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语境中文学理论论文

[摘要]20世纪初，雅各布森从语言人手来研究文学如何成为一门科学，这种本体论的文学思想源于那个时代对文学采用社会学、历史学研究的反驳。而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性是对传统文学理论领域中这一名词的借用，众多的电子文化模式分享了文学属性的一个或几个，这种分享打开了文学性的概念，视文学性为一个开放性的概念。文学在历史的发展中具有传承性，因为文学性是文学的灵魂。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大众文化语境中文学理论论文 (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大众文化语境中文学理论论文 篇1：

走向“大文学理论”

大众文化已然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化语境和文化样态，它对文学理论研究的影响非常深刻，它使得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研究方式、研究目的都发生了转型，走向了“大文学理论”。“大文学理论”是一个借以概括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转型之后的文学理论知识型。“大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不局限于文学，研究方式是跨学科的、阐释性的，研究目的是为了理解外部的社会历史文化世界和养成实践型的心性人格。“大文学理论”转型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论证，依然是一个需要文学理论界予以关注的基本理论问题。

[关键词]大众文化；大文学理论；当代文学理论；文化研究；转型

肖明华(1979－)，男，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文化研究。(江西南昌

330022)

本文系江西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现代性反思”(项目编号：ZGWll09)的阶段性成果。

一

大众文化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重要性，几近达到无论如何评说，都不为过的程度。仅以其影响所涉及的长短时段而言，就可述之为三：

其一，由于大众文化表征并以“隐形书写”的方式参与了以资本、欲望、消费、享乐、财富、竞争、成功为主要内涵的新意识形态的建构，同时对于实际构造一个全新的社会结构以及塑造一个时代的好生活想象来说，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认为：它对于20世纪90年代这个十年时段的建构而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至于有学人说道：“90年代谁都离不开大众文化。”

其二，大众文化在百年文化发展的时段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学者说：“如果有人问起20世纪对人类影响最大的文化现象是什么，那就是大众文化的兴起。”这的确有几分道理。因为大众文化的兴起使文化自身发生了百年以来的转型。如果说20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曾因两次世界大战而使得文化几近成为民族的寓言，大多时候都被赋予了革命、救亡、斗争等宏大叙事的功能，并且还因二战后的冷战格局的逼仄，使得文化几乎成为显白的意识形态工具，那么，大众文化的兴起改变了这一切，它使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不再那么直接，而是与日常生活发生了关联。这一点有学者予以了深刻的指认：“不管大众文化是恶魔还是福音，它都是20世纪冷战结束后人类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它的存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其三，即使置于千年的文化史框架中，大众文化也可谓是占有重要的位置。有学人依据大众文化的特性指出：大众文化的兴起表征了群体文化向个体文化的转型。这话很有道理，因为大众文化的确是一种参与可能性极大的文化形态，它在程序上吁求任何个体的参与和选择。这一点即使不可以在大众文化的生产中直接做到，基本上也可以在关于大众文化的消费时达到。支撑这一点的缘由，与大众文化乃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有关。有学者认为大众文化表征了人们生存方式的改变：“从深层结构的角度看，90年代娱乐文化的勃兴所蕴涵的是，当代人的生命存在方式正由延续了几千年的‘生存一实用’结构转换为当代的‘生存一娱乐’模式。”…也就是说，大众文化回到了文化自身，它自身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因为唱卡拉OK、上网、看电影这本身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

回到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大众文化更是时代的文化英雄。有学人甚至仿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哲学化地将这个时代命名为了“大众文化时代”。不妨说，这是一个有学术阐释意义的话题。在这里，我们只将关注点放置在，因其所致的文学理论研究的转型变化，这个具体的学术问题之上。我们的目的是要看看，如此重要的大众文化，是如何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它的影响又具有怎样的局限性，等等。

有学人曾指出：“90年代中国文化界的一个明显事实是从对文学的‘审美’本质的思辨性沉思转向具体的‘审美文化’或‘文化’研究，已成为愈来愈多的文学理论学者不约而同的选择。这使我无法不获得这样一种清晰的感受：中国文学理论已经和正在寻找一种面向文化的新转变。”的确，20世纪90年开始，就有诸如审美文化研究、大众文化研究、文化研究以及与大众文化语境相关联的“理论的批评化”(批评理论)、文化诗学，等等一些与文学理论研究有关的转型方案、理论话题乃至专门领域。这已然可以让我们感受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在大众文化的语境下，发生了怎样的变迁。

二

不妨说，从知识学的角度看，大众文化的兴起成为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转型的一个重要的知识生产语境，它使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发生了转型。一定意义上可谓是走向了“大文学理论”。所谓大文学理论，其具体的内涵表征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其一，研究的对象跨出了文学，扩大到了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大众文化现象。这些大众文化现象，往往是与大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表意实践活动和具有较大构造生活力量的物质产品。

文学理论关注大众文化等文化现象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大众文化是这个时代的重要表意符号，甚至文学都已然在这个市场经济时代不可避免的大众文化化了。正如有学者所说的：“大众文化的转型使文学面临其产生以来最大的挑战，文学进入边界日益模糊的‘泛文化’状态。”另有论者指出：作为大众文化的影视，用参照、吸收、改编等手段，使曾在20世纪80年代诗意启蒙主流中扮演精英角色的文学，转向大众文化。从这个方面看，大众文化抑或并非专指一种具体的文化形态，而是指任何一种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所具有的“现代性”。有学人甚至还认为：用“泛文化”并不准确，因为它本就是社会转型的必然伴随物，是一种全新的文化现象。文学理论因此也就与大众文化研究不相冲突，甚至于转向为一种大众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或文化理论，才可谓是做到了大众文化时代文学知识生产的名副其实。一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20世纪90年代文学作品大都是以一种文化文本的面目出现的，因此，20世纪90年代文学批评转向文化批评“是一种合情合理的选择”。

同时，如果考虑大众文化时代的文学性扩散，使得广告、媒体信息等都具有文学性，那么我们不妨说，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确实需要变化，并且这种变化也一直在进行着，那就是以“文学性”作为其研究的对象。这种以文学性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理论，常常被名之为批评理论／文化研究，也就是我们所言及的大文学理论。

此外，我们还可以就此补充一点，那就是大众文化的兴起促成了一种文学的文本观的被接受。这种文学的文本观，将“文学”视为一种“语言符号”，并且不将此一语言符号看做是壁垒森严的“牢笼”，也就是认同了德里达的此一观念：“当批评家们把我的工作看作是这样一个见解的时候，我总是感到非常惊讶：语言之外别无他物，我们被囚禁于语言之中；实际上，解构主义想要阐明的恰恰是

相反的观点。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首先也是对于‘他者’和‘语言的他者’的探寻。”不妨说，大众文化的兴起，使我们接受了语言学转向之后的解构主义的观念，即认为世界都文本化了，而且相信这个文本的“文本性”仅是一种“语言符号”，作为语言符号，任何文本都是一种差异性的存在，永远不能实体化的显身为一个“本质”，而只能持续的延异下去，这就是“文本之外无他物”。因此，我们能做的工作，就是去理解文本的意义，而文本的意义是在与其他文本的比较、组合中显身，也就是文本乃文本间性的一种关系性存在。换言之，在大众文化的视阈中，文学／文化没有一个什么永恒的实体需要坚守，文学／文化乃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所谓的高雅与低俗、民粹和精英、审美与非审美、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几乎都是可以任意跨越的，甚至根本就不把这样的区分当成是一个问题。原来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论也被重构，认为文化也是一种物质力量，是“社会再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不是决定与被决定，而是互证、互释与互择的关系。与此一致，大众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理论研究也往往不认为文学／文化有一个什么本质，而更多是将它视为一个文本，一个需要置于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定位和理解的文本。人们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文本，不同的文本之间可以成为阐释的关系。

其二，研究中的理论资源及其提问方式发生了变化。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理论，不再局限于传统本体论的那种哲学式的提问方式，而选择了现代社会学／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更为自觉地成为一种跨学科，乃至反学科／无学科的研究形态，任何学科资源都可以被使用。

早在1994年，张法就认为：“有一个共通的东西是可以感觉到的，这就是文学研究正在汇入超学科的文化研究之中。”这种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如果要说是文学理论，那它也只能被称之为一种“大文学理论”。这种“大文学理论”研究的提问方式，它不以问“是什么”为旨趣，而以解释其发生的现实文化逻辑、社会机制和语境原因为指归，其学术旨趣是试图将研究伸入到社会结构中，达到接合学术与现实的效果。因此，它不再去抽象地问文学是什么，文学有什么用，作家创作的心理机制怎样，读者怎样欣赏文学，等等所谓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换言之，它将研究的问题转换为了一种文本之所以成为一种文本是如何可能的?不妨说，在大众文化语境下，任何文本都难免是大众媒介、市场逻辑、大众趣味等合谋的产物。因此只有这种提问方式，才有可能切入到问题之中，并得到实在的回答，才能追问到其文化逻辑、社会机制和语境原因，等等。甚至也可以认为，只有转换这种提问方式及其所表征的研究方式，所获得的回答，才有可能具有较大的阐释效用。这也正是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之所以如此提问的一个实际原因。不妨说，在这种提问方式的转换中，也就逐渐的发生了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的转型，从此以后的主导研究方式主要是“描述并介入‘文本’和‘话语’(即文化实践)在人类日常生活和社会构成之内产生、插入和运作的方式，以复制、抗争乃至改造现存的权力结构”。换言之，也即是走向了“文化研究”。

然而，为什么这种文化研究的研究方式能够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流通开来?原因恐怕也比较复杂。从小处看，这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的大众文化的兴起改变了文学的实际存在方式，人们因此也就需要改变理解文学的方式，一如上述的将文学视为“文本”，而与这种“文本”观相契合的正是批评理论／文化研究。从大处说，这种方式恐怕是切合了整个社会历史文化的转型，提供了人们一种参与、理解这种转型的途径。有学者因此不无道理的指出：“文化研究，特别是大众文化研究的出现与兴盛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局限于文论内部的一种自我逻辑发展，而是复杂的社会文化现实与文论发展的内在需要共同促成的。”恐怕的确如此。

其三，研究的目的不再以建设内在的心灵世界为重，而将理解外在的社会历史文化世界视为其旨归。内在的心灵世界被指具有道德理想主义和审美理想主义的嫌疑，这种嫌疑所表征的也正是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的局限。在世俗化时代，它们不是证明为虚幻，就是被指认为需要被“转换”。即从建设内在的心灵世界为重，转换到注重理解外部世界为主，抑或就有一种难能可贵的启蒙意味了。

这种转换还使得文学理论研究，不以对文本、受教育者、其他研究者的“立法”指导为指向，而以与文本、受教育者、其他研究者共同攀谈和“阐释”这个外在世界为旨趣。在20世纪90年代，有不少学人发生了这种转换。而之所以要发生这种转换，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大众文化塑造了这个时代的精神趣味所致。这种精神趣味，在我们看来就是公共性精神趣味。所谓公共性精神趣味，结合阿伦特的看法，不妨认为，它是现代世俗社会的一种精神认同，是一种具有可见性、世界性特点的精神形态。它表明每个个体能够在一个共同的世界里用言说、行动等可见的方式来凸显其个体性，并因此而获取一种超越但不取消其私人生活的、有尊严的公共性存在。大众文化时代的公共性精神趣味，使得文学理论研究的目的越来越世俗化、公共化了，因此，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较为看重其与公共领域关联的知识合法性。

具体而言，文学理论研究因此有了更为切实的目的，那就是要参与到社会文化的建构中。大多数研究者是希望通过切实的学术研究，来推动大众文化／文学朝着更为公共性的方向发展，既而让这个世俗的现实社会变得更为的自由、平等、公正，等等。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并非说此前的文学理论就没有自由、平等、公正的诉求。只是说，此前的这些诉求更多的是一种体验中的建构，表现出远离尘世和疏远政治的旨趣，是以退为进的方式，而且这种诉求还非常的有“共识”，一如有学人所言及的新时期的“个人共识”，即强调个人主体、个人解放乃文化的中心议题。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公正的目的则更为具体，更强调落到实处的建设，因此，它的研究也就更加的语境化和分析化。而且由于不同学人对这种自由、平等、公正的理解判然有别，因此更多的是表现出分化，所谓的新时期共识几近消失。

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的“大文学理论”关注大众文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大众文化通过其强劲的“新意识形态”能力，在塑造这个社会的结构，因此才引发了诸多文学研究的知识分子的学术兴趣，这其中恐怕暗含着的正是一种学术研究的目的和利益诉求。而这种目的和利益诉求，无疑因为大众文化而发生了转换。它更多的不是分析大众文化如何审美，而是爆破其隐含了怎样的权力，表征了哪样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具体的社会机制和语境原因使得一种大众文化之所以成为一种大众文化，等等。通过这种研究，既有可能找到大众文化的症候所在，还有可能爆破一个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既而推动整个社会文化变得更为合乎自由、平等、公正等

现代性价值。这样的研究目的也恐怕是一种更为切合语境的人文关怀。所以，它并非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认为大众文化研究“缺乏了人文的关怀”。当然，这与此前的文学理论更多的是局限在文本之中和审美之城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它扩大了阐释的视阈，将文本置于更大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来理解，并且将这种理解视为一个文本与另一个文本之间的互证与互释的关系。它不以区分出文本的好坏高低作为最终的目的，不以审美判断作为文本评价的旨趣和标准。它的最终目的更多的是为了解释一种文本之所以如此的原因。

三

由上之述可见，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的转型与大众文化的兴起的确关联甚密，几近成了一个学术常识。不妨说，只有在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的这种“大文学理论”转型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审美文化、大众文化在20世纪90年代如此迅速地进入到了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阈之中，在其合法性都未曾来得及详加论证的情况下，它甚至就成了文学理论界专门的研究领域。同时，也正是在这里，我们才能理解，这种充当了大文学理论的转型功能的审美文化、大众文化研究的知识合法性区分，为什么往往也以“转型”为标准。由此可见，转型提供给了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一种较具合法性的话语权力。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反思当下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境况时，往往将其不如人意之处与大众文化兴起的语境勾连起来，比如，有学者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文学理论的“影响力逐渐减弱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仍然拘守在原有的学科体系和模式中，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大众日常审美经验和文化生活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这种说法当然有其道理，在一定程度上可谓是凸显了大众文化的重要性，但它有忽视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已然发生了转型的嫌疑。事实上，90年代的文学理论，并非拘泥于原有的学科体系和模式中，且不说转型已然一如上述的发生，仅就大众文化已然作为了专门的研究领域就可以看出。有学人曾较早指出，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从“被歧视、受冷落的境遇一跃而成为影响文化主导性的力量，实践呼唤一种面对当下发言、富有阐释效力的文学理论话语的生成。在这种情势下，文学理论研究发生了潜在的然而却异常明显的转向”。不妨说，这样的判断是较为准确的，这恐怕是由于把大众文化研究纳入了文学理论转型的框架之中，将诸如大众文化研究以及与大众文化语境相关的审美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文化诗学都视为了一种新的文学理论形态，才可能得出的结论。

然而，为什么大众文化语境下发生了转型的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往往会被人视若无睹，并不满意呢?这里不拟展开论述。而仅仅提出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来予以简要的讨论。在我们看来，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大众文化的兴起为什么就必然要使得文学理论发生转型，这样一个具有前提意义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自觉的论证。这绝非一个不重要的问题。

其一，转型并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将大众文化的兴起与文学理论的转型勾连起来，其合法性的获得更多的是借助于对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理性分析而来。但这种语境，毕竟与文学理论之间有着难以量化的诸多中介环节，诸如为什么语境变换，就一定会导致文学理论的随从更替，甚至于还认为要识时务般地主动投靠为佳之类的问题也多有存疑，如此境况之下，使得文学理论为什么要转型以及如何看待这种文学理论的转型等问题难免会引起诸多的争议。

还有更为现实的问题是，我们往往是依据一种知识社会学的分析框架，认为有怎样的社会文化语境，就会有怎样的文学理论转型，甚至还是在相对而言纯粹、理想的语境中想象与认同于这种时兴的转型，而对这种转型缺乏深入的、有学理的批判性思考。然而，事实上，某一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其实并没有这么纯粹和理想，它所裹挟的某种弊端，也完全有可能酿成一个日后的病灶。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的转型，其社会文化语境恐怕也没有这么纯粹和理想。因此，它所固有的弊病难免早已植入到了文学理论的转型之中，使得这种文学理论的转型也就不可否认的具有某种局限性。晚近有学者非常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认为一个并不完美的社会语境使得20世纪90年代的大众文化／文学在发挥其“祛魅”的积极功能时，也携带有犬儒化、无聊化、娱乐化的弊病。这种情况之下，大众文化的兴起与文学理论的转型之间的关联性问题，岂不应该被重新“事件化”的加以理解和思考么?答案是肯定的。

其二，什么是好文学理论，这个既与合法性相关，又具有正当性的问题，并没有在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转型的语境中被讨论，更遑论达成共识。如此，就会导致什么是文学理论这个问题被遮蔽起来，以至于人们不认为诸如与转型有关的大众文学研究、文化研究、文化理论、批评理论甚至文化诗学等视为文学理论。不妨说，文学理论界对于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是怎样发生的，它包括了哪些形态、探讨了哪些问题、有哪些好的文学理论文献，恐怕都不是很清楚。它也不可能随着大众文化的发生和文学理论的转型而得以自然而然的解决。

正因此，大众文化的兴起与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的转型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需要继续进行研究的课题。诸如文学理论为什么要转型，文学理论的转型是如何进行的，什么是大众文化语境中的好文学理论，转型后的文学理论是什么，转型之后的文学理论研究如何可能，等等问题都应该得到更为深入的论证，都应该接合到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文化语境乃至当下的问题意识中予以理解。其意义不可谓不大，至少它是一个牵涉到文学理论学科发展的基础问题。这里仅乃抛砖引玉而已，其意乃是期待着学术共同体能因此而投以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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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邢建昌，90年代文学理论的发展[N]，文艺报。2000－12－05.

[责任编辑：张丽]

作者：肖明华

大众文化语境中文学理论论文 篇2：

传统与惯例的延伸：从纯文学到文学性

[摘要]20世纪初，雅各布森从语言人手来研究文学如何成为一门科学，这种本体论的文学思想源于那个时代对文学采用社会学、历史学研究的反驳。而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性是对传统文学理论领域中这一名词的借用，众多的电子文化模式分享了文学属性的一个或几个，这种分享打开了文学性的概念，视文学性为一个开放性的概念。文学在历史的发展中具有传承性，因为文学性是文学的灵魂。从文学传统与惯例的延伸角度看，从纯文学到文学性的理论探讨具有历史的有效性。坚守文学性的价值，是对人类精神世界价值的肯定。追求美、渴望内心的完善与自由是人类的理想，并感召着文学的不断实践。

[关键词]纯文学；文学性；传统；延伸

近代中国的文学思想发生了现代转型，纯文学概念的提出沿用了西方学科分立的现代文学思想，从“文史哲”统一中走出的文学有了自己的独立意识。在纯文学发展之初，王国维的文学思想代表了纯文学观的基本内涵：主张文学的审美独立精神，同时实现人生现实苦难的超越。审美与精神超越成为现代纯文学观的基本内核，这一思想在经历五四时代的历史发展后，对文学传统形式的继承也成为追求文学美学精神的作家的自觉主张。20世纪30年代的京派文学强调纯文学对现实的严肃性介入，从而纠正了唯美主义造成的文学与生活游离的弊端。现代纯文学思想关于文学本质的探寻深深影响了不同年代作家的文学创作。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为文学正名的年代，在纯文学思想的感召下，朦胧诗、先锋派小说等创作和关于韦勒克、沃伦的“内部研究”理论及重写文学史等问题的探讨代表了那个时期作家和理论界对于纯文学的理解。纯文学概念似乎不言自明，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学与市场的关系日益紧密，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结构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大众文化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所确立起来的文学观念发生了转化，文学性这个词语的使用逐渐频繁，而纯文学这个概念受到了更多的质疑。

2001年，有一批学者就20世纪80年代的纯文学思想进行审理，李陀在《漫说“纯文学”》一文中表达了在80年代坚持纯文学具有的积极意义，也指出在90年代这种坚持有所遗漏的地方：“九十年代的大多数作家并没有把自己的写作介入到这些思考和激动当中，反而是陷入到‘纯文学，这样一个固定的观念里，越来越拒绝了解社会，越来越拒绝与社会以文学的方式进行互动。”李陀将“70后的私人化写作”作为纯文学的表现，他说：“虽然‘个人化’写作只不过是九十年代‘纯文学，的一种形式，是其中的一个类型，但由于批评所给予的特殊荣誉地位，它对‘纯文学’的整体生存和发展有了特定的意义一尽管很多作家并不赞成甚至要反对‘个人化’写作的具体主张，他们却赞成其中所包含的文学写作要‘纯’，要从个人经验出发考虑自己对写作的态度这种文学倾向。”在纯文学思想的争论中，对于纯文学的批评多认为文学与生活之间的距离拉大，而对于纯文学思想的支持来自对于纯文学的不同理解，支持者认为纯文学是一种理想的文学，那里有最深的世俗情怀，20世纪90年代不是有太多的纯文学而是太少了，将私人化写作等同于纯文学写作的看法是值得商量的，同时应该坚持纯文学的写作，突出作品的文学性。

关于文学性的认识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逐渐成为热点的理论问题。从纯文学到文学性的话语转变，一方面是纯文学理论自身缺乏系统的建构，另一方面是社会文化发展的转型所致。贺桂梅指出：“大致可以说，80年代是我们今天有关‘文学性’问题的发生期。”这一观点突出了对文学性认识的历史连续性角度，也让我们看到了纯文学与文学性之间的历史传承性，这是文学传统与惯例的延伸，为我们认识复杂的文学性问题提供了历史的维度，也让文学之“纯”充满厚重的意味。

一、文学性的思辨

纯文学经常遭到脱离生活实际的指摘，一些人认为纯文学进入了个人化的空间而失去了与公共领域的联系。蔡翔指出：“电子传播媒介、现代交通和经济全球化正在将世界连为一体。种种新型的权力体系已经诞生……然而这时的‘纯文学’拒绝进入公共领域。”在新世纪之初对纯文学的批评也多认为纯文学渐渐失去了对社会生活现实的介入性。从现代纯文学思想的发展过程来看，以审美的方式来介人生活才是纯文学的内涵，可见对待纯文学存在着不同的态度。纯文学所陷入的理论困惑，就像丁尔刚一篇文章的题目《水至清，则无鱼——“纯文学”的生存危机源于这个“纯”字》。同时在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中，纯文学概念的内涵受到反本质主义思想的消解。对文学概念的理解，既受历史文化语境的影响，也与文学自身的特点相联系。文学性的采用正是文化语境变化的结果，对于文学性的不同理解反观了纯文学观具有的理论内涵。关于文学性的理解有两种主要的观点，一种源于这个词语诞生时的文化内涵，一种源于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不确定性。

20世纪初，雅各布森从语言人手来研究文学如何成为一门科学，这种本体论的文学思想源于那个时代对文学采用社会学、历史学研究的反驳，他指出：“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说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文学性是文学的本体和本质，雅克布森的研究路径具有科学主义的特点，他通过语言形式的研究确认文学的这种特性。俄国形式主义通过语言的陌生化方式将日常语言转化为文学语言。语言是人类的栖身之所，如何实现这种诗意富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俄国形式主义与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之间有着深层的理论联系，俄国形式主义注重探索运用语言的方式，英美新批评注重文本的细读，结构主义寻求语言的结构，它们都在语言层面上来确定文学这一学科的科学性，所从事的理论研究工作是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称作的文学内部研究。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日常语言与文学语言的不同在于后者经过作家主体的情感与想象处理，成为承载审美体验的言语。可见，文学语言的陌生化是写作的一种技巧，目的在于促成阅读感受的新异，从而实现美感的产生。以雅各布森为代表的俄国形式主义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认识文学的本质，促进了西方文学理论中对于语言形式的深入研究。他们从作品出发避免了以作家为主体的社会学、文化学研究对文学作品的忽略，是对那个时代文学研究存在问题的一种反思，并非意味着割裂文学与社会生活的联系，而将文学置于纯粹的形式主义。在“莫斯科诗歌语言研究会”那里本质主义的文学性与纯文学大致相同，雅各布森曾说过：“纯文学的共同点，诗歌的功能在纯文学言语结构中的烙印，为整个文学价值提供了明显的特点，因为文学史具有一条主线，能够把所有研究普遍性规律的科学汇总起来。”寻找文学的普适性概念一直是西方文学理论界不懈的追求目标。

如果从语言的角度来认定文学性的边界的话，就回到了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语境上，也就不存在文学性发散的情况。而如果将历史演绎中的诸多关于文学本质的理解纳入到文学性上来的话，文学性的内涵本身就早已经扩大了。雅各布森在《诗学问题》中就发现了将文学性限定在语言领域的非严密性：“常用的口语也使用头韵和其它谐音手法。在有轨电车上，您可以听到许多玩笑话，它们与最微妙的抒情诗有着相同的形象结构；而闲暇时神侃的结构规律与短篇小说的规律相同”。可见，任何对文学性做单一界定的理论都因为理论的不完备而受到质疑，文学性这一概念应该包含文学所具有的多元的属性，是一个内涵周全的完整性概念；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而在后工业时代，随着电子媒介的多元发展，文学性这个概念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只要具有文学属性的一个特点即被认为赋予了文学性。

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性是对传统文学理论领域中这一名词的借用，众多的电子文化模式分享了文学属性的一个或几个，而不是全部，这种分享已经打开了文学性的概念，视文学性为一个开放性的概念。由于艺术门类本身存在着相似性，所以会有文学性蔓延的说法，实际上那个相比较而言的文学性有着特定的“话语场域”，前者与后者是两种意义上的文学性。希利斯·米勒的《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从德里达的《明信片》谈起，德里达关于在电信时代文学将不复存在的断言引发了米勒的忧虑与思考，从中可见纸制文学“生存场域”的改变。电信技术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人与世界的联系方式，过去通过文学书籍所形成的文学想象空间无疑被各种电子媒介压缩，“新的电信时代的重要特点就是要打破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内心与世界之间的二分法。”网络人类的形成标志着电讯技术的崛起，以“我思故我在”为标志的现代理性精神受到了挑战，文化的开放性成为新兴媒介文化的重要特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在后工业时代兴起，而文学的命运与当下性成为后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当有学者慨叹传统文学式微时，大卫·辛普森却有着惊人的发现，他认为后工业时代是一个文学性统治的时代。

现代语境中的文学性与后现代语境中的文学性是两种不同的存在，对文学性的认识从本质主义走向非本质主义，即文学性由文学的专有变成了多种艺术形式的共有，也可以说是分享。后现代语境中的文学性以小带大、以偏概全，以文学的修辞、想象、虚构取代了整体的文学。对于整体性的质疑符合后现代的思想逻辑，此时的文学性已非历史传承中的文学性。如姚文放的文章题目：《“文学性”问题与文学本质再认识——以两种“文学性”为例》，的确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学性。

二、话语转换的有效性与复杂性

在后工业时代，大众文化兴起，人的感性存在受到更大的关注，而精神性的存在往往被忽视，对个体价值的思考呈现出不同的取向。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文学终结论和文学边缘化的声音不绝于耳，日常生活成为重要的个体活动场所，而关于意识形态理论和语言权力意识的后学思想又解构了文学自律思想的存在合理性。正是在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中完成了对狭义的文学性这个概念的解构，开放性的文学性得以蔓延。以文学性视角来研究历史、哲学、电子新兴媒介文化，使得文化研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显学，而文学的学科特点出现了模糊，当代的文学研究跨学科特点明显，文学理论面对现实以理性的自觉开始扩容。日常生活中生活价值的凸显和大众文化的迅速发展的确扩大了文学、文化的受众群体，这是历史的进步。余虹先生从“后现代思想学术的文学性、消费社会的文学性、媒体信息的文学性、公共表演的文学性”四个方面论述了后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学性蔓延的现象，可见文学性这个概念的内涵已变得多元而不确定。

现代主义文学所确立的理性价值、总体性的历史观念在西方的后学理论中受到了质疑，也说明在20世纪50、60年代，伴随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人所生存的文化语境发生了改变，填平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鸿沟成为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追求，不确定性成为新的文化特点，文学性也以蔓延的姿态成为哲学、宗教、经济学、新媒介文化的共享，无疑冲击了现代社会以来所确立的学科分化和独立意识，体现在文学领域就是纯文学观念的舍弃和文学性概念的采用，而纯文学与文学性之间的历史传承被遮蔽，文学本质思想的历史有效性和合理性被忽略。

如果以发散的文学性来看，当代的文学创作可以说是浩如烟海，网络文学的快速发展让文学写作成为一种相对自由的追求，只要你爱好文学就可以从事创作，这打破了作家具有的专业性身份。新媒介文学中的网络文学是通俗文学的另一种形式，文字写作者的自由度较大，易于进入消费主义模式，武侠、盗墓、穿越、奇幻的类型写作与大众的日常需求相吻合。电影电视剧在大众文化的发展中方兴未艾。以影像为主体的图像文化，不同于文字阅读的文学，带给大众感官的愉悦与娱乐享受，以票房为标志的“粉丝电影”更显出消费时代的文化特征，艺术性不是单一的文化追求，而逐利性成为重要的文化生产模式。大众的日常生活被各种图像包裹，原来的阅读时间让位于读图时间，一个新的文化生存空间正在打开，既有的价值观念和文学观念都在发生改变，原因在于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发生了变迁，而人的信息文化接受方式也已改变。解构主义、后理论的艺术主张反映出文学面临的语境变迁，在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文化研究者注重从文学的社会规范人手，将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认识文学的存在。

在电子媒介兴盛的年代，文学性是消解了还是蔓延了，站在不同的文化立场上会有不同的声音。王岳川在分析后现代传媒中的文学性时谈到：“其实，文学性有多种，不仅有虚构、想象、象征、叙事等语言修辞手法，更有文学之为文学的本体性存在。在后现代传媒中文学性已经逃逸到文化中，仅仅成为大众文化的形象符码。”身处大众文化群雄争霸的文化语境中，将本体性的文学性作为一种文学追求是文学经典内在生命的呼唤和历史语义的合理延伸，在这样的视域下来认识从纯文学到文学性的合法性富有积极的建构意义。

文学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具有传承性，因为文学性是文学的灵魂。《左转》的叙事风格、《史记》的抒情特点都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西的文学传统中，在历史著作中都可见到浓浓的文学性传统，那时文史哲不分家，彼此并没有现代意义上学科特点。现代主义知识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讲究分科，强调事物本身的特点和追求事物的本质性特征。这一本体论的现代文学思想在近现代中国以纯文学一语出现，将绵绵的文学生命之长延续，并紧密地结合着近现代的历史、文化，发出文学自我的声音，这声音是作家主体性生命意识的体现，来自于经典性的文学生命的滋养，来自于那些伟大作家的文学文本。吴玉杰认为：“考察文艺作品经典性的内在构成有两个重要的维度，一是时间的维度，从历时性考察，文艺作品经典性存在超越了它所属的时代，在所有时代被阅读，亦即艺术生命在历史长河中存续；二是空间的维度，经典超越它所属的创作个体与所表现的对象个体、所属的与所表现的民族与国别，在世界文学视域中被阅读，具有人类普遍性的特点。所以文艺作品的艺术生命具有超越性，而这一超越性源于文本的审美性、原创性以及对话性。”文学经典是文学性生动的注解，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法国作家莫迪亚诺在颁奖礼上的演讲中提到，作家更要有写的才华，这是对运用语言的一种强调。相比于19世纪的伟大的小说家，如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的作品呈现了那个时代的时间节奏，不同于微博时代的作家，莫迪亚诺自称过渡的一代作家，但他对未来的文学充满希望，坚信他们会像荷马以来的每一代作家从事的创作。在这里莫迪亚诺谈到了作家与他的时代的关联性，同时也提到了伟大作家对一些永恒价值的追求。

关于文学性的现代性理解可以涵盖在“文学是什么”的历史性思考之中。郑崇选谈到的“从纯文学到文学性正是文学评价体系的不断变化”，反映出文学观念的历史建构特点。“文学是什么”可以说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化，有多少关于文学本质的概念就有多少文学性的理解。童庆炳曾谈到：“文学是发展的，文学观念也是发展的。有多少种文学观念，就会有多少种对文学性的理解。”这似乎回到了后现代语境中对于文学性的理解。而实际上历史上不同的文学本质探讨都是在本体论视域下展开，它们有一个相同的问题出发点。关于文学性的理解始终都要回到俄国形式主义所注重的文学语言层面。随着上个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所确立的新时期文学思想，审美成为我们这个时代认识文学的基本出发点。文学通过语言来实现审美是从现代纯文学观念发展到本体论文学性确立的基本内容，具有历史的稳定性。南帆曾说过：“《冲突的文学》将文学的固执表述为审美。”只要人类存在，文学与人的联系就不会断裂，文学的传统与惯例始终在人类的历史发展中具有有效性，它或明或隐，在文学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并影响着现实的文学创作与文学阅读。

从本体论角度出发的文学性是对人生价值虚无的矫正。文学性的蔓延是否能实现文学与生活对话的可能还有待于研究。日常生活的虚构性打破了文学与生活的界限，大众与文学都面对着一个仿真的世界。文学的泛化、文学主体性的客体化、文学学科的跨学科化，一面扩充了认识文学的领域，另一面也使文学的界限变得模糊了。不确定性、平面化导致了价值认同的混乱与虚无，沉于物的个体生命没有精神的“高蹈”，造成了非理性的混乱。而重视人类精神价值的文学写作，以对世俗最深的关怀姿态，使大众在文本阅读中认识到人性的不完善，而获得审美意义上的精神提升。这是电信时代的我们所面对的生活，也是文学的现实场景。文学如何面对现实，发出自己的声音，姚文放的理论观点富有启发，他说：“文学之为文学，取决于文本自身性质与外部对文学的看法、需要、评价这二者的复合关系，而在这二者的背后，都分别展开着一个广阔的世界，其中每一桩事物、每一种因素，都可能对文学与非文学的界说产生影响”。关于纯文学与文学性的思考正是文学文本自身背后的世界，纯文学与文学性都是一个复合型综合性的概念，对于自律性与独立性追求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独立于生活之外。

三、文学性的坚守

大众文化和新型媒介文化的崛起使文学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的位置发生了改变，文学的边缘化和文学终结论与此相关。文学艺术的传播形式在历史中的不断演化是一个常态。在文化的稳定期，那是与艺术共生的时代，艺术的承载方式的变化不易被察觉。而在文化的转型期，我们可以发现文学的变化，并以传统来衡量这种变化。德里达在《明信片》中所说的：“电信时代的变化不仅仅是改变，而且会确定无疑地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的终结。”德里达依循文学与语言的传统，发现了电子文化时代人与语言关系亲缘性的疏远，人的生存正在成为人与图像的关系。对于文学性语义的后现代语境下的使用，反映了纯文学所遇到的危机，是文学在消费主义境遇下的生存写照。

坚守文学性的价值，是对人类精神世界价值的肯定，源于审美的文学以自身的方式观照人生，为人类设定一个稳定的价值系统，现实的不完满与人性的复杂为文学的书写提供了恒久的命题，追求美、渴望内心的完善与自由是人类的理想，并感召着文学的不断实践。从近代王国维纯文学概念的提出到20世纪30年代京派文学的发展，纯文学思想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完善，并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20世纪80年代纯文学思想的集中表达，既与特定的历史文化转型有关，也是文学传统与惯例的当代发展。在后学思想庞杂的年代，重视纯文学思想的有效性是十分必要的，用文学性来替代纯文学是大众文化语境的反映，也与文字之“纯”本身的理论缺陷有关，坚守文学性与纯文学思想有着稳定的思想内核。南帆说过：“‘文学性’意味的是文学之为文学的品质，不可复制。”纯文学与文学性都是关于文学独立性的理论，文学是借助语言表达我们对世界理解的一种方式，有自己的概念内涵和边界。王岳川持有对文学性的本体认识，他说：“‘文学’是一种区别于其他问题方式的精神现象，而‘文学性’是文学之文学的内在规定性和本质属性。”

在众语喧哗的现实场域，对于文学理想的看法即精神价值的追问仿佛成为隐去的文学记忆，文学的存在与日常生活的界限变得模糊，那些仅仅流于私人化经验的写作，以欲望化的展示成为消费的场景，其实早已不能将私人写作视为纯文学的写作。没有了规约的感性经验在日常生活中大肆泛滥，看似张扬个性，实则损害了公共的利益。在公共文化领域中保持文学自身的属性才能不沦为大众趣味权力下的非本真存在，也才能更好地面对当下说话，而尊重个体问性的个体才能获得相对性的自由。20世纪90年代最初的私人化写作呈现出女性文学独有的价值与审美张力，而倡导身体写作的私人写作却失去了文学性的价值。

坚持文学性写作才能让作家保持自我的主体性，主体性是作家进行纯文学创作的基本前提。对于文学性的坚守体现了清晰的现代理性精神，“从学理上说，任何事物都是有自己相对稳定的特性、内涵和边界的——因为这是一个事物之所以存在的依据与理由，我们如果无限制变更其特性、扩大其内涵、抹杀其边界，那就基本上取消了这一事物。”这样的价值判断富有建构精神，保持了文学传统与惯例对文学的深远影响。童庆炳指出，审美性是当代的文学性，并深入阐发：“对于文学性来说，气息是情感的灵魂，氛围是情感的气氛美，韵律是情感的音乐美，色泽是情感的绘画美，这一个‘灵魂’四种美几乎囊括了文学性的全部。”童庆炳关于文学性的理解体现了深厚的文学传统精神，内蕴每个中国人的文学体验，这种体验从远古的神话世界而来，伴随唐宋诗词的翩翩起舞，以文学的方式印证了文学的民族体验与人类情怀。文学性的追求虽具有形而上的特点，但文学与日常生活的连续性始终在文学的视角之内。后现代理论视域中的日常生活价值也丰富了我们对文学的言说内容，文学性的实现必须依存于语言的书写与阅读。

四、结语

不采取非此即彼的简单思维方式，对于文学性的坚守和对纯文学的理解是建立在文学与人生的实际联系上，这样的坚守才富有意义。赖大仁曾有这样的阐述：“如果说需要拯救文学，也意味着需要文学来拯救人自身，或者确切地说，人需要通过拯救文学来救治自己生存的片面性与精神匮乏，不至于在当下消费主义的现实生存中失去人生的意义，失去人性的丰富性，使人更多一些‘诗意地栖居’，或者如马克思所说，更加‘合乎人性地生活’。”从狭义的文学层面来看，文学性是衡量文学的重要尺度，而从广义的文学性层面来看，纯文学往往会受到更多的质疑。这两个层面在现实的语境中往往交织在一起，带来问题理解上的难度和理论体系建构的复杂。在电子媒介迅速发展的今天，文学名义下的成员可谓是五花八门，而贴近于纯文学领域内的文学性思考更加看重文学的语言与审美层面，并指向文学的超越性，在这个角度上来探讨纯文学与文学性的历史联系性，对理论求解现实是具有建构意义的。

作者：修雪枫

大众文化语境中文学理论论文 篇3：

守正与纳新：马列文论创新性教学理论与实践

摘 要：为更好地体现马列文论的先进性、时代性和针对性，需要在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论置于特定历史语境中最大限度“还原”的基础上，通过创新性教学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来实现。在内容创新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挖掘、提炼；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产生同时代理论语境的适度关注，充分体现出马列文论课程与其他相关文艺类课程的联系与贯通；在模式创新上，通过思维训练、教学手段等方面的改进和完善，不断提高学生自觉而有效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发现、分析、解决文艺问题的能力。

关键词：大学生 马列文论课程 创新性教学 理论 实践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课程在文学理论的学术谱系及系列教程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方法在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各类文艺批评方法陆续登场退场的喧嚣中始终在场，至今仍然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但同时也要看到，马列文论课程在当今高校的文学理论教学中存在着课程地位弱化、教学内容空洞化、思维模式僵化、教学手段老化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当代学术理论中的继承和弘扬。问题的症结不是马列文论本身，而在于教学方式需要改进。“重视马列文论教学不等于简单地强调这门课的指导地位，不等于直接在教学中加强对课程结论的灌输，增加课时量等等，而在于一定要让马列文论课在当今开放的学术气氛下获得真正的文化领导权。”[1]为更好地体现马列文论的先进性、时代性和针对性，需要在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论置于特定历史语境中最大限度“还原”的基础上，通过创新性教学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来实现。

一、教学内容上的创新

首先，在“回到马克思”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挖掘和剖析马列文论中关于人的生存发展和文学、美学内部规律及特点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未有专门的文学理论或美学专著传世，他们的文艺见解和美学观点，多半散见于他们的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的论著、札记、手稿和私人书信以及各种场合的讲话中，而且大多是比较零星的感受，这些内容也正是马列文论教学内容的主体部分。我们在讲授过程中对于这些经典文本的解读，除了强调这些言论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体系，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有机联系在一起的以外，还要从对这些经典文本的解读和分析中，不断发掘一些富有时代感、现实感的新思想和新学术内涵。这样不仅可以使马列文论的固有优势，如宏观视野、历史意识、辩证思维、实践观点、批判精神等得以强化，还可以对以往学习马列文论中认识不足或研究薄弱的一些部分进行重新审视，充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完整性。如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人学理论和人学思想的挖掘和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固然特别强调社会存在的优先性和第一性原则，但同时也强调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把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作为文艺的终极目标。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和人学理论、史学思想和人学思想、史学观点和人学观点、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是有机融合在一起的。[2]

其次，除了重点讲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论思想外，还应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置于更为开阔的时代背景和理论环境中进行解读，并将部分马克思主义“著作家”①的思想也纳入到教学视野中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并非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进行，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精神生产领域内的各种思潮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互动关系也十分重要，只有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产生、发展与同时期西方精神生产领域内的主要文艺思潮进行“参照”和“对比”，才可能更为深入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精神实质。如将存在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梳理存在主义思想在西方的发展脉络，对存在主义本质有比较清楚的了解，从而更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资本主义时代人的“异化”以及消除这种“异化”的途径的理论。[3]同时，伴随着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在全球的广泛传播，除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外，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著作家”们对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作出了一定贡献，对于他们的理论成果，可以在马列文论的讲授过程中，结合对一些重点难点话题的展开，有的放矢地给予引介与评析，特别是适度加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部分有影响的理论家观点的介绍。

再次，在以上教学内容得以拓展的前提下，充分体现马列文论课程与其他相关文论课程的有机联系。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挖掘富于时代感和现实感的内涵，提炼出更为贴近文艺学美学本质规律的内容，还是突破传统马列文论教学相对封闭的格局，从同时代精神生产的语境和经典作家之外的著作家言论中拓展理论空间，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最大限度“还原”马列文论生成、发展和演变的本来面目，增强马列文论的现实性与针对性。在教学上，通过这一“还原”工作，可不断彰显马列文论与其他相关文艺类课程如文学概论、美学，乃至西方文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等课程的联系与贯通。如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不仅把文学活动提升到人的存在方式的存在论高度来认识，而且把文学的本质界定为人的本质力量的自由的、想象性的和情感性的对象化和确证，还把文艺的终极功能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看成是高度一致的。[4]这些观点都有利于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文学概论中有关文学的本质和功能问题；在美学教学中，以美学的最基本问题即审美关系问题为切入点，在结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分析美和美感的发生问题的同时，加深对审美主客体之间在互动中所产生的“规定性”问题的理解。此外，适度关注马克思主义著作家的观点并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对他们的理论进行审视和分析，对于学习西方文论特别是20世纪西方文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等课程都不无启示。总之，这种联系与贯通，更能在一定程度上彰显马列文论的理论指导地位，凸显马列文论的宏观系统性和微观描述性的辩证统一。

二、教学模式上的创新

（一）优化思维训练

传统马列文论教学主要采取的是灌输式，即通过教师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解读和分析来传授马列文论知识，比较强调教师的“传道”与“授业”，这种教学方式对于马列文论这种理论性比较强的课程来说，还是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这有利于教师充分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引导学生对马列文论的经典文献条分缕析，对于学习理论中遇到的难点和困惑之处，也可以通过教师在课后的答疑解惑来解决。但这种教学方式的弊病在于，学生处在被动接受知识的情境中，几乎完全失去了根据自己的阅读经验和知识背景参与理论对话的机会，尤其是马列文论所擅长的思维训练等优势在这种教学模式中很难体现出来，尽管一再突出和强调马列文论对于培养学生思辩能力的积极意义，但在传统的教学方式中这种能力的培养无从谈起。在此，可以尝试“反思—实践”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对于思维训练的积极意义在于：通过全面、深入梳理马列文论的根本问题，基本问题，具体问题，在“问题—反思—运用—解决问题—理解原理”的往复“反思—实践”的过程中，以元典精神、质疑精神、创新精神，使学生既能学到能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理论知识，又能培养和提高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如发现问题，带着问题来学，可以有效克服理论的抽象、晦涩、歧义等因素带来的负面影响，防止马列文论教学的“蹈虚架空”，对问题进行“反思”，可以培养学习的主动性，激发谋求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最终都要落实到运用上，即运用经过反思的概念、思维方式来具体分析我们时代所面临和提出的形形色色的文艺美学问题。[5]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思维训练，从而达到在马列文论的教学过程中有针对性地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理论思维水平的目的。

（二）完善教学手段

完善教学手段作为教学模式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践性和可操作性是不言而喻的。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其一是多媒体教学手段的使用问题。应该说，多媒体教学手段的应用在当今各类教学场合已经成为常态，主要包括PPT课件的设计与制作，教学视频的选择等问题。首先是如何结合马列文论课程特点精心设计和制作PPT课件的问题。毋庸讳言，马列文论的教学内容具有理论性、逻辑性和层次感都很强的特点，在PPT课件的幻灯片上，不宜大量铺陈文字甚至直接把教材的内容照搬到幻灯片上，应该注重突出重点和难点，字数不宜过多过密，主要是把教学的提纲醒目地呈现于幻灯片上，并可适当体现出教学提纲内部各层次之间的逻辑关联，具体可运用PPT软件“插入”下拉菜单中的“组织结构图”和“图示”等功能，通过PPT课件的设计体现出马列文论课程的思辨性特点，增强教学效果。其次是精选教学视频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播放与马列文论课程教学内容密切相关的视频，可以起到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和兴趣，拓宽理论视野的作用。如纪录片《共产党宣言》、《思想的历程》、《卡尔·马克思》等等，考虑到有些纪录片篇幅过长的实际问题，可根据教学需要，选播部分视频片段，尽量与教学内容密切衔接，做到有的放矢。其二是介绍经典网站，推荐优秀读物和专业期刊。课堂教学的容量和时间毕竟有限，为进一步拓展学生学习马列文论的课外空间，更多涉猎学科前沿的相关信息，也为部分学生进一步深造提供参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介绍有关马克思主义学习和研究的专业网站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学术研究网站——马克思主义研究网；推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学者伊格尔顿最新撰写的力作——《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已有完整中译本）等著作以及国内有代表性的侧重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方法进行研究的学术刊物如《马列文论研究》（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会刊）、《文艺理论与批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等等。此外，结合学生社团的建设，组织与马列文论有关的评论协会；撰写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理论分析和评论文艺作品的小论文；适时延请国内知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学者来校进行专题讲座等等，都可以在不同层面上推进学生对马列文论学习的关注度，最终达到提高学生自觉而有效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发现、分析、解决文艺问题的能力，促进相关专业课程的学习。

马列文论教学的创新性理论与实践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如何通过更为行之有效的方式体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当代中国文艺实践的关联度；如何理解和诠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对当下中国大众文化生活的影响、价值和意义，并努力寻求其契合点；如何在继承与发展的二维辩证中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等等都成为马列文论教学中无法回避的重大话题。诸如此类的种种迹象都表明，在马列文论的教学实践中，坚持既“回到马克思”又“发展马克思”原则，不失时机地挖掘、深化、拓展马列文论的教学内容，优化、提升、完善马列文论的教学模式，将有助于马列文论的教学水准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本文为湖南省“十二五”重点建设学科[文艺学]资助项目[湘教发【2011】76号]；湖南文理学院2011年度教学改革项目“守正与纳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性教学理论与实践”，项目编号：JGZC1103。）

注：

①所谓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家”，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恩列斯毛等革命导师和领袖人物）之外，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层面和不同程度上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理论家和革命作家们。主要包括四类人物：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们，如弗·梅林、保尔·拉法格、卡尔·李卜克内西、蔡特金、卡尔·考茨基等人；俄苏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如普列汉诺夫、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等人；20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如早期共产党人、瞿秋白、周扬、蔡仪、冯雪峰等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

注释：

[1]霍炬：《马列文论课程的教学与理论立场》，黑龙江高教研究，2008年，第1期，第169页。

[2]陆贵山：《重读经典文本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第123—128页。

[3]刘谦：《“马列文论”当代形态刍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3期，第50页。

[4]朱立元：《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与当代文艺学建设》，学术研究，2009年，第4期，第132—133页。

[5]张玉能：《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创新型教学》，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105—106页。

（桂强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200234；常德 湖南文理学院文史学院 415000）

作者：桂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