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地位分析论文

摘要：全球金融动荡、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以及我国金融环境的变化，对高校金融学专业的建設和课程设置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财务分析课程建设入手，基于财务分析对金融学应用领域的作用，探讨财务分析课程和金融专业建设的关系，明确了财务分析课程在金融专业建设中的地位应予以提高，并提出了金融学专业建设中加强财务分析学理论、实践、课程建设的创新与构想。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理学地位分析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理学地位分析论文 篇1：

前后七子复古主义诗论研究

摘要：前后七子是明中叶的文学流派。针对明初台阁体影响下生气缺乏的诗歌创作局面，他们引领了一场浩浩荡荡的文学复古运动，在复古的旗帜下，重新审视诗歌现状，寻找诗歌创作出路，提出了复古主义诗论。本文首先对前后七子复古主义诗论的起源，背景进行介绍。其次，分析在前后七子努力下的复古主义诗论发展历程及前后七子之间发展继承关系。最后分析前后七子复古主义诗论对明代诗歌创作的影响，对整个中国古代诗学史的影响。

关键词：前后七子;复古主义诗论;发展历程;影响

明代无论是诗人数量还是诗歌总数都远远超过了前代，呈现繁荣景象。其繁荣景象的背后，离不开明代整体的诗歌发展历程和众多的诗歌流派。在明朝建立之初，诗歌创作主要以地域为线索，文人团体有吴中四杰、闽中十才子，南园五子等。统治者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前礼遇文士，建立之初重用文臣，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文学的发展。到了明前期，政局稳定，经济复苏，出现了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台阁体，因其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于是出现了反对台阁体的茶陵派和性理派。明中期朝廷内忧外患，官方理学地位下降，王阳明的心学大兴。前后七子开始主张复古，使明代诗歌创作走向繁荣。

前七子，指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以李、何最为著名。后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包括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余日德、张佳胤。前后七子在明代诗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起源背景

明代初期，经济逐步复苏，政局也日渐稳定。统治者为统治需要迅速加强中央集权，朝中馆阁之臣为迎合统治者，整日在诗歌中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台阁体应运而生。针对生气缺乏的文坛，明朝学者发起了复古主义文学运动。复古主义诗论起源于明中叶的复古文学运动，前后七子在复古主义文学运动中提出“诗必盛唐”的口号，起身反抗台阁体诗歌。在复古主义的大旗下，前后七子针对明初以来委靡不振的诗歌创作局面，重新审视诗歌创作现状，寻找诗歌创作出路，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诗歌创作理论，在诗歌的意境、韵律、艺术手法等方面显示出了他们独特的理解。

程朱理学的衰弱和王阳明心学的兴起是复古主义诗论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明朝建立之初，程朱理学被确立独尊地位。程朱理学强调“天理”的重要性，主张用“天理”压制人的思想感情和欲望，在科举考试中，也以程朱理学为考试大纲，束缚人的思想，文人学子为追求功名利禄专心研究四书五经，缺乏治世之心，弊端渐显。面对如此状况，当时的学者掀起了批判之风，王阳明心学在学界惊起了波澜。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述之曰：“阳明先生之学，今遍行宇内。”王阳明与七子众人交情甚好，这造成了影响七子派文学理论的一个外在原因。其次，王阳明提出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强调了人心比天理更重要，强调了人的主题情感，这是影响前后七子复古主义诗论中的内在原因，与前后七子所提倡的诗的“主情理论”相得益彰。

二、发展历程

复古主义诗论产生于明前期，消亡于明后期。在明前期，复古主义开始了萌芽期。即文臣李东阳领导的茶陵派，茶陵派主张学习唐代诗人的诗，性理派主张学宋人的诗。这是明代复古主义诗论的萌芽阶段，没有具体的创作理论，只是在循序渐进，摸索前行。在明中叶，前后七子提出了复古主义诗论，让复古主义走向了成熟与高潮，他们较茶陵派性理派复古复得更加具体，但不可避免的犯了模拟过重的错误，复古弊端越来越明显，于是在明后期，公安派、竟陵派的大力反对，一场浩浩荡荡的复古主义运动彻底走向终点，复古主义诗论也由此被淘汰了。这是复古主义诗论在明代整体的发展历程。前后七子在诗歌创作上虽然都提倡复古主义，但前七子与后七子之间，前七子内部、后七子内部个人之间的主张也都不尽相同，總体来说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历程。

(一)前七子

前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前七子的出现，是明代复古主义诗论确立的标志。他们强调诗歌的体式特征，树立各种诗歌的典范格式，七言歌行体首推唐诗，五言古体诗则推汉魏。在诗的创作上只是这些复古主义诗论尚在表面，还没有建立具体的诗歌创作标准。内部对诗的写作方法有不一样的见解，这里我们主要来看一下前七子两位代表人物李梦阳、何景明的斗争。李梦阳认为复古就应该彻彻底底的复古，写作方法相同，词语也要相同，才是正宗的复古。其复古程度很高，是一种“亦步亦趋”的复古。而何景明觉得复古学习古人写诗具体的艺术手法就可以，要“舍船登岸”，即通过前人的内容找出可取的方法作诗。

前七子的主要争斗就在于李梦阳和何景明之间，因为前七子他们对复古主义的诗论还没有研究到位，对复古主义诗论的研究不够深入，对于复古的程度把握不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创作。

(二)后七子

复古主义诗论发展到后七子这里，正式进入了高潮期。后七子继承了前七子尊唐学唐的复古主张，其复古的激进程度也远远超过前七子，与前七子的诗论相比，他们对拟古方法的研究比前七子更加细致和深入。后七子对各种体制诗歌的创作方法和创作形式也作了更加具体而丰富的阐释。可是他们在复古的道路上，各成员之间的诗歌理论主张也是不尽相同的。

王世贞是后七子中影响最大的人物，主盟后七子二十年之久。王世贞继承了李梦阳、何景明重视诗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手法的主张，他把前七子诗论中的“思、气、格、调”首次统称为格调：“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这里“才”是指才情、才能;“思”指构思;“调”指诗歌的音调;“格”是格律，他阐述了作诗的过程，首先诗人具备才华，通过自己的才学对诗歌产生构思，产生构思之后注重诗歌的韵律、声调，最后形成诗歌的整体格律。他提高了格调的地位，开创了清代格调说的先河。格调即诗的体格声调，最早的解释包括思想内容和声律形式两方面。王世贞也提出了提倡抒写真情、师心独创，强调诗人要勇于通过诗歌流露真实情感，反对大量的抄袭，以上观点均是前七子前所未有的，进一步丰富、深化了明中叶的复古主义诗论，使其更为具体。其复古主义诗论是也公安派的先声。

谢榛是后七子中唯一一位布衣出身，加入后七子之后，云游四方。在出游回来之后与曾为后七子之首的李攀龙因为学术观点不同发生口舌之争，随后其他五人便纷纷与谢榛交恶，王世贞更是把他踢出了七子行列。其实是由于谢榛文学成就颇高，李攀龙、王世贞头角渐露，声望日高，他们几个人又都是进士出身，不能容忍身为布衣的谢榛成为诗社领袖。谢榛在复古主义诗论上拥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认为写诗的关键在于领悟自然，而不是刻板的模仿。要综合初唐、盛唐十四家，透悟其创作规律去写诗，即能创新。

后七子较前七子的复古主义诗论影响更大，理论更为具体完备。可依然没有把握好复古的度，没有摆脱模拟风气。

三、影响

穷则變，变则通，通则久。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诗论，与其说是复古，不如说是一种复兴。它贯穿了整个明中期诗歌的发展历程，也对中国古代诗歌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

(一)对明代诗歌的影响

前后七子引领的明中叶复古文学思潮，影响了明代诗学界近百年，为当时萎靡不振的诗歌创作指明了方向。其复古主义诗论，完全肃清了台阁体的影响，打破了当时文坛一味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风气。面对千篇一律鲜有佳作的台阁体，他们重新思考诗歌创作，重视诗歌创作的艺术手法，把眼光投向汉唐，渴望通过学习古代优秀诗歌作品创造出诗歌新盛世。

(二)对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影响

除了对明朝诗歌的影响，他们对中国整体的诗歌发展史也产生了影响。他们强调诗歌的主体地位，认为诗歌就是诗歌，与理学无关，反对程朱理学和八股取士禁锢人的思想感情，反对呆板僵硬的诗歌创作，强调在诗歌中勇于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同时，他们也树立了一个诗歌创作典范，从宋元以来的“重理趣”开始转变为“重情感”，他们渴望通过重视诗歌的真情实感，来粉碎受程朱理学影响下重视道德伦理的诗歌创作。

当然，复古主义诗论在当时也存在着一系列的弊端，他们的诗论以复古为特色，却从复古主义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拟古主义，有些诗作甚至为了模拟古人的语词，声调失去了诗歌本身应有的真情实感和韵味，使诗歌黯然失色。他们没有把握好创新与借鉴的度，使抄袭之风滋生蔓延。他们的文学主张与创作实践不成正比，许多诗论提出来是很有道理和创新意义的，但是在他们进行创作的时候却不能践行。犯了实践与认识相互剥离的错误。直至公安派竟陵派等反对复古主义诗论诗歌流派的出现，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诗论彻底走向衰弱。

参考文献：

[1]游国恩.中国文学史(四)[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2]段宗社.明代“七子派”诗学思想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01(5)：6.

[3]周效柱.明代后七子复古诗学探究[J].兰州学刊，2008(4).

(作者单位：延边大学)

作者：吴琼

理学地位分析论文 篇2：

强化金融学专业教学中财务分析课程地位的思考

摘要：全球金融动荡、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以及我国金融环境的变化，对高校金融学专业的建設和课程设置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财务分析课程建设入手，基于财务分析对金融学应用领域的作用，探讨财务分析课程和金融专业建设的关系，明确了财务分析课程在金融专业建设中的地位应予以提高，并提出了金融学专业建设中加强财务分析学理论、实践、课程建设的创新与构想。

关键词：财务分析;课程建设;金融学专业;会计基础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2-08-20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2010年度省级教研项目“强化应用型的会计学教学内容设计”(20100435)资助

作者简介：朱炜(1966-)，男，安徽怀宁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财务管理。

近年来，全球金融动荡日趋加剧，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以及我国金融环境的变化，对金融管理及风险防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践中对金融分析师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而金融分析的基础是会计基础，金融管理和金融分析人员除了要有敏锐的洞察力以外，必须熟练掌握财务分析方法。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市场中的参与者，都需要应用财务会计方法来分析信息，进行监管、经营和决策。而且，财务分析，作为金融领域最重要的手段，其信息处理能力的强弱和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和经营目标的实现。这就对高校金融学专业建设和教学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因此，高校金融学专业必须强化财务分析的专业建设和在课程设置中的地位。

一、金融学专业建设和课程设置分析

(一)金融学专业建设的意义和内容

1.金融学专业建设的意义。

金融学专业建设意义主要包括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在理论方面，金融学作为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在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有自身的理论基础，分析方法和研究目的。在现实方面，金融学专业建设可以为当前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输送建设人才。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我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国际化，不仅体现在国际贸易的相互依赖，而且金融市场的相互依存状态也不断地显现，并有日趋紧密的趋势。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实体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相互作用关系，金融市场已经成为现在和将来全球经济发展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为金融市场培养有用的建设人才也就成为高等教育中的重要任务之一。

2.金融学专业建设的内容。

金融学专业建设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课程设置，其二是师资队伍建设。所谓课程设置，笔者认为是目前高等学校立足金融市场的发展进而确立人才培养的标准，对金融专业的学生构建符合标准的知识体系框架，而这一框架的实现过程就是课程设置的过程。师资队伍建设是保证学生能够获取金融专业知识的必要手段。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高等学校努力发挥自身优势，引进一批专业知识扎实，思维活跃的优秀教师，推动高等教育金融专业的发展。

(二)金融学专业课程设置的分析

金融学专业课程设置是金融学专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课程设置的合理性直接决定着金融人才的培养。以下从金融专业课程设置的原则、现状等方面进行分析。

1.金融学专业课程设置的原则。

(1)口径宽、重基础。

金融本科教育应该运用高等教育的理论与方法，传授金融学相关知识，进而培养金融学理论研究与实务发展的人才。在这个过程中，要本着口径宽、重基础的原则，具体而言就是在课程设置方面，能够做到全面性和基础性。全面性要求课程设置涉及的方面既包括专业的理论学习也包括其他通识性的知识学习，比如经济学、金融学、会计学以及数学、英语、计算机等。基础性要求在课程设置全面的基础上对课程的学习要求，具体体现在教材内容的选取，和对学生掌握知识的要求程度上，以保证学生后期的发展。

(2)轻重分明。

金融课程从层次方面可以分为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在宏观方面，主要体现在金融学的发展、制度演变、政策沿革等方面。微观方面有金融市场效率、金融产品设计等。对于学生未来的发展，其基础知识的扎实尤为重要，这就体现在微观层面上的知识获取，因此，在课程设置方面，应该在具体教学过程中，突出和适当扩大微观金融课程的比重。

(3)体系完善。

体系的完善包括完整与改善两个方面。完整性要求金融课程建设的体系要完整，包括基础理论课程、核心理论课程、实务课程以及选修课程。也就是说每一种课程都要有，且比例应该是合理的;课程设置的改善需要具有与时俱进的思维，跟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调整具体课程的内容和比例。

2.金融学专业课程设置目前存在的问题。

(1)定量分析的课程较少。

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都是科研方法，两者具有相互补充相互依赖的关系。目前国内高校与金融定量研究相关的课程设置比较少。未来的金融市场的发展是以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为主要形式的发展，而金融产品的创新依赖于具有定量分析功底的金融人才，因此应该在课程设置方面体现出定量研究金融产品的内容。

(2)财务分析在金融课程设置中的地位不高。

金融管理和金融分析人员除了要有敏锐的洞察力以外，还必须熟练掌握财务分析方法。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市场中的参与者，无论是证券市场参与者还是信贷市场参与者，企业、个人、政府及非营利性组织、商业银行、投资银行、投资基金、保险公司、中央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等等，都需要应用财务会计方法来分析信息，进行监管、经营和决策。而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财务分析在高校的金融学专业课程设置中的地位明显不高，基本没有把财务分析作为金融课程中的核心位置考虑。而财务分析作为金融运用中必备的一项基本技能，理应在运用者的知识框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高校金融课程的设置，应该强化财务分析在金融专业建设中的核心地位。

3.目前《财务分析》课程在金融专业开设的基本情况分析。

目前，大多数高校金融学专业开设的课程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统计学基础、会计学、财政学、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期货、证券投资学、公司财务等，财务分析课程在金融专业教学中的地位很低，内容往往只是基于会计学的财务分析。主要是以会计学中会计报表信息为基本出发点，运用会计分析方法对影响会计报表的因素进行分析与调整，为财务比率分析奠定基础，从而准确分析企业单位的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和增长能力等状况，仅仅这些不能适应金融市场对财务分析的挑战以及财务分析主体和需求者的变化，缺乏与金融现实环境的协同，也缺乏随着管理决策与控制对财务分析信息需求转变的协同。

二、财务分析课程设置与内容剖析

以上分析了金融专业建设的意义、内容，也分析了金融学专业课程建设的原则及存在的问题，从中可以看到当前金融专业课程设置中，对财务分析的重视程度还存在不足，以下就财务分析及财务分析课程设置与内容进行一定的剖析。

(一)财务分析的内涵

财务分析是财务分析主体为实现财务分析目标，以财务信息及其他相关信息为基础，运用财务分析技术，对分析对象的财务活动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进行分析，为经营决策、管理控制及监督管理提供依据的一门具有独立性、边缘性、综合性的经济应用学科。

(二)财务分析的分类

基于基础学科的不同对财务分析进行分类财务分析的分类标准可以按分析主体不同、分析对象不同等多种分类，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财务分析有不同的分类，本文基于财务分析学依赖的学科不同分类。财务分析按照所依赖学科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基于会计学的财务分析，其二是基于财务管理的财务分析。基于会计学的财务分析主要依赖于会计财务报表，运用会计学分析方法对财务报表中的信息进行分析，理论基础是会计学原理，注重研究会计政策、会计估计、会计假设的不同导致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并运用报表中的会计数据构建一系列会计指标，形成对公司财务活动各种能力的分析，比如盈利能力、运营能力、偿债能力等;基于财务管理的财务分析，是从财务管理的目标出发，一般而言是从价值最大化的角度进行的财務分析。在此情况下，财务分析主要依赖公司对外财务报告以及内部报告，使用的工具是统计与计量模型等一系列量化技术。可见，无论是基于会计学还是基于财务学都要依赖会计信息，因此会计信息的形成对财务分析具有着基础性作用。

(三)财务分析课程设置内容

我国高校一般将财务分析课程设置归在会计学或者财务管理学范畴内，这种划分的理论基础在于财务分析学是建立在会计学和财务管理基础之上的。具体来说，财务分析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有它自身的课程设置。本文基于以下四个方面对其课程设置内容进行分析：

其一，学科基础类：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法学。经济学是一切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财务分析的对象是企业的财务活动以及变化，对其深入的探讨需要有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作为理论知识储备。基于财务管理的财务分析要求管理学应该成为财务分析课程设置的基础之一。行为理论涉入到经济领域在最近几十年来获得较快的发展，然而行为理论与心理学也是密切相关的，心理学的设置可以有利于学生对财务分析的理解和把握。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经济领域内的法律制度也在不断丰富与完善，法学已经成为各种学科的基础类学科，因此，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法学理应属于财务分析课程的基础类。

其二，专业基础类：会计学、财务管理学、金融学、统计学。会计与财务管理是财务分析的专业基础，因为财务分析是基于会计与财务管理学的，只有学好了会计与财务管理才能做出有效的财务分析。金融学的考察对象是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而财务分析应用主要面对货币与资本市场，因此金融学在财务分析课程设置中也应该作为专业基础课来加以重视。我们知道，基于财务管理的财务分析将使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对价值做出判断，而定量研究会使用到统计学方面的知识，统计学作为财务分析的工具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因此，会计学、财务管理学、金融学、统计学构建了财务分析课程中的专业基础类。

其三，专业方向类：财务分析原理、财务分析实务。一门独立的学科要有其自身的理论基础、内容、方法，而财务分析原理就是对财务分析的这些组成要素进行系统阐述;作为应用型经济学的分支，财务分析课程设置应该按照分析主体和目的的不同设置一些应用型课程，也就是财务分析实务。

其四，专业选修类：此类的课程设置应该考虑与财务分析领域密切相关的专门性问题。比如证券分析学、管理控制、价值评估、企业管理学等。

三、强化金融学专业教学中财务分析地位的思考

(一)提高财务分析在金融学专业教学中地位的现实意义

1.基于金融分析师基本技能的需求。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以及金融机构的发展，对金融分析师的需求也越来越大，然而，一个优秀的金融分析师需要有扎实的专业基础作为知识储备，金融分析师应该是财务分析专家和理财专家，不仅能够分析企业的财务实力、问题和风险，而且能够为企业的发展、风险控制和解决问题出谋划策。因此，财务分析学在金融分析师的知识体系中将占有更为突出的地位。然而，财务分析的基础是会计学，所以会计学基础知识的掌握对于金融分析师是至关重要的。

金融分析师应该熟悉各种会计报表的编制，如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等。对企业使用的会计处理方法、原则、计量属性都要清楚。具体而言，在会计处理方面，理应熟练掌握如存货的计价方法、先进先出法和个别计价法所适用的条件;在原则方面，谨慎性原则是会计的一项基本原则，但金融分析师对于它的使用合理性也应该有所了解;在计量属性方面，随着国内外对公允价值的探讨深入，公允价值的使用范围相对以往有所扩大，金融分析师尤其要重视公允价值的计量属性。在刚刚过去的金融危机成因方面，就有很多关于公允价值使用的争议。

金融分析师还应该根据表外信息披露，比如管理层报告与会计报表附注等，以求准确解读企业的财务状况、发展潜力、风险防范等问题。

综上所述，金融分析师只有有效掌握会计基础才能更好地进行财务分析，在分析时应该从财务报表及表外披露入手，获取诸如会计计量属性、原则、方法、企业管理层变动等有价值的信息，进而准确分析企业的财务状况、风险大小及发展潜能。

2.基于政策制定者及监管层的需求。

在金融领域内，除了金融机构的金融分析师需要财务分析外，对于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等监管层来说，财务分析也尤为重要。因此在金融学专业强化财务分析地位有利于高等教育培养出更优秀的金融监管人才，以服务于政策制定及监管部门。

首先从政策制定角度来说，在资本市场及货币市场上，政策制定者需要了解经济发展形式适时调整金融政策，而对经济发展水平的掌握必须依赖于对企业综合发展水平的認知，其信息的获得需要政策制定者对企业财务的分析。比如，某一时间段内行业回报总水平亦或是行业内各个年度、季度增长情况，而这些信息来源于会计数据的搜集、整理与分析。

其次，对于监管需求来说，在资本市场中，监管者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监管主要依据还是企业的财务状况，比如前不久证监会出台的一系列监管措施，其中就包括了退市机制 2012年5月1日起在创业板实行退市制度，6月28日，上交所公布了《关于完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方案》，同时深交所也做出了修订，对主板、中小企业板退市标准进行改进整合，完善主板、中小企业板退市标准体系。。此外，企业经营活动的合法性与否也会表现在企业的财务状况上，监管层要依据对企业的财务分析进而做出合法性判断。

(二)强化金融学专业教学中财务分析地位的具体措施

1.基于会计学和财务学设置金融学专业财务分析课程。

基于会计学的财务分析，要求掌握会计学的相关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尤其是会计学中的会计分析方法;基于财务学的财务分析，要求以财务学或财务管理目标为基本出发点，以反映财务活动与经营成果的财务报告与内部报告为基本分析依据，以价值分析与量化分析技术为基础，以专门的财务分析程序与方法为分析技术工具，以公司财务比率或能力分析、证券市场分析等为主要内容。因此，加强会计学、财务学的课程教学应该成为金融学专业课程设置的重点之一。

2.基于金融学与财务和会计相结合安排财务分析教学内容。

为适应金融市场的运行与发展的需要，财务分析要考虑从投资者、中介机构(如财务分析师)、管理者、监管部门、其他利益相关者等财务分析主体的各自目的出发进行设计和安排。在金融学专业教学中，应该开设一些基于财务分析的实务类课程，比如投资项目评估、证券估价、业绩评价、风险管理、企业重组等，这些实务类课程的设置可以让学生更能够认识财务分析在他们未来工作领域内的基础性作用。

3.设置财务分析实务或专题教学。

根据财务分析实践的需求，从专业教学的关联性以及分析主体或分析目的出发确定财务分析实务专题，主要可考虑以下选择：基于投资决策的财务分析、基于金融市场的财务分析、基于合并报表的财务分析、基于管理控制的财务分析、基于相关利益主体的财务分析、跨国公司财务分析等，以增强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提高金融学专业教学中财务分析授课教师水平。

金融学专业教学可挖掘、探索的领域很多很广，值得教师去探索，去努力。老师们应适应社会变革和发展以及金融市场和环境的变化，从教育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培养能力等方面入手，在教学中，对所授內容进行精心设计和编排，改进和完善教学方法，加强学生的能力培养。教学目的的达到需要软硬件的配合，在提高财务分析在金融学专业教学中的地位的同时，要重视财务分析教师水平的提高，只有那些专业知识扎实、财务分析实务经验丰富的教师才可以胜任教学任务，才有利于达到理想的教学目的。

参考文献：

[1]张先治.关于对财务学几门课程定位的思考[J].财务与会计：理财版，2012(2)：53.

[2]陈希圣.企业财务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3]孙铮，王鸿祥.财务报告分析[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7.

[4]戴德明，林钢，赵西卜. 财务会计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吴晓红]

作者：朱炜 李金玲

理学地位分析论文 篇3：

张载对宋明理学的历史贡献

摘要：张载的历史地位是一个与宋明理学的产生发展及地位密切相关的问题。然而对于张载在理学史上的定位则长期不准确，或被认为是程朱理学之支脉，或根本就不予肯定。张载著述虽不多，但内容却非常丰富并且具有创造性。张载的学术思想具有历史超越价值。对于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也具有深刻启示意义。

关键词：张载;宋明理学;历史地位

在北宋凤翔郿县横渠镇(今陕西省眉县横渠镇)，出了一位大学者、大思想家张载(1020-1077)，他是北宋关学领袖。关学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学派，历史上常常濂、洛、关、闽并称，其中的“关”即指张载为代表的关学。朱熹生前颇为重视张载，尊为“五子”之一。张载去世后122年，即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理学得到平反，朱熹思想作为科举考试内容，张载也受封郿伯，从祀孔庙。可见，张载的历史地位与宋明理学的产生发展、地位兴替密切相关。

一、张载的理学史定位长期不准

张载去世后，弟子吕大临等尽归二程(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程门杨时说：“横渠之学，其源出于程氏”(《杨龟山集》卷二十六)。游酢《书明道先生行状后》曰：“明诚夫子张子厚友而师之”。尹焞则讲故事：“横渠昔在京师，坐虎皮说《周易》，听从甚众。一夕，二程先生至，论《易》，次日横渠撤去虎皮。”(《二程全书》卷三十七祁宽记尹和靖语)张载弟子、后转投二程的吕大临初撰《横渠先生行状》言，张载见二程后，“尽弃其学而学焉”，程颐批评说：“表叔平生议论，谓与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顷年属吕与叔(大临)删去，不谓尚存斯言，几于无忌惮。”(《二程全书》卷三十六《外书》)吕遂改为“于是尽弃异学，淳如也。”二程尝与张载“约共修”(明道《哭子厚诗》)学，比较客观，其门人却开始贬抑张载。朱熹整理理学学统，张载被认为宋明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与周敦颐(1017-1073)、二程并列。1173年，朱熹编《伊洛渊源录》，以二程为中心，前溯源周敦颐，旁及于张载，以明学统，开始讲周、程、张学脉次序。1175年，他和吕祖谦编《近思录》，也将周敦颐置首，二程居中，张载殿后。于是，濂洛关闽、周程张朱便成为程朱一门流行语。元时《宋史·道学传》卷四二六承袭朱熹之意，以周程张先后次序编撰，《张载传》更张大尹和靖语曰：“尝坐虎皮讲《易》京师，听从者甚众。一夕二程至，与论《易》，次日语人曰：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也。汝辈可师之。撤坐辍讲。”

明朝中叶开始，罗钦顺强调“就气认理”，王廷相突出“气本”，气学开始受到一些学者重视。明末清初，王夫之批评陆王和程朱两派，着力表彰张载“正学”地位。他在《张子正蒙注序论》中说：“故《正蒙》特揭阴阳之固有、屈伸之必然，以立中道，而至当百顺之大经，皆率此以成，故曰率性之谓道。天之外无道，气之外无神，神之外无化，死不足忧而生不可罔，一瞬一息，一宵一昼，一言一动，赫然在出王游衍之中，善吾伸者以善吾屈。然后知圣人之存神尽性，反经精义，皆性所必有之良能，而为职分之所当修，非可以见闻所及而限为有，不见不闻而疑其无。”同时，船山强调横渠思想与程朱陆王不同，让张载和程朱陆王划清界限，间接拉开了张载和程朱陆王理学主流的距离。

20世纪新理学代表冯友兰，据朱熹理学统序，演示北宋理学发展的辩证历程，仍然将张载置于二程之后，认为“二程是肯定，张载是否定，朱熹是否定之否定”。[1]19事实是，张载稍前，二程稍后，张载是长辈，即使思想受二程影响，也不影响其思想独创性和稍早于二程的历史地位。冯友兰在另一处[1]154透露了这一信息。他说，张载“气之聚散可以说明一切具体的东西的存在或不存在，但不能说明具体的东西的千差万别。……张载的气学把‘气’讲得更明确，程颐的理学又为解决这个问题准备了条件，这些问题就被提到中国哲学的议事日程上了。”

侯外庐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称周敦颐是理学开山，二程是程朱理学的奠基人，张载有理学理论，但“不完善”，[2]126经过二程发展，才成为完善成熟的理学思想，这明确了张载早于二程的历史地位。从意图看，如果说《宋史·道学传》等贬张载为支脉是为了凸显二程正统地位，那么，《宋明理学史》作者说张载理学思想不完善，却是为了挽救他。因为该书作者站在明末清初早期启蒙思潮角度，批判理学是“政治上的浊流”，是中国古代唯心主义集大成的体系，否定多而肯定少;张载是唯物主义者，作者颇不愿其被全盘否定掉，故关于张载的理学史地位，评价有些游移不定。

总之，关于张载的理学史定位，或承认其理学地位，但批评甚至否认其世界观，排位在二程之后;或肯定其世界观，也同意排位在二程之前，但不承认其理学史地位。结果是，张载或被认为程朱理学支脉，或根本就没有理学地位。

在传统贵族社会向北宋以后平民社会转型完成后，宋明理学站在平民立场，以很高的理论思维打破三教并用格局，重新确立儒学主导地位，使古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定型下来，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丰满挺立做出了卓越贡献。现在集合众力搞建设，不应再拘于程朱学统，也不宜再扭住革命时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论点不放，理应重新如实评价宋明理学及张载的宋明理学史地位。准确的历史定位依据于对张载理学贡献的估价。就思想内容博大、深刻而言，张载当之无愧为理学家中的一流学者，是宋明理学主要奠基人;张载排序在二程后不符合史实，思想地位低于二程，也不符合宋明理学思潮发展的实际情况。

在北宋四子中，周敦颐，比张载大3岁，曾做二程老师，首提“无极而太极”说，建立起包含仁义道德在内的世界观，排位最前，向无疑义。但张载比二程大十二三岁，又是二程表叔，其“太虚即气”说传承先秦以来流行的气论思想，首开宋明理学中气学派的先河，思想博大精深，注重社会实践，与二程精深、纯粹的思辨学术风格不同。认为二程是程朱理学奠基人，张载只能算旁支，排在二程后，这其实是一种门户之见，不足为凭。张程相见，切磋学问，受其影响，有些说法或有变化，今本《正蒙》或后来有改定;但基本思想、学风显著不同。至少张载的气学，将此前源于《周易》、流行2000多年的气论发展成为理学中的“气”学思想体系，与二程建立以“天理”范畴为核心、以“性即理”命题为骨架的理学中的“理”学思想体系相比，并不逊色。

二、张载的理论贡献

张载年岁不长，著述不多。仅就今本《张载集》(章锡琛点校，中华书局，1978年)看，张载的独创性思想内容已十分丰富。首先是他的世界观有超越气、理、心三学派而上达道学高度的特征。

儒学思想要点在世界观和修养论。儒学世界观所谓世界，是天人合一的世界，天和人、自然和社会、个人和社会、身和心等有机统一，而非没有人的自然世界，更不是没有天的人类社会，绝不是只指个人。修养是世界的一部分，修养论是世界观的一部分或逻辑引申;在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体系中，离开修养论，则世界观就没有落脚点，这尤其不符合张载实学精神。张载世界观和修养论对宋明理学的贡献都很大。

过去学人受斯大林模式影响，习惯用“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评判各种思想的理论性质，断定认为世界由气产生就是唯物主义，否则就是唯心主义;这其实只是恩格斯、列宁等的看法。马克思认为世界乃是自然和社会的统一;这种统一的基础是人类的社会实践，而非自然生成模式。人类社会实践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故世界就是历史的世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的世界观，而没有别的。那种将物质或精神单列出来作为世界根源的思路，其实是古希腊哲学本体论思维的残留，有形而上学痕迹，马克思必不赞成。这样来看，我们过去认定的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未必准确;用这种认定做指导，研究和评价张载等人，也未必真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其中或有想象或强加的成分。

张载的世界观就是“天人合一”(《横渠易说·系辞上》)论，其中首先是“太虚即气”说。他依照《周易》，改造有人格的“天命”为无人格的“天道”，推动儒家思想更加理性化，有力促进了儒学世界观的理论变革;提升此前的气论为气学，并提出“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正蒙·有德》)，有意识地以“气”学体系为仁义道德进行宇宙论论证。故他虽然是气学，但又很重视心性、义理，断定“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正蒙·太和》)，心包含性与知觉在内，性则含无形之虚与有形之气，为宋明理学心性论立定了理论规模、开辟了发展方向。他肯定“惟太虚无动摇，故为至实”(《张子语录·语录中》)，但也肯定“至诚，天性也”。在他看来，天性也称天德，是世界的本质、天人合一的关键，人们修养，必须“知天德”(《正蒙·乾称》)、“位天德”(《横渠易说》上经《乾》)，与天合一;他断定“万事只一天理”(《经学理窟·诗书》)，“理乃天德”(《横渠易说》下经《大壮》)，且“天下义理只容有一个是，无两个是”(《经学理窟·义理》)，“道一而已，此是则彼非，此非则彼是”(《正蒙·乾称》)，还有永恒性，“道德性命是长在不死之物”(《经学理窟·义理》)，“道理今日却见分明，虽仲尼复生，亦只如此”(《经学理窟·学大原上》)，故人们进行修养，必须格物穷理。这些与程朱说相近。张载也承认“天心”(《正蒙·大心》)，断定民心民意与天心相通，内容就是义理，提出“心统性情”命题，人们修养首在“正心”(《经学理窟·学大原上》)并“大其心”，认为“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达到“视天下无一物非我”(《正蒙·大心》)的境界，所言与陆王近似。

张载强调气的根源性和实体性地位，但不否认德性或天理的本体性和大心或天心的主体地位，实际上包容了宋明气学、理学、心学三派的理论要旨在内。虽然他是“气”学，但其中却有“理”学或“心”学成分。他当是以气为根源、实体，却不否认理和心的本原地位。细究之，他或以为，气是根源、实在，而理是本质、根据，心则是主体、前提。三者合而论之，即是道;分而立论、成派，不免以管窥天，只见到道的一部分，知行难免偏滞。故张载说：“若道则兼体而无累也。以其兼体也，故曰一阴一阳，又曰阴阳不测，又曰一阖一辟，又曰通乎昼夜;语其推行，故曰道;语其不测，故曰神;语其生生，故曰易。其实一物，指事而异名尔。”(《横渠易说·系辞上》)道有普遍必然性，但表现不同，名称各异;虽然万物各不同，实质却是一。用这种道的眼光修养，自然是“义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圣;动静合一，存乎神;阴阳合一，存乎道;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正蒙·诚明》)。故认张载为气学，不能彰显其博大气象;贬他为程朱支脉，无二程纯粹，内容却丰富得多。程颐说：“横渠道尽高，言尽醇。自孟子后，儒者都无他见识。”(《张子语录·后录上》)韦政通说，张载“思想的潜能，在宋儒中除朱熹外，实无人能比”。[3]749

真正说来，张载是宋明理学的奠基人，其思想框架庞大，一天人，通古今，合体用，兼主客，内蕴丰厚，包含诠释的无限生长点，可以看成中国古代思想超越汉唐、进入宋明新时期的里程碑式人物。其学承孔孟，融《易》、荀，归于性善基础上的天人合一，远超汉唐，在孟子后千余年而上接孔孟绝学，以形而上学、辩证思维、心性论、修养论等建成博大深刻思想体系，向世人展示了儒学可能有的理论广度和深度，一改“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颓势局面。

其次，张载“仇必和而解”说体现的辩证思维，他对矛盾的限制与解决矛盾的自信，实包含了抑制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因素在内。

“性与天道”是儒学核心问题，也是宋明理学共同面对的理论课题。关于性与天道的统一问题，孔子以“天生德于予”和“知天命”等来表示，《中庸》以“天命之谓性”来表述。在佛教的华严宗“理事无碍”说、禅宗“即心即佛”说，以及道教得道成仙说挑战下，儒家旧说显得朴素，也缺乏深刻性和说服力。理学两大派的集大成者，程朱用“性即理”命题、陆王用“心即理”命题，将两者统一到理学或心学思路中，逻辑性很强，只是命题中“即”的意义抽象隐晦，需要特别发掘。命题语型和佛教“即心即佛”说近似，但语义却根本不同;这也体现到“即”的意义诠释上。

张载提出：“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至静无感，性之渊源;有识有知，物交之客感尔。客感客形与无感无形，惟尽性者一之。”(《正蒙·太和》)客感，对象化认识;客形，对象化存在。无感无形，则是主体性认识和存在。他将世界划分为太虚(气之本体、无形、至静、无感、主体、性之渊源、神)和万物(气之聚散、有形、变化、客感、客形、性之现实表现和对象化、物)两个层次，进而提出一系列对立范畴，如清与浊、虚与实、一与多、大与小、聚与散、隐与显、有与无、出与入、神与化、变与化、气与象、性与形，以及命与气、性与命、性与理、心与性、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天心与人心等，并断定它们都“通一无二”(《正蒙·太和》)。朱熹也注意到张载这种“清兼浊，虚兼实，一兼二，大兼小”(《朱子语类》卷九九)思路，只是不认太虚之气为形而上者，他以为形而上者只能是抽象的性理。

张载还说：“气本之虚则湛一无形，感而生则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对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对、反、仇等矛盾产生于感生后的聚象的有形世界，而非普遍无限存在;矛盾运动必然走向“和解”，进入和谐状态。他以“太虚即气”(《正蒙·太和》)命题为中心，借助《周易》生生不已法则，将性与天道统一到阴阳气化的宇宙生成过程中，让它们变成宇宙生成、演化过程中有内在联系的不同要素或部分;其反对体用割裂、主客对立思想，能获得宇宙生生不息经验的有力支持;他不同意矛盾无限、斗争扩大，给人启发。

分析起来，在“太虚即气”命题中，“即”有三义：

第一，静看，“即”指等于。“太虚无形，气之本体”(《正蒙·太和》)，有形和无形两个层次其实都是气，因为“气无内外，假有形而言尔”(《正蒙·诚明》)。如此，有形的物体材料属于气，无形的质料依然是气。

第二，动看，“即”指有形和无形两个层次获得统一的阴阳运动过程，“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絪缊相荡、胜负屈伸之始”(《正蒙·太和》)。

第三，动静统一看，无形和有形、统一(“一”)和对立(“两”)等，也各有其性能，互相不同，又相辅相存，互相不离，且相互作用。其一，“一故神，两在故不测;两故化，推行于一”(《正蒙·参两》)，神为一的特征，但一的运动方向是两;两则变化莫测，但推行的是一，“虽无穷，其实湛然;虽无数，其实一而已”(《横渠易说·系辞上》)。其次，“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正蒙·太和》)，两的出现和存在是一可见的条件，可见一，正是两的本质功用，一比两更根本、更重要;其三，“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正蒙·乾称》)，两的世界，是主客的对象性世界，主体可以对付(认识和实践)对象;但两“本一”，“故能合”，对立统一，矛盾和解，有必然性。

上述三义统一，就是“即”，张载也称为“兼”、“通”、“和解”。“物无孤立之理”(《正蒙·动物》)，“兼”就阴阳万物互相联系、统一为太和之道的状态言，“通”则就“有无混一”、万事万物统一于太和之道这一特征言，“和解”是就万物矛盾克服、重新达到和谐统一状态言。不论哪种意思，都强调对立双方矛盾的运动和克服，一定是在宇宙万物生生不已的运动过程中，“故圣人语性与天道之极，尽于参伍之神变易而已”(《正蒙·太和》);“即”指这一无限运动过程，及太和里万物和谐统一状态。即使程朱“性即理”说、陆王“心即理”说也无非凸显先验的等于意思，和经验上强调让现实的人与天理本性统一、现实的主体与天理良知统一的修养活动过程。在张载看来，人修养活动中获得的性与天道统一，也只是阴阳“参伍之神变易”过程的具体表现。张载自觉提倡和运用这种辩证的中道思维，目的正在避免割裂天人、体用、主客的弊端。诚如《正蒙·范育序》言，“高者抑之，卑者举之，虚者实之，碍者通之，众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

可以理解，在这种朴素中道辩证思维下，张载能创造性提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两个人性论范畴，并致力于将两者统一起来;强调“天所性者通极于道，气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极于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性通乎气之外，命形乎气之内”(《正蒙·诚明》)，气质之性不足以制约天地之性，气不足以范围性理;人们穷理尽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同上)，就可以超越形体，不受气的制约。这样就形成了儒家的新人性论，引领人性问题的思考和解决超越性善性恶之争，升华到人性体用思维高度，推动儒学人性论进入全新阶段。这也为程朱所承认、接受。

张载修养论很有创造性，要点有：“为天地立心”的四为志向说，要求“常以圣人之规模为己任”(《横渠易说》上经《乾》)，具体化了儒学希贤成圣的理想和信念;“变化气质”(《经学理窟·气质》)的修养论，吸收荀子修养方法，融入孔孟之道中，完善了孔孟之道的内容。他肯定“饮食男女皆性也，是乌可灭”(《正蒙·乾称》)，承认人气性的必要性，与程朱“去人欲”的主张不同;德性所知与闻见小知的区分，首次将人性认识和科学的对象性认识区别开来，聚焦人学的真正对象，为儒家人学的建立和完善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西铭》关于“民胞物与”(《正蒙·乾称》)修养境界的描述，赢得理学家们一致肯定和赞同。其他描述如“与天为一”(《正蒙·神化》)、“天下之理得，元也;会而通，亨也;说诸心，利也;一天下之动，贞也”(《正蒙·大易》)、 “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正蒙·诚明》)等也可作为理学的代表性思想。

三、张载的其他贡献

张载是宋明理学大家，但其思想的历史意义，并不局限于宋明理学，即使对今天的现代化事业也有启示。

张载提出了有中国古代朴素社会主义色彩的政治思想，这就是井田、封建、宗法诸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实行公有制和民主集中制，重视家庭、国家等社会共同体甚于个人，“公正”、“平等”、“和谐”、“文明”等是其核心价值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文化经过几千年发展而成，其本质特征既有社会主义性质，也有中华文化特色，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与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在儒家看来，治国理政，关键在发展教育文化事业，提高全民修养和能力。修养的主要内容是“明明德”，在人生实践基础上觉悟人之所以为人所固有的光明本性，成为理想的人，并推己及人，“明明德于天下”，从而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具体路径是《大学》“三纲领”、“八条目”，以修身为本，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基础上，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天下”即“明明德于天下”。故孔子主张学习和克己结合起来进行修养，定位政治活动的实质和宗旨就是实现正义，方法是以身作则，推己及人;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注意到公平对于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不公对社会稳定的破坏性。张载突显了其中的民本因素，认为“利，利于民则可谓利，利于身、利于国皆非利也”(《张子语录·语录中》)，又从反面说明此义：“贫富不均，教养无法，虽欲言治，皆苟而已”(《行状》引);主张以礼治国，“欲养民当自井田始，治民则教化、刑罚俱不出于礼外”(《经学理窟·礼乐》)。张载直觉到经济制度对治国的基础性作用，甚为难得;礼法相比，礼以修养为基础，强调自觉、自律，法则是强制性规范，没有自觉、自律，难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法律条文成为具文。礼治当然是法治的基础。

张载《经学理窟·周礼》提出井田制和封建制，《宗法》提出宗法制，这些都是张载“礼”论的重要内容。

井田制是张载的核心经济主张。张载井田主张虽有特定历史针对性，但并非就事论事，也是他“语治则必期于三代”( 汪伟《横渠经学理窟序》)的社会政治理想在经济制度上的落实。他说：“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实施井田的方案是，将土地收归国有，然后分配给农民，“先以天下之地棊步划定，使人受一方，则自是均”。原有地主也“使不失其为富”，办法是“随土地多少与一官，使有租税”，他们可以做“田官”，有权收1/10的租税;但只是暂时，非世袭，“及一二十年”，改为“择贤”任能。张载井田说的实质是民本思想，落实孔门“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精神，通过让土地共有、耕者有其田，以确保社会公正、平等，抑制剥削和贫富分化。他断定“市易之政”非“王政之事”，直觉到了市场经济的局限性。

在政治体制上简政放权，与天下人共治天下，让天下成为天下人的公天下，而非一己私天下，是张载封建说的宗旨。他分析说：“井田卒归于封建乃定。……所以必要封建者，天下之事，分得简则治之精，不简则不精，故圣人必以天下分之于人，则事无不治者。”“圣人立法，必计后世子孙”，如果是周公当政，固然可以治理好国家，但后来者哪有这能力?治国者完全不必要“纷纷必亲天下之事”。封建的好处还在于，“不肖者复逐之”，有众人监督，奸佞小人难以得志。西周封建解体，是因为“朝廷大不能治”导致的结果。柳宗元等认为“秦不封建为得策，此不知圣人之意也”。 “圣人之意”就是抑私而扬公，抑不平而成均平。他猛烈批判后世“以天子之威而敛夺人财”的私天下行径。

张载还提出宗法主张，作为社会建设的要点。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国家已经消亡，家庭还当存在。和睦幸福的家庭，总是财产公有，家庭成员恩爱有加，相互平等，忘我奉献，故可以将家庭看成“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原始形式。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应重视家庭建设，总结和弘扬优良家风，固本培元，以构建和谐社会。在资本的消极作用下，现实社会不稳、难安，和家庭这一社会危机“防洪闸”、“诊疗室”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关系极大。既然重视家庭建设，对我国历史上的宗法思想理应重新评价。张载说：“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古人亦鲜有不知来处者，宗子法废后世尚谱牒，犹有遗风。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实行宗法的实质是利用血缘亲情和优良家风，抑制自私自利泛滥，小则传家，大可保国。因为“公卿各保其家，忠义岂有不立?忠义既立，朝廷之本岂有不固?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如此则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国家!”(《经学理窟·宗法》)所言甚为有理。近代冯桂芬也力主“复宗法”，认为宗法是“佐国家养民、教民之原本”;乱民不是天生如此，源于家庭或宗法废坏，“不养不教”。本来，地方官员有教养责任，但“养，不能解衣推食”，“教，不能家至户到”;即使能够这样做，也“尊而不亲，广而不切”(《校邠庐抗议·复宗法议》)，只有父兄亲、宗法切。宗法复，则盗贼、邪教、争讼械斗之事不会发生，保甲、社仓、团练之事可以推行，社会自然稳定。

过去人们习惯从国家统一角度，比较封建制和郡县制的得失，评定封建说;没有注意到张载封建制和井田制、宗法制一起，重点不在反对郡县制，而在反对君主专制独裁，追求实现公天下的政治目的。这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天下是否是天下人之天下的国体问题，到20世纪初辛亥革命建立民国，才真正消除专制制度，11世纪的张载未言及此，不必苛求。二是通过某种体制贯彻落实天下人治理天下，张载有天人合一思想背景下的井田说、封建说、宗法说可供参考。在社会政治上，张载认为，天人合一表现为天意和民意、天理和民心的内在联系。他断定：“众人之心同一则却是义理，总之则却是天”;“大抵天道不可得而见，惟占之于民，人所悦则天必悦之，所恶则天必恶之，只为人心至公也，至众也。民虽至愚无知，惟于私己然后昏而不明，至于事不干碍处，则自是公明。大抵众所向者必是义理也，理则天道存焉，故欲知天者，占之于人可也。”(《经学理窟·诗书》)民心民意与天命内在统一思想，否定了君权神授论虚构的君权神圣性，为有民主色彩的民本政治提供了理论根据。

张载的精神家园思想，“拒神怪”(《横渠易说·系辞上》)，辟释、老，反对祈祷崇拜，建立和完善了以孔孟之道为主，兼容《易传》等在内的儒家人文的、理性的信念，成为古代儒家典型也是定型的精神家园思想，可以作为宋明理学精神家园思想的代表，为后世提供历史借鉴。如他理性揭示迷信的原因：“王法不行，人无所取直……盖人屈抑无所伸故也。如深山之人多信巫祝，盖山僻罕及，多为强有力者所制，其人屈而不伸，必诅咒于神，其间又有偶遭祸者，遂指以为果得伸于神。”(《经学理窟·周礼》)

《经学理窟·自道》载张载为学三十年，前段“億则屡中”，皆听闻他人言语，“终不能自到”，因而见不到“宗庙之美，室家之好”，后来功夫积累，“方似入至其中，知其中是美是善，不肯复出，天下之议论莫能易此”，所言亲切，易于效法。孔子是学为圣人的模范，张载则学为贤能，对后生学而知之，成为理想的人，有一定启发。“朱子曰：‘天资高则学明道，不然，且学二程、横渠。’良以横渠用功亲切，有可循守，百世而下，诵其言，若盲者忽睹日月之光，聋者忽聆雷霆之音，偷惰之夫咸有立志”( 汪伟《横渠经学理窟序》)朱熹多次表彰横渠为学用功，如说“横渠之学，苦心力索之功深”，“学者少有能如横渠辈用功者。近看得横渠用功最亲切，直是可畏。”为学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受佛老影响，但在思想体系中，比较干净地消除了佛老痕迹，显得更加纯正;解经超越汉唐章句训诂，求义理“心解”，树立了宋明理学义理解经的新模式;关注和研究天文、制度、经济等治国安邦具体问题，注重理论的运用、道德的实践、礼法的规范、风俗的改变，比较突出地体现了理学的实学风格;在王安石变法中，持守中正立场，赞成其内容而不同意其激进变革手段，与洛学等保持了距离等。这些都体现了张载关学博大精深而又重视礼法制度建设和道德实践的特征，也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张载理应成为宋明理学前期思想的标志性人物。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M].人民出版社，1988.

[2]侯外庐等编.宋明理学史(上卷)[M].人民出版社，1984.

[3]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下册)[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张茂泽(1965-)，四川广安人，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杨立民)

作者：张茂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