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区域发展不均衡的多维度因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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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各项社会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中积累下来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矛盾逐渐显现，经济繁荣的背后隐藏着不容忽视的众多矛盾和问题，其中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短期和长期发展之间等各种不均衡问题，成为我们扩大对外开放、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严重障碍之一，尤其是区域的不均衡的发展，已经成为当前我们厄待解决的重大战略性问题。
区域不均衡发展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由于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劳动力素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水平等的不同，区域之间具有差异性。即使在同一区域内部各个单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必然是发达地区、发展中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并存。具体到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不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不理想。第一,经济差距扩大。东部人均GDP与中、西部的差距，由1980年的 1.53 倍、倍扩大到2002年的2.08 倍、2.63 倍。而且上世纪90年代差距扩大的幅度远远超过了80年代。第二,社会发展差距扩大。1985年，东部地区人均文教娱乐支出分别相当于中部和西部的1.36倍和1.68倍，1990年扩大到1.51倍和1.77倍，2001年进一步扩大到1.56倍和 1.80倍。第三,科技差距扩大。1990年，东、中、西部科技人员人均经费支出之比为1.84：1:1.21，1996年缩小为1.49：1:0.92，2001年又扩大为2.00：1: 1.23。[1]从具体的一个省、市来说，其内部经济、政治等方面同样存在着以上等方面的差距而且明显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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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发展的不均衡呈现着不断扩大的趋势，并带来一系列的经济、社会等问题，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维度的。
(一)纵向性因素---历史与文化
建国以前，垄断中国经济命脉的金融机构、重要工厂以及其他经济设施大都在东部地区，这就形成了当时中国生产力分布的特点：东部地区集中了中国工业基础的主要部分，制造业相对比较发达，中西部地区相对而言，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制造也比较落后，国民经济的主体部分依然以农业为主。在这样的不平衡生产力布局下，虽然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出于军事战略考虑，在工业布局和资源分配上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在中西部地区设立了一系列军事工业基地。这些工业基地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西部地区的生产能力和工业基础，但并没有从实质上弥补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工业化水平的差距。改革开放以后，这些军工企业由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存在经营困难，不但没有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工业生产水平，反而成为这些地区的沉重包袱，这种情形至今仍在继续。此外，不同地区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所面临的初始条件是不同的，初始条件的差异也构成了不同地区发展程度的不同。长期累积起来的商品经济观念在东西部地区之间存在相当明显的差异。历史上，东部地区尤其是江浙一带居民的商品经济观念比较浓，对市场的理解和参与意识较强。相反，中西部地区的居民则相对比较保守，习惯于固守本土，缺乏冒险精神和创业意识，相应地，中西部地区人口的流动性相对较差。所以，当中国开始市场化改革的时候，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由于积极地参与便首先分享了改革的成果，而中西部地区的居民则由于行动迟缓而丧失了先动优势，从而使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
区域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不同地区教育水平的发展程度上，教育发展水平对于一个地区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受过教育的人有更高的生产能力和更高的配置能力，它能占据收入更高的职业和岗位，从而获得较高的收入。我国不同地区之间教育水平的差距是相当明显的，东部沿海地区拥有较好的教育设施和较高的教育水平，居民受教育程度比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的滞后，导致教育投入不足，进而使居民的人均受教育水平远远低于东部地区。这种教育水平尤其是基础教育方面的差距构成了不同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横向性因素---区位与资源
区位条件的不同与区域经济的发展直接相关。东南沿海地区拥有众多的港口码头、密集的公路和铁路网，并且与经济发达的香港、台湾、日本、韩国相比邻，具有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地缘优势。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重心开始向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转移。80年代这一趋势已经日渐明显，这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东南沿海地区具有接受这种机遇的最为有利的地理条件、人文条件和区位优势。而中西部地区却处于相对封闭或半封闭地带,地形地貌复杂,交通不便,气候条件也差,远离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中心，难以引来外资,形不成生产力。从自然资源条件上看，虽然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相对丰富，但是难以迅速转化成经济优势。东、中、西部地区劳动生产率80年代分别为1873元、1494元、1127元，若以东部为100，则其比值为100：62：60;到90年代初期，东、中、西部地区劳动生产率分别为5044元、3140元、2566元，若以东部为100，则其比值为100：62：51。可见，中、西部地区将自然资源转化为经济增长成就的能力比较低下，而且，相对于东部地区来说还在逐步下降。我国欠发达地区为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资源等生产要素贡献,为国家发展产生过巨大的社会利益,而且发达地区的发展是以欠发达地区的牺牲为代价的。因此为了实现区际发展平衡，发达地区有义务也有责任为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做出一定程度的“补偿”。[2]
(三)非制度性因素---人力与资本
资本与人力资源是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两大要素,在这方面,我国的地区差异也是非常大的。区内劳动力的素质能直接影响到所在区域劳动力生产率的高低。我国专业技术人员、大中专毕业生在地区上呈现由东向西减少的态势,而且东部地区的专业技术人员在相对数量和绝对数量上都占有很大优势。资本因素是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决定性因素。而资本在区域间的分布同样非常不平均,由于回报率的差异、资本市场的吸引、收入及储蓄分布等原因,大量资本聚集东部。东部地区的资本市场形成足以支撑其区内经济的发展,而中西部地区的资本形成严重不足。1979-2000年间，中西部地区外部投入资本的相对减少和内生资本能力的相对弱化，是导致中西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主要原因。
(四)制度性因素---产业结构与经济政策
制度安排是我国区域发展不均衡的根本原因，这里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和经济政策上。从我国不同地区产业结构的现状来看，东西部地区的差异较大，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均是如此。在城市中，西部地区主要是一些能源、基础材料等资源性行业，工业的技术含量不高，产品的附加价值大多较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很多行业逐步走向衰落，加上西部不少地区资金与人才匮乏，产业升级难度很大，于是，企业经济效益便处于不断滑坡状态，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相应受到影响。东部地区在传统经济结构的基础上，利用改革开放的有利机会，早一步开始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先发展金融、贸易、信息、通讯等高附加值的产业，这样，就进一步拉大了与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在农村，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种植和养殖业，其收入水平较低;而东部地区利用发达的乡镇企业，为农村居民提供了较高的收入。家庭经营活动中来自非农二、三产业的收入分配，东、中、西部地区分布分别为56.6、25.5、17.9。此外，所有制结构方面的差别。东西部由于制度演变的不同步,也由于传统体制的历史累积,所有制结构呈现明显的不同。东部地区形成了国有、个体、私营和外资共同发展的大格局,非国有经济成为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而中西部地区所有制结构转换能力弱,非国有经济发展不快,国有经济比重过大。
长期以来，国家推行非均衡发展战略，对沿海地区实行倾斜政策。正如邓小平自己所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快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3]在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指导下，重点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先后成立了五个经济特区,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五个沿海经济开放区;同时国家在政策上大力支持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对东部沿海地区实行投资、财税、信贷、外贸外资、价格等政策倾斜，促进东部沿海地区较快的发展起来。使本来就已经存在的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强化和拉大。比如：从1981年到2000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东部地区占全国的比重由45.91上升到57.81，中部地区由27.98下降到22.41，西部地区由27.49下降到19.78。在利用外资方面，五个经济特区、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都是在东部，使得东部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初期得以吸引大量的外国资本，当地经济得到巨大发展。虽然外商投资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但它毕竟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的转轨经济而言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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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现象是现阶段我们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究其原因有些是可以避免的，有些还须更长的一段时间来缩小这种差距。我们要理性看待这种不均衡现象的两重性,客观分析引起地区贫富差距扩大的因素，区分正常因素与非正常因素，并在具体实践中灵活地运用。只有这样，区域的协调发展，进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才能最终实现。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课题组，我国区域发展差距的实证分析[J]，中国国情国力，2004-2。
[2] 常云昆：论西部开发中的“补偿”问题及“补偿”政策[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4。
[3]邓小平文选 (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页。
(作者单位: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作者：司庆军
科学认识中国经济发展基本面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发展形成一定冲击，但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决定我国经济发展基本面的要素投入、结构优化和制度变革，将对我国经济发展长期持续稳定起到积极的支撑作用，使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长期稳定在合理增长区间。
中国经济发展基本面的决定因素
一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是由该国主要因素决定的经济运行的基本状况及其长期趋势，具有稳定性、内在性和长期性等特征。稳定性，就是经济运行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相对稳定在合理的增长区间内，这不排除短期意外因素冲击而导致的个别年份经济波动，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基本面是保持了高速增长。内在性，就是支撑一国经济发展各要素的内在数量和质量，特别是一国经济发展在特定阶段起决定性作用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如改革开放以来支撑我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和资本形成。长期性，就是决定一国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坚持和完善的具有显著优势的基本经济制度。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集中表現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决定经济发展基本面的主要因素是驱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概括起来分为需求拉动和供给推动。需求拉动，就是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供给推动，就是要素投入、结构优化、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需求侧和供给侧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不同的。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阶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不论是之前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还是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始终都在供给方面，这就决定了供给侧的要素投入、结构优化和制度变革是我国经济发展基本面的主要影响因素。
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从综合性的数量指标考虑，可以用潜在经济增长率来表示。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一国既有的生产要素在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国民经济能够实现的最高产出水平。一般采用生产函数法，通过估计各生产要素的投入变化，测算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未来变动。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变动趋势，反映了一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实际经济增长率由于受到短期意外突发事件的冲击，会与潜在经济增长率发生偏离，而发生偏离的方向和程度就成为一国制定宏观政策干预经济运行的基本依据。
短期意外突发事件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冲击，但不会改变经济发展的基本面。这是因为意外突发事件是短期因素，不会从根本上颠覆决定基本面主要因素的状况，如一国主要生产要素人口、资本、土地、管理、知识、技术等的投入数量和质量，不会因为意外突发事件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而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就不会发生根本性逆转。但这必须做到把意外突发事件控制在一定时间或一定区域内，才不会对经济发展构成长期趋势性影响。这还因为意外突发事件是外生性因素，不会对形成基本面的内在机制造成系统性的破坏，如意外突发事件会造成企业一时的停产停业，但只要产业链还在，产品品牌还在，一旦短期意外突发事件缓解，企业就可以迅速复工复产。
今年发生的意外突发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国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可以确定是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发展基本面的短期因素。从国内来看，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采取果断措施迅速控制了疫情，目前已转入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全面复工复产取得明显成效，经济增长开始触底回升。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大规模“新基建”强力启动，发挥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逆周期调节的关键作用;各级地方政府多措并举扶持汽车、住房、餐饮、旅游等消费，鼓励消费尽快回暖。因此，只要我国控制住疫情不因外部输入而反弹，后三个季度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使经济增长回归到合理区间。从国外来看，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蔓延，必然对我国的外贸出口企业和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企业构成严重影响，但因为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19年仅为11%，2018年甚至为负，世界对中国经济的综合依存度指数从2000年的0.4提高到2017年的1.2，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则从2007年的高点0.7降到2017年的0.6，所以短期内强大的内需扩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冲抵外需的负面影响。此外，我国外贸企业积极转产，为世界各国源源不断提供极度短缺的抗疫物资，成为稳外贸的重要力量。
中国经济发展基本面长期向好
要素投入发展空间巨大。一是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产生出巨大的资本形成红利。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2017年报告显示，我国工业化综合指数全国为84，东北为76，西部仅为58，甚至个别省份只有50，大约到2035年我国才能全面实现工业化。按照日本、韩国等经济体的发展经验，在加速工业化阶段，由于投资空间巨大，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发挥关键作用。我国充裕的资本供给，为实现中高速增长提供有效支撑。二是城镇化快速发展产生出巨大的人口流动红利。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0%，实现城镇化即达到70%以上还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如果按照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4.38%计算，我国实现城镇化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此外，按照城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我国城镇人口还将从中小城镇向大城市或特大城市集聚，如我国三大经济圈的城市群总人口约占全国的23.65%，而美国、日本三大经济圈的人口比重分别为33%以上和50%以上。农村人口向城镇的流动和中小城镇人口向大中城市的集聚，为实现中高速增长不断释放城镇化红利。三是新经济快速崛起产生出巨大的人才红利。我国人口结构的优化将会降低人口红利递减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影响，我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和留学回国人员大约在900万人左右，为新兴战略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高素质人才，保障了创新驱动发展高效快速推进。四是自主创新步伐加快产生出巨大的技术红利。按照我国创新发展战略规划，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2050年成为世界科技创新强国。与此相适应，科技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到60%、70%和80%，2018年我国为58.5%，巨大的增长空间将有力支撑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为加快释放技术红利，我国推出了一系列鼓励技术创新的制度创新，如为掌握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实施的举国体制，让一切创新源泉充分涌流实施的科技体制、教育体制、科技人员评价体制、创新成果收益分配体制等系列改革，这就为我国到2050年顺利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提供了制度、体制机制保障。五是知识、数据等新生产要素的快速生成产生出巨大的要素红利。随着以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量子计算为标志的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兴起，我国抢抓历史机遇，在某些方面走到了世界前列，为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大动力。
经济结构不断趋于优化。一是产业结构趋于高级化。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下，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构成的新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为我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增长不断增添强劲动力。2019年，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8.4%，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8.8%，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4.4%，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12.7%，而且2019年高技术产业投资比上年增长17.3%，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增长9.8%，表现出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发展趋势。新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断提高，按照国家发改委的测算，我国新经济在GDP(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从2015年的8%提升到2020年的15%左右，新经济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也从1.4个百分点提高到2.8个百分点左右，这对我国经济转入持续稳定增长具有划时代意义。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和量子计算机的开发和运用，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34.8%，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二是城乡结构趋于一体化。在城乡融合发展战略推动下，农村振兴、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增收，为我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增长奠定了堅实的农业基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治理力度的持续加大，有力推进了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使乡村振兴战略得以有效实施;农产品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城乡一体化产业链的加速构建，推进了农村一、二、三产业的协同发展，使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农业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城乡联合攻关，推进了优质、安全、高效农产品的规模化生产，使农业成为高收益产业;农村土地征收、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改革等系列农村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推进了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形成，使农民可以获得更多的土地收益和生活保障;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推进了农民的市民化进程，使农民共享城镇化发展红利。三是区域结构趋于协调化。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推动下，在全国层面形成了以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经济圈和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经济带为“四梁八柱”的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经济圈地区生产总值已经占全国总量的40%，发挥了重要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但与美国、日本三大经济圈占全国经济总量的68%和70%相比，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这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重要增长极。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经济带已成为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2019年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9%，对稳增长形成重要支撑。四是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趋于包容化。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引下，我国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领导方式不断绿色化，形成了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同向同行的包容性发展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我国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大力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关闭污染企业，加大环境污染惩治力度，单位GDP碳排放大幅下降;生态建设投资大幅增长，2019年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7.2%;清洁能源生产快速增长，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从2015年的18%提高到2019年的23.4%。这都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了资源环境的有力保障。
经济制度的显著优势加快释放。一是全面深化改革步伐不断加快。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出台重大改革决定，2013年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2018年和2019年密集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四梁八柱”制度框架基本成型，制度红利加快释放，2019年我国营商环境排名升至第31位，比上年上升15位。二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具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显著优势。我国经过艰辛探索形成的基本经济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为这一制度既可以发挥公有制主体的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守住经济发展的基本盘，又可以依靠非公有制的经济活力和竞争力，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迸发，还可以发挥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组合优势，形成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生共荣的良好生态;既可以通过按劳分配确保工资收入占比和劳动收入占比保持在合理水平，守住公平分配底线，又可以通过多种分配方式形成有效激励，扩大技术、知识、数据等新生产要素投入发展新经济，还可以通过完善要素分配机制，形成引领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有效市场体系;既可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守住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基本方向，又可以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防范市场失灵造成的系统性经济风险，还可以发挥市场与政府的有效组合，形成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三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按照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设定的中长期发展目标，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2050年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长期目标的如期实现，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和优越性得到充分展现，为推动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不断提供强大动力。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通过测算我国2020—2050年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未来变动，以具体的数量指标显示了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测算结果表明，2020—2035年我国将保持年均5%以上的增长，2036—2050年将保持年均4%左右的增长。按照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我国在2025年前将达到世界银行确定的人均GDP12000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在这样的发展阶段还能保持5%以上的增长速度，将创造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新奇迹;我国在2035年左右GDP总量将超越美国，这时能够保持4%左右的增长速度，将创造经济大国的发展奇迹，因而我们有自信如期实现强国奋斗目标。
应对短期冲击 维护经济发展基本面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就广度而言是全方位的，就深度而言是全产业链的。但在不同的领域和产业，表现会有所不同。从三次产业来看，疫情对服务业的冲击更大。服务业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大产业，2019年服务业增长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59.4%，比第二产业高出22.6个百分点。同时，服务业还是能够创造出更多就业岗位的产业。此外，近几年我国新增的中小微企业有80%都集中在服务业，新增投资的80%也在服务业，疫情对服务业的冲击给中小微企业生存造成极大困难。从三驾马车来看，疫情对消费的冲击最大。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19年为57.8%，比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31.2%的贡献率高出26.6个百分点，是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从消费与服务业的关系来看，疫情的冲击形成叠加效应。随着居民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居民的服务性消费占比不断提高，2019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服务性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5.9%，疫情对消费和服务业的双向冲击会形成螺旋推动。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短期冲击，既不能因为实行短期刺激政策而损害中长期的经济发展格局，也不能因为经济基本面中长期向好而忽视防止短期冲击演变成趋势性变化。为了更好维护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需要统筹短期、中期和长期宏观经济政策，形成政策合力。
就短期而言，采取超常规政策，迅速将经济恢复到正常发展水平。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经济下行是对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严重偏离，属于非正常经济下行，这就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采取有效宏观政策实现稳增长。就如同当商品的市场价格严重偏离商品价值时，通过迅速调整供求关系，使商品价格波动回归价值，是对价值规律的遵循一样，在非正常经济下行期间，政府采取超常规政策手段干预经济运行，使经济快速回归到潜在经济增长率水平，也是对经济发展规律的尊重和遵循。
矫正短期经济增长严重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防止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灵活适度，宏观政策的作用方向要正确，着力点要精准。基于我国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期，稳增长要注重发挥新旧动能的组合驱动。培育新动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在采取短期稳增长的宏观政策时，必须坚持化危为机的工作思路：大力支持、扶持和引导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新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同所有制经济要一律平等，快速提高新经济所占比重，形成稳增长的强力支撑;大力支持、扶持和引导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推进传统产业的现代化;遵循市场优胜劣汰规律，借此机会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推动市场要素向更高效益、更高效率的部门和企业自由流动。同时，在当前新动能还无力实现短期稳增长的情况下，还必须发挥旧动能的驱动作用，但必须坚持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的工作思路：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暴露出的最主要问题来看，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是最为严重的短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多样化需要，增长最快的就是对教育、文化、健康、体育、养老等服务的消费，这就需要加大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即使其中有些不属于“新基建”，也要给予大力支持。此外，我国房地产业虽然总体不存在泡沫风险，但结构仍然不合理，因而在“房住不炒”的大原则下，通过城中村改造、危旧小区改造、公租房建设等满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需求，有效促进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增长。
就中期而言，加大创新驅动，确保将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历史经验和铁的现实告诉我们，要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必须攻克和掌握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因为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支柱，是国之重器和国家安全的底线。2019年10月，中国工程院对26类制造业产业链的安全评估报告指出：我国有2类产业对外依赖度高，8类产业对外依赖度极高，成为我国经济受制于人的最大隐患，这会导致强起来的发展进程随时有可能被发达国家卡住脖子。关键技术、核心技术是发达国家的“定海神针”，我们既买不来也学不来，因而我国只有依靠自主创新，才能加速进入科技强国前列，除此别无选择。攻克和掌握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必须要有中长期的战略部署，因为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的攻克有赖于重大基础理论和重大工程的突破。按照我国科技强国的发展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进入世界创新国家前列，在人工智能方面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这就需要今天在实施超常规宏观政策时，对标对表进入世界创新国家前列的要求，使宏观政策既有稳增长的短期作用，又具有实现强国目标的中长期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大“新基建”的投资力度，无疑将起到“一石二鸟”的功效。
就长期而言，推进效率变革，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具有关键作用，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推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把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人才作为第一资源，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现出止跌回升的势头，近五年、近四年、近三年、近两年的平均增速分别为2.03%、1.99%、1.92%和1.98%。如果按照现在不断回升的增长势头，根据我们的测算，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到2035年和2050年将分别达到40%以上和50%以上，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
(作者：中央民族大学校长、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
责任编辑：陈金霞
作者：黄泰岩
跨境电商背景下高职院校新型外贸人才培养
摘要：随着我国跨境电商的蓬勃发展，传统外贸产业升级，传统外贸人才培养开始出现诸多弊端，而跨境电商的发展对外贸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跨境电商新型外贸业态需要跨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在新形势下，高职院校应着手组建跨境电商专业群、构建跨境电商课程体系、打造精英教学团队、实施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建设信息化数字化教学资源库、进行教学改革和评价考核方式改革等，积极探索新型外贸人才培养途径，以满足外贸新业态对人才的需求，为新型外贸的持续增长提供人才保障，为国家经济建设和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做出贡献。
关键词：跨境电商;高职院校;新型外贸人才
我国跨境电商作为一种外贸新业态异军突起，在2020年度全球新冠疫情蔓延情况下，我国传统外贸受创，而跨境电商却逆势上扬，为我国外贸进出口回稳做出突出贡献。据亿邦智库调查统计显示，2019年中国跨境电商市场规模已超10万亿元，占当年中国进出口总值31.54万亿元的33.29%;2019年通过海关跨境电商平台进出口1862.1亿元，同比增长38.3%。2016-2019年四年平均增速超过50%。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外贸进出口低迷，至三季度实现由负转正，而跨境电商进出口则逆势增长，前三季度海关跨境电商监管平台进出口1873.9亿元，已超过去年全年，大幅增长52.8%，为外贸进出口回稳做出突出贡献[1]。
我国跨境电商行业的蓬勃发展为跨境电商新型外贸人才培养带来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传统的外贸人才已不能满足需要，跨境电商新型外贸人才存在数量和质量双重不足的现象。一方面，跨境电商新型外贸人才数量缺口严重，2019年我国跨境电商人才缺口达到450万，而且每年以30%的增速扩大。另一方面，跨境电商新型外贸人才质量欠缺，目前，在跨境电商领域，毕业生主要来自以下几个专业：国际贸易(70.1%)、电子商务(59.9%)、英语(44.1%)、国际商务(33.6%)[2]。跨境电商行业是一个集国际贸易、商务英语、电子商务等等跨专业的行业，需要跨专业领域的复合型人才。具有国际视野、跨文化交流、战略头脑、复合型技能的高质量人才欠缺。
一、我国跨境电商发展概述
跨境电子商务是指分属不同关境的交易主体，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达成交易，进行支付结算，并通过跨境物流送达商品，完成交易的一种国际商业活动。从贸易方向上看，分为跨境进口电商与跨境出口电商;从贸易形势上看，主要分为B2B跨境电商与B2C跨境电商。
从出口来看，传统外贸的交易流程一般是：境内制造商、境内出口商、境外进口商、境外批发商、境外零售商，再到境外消费者。跨境电商则是境内的制造商、品牌商、经销商直接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国际站(Alibba.com/ebay.com)或者独立站开展B2B或者B2C业务，然后通过跨境物流直接送达境外消费者。由此可见，跨境电商与传统外贸对比，具有交易链路更短、成本更低、价格更优、全程在线跟踪等特点，优势明显。
随着“互联网+国际贸易”产生了跨境电商，我国跨境电商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萌芽期(1999-2003)，成长期(2004-2012)，探索期(2013-2017)，成熟期(2019-至今)。目前，跨境电商已经经历了粗放式的发展阶段，各方面政策、法律、通关、税收、支付等等已进入成熟期。
我国政府大力支持跨境电商的发展，以促进传统外贸转型升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利好。如我国电子商务领域第一部综合性法律——2019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电子商务法》;2020年，国务院决定新设46个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全国将拥有105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已经覆盖了30个省市区，持续推进对外开放，促进外贸转型升级，进一步发挥跨境电商独特优势，跨境电商释放出了巨大的发展潜力，显示出其对外贸创新发展的引领作用。
近年来，跨境电商交易规模持续扩大， 2016 年至 2018 年， 我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持续上涨，从 6.3 万亿元增长到 9.1 万亿元，2018 年同比增速在 19.7%[3]。2019年中国跨境电商市场规模已超10万亿元，占当年中国进出口总值31.54万亿元的33.29%。2020年，新冠疫情嚴重影响全球贸易，跨境电商也受到冲击，2020年外贸进出口低迷，至三季度实现由负转正，而跨境电商进出口则逆势增长，前三季度海关跨境电商监管平台进出口1873.9亿元，已超过去年全年，大幅增长52.8%[4]。
二、 高职院校外贸人才培养现状
由于跨境电商于2020年在高职院校才增设为新专业，目前，在跨境电商外贸领域，毕业生主要来自以下几个专业：国际贸易(70.1%)、电子商务(59.9%)、英语(44.1%)、国际商务(33.6%)[5]。根据用人企业和毕业生反馈，基本情况如下：
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状况，商务英语毕业生具备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能与国外客户进行日常沟通，了解国际贸易流程和规则，掌握了外贸函电写作和国际贸易单证制作和处理;但是在新客户的开发、国际市场推广产品、跨文化商务沟通方面能力欠缺，跨境电商平台操作不熟悉。
国际贸易(国际商务)专业课程体系设置传统，重视国际贸易理论知识，师资力量实践教学经验缺乏，学生实践操作不足;同时，高职院校国际贸易专业通常是汉语授课，毕业生英语沟通能力、跨文化背景知识匮乏。
电子商务专业毕业生平台技术熟悉，操作能力较强，有一定的产品营销和推广技巧，但是一般针对国内电商市场;他们国际贸易知识匮乏，国际视野缺乏，英语语言、跨文化沟通能力欠缺。
新型外贸人才培养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工程，需要跨专业的知识和技能，需要复合型高技能人才。目前，高职院校外贸人才培养的现状远远不能满足我国跨境电商行业的发展需要。
三、跨境电商背景下的新型外贸人才需求状况
(一)跨境电商新型外贸人才需求数量缺口大
随着“互联网+”在传统外贸企业中的普及，传统外贸企业基本上都有跨境电商业务这一块;国内电商企业也想在国际市场的大蛋糕中占有一定份额;国内的制造商、品牌商、经销商、小b创业者都参与跨境电商行业，引起跨境电商人才缺口严重。2019年我國新增跨境电商企业超过6000家，跨境电商人才缺口达到450万，而且每年以30%的增速扩大[6]。
(二)跨境电商行业需求高质量复合型新型外贸人才
跨境电商行业需要懂国际贸易知识和技能、国际市场营销和产品推广知识、国际物流和供应链管理、报关和国际支付与结算，跨境电商平台运营、数据分析与应用、图片处理与视觉营销，跨文化交流与沟通、外贸函电与单证制作、网络客服等等知识和技能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据某招聘网站统计，54%的企业急需新媒体运营人才，50%的企业急需电商平台运营人才， 32%的企业急需视觉设计、图片处理等技术性人才，32%的企业急需网络推广人才，16%的企业急需供应链管理人才，17%的企业急需营销策划人才。
(三)跨境电商行业新型外贸人才需求岗位分析
为便于数据整理与调查分析，将跨境电商岗位群划分为商务型、技术型和综合管理型三种类型，而高职院校毕业生主要从事商务型与技术型岗位[7]，每一类型岗位群包含的具体工作岗位见表1。
跨境电商新型外贸人才需要跨专业的综合知识和技能。高职院校需要以跨境电商专业为核心，培养学生跨境产品推广、网络营销、视觉设计、文案策划、跨境电商平台运营能力;以国际贸易专业为支撑，培养学生国际营销、国际物流、外贸单证、外贸跟单、报关与国际货代等等能力;以商务英语专业为语言服务，培养学生跨文化交流、商务翻译、外贸服务的能力。
四、跨境电商背景下高职新型外贸人才培养路径探索
由于跨境电商行业的快速扩张，新型外贸人才存在数量和质量的双重欠缺问题，为了配合产业转型升级，为社会培养高质量技术技能人才，实现毕业生高质量就业，高职院校要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积极探索新型外贸人才培养路径。
(一)打造跨境电商专业群培养新型外贸人才
根据 2019 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和《高等职业学校各专业教学标准》，筛选出符合跨境电商新型外贸人才培养的 7 个相关专业，分别为：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跨境电子商务、商务英语、报关与国际货运、网络营销。根据教育部《高等职业学校各专业教学标准》，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 3 个专业的教学标准相似，包括职业面向、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课程设置等都相似，为了方便研究，本文合并统称为国际贸易专业。
实践中，应结合各高职院校专业设置情况、专业建设发展规划以及各专业发展情况组建跨境电商专业群，打造一个包含“跨境电商+国际贸易+市场营销(网络营销)+商务英语”的跨境电商专业群，培养“商务技术+外语外贸” 的新型外语外贸人才。
(二)构建跨境电商专业群“三段式”课程体系夯实新型外贸人才知识和技能基础
跨境电子商务面对的客户来自世界各地，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和语言，要求跨境电商新型外贸人才有各种文化背景知识、语言表达和跨文化沟通能力;同时，跨境电商涉及到跨境金融服务、跨境物流服务、国际贸易规则、海关法律法规等交叉学科知识，需要各种专业理论;跨境电商平台运营、网络营销、视频营销、营销数据分析等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需要各方面的技术技能和实操能力，要求跨境电商新型外贸人才有很强的学习力和执行力，学到的知识和技能能够快速落实到位。因此，跨境电商行业对新型外贸人才知识和能力结构的要求对课程体系的构建起导向作用。
按跨境电商行业岗位需求构建以“平台运营+产品营销+国际物流+外语外贸”的新型外贸人才岗位群，打造一个包含“跨境电商+国际贸易+市场营销(网络营销)+商务英语”的跨境电商专业群。根据教育部各专业的课程标准及培养规格对毕业生在素质、知识、能力等方面要达到的要求，可将各专业都要具有的共同的素养，确定为高职学生的基本素养，设置相应的“基础共享平台课程”，同时根据各专业的专业特征和培养规格要求，确定“专业核心素养课程”，依据区域产业群及毕业生职业迁移需要设置高层综合拓展课程。一般采用“三段式”课程体系模式，构建“基础共享平台课程、专业核心素养课程、高层综合拓展课程”的三段式专业群课程体系，夯实新型外贸人才知识和技能基础。
(三)实行新型外贸人才培养“三导师制”
教师是教育之根本，是培养人才的关键所在。在跨境电商新型外贸人才培养过程中实行“三导师制”：专业导师、思政导师、企业导师。
专业导师由国际贸易、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商务英语专业群内的专业教师担任，主要负责国际贸易理论和实务、国际市场营销理论和实务、跨境电商平台运营、商务沟通、外贸函电与单证实务等理论知识的传授和基本技能的培养。
企业导师由校企合作企业的业务骨干担任，负责跨境电商平台实操运营、图片处理与视觉营销、平台数据分析与应用、客户开发、网络客服等实操性强的技能进行指导。企业导师指导形式多种多样，包括：企业导师来校定期开展讲座和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指导专业教师和学生一起下企业锻炼，指导学生开展“双十一”电商购物节实战业务，指导毕业生跟岗实习、顶岗实习，直到学生能独立开展跨境电商外贸业务，从大一到毕业就业前都有企业导师的指导。
思政导师由各专业班级的班主任担任，笔者所在学校开展“五维一体”的大思政模式，各专业班级除了辅导员之外，还安排一个班主任。班主任负责配合辅导员开展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育、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真正将学生的思想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融合。
在跨境电商人才培养过程中实行“三导师制”，将专业导师、思政导师、企业导师各方面的优势结合，培养出具有扎实国际贸易理论知识、较强跨境电商平台操作能力、良好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和外语水平、具有国际视野、开拓创新精神的新型外贸人才。
(四)实施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培养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新型外贸人才
产教融合、多方合作、协同育人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随着跨境电商行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新型外贸人才严重供不应求。高职院校要抓住市场机遇，加大与地方政府、跨境電商综合改革试验区、行业龙头企业等等多方面的合作、协同育人，形成新型外贸人才培养的高效“生态圈”[8]，加快人才培养的力度，以满足对跨境电商行业的人才供给。
1.与跨境电商企业合作，共建校外实习基地。采用毕业生顶岗实习和“订单培养”模式开展校企合作，实现产教融合共同培养外贸人才的目的。毕业生顶岗实习模式就是学生大一大二在学校完成跨境电商教学计划全部理论和实践课程，大三由学生申请、学校推荐、企业提供实习岗位，签订“三方协议”以准就业的形式，进行真实的外贸业务操作。待学生顶岗实习完成，就顺利毕业参加工作，实现学生到员工的无缝对接，以满足跨境电商企业对新型外贸人才的需求。“订单培养”模式是校企深度合作，共同参与制定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材开发、实习实训计划、学生的专业理论课由学校的专业导师负责，实习实训、顶岗实习等等实操课程由企业导师负责。“订单培养”模式是跨境电商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在理论教学、技能培养与实践教学方面校企双方取长补短、工学交替、跨界融合、精准对接跨境电商企业对新型外贸人才的需求。
2.与跨境电商龙头企业以“项目形式”开展短期合作。如在“双十一”电商购物节，与京东、天猫、阿里巴巴平台合作，开展了“京东班”“天猫班”“阿里班”，由学校提供办公场所、电脑、网络服务，发动电子商务专业学生进行真实平台操作和实践。既解决电商企业短期用工的紧张局面，又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提高了学校培养人才的质量，达到互利互赢，协同育人的目的。
(五 )加强教学资源库建设，为新型外贸人才培养提供丰富的自主研修资源
加大跨境电商课程信息化、数字化资源库建设。校企合作共建“跨境电商实务”“图片处理与视觉营销”“商务谈判与沟通”“外贸单证实务”等专业核心课程的数字化课程资源。
利用超星平台建课，每门理论课的教学计划、课程章节、教案PPT、课程视频、音频资料、课后章节测试、作业库、试题库等都在超星平台上推出。平台资源可供学生线上自主学习，可以课前预习、课后反复学习、学后自主完成闯关测试和自主评价。
建设精品开放课程资源，从校级精品课到省级精品课，再到国家级精品课，不断丰富精品课程资源，提高精品课程质量。利用学银在线推出精品课程，让学生自主在线选课，满足学生多样性的需求。
(六)实施课程教学改革，提高新型外贸人才培养质量
高效课堂是培养人才的关键所在，也是保障新型外贸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环节。首先，利用“互联网+”，构建优质资源库平台，实行线上线下、常规课堂与网络教学、课堂与课外相结合的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模式，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教学质量。
根据跨境电商企业毕业生反馈显示，他们在平台开发客户、商务沟通和谈判、跨文化交流、英语口语和书面表达能力方面欠缺。针对毕业生的情况，要倒逼课堂教学改革，加强全英文和双语授课。商务英语、外贸函电、单证、口语等要争取全英文上课;国际贸易实务、跨境电商平台实务、也要加强双语授课。通过全英文和双语授课，营造浓厚的跨境电商英语学习和沟通氛围，培养学生跨文化沟通、商务谈判、开发国外客户的能力，提升学生用英语从事外语外贸工作的自信心。利用模拟平台操作，培养跨境电商平台实操能力;利用电子商务大赛，以赛促学、促进学生跨境电商各项技能的提高。
(七)课程考核评价体系改革
课程考核评价方式既影响老师的教也影响学生的学。要提高新型外贸人才培养质量，必须改革课程评价考核方式。
1.线上与线下评价结合。学生利用超星平台自主在线学习，平台自动记录学生在线学习时长、章节任务点完成进度、章节学习次数、作业次数和平均分、上课的签订率、上课讨论的参与度、课堂参与积分、线上考试成绩等。期末可以导出线上学习成绩及排名，再结合线下考核成绩，评定学生的综合成绩。这样有利于学生平时在线自主学习习惯的形成，提高了学习积极性、主动性，提高了课堂教学的质量。
2.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结合。过程评价占比60%，期末考核占比40%.过程评价包括上课出勤、上课参与回答问题、章节作业、项目PPT汇报、线上学习情况等。充分调动学生平时积极参与课堂教学、互动讨论、项目自主探索，从学习态度、学习能力、知识掌握情况、学习效果等等全方位评价学生学习成绩，确保全体同学积极参与，个个有所收获，人人有所成长。
3.理论和实操评价结合。平时理论的学习比较容易实现，但是实践实操动手能力欠缺。为了加强实践能力的培养，那么在考核评价体系中要体现实践实操这一块的成绩。像跨境电商平台操作实务、商务沟通和谈判、外贸单证制作等实践性很强的科目，一定要加大实践实操考核的比例。另外，学生参加电子商务大赛、报关知识大赛、创新创业大赛等，也可以计入实践成绩。
五、结语
跨境电商的发展促进了传统外贸产业的转型升级，也是拉动我国外贸增长乃至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外贸新业态势必对新型外贸人才的培养带来了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高职院校要抓住时代发展的机遇，积极探索新型外贸人才的培养路径，加快新型外贸人才培养的力度，不断提高外贸人才培养质量，满足跨境电商行业对新型外贸人才的数量和质量需求，为新型外贸的持续增长提供人才保障，为国家经济建设和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4]2020跨境电商出口发展报告—亿邦智库2020.11 微信公众号：互联网师资联盟
[2][5]中国跨境电商人才研究报告[EB/OL].http：// www.100ec.cn.
[3] 艾 媒 报 告.2018—2019 中 国 跨 境 电 商 市 场 研 究 报 告[EB/OL].https：//report.iimedia.cn/report.jsp.
[6] 潘小波.高职院校商务英语专业特色发展探索——以跨境电商方向为例[J].河北职业教育，2020，4(04)：77-81.
[7] 李玫瑰，连序海.高职院校跨境电商专业群结构优化及课程体系构建研究[J].对外经贸，2020(08)：133-136.
[8] 郑荷芬.跨境电商背景下高职新型外贸人才培养研究[J].江苏商论，2020(01)：47-49+56.
作者：陈桔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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