知识和业务能力作为用人的主要标准。
4.中国公务员制度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我国的公务员制度强调公务员是人民的勤务员，要有“公仆”意识，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且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因此，条例规定，我国的公务员制度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公正廉洁，克己奉公；不得贪污受贿，谋取私利；不得滥用职权，侵犯群众利益；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我国公务员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和专门利益，也不容许公务员搞特权，这是由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所决定的。而西方国家公务员则是一个单独的利益集团，有自己的代表、自己的组织，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服务。例如，许多西方国家成立公务员工会，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经常同政府进行谈判，政府一般设有专门的机构负责调节工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5.中国的公务员制度不实行“两官分途”的做法
西方国家的公务员制度普遍实行“政治中立”和“两官分途”的原则，这是由西方国家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共产党是我国惟一的执政党，因此，我国公务员制度，不实行“两官分途”的做法，即没有实行政务类公务员和业务类公务员之间的明确划分，而是要求所有的公务员在政治上均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在我国的国家行政机关中，政府组成人员和非政府组成人员在产生方式上虽然有所不同，但身份都是国家公务员，他们之间根据需要可以互相转任。我国公务员制度的这一特点，还体现了我国公务员队伍是一个相对开放的体系。不仅在国家行政机关内部公务员之间可以通过转任、岗位轮换等方式进行相互交流，而且与党的机关、群众团体以及企事业单位的人员也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和办法互相交流。
西方政府社会保障职能
1.西方政府社会保障职能的功能作用
西方政府比较明确的社会保障职能产于19世纪末，发展于本世纪，特别是战后，得到了比较全面的发展与完善，其职能不仅内容涵盖广，而且功能作用十分突出。
（1）促进社会安定。
西方各国通过社会保障的实施，不仅使无收入者获得基本生活条件，也使低收入者的生活得以改善，从而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发挥社会“安全网”和“减震器”的作用。法国政府规定，失业者的失业救济金一般为其原工资额的57.4%—75%；英国政府1993年规定，对低收入的个人提供每周95英镑的低收入补贴。
（2）保障劳动力再生产。
西方各国政府的社会保障职能均与促进教育和职业培训相结合，在确保低收入或无收入者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础上，对他们实施有关知识、技能的教育与培训，为他们适应社会化大生产、提高劳动竞争能力、重新就业创造条件。
（3）保障社会经济稳定运行。
社会保障开支属于消费性支出，在经济萎缩时期，西方政府可通过增加此项支出，加大市场的有效需求量，带动经济的回升和生产的发展。同时，社会保障的实行与发展，将会带动相关行业和机构的发展，从而增大就业的需求量，维护社会经济的正常秩序。
（4）促进社会相对公平。
西方政府通过资金的筹集和给付，调节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对市场竞争中的弱者、失业者和贫困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从而促进了社会的相对公平。
2.西方政府社会保障职能的内容与模式
（1）西方政府社会保障职能内容
当代西方政府社会保障职能内容的划分不尽相同。其中瑞典分为社会保险与社会救助、失业津贴与救济、残疾社会救助、免费教育与家庭福利、住房补贴、职业培训6项。日本分为社会保险、国家救助、社会福利、医疗保健和义务教育4项。美国分为社会保险、住房补贴、退伍军人补贴、其他社会福利4部分。英国分为社会保险、国民保健服务、社会福利、个人生活的社会照顾4项。德国分为社会保险、社会抚恤、社会救济3部分。
概括起来，西方政府社会保障职能主要由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3种职能要素组成。社会救助是职能中最基础的要素，它主要是对生活无来源的公民、遭受自然灾害和社会不幸而使生活失去来源的家庭与个人、生活在最低生活水平以下的家庭与个人履行基本的救助。社会保险是职能中最主要的要素，在职能体系中占主导地位。它主要是对工资收入的劳动者在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或虽有劳动能力却处于非自愿失业的情况下，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社会福利是职能中最高层次的要素。它主要不是为了解决社会成员的生活困难，而是为了改善生活条件，向全社会成员提供的一种社会福利补贴。
（2）西方政府社会保障职能模式
A． 瑞典等北欧国家及英国的普遍保障模式。
这是建立在公民普遍权利之上的模式，是一种普遍均等式的保障。它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享受的对象是全体社会成员（甚至包括居住在当地的外国人），具有普遍性；二是社会成员交纳和接受的保险金额之间不存在对应的关系，具有统一性。
B． 澳大利亚、美国、法国的市场保障模式。
这些国家的政府仅对特定的对象，主要是生活贫困者，提供社会保障。而其余社会成员则通过市场途径，谋求个人保障。社会救济式的公共补贴，是这些国家政府所采用的主要保障措施。
C． 日本、德国的收入关联模式。
这种模式是以建立在不同职业基础上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主体，由一系列行业和地区组织分开管理的基金组成，强调个人工作业绩、突出贡献与享受相联系的原则。这种模式的共济性质较弱。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上述3种模式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但事实上西方各国中并不存在某种纯粹的模式，而只是各自侧重点的不同。从当代发展的趋势看，市场保障与收入关联相结合的保障模式将会得到广泛的重视。
3.当代西方政府社会保障职能的改革
西方各国不论采取何种社会保障模式，从70年代起，都呈现出高福利的发展势头，普遍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主要表现为社会保障费用日趋膨胀；社会保障范围过宽，政府财政负担有
增无减；人口老龄化加快，形成庞大的受养人口；失业人口不断上升；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下降；社会福利机构臃肿，人员膨胀，管理费用大增，造成人员和资金的浪费等。德国政府社会福利开支1949年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7%，1995年上升到1／3，开支总额达1万亿马克；法国政府1994年社会保障开支高达2.21万亿法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1995年仅普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开支就达1.2万亿法郎。有关资料显示，1960—1990年间，世界经合组织成员国政府的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8.1%上升到43.8%，而政府开支迅速增长的主要项目就是社会保障。为此西方各国从80年代起，对社会保障职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调整于改革，如降低保险金给付水平，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改革财务结构，完善社会保障财务机制等。进入90年代，西方各国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保障面临的问题，对社会保障的目的和手段进行3各方面的结构性改革。
（1）实行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
其目的是在政府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基础上，突出强制性企业补充保险计划和个人储蓄性养老计划的作用，强调和充分发挥劳动者的自我积累和自我保障意识。
（2）实行社会保障财务机制的彻底变革。
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现收现支财务机制，使其向部分基金制和全面基金制转变，以最终实现基金制的财务机制。
（3）强化企业和个人的保险计划。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业保险和个人保险是提供社会保障的重要经济力量。因此，在强调政府基础性保障作用的同时，要不断强化企业补充保险计划和私人保险计划这两个层次的功能作用。
比较行政学复习的问题：
1、中、美、日国家政府行政职能设置的差异
2、中国行政改革经历的阶段及各阶段提出的主要策略
3、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业依据及政策的比较
4、我国国有企业现状
5、中西方社会保障制度比较、不足及改进
6、中西方公务员基本特征比较
7、中国公务员制度的不足及改进（可参见《公务员制度》）
8、结合各国经验谈我国行政权力限制滥用现象的限制（例如：香港高薪养廉在中国是否可
行及原因）、我们国家行政监督的现状及改进
9、民族自治区、特别行政区与一般地方政府拥有职权差异比较（可参见《地方政府学》）
10、中西绩效考评的比较（例：比较中国传统人事制度与美国功绩制）
一、司法制度形成的理论基础比较
司法制度是国家司法机关运用国家权力——司法权，使国家意志得以实现的各项制度总称。出于对司法权的理解不同，司法制度在概念上也有狭义与广义的理解，狭义概念仅指审判制度、检察制度，广义概念则包括审判、检察、侦查、监狱制度，甚至还包括律师、公证、调解等制度。
西方资本主义司法制度形成的理论基础是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即将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分别赋予议会、法院、政府掌握和行使。通过分权制衡理论，使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立法权，是人类法制史上的一大进步，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无论权力如何独立、如何制约都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的 这一理论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分享国家权力、相互牵制的需要。
中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形成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国家学说和法律学说。主张国家权力的统一性：在议行合一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构建国家机构。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权力机关根据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统一行使国家权力，行政、司法机关地位平行，从属于权力机关。由于国家权力的不可分割，司法机关依法行使司法权不过是统一权力下的分工，而不是分权。
二、司法体制比较
司法体制是指司法机关的设置、职能划分以及相互关系。国家机关是根据各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和国家结构形式设置的。美国作为总统制的联邦制国家，其司法机关形成两大独立系统(联邦与州)。美国宪法第3条1款规定“合众国的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和国会随时设下的下级法院”，因此，司法机关仅指法院。美国法院采取双轨制，形成联邦与州两大系统。理论上二者无从属关系，只是分工不同，但实际上，联邦法院地位要高些。在两大系统内，分别构成三级法院(地区法院——上诉法院——最高法院)和两类互相独立的法院(普通法院、专门法院)，普通法院一般按人口多少、司法巡回区设置，专门法院则根据案件而定(如赔偿、税务、海关等法院)。各州设置的普通法院与专门法院不尽相同，自成体系，但都以联邦最高法院为终审法院，以维护司法权的统一。美国的检察机关是司法部之下的一个政府部门，未形成独立的检察系统。
法国对司法机关的认定也仅限于法院。虽说法国是个单一制国家，但法院体系却不单一，存在四类法院：普通法院处理民事、刑事案件；特别法院处理特别诉讼案件(如商务、社会、监督、军事等)；行政法院负责行政诉讼案件；权限争议法院处理普通法院与行政法院的管辖权争议案件。此外，最高司法会议是司法行政机关。法国法院的最大特色是普通法院与行政法院形成相互平行，相互独立的金字塔体系。行政法院是设在行政系统内部的处理行政诉讼的唯一机关，不仅具有司法职能还具有监督和咨询职能，掌握相当的职权。在司法职能方面与普通法院的不同处是：行政法院的成员是行政官员而非职业法官，因而职务上不存在终身制；审理案件依据的是判例而非成文法典。法国是最早产生检察制度的国家，但一直未形成独立的检察机关，而隶属于司法行政机关，设于法院之内，并与法院相对应而设置，“审检合署”“检侦一体”。检察官也具有法官身份，两种职业是平行的，通过任命可以相互转换职务。检察机关的主要职权是：侦察、起诉权、审判监督权、判决裁决临督权和某些民事诉讼权，此外还具有一些行政职能，在法国检察机关上下级是垂直领导关系。
中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单一制国家，从中央到地方设立各级司法机关。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行使辊察权，公安机关与国家安全机关行使侦查权，司法行政机关依法管理司法行政事宜，主管监狱系统和指导律师、公证、仲裁等专门组织的工作，不仅形成“审检分立”“检侦分立”，而且侦查机关还一分为二：法院与检察院是专门的司法机关，两者相对应而设置，从中央到地方分设四级：除普通法院(检察院)外，还另设专门法院(检察院)，两系统相平行，自成体系。与大陆法系国家不同，行政案件由普通法院管辖，根据行政诉讼程序进行审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文化交流与商业贸易发展很快，个人与国家行政机关的关系频繁，导致行政案件的数量迅速增长，而普通法院从力量到专业知识已越来越难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是否借鉴民法法系国家另设行政法院或英美法系国家设特别行政法庭，借得思考。
上述比较表明，中西方在司法机关的设置上存在两大差别：
一、司法机关设置的标准不同，中国是根据行政区划设置，从中央到地方，从高到低形成隶属关系，西方国家一般根据案件情况、人口数量和行政区划来设置；
二、司法机关系统的结构不同，中国的司法机关组织体系单一，管辖明确，纵向结构带有明显等级色彩，西方则名目繁杂，各成体系，管辖错综复杂。此外，中西方检察机关的地位不同：中国的检察机关已从行政机关完全独立出来，成为我国专门司法机关，西方则未摆脱从属地位。在职权上，中国的检察机关不仅具有广泛的公诉权(刑诉)，而且具有专门的法律监督权，同时还就某些重大案件进行自侦活动，具有三重职能。
三、司法制度的核心——审判制度比较
审判制度亦称法院制度，是审判机关适用法律过程中的一系列有关组织和活动的法律制度，包括法院的设置、审判组织、法官、审判原则、审判 方式等方面的法律制度。
1、法官。作为国家审判权的行使者，如何运用法律，如何正确实施法律，将直接影响审判工作的质量，影响司法的公正。因此基本上各国都对法官的资格、任免、保障等一系列要求作出了严格而明确的规定。
(1)法官的任职资格。即对法官在业务、政治和道德素质上的要求。英美法系国家对法官的任职资格要求较高。在业务素质上，一般要求首先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并且从事律师工作若干年，具备一定的实践经验。如美国的初任法官必须从事 律师工作6年以上，英国的上议院上诉法院法官必须曾任能出席高等法院案件的律师l0年，民法法系的国家同样要求必须通过严格的国家考试，并经过一段期限的实习。在政治素质上，西方国家一般要求法官中立，名义上禁止参加政治活动。在道德素质上，一般都需要有良好的社会评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中国1995年7月1日实施的《法官法》，第15条规定了法官的任职条件：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良好的品行。在业务素质上，一般要求大学法律专业专科以上学历并具有一定工作经验，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毕业或非法律专业毕业具有法律知识，工作满2年的；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工作满1年的；获得法学硕士、博士学位的，可不受工作年限的限制。同时规定，初任审判员、助理审判员必须通过全国法官资格考试，从符合上述条件的人中择优选拔。在政治素质上，要求有政治上的坚定性，即忠于宪法，拥护宪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道德素质上，必须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秉公执法、公正廉洁、作风正派。
(2)法官的任免与任期。西方的法官基本上由任命产生，如英国所有的法官都由大法官和首相推荐，行政任命，法官一经任命，很难免职。美国联邦法院的法官一律由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后任命。一经任命，如无宪法规定的去职原因，长 期任职，实行终身制。各州则自由决定，以任命或选举或两种混合的方式产生州法院法官，以选举方式产生的法官实行任期制，可连选连任，不受期限限制。对 法官的免职，西方国家均十分慎重，除非有法定原因方能罢免或弹劫，且弹劾一般仅限于叛国罪等重大犯罪方面。可见，西方法官体现出职业化、专业化特征。
中国法官的任免权由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掌握，除法院院长由选举产生，其他法官均以任命方式产生；除法院院长有任期限制(每届任期5年，可连选连任但不超过两届)，其他法官均可终身任职，“非法定事由，非因法院程序，不被免 职、降职、辞退或处分”。应该明确的是，对法院院长的选举产生方式是由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性质决定的。
(3)法官保障制度。即从职业、身份、工资、人身等方面对法官履行职赋予法律保障。西方国家强调司法独立，而司法独立的表现就是“法官独立”。为保证法官独立行使职权，各国都规定了一系列保障制度，主要内存有：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他人的指示及不适当的影响，只服从法律；专职法官任期终身制，即使实行任期制，其任期也较长。法官非经弹动，不得被免职、撤职或提前退休；实行高薪制，除工资外，还有岗位津贴等，并有退休金、抚恤金、残疾金；此外还不同程度地规定了免责特权，即法官在法律规定的特定条件下，对于其履行法官职务中的有关事务，享有不受诉讼及不出庭作证的权利。只有在构成法律规定的罪行时(如德国的故意枉法罪)才负法律责任。实践证明，西方对法官的保障卓有成效。
中国《法官法》同样对法官履行职责提供了法律保障：依法审理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非因法定事由，非因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执行国家公职人员统一的福利保险等政策和定期增资制度；法官的人身权受法律保护。在为法官提供保障机制的同时，不少国家也提供了制约机制。西方国家主要对构成主观故意的较大的犯罪追究法律责任，而我国《法官法》第l3、3O、38条还对法官的惩戒作了具体规定。这种法官在享有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同时，对自己的错误裁判承担责任，体现了权利与责任的统一。尽管我国《法官法》规定，法官依法履行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并从人身身份、工资等方面规定了保障制度。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如何使法官不受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恰恰是最难把握的。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很多：
一、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法官不是唯一行使审判权的主体，还包括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
二、长期以来，法院的行政领导在司法工作中的作用。解决这一问题有以下几点建议：
1、行政领导绝不等于司法领导；
2、在处理与合议庭、审判委员会的关系时，法官的独立不可能是绝对的，独立的程度多少取决于司法工作是否真正的保证了司法公正，是否体现了法的正义，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
3、党的领导应该是政治、思想、组织上的领导，而不是具体技术的领导。此外，还需指出，无论是对司法人员，还是对司法机关，强调独立的同时更需强调监督，应尽快建立健全具体的法律监督程序，使人大、政协、舆论等各项监督落到实处。
2．审判方式。审判方式即审判活动的操作方式，是由《程序法》加以规定的：英美法系国家一般实行四级三审终审制度，多采用当事人主义的审判模式。庭审中，强调起诉方与被起诉方力量的均衡，法官居中公断，是消极的“仲裁者”。举证责任由起诉方承担，特别重视证据法。在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地位平等，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在整个审判过格中，庭审的作用极大；民法法系国家一般实行三审终审制度，多采用职权主义的审判模式。庭审中，法官处于主导地位、起诉方与被起诉方地位相对弱化。在刑事诉讼中，虽然规定控辩双方地位平等，但控方为国家检察机关，控辩双方自然不持衡。客观地说，两种模式各有利弊。两者的外在差异实际上体现了两种不同的诉讼价值取向，民法法系的国家看重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因此追求实体的真实，偏重打击犯罪，但易使法官产生先人为主的观念；普通法法系的国家看重个人权利与自由，因此追求程序的公正，保护被告方权益，体现诉讼民主，但也存在打击犯罪不力的问题。
中国实行两审终审制，采取类似于职权主义的审判模式，而且更具自身特色：公、检、法机关在刑诉中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检察机关不仅是公诉机关，更是法律监督机关。在庭审过程中，法官居审判主导地位，控诉双方职能相对弱化。法官在法庭调查中成了主要举证人，可主动调查取证，不受起诉方证据的限制，而且在开庭前，受理案件后即进入实质审判阶段。这种审判模式的弊端也日益显现：控审职能不分，举证责任错位，法官的主动性过强还易导致专断，使庭审有名无实，流于形式，严重损害了诉讼的公正、损害被告人的辩护权利。因此，1996年3月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就借鉴了普通法系审判模式的一些经验，强调了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加强了控辩职能，检察机关不再是一味指定罪名，而 是提供证据。本次修改的目的在于加强庭审功能，从程序的公正保障实体的公正。
审判方式的改革应与我国当前形势相适应。首先，经济领域的犯罪十分突出，大案、重案仍在增加，所以打击犯罪仍是司法机关的主要职能；其次，公民个人的权利意识、民主意识不断加强，要求司法机关保障宪法赋予的公民基本权利。因此，恰当的吸收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的一些经验，有利于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保障人权，有利于司法公正。本次刑诉法的修订，反映出我国司法工作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的问题，认为只要达到了实体效果，采取何种方式方法都不很重要，因而才会出现“上定下审”、“先定后审”、“审而不判”、“判而不审”的现象，出现了超期羁押、不遵守办案时限等错误做法，这实际上是未领会法治的精髓，与当前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不适应。
美国大选刚刚结束，Trump战胜Hillary成为第45任总统。美国选举在中国引起一股热潮，甚至有些人说中国的关注程度可以和美国相媲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别的国家选举我们这么关注的现象？我觉得除了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国，他的政策会影响全球外，还有个原因是我们国家民主并不如欧美国家直接和广泛。“民主”一词源于希腊字“demos”，意为人民。其定义为：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我们都知道，最早的民主来自于希腊，当时他们的民主是直接民主，民主制度发展到现在已经逐渐完善，独裁专政的国家已经很少了。但是西方和中国的民主制度却有一些异同，两种制度各有各的优缺点，也说不上谁好谁坏。西方民主制度
现代西方民主制度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的制度是现代西方各国民主制度带共性的东西，直接体现了制度的民主性；第二个层面是指政府制度。第一层次的制度有：选举制度、代议制度、政党制度、分权制度与司法独立、军队制度。第二层次的制度有以下几种类型：议会制、总统制、半总统制。制度只是一些构件，整个制度不过像一部机器。要使制度运作起来，就需要人们不断地为这种制度注入活力。在现代西方民主制度运作过程中，形成了其特有的运行机制:参与机制、竞争机制、制衡机制、纠错机制、法律机制，所有这些构成了西方民主的框架。
从这些制度看上去也许很完美，权力并不是掌握在个人手上不管是法律还是制度的更改都要经过多人的讨论。但是这个“多人”却很令人思考，虽然公民享有选举权，但常常被金钱、媒体、黑势力、财团等所影响和操纵，从而成了“富人的游戏”、“钱袋的民主”和资本玩弄民意的过程。
在我看来这种较为直接的民主方式的优缺点很明显，优点是每个人都可以较为直接的参政，而这也是为什么国外选总统首相时，候选人都会上台做演讲，演讲关于他的政治主张以及对自己在任职期间所需要做的事的承诺。因为每个人的选票都至关重要，每个人都有种我是国家的主人的感觉；缺点是制度的过于民主导致一些文化水平较低的民众不能准确客观的认知这个政策或候选人对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利益能带来什么，他们容易受到金钱的诱惑或其他的影响而被别人所操纵。同时过于宽泛的民主可能会使中央的政策不能很快的完成，例如英国修一条高铁花了两年还没动工，因为在高铁沿线的每一个人家都要进行协商，只要有一家不同意就要等到他同意为止。所以有一些好的政策不能很快的进行执行，导致工作的效率较低。我国的民主制度
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它是以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它是绝大多数人享有民主权利和对极少数敌人实行专政的统一。我们国家人民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间接的参政的，人民通过选择人大代表，人大代表通过参加人民代表大会来实现参政的。我国的制度是较为适合我国的国情的，因为我们国家是单党执政的，所以不会出现多党的混乱但是却滋生了党内的一些腐败问题。但随着舆论及媒体的发展，我相信这些问题一定会得到缓解。不过在我看来在我国中央的权力太过于集中，地方权力过于分散所导致的问题很明显，地方民众不能很好的享受自己的权力。并且地方官员并不是全部由地方选出来的，还有很多是从中央分配过来的。虽然人大代表是群众选出来的，但是民众不能正确的了解人大候选人。他们不会发表演讲或举行拉票活动，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己选的人是谁，更不用说自己选他的理由。总结
各级人大从低到高虽然能够很好地处理好我国人口众多的问题，但却使得最底层的人民的意见被淡化。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很明显的感受到自己作为国家主人翁的形象，于是就有了开头所说的关注美国的选举情况，因为他们的不管是演讲还是电视答辩都是我们所没有的，我们为了满足自己参政的愿望开始主动关注别国的民主制度。
欧美国家率先走上民主的道路，于是他们成为了发达国家，在世界上领先别国。但是面对不同的国家要用不同的制度，我国的人代制度非常适合我国的国情。但是我觉得更应该鼓励群众参政，在选举时多进行宣传，让民众知道自己所选的人是谁？同时中央应该放权给地方，这样既可以减轻中央的工作负担更可以提高地方人民参政的积极性。所以说制度上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让民众感到自己说的话有作用这才是真正的民主。二
小岗村虽为先行者，没有富裕成功，是因为小岗村没有能实现产业升级，发展工商业，始终围绕土地打转转，在整个农业衰败的前提，不可避免于失败，虽然失败，但小岗村的失败，带有陈胜吴广式的悲壮色彩。
南街村曾经富裕，但并不成功。它富裕的原因是抓住了产业升级的机会，同时得到了超额的资金扶持，广阔的外部市场和廉价的外来劳动力，这些市场因素的存在说明了南街村集体经济的虚伪性。政治上的光环不但没有给南街村带来持续的发展动力，反而因为钱来得过于容易而失去了市场的竞争性。所以说，南街村富裕但并不成功，因为这个富裕也是靠不住的。
把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两个样本，小岗村与南街村互相比较，在社会快速变革的大背景后，谁是真的英雄？市场说了算，社会发展的规律说了算。、统筹城乡发展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科学发展观之所以把统筹城乡发展放在其他诸“统筹”之首位，是因为它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能否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中国改革发展演变到今天，已经到了这样一个转折点即农村的问题不能只在农村找出路，必须联系城市发展即城市化探索解决农村的问题；同样，城市化的问题，不能只在城市中找出路，必须联系农村的发展探讨解决途径。这就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真谛所在。固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但中国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制度化，却有明显的体制性特征。无论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重工业优先，还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过度的工业化、城市化追求，都在强化着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表现出持续强化的路径依赖特征。问题在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当前存在着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是很难得到化解的。这就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统筹城乡发展。
无论中国的城市化达到多高的程度，总有相当一部分人口留在农村，而这部分农民的发展与城市化是息息相关的。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在城市化进程中决不可能存在着世外桃源般的原始农村。农村居民也在不同程度地享受着现代化的成果，即现代城市的文明。有形城市化与无形城市化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城乡差别还相当悬殊的情况下，要加快城市化进程是相当困难的，无论是进城的农民还是当地政府，都要为城市化付出高昂的成本，更谈不上短时间内把亿万农民工转化为市民的可能性。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农民工”、“城中村”和“小产权房”，是不可逾越的“三道坎”。中国城市化的难题不在于把农民转化为农民工，而在于把农民工转化为市民。农民工与市民的差别，是一种身份的差别，要剥离附着在农民工身上的种种不平等的差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城中村”和“小产权房”，也是件不容易解决的难题。仅深圳市，“小产权房”就占住房面积的49%。城市化不是城市居民的专利，农村居民也在城市化，如果农村居民不存在城市化问题，城乡差别怎么有可能缩小呢？我们把农村城市化理解为无形城市化。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了启动无形城市化，强化无形城市化，克服有形城市化与无形城市化之间的不协调状况，以促进中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六、着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加强公共性职能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首要条件。公共性职能是政府为包括广大农村居民在内的全社会成员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政府公共职能缺位是产生城乡社会问题、造成城乡不和谐的重要原因。政府的公共性主要体现在公平公正地面对城乡广大社会成员，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在配置资源方面都要公平公正，在提供机遇方面都要公平公正，在分享成果方面都要公平公正，归根到底，在制度建设方面都要公平公正。当前，要把重点放在解决最基础的最薄弱的“三农”问题，要着重于推进现代农业的建设，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及合作医疗制度建设，推进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加快建立城乡基础设施共同发展机制、城乡公共服务均等供给制度、城乡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拓展，社会保障向农村覆盖，向着城乡一体化方向迈进。一，加大对农村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强与农民生产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品的软件硬件供应。以往政府对农村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农田水利建设等方面，考虑的只是生产性项目，而对直接关系农民生活的水、电、交通、通讯等重视不够。事实上，由于这些建设项目的公共品特性，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为此，政府在财政投资上，必须要改变观念，即政府不能局限于只向城市居民提供这方面的服务。要想使农村走向现代化，就必须抛弃那种只管城市市政设施建设、很少考虑农村地区的思想。二，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采取政府与农民联合办理的方式，鼓励农民去参加医疗、养老、教育保险，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用于农民的农业保险，彻底解决靠天吃饭的局面，帮助农民在经济上规避天灾的风险。加强信用社，城镇银行等机构对农民的放贷力度，鼓励农民自主创业，在技术上支持，政策上扶持，政府要做好农民自主创业的“保姆”，帮助农民解决他们遇到的后顾之忧。鼓励风险投资等机构到农村投资，激活农村经济活力三，进一步开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改革，应允许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确定并经批准为建设用地的农村集体土地进入市场，让农民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对于有长期稳定的收益的公益性占地（高速路、机场），允许农民用农地入股；允许经批准为建设用地的农用地以租赁形式转为工商业用地。发扬经济民主，由村民自己来管好用好农村集体的这部分来自农地转为非农用途的收益，如前述的建立义务教育基金和医疗基金等。允许土地自由流通，完善农村土地市场。
四，加快农村保障体系建立的进程，让农民享受和城里人一样的社会保障体系。
五，加速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于大部分农民工来说，在大城市定居仍是不现实的，他们往往是在积累一部分资金后，回到自己家乡附近的小城镇从事二三产业。加速中国城镇化进程、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的一个重要战略仍然是发展小城镇。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中国目前遇到的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要想解决三农问题，任重而道远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需求侧改革主要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制度创造、创新等要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供求是双方面的平衡关系，供给侧方面的改革最终也是在创造需求，是在解决需求的问题。比如，减产能、兼并重组实际上是调整供给结构，把不需要的供给减下去，同时创造市场需求。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也是这样，放宽准入的同时就是在扩大投资。制造业的增长以及转型升级、服务业的发展，都是通过供给侧的改革来创造出新的需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在增加投资过程中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开源疏流，在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就是优化产权结构，国进民进、政府宏观调控与民间活力相互促进；就是优化投融资结构，促进资源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就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就是优化分配结构，实现公平分配，使消费成为生产力；就是优化流通结构，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经济总量；就是优化消费结构，实现消费品不断升级，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三驾马车：从支出角度看，GDP是最终需求─投资、消费、净出口这三种需求之和，因此经济学上常把投资、消费、出口比喻为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这是对经济增长原理最生动形象的表述。“三驾马车”原意是指三匹马拉一辆车。中国古代以拉车的马匹的多少来区分地位，所谓“三驾马车”，不是说三匹马拉的车，而是说三匹马一组一辕，分前、中、后三组来拉的车。汉代以前，军队中还没有现在所谓的骑兵，而是战车，就是两马拉一车的模式。中军统帅的战车和其他不同，是三匹马来拉，也叫“三驾马车”，是统帅的标志。这是帝王等级的待遇，所以“三驾马车”这个词也就有最好的，最豪华的意思在里面 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市场规律是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进行供给侧改革，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按市场规律办事。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是，稳定物价，促进就业，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实现社会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进行供给侧改革，有利于完善科学宏观调控，在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促进供给侧，也可以推动经济发展。生产决定消费，实现供给侧改革，有利于更好地发展生产，保障供给，转变生产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科学发展观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调整产业结构为突破口。
供求是双方面的平衡关系，供给侧方面的改革最终也是在创造需求，是在解决需求的问题。比如，减产能、兼并重组实际上是调整供给结构，把不需要的供给减下去，同时创造市场需求。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也是这样，放宽准入的同时就是在扩大投资。制造业的增长以及转型升级、服务业的发展，都是通过供给侧的改革来创造出新的需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主要经济指标之间的联动性出现背离，经济增长持续下行与CPI持续低位运行，居民收入有所增加而企业利润率下降，消费上升而投资下降，等等。对照经典经济学理论，当前我国出现的这种情况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滞胀，也非标准形态的通缩。与此同时，宏观调控层面货币政策持续加大力度而效果不彰，投资拉动上急而下徐，旧经济疲态显露而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经济生机勃勃，东北经济危机加重而一些原来缺乏优势的西部省区异军突起„„可谓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简言之，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分化正趋于明显。为适应这种变化，在正视传统的需求管理还有一定优化提升空间的同时，迫切需要改善供给侧环境、优化供给侧机制，通过改革制度供给，大力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增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
四、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的各项任务
要扎实深入有效地贯彻落实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和法治建设的各项任务。党的十八大提出法治建设的五大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330多项改革任务中，大多数涉及法制改革；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190多项任务，涉及法治建设的方方面面；五中全会明确要求必须“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加快建设法治经济和法治社会，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
所有这些内容，都对全面依法治国、加强法治建设、深化法制改革做出了系统全面、求真务实、可操作实施的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各个系统、部门和地方应当超越各自利益，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立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和要求，不折不扣、全力以赴、攻坚克难地完成中央法制改革和法治建设的各项任务，努力实现法治小康的建设目标。
处理好改革与法治的关系
如何与时俱进地处理好改革与法治的关系？应当协调推进深化改革与法治建设，在改革进程中建设法治，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要求，“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把发展改革决策同立法决策更好结合起来；立法不能回避矛盾和问题，要在矛盾的焦点上砍一刀；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通过立、改、废、释和授权等立法方式，把全面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等等。
然而，由于法律具有统一性和协调性，但改革发展的不平衡性特征，使立法在有些方面难以统一和协调；法律具有明确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但改革发展的渐进性特征，使立法在整体上难以做到准确、规范和可操作；法律具有稳定性，但改革发展措施的探索性和试验性特征，使立法不得不经常修改甚至废止；立法具有相对的滞后性和保守性，而深化改革要求立法应当具有引领性和突破性，往往使立法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改革要求。
为此，在一些旧的法律法规需要修改完善，诸多新的法律法规没有产生出台的“法律过渡期”、“规范空白期”，立法机关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用改革思维和快捷速度为深化改革提供法治引领和保障，创新立法方式，加快立法步伐，尽快扫清各项改革措施在地方、部门、行业和基层贯彻落实中遇到的法律和政策障碍。
与此同时，各级政府要积极探索、勇于作为、主动出击，积极争取人大的授权和立法引领，而不能推诿懈怠、消极等待。凡是承担法制改革任务的地方和部门，“都要知责明责、守责尽责，各就各位、各负其责。牵头部门对经办的改革举措要全程过问、全程负责、一抓到底。”
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
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其关键点，一方面在于加快重点领域立法，坚持立、改、废、释和授权并举，通过立法充分体现和落实“五大发展”理念：
在推动创新发展方面，应当加快编纂民法典，制定环境保护税法、增值税法、资源税法、房地产税法、耕地占用税法等，修改土地管理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等；
在推动协调发展方面，应当制定发展规划法、能源法、粮食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
在推动绿色发展方面，应当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修改水污染防治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森林法、草原法、矿产资源法等；
在推动开放发展方面，应当制定关税法、船舶吨税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修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等；
在推动共享发展方面，应当制定基本医疗卫生法、中医药法、农村扶贫开发法，修改职业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
另一方面，应统筹推进民主科学立法，不断提高立法质量。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统筹法律法规制定、修改、解释、废止以及授权、配套、清理、备案等工作；完善立法体制，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完善立法过程和立法程序，加强人大对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加强立法的针对性，推进立法的精细化；努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的精准度和有效性，为良法善治提供充分完备的法律前提。
加快建成法治政府
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法治建设的五大任务，其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的总体目标。2015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明确了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时间表、路线图和任务书。
基本建成法治政府，核心有四：
其一，切实把转变政府职能持续推向深入，促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继续取得新进展，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推进各级政府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
其二，在行政管理中坚守合法性底线，遵循“三个凡是”的原则：凡是能够通过社会自治、自律解决的问题，行政主体不得越俎代庖；凡是能够通过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协商等非强制手段处理的事项，行政主体不得运用行政强制权力处理；凡是没有法律法规依据，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
其三，对行政权力集中的部门和岗位实行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定期轮岗，强化内部流程控制，防止权力滥用；
其四，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推行综合执法，坚持执法必严，切实做到“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
积极稳妥有序推进司法改革
目前，中国司法体制改革已经取得积极进展，群众认可度高、获得感强。但是，也应当注意司法改革实施推进过程中的一些现象和细节，以免因忽视细节而付出不必要的“学费”。
例如，对中央提出的100多项司法改革措施能否在调查研究和实践试点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调整、变更，也就是说能否“以改革的精神对待新一轮司法改革”。再如，中央对司法改革在政策制度和人财物等方面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大力支持，经过3～5年的努力各项司法改革任务完成时，中国的司法体制机制、司法公信力、司法公正性、司法廉洁度、人民群众对于司法的满意度等将是什么状况？应当对司法改革任务完成后的司法状况进行预测评估，对达成司法改革目标的标准进行量化分解和科学预测，对100多项司法改革措施之间的相互衔接、彼此匹配、整体协调状况进行精细化安排，对司法改革可能出现的短板和薄弱环节进行预判。
正因为如此，司法改革需要有组织有领导、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地推进，需要法学法律界以高度负责任的科学态度和职业精神积极支持和主动参与司法改革的全过程，需要全社会和新闻界更多的理解、更多的宽容、更多的支持，需要大家形成最大共识和最强合力，共同稳妥促进司法改革顺利进行和圆满成功。
加强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
在这一方面，应该抓住哪些重点，补齐哪些短板？
首先，进一步加强全面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强化中央对法治建设的领导、协调、促进和监督，尽快建立健全中央层面统一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领导体制，建立国家级法治建设的高端核心智库，研究制定与“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相匹配的法治中国建设的整体发展战略和中长期规划。
其次，更加重视提升“国家法治实力”。运用法治思维、法律武器和法治手段不战而屈人之兵，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核心利益，是现代国家和社会有效治理、依法解决国际矛盾冲突的最高境界，也是大国和平崛起的最高艺术。应当更加重视国家法治实力建设，努力提升国家的法治软实力、硬实力和巧实力，充分发挥中国现代法治文明的新功能。
再次，进一步深入推进地方和区域法治建设。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顶层设计与地方、区域等具体实践相结合，自上而下发动与自下而上实施相结合。目前全国各个地方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努力推进依法治国举措在本地方和本区域的实践。应当在维护国家法治统一的前提下，更加重视和积极引导“地方和区域法治建设”，充分调动各个地方和区域推进法治建设的积极性，努力激发地方、部门和行业推进法治建设的内在活力，把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变成地方、区域和基层的自觉行动。
第四，尽快制定实施“国家法治指数”。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国家法治指数，不仅是考核评价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重要尺度，也是具体落实全面依法治国各项战略部署的举措，还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应当尽快推出和实施国家法治指数，用以评价考核领导干部和各国家机关依法办事的实际状况。
第五，通过法治引领和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我们党、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愿望。应当将事关人民群众公平正义的利益需求，尽可能纳入法律调整范围，转化为法律意义上的公平正义，使其具有明确性、规范性、统一性和可操作性；把社会上关于公平正义的不同认知及其诉求尽可能纳入法治轨道，通过法治方式、法治途径和法治程序保障和实现公平正义。
最后，应当进一步推进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法律化；不断完善人权保障机制，充分发挥司法在人权保障，特别是人身安全、人格尊严和财产保障等方面的作用；不断完善社会保障的立法和执法体系，从人权保障体系上着力解决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养老难、两极分化、贫富不均等老大难问题，着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
五、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
第一,这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最基
本的要求就是关爱人的生命、珍视人的健康.我们搞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如果工业化、现代化搞上去了,经济发展了,物质生活丰富了,而人却由于喝的是受到污染的水、呼吸的是受到污染的空气、吃的是受到污染的食品,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威胁,那么建设这种工业化、现代化还有什么意义?所以,各级党委和政府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突出位置,使老百姓喝上干净的水,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品,有一个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第二,这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需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还包括生态文明建设,使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必须看到,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资源环境的要求难度相当大.今后,随着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和人口继续增加,对能源资源的消费需求量将越来越大,各类污染物产生量也将不断增多,生态压力还会进一步加大,环境问题将会更加突出.人对环境质量的需求总是随着物质生活质量的不断改善而逐步提高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必须更加重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工作,在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等经济目标的同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使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第三,这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往往也是资源环境矛盾凸显的时期.靠过量消耗资源和牺牲环境维持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人类发展的历史已经表明,人类文明的发展和延续,与资源环境密切相关.资源条件特别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会破坏人们的生存条件,甚至会导致人类文明的消亡.如果再不重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我们就可能犯难以改正的历史性错误.我们绝不能做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蠢事.总之,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意义,以对国家、对民族、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切实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六、苏联模式弊端
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模式”,是一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斯大林模式是前苏联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采用的、并且延续约70余年的一种经济体制.积极点：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斯大林通过这种建设模式,使苏联跻身于工业化国家的行列,为后来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斯大林模式”创立是取决于当时苏联极为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可行方式,在苏联迅速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过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消极点：这种高度集权不仅以自由市场的不发达作为自己存在的理由,而且为了保全自身,而通过经济资源的绝对垄断,限制市场因素的发展来巩固自身.斯大林模式要求国家对经济运行的绝对控制,也就要求空前的国家专政机关作为后盾.于是必然出现出现党政不分、权力高度集中、个人崇拜与家长制作风盛行的现象,因为这些不过是巩固国家统治的方式而已.斯大林模式和民主、现代法制是完全不相容的.苏式社会主义的国有化与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有化的区别在于,斯大林模式是在资本不发达的情况下,通过国家作为后盾的方法来壮大资本,同时资本必须由国家实行绝对控制；社会主义国有化旨在限制和消灭资本,以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来代替资本关系,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将逐渐由社会接管,并且这一切建立在资本关系发达并走向衰落的历史条件下.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斯大林模式的命运.随着过度集中的体制和日益发展的市场因素的对抗性矛盾走向顶点,斯大林体制最终走向崩溃.在空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掩盖着经济效率极低的现实,这表现在：第一,优先发展重工业,使农业和轻工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第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片面强调产值和产量,造成了产品品种少、质量差.第三,国家从农民手中拿走的东西太多,严重地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农业产量长期停滞不前.第四,经济发展粗放,经济效益低下,大量消耗和浪费了资源.第五,国家对经济资源的垄断,造成国家机关内腐败滋生.所以这种经济增长必然是不可持续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大林模式的一系列弊端日益暴露出来.从长远看,它严重阻碍了苏联的进一步发展,并最终造成了苏联1991年解体.历史贡献：1.“苏联模式”是无产阶级对于执政的一次伟大尝试；2.它为后来的无产阶级执政提供了经验教训：首先要注重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既要重视重工业,还要重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还要充分发挥市场货币关系,尊重价值规律,使企业又充分的自主权,不能单纯以行政令命管理经济；其次要注重改善民生,协调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不能过分地剥夺人民利益来求得国家的发展；再次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反对个人权利凌驾于法律之上,杜绝盲目的个人崇拜；最后,要坚定不移地奉行和平自主的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尤其是要反对任意牺牲弱小国家民族的利益来满足大国的需要.然而，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本身存在严重的弊端，从历史上看，苏联模式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深远的。
一、经济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与民相关的轻工业得不到相应的发展，消费资料得不到满足，最终又制约经济的发展。否定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造成资源配置不合理，浪费严重；排斥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用行政命令手段管理经济，把一切经济活动置于指令性计划之下，造成经济效益低下，阻碍了劳动者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这一套工业体制，正是中国直至今日仍然有所残存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
二、政治上高度集权，缺乏对党的监督。苏联模式强调了毛泽东在国家政治
经济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权利高度集中使得其不可避免的出现决策失误，并且在实践中难以得到纠正。其晚年的一些错误，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很大的阻碍作用；官僚主义盛行，个人崇拜，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凌驾组织之上的现象不断滋长。各种特权现象滋生，助长了不正之风，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
七、中国教育问题
虽然中国的教育还缺少许多东西，许多地方和学校缺少足够的硬件设施和优秀的师资，不少地方还非常缺乏教育经费，整个中国还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也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问题。总之，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太多了，中国教育缺少的东西也还太多了。但是，通过观察、分析和思考，我们发现，中国教育最在问题就在于“四个没有”：没有公平，没有自由，没有竞争，没有效益。中国教育最缺的不是硬件设施和优秀的人才，最缺的是良好的软件操作系统与运行环境----制度环境，最缺的是公平、自由、竞争，并由此导致了整个教育没有效益，国家即纳税人每年投入大量的教育经费，却收效甚微，回报极低。可以说，几乎各种教育问题都可以从这“四个没有”中找到影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这“四个没有”，才导致出现了中国教育的低效、腐败与无能，还有其它许多各种各样层出不我们的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教育者心太急，并且只看到孩子这棵小树苗地面以上的外表，即考试成绩全校排名等。我们没有关注孩子这棵小树苗地面以下的根部生长如何，总是根据地面上的东西判断小树苗生长的情况，胡乱下药，不但不利于小树苗的成长，反而毁了小树苗。一切都太着急，看到孩子学习成绩不好，就赶紧请家教上辅导班，孩子刚上小学就想到中考怎么办，还没有读高中就想着要让孩子考什么样的大学了。
急功近利，只顾眼前；只重成绩，不重成长。其实，这是最简单的教育常识，即成长决定未来。但我们把成绩当作决定孩子未来的首要因素，这不正如园林师傅所言，如果只关注树干树枝树叶果实，不看树的根部生长状态，就会嫌树长的太慢，长的不好，没有前途，没有未来。因为树的生长必须要有一个过程，并且是树根决定树干果实。一个人的教育成长也是这样的，必须是兴趣、习惯、个性、人格、品德、价值观等内在的因素决定外在的学习状态、学习成绩、学习情绪、学习效果等。穷的问题。
想。近年来，教育系统不断深化对科学发展观重大意义、深刻内涵的认识，认真地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及时调整工作的思路、重点和政策措施，不断推进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收到了明显效果，但是还很不够。深入学习和贯彻科学发展观，仍然是当前教育改革和发展中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能否正确地认识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成就与问题。关系到能否继续把我国教育事业顺利推向前进，科学发展观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这一问题的正确方法。必须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经过最近几年的努力，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已经站在一个崭新的发展起点上；教育的各项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方向正确；教育质量稳步提高，教育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服务能力不断增强，贡献力度不断加大；一些长期以来影响和制约我国教育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又必须清醒地看到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之所以能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极其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坚持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加快教育发展，是把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根本途径。面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等新的形势和任务，我们对教育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必须有一个新的提高，从而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真正把中国的教育搞上去。
必须进一步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全局，把科学发展观贯穿到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全过程。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巩固、深化、提高、发展”的方针；要进一步在教育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学校以育人为本，办学以教师为本；要坚持统筹教育的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统筹各级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和区域之间教育的协调发展，统筹教育事业的发展、改革与稳定。在“十一五”期间，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切实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要坚持以改革促发展，以开放促发展。要进一步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热点问题，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原则，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
各级教育部门、各级各类学校都要努力把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工作推向深入，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切实把思想和行动都统一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不断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坚决破除一切阻碍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观念，坚决纠正一切偏离科学发展观的行为。要把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成果转化为促进发展的科学思路，转化为正确的方针政策，转化为领导发展的实际能力，转化为教育系统每一位干部以及所有师生员工的自觉行动。
八、基本国情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现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科学技术水平、民族文化素质还不够高，社会主义具体制度还不完善。关于思想道德素质教育问题的思考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进入了追求现代化的历史性转折时期，显然，社会的现代化依赖于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的内在基础则是人的文化素质，因此，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 目标的主体性前提和保证，亦是我国当代文化建设和教育发展的当务之急。因此，研究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一、问题提出的特殊性和普遍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但是，它同时也清楚地昭示了，现代化作为一个 总体性进程所应具备的更为深刻、复杂的内涵。在具体的技术操作和经济运行的背后，人们发现了从传统向现 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的冲突，以及这些冲突对现代化的制约和影 响。从而表明，以人的素质提高和文化转型为内涵的人的现代化就同社会的现代化即经济、政治和科学技术的 现代化一起，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历史任务。民族文化素质是一个涵盖广泛的概念，从历史纵向的角度，民族的文化素质与民族的文化传统具有内在的、逻辑的联系；从文化主体性的层面，它至少包括文化基础和技能、思想道德与心理质素、价值观念和思维方 式等方面。因此，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是一个整体的、有机的系统工程，缺乏文化教育的基础，思想道德和 心理素质的提高是没有根基的；而只局限于文化的智力性教育，忽略思想道德及心理素质的教育，人的现代素 质则是片面的、畸形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从我国近十余年来社会迅速变化的过程来看，应该说物质文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精神文明的发展在挣脱“左”的片面性束缚之后，人的主体性意识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但是，在人的主体 性获得解放的同时，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主体性迷失的情形，这就是过度的物质化、功利化的倾向，文化世俗化 的流行，精神与心理健康被忽视等，具体表现在正义感、责任感的淡化，荣辱观、是非观的混淆，公德心的普 遍缺乏，个人行为的失范以及个人主义的抬头，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醒。诚然，当一个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一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必然引起社会价值观、道德观的分裂，由于心理、情感和认识的原因，分裂的结果客观上往往会发生与原来定势相异的某种逆向倾斜。同时新旧观念更替之际，必然出现某种理论断层和价值真空，因此，对于主体性新的迷失情形，我们需要进行全面的、历史的分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思想道德文明的建设提供确实可靠的资料。但是，我们又不能对某 种片面的倾斜采取放任自留，“顺其自然”的态度，这不仅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完全自然衍生出符合科学 理性的道德精神，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客观上提出了建立新的人文精神和规则的迫切要求。显然，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推进必须重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谐调发展，在当前，关于国民的人文精神和思想 道德的建设问题，尤其需要予以特别的关注和研究。这既是一个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普遍性问题，又是中国现代 化亟待解决的特殊问题，如果我们不予以充分地认识，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
二、思想道德教育的失衡与倾斜 我国从70年代末实现历史性转轨以来，在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的同时，对教育领域中轻 视、贬低智育，以政治冲击一切的状况实行了全面拔乱反正，从而为补就十年**造成的损失，缩短与发达国 家的人才距离，以及为实现我国现代化目标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奠定了基础，亦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是，当 我们理性地回顾和省察这十余年社会推进的历程，不能不说某些历史性的忽略对于今天发生的主体性的新的迷 失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在扭转轻视智育的左倾错误时，某种程度上忽略了人的思想道德及心理素质的教育。第二，在商品经济全面推进之时，教育的回应缺乏力度，倾斜于“适应”经济规律，忽略了教育自身的规 律。第三，思想道德教育的滞后性某种程度上造成人们对直接利益诱惑的倾斜。综上三个方面，要提高民族的思想道德及心理素质，必须正视某种历史的、现实的片面倾斜，同时要在研 究和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向上来考虑“如何才能提高”和“怎样提高”的问题。
三、突破“倾斜”的思路与基本点 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及心理素质是一个关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建设问题，而这种“基础建设”的
基本途径在 于教育。广义的教育是一种社会性的教育，狭义的教育主要是指学校有目的的系统性教育，人的思想道德与心 理素质建设当然要由这两个方面共同承担。在我国社会发展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才能发挥教育在对人的思 想道德与心理素质中的作用？怎样才能有效地提高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在当前我们需要关注三个层面： 第一，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的时代前提。与传统人生活的社会基本处在同一共同文化，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及行为模式相对应，现代社会的开放性必然打破单
1 新加坡公务员基本情况
新加坡公务员的全称是公共服务人员, 即政府部门的雇员。全部公务员分别隶属于民事服务、司法服务和警察部队三大部门。但在政府部门里任职的不一定都是公务员, 这些非公务员包括:法定机构雇员、武装部队人员、警察部队中警长以下的警员、日薪雇员和其他人员。新加坡行使政府职能的部门除公务员机构外还有法定机构。所谓法定机构是指依据国会立法成立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 实行企业化管理的政府部门。
新加坡公务员制度具有如下的特征:
1.1 公务员的录用制度新加坡录用公务员, 注重公
开、公平、择优录用和一定的学历资格条件, 并且非常重视应聘人员的思想品德和道德修养。应聘人员如果品行不良, 一经发现就不能被录用了。之所以采用这样的方法, 是出于高效治理国家的需要, 新加坡极为重视公务员队伍的廉洁与能力。应聘人员的教育背景加上录用考试, 基本上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出能力, 但不能考察到应聘人员走上公务员岗位后能否做到廉洁。为了保证应聘人员具备优良的品德修养以尽可能地减少公务员的贪污腐败, 新加坡政府极为重视录用前的品德修养审查。审查过程严格具体, 有效防止品德不良的人成为公务员。政府求贤若渴, 采取种种措施来吸引人才, 比如每年从本国的高中毕业生里挑选品学兼优的学生, 提供总统奖学金, 送到国内外名牌大学深造, 并与政府签约承诺毕业后至少为政府服务五年。政府还把选才的视线投向其它国家, 每年大学生毕业的季节, 政府都要根据自己的需要, 派人带上总理的亲笔信, 到剑桥、牛津、麻省理工等世界名校招揽人才。
1.2 公务员的财产申报制度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在新加坡是比较健全的, 它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一是申报对象的覆盖范围广泛, 所有公务员都得申报财产;二是申报时间跨度长, 每名公务员在初次上任及以后的每一年, 都必须申报财产情况;三是申报内容覆盖公务员各方面的主要财产, 申报的范围包括个人的不动产、银行存款、股票、债券等投资, 还有一定价值以上的珠宝首饰、家用设备、古玩等也得申报, 此外, 还须申报配偶等家庭成员的财产状况;四是负责审查的对象是具体的, 即公务员工作部门的负责人和专门机构负责对材料进行审查。在新加坡, 有钱要报告, 没钱也要及时汇报。每名公务员在初任公职时, 都需要签署一份声明书, 声明他没有财务方面的困境。如果一名公务员未担保的债务超过其三个月的薪资, 或者面临破产程序时, 要立即告知所在部门的常务秘书长, 而公务员如果真的陷入财务困境, 就可能会面临革职的纪律处分。这些措施使得新加坡公务员的财产申报取得显著的成效, 公务员群体受到长期具体而有效的监督。
1.3 公务员工资福利制度新加坡公务员的待遇在世界各国中是较高的。
内阁资政李光耀曾经说过, 新加坡能常年保持经济的高增长率, 是因为有一个能干的政府, 有一个精干的公务员队伍。政府认为, 与其让公务员贪污腐败获得非法收入, 不如直接给予丰厚的合法收入。他们的口号是“高薪养贤”。政府有一个理念, 就是要把社会上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政府部门中来, 要让他们觉得参加政府工作为广大公众服务, 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其个人的人生价值和意义。因此, 公务员的总体工资福利待遇比社会平均工资高许多。这种以“高薪养贤”为特色的公务员薪金制度, 尽管还有一些争论, 但已在许多国家被应用。
1.4 公务员培训制度培训作为公务员制度的重要组
成部分, 直接关系到公务员的素质高低, 关系到对民众提供服务质量的高低, 因此新加坡政府很重视公务员培训工作。新加坡公务员每人每年都要进行100个小时的强化培训, 并把培训结果与公务员年度考核相挂钩。每年, 新加坡公务员都要根据个人工作需要以及组织发展在其直接上司的协助下, 制定下一年度的培训计划, 并报公共服务署, 由公共服务署统一管理培训计划的实施。每一个公务员培训类别的内容都被公共服务署做了详细的规定, 培训方法也较为多样的, 包括社区实习计划、学院式培训等等。高级公务员新入职的时候, 都要参加为期四个月的社区实习计划, 每位公务员都要和当地的居民委员会密切联系, 并参加居民委员会的各项会议, 参与规划和实施各项工作。通过这种社区实习计划的培训, 公务员对大众生活中的需求和面临的问题会有更深刻的了解, 制定出的政策才能更加切合民众的实际需求。学院式培训主要是课堂培训, 各级公务员都能参加, 由公务员学院来承担, 设置的课程包括法学、信息学、人际关系学、管理学、金融学等等。公务员可以从自身的兴趣和需要出发, 选择相应的课程来学习。
2 中国公务员基本情况
我国的《公务员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公务员, 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据此, 公务员范围实际包括以下七个系统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 即 (1) 中国共产党机关的工作人员。 (2) 人大机关的工作人员。 (3) 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 (4) 政协机关的工作人员。 (5) 国家审判机关的工作人员。 (6) 国家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 (7) 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机关的工作人员。我国公务员制度具有以下的特征:
2.1 公务员的录用制度我国的公务员录用制度贯彻
“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 也就是公开考试、平等竞争、严格考察、择优录取。近年来的公务员录用已经取得明显的成效, 获得社会大众的肯定。还应当继续加大力度, 更加科学地编制录用计划, 根据职位本身的要求, 制定不同的报考要求和考试内容。还可以增加面试工作的透明度, 强化对录用工作的监督制约机制。例如:在录用的后期工作中, 除了由本单位人事部门负责具体事务以外, 还可以继续加强由人事主管部门实施的监督;加大对录用工作中违法违纪行为的查处力度。要建成一支高效廉洁的公务员队伍, 除了实行“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考试之外, 还需要更加注重对考生思想道德品质和以往表现的考察。现有的公务员录用政审, 就属于这类考察, 并已取得较好的成效。政审工作, 主要包括两种方式:一种是审查考生的档案;另一种是向考生所在单位或学校了解其平时的表现。从历年来的考录情况可以看出, 考察是有效的, 不过, 考察的范围可以继续扩大, 并进行适度深入, 以真实确切地了解考生品行。
2.2 公务员的财产申报制度我国目前实行的财产申报制度还没有针对所有公务员。
申报的对象范围主要包括县 (处) 级以上的公务员和一部分非公务员的其他国有单位领导人。目前有关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是, 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县 (处) 级以上 (含县、处级) 领导干部, 和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的县 (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 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负责人, 必须依照规定申报收入。从规定可以看出, 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是监督的重点对象。因为, 这些干部掌握着比一般公务员更多的权力, 那么面对诱惑的机会也更多, 是以权谋私, 还是坚持操守, 对于他们会是考验。因而需要加大对这些干部的监督力度, 以帮助他们保持廉洁。更合理的申报制度应该是针对所有公务员的。不过, 现在如果实行全面申报, 将导致成本太高, 也会使效果大打折扣。因而, 随着将来社会发展和经济水平的继续提高, 仍应当继续扩大申报对象的范围, 以实现对公务员队伍更为广泛且有效的监督。
2.3 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制度在我国, 是否对公务员队伍实行高薪养廉, 长期以来存在不同意见。
有一部分人以许多国家实行高薪养廉取得了良好成效为例, 认为在我国实行高薪养廉也可以成为防止腐败的有力举措。也有一部分人反对高薪养廉, 认为这与我们的国家性质不相符。还有一部分人认为, 尽管高薪养廉有利于防止腐败, 但并不适合我国目前的国情。事实上, 高薪并不意味着一定实现廉洁, 低薪也并不意味着一定导致腐败, 只是, 适度提高工资福利待遇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更加激发公务员对本职工作的积极性。另外, 实行高薪, 需要同时配合提高贪污腐败的代价。实行高薪养廉还需要一个重要条件, 那就是国家必须有足够的财力。目前, 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各项社会事业的建设都还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 大幅度地全面提高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在短期内实现的可能性不大。因而, 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制度要在适合我国国情的前提下, 尽可能地提高公务员工作的积极性。
2.4 公务员培训制度我国自1993年实行公务员制
度以来, 公务员的培训工作取得了较大成绩, 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培训制度本身也还存在一些不足。当前的公务员培训, 更多侧重于一些理论修养, 没有全面满足公务员实际工作中的需要。要提高公务员培训的效果, 还可以全面调查公务员的培训需求, 创新培训内容, 以帮助公务员拓宽知识面, 提高工作技能。传统的公务员培训方法还是更多限定在课堂教学中, 学员容易失去兴趣,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培训效果打了折扣。实施公务员培训还需要克服单一的教室培训, 可以采取较先进的人力资源培训方法和更丰富多彩的培训形式。这样能更有效提高学员的创新意识和参与意识, 拓宽学员的思维方式。
3 结语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新加坡公务员制度在某些方面已相当健全, 而我国公务员制度建设在许多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当前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强公务员制度建设:一是强化公务员录用、辞退制度建设。目前, 公务员考任制已经在全面推行并取得了杰出的成效, 但在考试中由于依然存在一些操作上的问题, 多少还存在用人的不正之风。录用公务员必须通过严格的笔试和面试, 并且要更加注重对其过去学习和工作情况的考察, 既要有优良的素质, 更要具备良好的道德修养。辞退公务员也要实行严格而规范的条件和程序。实行能进能出, 公务员录用制度将更加灵活, 公务员队伍也会更有活力, 但是为了保障公平和效率, 但必须有严格的条件和程序来进行规范。二是逐步提高公务员待遇, 继续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加入公务员的行列。在我国, 公务员待遇已经经过好几次调整, 但还不算高, 公务员薪资处于中低水平。因此还要逐步提高待遇, 使公务员成为更具有吸引力、更具有竞争力的岗位, 把优秀人才吸引到政府机构中来。三是对公务员实施严格的监督管理。新加坡公务员财产申报广泛、政府监督有力、工资福利丰厚, 这些都加强了对公务员的激励和监督, 从而更加提高公务员的效率。我国也应建立更加完善的激励和监督机制。我国目前有了一定的激励和监督体系, 但有些监督形式落实得还不够到位。因此还要加快对公务员监督管理工作的制度建设步伐, 建成更加严密有效的监督体系。新加坡公务员制度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但其国家性质与我国并不相同, 也有着自身的欠缺和不足。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公务员制度建设还是要立足我国的实际情况, 从本国国情出发来进一步地开展, 这样能更加有效促进公务员队伍的建设, 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摘要：新加坡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务员制度, 通过对新加坡与我国公务员录用制度、财产申报制度、工资福利制度、培训制度等制度建设的比较, 得出可以通过强化公务员录用制度、提高公务员待遇和加强监督制度等来进一步加强我国的公务员制度建设。
关键词：中国,新加坡,公务员制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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