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教育研究论文

摘要：近代澳门是东西方最早的商贸中心和重要港口城市，西方文化经澳门涌入中国，中国文化也经澳门传向世界。这一时期，澳门的新式教育受不同文化和观念的影响，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教堂、私塾式中西传统教育到新式学校教育的发展过程，具有了民族性、多元性、包容性、较多的自主性和较少的规范性等特点。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新式教育研究论文 (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新式教育研究论文 篇1：

晚清民国徽州新式教育研究的意义及思路

1晚清民国徽州新式教育研究的意义

安徽境内的“徽州”，古称西安，自秦朝置郡县以来，已有2200余年的历史。而今的“徽州”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古徽州文风昌盛，教育发达，十家之村，不废诵读;徽州又是著名的“程朱阙里”，著名的思想家朱熹、戴震均为徽州人。晚清民国以来，更是出现了一批卓有建树的教育大家如胡适、陶行知等，新式教育盛行。

近些年来，徽州教育史研究一直是区域教育史研究的一个热点。然而学术界对晚清民国时期徽州新式教育研究尚不够全面和深入，已有的研究大都从某个特点方面来探讨，如江巧珍的《徽州女校述论》、张小坡的《清末徽州新式教育经费的筹措与配置研究》等等，系统性、整体性研究尚付阙如。因此本文拟对晚清民国时期徽州新式教育作一全面的研究与梳理，寻求其形成、发展、内涵以及当代价值，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对晚清民国徽州新式教育的研究同时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徽州六县在晚清民国这个转型时期教育的发展、演变等规律的把握和理解，对反思当今教育的改革、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随着社会对教育的越来越关注，对教育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本课题关于徽州新式教育的课程设置、师资队伍的革新、教学方法的变革，以及传统文化的弘扬等都可以为当今教育体制的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实践的参照。

对晚清民国徽州新式教育的史料作进一步的搜集、整理、发掘，不局限在地方志层面，包括文书、族谱、近现代报刊以及新式学堂，有利于古籍的整理与教育资源的开发。

对晚清民国徽州新式教育的教育观念、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进行循证式的论证，包括：充分的科研、持续反思、获取相关的证据、适时的评价证据、将有利的证据应用到基础教育进行实验与实证、最后评价成效，将成果形成序列化知识，以供当代基础教育进行必要的借鉴与参考，实现其当代价值的最大化。

通过对对晚清民国徽州新式教育的教育观念、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进行循证式的论证，进一步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凸显地域文化特色。

2晚清民国徽州新式教育研究的思路

2.1对晚清民国徽州新式教育的背景、具体呈现及教育思想探索。

具体内容：从徽州教会学校到新式学堂的创建，再到洋务派、维新派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的新式学堂推动了徽州新式学堂的建立，从而逐步形成了晚清民国的新式教育，以此为线索展开梳理与研究，并围绕着“歙县、休宁、婺源、绩溪、祁门、黟县”等新式学堂保存的文书、课程、学时、课表等，以及村落的族谱、近代报刊等与教育相关的文献资料，加以必要的整理与筛选。如下列资料：

比如通过以上资料可以看出晚清民国时期徽州教育重视乡土资源的开发、注重生活实践、开始拥有国际视野、文理兼有的教育思想。

2.2晚清民国徽州新式教育的基本特色与价值分析。

对晚清民国徽州新式教育的基本特色与价值分析是鉴于其以下几个层面：

一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新式学堂的授课内容不再以儒家经典为中心，科举摘桂也不再是读书的最终目的，教学内容更为丰富和实用。新式教育不再以儒家经典作为上课的重心，但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影响，开设读经讲经、修身和中国文字这三个与儒家经典相关的学科所占教学时间的比重仍然很大。

授课内容更加丰富多样。新式教育教学内容涵盖的方面很多，兼顾文理学科，而且是通学。文科有历史、地理等;理科有博物、理化等学科。

新式教育最大的革新在于开设法制、理财学科。

新式教育除教授学生书本知识之外，还增添图画和体操两个学科。这又可培养中学生在德、智、体、美方面全面發展是有益的。

五、学制的改革。民国时期，进行了学制改革。民国 11 年政府颁布新学制，即壬戌学制，其中对中等教学的规定是分初高两级，初级中学三年，高级中学三年。如《徽州中学杂件汇订》中整理出的一周课程、课时表：(共计 6 个学年)，见下图：

资料来源：《徽州中学杂件汇订》，安徽省图书馆藏。图表说明：动、植物到高中变为生物学科，初二开设物理，初三开设化学，生理卫生初中只有一年，到高二改为伦理学，童子军到高中改为军训，生产教育仅在初中开设。从图表中不难看出：

从以上层面上不难看出晚清民国徽州新式教育面貌一新，呈现出绚烂多彩的特色，本课题正是以此为抓手，去粗成真提炼出其应有的思想、方法、体系、目标等，从而为当代教育提供必要比照与借鉴。

作者：马长安

新式教育研究论文 篇2：

依存与互动——新式教育与近代澳门社会变迁关系探究

摘要：近代澳门是东西方最早的商贸中心和重要港口城市，西方文化经澳门涌入中国，中国文化也经澳门传向世界。这一时期，澳门的新式教育受不同文化和观念的影响，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教堂、私塾式中西传统教育到新式学校教育的发展过程，具有了民族性、多元性、包容性、较多的自主性和较少的规范性等特点。新式教育的发展和繁荣又反过来作用于澳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澳门人口的流动，促成了澳门新经济社会阶层的形成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并推动着澳门社会在变革中不断向前发展。在教育国际化日益盛行的今天，本着致力于解决当今教育弊端，处理好教育与社会变革关系的目的，研究探讨澳门新式教育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有着鉴古知今、以史资政的功效。

关键词：澳门近代社会;新式教育;社会变迁;互动

一、引言

澳门是东西方最早的商贸中心，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最早的和最重要的基地和桥梁。澳门的教育，尤其是近代的新式教育，其形成和发展历史虽不算长，但有着开启民智、改良社会，为当地以及周边地区的普通民众谋取教育和发展的机会，让中西方文化和新旧文化能在澳门这个具有独特的政治、经济形态，风格迥异的文化生态和与众不同的社会结构中能相安共处、并行不悖等诸多优点。

社会的变迁，形成了澳门近代的新式教育的社会文化背景，为其提供了机遇和挑战。而新式教育的发展，对近代澳门社会的转型和发展起到了积极引领作用。新式教育与澳门的社会变迁二者共生共融，相互促进。在教育作为知识经济基本动力的今天，对地方性教育和社会变迁互动关系的探讨是教育和历史研究的一个全新视角。而研究澳门社会的历史进程与澳门教育发展的关联性，在微观研究领域和学科交叉研究领域来说也是一次有益尝试，既可以了解教育在营造澳门这一国际名埠过程中的独特贡献，解析澳门百年来的社会变迁的曲折和反复，又可以通过鉴古知今，启发当今中国教育多元化的发展，因而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

二、澳门近代社会变迁对新式教育的作用

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澳门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澳门的近代史的演变，与中国近代史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变迁过程。从1553年葡萄牙人进入和租居澳门到葡萄牙对澳门的殖民统治，西方思想、文化和习俗就与澳门传统的思想观念、社会风气和生活习惯等产生碰撞，社会结构和阶层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近代澳门新式教育在中西方文化影响下的不断碰撞、融合，接受着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变更的挑战，在继承中创新，在改革中壮大。在西学东渐和殖民统治的历史环境下，澳门地区的社会系统结构和功能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大规模的、自由的社会流动，成为当时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而人员的流动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以及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无时不刻不在影响着本地新式教育特征的形成和新式教育的发展趋势。

(一)社会变迁为近代澳门新式教育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从15世纪中叶开始，澳门就成了葡萄牙在远东地区的立足点。16世纪开口通商，16世纪中叶后澳门即处于世界贸易体系的关键交接点上，是中国陆上贸易和欧洲海上贸易的桥梁。这一时期澳门本地的经济得以发展，中西沟通和交流频繁，贸易得以繁荣。18、19世纪，西方近代工业革命开始，科技、思想、文化以及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加快，受此影响，澳门的教育在形式和內容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闭关自守的文化、经济格局被打破，西方文化自此进入中国，“西学东渐”成为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交流的总体趋势。

澳门原属广东省香山县，广东是澳门教育的主要源泉，因而澳门的教育主体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澳门开埠前，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广东地方政府并不重视教育，而民间社团和乡塾一直是澳门开埠前的传统而占据重要位置的一种教育力量。这些民间自发的教育机构旨在教识字、应科举等。而开埠后不久，早期的天主教在澳门盛传，如1560年，天主教传教士进入澳门，由教会创办的学校，建立起一批西洋风格的小教堂，免费招收学生，甚至还向学生及其家庭提供金钱。因而，明清时期已有大量的华人信教和传教。澳门及临近地区，新式教育藉此萌芽，并取得一定成效。

19世纪后，随着中外移民的增加、海陆商贸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社区社会繁荣，复杂多样、习俗宗教信仰各异的族群和功能发达的社团组织逐渐形成。国内外一些传教士、士大夫等知识阶层对澳门社会的变革和新式教育所做的贡献越来越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时期，甚至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或为生存，或为群体谋福利的挣扎和攀升，也或直接或间接地把外部世界引入澳门。他们办学、传教、传播新思想、引进新技术、创造新世界，他们对近代中国进步思想和政治运动有着特殊的作用。

自澳门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后，具有欧陆特质的法律制度随之建立。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和民主制度的建立，给各色冒险家提供了许多与外部世界交流的机会。自此，澳门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环境与近代内陆中国开始有了较大的差异，这也对澳门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

(二)社会变迁促成了澳门新式教育的发展与繁荣

澳门开埠前后，教育以民间社团和私人兴办为主。回望澳门教育的历史，澳门近代社会变迁下的新式教育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萌芽阶段、发展和繁荣阶段及现代教育准备阶段(如表1所示)。

1.新式教育的萌芽阶段

1565年至19世纪中叶，澳门新式教育处于萌芽时期。

1572年澳门初级学校(也称圣保禄公学)创办，由瓦斯(Antonio Vaz)为首任校长，1584年学生增至200名。1594年耶稣会士正式创办中国第一所教会学校和西式大学圣保禄学院。1728年又创办澳门第二所西式大学圣若瑟修院。[2]1567年罗马教廷对中、日、越等远东地区展开传教事业。1578年，教廷巡视员范礼安到澳巡视教务，他认为传教士须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并习得汉语和汉文化礼俗，才能打开对华传教局面。此后澳门成为了当时中国港口城市中一个主要的中西文化交流和教育学习活动场所。此后，1580年至1835年间，先后有“圣母玫瑰堂”、“圣奥斯汀修道院”、“圣保禄学院”、“圣若瑟修院”、“漳泉义学”、“更馆义学”以及其他一些官办性质并兼顾传教与其他社会教育事业的教师培训进修学校和以培养能传播西方文明的澳门社会精英为主的学院。

总的来看，澳门这一时期的私立或官办的教育机构有着浓厚的宗教意味，教育是以语言和宗教学习为主。汉语和中国风俗礼仪是西方传教士的重点学习内容，而神学和拉丁语则是入教的中国、日本、越南等东南亚青年的重点学习科目。同时，澳门这时期的各教育机构也面向全社会，教育培训基本的生活技能、世俗的品行养成以及知识的培养。

2.新式教育的发展和繁荣阶段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是新式教育在澳门不断发展和繁荣的阶段。这一时期由于 “西学东渐”与“维新变法”等的影响，中西两种文明的交融和共处，为澳门营造了一个极为特殊的社会氛围。西方的哲学、政治、经济、法学、医学、应用技术、文学、艺术、史学等学术思想传入澳门，再经由澳门等港口城市转向中国内陆，对澳门和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术和思想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自此后，中西文化、岭南地域文化与商业文化形成磁化现象并世代相传。1834年至1835年间，德籍传教士温世娣夫妇创立了第一所男女私塾，接收香山等地华人子女入学，实施近代小学教育。1837年，美國传教士布朗在已关闭的温世娣私塾基础上建立了马逊礼学堂，即澳门第一所近代西方教育模式的正规学校。此后，澳门新式教育在中英语国家的影响下日益繁荣。这种变化与西方世界中新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密不可分。

随着中西贸易重心的转移，香港、上海贸易逐渐发展起来，澳门不再有往昔的贸易地位，葡萄牙人逐渐减少，而澳门在华人数相对增加，官方教育只针对葡萄牙文化展开。19世纪中后期，随着葡国本土教育的发展对澳门教育管理的影响，已先后出现了一些官办的学校，逐步打破了教会教育在澳门的垄断局面。19世纪末，葡澳政府开始在澳门发展面向土生葡人和来澳任职的葡人子女的近代新式中学教育。1893年，澳门政府签署以原圣奥斯汀修院旧舍为基础举办官立澳门中学的法令;1894年9月，澳门中学开学，30名葡人子女注册入校学习。1890年至20世纪初，在澳门活动的维新变法人士、同盟会革命党等个人社团所创立的私立学校则承担着大多数在澳华人居民的文化教育的重担。康有为等仿照日本教育教学方式创办的“东方学校”就是其中的典型。

到民国初年，一些热心教育的人士在澳办起了新式幼儿园、中小学，一些原有的私塾也陆续被改建成为新式学校，会计、英语等专业性质较强的学科出现。此外，一些专门面向贫家子弟的平民义学兴起。这些学校的兴建，带领着澳门的教育逐渐向新式教育的近代化过渡。

综上可见，这一时期华人创办的私塾在澳门得到进一步发展，葡萄牙官办学校开始出现，中西两国文化在澳门得到充分交流、融合，专业的学科开始出现。

3.新式教育的转型阶段

20世纪30年代至抗战前后是澳门新式教育向现代教育发展的准备阶段，也是其发展的黄金阶段。抗战时期，为躲避战乱，从中国华南地区迁入处于中立地位的澳门的移民快速增加，其中不少是青少年和文化教育界的知识分子。为了延续他们的学术及教育工作，也为了给南下的青年学子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这些来自华南地区各高校的知识分子，在澳门创办了许多大专院校，如华侨大学、华南大学、中山教育学院等。受战争的影响，出现了以中国岭南文化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知识分子创办高校的新时期，新式教育也因此得到了快速发展。据统计，1936至1940年间，澳门人口大增由12万人增长到历史高峰约40万人，其中澳门学生总数从8000人增至3万人，人口增幅为3.33倍，而学生增幅达到3.75倍。[3]这一时期澳葡政府对私塾义学教育放任发展，也正因为如此才促成了澳门私塾的成熟和鼎盛发展，近代的新式教育逐渐向现代教育转型，且对周边地区的教育辐射以及社会流动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近代社会变迁决定了澳门新式教育的特征

由于澳门独特的社会政治、历史及地理因素，其近代的新式教育在社会变革中不断向前发展，并在数种观念的影响下形成了教育自身的几种特点。

1.族群融合，中西合璧

澳门人按照族群主要分为土生葡萄牙族群、广东族群、福建族群以及其他国籍族群。土生葡萄牙族群指的是在澳门出生并具有葡萄牙血统的葡籍居民。他们认同中葡两国的语言和文化，具有双语交流能力，其风俗习惯、思想感情以及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等都带有其文化背景、生存环境及特殊身份的影响。广东族群的居民大多来自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是澳门文化的主要载体。虽然澳门近代新式教育在统治与被统治民族、阶层之间的交流中，存在局部或者间歇性的冲突和碰撞，但在中文体系、葡文体系和英文体系的多元教育之间，学制、学规和其他非深层领域相互作用、相互吸引，体现出浓厚的中西合璧特色。

2.社区共建，自主发展

澳门近代社会这种错综复杂的族群共处模式，也孕育出了近代澳门功能发达的社会社团组织。其工商、教育、文化、学术、慈善、乡族、政治等社群组织密度之大令人叹为观止。许多私立学校是由族群自发、主动地组建、成立，且相当大部分私立学校是作为社团的福利范畴展开教育和救济工作，办学的经费多来自社团内部成员的筹措、募集或公款等。这些学校往往具有一定的凝聚力、归属感和主人翁精神。民族团体的主动办学和私校教师的奉献耕耘，澳门近代新式教育才得以发展和繁荣。因此，近代澳门新式教育便具备了民间的自发性、主动性和社群的福利性。

3.多元交融，顺势调整

澳门近代新式教育大多由不同背景、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民族传统、不同思想的人士创办、参与或延续。各种语言和文化糅合或融合在一起，共铸下一代的成长。澳门的新式教育在实践中自由发展，私校是主体，官校为补充。办学实体有天主教各教会、基督教各教会、佛教寺庙以及各种不同界别社团和中西慈善团体等，无论是教育机构、教学体制、学规还是教育内容，都呈现出多元交融、共生共长的特征。[4]

各个学制标准、各具特色与生存发展价值的学校所培养出来的人才，虽然就业渠道不一样，但能够适应不同阶层的需要，迎合不同学生家长的要求，可以在澳门公、私立机构共事合作。可见，在澳门近代社会生活急剧变迁的过程中，新式教育能够不断与时俱进，在潜移默化中调适差异性文化的张力与矛盾，较为成功地消解了近代澳门的文化冲突与区隔。

三、澳门近代新式教育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近代新式教育地位在澳门的确立，成为了影响近代澳门及其周边地区社会层级、社会结构的改变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新式教育与近代社会实际相脱节，教会学校成为了近代澳门乃至中国内陆新式教育的参照，为澳门教育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影响了澳门近代社会变迁的知识力量的变迁和人才的流动。

(一)新式教育促进了澳门近代社会人口的流动

近代澳门的教育，一方面受到其独特的地方政治体制的制约，另一方面，新式教育在各类进步人士的推动下，逐步向近代演进。在新式教育作用的影响下，澳门的社会风气、生活习惯以及思想观念曾对邻近的中国内陆的许多地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16世纪开始，澳门就是中西方海上航线的一个重要据点和交通枢纽地区。葡萄牙人的到来和澳门的开埠使世界一体化开始从实践转变为现实。[5]澳门独特的人文地理位置吸引着毗邻的香山县及其他府县人士向澳门聚集。明清朝时期，已有大量的中国人信仰天主教和传教的记载，清初雖政府禁教，但澳门仍旧是内地教徒的进教之地。张汝霖在《请封唐人庙奏记》中记载：“附近南、番、东、顺、新、香各县赴拜者接踵而至，间有外省之人，惟顺德县紫泥人为最多。”这些都是由澳门新式教育兴起而促动社会人口的流动。

近代澳门的社会流动是动态的、变化的。这一阶段社会人口流动分为流入和流出两种类型。

(1)社会人口的横向流入

近代澳门社会人口的流入很大程度上受着新式教育的影响。澳门的新式教育影响着邻近地区的华人世界，并产生了与传统社会迥然不同的新社会流动的可能。这种流动既包括了从西方国家旅居澳门办学、传教、从政的人士，也涵盖了内陆社会底层劳工、经商者和留学者等各个社会阶层。随着近代从西方国家旅居澳门办学、传教、从政的人士的增加，澳门“洋学堂”创办浪潮也一浪高过一浪，这对邻近地区穷苦人家的儿童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许多家长将儿童送往澳门，或经由澳门留学国外。

(2)社会人口的纵向流出

16世纪至19世纪的三百年间，澳门可以说是一块很特殊的“飞地”。对于当时的中国政府而言，它是“内飞地”;对于驻澳葡人，澳门是“外飞地”。当时的澳门，实际上长期不受中国和葡萄牙政府的重视，在两国政府的眼中，澳门几乎就是“隔离带”。但澳门在当时是中外进出口贸易的重要转口港，中西交往活跃、海盗出没频繁，澳门“飞地”的特性明显，关系错综复杂。然而，也正是因为澳门“飞地”的特性，让中外各色人物汇聚在此，又以此为跳板，再流向中国内陆县域或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与外部世界交流。

19世纪后，澳门成了一个富有流动性的城市。因其商业化程度较高，社会群体之间的流动性也较大。因澳门一方面与大陆相连，对香山地区的思想观念的辐射也较大，加之一些进步人士在澳门兴办学校，受其影响许多的商人、留学生及附近县域的贫家子弟涌向澳门接受新式教育。容闳就是其中一个典范，他7岁随父至澳门在郭士立夫人创办的西塾读书，后转入马立逊学校就读，1847年又被博朗博士选中送往美国马萨诸塞州孟松学校留学，后考入耶鲁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6]容闳博士学成归国后，又陆续培养和送出了一批中国内地学童到西方国家学习。事实上，像容闳这类具有历史影响力的人物，也通过求学、办学等各种渠道，影响着澳门乃至近代中国社会的流动。此外，一些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知名人士，以“飞地”澳门为酝酿革命意识形态和社会物质基础的要地，在澳门安置家人、踏入社会革命舞台，通过澳门了解世界，再经由澳门将维新思想传入内陆，甚至从事革命活动。如孙中山先生认识世界进而发起变革中国社会的辛亥革命，莫不与他所处的香山临近澳门有关。[7]

(二)近代新式教育促成澳门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

澳门是靠中西贸易发展起来的近代重要商贸港口城市。开埠前，澳门的华人是依照传统的科举、买官爵等渠道取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而当澳门作为西方人尤其是葡萄牙人的据点时，身处社会底层的草民得到了不为封建制所青睐的升迁机会。自19世纪澳门设立正规学校后，澳门和周边地区，如香山地区处于社会底层的年轻人便接触到了更多的西方文化，接收西方新兴的学术观念，更有效地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等。

澳门新式教育通过对中西方文化的传播和教育，实现了个人的社会升迁，如珠海南屏的容闳，成为中国“留学生”的先驱，后由他带出的留美学童，绝大部分来自香山。教育对社会流动的重要性日显重要，但从上述新式教育的发展不同阶段来看，不同群体获得的教育资源存在一定的差异。随着澳门平民教育的发展，科技教育成为一般学校的学科课程，神学教育逐渐退出主导地位，教会教育纷纷改制转轨，面向平民的世俗教育呈现出新气象，澳门把一批又一批的“穷小子”送出去留洋，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名人和新的社会阶层，这为澳门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人口的流动创造了积极的条件，也为中国社会整体变迁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新式教育推动了澳门的经济发展

近代东方的传统教育和西方的新式教育在澳门融合交流，并呈现出民族性、多元性、融合性等特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经由广东传到澳门乃至世界;而近代西学及其教育观念、社会心理、价值取向、教育模式等大都以澳门和香港为基地，经由广东传播到中国内地。新式教育不仅促进了中西方文化彼此的联系、沟通和办学质量的共同提升，更为重要的是，澳门兴办的新式教育优于封建文化教育，它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先进思想的场所和机会。资本主义经营管理也在同期得到成功实践，这样的成果又引发先进知识分子对晚清时局的深刻思考，并加入到文化教育事业或澳门社会改革中。

尤其在19世纪中后期，科技教育进入了普通的学校，成为专业课程，挤兑了神学教育的主导地位。澳门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航海贸易事业的发展，对教育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葡萄牙政府为此还专门设立皇家领航员学校，成立了澳门海事技术专门学校，为澳门社会培养了经济转型所需要的专业人才以及教育人才，从而进一步推动着澳门贸易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国内陆经济的发展。

四、新式教育的发展对我国教育的启示

(一)正确处理好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关系

教育与政治经济制度是相互制约的。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影响并决定着教育的领导权、受教育权、教育内容的取舍、教育体制以及教育的目的等因素。而教育可以培养出社会政治经济所需要的人才，通过思想的传播和舆论对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产生一定的影响和反作用。近代澳门是一个有着浓厚殖民气息的特殊矛盾体，是源源流长的中华文明与西方价值体系不断碰撞、融合而成的统一体。意识形态上的反差影响着文化教育事业和澳门全社会的生活。近代澳门的新式教育与社会政治关系具备一定平衡性：新式教育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得以萌芽、发展和繁荣，但也正因为政府忽视对办学、教育的管理，澳门教育较为杂糅、分散，甚至混乱，教育质量也得不到保障。因此，充分认识并处理好教育与政治经济制度的关系，重视教育的管理，才能完善教育结构，保障教育教学的质量。同时，应博取众长，对不同族群文化采取宽容和扬弃的态度，以培养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所需要的人才，传承民族文化，繁荣社会经济，促进社会民主化、科学管理的进程，推进人类的发展为目的。

(二)正确处理好教育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关系

传承文化与历史是教育的目的之一。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世界越来越小，而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也越来越频繁和方便，教育国际化成为国家教育健康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如何正确处理好教育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关系，如何做到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成为开放国家，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国家必须审慎对待的问题。近代的澳门学校身处纷繁复杂的中西方交流的文化中心，既铭记和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澳门本地文化和岭南文化，又吸收了西方文化的精华，澳门教育这一中西合璧的独特发展值得借鉴。

从澳门新式教育发展的经验来看，处理好教育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关系要做到：(1)既要国际化，也要本土化。教育应该超越地区局限，提倡国际化，这是人类共同向前发展的要求。要培养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接班人，教育主管部门就应该具备国际化的眼光，有必要接受國际化的发展观念，努力促成国际间教育文化的有效融合，有选择地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的发展理念和育人模式，接受发达国家的教育技术和社会方面的支持，推动本地教育文化的繁荣和发展。(2)先国际化，后本土化。没有教育的国际化，就谈不上教育的本土化。因此，教育首先要面向世界，对外开放。在与他国交流、共享的过程中，结合本国的政治制度、文化、经济的要求，改革教育，发展教育。(3)既不能全盘西化，又不能排外主义。虽然西方教育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但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都带有明显的民族和政治特征。教育国际化不是越彻底越好，不是全盘西化，毕竟各国教育成长的土壤不同，发展的环境不同，如果教育全盘西化会导致“水土不服”。同样，一味排外、封闭自我，夜郎自大地以为世界上所有的教育都没什么了不起，则犯了排外主义、虚无主义的错误，必将重蹈闭关自守的覆辙。要让外来教育文化有效地“本土化”，在选择的基础上融合、创新，才是传承民族、传统的有效途径。

(三)顺应时代的要求，支持多样化教育形式

一直以来，教育受到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并对这些影响因素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近代澳门社会的多元化，造就了澳门新式教育的多元化。而澳门新式教育选择性地传承了澳门的多元文化，通过吸收优秀的外来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推动了传统文化的变革与吐故纳新，也提高了传统文化的整体质量，为传统文化向更高层次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从而逐渐创造出一种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多元化的澳门新型文化。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受世界各国教育文化的影响，目前我国不同学制、不同办学形式的学校纷纷出现，基础性的、应用性的、工艺性的专业学校也各显特色。这与澳门近代新式教育的形成、发展的社会背景较为接近。以史为鉴，通观16世纪以来澳门教育文化发展的历史，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主体的澳门多元文化教育，虽然百花齐放，但鲜见争奇斗妍，更缺少一支独秀，澳门的新式学校和教育职能也曾在盲目的自由竞争中耗散、抵消。[8]也就是说，多元化教育模式未必意味着教育的繁荣，多元化的教育模式也有其弱点和缺陷，容易走向散漫状态而缺乏竞争力。如果教育一味迎合眼前的经济利益，放任其发展也不可取。因此，我国的教育要在保持学术性的同时，应支持多样化教育形式，逐渐大众化，以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多变性。

五、结束语

教育，因其肩负着选拔人才、传承文化、维护统治等多种社会功能，始终是社会变革的先行者，是国家、民族长久命脉所在。澳门是近代西学东渐的金色桥梁，也是西方汉学的摇篮。对澳门社会的历史进程与澳门教育发展的关联性的研究发现，新式教育与澳门近代社会的变迁是相互依存、互动统一的。近代新式教育在营造澳门这一国际名埠过程中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而澳门百年来的社会变迁的曲折和反复也与澳门新式教育的发展密不可分。二者的依存与互动，对教育国际化所关注的如何引进国外教育机制而展开多元化教育，如何实现本土化的问题的解决有着一定的启发意义。若能处理好教育与社会变革关系，即可为构建澳门现代教育体系和中国教育史学术话语体系做出有益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马进保.澳门特殊文化现象及其对政治发展的影响[J].政治学研究，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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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馨

新式教育研究论文 篇3：

民国时期山东乡村教师实践活动

摘 要： 民国时期，山东乡村地区贫穷闭塞，教师多由旧式塾师担任，随着新式教育的兴盛，新式师范人才和救亡图存的社会知识分子加入乡村教师的行列。乡村社会的多样性促成了教师实践活动的多样性，教师在学校开展教学活动，课余参与较多传承乡村文明、传播革命思想的社会交往活动，使乡村教师更好地融入乡村、建设乡村。民国时期山东地区乡村教师的实践活动，对当今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 民国;山东;乡村教师;实践活动

山东作为孔子故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独特地位，几千年来受到孔子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山东地区尊师重教，传统教育较为发达。自鸦片战争以来，通商口岸开通，西方教育思想逐渐传入山东，山东地区较早地开启了教育现代化进程。拥有良好基础的传统教育与新兴发展迅速的西方教育思想在山东地区碰撞出的火花，在乡村教师群体身上得以充分体现，山东地区的乡村教师人员构成有什么特点，他们的教学活动如何，他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怎样，这些问题促使我们回望过去，期望对当今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有所启示。

一、乡村教师群体的人员构成

(一)接受传统教育的私塾先生

民国时期，山东地区新式教育虽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但发展缓慢，新式学校较少，乡村教师多由旧时塾师转化而来。接受新式教育虽然成为时代发展主流趋势，但是偏僻农村的民众仍旧难以接触新式教育，乡村教师中接受并且传授传统教育的私塾先生占比较大，地位稳固。国民政府统治之后，上级阶层屡次要求取缔私塾、禁读经书，但收效甚微;后来政府根据乡村教育的实际情况，对教育政策做出调整，将取缔塾师变为改造塾师，培养旧塾师接受新教育并将其传播给乡村学童;取消取缔私塾的禁令，改良私塾，使其具有新式学堂的功能。很长一段时间内私塾仍能与新式学校平分秋色，尤其是偏僻闭塞的农村，私塾占压倒性优势，在私塾中传授知识的先生们，地位甚是稳固。

(二)新式学校培养的师范人才

自晚清科举制度废除以来，教师群体教授传统知识的合法性日渐衰微，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不断将传统知识隔绝于“杏坛”之外，教学的权利与义务逐步交给了专业的教师。在山东地区，虽然根据乡村实际情况改良塾师，但这只是发展乡村教育的权宜之计，培养具有时代精神的青年知识分子才是教育发展的前途，这些接受新式教育的师范人才才是乡村教育未来的主力军。民国时期山东地区学校众多，如曲阜师范大学、省立山东大学、私立齐鲁大学等，都为乡村教育培养了众多师范人才。这些师范人才因为政治因素被排除于权力阶层之外，纵使他们心中饱含壮志，期待仕途之路，也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师范人才逐渐淪为中国社会的边缘阶层。纵使乡村教师的薪资水平低，但与贫苦工人和农民相比则是差强人意。这些师范人才或是为了生计或是为了另图高就，不得不选择生活贫苦但稳定体面的乡村教育工作，在教学中传递教学理念，奉献满腔热血。虽然乡村生活并不尽如人意，但是有志青年坚守在乡村教育第一线，尽绵薄之力，改变破败的乡村社会。

(三)救亡图存的社会知识分子

内忧外患的社会状况给了山东地区社会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乡村地区的破败与教育危机时时刺痛着社会上的爱国知识分子的神经。他们深知，农村是社会的基础，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制约着山东地区的发展。“无论从人口上着想或从经济上着想，唯有站在乡村的立场，侧重乡村，从乡村工作入手，以复兴民族，方不会走错了路子”[1](15)。由此，社会上拥有不同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或基于学术研究的目的或从自身的社会责任出发，涌入山东乡村地区，投身乡村建设运动。教育家王衷一，祖籍山东，毕业于北京大学，之后留学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归国后受进步思想的影响，辞去北京大学的教学工作，到山东的莱阳乡村师范学校担任教务主任;教育家梁漱溟则在山东开辟了乡村教育试验区。他们力图通过努力，研究山东地区的社会问题，开展乡村建设实践拯救山东地区民众心理，进而推广全国，培养民族精神，发展国民经济，以教育为切入点，以图挽救中国。

二、乡村教师的实践活动

(一)教育乡村学童

民国时期，山东是中国的农业大省，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大，乡村教师作为乡村社会中的文化人显得弥足珍贵，有学者称：“乡村学校做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2](646)可以看出乡村生活中乡村学校的重要性，乡村教师在乡村改造中的主体地位。随着新教育体制的推广，教师教学任务加重。现代教育体制比起旧私塾体制，对乡村学校的管理更加合法化、规范化，减少了教师的主观随意性。山东地区的乡村小学，一般一村只设一个复式学校，当时师资力量薄弱，教师教学负担重，教师为了降低工作强度、避免课堂混论，多使用复式教学法，将十几个到几十个年龄不同、学业水平不同的学生分为若干年级进行教学，但学校一般只有一个教员，有的甚至只有一间教室，教师教学分身困难，无论心理或生理都受到较大冲击。教师既要教授学生知识，又要维持课堂纪律，尤其是在一所学校只有一名教师的情况下，教师几乎全天上课，这样下来，乡村教师在复式教学课堂上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艰巨的教学任务、恶劣的工作环境等问题使部分乡村教师流失，但也有不少教师情绪高昂，他们客观评价乡村教师生活有苦也有甜，尤其与儿童交往中，学生恭敬有礼、尊敬爱戴，也给乡村教师带来一些慰藉。

(二)守护乡村文化

民国时期，乡村教师为维护乡村教育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为守护乡村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乡村教师是乡村社会中为数不多的能够读书写字的文化人，有着新式教育培养出的知识分子所欠缺的乡村文化知识，除了日常上课教学之外，还用自己所了解的关于乡村日常的礼俗生活的知识服务于当地村民。尽管科举制已经废除，塾师等旧式文人仍然在乡村事务中具有一定的权威，新式教师进入乡村也不得不入乡随俗，与村民融合，为村民排忧解难。他们为乡民所尊敬，深得村民信任，日常的毛笔字书写、婚嫁丧娶、邻里纠纷的调节等村民事务都离不开教师的支持，教师也被看作乡村事务的“参谋长”，是一乡村务的指挥官。除此之外，有志的乡村教师还力尽才能，在乡村生活实践中教化村民，引导村民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塑造乡村文化价值，通过努力将社会主流价值取向转化为村民喜闻乐见的乡村礼俗。他们积极在乡间奔走，希望通过努力将理想抱负传递给更多的人，渴望吸纳更多拥有抱负的有志青年与自己一道，创造更完善的乡村文化。

(三)传播革命思想

民国时期，山东地区内忧外患，乡村教师切身感受到百姓生活的困苦，乡村教育也因时局动荡时常被迫中断，他们对此深感忧虑，对未来乡村教育的发展前途充满担忧。尤其教师群体中接受新式教育的学校毕业生和主动走向乡村的社会知识分子，他们接触了新式教育，力图从西方教育中找到拯救中国的经验，他们主动承担起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传播革命思想，播撒革命火种，开创新的时代风气。在乡村世界中，教师是最早接触新思想的，也是对时代变化反应最迅速的，他们的身份促使他们成为进行革命活动的先锋力量。国共合作第一次破裂之后，城市被“白色恐怖”笼罩，部分爱国人士涌入乡村，进入乡村学校中，他们在学校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播撒无产阶级革命火种，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将革命思想从学校传播到整个乡村社会。乡村教师多充当共产革命思想者与乡村大众交流的桥梁，当时乡村民众文化水平多不高，一些晦涩难懂的思想理论很难得到乡村民众的理解，思想很难引起民众共鸣。乡村教师将其解读成乡村大众容易接受的文字语言，大大提高了思想传播的效率。更有爱国乡村教师直接投身革命一线，主动发动乡村大众，组建革命团体。

三、对当前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现代启示

(一)强化乡村教师教学责任意识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乡村教师的教学受到层层束缚，以致部分乡村教师脱离实际生活进行教学。城乡差距较大，乡村教育无论在教学观念、教学实施还是客观条件上都有和城市教育不同的地方，但如今乡村教育过多地照搬城市教育的内容，乡村教师受到诸多条条框框的限制，不能放手做教育，长此以往造成教学责任意识淡薄。要强化乡村教师教学的责任意识，首先在一定程度上享有教学自由，自由是责任的基础，“只有完全自主的意志选择，才具有完全的责任性。任何阻碍意志自由的障碍、力量，都会减轻意志的责任性。一般来说，愈是意志自主，愈能增强责任性”[3](137)。教师教学自由体现在教学实践中能夠行使的权力，比如教什么、怎样教等问题具有自主决定权，教师拥有这种自主权，才能更切身感受到责任重大，才能更加积极投身教育事业。当然，教师要从自身出发强化教学责任意识，明确自己的教学责任，提升履行责任的情感，由此对学生产生强烈的责任感，在教学中更加积极认真，会为了在教学中的积极负责而快乐，在没有履行好职责时内疚、自我谴责。

(二)增强乡村教师的身份认同感

乡村教师在乡村教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新时代的变化，乡村教师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不同于以往，尤其是现代年轻的乡村教师，对乡村生活缺少准确认知，对乡村生活陌生和疏离，缺乏对自身的身份认同感，在心理上产生职业自卑感。工资水平较低、职位晋升困难等问题更加剧了乡村教师的焦虑与迷茫，影响了乡村教师的职业忠诚度，导致乡村教师留不住等问题。主动走向乡村的教师更是凤毛麟角，影响了乡村教师队伍的稳定，影响了乡村教育发展的质量。新时代乡村教师应该深刻认识与了解乡村教师的社会价值和所承担的历史重任，塑造热爱教育事业的价值观念，努力冲破城乡文化的禁锢，努力为乡村地区儿童创造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积极塑造自我价值认同感，提升职业身份认同感。增强乡村教师的社会认同感，以吸纳更多优秀知识分子加入乡村建设队伍中，推动乡村教育可持续发展。

(三)培育乡村文化价值观

费孝通曾定义中国社会：“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4](144)从基层看去，乡村文明铸成了中国文明，乡村文化价值观影响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观。伴随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乡村社会呈现出不同于传统乡村的景象，城乡差距较大，乡村教师面临文化选择的困惑与矛盾，在乡村队伍建设中，需要培育乡村教师乡村文化价值观，培养教师的精神生活支柱，唤起乡村教师的乡土情结。“文化建设能为教学改革营造全方位良好氛围，促使教师产生强烈的主体责任感、价值认同感和归属感，形成一种教学改革的凝聚体”[5](146-153)。乡村教师要学会主动构建乡村文化价值观，弘扬社会主流文化，将教育与生活更好地融合。乡村教师应主动走下三尺讲台，站到乡村民众之中，加强与民众接触，与民众多对话和交流，与乡村民众共创属于乡村的文化价值观。

参考文献：

[1]王衍康.乡村教育·附录[M].南京：正中书局，1946.

[2]陶行知.陶行知全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

[3]罗国杰.伦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4]陶行知.陶行知文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

[5]车丽娜，孙宽宁，吉标，等.山东省基础教育课堂教学改革的分析与反思[J].教育研究，2015(12).

作者：张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