挫折教育研究简评(精选8篇)
[日期
2008-09-13 ] : 来源: 聊城大学学报作者: 陈[字体:]德正
中国人了解西方古典文明是从接触古希腊神话开始的。据有学者考证,远在东汉之初,甘英已在出使大秦的过程中获闻源于《荷马史诗》的希腊神话中的个别故事。i[①]希腊神话中的故事不但可能已被中国人获知,而且其中的一些故事也传入中国并成为古代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素材。据杨宪益先生研究,唐代孙頠的《幻异志》中所载板桥三娘子的故事系来源于希腊神话中巫女竭吉施魔法变人为畜的传说;宋《太平广记》中所载唐朝客人海行遇风,被新罗长人拥去,以石填门,择肥而食,乘间得脱的记载取自荷马史诗《奥德修记》中奥德修斯航海遇见独眼巨人的故事。ii[②]至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庞迪我在自己的著作中大量引用希腊神话典故论说自己的观点。iii[③]迨至近代,以基督教传教士为代表的西方来华人士通过办报纸、出版期刊书籍等对希腊神话做了进一步介绍,中国人自己编撰译述的西学著作也涉及希腊神话的内容。iv[④]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国内学者对希腊神话有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和一定程度的研究,周作人、郑振铎(西谛)、罗念生等都对希腊神话做过普及性的介绍并出版过相关著作。v[⑤]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较有深度的研究性论著。vi[⑥] 国内学术界对希腊神话的引介和研究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遗憾的是,系统研究论析古希腊神话的学术专著却一直付诸阙如。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隋竹丽同志撰著的《古希腊神话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版)正好填补了这一学界空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这部希腊神话研究专著概括起来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结构新。希腊神话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该书从历史学、哲学、美学、民俗学、神话学诸领域入手,全面考察了古希腊神话的思想结构和观念意象。可贵之处在于研究者将结构主义引入课题,提出古希腊神话存在一个思想结构:即古希腊神话的自由观、平等观和审美观。(《古希腊神话研究》,第197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码。)作者的研究表明,自由观来源于生命自由的作用;(167页)平等观来源于大海的作用;(272页)而审美观则是自然、社会异己力量被克服的结果。(197页)这种结构是如何演变和形成的呢?作者认为有两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一是奥林匹克运动的传播功能;一是航海活动的自然选择和历史选择。(103页)奥林匹克运动和航海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古希腊神话的探索观和创新观。(175页)
作者认为,精神觉醒就是思想结构演变的历程。(221页)因此,作者将思想结构与精神觉醒作为该书结构的核心,试图通过研究思想结构的演变,考察影响人类观念形成的历史因素。作者以思想结构为研究主线,以人类精神觉醒为标志,详细分析了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思想结构的遽变,即创新观向自然观演变,(198页)探索观向人生观演变。(206页)在这种思想结构的演变中,大海作为自然异己力量,平衡了社会异己力量,确立了自然法神思想,形成了法神观念数字“三”,形成了自然等分思想,使希腊没有出现万能的神。(263页)同时作为一种历史回应,古希腊神话结构出现了巴塞勒斯制的翻版。(22页)最后,作为对民族精神形成演变的一个细节补充,作者分析了神话的主要观念意象,重点分析了海伦、那耳喀苏斯、命运三女神Fates、雅典娜、阿波罗、阿基里斯等神话人物的历史内涵,使神话研究层次清晰,观念明确,中心突出。
二、观点新。作者在研究中以民族精神形成和演变为主线,力求在观念意象中寻求民族精神演变的线索。作者认为古希腊神话完整体现了人类由农业文明向海洋文明的思维观念转变,赫拉克勒斯是农业文明的代表,(15页)阿波罗是海洋文明的代表,(315页)精神层面上的标志是人类由感性向理性转变,但两种文明的本质差别在于人类空间观念的认识,突破了古
希腊研究专注于城邦制的局限。(215、218页)作者在研究中对传统的观念意象进行了考释、辨析。如,阿波罗是航海保护神,作者从天文、气象和古代航海术出发,提出阿波罗是依星象学导航,以三维空间力量构成主神宙斯二维力量的约束。(301、315页)这样,为古希腊出现法制和民主制奠定了思想基础。对古希腊神话中的美女海伦,作者从语言学和人类审美意识的发展规律出发,论证海伦是公民平等——雅典公民权的象征。(283页)再比如,那耳喀苏斯爱上自己的倒影化为水仙,传统观点是自爱的象征,但是作者研究后提出这是人类精神觉醒的标志。(288页)最后,阿基里斯愤怒是《荷马史诗》中一个著名问题,从文学和美学上讲是人的一种感性自由的情感状态。但是,从历史上讲,则是一个时代平等主题的折射,是对专制王权的反对和限制,是民族平等精神发展的必然反映。(320页)在传统的文献中,提及较多的是神话反映了母权制与父权制的斗争,而实际上,希腊神话同样体现了时代精神,反映了人类对社会异己力量——王权的斗争。
三、方法新。古希腊神话是古典时代人类精神觉醒的一个活化石。通过研究民族精神和思想结构,可以观察到影响人类观念形成的历史因素。人类在公元前六世纪时,出现了三个精神觉醒的文明区:中国、印度和希腊。在这个时期,人类逐渐摆脱了原始神话思维,进入了理性思维,开始反思和觉醒人的价值。vii[⑦]希腊神话就是这样一部人类精神觉醒的活化石。它较完整地记载了人类思想的素材,为思想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在分析这种历史材料中,如果依据史辨的方法,很难取得有利的直接证据。因此,作者借助了一些相关学科的理论来指导科研,做了可喜的跨学科研究。比如,在传统的视角中,奥林匹克仅是个运动会,采用了信息论的研究方法后,则使之凸现了传播学的功能,使美育在民族精神形成中的作用得到体现。(108页)在分析航海活动中,应用了大量自然科学,如数学、天文学、气象学、力学等知识来分析航海在希腊民族理性精神形成中的作用,从而揭示其象征文化的内涵。(127页)
此外,作者在古希腊神话研究中对所选取的历史材料并没有简单的累加,而是通过了学而思的分析论证。如,《神谱》中出现了命运三女神Fates,研究者没有接受传统的观点,而是从古希腊的历史,人类原始思维的角度出发,将空间感纳入研究,考证了这一观念的形成是由于大海的空间异己力量的影响,是人类空间观念发展过程中,空间异己力量的象征表达方式。(297页)
该书书后附有参考文献、主要希腊神名英汉对照,为读者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线索和方便。当然,《古希腊神话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
一是有校对错误的地方;如,书中,第177页,倒数第二行,应为“自然异己力量”,缺少“力”。倒数第一行,应为“社会异己力量”,原文“社会以及力量”。第243页上数第六行,原文“不性”,应为“不幸”。第283页下数第七行“美国的哈蒙”,应为“英国的哈蒙”。其二,有的注解在不同的章节中重复出现;第五章,第四节,第131页。“希腊人对空间具有旅行家的感觉或几何感。”有注解。到第十章第五节,第274页又出现,等等。
第三,希腊神话的观念意象中有些观念意象没有逐一展开,如酒神狄俄尼索斯、音乐神俄耳浦斯等,作者未做深入分析,略显美中不足。
同时,作者对国内近年希腊神话研究的成果似乎关注不够,书中未能充分吸收这些新的研究成果。
尽管如此,《古希腊神话研究》作为古希腊历史研究中的一部新作,是作者长达五年不懈研究的心血和结晶,凝聚着作者的睿智和独上高楼的寻觅,有的章节如《奥林匹克运动与民族精神》、《那耳卡苏斯自爱的美学内涵》以及《雅典娜女神的观念意象》等已在期刊上发表,并获得学界的好评,为专著的学术价值作了无言的说明。
i[①] 参见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第5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李宏生、吴士英:《寻朋觅友三千年》,26页,明天出版社1988年版;见张绪山:《甘英西使大秦获闻希腊神话传说考》,《史学月刊》2003年第12期。
ii[②] 参见杨宪益著《零墨新笺》,新中华复刊4卷3期,1946年2月,转引自《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第18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杨宪益:《译余偶拾》,84-85页,三联书店1983年版。
iii[③] 参见庞迪我:《七克》,《四库全书丛书存目·子93·杂家》,齐鲁书社1995年版;利玛窦:《畸人十篇》,载朱维铮主编,邓志峰、张完芳、刘文楠、姜鹏编校:《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iv[④] 如郭嵩焘在使外日记中提到哲孙(铁撒罗尼迦)盗取金羊毛、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巴黎斯)拐走斯巴达(示八打)王后海伦(喜林)等希腊神话典故,参见《伦敦与巴黎日记》,第939-941页,岳麓书社1984年版;传教士林乐知采录希腊神话传说和相关材料,论述了希腊妇女的家庭和社会地位,文中提及希腊神话中的“赫克贪”(现通译赫克托耳)、“本纳罗庇”(现通译帕涅罗普)等,参见林乐知:《论欧洲古今女人地位》,载《万国公报》第三十七册,卷189、190;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谢卫楼(D.Z.Shffeld 1841-1931)在《万国通鉴》则指出了希腊神话的主要特点,即“神性与人性相类。希利尼人谓神与神常有奸诈计谋,嫉妒纷争奸淫等事。神性与人性类也。由是观之,不过将人之行为妄置于神耳”。见《万国通鉴》,第二卷,第七章,第七段,1875年刻本。
v[⑤] 如周作人:《希腊神话》,《青年界》1934年 5卷3期;西谛:《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的恋爱故事》,《小说月报》1928年19卷3-12期、《希腊罗马神话与传说中的英雄传说》,《小说月报》1931年21卷10-12期;柳丝:《希腊神话研究》,《学生杂志》1931 年5-6期;郑振铎编:《恋爱的故事 : 希腊罗马的神话与传说》,商务印书馆 1929版。
一、荀子人性论
荀子主张性恶, 在古代是不存在争议的, 荀子因为非孟和人性论上的与孟子对立, 其人及思想不被重视。近年来的荀学人性论研究, 绝大多数学者坚持荀子主张人性恶的传统说法, 如牟宗三认为荀子的性恶说仅仅触及人性中的动物层, 具有很大偏颇;李桂民的《荀子思想与战国时期的礼学思潮》则认为荀子性恶论正是荀子礼法观的理论基石[3];梁涛《荀子人性论辩证——论荀子的性恶、心善说》一文认为性恶是荀子晚年之主张, 其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4]。继日本学者以后, 周炽成在国内率先提出荀子的性朴说[5]。颜世安的《荀子人性论非“性恶”说辨》一文[6], 认为荀子政治思想的基础是性善意识和肯定情欲的观点, 但其和性朴论者一样, 把《性恶》篇的作者归之于荀子后学。尽管性朴论的提出, 促使学者反思其说的主要理论依据, 但总的看来, 现实的礼义来源于“圣人之伪”[7], 而普通人则要通过学习改变人性, 因此, 《荀子》一书首篇即为《劝学》, 其思想脉络较为清晰, 荀子性恶论的传统观点不能轻易否定。
二、荀子的圣王观
对于荀子的圣王观李桂民的《荀子思想与战国时期的礼学思潮》有较全面论述, 其《黄帝史实与崇拜研究》一书, 对于黄帝崇拜观念有过详细梳理[8]。对于荀子的圣王观, 存在长期争议的是他的先王后王观, 对此观点分歧较大, 如廖名春《荀子“法后王”说考辨》认为后王指周成王康王等守成之君, 也应包括周公[9];李桂民《荀子思想与战国时期的礼学思潮》则主荀子的后王指的是西周文武成康等王, 周公不应包括在后王之列[10]。张德苏《荀子“法后王”及其儒学史意义》认为荀子法后王应指“当今之王”或“近世之王”[11]。综观近年来的荀子先王后王研究, 基本仍然在重复前人观点, 司马迁、杨倞、刘师培等古代学者的观点仍为不少学者所奉从, 其中廖名春、李桂民等学者的观点为近年来的新说[12]。
三、荀子的法思想
长期以来, 对荀子法思想在认识上存在偏颇, 主要表现在把荀子之法等同于法家之法, 尽管当今学界能够重视荀子之礼, 并能把荀子看成是和孟子一样的大儒, 但对荀子法思想缺乏足够分析。在对荀子法思想分析上, 俞荣根《儒家法思想通论》中的观点非常平实、客观, 认为荀学的特色和独创在于调和礼法, 释礼为法, 他不是由儒到法的桥梁, 而是右儒兼法、释礼为法、以礼纳法的导师[13]。李桂民《荀子思想与战国时期的礼学思潮》一书对荀子法思想亦有较全面分析, 认为荀子所谓的法律是由“法之义”和“法之数”组成, 商鞅、韩非等所言之法, 指的是以刑法为主体的成文法, 和荀子之法所指的礼法、政令和刑法内涵并不完全一致。
总之, “荀子思想不是媚时的思想体系”[14], 其在世和身后的地位不高。当代的荀学研究肯定了荀子在儒学史上的地位, 但也产生了一些新的分歧, 但有利于荀学认识上的深化, 在荀子思想难点认识上需要加强对相关论据的梳理, 证据不足不要轻易否定传统观点, 以促进荀学研究更上新台阶。
摘要:荀学研究近年逐渐升温, 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 推进了诸多问题的再研究, 但在一些疑难问题上分歧较大, 值得系统总结。
这种研究模式的不同, 很大程度上是研究者本身的知识结构和学科背景造成的。很多研究人大的外国学者,都是政治科学的教授, 他们正是利用政治学的理论框架,来分析我国的立法机构的运作。而国内研究人大的学者,基本上是宪法学专家或人大机构的实际工作者,他们关注的是人大的宪法学原理,人大制度在实际运行中有哪些不足, 以及法律制度应该怎样健全的问题。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中外学者研究的出发点不同。怎样把人大代议制度用好,对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有紧迫的现实意义,所以这个制度在实践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怎样去克服问题、改进制度,使制度的运行更加符合人大制度的使命, 是中国学者最为关心的。而对外国学者而言, 人大是观察中国政治走向的一个窗口, 是为他们观察中国共产党统治模式的变化, 中国各政治机构之间关系的演变服务的。所以, 把人大与党和政府的关系归纳为一个理论模型, 节约信息, 节省成本, 方便他们观察中国政治。
这种不同,也反映了一种国内外研究路径的常态。有学者评论,西方学术界对话的对象都是学者, 讨论的内容是学术思想,而中国学者陈述的对象往往是国家领导人, 希望当政者采纳自己的主张而实现自己的抱负[9]。很难评说国内外这两种研究范式孰优孰劣。中国的人大制度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代议制理论的指导下,仿效苏维埃的模式, 并结合了新中国的国情建立起来的[10]。从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到今日, 人大制度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并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这种制度活力,不仅是因为人大制度是中国人民的正确的历史选择,也是国内学者孜孜不倦的对策研究的成果。
不过, 对人大制度的研究, 如果仅仅停留在制度改进的层面上, 是不够的, 还应注意对人大理论的完善与创新。理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纵观古今中外, 哪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不是在特定的理论指导下构建和运转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理论建国, 理论治世。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 理论也要随之接受实践的检验并与时俱进。新中国成立以来,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变化日新月异。人大制度的理论,也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比如我党对人大的领导方式的完善,就体现了政治文明化、政治现代化和制度化的发展趋向。比如地方人大对地方“一府两院”的监督,和选民与代表联系的不断强化,体现了法治,民主、代议制政府等经典学术命题在中国的现实化。地方人大制度的发展还促进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规范化。这些新的现象,也就是新形势新环境下,人大制度与政党制度、政府制度和司法制度的衔接,已经被注意到,但还没有系统地补充到人大理论中去。现在做这部分理论创新工作的倒是外国的专家。前面提到的外文文献,都是对地方人大的发展壮大导致的中国地方政治的版图、权力格局的演进的体察。而我们的规范研究倒是为国外的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他们正是在我国学者提供的实证数据的基础上,归纳出了理论模型。这是一种遗憾,也是一种尴尬。概念化的理论模型,是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的高度抽象和概括,使人一目了然。正是因为理论模型有这样的功用,所以,在西方学术界,它不仅被应用于观察中国政治,也是学者研究本国政治的常用研究工具。但是,国外的学者所掌握的理论再先进,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也不如中国的学者和人大工作者,他们掌握的资料再丰富,总不如我们近水楼台先得月。国内的人大研究者对人大的原理、制度和实践有着深刻的观察和丰富的经验。由中国学者从中国人大发展的本土经验出发, 揭示影响人大制度运行和发展的变量及其因果关系,在实证研究中发展出具有信息节约功能和普遍解释力的理论模型,则比由外国学者隔靴搔痒的努力,更有意义,也有助于推动人大学这个学术共同体的整体进步。 这一点, 有学者表达了相似的期许[11],也有学者对人大的成长模式作出了理论升华的尝试[12],笔者希望这能够成为学界的一种共识。
注释:
[1]如,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何华辉主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张式军主编: 《地方人大工作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蔡定剑、王晨光主编:《人民代表大会二十年发展与改革》,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1年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编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四十年》,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1年版; 敬延年、韩肇文、张文麒编著:《现阶段的地方人大》,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1年版;吴昌期、陈基余主编:《地方人大制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等。
[2]如,邹平学:《中国代表制度改革的实证研究》,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 林伯海:《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制度的分析与构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李步云主编:《地方人大代表制度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康子明:《地方人大代表议案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
[3]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编:《地方人大是怎样行使职权的》,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2年版;曹啓瑞、黄士孝、郭大材主编:《地方人大代表是怎样开展工作的》,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编:《地方人大20年》,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编:《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文献资料汇编, 1993~2003》,北京出版社2006年版;以及各地的人大志,地方志;等。
[4]Kevin O‘Brien,“Agents and Remonstrators: Role Accumulation by Chinese People’s Congress Deputies”China Quarterly (1994), 359~380.
[5]Kevin O‘Brien“Chinese People’s Congresses and Legislative Embeddednes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994),80~107.
[6]Murray Scot Tanner,Politics of Lawmaking in Post-Mao China (Oxford [England]:Clarendon Pr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7]何俊志:《中国县级人大制度模式研究》,重庆出版社 2005年版,第38~39页。
[8]Ming Xia, “Political Contest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Provincial People‘s Congresses as Power Players in Chinese Politics: a Network Explan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July 2000), 185~214.
[9]赵鼎新:《民主的生命力、局限与中国的出路》,availableat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ewsID=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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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 1998年版,第19~23页。
[11]何俊志:《中国县级人大制度模式研究》,重庆出版社 2005年版,第43页; 胡伟:《政府过程》,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2、提问:本篇作文为何能被评为满分作文,其突出的优点在什么地方?
学生各抒己见,教师总结
这篇满分作文展示了作者对农民工子女的体察与关爱,把思想深度用朴实的文字表现出来,全文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时尚的包装,但是立意高,角度新,字里行间透露出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引发了阅卷者内心的共鸣。
3、本篇满分作文对于我们的启示:
作文的立意很重要!
二、立意及其原则要求
(一)提问:什么是作文的立意?
立意,就是作者思想感情和写作意图在文章里的集中体现,就是确立文章的主题(中心思想、中心论点)。
(二)立意的重要作用?
清人王夫之说:“意犹帅也。”
没有主题的文章就没有灵魂,没有生命。
立意的统帅作用,不仅表现在它决定着材料的取舍,还表现在它影响着文章的谋篇布局、表达手法等方面。因此,立意的“有无高下”是决定文章成败的关键。
(三)立意的原则和要求?
明确:
1、立意要正确。
所谓“正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思想内容正确,能准确全面地揭示客观事物所蕴含的意义;二是文章的立意要符合题意的要求,即切题。
2、立意要新颖
新的观念、新的见解、新的思考角度,能充分揭示事物的本质与规律,给人新的启迪、新的联想
3、立意要深刻
一能够透过现象深入本质;二揭示问题产生的原因;三观点具有启发作用。总而言之,只要站得高,看得远,挖得深,说得透,就能达到“深刻”的要求。
4、立意要集中
只有一个主题,中心突出
三、如何立意
1、推敲关键词句,提炼主旨
在品读《废都》之前,在心目中新时期小说就是中国小说史上含有的奇葩,读完贾平凹先生的《废都》之后,让我更加充分感受到了新时期小说的艺术,深深为其折服。
《废都》是作者贾平凹写出的一部反映80年代的中国社会风俗史。小说以历史文化悠久的古都西安当代生活为背景,记叙“闲散文人”作家庄之蝶、书法家龚靖元、画家汪希眠及艺术家阮知非“四大名人”的起居生活,展现了浓缩的西京城形形色色“废都”景观。小说核心人物庄之蝶,在他身上可能影印了作者的痕迹。他集合了现代都市生活赋予一个名人复杂多面的特征:不喜拘束、洒脱行意、豪饮畅谈、学识渊博,颇具“魏晋风度”。然而,透过这些表象,古城墙夜里的埙声,实则契合了他内心深处最孤独的痛苦。作者以庄之蝶与几位女性情感的纠葛为主线,以阮知非等诸名士穿插叙述为辅线,笔墨浓淡相宜,时有“笑口常开”一类时政幽默小景展现,活跃了气氛,激活了读者思路,令人叫绝。在本书中贾平凹所描写的诸多女性中,唐宛儿、柳月、牛月清为他塑造最为成功也最倾心的鲜明人物。在这些充满灵性、情感聪慧而富有古典悲剧色彩的人物身上,体现出作者至高的美学理想。这种美学观念植根于西京城现实生活的土壤上,却又被浸染了理想的光辉,因这理想的璀灿,造就了不同凡俗的品味,为作品埋下不可挽落的悲哀。这是自然美落入现代城市的悲哀,体现了人类现代文明发展自身的某种必然。唐宛儿被押潼关受辱,柳月嫁残疾的市长儿子,牛月清离婚、钟主编患癌辞世、阿灿避而不现、慧明堕胎与景雪荫官司败北,最后庄之蝶只有灰溜溜踏上南行列车,小说的结局弥漫了找不到出路的痛苦与孤独。
小说充满了浓厚的悲剧色彩。它将自然美有血有肉丰满地呈现给读者,然后再一件件将其撕毁。牛与破烂老者是小说中两个重要角色。以牛的独特视角这一荒涎手法的引用,寄托了作者强烈的回归自然意识,破烂老者不经意的民谣,传递出对现代生活的负面反讽。
这部小说最大的特点在于露骨性行为的描写,令人惊悚。这些最原始的描写,展现了人于无奈之下隐藏的自然冲动。在这里,性的结合只能是苟且的获得一丝动物性的安慰。也正是这性的展现,反映了庄之蝶内心深处纠缠着灵与肉的冲撞与追求,它酣畅淋漓地披露了性爱本质,高扬灵与肉的统一。
作品紧紧围绕两条线索:第一,庄之蝶的事业及情感线;第二,城市发展变化。在我看来庄之蝶既是文坛的牺牲品,同时他的悲剧也暴露了人性中的种种弊端。他曾风靡一时,但最终荣誉、名声如过眼云烟被坠毁于“废都”中,成为收购“破烂”的同类物。庄之蝶为追求个人生理欲望而无视婚姻制度,敢于超越婚姻的枷锁,如与唐婉儿由眉目传情而发展到“求缺屋”里幽会,与此同时还同家中保姆柳月、设计师阿兰、阿灿等人都有肉体的关系,但他却始终未能走出婚姻的束缚,最终事业家庭都走进了毁灭的深渊。本属自由撰稿名声显赫的文人,而后转为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文字操行者”,成为“身不由己,话不出己”的可悲之人。庄之蝶的“责任心”与“爱心”是造成他悲剧的原因之一,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将那群新生的女性解救出来,但最终也是他将她们推向了死胡同。唐婉儿因他的才气和名声而大胆与他相会,柳月因为他的博爱在他最终名声与家庭全毁时还悉心照料,阿灿为他而选择躲避不再与他相见,看这种种觉得他似乎是个宠儿。但他最终还是成了家庭的羁绊者,事业的牺牲品。之所以这样说是从他的结局来看的,最终他与牛月清分居两地,家庭也名存实亡;事业上因官司失败而成了人们眼中的“瘟神”。庄之蝶从唐婉儿身上赢回了男人的尊严,肉体的满足促使他事业上也蒸蒸日上,但也是他的一时忘情将自己打破了理想的构建回到现实当中。现实的压力破使他放弃了唐婉儿,同时也放弃了家庭。此时的失败让他在灵与肉的冲突中选择了放弃自己,因为他无力挽回自己的烂摊子,他自己都不能明白无辜含冤受屈。连他自己自由写作的权利都被无情地剥夺了,唯一的表达自己灵魂的工具都没有了,所以这也是这类人的最大的悲剧。
作品中另一个值得讨论的人物就是唐婉儿了,她也是一在灵与肉的搏击中前进的角色。庄之蝶的才情吸引着唐婉儿,使她一步步迈出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对周敏由最初的愧疚变得冷漠甚至肆无忌惮。唐婉儿虽有唐贵妃、董婉儿的美貌,但最终也重蹈了两位佳丽的覆辙。她的悲剧是必然的,这与其自身及外部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唐婉儿在文中是个复杂的人物,在男人眼中唐婉儿是个娇媚多情、大胆开放的现代女性,在女人眼中唐婉儿成为“狐媚”的“害人精”。唐婉儿为了寻求自己的幸福而抛夫弃子,毅然选择了与周敏私奔。此时的她是被逼而走上这一步的,丈夫的毒打及周敏的一时冲动猝然改变了她的命运。但她的命运并没有改变,反而陷入了一个更深的泥淖。周敏的社交生活开阔了唐婉儿的眼界,也渐渐改变了她的生活观念。苦闷已久的庄之蝶从唐婉儿那得到了心理的慰藉,更让他树立了男儿的自信。此时的唐婉儿既仰慕庄之蝶的才气和名声,同时也是对自身生理压抑的一次解放,她希望自己的生活获得新生,所以她大胆张狂与庄之蝶幽会,飞鸽传书等。唐婉儿走入了她人生的第二部曲,是她为追求“灵”与“肉”的升华。她从庄之蝶身上得到了满足,所以她肆无忌惮,但她内心深处仍未摆脱“内疚与自责”的心理,她不敢正视牛月清的热情款待来吃鸽子,不敢提出与周敏分手。面对社会的种种压力她最终被挤得卧病不起。正是唐婉儿的大胆与肆无忌惮把她送上了她人生的“尾声”,作者以唐婉儿被前夫绑走,回归到丈夫的毒打强暴中为结局。唐婉儿的人生犹如一个圆,从开始弃夫到最终被迫归夫,虽短短几个月,但把唐婉儿这类女性的悲剧命运颇具深蕴地揭示出来。
人作为灵与肉的统一体,在面对“灵”与“肉”的冲突时往往陷入苦闷与挣扎的泥淖当中,但重要的是如何把握两者的度,不能取舍其一。
为了研究两岸羚羊的不同之处,动物学家们在两岸各捕捉了10只羚羊,然后把它们分别送到对岸。
一年后,由东岸送到西岸的羚羊繁殖到了14只,而由西岸送到东岸的羚羊则只剩下3只。这是什么原因呢?动物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这些羚羊的生存环境是相同的呀„„
后来,动物学家们终于找到了原因。
原来,东岸不仅生活着羚羊,在其附近还生活着一群狼,为了不被狼吃掉,羚羊不得不每天练习奔跑,使自己强健起来;而西岸的羚羊因为没有狼群的威胁,过着安逸的生活,结果奔跑能力不断降低,体质也不断下降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生活在安逸环境中的人往往过于脆弱,只有不断经受困难和挫折的人,才具有坚强的意志和强大的生存能力。
挫折,就是俗话说的“碰钉子”,也是专指有目的的活动受到阻碍时而产生的消极情绪反应。《心理学大词典》对“挫折”是这样解释的:挫折是在个体从事有目的的活动过程中,遇到障碍或干扰,致使个人动机不能实现、需要不能满足的情绪状态。挫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世上的事情往往是这样:成果未成,先尝苦果;壮志未酬,先遭失败。
遭遇挫折是人生必经的坎儿。当挫折来临时,我们没有选择,只能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实,并作出自我调整。
我们永远是父母的宝贝,作为父母,他们都不希望学生遇到挫折。但是,挫折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既会有让人快慰的成功,也会有各种令人烦恼和痛苦的挫折。父母不可能一辈子替我们遮风挡雨,让我们生活在温室里。
中国的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种爱往往导致了我们缺乏承受挫折的能力。其实,不只是中小学生不能承受挫折,就是有“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也缺乏承受挫折的能力。请看下面的故事:
一个中国的孩子打翻了牛奶,父母会马上跑过去,把孩子抱到一边,说:“宝贝,有没有烫到手?”有些父母甚至会说:“都怪这杯子,这么滑,让宝宝抓不住,妈妈把这杯子扔掉,宝宝不哭!”于是,中国的孩子不哭了。一个美国的孩子打翻了牛奶,父母不会跑过去抱孩子,而是微笑着对孩子说:“宝贝,过来,先到厨房拿块海绵,我们一起把牛奶擦干净好吗?”然后,父母会和孩子一起去收拾打翻的牛奶,还会告诉孩子应该怎样去端杯子,避免杯子滑落。
结果是,美国的孩子总是乐观地面对困难,积极地寻找各种方法去解决困难;而中国的孩子遇到困难时多会消极逃避,有些孩子甚至把责任推给父母,遇到重大的挫折时,六神无主,甚至出现轻生的行为。
从表面看来,中国的父母似乎帮助学生解决了困难。其实,当学生再次遇到相同的问题时,这个困难仍然会出现。因为,父母的全方位保护和包办代替给学生留下了终身的“残疾”,即能力的残疾、心理的残疾。这样的学生由于永远生活在父母的“保护伞”中,尽情享受着父母的照顾,所以当困难来临时,只会躲在父母的怀抱中,不敢独自去面对。
2016年元旦的钟声敲响时,安徽芜湖一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女生在某宾馆六楼与两名男生醉酒后失足摔下而身亡;7日下午,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讲师“青椒”李思涯在年度考核工作会议开始时用拳头殴打院长甘阳教授;25日上午,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研三学生蒋华文从该校三牌楼校区科研楼九楼跳楼身亡,疑因毕业论文不能过关而轻生。随后,南邮多名学生在社交媒体上揭露,蒋华文生前受到来自其导师张代远极大的压力,张代远还有强行收取学生的实习工资和论文版面费、侮辱和性骚扰学生等恶劣行径。这距离对于复旦大学投毒案死刑判决不到50天,难怪,社会普遍反应:孩子考上大学,当今大学变得不安全、不干净、最不放心!
三件事似乎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但,仔细考量,却有着惊人的如出一辙。发生地:高等院校,一为芜湖职业技术学院,系国家级首批示范高等职业教育院校;一为中山大学,国家“985”、“211”示范院校;一为南京邮电大学,是工业和信息化部与江苏省共建的江苏省重点高校;三所学校代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不同层次,的确不可同日而语,但,发生的事却是惊人的相似——道德底线失守,良知缺失,监管失控,引起有识之士侧目、担忧与恐惧。
前者作为教育部首批100所重点建设高等职业院校,2万多人的规模,堪称华东、全国高等职业技术院校的航空母舰,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由于是女大学生死亡,而且是二男与一女开房间,网络上谣言、绯闻的传递速度之快,开启了年度网络点击、关注度的“吉尼斯之最”;微博的围观,帖子横飞,对于官方的信息发布真实性的质疑之声此起彼伏,引发全民震动。倒逼当地警方将三人事发前后的相关视频及时播报,总算平息了一场谣言四起的桃色猜想风波。风波之余,我们在反思,为什么高校总是成为道德、法律危机的重生之地?这位女生为何能够在一所管理效能称得上一流的全国示范性高职院校的缝隙之中,能够与同学出入酒店、娱乐场所,酗酒、娱乐之余,还能在学校对面的酒店开房间,直至不慎以死铭志。倘若,没有发生死亡,也许死亡是意外(确如警方发布侦查结果),这一切都不成为问题了。然而,在万一的概率之下,事故发生了,而且是一女二男,同居一室,一女与一男还是睡在一张床上。于是,教育、管理、法律问题全出现了:大学教育的人文精神、道德伦理规范缺失,大学班级辅导员的监管缺位,酒店登记的法律、伦理丧失(看到三人同时开一间房,异性杂居酒后等)。
后者是一所名校,中山先生引以为骄傲的广州最高学府,君子之地,“博雅学院是斯文之地”,却因故发生了可耻的“君子不动口而动手”的打人事件,是青年教师打60多岁的院长(老教师)。大学的斯文扫地耶,教师道德失范耶。可悲!
再后者是省部共建的名校,是一所以工学为主体,以信息学科为特色,理、工、经、管、文、教、艺、法等多学科相互交融,博士、硕士、本科等多层次教育协调发展的江苏省重点建设高校。位居2015“中国最好大学”排行榜综合排名第97位,《自然》特刊“中国顶级研究机构”第80位,2015年中国大学自然指数百强榜第69名。在不该发生的地点发生了硕士研究生被逼跳楼事件,牵涉出教授、硕士生导师等一系列问题,长期存在,该校的师生们已经见怪不怪了!可怕!
三起事件的实质是道德底线的失守,行为失范。女大学生与两名男生跨年夜狂欢,饮酒过量,行为不检点,开房间之后终于发生不该发生、不忍目睹的一幕,也许,死者的生命价值可能足以证明其清白,但未死者的道德、良知与伦理失范才是更应该谴责的,相关方的监管失守,教育者对受教育者失去良知与操守更可怕,引起的不仅仅是法律的追究,更应是教育伦理、道德的深层次思考、拷问。网民的围观、谣言四起,也许有低俗、好奇、猎艳的揣度、假想,但,客观上推动着对于案件真相的快节奏曝光,全程视频的及时播报,公安机关以活生生的人、景与物来展示事故的发生经过,舆论透明,谣言止于公开,显示了处置危机事件的智慧。可赞!
相反,中山大学则显然慢了许多,没有第一时间公布事件发生的真相,没有揭示出事件的前因后果,没有针对打人、被打人的相关信息予以发布。任凭网络一边倒对于“青椒”李思涯的声援,有人说,“中山大学教师掌掴博雅学院院长甘阳,把中国教育打出原形。其实这原形早已毕露,不打已招了。大学中的学妓,我们还见的少吗?”“徐友渔:甘阳是学术投机分子”【1】等等。可叹!
南京邮电大学在研究生跳楼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予以关注、调研,9天时间,立即果断处置,2月4日晚,南邮官方微博通报,学校调查组对网帖反映张代远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经查,张代远存在违规收取学生部分实习劳酬、将学生交付的版面费报销后据为己有、以言语对学生进行人格侮辱等严重违反教师职业道德的行为。根据相关规定,经学校研究决定,撤销张代远专业技术职务,并依相关程序撤销其教师资格。可赞!
为何三起事件引起公众对于当今大学教育的拷问?也许,这本身说明,当今的中国高等教育病久矣,道德、伦理规则之失范久矣,足以证明,部分高校内社会良知之缺失,部分公众道德素养之低落,在经济高度发展的中国,道德、伦理教育之发展滞后,社会责任之缺失,精神世界之苍白,至今,我们还没有真正树立起全民道德、伦理之楷模,国民精神信仰之混杂、低俗、平庸,而宗教界之乱相比教育界更甚,灿灿香火缭绕之中,大庙宇、道观之诸多和尚、道长们不在潜心修炼,而是一切围着太平绅士、香客(大居士)之稻梁谋,前不久所披露的少林寺主持释永信法师因利益纷争而绯闻缠身,2015年热播之引起道教界尴尬表现之电影《道士下山》也颇能证明当下之“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吊诡相丛生之环境也!高等教育之大学,本是一国思想、精神文化的“象牙塔”,大学非指高楼大厦,乃学问、大师云集之所也,揶道德精神的殿堂也!然而,看看我们的三所大学,虽不能代表全国二千多所高校,但也由此冰水一角可窥其荦荦大端之一斑矣!缺乏底线,没有遵守基本的道德规范,监管失察,处事惊慌,网络热闹中倒逼其处置提速,从复旦大学投毒案到此次高校失范事件,形成对于中国大学管理的深层次拷问与追问,直指道德底线失守与责任担当问题!可悲!
三起事件,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缺乏坚守道德的最高责任。俄国著名作家高尔基曾说过:“负责任,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品质。如果我们放弃了责任,也就等于放弃了全世界。”【2】无论是芜湖职业技术学院的对于学生失范行为的管理失范,还是中山大学对于教师失范行为管理的不作为——缺位,还是南京邮电大学对于教授、硕士导师权力监督的乏力,均证明:当今的体制下,我们高校管理与监管的缺位、失范。
众所周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指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各级政府要按照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依法履行教育职责。探索教育行政执法体制机制改革,落实教育行政执法责任制,及时查处违反教育法律法规、侵害受教育者权益、扰乱教育秩序等行为,依法维护学校、学生、教师、校长和举办者的权益。完善教育信息公开制度,保障公众对教育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但是,规划的执行、落实还有待各级学校的领导、管理者、教师齐心合力地真抓实干,查处三起事件中的主要责任人,以刚性制度与相应的贯彻条例,以严格的贯彻与执行,来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清除师资队伍中的害群之马,为受教育者提供一方净土,才能杜绝此类危害教育规划、侵害教育与受教育者权益的事件绝迹,真正保障教育的公平、公正、公开,创造实现教育规划的良好的社会环境与舆论环境。
在新常态下,习主席号召全中国人民围绕“中国梦”,把国家目标、民族命运、个人命运紧紧连结在一起,成为凝聚人心、寻求共识的最大公约数。高等教育——大学是引领全国人民践行“中国梦”的关键环节,承载着引领亿万青年培养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价值作用。互联网+时代,我们高校的舆论阵地承载着描绘“中国梦”,引领新方向,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的力量。我们只有不断地与腐朽、消极的思想斗争,自觉抵制高校里存在的理想空心化、行为庸俗化、奋斗功利化倾向,时刻把握重大舆论导向,弘扬社会主义道德,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真正从根本上减少违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个人品德的行为,弘扬正能量,让高等学校的师生自觉成为遵守社会道德的践行者、宣传者、传递者,成为未来中国的担当者,弘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用新理念破解发展难题,开创新局面。也许,这一类的事件就会避免发生,即使发生,我们的监管者也会得心应手地予以处置,避免道德伦理的追问、社会责任的追究,我们的高等教育——大学真正才会成为全社会最放心、最安全、最干净的地方!
注释
1[1]来自华为Ascend Mate7.
【关键词】系统功能语言学 群言集 综述 简评 浅析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8 -0036-01
《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群言集》是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系列丛书之一, 2013年7月出版第3辑,丛书由黄国文、常晨光等主编。在三辑从书中,共有70多位学者谈了他们对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认知、理解、应用、学术方向及研究领域的最新发展,本文着重评价第3辑。
一、总论和代前言
代前言由黄国文教授所著,说明了丛书的主题 “从实践到理论,从教学到科研”。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所有学科都会有所涉及,而本辑主要讨论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理论与实践密不可分,我们是语言的实践者,也是语言理论的运用和凝练者,由实践上升到理论,通过实践证明理论,都是我们在社会活动中必不可少的过程。对于教学与科研的关系,黄教授为从事外语教师职业的群体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他认为教学当中遇到了问题就需要科研来做辅助,通过科研解决教学中的问题,一旦有了深入的理 论作指导,就能有理有据、深入浅出的把道理说明。教学与科研相辅相成、相互影响与促进。
二、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进行翻译实践
文辑中陈旸博士,把前辈们翻译的《论语》译本逐个进行研究,主要分为适用性、可操作性研究框架的验证和考察不同语言选择背后的原因以及不同译本所传递的不同意义和译本是否完成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几个主题。《论语》的翻译是学术界、翻译界、国学界的盛事,她的研究对于中国文化向世界的传播与传承都具有重大意义。而王鹏则以出版《<哈利?波特>与其汉语翻译》而在学术界著名。他认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注重语言形式之后的意义,这一点与翻译研究的目的不谋而合,从而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三、中山大学学术圈
中山大学的陈瑜敏运用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研究语言教材和Martin的评价理论,近年来,继续对教学话语进行功能语篇分析,并注重英汉教学话语在多模态特征方面的异同,而其恩师黄国文提出的追求原创性和本土化则是今后中国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取得新的突破和发展的重要方面之一。内蒙古大学的李满亮将系统功能语言学引入内蒙古语言学学术界。他不仅在内蒙古语言学界掀起了一阵系统功能语言学学习风潮,也将第13届全国语篇分析研讨会引入,让更浓烈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学术之风吹进内蒙古。中山大学的吕黛蓉研究成就出于E-discourse(电子语篇)研究,即CMC(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计算机中介交流)研究,她将语料库定位于某个特定的网络旅游论坛,以功能语言学为支撑,考察网络新生社会关系角色是如何通过不同层面的语言和非语言手段进行协商的。
四、北京学术圈
北京大学的高彦梅博士前期研究主要从1971年Ure提出的语域变化参数之一的“词汇密度”入手,分析科技英语的词汇特征,后又用实词密度测量语篇能力的发展,进而深入到语义密度的概念。西安外国语大学的侯建波在北京大学进行系统学习期间,总结出系统功能语法的特点有二:一、系统功能语法的目的是通过语篇分析解释其背后反映出的社会议题;二、系统功能语法具有极强的适用性,易于与其他的理论结合,发展处不同的研究派系。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的陆丹云是理科生出身,硕士师从李战子,在学习中逐渐悟出了传统规约性语法话语和功能语法话语各自的语境、语义和表达方式。在一系列国际会议的锻炼和名师的指点中逐渐拓展自己的领域,从功能语言学角度探究文化现象、多模态问题和军队院校的外语能力建设。
五、特殊的研究领域,特殊的贡献
山东大学的李学宁为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计算机语言学的学科结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语言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在研究学习中,他的思维模式是从数理逻辑的角度来观察语言现象之本质,同时采用联结主义范式来建立一个语义模型,并在计算机上加以实现的技能。文章让我们看到了计算机语言学和人工智能的强大生命力,也认识到将计算机与语言学结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北京师范大学的孙迎晖教授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访学之际,了解了美国在功能语言学研究领域的规模与特色,她从所在学校的师范性质出发,吸取美国学者在研究中直接将功能语言学理论应用于教育、教学领域的特色,将理论简化,细化应用,形成易于操作的程序和模式,这个领域的研究,在国内非常少见。
六、国际视野的中国系统功能语言学
系统功能语言学在中国学术界蓬勃发展,功能语言学与语篇分析高层论坛至今为止已经举办了十届,其中七届均在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举办,中山大学已经成为国内功能语言学研究的重要阵地之一。中山大学的余娟介绍了中国学者在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中的发展动向。在2011年7月的第三十八届大会上,黄国文教授当选新一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学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国的功能语言学研究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全面的认可。
七、后记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研究在国内甚至世界范围内已经颇为成熟,理论基础雄厚,但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与教学以及跨学科的研究还有许多地方值得突破。在教学中学习,将科研带入教學是本文集向青年语言教师提出的启示。系统功能语言学之所以在中国蓬勃发展,是因为系统功能语言学适合中国学者研究,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适应汉语或汉藏语系使用者的思维模式,所以应当更多的将这些理论应用于中华文化的研究。青年学者所要做的就是将这些理论更好地吸收,解释更多本族语语言现象,这才是我们最终所要达到的学术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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