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与金融市场论文

[摘要]摘要“一带一路”的发展使人民币国际化在区域上实现了突破，向西拓展出了新的发展区域。人民币国际化对于中国建立健全和开放的贸易与金融市场、提升综合国力与国际社会影响力具有重要而积极的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此二者的同频共振，往往会因遭遇国际局势、国家政策、经济发展的变化波动而面临压力。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金融监管与金融市场论文 (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金融监管与金融市场论文 篇1：

国内外影子银行体系差异及监管对策分析

摘要：影子银行是游离于传统商业银行体系以外、又提供类似商业银行服务的投融资体系，有着透明度低、杠杆率高、期限错配、难以监管等特点，被认为是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近年来，我国的影子银行体系发展迅速，规模不断壮大，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导致金融风险不断累积，应当予以规范和监管。由于我国的影子银行从特定角度来讲是一种金融创新，其业务一方面是金融机构通过监管套利方式获得自身的经营和发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前我国金融体系当中被抑制的投融资需求，因此，监管部门应该从服务实体经济、避免金融风险、促进非传统银行业务健康发展角度来规范和引导这些金融创新。

关键词：影子银行；金融监管；金融市场改革；系统性风险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影子银行作为游离于传统商业银行以外的投融资体系，逐渐受到全世界金融监管部门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房地产泡沫、衍生品泛滥和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影子银行体系的过度发展。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金融创新的推进，在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我国的影子银行体系也逐渐发展壮大。由于影子银行自身的不透明性、脱离监管等特征，影子银行对我国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带来了不可忽视的风险。本文主要分析国内外影子银行体系的差异，以认清我国影子银行体系的特征和机理，以便于对其进行有的放矢的监管。

一、国外影子银行体系的特点及监管思路

欧美的金融市场开放程度和自由度都比较高，金融市场相对比较发达，其影子银行体系主要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1）衍生品复杂，透明度低，风险难以辨识。次贷危机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信用衍生品（CDS，CDO等）以及基于信用衍生品二次开发的信用衍生品、基金等产品的过度发展。大量复杂的衍生品在市场上流动，衍生品对于基础资产价格的变动难以识别，导致整个市场的难以估计，也导致了金融市场风险意识变得不断薄弱，冒险投机意识不断增强，使泡沫变得越来越大。（2）杠杆率高，金融脆弱性高。欧美的金融市场相对发达，衍生品交易、融资融券、转融通等机制都很完善，金融机构很容易提高自身的杠杆率，而高杠杆率本身就意味着高风险。（3）信用创造特性。影子银行的本质类似于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在次贷危机过程中，金融市场的狂热发展归根到底还是为房地产市场的次级贷款进行融资，本质上还是信用创造，同时由于渠道不同，也不受到类似传统商业银行的监管。（4）市场参与者范围广，关联度高。次贷危机虽然起初只是美国金融市场的危机，但是欧洲、亚洲等许多金融机构也参与其中，由于各类衍生品和交易合约设计使得市场各个机构之间关联复杂度高，加上跨国

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武文超，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金融学博士（郑州450002）。

监管机制尚未完善，进一步加大了对整个市场的风险评估和监管的难度。市场风险很容易在不同金融机构之间蔓延，进而加大整个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导致大范围的金融危机。

次贷危机爆发后，欧美国家都对金融监管体系做出了改革，对影子银行体系改革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机制和措施。美国在2010年7月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对金融体系提出了更为严厉的监管，其中包括：（1）把两房、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纳入金融监管体系当中；（2）限制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的自营交易比例，提高風险拨备比例；（3）完善金融机构破产清算机制，防止“大而不能倒”现象；（4）提高衍生品透明度，改进衍生品监管和清算机制。英国在金融危机之后对金融监管系统进行了评估，并提出了改革措施，具体包括对结构化和衍生产品实行更为严厉的监管、提高金融机构风险的准备金、保持国际间的协调监管等措施。欧盟由于主权的分散，监管改革力度相对较弱，主要集中在加强对衍生品交易和卖空交易监管、完善国际间协调监管机制方面。此外，作为应运而生的国际金融监管机构，FSB也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提出了完善和系统的金融监管框架，宏观角度主要利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风险准备金等指标进行监管；微观角度则强调对单个金融机构的单个业务进行监管，细化对金融产品和业务的监测和分析。

欧美国家的监管措施主要关注的是摸清金融机构的产品和业务、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强化国际间金融监管协调、减少投机交易活动、降低金融机构杠杆等方面，一方面完善了金融体系监管的新思路，另一方面也没有完全否定影子银行体系，而是着重于将其更好地纳入监管体系。这种政策导向与欧美国家一向鼓励市场自由化的思路有关。此外必须认识到，金融监管总是落后于业务创新的，只有市场变化才会推动旧的金融监管机制实施变革，所以无论多严厉的监管措施也并不能防止新的危机出现。因此，金融监管体系改革也要避免矫枉过正，抑制金融市场的发展。

二、国内外影子银行体系的差异分析

1.我国影子银行体系的界定和现状分析

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与国外较发达的基于非银行金融中介及金融衍生工具的模式有较大不同，但其核心功能也是从事传统商业银行信贷以外的信用创造活动。目前，政府、金融业界和学术界对我国影子银行的界定还没有统一的说法。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是非银行信贷渠道的资金或信用提供，都应计入影子银行范围，否则货币体系统计的整体信用供给会被严重低估。从这种宽泛的角度可以认为，中国影子银行体系可以包括银信合作、银证合作、基金公司专户理财、私人银行、私募股权基金、地方政府性投融资平台、租赁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票据公司、有组织的民间借贷等投融资性机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尽管一些信用创造活动不属于传统商业银行业务，但是需要看是否处于监管部门的监管之下，只有在监管部门的监管之外的业务才能被算作影子银行范畴，例如巴曙松认为银行理财产品等有银监会监管，不应该算入影子银行系统。本文更倾向于前一种观点，即在非传统银行体系以外，运用金融工具和平台对资金进行信用重组的、提供融资服务的信用中介都应该被纳入影子银行体系。

具体来讲，国内影子银行体系进行信用扩张活动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1）银行表外融资来源。其中，最主要的一部分是近年从银行存款转向表外的理财资金，也是近年影子银行快速扩展的主要资金源头。除此之外，其他表外融资来源还有委托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业务、信用证业务等。（2）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包括保险、基金及信托等机构）的部分资金来源。该部分资金有可能会被用于间接地为企业提供信用，如部分信托计划、债权计划等。（3）民间融资资金，包括通过地下钱庄、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流入的资金。

国内影子银行体系的资金运用则主要可分为通道业务和从事企业信用发放两类：（1）通道业务是影子银行信用中间过渡环节，主要服务于银行，经历了从早期银信合作模式的信托渠道，到近期以信托受益权/收益权方式的变相投放渠道以及券商的资产管理计划等“类信托”渠道，未来基金、保险等也有参与新通道业务的可能。（2）资金投向企业实体的信用活动，如信托资金以贷款或受益权等形式投向企业等。银行理财资金除了最终流向实体经济之外，还会有一部分是投向银行间同业资产和证券市场，这实际上又流回了传统的银行表内融资或资本市场，因此这部分资金运用又不完全属于影子银行资金运用范畴。

一些金融机构和研究部门通过对国内广义影子银行所发行的各类产品或机构规模进行加总，估算目前已有20万亿到30万亿元的规模。考虑到构成影子银行资金链各组成部分在资金来源、通道及最终运用上存在相互的业务交叉，这些研究可能高估了实际规模。

2.国内外影子银行的差异

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阶段还相对滞后，同时金融市场也不够开放，国内的影子银行体系与国外有着明显的差别。具体来讲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经营手段不同。我国的影子银行主要是通过同业代付、银信/银证合作、票据业务等手段进行监管套利。尽管参与机构多，但是交易结构相对简单，有明显的“通道”性质，目的是规避监管。美国影子银行则有着较大的不同，美国的影子银行大量运用资产证券化和衍生工具设计复杂产品，来提高资产流动性，提升信用和进行期限转换，手段更加复杂，监管难度更高。

（2）杠杆率不同。我国资产证券化程度和衍生品发展水平较低，影子银行主要通过绕开监管进行贷款业务，所以国内影子银行的杠杆率也比较低，主要利润来源于信用利差和期限错配。美国的金融机构进行投机活动的时候能够达到30到40倍杠杆，因此风险相对来说也更大。国内影子银行在很大程度上面临的是普通信贷风险。

（3）参与者构成和地位不同。我国金融体系当中还是传统商业银行占主导地位，这与次贷危机时美国的影子银行有较大的区别，而与美国1970年代的影子银行比较类似。由于我国的商业银行面临利率管制和信贷规模管制，无法满足市场上一部分企业的融资需求，因此银行将这一部分客户主动或被动地“介绍”给影子银行，主要表现为银行与各种金融机构的合作。影子银行的客户资源和资金的来源实际上主要还是传统商业银行，因此说国内的影子银行仍然是传统商业银行占主导地位的。

（4）我国影子银行以融资为导向，服务实体经济意味明显。国内影子银行服务对象主要集中在3类：一是从银行系统难以获得贷款的民营企业，二是以地方政府直接或间接担保的地方政府项目，三是部分房地产企业。他们由于不同的原因，通过传统商业银行很难满足自身的融资需求，转而通过影子银行融资。而欧美国家的影子银行体系当中，市场有着大量衍生品和结构化产品，许多金融机构和投资基金实际上是在进行投机交易。

（5）传播和影响范围不同。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和开放度较低，管制也相对较多，因此影子银行风险影响相对较小，主要是交易双方的信用违约风险。相对而言，欧美国家的金融市场开放度高，产品丰富和复杂，融资融券、抵押回购等操作也相对便利，因此金融机构彼此之间关联度很高，信用违约行为很容易蔓延，形成系統性风险，而且会蔓延到全世界。

三、我国影子银行体系规范和监管对策分析

国外的监管规则主要关注影子银行可能导致的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风险。我国影子银行体系相对来讲还处于金融业比较初级的阶段，没有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和信用链条，影子银行业务主要还是以传统借贷方式通过监管套利进行运作，在风险识别、规范和监管方面跟国外相比难度会低一些。

1.完善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体系框架

顺应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的新趋势，完善新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和体系，改变当前金融业“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模式，建立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联系和协调机制。建立统一的宏观审慎管理机构，从全局的角度研究和制定具体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指标。建立和完善宏观调控和监管的逆周期机制，关注金融系统与宏观经济之间的紧密关系，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预警和评估体系，提高监管部门宏观压力测试和风险预警能力，切实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引导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督促金融机构加强内控和风险管理，继续加强对金融创新和业务发展中潜在风险的监测。强化跨行业、跨市场、跨境金融风险的监测评估，防范实体经济部分地区、行业、企业风险及非正规金融风险向金融体系传导。加强对于严格限制影子银行体系的杠杆比率，防止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过度扩张和过度承担风险；实施动态计提准备金制度；改善会计准则等，防止金融失衡的扩大和系统性风险的增加。设计影子银行体系的风险监测评估与预警体系作为金融体系整体稳定性评估的组成部分的影子银行体系的风险监测体系，全面评估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风险状况。加强对于商业银行的审计和监管，防止高杠杆率和期限错配，提高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降低资金流动性风险。

2.对影子银行业务实施差别化治理

对于影子银行系统的监管，重点应该是将其纳入监督和监管体系，对这些金融创新的特点、风险特征和功能深入讨论研究，根据主体和风险特征等实施有针对性的差别化监管。在与银行合作的金融机构方面，重点关注银信合作业务、信政合作业务、房地产信托等热点业务，加强各类通道业务的监管，快速推进合作产品由表外转向表内，减少和杜绝监管套利行为。完善相关统计制度，严格监管理财产品设计、销售和资金投向，严格审查合作者的资信实力，资金去向和风控措施，实行固定收益个浮动收益理财产品的分账经营、分类管理。重点关注由于业务定位的不清晰造成风险仍旧在银行体系内部积聚、理财资产池划分不明确带来的流动性风险、刚性兑付带来的道德风险、法律关系的不明确以及估值环节的不清晰等风险隐患，加强信息披露和投资者教育等监管措施。建立防火墙和风险代偿机制，防止风险转移到银行资产负债表内。修改和完善委托贷款的管理办法和规定，规范委托贷款的会计使用，减少风险累积。

构建全国统一的票据交易市场，增加电子类承兑汇票的签发，整顿治理地下票据融资，加大金融机构票据业务合规经营监管力度。银行承兑汇票开票的政策应适度放开，以制度要求金融机构管理好票据资金的使用环节和流向环节。

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经营和融资行为，不允许其通过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保险公司等机构进行间接或直接融资，将地方投融资行为引导到棚户区改造、保障房建设等领域。

厘清银行理财区别于民间资本的本质属性，对民间借贷合法规范管理。规范各类民间担保、借贷公司的经营和业务，明确监管机构和规则，制定相关的管理办法，做到有法可依。对民间借贷建立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完善典当行的管理规范，打击变相典当业务，维护典当业正常的经营秩序。推动建立全国性的小額贷款行业发展协调机制，引导民间借贷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3.积极推进金融市场改革

坚持市场化取向，鼓励金融市场创新，推动金融市场规范发展，继续深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深化大型商业银行改革，推动其不断完善公司治理，逐步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深化内部治理和风险管理，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转型和盈利模式，提高创新发展能力、风险管理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充分发挥地方金融机构和民间资本的作用，通过引入民间资本、增资扩股等方式发展壮大地方股份制银行，创新中小微企业融资模式，鼓励商业银行贷款向小微企业倾斜。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规范主板市场和创业板市场，建立完善的上市审查和退市制度，推动证券公司开展资产管理、直接投资、承销中小企业私募债、资产证券化等业务，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加快推进债券市场发展，拓宽地方政府和企业直接融资渠道。推动面向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场外债券市场发展，不断巩固和加强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市场监督管理和风险防范意识，推动债券金融市场健康规范发展。鼓励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债券、集合票据等多种渠道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发行支持小微企业贷款的金融债券，拓宽小微企业融资渠道。完善货币市场，加强金融机构的资金管理能力和水平，降低流动性风险。进一步强化托管结算系统、清算系统、统一交易平台和信息库等核心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效率，防范系统性风险。强化市场化约束和风险分担机制，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和信用评级体系建设，强化培育投资者自行识别和承担风险的机制。积极稳妥地推进对外开放，提高我国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参考文献

[1]FSB. Shadow Banking Scoping the Issues： A Background Note of the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R]. April， 2011.

[2]Gary Gordon， Andrew Metrick. Regulating the Shadow Banking System[J].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Fall 2010. P261-303.

[3]Xiao Gang. Regulating the Shadow Banking[N]. China Daily. 2012.12.10. p8.

[4]巴曙松.从金融结构演进角度客观评估当前的“影子银行”[N].中国经济时报，2013—03—29，（5）.

[5]李扬.影子银行体系发展与金融创新[J].中国金融，2011，（12）：31—32.

[6]周丽萍.论影子银行体系国际监管的进展、不足、出路[J].国际金融研究，2012，（1）：44—53.

责任编辑：晓立

作者：武文超

金融监管与金融市场论文 篇2：

“一带一路”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的法律规制

[摘 要]摘要“一带一路”的发展使人民币国际化在区域上实现了突破，向西拓展出了新的发展区域。人民币国际化对于中国建立健全和开放的贸易与金融市场、提升综合国力与国际社会影响力具有重要而积极的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此二者的同频共振，往往会因遭遇国际局势、国家政策、经济发展的变化波动而面临压力。因此，立足“一带一路”发展，推动立法与司法改革，以法治的稳定性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增加筹码是目前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关键词“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法律规制

一、引 言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调整，世界经济增长势头今不如昔，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波折。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一带一路”成为中国推进世界经济良好发展和再平衡而提出的公共产品和变革方案。自2013年以来，“一带一路”凝聚各方合作共赢的新共识，截至2018年年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总金额已经超过了5万亿美元。但是

自2018年3月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扩大升级，造成贸易保护、汇率波动、股市动荡等不良影响，对中国进一步推进经济全球化、抢抓发展机遇、重振国际贸易与投资提出了考验。为此，金融市场的革新步伐不断加速，2018年4月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大幅放宽金融业的市场准入制度，并于同年5月正式启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二期，该支付系统基本覆盖并支持全球范围内的人民币支付以及金融市场业务。为了保证“一带一路”倡仪的长远发展，促进参与国的相互贸易和投资，减少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中出现贸易摩擦，隔离美元波动的不良影响，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当下有效的解决方法之一，但如何协调“一带一路”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关系，需要在顶层设计中加以完善。

二、“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

“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原本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但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国际局势的持续变化，二者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二者产生了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关系。[1]因此，在“一带一路”语境下探讨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才显得更具有现实意义，而完善人民币国际化的法律路径也需要在厘清二者关系后方能有的放矢，事半功倍。

（一） “一带一路”为人民币国际化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2016年10月，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的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简称SDR）货币篮子，成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重要的里程碑。同年11月，第71届联合国大会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写入决议，这标志着人民币的国际影響力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得到提升。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建设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重要契机。2018年11月，中国召开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此次博览会有来自5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超过1 000家企业参展，接近总参展企业数量的1/3。博览会的召开是围绕国际经贸发展的重大问题的中国方案，昭示着中国在推动经济全球化、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坚定不移的决心。“一带一路”倡仪为中国与沿线国家发展双边、多边合作提供了契机。借由“一带一路”中的贸易、投资与金融活动的开展，人民币的世界货币职能已经由计价货币扩大到结算货币①甚至储备货币。[2]近年来，中国的外汇储备连续高居全球首位，目前中国经济存在资本过剩、产能过剩的情况，借力“一带一路”建设可以打造一条以中国资本和产能输出为导向的区域经济新循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贸易交往促进资金、产业的联系，通过对外投资输出过剩资本和产能，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可以凭借“一带一路”建设所搭建的平台稳步发展。

（二）人民币国际化是“一带一路”的助力和保障

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提高中国在货币清算体系、金融市场规则中的参与度和主导权。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和投资范围必将不断提升和扩大，这就对资金融通、贸易结算、汇率稳定提出了考验，人民币国际化可以成为“一带一路”发展中经贸摩擦的有效缓冲工具。[3]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断推进，依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简称SWIFT）统计，2016年人民币成为全球第六大支付货币，而在2018年，人民币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18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截至2017年末，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债券、股票、存款、贷款等金融资产金额同比增长41.3%。2017年全年，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为9.19亿元，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办理人民币跨境收付占比14.7%，其中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与直接投资的收付金额占比56%。截至2017年末，中国与2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与1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币实现直接交易或区域交易，在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在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获得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额度。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进一步支持和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扩大，进一步减小和弱化诸如中美贸易摩擦这种名为贸易战，实则货币战争对[4]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往来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三） “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协同效应面临考验

依据SWIFT的统计数据，虽然2018年人民币晋升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但是人民币全球支付市场占有率相较于2016年下降了0.02%。“入篮”后的人民币全球支付占比的萎缩，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人民币汇率波动及资本管制措施不无关联，这也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动力与前景的忧虑与人民币相对美元持续贬值的预期判断。除此之外，对内而言，在人民币国际化不断发展与深化的过程中，市场对于资本项目开放性、汇率灵活性的需求，不断检验着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协同效应。[5]对外来看，诸如中美贸易摩擦的货币战争也在不断考验着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挑战着“一带一路”建设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除了需要寻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基建、贸易、电子商务等关键领域实现突破以外，还需要夯实双方合作的法律基础，在货币政策、金融监管等层面的司法建设中先试先行，规避因货币错配或金融错配而引发和导致的法律风险。人民币国际化已成为新时代下中国经济发展迈向世界性的重要战略问题之一，为了保证“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稳步实施，在国际与国内层面均需要制定合理有效的法律制度为其保驾护航，以提高国内金融风险防控机制的法律制度设计之效能。

三、“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法律问题

在立法未能先行之时，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上需要面对的国内外风险在逐渐暴露，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需要进行的改革难以做到“于法有据”。发掘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已经面临和必将面临的问题，及时通过法律渠道进行疏导和防范是现阶段配合人民币国际化所要进行的法治方面的重要工作。人民币国际化必将探索一条特色的中国道路，正视这条发展道路上的阻碍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从宏观层面来看，有关人民币国际化的国内立法层级较低且缺乏体系性。目前在中国金融领域中大多还是由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进行调整，已难以满足国际化进程货币对规则和制度的需求，具体而言，“一带一路”语境下人民币国际化主要面对以下4个问题。

（一）地缘因素增加人民币国际化法律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政策、经济发展甚至政治稳定都会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就金融政策而言，沿线大部分国家金融监管机构单一，主体职责划分不明确。其金融监管理念的差异化明显，金融发展深度不平衡，经济欠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相对薄弱，难以有效应对系统性风险的冲击。就经济发展来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在国家经济总量上呈现出了东南亚和中亚国家经济实力较弱，而中国和欧洲国家经济实力较强的格局，大宗商品、基础设施的贸易与投资需求不均衡，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水平亦不同步。就政治稳定而言，因其地缘位置重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权更迭和军事动荡不断，政治稳定性较差。面对安全形势和风险评估机制的缺失以及沿线国家安保能力的缺位，中国维护自身权益的政策以及法律选项有待增加。当下，相较于美元与欧元，人民币仍然稍显“边缘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复杂的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因素叠加的背景下，如何有效预警海外风险、有效维护海外权益，维持人民币的必要稳定，消除人民币持有国的疑虑和担忧，是人民币国际化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二）货币政策改革措施未在法律层面予以厘定

货币政策应区分于财政政策，但是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并无货币政策制定的独立自主权，货币政策需要服务于宏观经济目标。随着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流动性不断提升、覆盖范围不断扩展，中国在货币调控方面的工作难度随之加大，加之中国外汇储备倒逼人民币发行，货币政策的溢出效益加剧，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处于“内忧外患”的局面。除了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以外，中国针对货币政策存在的其他问题不断提出改革措施。2014年11月17日，资本市场“沪港通”正式启动，打开了人民币从境外直接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通路;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以金融机构的信贷政策为先导，中国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的基础建设投入，刺激沿线国家对人民币的储备需求;2018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人民币跨境业务政策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通知》，进一步扩大了跨境交易人民币结算的主体和范围。依据2018年第一季度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IMF于2017年首次公布了人民币储备信息，官方外汇储备货币组成（Currency Composition of Official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简称COFER）调查中报送国持有人民币储备规模达到1 128亿美元，比2017年第三季度增长4.5%。上述措施虽然成效显著，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但始终缺乏持续实施的法律依据与保障。为了避免过度消耗外汇储备和财政资源，中国对货币政策的改革必须制度化、规范化，才能得以面对市场的实践检验。

（三）汇率与利率改革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亟待完善

人民幣的汇率稳定是中国国家金融安全的基石，汇率波动可能会导致的国内股市大跌、外商撤资、资本外逃、国内资产价值重估的羊群效应不可低估。外汇储备是国家调节人民币汇率的一个重要手段，但受到中国现有外汇储备相关顶层设计的制约，尚且无法采用市场化汇率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支持。②2014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放开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外币存款利率的上限，使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外币存款利率实现市场化。其后，2015年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正式进行汇率改革，通过调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进行市场化改革，最终形成“前一交易日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逆周期因子”的定价机制。此举虽然对于稳定人民币汇率波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仍然无法改变人民币的汇率市场化程度低、风险防控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而对于利率来说，国债市场的改革步伐相较于汇率改革更为缓慢，汇率与利率的金融监管体系法制化的改革进程滞后会成为人民币国际化实施进程中不容忽视的阻碍。2017年11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以“一委一行两会”为基础的新型金融监管体系落地。目前中国正在全力排查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潜在问题，对于汇率和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尚未全力以赴，因此当处于金融改革攻坚时期时，通过法律路径助力金融改革，可以帮助人民币寻求一条更为稳健、扎实的国际化道路。

（四）现有立法过度限制资本项目的可兑换

2015年中国人民银行对于中国资本项目管理制度从投资范围和投资规模上进行了调整，但对于资本项目的管制③仍明显高于SDR其他篮子货币发行国。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金融局势，为了经济的平稳发展，中国始终重视对资本项下的管理，但是过于复杂的资金进出境手续阻碍了人民币的跨境流动和离岸使用。[6]资本项目的开放是需要稳定的宏观金融环境、市场化的汇率和利率为前提的。目前中国的金融体系尚不健全，对于资本的有效配置能力薄弱，汇率缺乏弹性且国债市场较小。由此可以看出，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的经济基础尚不足备，对于资本项目可兑换在法律层面加以约束本无可厚非。但是现有立法在资本项目和投资主体上的管制是否适应当下不断先前发展的人民币国家化进程值得探究。俯瞰世界货币体系，美元和欧元的地位尚无法撼动，人民币的中心货币地位并不明显。为了减小人民币国际化的阻力，是否可以考虑摒除过犹不及的跨境资本流动的法律监管，进行适度定向的资本项目改革。[7]

四、“一带一路”语境下人民币国际化完善的法律路径

一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推行，离不开配套的立法，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语境中，立法层面的问题使其难以获得相应的话语权，有陷入囚徒困境之嫌。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以稳定的国内金融市场环境为基础，因此中国对于金融监管法律法规的深化改革势在必行。[8]由于地缘因素，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较晚，在与沿线国家的市场融合和风险判断方面有待提高。对于处理金融稳定和汇率、利率改革、资本项目开放等金融改革之间的协同关系，也需要考虑如何从法律层面建立更加有效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和宏观审慎的管理框架，以确保“一带一路”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并肩同行。[9]

（一）加强经济合作与金融服务领域的司法建设

其一，推动涉外司法审判和自贸区司法建设，促进“一带一路”沿线的贸易与投资协作，促进人民币资本输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以及工程承保额逐年攀升，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经济基础。中国在探索借助进口博览会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联动效应，扩大大宗物资商品进口渠道，同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经营，促进国家外汇储备转变为国家外汇资产。为了配合与保障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交往，推动涉外司法审判和自贸区司法建设，是增强合作潜力前景和稳定性、提升人民币定价及交易的效率和保障的必然选择。对此，可以在保证公正审理的前提下，在合理沟通与划分司法管辖权、优化域外法查明机制、简化境外文书确认制度以及其他司法协助方面加强建设。

其二，把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司法建设机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区域国际规则的制定，提高金融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力，扩大人民币资金融通。面对“一带一路”沿線国家金融和经济的非均衡发展，为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国可以让资金融通成为贸易畅通、设施联通的加速器。为此，中国需要继续健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④，推动中国金融机构在海外的合理布局，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及性;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本币互换协议的签订，并积极参与政府间多边货币合作协议等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充分利用全球多边的区域性投融资平台，发挥中国主导推行的丝路基金和亚投行的作用，积极推动亚投行优先使用人民币;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和多边贸易与投资协定的签订与修订，并提高与贸易和投资相关的争端解决机制的区域规则性。在“一带一路”的区域国际经济规则重塑之际，从法律层面切入，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金融政策的传导与对接，支持开放性世界经济的构建，将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完善货币政策改革措施的顶层设计

其一，修订现行中国人民银行法，从顶层设计中设置中国人民银行独立自主地制定货币政策的依据，转变当前货币政策以行政机制直接调控为主的基础模式。人民币国际化，要求人民币的流动性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增强。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人民币跨境业务政策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通知》中规定，所有依法准许使用外汇结算的跨境交易，企业均可以选择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为了顺应市场主体在贸易投资中对人民币的使用需求，有必要继续减少在跨境使用中不必要的行政管制和使用限制，同时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加强预调微调，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对此，需要在法律层面赋予中国人民银行独立制定、修改、废除相关货币政策的权利和责任。

其二，加强货币政策和跨境金融监管合作，控制人民币国际化造成的各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扩大。为防止中国货币政策受到国际势力的过多干预，吸取日元国际化“广场协议”⑤的经验，可以考虑在法律层面规定直接载明“货币政策不受外国政府、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一带一路”沿线各个国家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协作，同时配合增加在金融监管方面的合作，防止和控制金融风险的蔓延，避免冲突的发生，为各国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

（三）优化外汇管理与国债市场的法律制度

其一，制定外汇管理法，坚持实行但逐步变革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根据日本外汇法修订经验⑥，制定一部综合性的外汇法对于保证中国金融市场的安全性和自由度，提高金融监管效率，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具有积极作用。中国在制定外汇法的过程中，应在200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的基础上，综合纳入《保险业务外汇管理指引》《跨境担保外汇管理指引》《外债转贷款外汇管理规定》等部门规章和其他具有实际操作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在此基础上出台更加全面且具有现实意义的调整外汇管理的法律。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利于稳定国际货币体系。[10]就现阶段而言，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过于冒进，难以为人民币国际化保驾护航。因此，在外汇管理法出台之前，在国内层面，中国可以保留中国人民银行在外汇市场或在金融稳定遭遇极端情况下进行干预的权力，避免中国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但在国际层面，中国需要加快推进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11]，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拓与直接投资相关的人民币计价交易市场，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使其可以发挥作为区域货币的避风港功能。[12]

其二，人民币的代表性利率是中国3个月国债基准收益率，因此需要深化改革国债市场制度。废除储蓄式国债人为确定利率的做法，并轨国债交易的交易所市场与银行间市场，在法律层面系统化规定国债利率定价所应遵循的原则、规则和程序，使国债利率的定价获得法律制度的保障。当然，为了使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与金融循环体系中成为中心货币，在实行汇率和利率制度变革的同时，还需要探索在逐步市场化汇率和利率的条件下如何逐步开放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增强金融改革的整体性与协调性。

（四）审慎有序开放资本项目的法律管制

中国资本项目可兑换距离有效开展SDR业务交易的要求尚有差距，但人民币国际化并不等同于资本项目完全开放，资本项目开放应当谨慎并有序。其一，在中国证券法修订的过程中，可以适当放宽对于境外发行主体的资格限制，并减少过度的行政干预，为配合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需求，实现发行主体标准的突破。2018年9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发布并实施了《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构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依据该《办法》对境外机构在中国发行证券的限制，目前在规定层面已经从仅允许满足信用评级要求的国际开发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债券，向外国政府类机构、境外金融机构和企业拓展。诸如此类对于操作规则的突破亟待在法律层面予以落实，在开放境外投资主体，减少行政监管、行政审批的过度干预的同时减少其违约所带来的经济波动风险，确保债券市场交易的全过程做到有法可依。其二，在中国证券法修订的过程中，建立和完善证券发行和交易制度。相较于简单开放资本项目管制的日本而言，德国所采取的逐步开放资本项目的模式为稳定本币币值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结合中国当下国情，审慎有序的开放资本项目，可以有效防御因跨境资本流动而引起的系统性风险的扩散。[13]中国可以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与投资实践出发，拟定资本项目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对于资本项目开放的顺序也应先从长期的直接投资入手，尝试开放对于资本流入的管制，配合人民币离岸中心防火墙的作用，建立在岸与离岸人民币之间的风险隔离机制。此外，还要在证券法修订中促进中国金融产品品种、规模和市场层次的扩大，在交易和发行制度变革的基础上，为资本市场的繁荣和发展鉴定基础。为了消除人民币持有国的忧虑，维护币值和金融的稳定，中国应尽快将资本项目开放通过立法与修订的手段纳入到到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来。[14]

五、结 语

在世界各国的货币竞争中，人民币不断增强的他币替代性将对世界储备货币的分配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中长期战略，影响这一战略的经济因素体现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而制度因素则包括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制度安排和监管方式，體现在法律层面就表现为相关法律制度的设立与完善。对内而言，中国需要积极调整证券法、人民银行法、外汇管理法等相关法律，并逐步提高跨境金融监管、稳定汇率、开放资本项目的能力;对外而言，中国应该主动探索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双向互动的司法建设，为贸易投资“走出去”、金融服务“走出去”奠定良好而稳定的法律基础。人民币的国际化将减少中国在贸易和投资中的融资与交易成本，提高世界范围内资源配置的灵活性和高效性，促进国际贸易与投资活动范围的进一步扩大。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使用的迅速增加会极大地推动中国的境外贸易与投资的发展，这种双赢的局面需要法治理念的超前铺垫，为人民币国际化、为“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谱写新时代篇章保驾护航。

[注 释]

① 目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日趋完善，跨境人民币业务政策框架也逐步得到优化，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接受人民币作为计价结算货币。

② 2005年以来，中国在汇率方面一直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种汇率制度下，如果中国的货币外流太多，汇率波动超出本国货币当局的掌控能力，就必须采取限制措施。即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限度、即境外人民币的保有量上限进行调整。

③ 中国关于资本项目的管制尤其体现在境外发行主体和投资项目的管制中。

④ 2018年5月，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二期投产运行，但覆盖范围、营业时间等仍需进一步提高。

⑤ 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扭转财政赤字、贸易逆差剧增的局面，因而促成“广场协议”的签订。协议签订后，日元大幅升值，最终导致因房地产泡沫的破灭而导致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现状。

⑥ 1980年《外汇法》保证了金融机构外汇交易原则上实现自由化;1984年日本政府依照《日美日元美元委员会报告书》实施了一系列解除资本管制的措施;1986年建立了东京离岸市场;1989年放开了面向居民的欧洲日元中长期贷款，实现了欧洲日元业务的全面自由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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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董鹏刚.“一带一路”倡议下人民币国际化：逻辑体系、内涵动力与驱进模式[J].金融经济，2018（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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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郑联盛.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及其对金融改革的影响[J].金融评论，2016（1）：78.

[10]TAYLOR M.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liquidity and the role of China[J].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2013，25（2）：86-94.

[11]连平.“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会在三个方面实现突破[EB/OL].（2019-01-29）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8860098278353459&wfr=spider&for=pc.

[12]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8[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39-40.

[13]严佳佳，郭明华，何乐融.人民币国际化的制约：资本项目未开放还是金融市场欠发达[J].经济学家，2018（8）：73.

[14]韩龙.人民币入篮与中国法制变革[J].政法论坛，2017（6）：63.

Legal Regulation fo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MB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Lu Yao

（School of Law，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RMB internationalization;legal regulation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蔡晓芹）

作者：路遥

金融监管与金融市场论文 篇3：

市场利率化条件下的利率风险管理

摘 要：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市场的利率化。市场利率化也是当下深化市场改革的重要内容，与金融市场管理息息相关。在市场利率化这一背景条件下，重视并加强对利率风险管理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主要在工作实践的基础上，先是介绍了市场利率化与风险管理的内涵与本质，再进一步分析我国当前市场利率化的主要发展现状，并针对利率风险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探讨了市场利率化条件下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与方法，旨在为提高市场利率化条件下的风险管理水平。

关键词：市场 利率化 风险管理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快发展与我国市场经济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我国的市场经济越来越成熟，相关体制、法律也不断完善，市场利率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它要求将利率的决策权交给金融机构，再由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基准利率的基础上，根据金融市场供求与自身资金状况来进行市场利率的设定。在这一条件下，各大金融机构的利率自主决策权加大，市场的利率变化调控也会更加的频繁，因而其所要面对的风险管理也更为复杂。而我国市场利率化发展现状不同于西方国家，在当前的利率风险管理中还存在一些问题，相关的制度需要完善，对利率风险的管理水平急需提高，需要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一、对有关概念内涵的理解

1.市场利率化。市场利率化主要是针对金融市场来说的，是指在金融机构根据市场供求来確定货币市场中经营融资的利率水平。市场利率化适用的范围领域是在市场经济中，实际上，市场利率化主要就是要在市场上对金融机构有更多的自主利率调控权，以此适应并引导市场利率变化的需要。市场利率化的进行需要一定的环境条件，例如要有公开且充分竞争的资金市场，有理性的资金市场参与者以及有合理与合法的资金流动，还与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有关，要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主要通过财政政策调控来实现。我国已经具备有这些条件，并逐步不断完善市场利率化的相关制度体系，反过来促进市场利率化的发展。

2.利率风险管理。利率风险管理是主要是针对金融市场来说的，其实质上是一种管理方式。所谓的利率风险管理是指为了控制利率风险，同时维持稳定的增长，商业银行对资产负债采取的一种积极的管理方式。从这也可以看出，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利率风险管理直接与其企业经营效益相关，同时其管理也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以及市场利率化的程度大大提高，利率调动的水平越来越频繁，这加大了商业银行的利率风险，因而提高对利率风险管理的意识，引进相关方面的专业人才，完善相关制度体系越来越急切。

二、我国市场利率化的主要发展现状

市场利率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国现阶段的市场利率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在市场利率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同时，我国对于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步伐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自从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确定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表明我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又向前了一大步。而存款利率的改革则是下一步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点。相对于其他西方国家，我国对于利率市场的管制一向都是比较严格的，我国的市场利率化改革起步也相对比较晚，但是其发展速度却比较快。根据我国的实际经济情况，采取的是市场化利率体系与中央银行利率调控体系相结合的改革策略。

三、当前利率风险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1.收入结构不够多元化。对于商业银行来说，随着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进行，市场经济越来越成熟，商业银行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市场金融机构，其已经不仅仅是依靠最初的人们的资金存储单一的作为主要的收入。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金融市场也不例外，金融机构的利率风险管理也与其产品收入结构密切相关，而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一些商业银行收入结构还不够多元化，并且在效益上也有待提高。

2.资本充足率不够高。资本充足率又被称为资本风险，是指一个银行的资本总额对其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而风险加权资产又是指在对银行的资产分类后，根据不同的资产风险计算出风险系数，最后通过这种系数加权比重计算得出的资产。目前，我国一些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还不够高，直接影响到其对利率风险管理的能力。

3.风险管理体制不够健全，金融产品定价机制不够完善。越来越开放的金融市场需要有越来越完善的制度体制作为支撑，只有这样，金融市场才会进一步并且长远地发展下去。对于利率风险管理来说，也离不开健全的管理体制，只有从体制层面来进行把控，制定相应的预防以及调控措施，才会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做到有制度作为依据。具体的对于一些金融机构来说，其金融产品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经济效益，而合理的金融产品定价影响到其市场份额，因而要制定完善的金融产品定价机制。在当下，这些都是金融市场做得不够的地方。

4.利率风险工具使用相对欠缺。利率风险工具是专门在风险管理中运用的工具，对于风险的规避等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也是进行利率调控的有效手段。而一些金融机构往往由于各种原因，或者是对利率风险工具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或者是不重视其使用，在现实当中经常出现利率风险工具使用相对欠缺的情况。

5.意识淡薄，风险管理人才缺乏。在一些金融机构的内部，由于受到传统思想以及落后的管理思维模式的影响，一些金融管理层对于利率风险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轻视了利率风险所带来的危害与损失，并且由于我国的市场利率化起步相对较晚，相关的风险管理人才相对缺乏。

6.外部利率风险监管体系不够完善。利率风险管理应该实行内外结合的管理体系，不仅要在金融机构的内部进行风险管理，外部的利率风险监管体系也能发挥巨大的作用。而然，我国这方面的制度体系还不够完善，这直接影响了外部金融监管部门效用的发挥。

四、市场利率化条件下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

利率风险管理工具实际上指规避利率风险的金融工具，具体的主要有浮动利率存单、期货、利率选择权、利率交换、利率上限等。作为银行主要的金融风险之一，利率风险的规避需要引起重视，可以运用上面这些规避风险的金融工具进行有效的调控，而这些利率风险管理也是现代的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

五、市场利率化条件下的利率风险管理方法分析

针对前面提到的前利率风险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可以使用到的规避金融风险的一些工具与手段，在使用的方法上，可以设置为表内与表外的两种管理方法。首先是传统的表内管理方法，这种方法主要是通过资产与负债的增加或减少，以及资产与负债内部结构的调整等来达到控制利率风险的目的。另一种方法是表外管理方法，只要是为现有的资产负债进行暂时的保值等，通过金融衍生的工具等表外科目的安排来对其进行保值。

六、结语

综上所述，市场利率化是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在这一环境条件下，要重视利率风险的管理。根据我国目前的市场利率化发展现状，以及当前利率风险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要善于采取一些规避利率风险的金融工具，再结合表内与表外的方法运用，才会提高市场利率化条件下的利率风险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1]邹学海.市场利率化条件下的利率风险管理[J]. 商业时代， 2005（05）.

[2]任建军.市场化条件下利率风险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及其防范机制[J]. 金融论坛， 20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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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江炳钰，金红梅.利率市场化条件下的商业银行利率风险管理[J]. 投资研究， 2002（08）.

[6]朱霞，刘松林.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商业银行利率风险管理[J].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10（02）.

作者：吴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