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开分析论文

【摘要】政府信息公开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共识，也是实现公民行政知情权的必然要求，更是建立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保障，其实现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标志。政府信息公开体现法律公平公正的价值品质，人民主权原则是政府信息公开的宪政基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具体制度方面完善都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政府信息公开分析论文 (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政府信息公开分析论文 篇1：

高校图书馆参与政府信息公开服务的SWOT分析及策略研究

摘要：开展政府信息公开服务是高校图书馆社会信息服务建设的重要内容。文章应用SWOT分析对高校图书馆开展社会服务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进行分析，并提出高校图书馆参与政府信息公开服务的策略。

关键词：SWOT;高校图书馆;政府信息公开;信息服务

1引言

自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施行以来，我国政府的信息公开工作取得很大进步，但如何有效团结全社会的力量参与却仍是我国信息公开的未来工作重点。作为为大学教学、科研提供信息资源服务的重要学术性机构，高校图书馆的职能定位决定其可在政府信息公开中扮演重要的信息服务角色。因此，将高校图书馆纳入政府信息公开服务体系，发挥其职能优势直接参与对社会公众的政府信息公开服务，对于优化政府信息公开服务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2高校图书馆参与政府信息公开服务的SWOT分析

2.1优势

2.1.1具有资源组织整合和服务等专业优势

较政府机构，高校图书馆可以有效发挥采编部等在资源组织和整合方面的专业优势。按照《政府信息公开目录系统实施指引(试行)》(以下简称《指引》)中的主题分类类目表对政府信息资源进行整理、序化，对分散的政府信息数据库依照《指引》中的14个核心元数据进行整合形成本馆的政府信息公开数据库。也可以按照实际的要求，从专业分类、检索的角度形成政府信息分类专题。近年来我国高校图书馆的数字化和自动化水平的提升使得其服务设施更加完善、服务氛围更加优化，这都是高校图书馆参与政府信息公开服务的有利基础。如图书馆可以开通政府信息公开阅览室，设立政府信息公开人工服务台，举办政府信息公开讲座，建立一站式政府信息公开服务平台，公众可自由选择服务渠道获取政府公开信息。

2.1.2拥有学科馆员队伍

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常涉及一些专业性较强的内容，在规范相关信息标准的同时，我们急需一批专业人才队伍进行专业性解答。如某市国土资源局对一项土地开发项目公开的信息中提及成本绩效指数(CPI)为2.0，成本绩效指数对一般公众而言就比较难以理解。依托学科馆员制度，我国诸多高校图书馆都已经形成了一大批具有专业背景的学科馆员队伍，其良好的专业知识背景，一方面可以将专业性的政府信息转化为公众容易理解接受的内容，另一方面可以直接答复公众对专业性信息的公开申请。而且，高校内部专家学者云集，学科馆员也可以寻求他们在专业性问题方面的帮助。因此，学科馆员队伍可以大幅缩短答复公众申请的时间，提高信息的回复质量，对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公众满意度大有裨益。

2.2劣势

2.2.1政府信息资源不足

目前，从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情况来看，虽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做制度保障，但各部门愿意公开的信息数量极其有限，这极大限制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发展。同样，这也意味着高校图书馆可能很难直接从政府部门获得足够数量的政府信息资源来开展政府信息公开服务。

2.2.2缺乏政府信息公开专项资金支持

政府信息公开服务是一项涉及人力、物力等众多因素的系统性工作，尤其需要专项资金的支持。但对于高校图书馆而言，开展政府信息公开服务因已超出其工作规定范畴，可能很难获得学校的资金支持。其次，《条例》并未将高校图书馆纳入政府信息公开服务体系，因此图书馆也不会获得政府机构或第三方的专项资金支持。

2.2.3管理缺乏标准、规范和实践经验

与公共图书馆和政府机构相比，开展政府信息公开服务对高校图书馆而言是一个新挑战。高校图书馆对公众的信息公开需求并不熟悉，也未建立相关的管理标准和规范，在如何与政府机构合作、如何为公众提供信息公开服务等方面，高校图书馆实践经验较缺乏。

2.3机会

2.3.1图书情报机构参与政府信息公开服务的大环境

刘陆军指出：在《条例》实施之前，尽管图书馆的服务范围一直没有正式延伸至政府信息公开，但是图书馆在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实践中并没有缺位[1]。《条例》实施后，依据条例，我国的国家档案馆和公共图书馆不再游离于政府信息公开体系之外，获得在政府信息公开中的法定地位。2009年4月30日，国家图书馆联合公共图书馆共同建设的首个国家级政府信息公开服务平台——“中国政府公开信息整合服务平台”正式开通，平台联合全国省、市、区、县各级公共图书馆采用分层建设、共建共享的模式完成政府信息的整合与服务。与公共图书馆相比，高校图书馆信息化整体水平更高、信息资源处理能力更强，参与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服务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2.3.2校务信息公开

相比于政府信息公开，2002年，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就共同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校务公开工作的意见》，系统性指导全国全面推进校务信息公开工作。2010年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对高校信息公开工作进一步规范。在校务信息公开过程中，图书馆在做好自身从干部人事、财务管理到基建建设等一系列信息公开项目的同时，有效保障了整个校务信息公开渠道的畅通。个别高校甚至直接由图书馆全面负责整个学校的校务信息公开。高校图书馆在校务信息公开也积累了诸多信息公开服务的经验，具有与信息公开相关的配套设施、规章制度和人才队伍基础。

2.3.3高校图书馆联盟

高校图书馆联盟使高校图书馆打破地域限制，大大拓展了校内师生借阅空间，并逐步向社会开放图书资源，有效实现高校文献信息资源的共建、共知和共享。借助高校图书馆联盟，在参与政府信息公开服务过程中，联盟内各高校图书馆可相互分享公开信息，并通过相互间的学习获取对方先进的信息公开管理、服务经验，缓解信息公开之初信息覆盖不足的问题，实现政府信息共享空间的拓展和资源的共建共享。而且，图书馆属于人群高密度区域，高校图书馆联盟可以有效辐射该地区的在校学生和社区公众等所有人员。较之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的信息公开服务效果更好。

2.4挑战

2.4.1传统服务观念约束

按照我国高校图书馆的传统服务理念，对高校师生提供服务是其多年工作的主要内容，开展政府信息公开服务是其新的工作领域。与对师生提供传统资源服务相比，提供政府信息公开服务在服务内容和方式上都有所不同。图书馆员需要花大力气突破原有的传统服务观念约束，提高自身的服务认识理念，在现有的高校图书馆服务体系中尝试新的社会服务。

2.4.2影响本校师生的服务质量

在现有高校图书馆工作范围基础上，开展政府信息公开服务需要馆员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会增加馆员工作量。而且，政府信息公开服务占用高校图书馆大量的资源存储空间和服务空间。这些会对高校的现有服务体系提出挑战，并一定程度上影响本校师生的服务质量。

3高校图书馆参与政府信息公开服务策略

3.1注重合作，提高馆员的政府信息公开服务的专业素质

较公共图书馆、档案馆等参与政府信息公开服务的人员，高校图书馆馆员缺乏政府信息公开服务方面的专业素质。对于这种专业素质，李国新[2]认为公共图书馆应发挥自身的优势，对政府网站上的电子政务应用项目加以集中、整合，让图书馆员成为“电子表格专家”、“政府事务顾问”。谭舒[3]认为从事政府信息服务工作的馆员除了具备咨询服务能力和代查能力外还包括其他素质：一是熟悉政府机构的设置、职能和运作流程，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方式和程序，相关法律条例等;二是协调图书馆和政府机构的信息交流，及时获知最新的政府信息。当前，图书馆应加强与政府部门、公共图书馆、档案馆的联系，聘请政府工作人员对图书馆馆员直接进行培训，或者组织馆员进行政府信息公开的专题学习、岗前培训和岗位继续教育等。

3.2准确定位，拓展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业务

对我国的整个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而言，高校图书馆政府信息服务是参与者，更是公共图书馆和档案馆的重要补充;而对高校图书馆内部而言，政府信息公开服务是其延伸服务项目和扩展性服务内容。因此，我国高校图书馆应依靠资源组织整合和服务等专业优势以及学科馆员队伍，借鉴公共图书馆和档案馆政府信息服务的内容，拓展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业务。

3.3建立信息保障机制，并利用图书馆联盟进行资源共享

政府信息的匮乏和信息的迟滞性曾极大影响公共图书馆的政府信息公开服务效率，因此，高校图书馆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信息保障机制。一方面对高校图书馆获取政府信息的流程、时限和方式做出明确制度规定，保证能及时获取更多高质量政府信息;另一方面是对一些有价值的信息进行永久保存，如国外的“托管图书馆”或称“寄存图书馆”制度;此外，还可以借鉴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图书馆和美国政府出版局的“政府网页存档项目”，其专门提供美国政府机构、委员会的已撤销网站及电子出版物的永久公共检索[4]。同时，利用好图书馆联盟之间的信息共享优势，使政府信息在图书馆联盟范围内得到共享。

3.4学习公共图书馆和档案馆政府信息公开服务的管理经验

按照《条例》的第十六条规定，我国的国家档案馆和公共图书馆已参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多年。其在政府信息资源获取、人力资源配置，与政府机构合作上和服务对象管理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这些管理经验可以在图书馆开展政府信息公开服务之初提供重要借鉴。

3.5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对参与政府信息公开的认知

高校图书馆开展政府信息公开服务的宣传主要针对高校图书馆馆员和社会公众两部分人群。高校图书馆馆员是政府信息公开服务的主要实施者，加强对馆员的宣传教育，有助于提升其对参与政府信息公开的服务认知。作为直接受益者，公众认知是衡量高校图书馆政府信息公开服务效果一个重要参考指标。但由于公众的学历层次、信息获取能力的差异，对这一服务的认知程度也存在较大不同。宣传教育是提高公众认知的最直接有效手段。宣传方式包括：依靠高校图书馆网站进行宣传或在校园直接设立宣传栏;举办政府信息公开讲座;利用图书馆的显示屏等传播媒介介绍本馆的政府信息公开服务等。

3.6引入评估制度，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行实时评估

评估制度可客观评价高校图书馆的政府信息公开服务工作效果。评估制度要首先建立高校信息公开评估体系，对高校政府信息公开服务质量进行用户或第三方实时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反馈给政府部门、高校主管部门和高校图书馆。评估结果是政府部门对高校的政府信息公开服务做出绩效评估的重要举措，也是高校图书馆制定和调整政府信息公开服务政策的决策参考依据。

3.7依托现有图书馆服务平台开展政府信息公开服务，减少服务成本

当前，高校图书馆普遍设有人工服务台(咨询台)和网络资源服务平台这两种服务平台。为了有效减少人力和财力等服务成本，高校图书馆应充分利用现有两种平台。一是在现有服务台(咨询台)工作中添加政府信息公开服务的内容，服务台要配备具有相关专业(如法学、公共事业管理和社会保障等)背景的学科馆员。一方面对公众提出的问题做出专业性解答，另一方面将政府信息公开资源利用率、依申请公开情况以及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政府有关部门。二是在图书馆的网络资源服务平台上设立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模块，用户可以自主进行政府公开信息的检索、查看、评论、下载和使用等。

3.8制定监督和救济保障制度，保障政府信息公开服务顺利开展

制定监督和救济保障制度，对高校图书馆的政府信息公开服务进行监督，并对公众获取高校图书馆提供的政府公开信息提供相应的救济保障。对于监督和救济保障，高校应该成立由政府机构、高校图书馆、师生和社会公众四方组成的监督救济委员会，形成多层次的监督救济体系。监督可以引导图书馆信息公开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方向，救济是在发生信息不公开、公开不及时和信息公开错误等危机时的重要补救措施，保护公众的知情权从而维护高校图书馆良好的信息公开服务形象，提升信息公开服务质量。

4高校图书馆参与政府信息公开服务的方式

依据SWOT分析结果，借鉴高校信息公开和公共图书馆开展信息公开服务的经验，提出适合当前我国高校图书馆开展政府信息公开服务的四种方式：开通政府信息公开阅览室、设立政府信息公开服务台、举办政府信息公开讲座、建立一站式政府信息公开服务平台，如图1所示。

4.1开通政府信息公开阅览室

当前，我国高校图书馆都设有专门的图书、期刊、报纸和学位论文等阅览室。这种传统服务方式尽管没有网络平台便捷，但是普通阅览室对于公众的知识背景和检索能力等没有任何要求。而且，从当前公共图书馆开展政府信息公开服务的实践成果看，其效果显著。因此，高校图书馆应设立政府信息公开阅览室并规范其配套设施建设，当然可以直接利用现有的图书阅览室。对于阅览室中的材料，一是从政府部门及时获取最新纸质政府公开信息，二是将关注度高的政府信息按专题或时间等汇编成册，尤其是，要将上述材料进行分类、编目，并加入图书馆书目检索系统，方便用户集中检索查询。

4.2设立政府信息公开服务台

高校参与政府信息公开服务应单独设立服务台或者在现有服务台工作中添加政府信息公开服务的内容。一是对公众如何获取政府信息进行指导和训练，使其能够顺利获得政府信息，如帮助用户依据规定提出信息公开申请，对图书馆尚不能获得的政府信息指导其查询获取等;二是回复公众的信息公开申请，依据高校现有资源、设施条件最大程度满足公众的信息公开需求，并将不能回复的申请及时递交至相关政府部门。

4.3举办政府信息公开专题讲座

作为一种主动的知识服务模式，专题性讲座以其较强的专业性、知识性、时效性以及高投入产出比而备受高校青睐。高校图书馆的政府信息公开服务也可以从这方面着手：一是邀请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有关专家学者开展专家讲座，详细解读国家相关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政策;二是高校图书馆就当前与公众切身利益相关的热点话题进行专题讲座，如当前公众热议的延迟退休、全面放开二胎、楼市调控等。

4.4建立一站式政府信息公开服务平台

借鉴我国在推进电子政务和发达国家公共图书馆政府信息公开中一站式服务平台的经验，高校图书馆可建立一站式政府信息公开服务平台，确立自身在政府信息服务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一站式服务平台中，高校图书馆应首先整合各种资源，建立政府信息资源的基础数据库。一站式政府信息公开服务平台要支持标题检索、全文检索等多样化的检索服务;可根据公众信息需求为公众推荐其所需的政府信息资源，并同时根据公众对资源的一些反馈信息来进行协同推荐;能够与公众进行即时交流，对公众的申请及时做出答复，使公众能够一站式地发现并获取政府公开信息资源及相关服务。

5结语

政府信息公开服务的发展不单是政府的责任，更需要其他社会力量的大力参与。通过SWOT分析发现，高校图书馆开展政府信息公开服务虽然存在很多内部劣势和外部风险，但是其符合高校图书馆自身发展规律和当前的社会信息服务发展需求，应该在高校图书馆开展实施。后续对其研究视角应不断扩大，例如高校图书馆政府信息公开服务的绩效评价、服务体系和标准的构建、服务政策的制定及实施效果的实证分析等。

参考文献

[1]刘陆军.图书馆参与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实践的历程[J].图书情报工作，2011，57(7)：126-129，110.

[2]李国新，于良芝，徐珊.公共图书馆与政府信息公开[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8，34(3)：41-46.

[3]谭舒.公共图书馆政府信息公开服务的再思考[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0，22(7)：267-270.

[4]李国新.公共图书馆在政府信息公开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J].情报资料工作，2008，(4)：10-13.

(收稿日期：20160207责任编辑：马秀娟)

作者：杨抒超

政府信息公开分析论文 篇2：

政府信息公开法理分析

【摘要】政府信息公开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共识，也是实现公民行政知情权的必然要求，更是建立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保障，其实现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标志。政府信息公开体现法律公平公正的价值品质，人民主权原则是政府信息公开的宪政基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具体制度方面完善都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关键词】政府信息公开 法理分析 人民主权 行政知情权

政府信息主要是指政府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能过程中产生或依据职权获取、整理的，以文字、图表、音像、磁盘等形式记录、保存的数据、资讯等。政府信息公开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以及规章授权或委托的组织，在运用国家权力履行国家行政管理职能的过程中，通过法定形式和程序，主动把政府信息向社会公众或依申请而向特定的个人或组织公开的法律制度。广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主要包括政务公开和信息公开;狭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主要指政务公开。同其他信息公开相比，政府信息公开的具有行政性 、权利性、例外性等特点。

笔者所论述的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具体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有关国家建设、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卫生、教育、民生的法律法规政策信息;公共突发事件处置信息;政府公务员(特别是官员)和公共企事业单位相关负责人的道德品质、个人财产状况等信息，即指广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所含的内容，除去例外信息，其它政府信息都应及时公开。这既是公众了解政府行为的渠道与载体，也是行使监督政府行为权利的重要依据。

政府信息公开体现了法律公平公正的价值品质

20世纪以前，公正原则就构成了英国行政法最具特色和最活跃的一部分，它包括两个原则：任何人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听取对方的意见。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法院和行政裁判所的司法权，而且也适用于行政权。①这一点在行政诉讼中表现为，当事人要获取充分的行政信息，没有充分、及时的行政信息公开制度作为保障，事实上“令人遗憾的是，直到《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十周年的今天，行政诉讼依然处于一种门可罗雀的尴尬境地，没有太大的改观 。”②

传统的国家主义法律观突出法律源自国家和阶级专政之工具，无论是国家制定还是国家认可，法律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背后是国家暴力机器。特别是行政行为作为政治权力的一种，更是强调它是国家行政机关依靠特定的强制手段，为有效执行国家意志而依据宪法原则对全社会进行管理的一种权能。现代法的发展丰富了人们对法律理解的内涵，社会协商论吸收了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的积极因素，重建法律与国家的一种新关系，在国家与个人良性互动基础上建立法律的权威，法律协商具有自由和开放性，重视公民的参与性：“公民的公共参与并不意味着公民总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是指对于与自身利益有重要影响的社会安排，公民总是能够有平等的表述自己意愿的机会和权利。……按照协商论要求，法律商谈过程是开放的，这意味法律过程是向一切人开放的，同时也意味着它是向一切意见开放的”。③

这种理性范式被人们应用于法学领域，强调法律实施行为就是一种协商、沟通、服务机制，要求国家政府必须尽最大限度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位社会成员，暗箱操作的方式是不允许的。突出法律行为过程中的公平公正性，这是现代社会避免和消除社会谣言与对峙、冲突的一种平衡和稳定机制，成为构建与评价民主法治国家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探索性和批判性工具”。实际上社会协商论不是在弱化法律的强制性，而是强化法律的实施效果，是法律在解决矛盾时行之有效的方式，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就是反映了现代法律社会协商的必要性，突出了其在实际运用中的平等性：即每位社会成员都具有平等地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都可以申请政府提供相关信息资讯，并且这种获取信息的权利不因申请人的身份、地位的不同而受到区别对待。法律对申请人不应有资格的限制，不仅信息相关当事人可以申请，其他人也都可以申请，并且具有平等的获得信息的权利。由此得出，政府信息公开的实现是现代法在行政行为中的必然要求和反映。所以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反映了法律所具有的公正公平的价值品质，是实现社会实质正义的必然保障。

人民主权原则是政府信息公开的宪政基础

“主权”一词最早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在长期的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主权被认为归属于国家最高统治者国王或皇帝个人，老百姓则是臣民，最高统治者掌握着被统治者的命运。法国著名的宪政学家布丹对“主权”概念进行了较为准确和系统的表述，指出主权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的最高统治权、是绝对的和永久的权力。

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契约文明出现并影响法律、政治等领域思想观念的转变。社会契约论认为，国家是人民签订社会契约而产生的，人民是社会契约的主体，人民是国家主权的拥有者，社会契约论实际上就是粉碎了君权神授论。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对前人理论成果进行了批判继承，提出了无产阶级的“人民主权”的学说，其核心意义指的就是人民是国家权力的终极所有者，国家公共权力是由人民主权派生出来的，是人民的自然权利的让渡，人民是国家权力的实际拥有者和控制者，其实质就是人民是国家的真正主人。

国家权力必须要保证人民权利的实现，而要保证国家权力能够时刻地履行职责，国家权力必须要受到人民的监督。只有这样国家权力才能对人民负责，才能保证人民权利的实现。我国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就是对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主权的肯定。作为新型民主制—社会主义民主制，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掌握政权，当家做主，人民享有广泛而又真实的民主权利，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真正的民主意愿，人民通过自己选举的代表管理国家和社会。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些领导和学者在人民主权行使的问题上，特别是对权力监督与制约问题上一直存在不少误区，认为权力监督与制约是实行多党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事情，因为资产阶级政党都代表一定利益集团(或群体)，为了防止执政党为了一党(或集团)私利而损害公共利益或其他群体与集团的利益，有必要对其进行监督与制约，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利益多元化的要求。而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它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因而不存在对其权力进行监督与制约的必要性。④马长山在其著作《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一书中，谈到了这种问题：当时有一种错觉，认为既然一切权利都已到了人民手中，那么一切防止权力滥用的保障就不必要了。⑤实际上这是误区，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条万古不易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⑥

社会历史经验反复告诫我们：人类所追求和设计的国家社会管理制度，其实质就是为防止滥用公共权力，就是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不受监督与制约的权力必然走向专制和腐败。而政府信息公开就是有效监督和制约国家公共权力的根本措施和手段之一。所以建立在人民主权国家基础上的政府，公开其信息就是为了更好地监督政府履行职能职权，从而实现人民主权。所以政府信息公开是是实现人民主权原则的内在本质要求，人民主权原则是政府信息公开的宪政基础。

实现公民行政知情权是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在要求

知情权作为公民在现代法治社会中的一项基本权利，是保障人权应当具备的基本的首要条件。尤其是在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知情权日显重要和必要。行政知情权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知悉、获取凡是与政府有关的信息的自由与权利。汉密尔顿说：良好的政府“应该建立在人民同意的牢固基础上。国家权力的河流应该直接来自一切合法权力的洁净的原始的源泉。”⑦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当中强调：“群众应当有权为自己选举负责的领导者。群众应当有权撤换他们。群众应当有权了解和检查他们活动的每一个细节。”从“人民知情”到“人民同意”实际上就是一个人民参政、议政的过程，即“人民知情”是“人民同意”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徐大同认为：“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主要体现在公民的政治参与。即权利平等的公民，独立自主地依照一定程序参与政治生活，决定国家大事。它的内容是：知政、议政、诀政、执政、督政。”⑧

从民主制度的内容可以看出：知政是民主制度完善的第一要务。没有“知政”这一环节作为前提条件，就无法议政，就无法有效制约、监督公共权力。但现在有些政府行政机关，认为公民信息公开似乎是一种“恩赐”行为，是一种行政权力，不认为信息公开是政府依法行政的份内法定义务和责任，没有意识到政府信息公开是实现公民行政知情权的内在要求。

一些地方行政部门为了所谓“政绩”，或因地方利益等因素，对政府信息公开执行不到位，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就不公开，或是半遮半掩的姿态，即使公布了一些信息，也是含糊其辞、避重就轻，甚至把本应该公开的内容说成保密的范围，逃避监督，这类现象在经济学中被称为：“信息优势危害”，实际上是侵犯了公民的行政知情权，是一种违法行为。也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被封建专制思想在作祟，官本位的意识根深蒂固。加之理论研究方面，对有些政府信息的范围界限等还存在争议，难以界定，导致遇到实际问题的具体行政部门不知如何去落实执行。

此外，由于我国新闻媒体因体制等原因，监督力度欠缺，“长期以来，我们习惯把新闻事业纯粹当作宣传工具，并要求所有报纸，报纸上的版面，新闻、文章都传达、反映党、政府的意图，宣传规律取代了新闻规律。”⑨这种意识致使一些政府部门，不能正确面对公众对知情权的请求权。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党的十三大以后这种状况开始有所改变，新闻媒体在实现公民知情权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社会透明度逐渐提高，现代政府必须要充分利用日益高度发达的网络等新媒介进行信息公开，使网络等新媒介成为保障公民知情权，捍卫公民权益的“无处不在的眼睛”。

政府信息公开是建立法治社会的基本保障

“法治”作为一个动态或能动的政治范畴，其基本含义就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国的核心最主要的就是政府的依法行政，这是同人治即依人行政相对的治国方略。在人治专制社会背景下，政府是由一人或几人主导、一小部分人参与的、封闭的、甚至带有宗教神秘色彩的政权运行机构。而现代法治社会是一个开放的民主法制社会，政府的运行依据的是法律。列宁在谈到苏维埃政权国家事务管理中实行公开性原则的重要性指出：“新政权是绝大多数人的专政，……这个政权对大家都是公开的，它当着群众的面办理一切事情，群众很容易接近它。”他特别强调：“在我们看来，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⑩我国在2000年以后，提出建设“开放型政府”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法治社会政府运行的开放性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政府权力组织结构的开放，二是政府权力运作过程的开放。

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反映着政府权力运行开放的程度。作为人民参政、议政监督的基础，它要求政务公开，遵循相关的程序，允许公众广泛地参与政府决策。政务公开为公众广泛参政、议政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而公众的广泛参政又极大地促进了政府信息的公开程度，如果一个国家政治运行的透明度不够，政府信息量严重不足甚至信息虚假，信息沟通渠道受阻等，都将导致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的成本增加，办事效率降低，腐败机会随之增加。这就必然要求政府必须主动地寻求公民和社会各方面的信息反馈，更重视保持政府权力与社会、民众之间各种信息渠道交流与沟通。

我国《宪法》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了“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可见监督政府是宪法赋予人民的基本权利，为此我国建立了比较系统、完善的监督组织和监督机构，包括党内监督制度，“但我们社会中最强大的监督力量—人民群众的监督缺乏制度保障。”实际上就是基层民主监督体制和途径不完善，没有发挥出人民监督的应有作用和力量。“人民民主监督重要渠道，就是让老百姓能够直接监督执政权力。这包括：‘阳光民主’建设，除了国家机密和安全的要求外，应该全部实行政务公开，建立政务公开网络和专业刊物，使人民有充分的知情权。”现代法治社会的精髓是政府公务人员依法行政，只有建立完善的政府信息公开的相关法律制度，人民才能行使监督政府运行的权利，才能确保政府公务人员的依法行政、依法办事，接受法律的监督和约束，法治社会才能成为现实。

(作者为黑龙江绥化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本文系黑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完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524141)

【注释】

①王名扬：《英国行政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51～157页。

②杨立杰：“程序公正：行政诉讼的价值取向及其实现”，《东岳论丛》，2002年增刊。

③叶传星：《当代中国的法理念：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背景的考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16页。

④“新形势下我国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研究”课题组：“社会主义国家公共权力也需要监督与制约”，《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2期。

⑤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09页。

⑥[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54页。

⑦[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13页。

⑧马德普：《政治文化论丛》(第一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2页。

⑨李良荣：《中国报纸的理论与实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9页。

⑩[苏]列宁：“关于专政的历史问题”，《列宁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杨利敏：“论行政法对服务型政府的双重构建”，《法律适用》，2008年第3期。

蒋德海：《控权型检查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0页。

林泰：“人民民主制度：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改进什么 ”，《红旗文稿》，2014年第1期。

责编/韩露(实习)

作者：刘颁

政府信息公开分析论文 篇3：

突发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的个案分析

摘要:突发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行为应符合信息公开的及时性、主动性、准确性、广泛性原则。目前由于政府在突发事件中信息公开无具体、系统的法律可依,导致各地标准各异,致使个别当地政府迟报、谎报、瞒报、漏报信息的情况时有发生,为了规制这些不“民主、法治”行为,避免“不公开、不透明”行为引发政府信任危机,建议国家尽快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统一突发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明确公开的主体、规范公开的程序。

关键词:突发事件;政府信息;公开

一、成都市“6·5公交车自燃事件”基本情况及其成都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行为归纳

6月5日上午8时02分,成都公交公司一辆车牌号为川A49567的9路公交车从天回镇行驶至北郊三环路川陕立交桥下桥处发生燃烧,造成28人遇难,74人受伤。在这次突发性事件中,成都市政府共召开了五次新闻发布会:

在这些新闻发布会中,我们可以归纳得出以下信息:(1)信息发布负责主体。统一由成都市新闻发布处办公室;(2)信息公开的主体。主要包括:成都市市长助理、政府新闻发言人、成都市公安交管部门、成都市公安局、成都市民政局、成都市卫生局、成都市交通委员会等等政府工作部门或职能机构;(3)信息公开的内容。成都市人民政府所公开的信息内容主要是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与《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预案》和《突发性事件应对法》等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进行的;(4)信息公开的程序。主要包括:政府信息公开的时限问题,成都市人民政府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是在6月5日上午10时40分,也就是事故发生后的两个小时后;其后,根据事件的调查情况又陆续召开了四次新闻发布会;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包括举行新闻发布会、接受记者采访、政务网站(成都市人民政府网站)等等。

二、从个案到法理

在这起突发事件中,成都市人民政府的信息公开行为是符合行政机关在突发事件中信息公开的应然性要求的,在《信息公开法》的立法历程中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由于突发事件的特殊场域决定了其间政府信息公开应当具有及时性、主动性、准确性、广泛性。成都市人民政府始终坚持“信息发布要及时、准确、公开、透明,政府的信息要领先社会信息”的指示要求:

1.符合信息公开的及时性要求。政府信息及时公开原则是指为了保障申请人尽快地获取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当在一个合理的期限内尽可能迅速地做出批准与否的决定,而不能拖延 [1]。在这起突发事件中,成都市人民政府在事件发生后50 分钟,第一场新闻发布会准备工作就在事件处置现场展开,10时40 分在事发地附近一办公楼内召开。之后针对群众十分关注的问题,逐项进行梳理,认真调查核实,负责任地给予了准确、权威的说明,为消除社会猜疑、营造正面氛围发挥了重要作用。

2.符合信息公开的主动性要求。行政公开在种类上可以分为法定公开、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 [2]。鉴于突发事件的紧急性、影响广泛性,以及事件处理的紧迫性,政府凭借其职权毫无疑问成为突发事件中信息的集中获得者和主要生产者,因而主动公开信息成为必然的选择。成都市人民政府通过“三天五头”召开新闻发布会对社会热议问题一一澄清,此积极主动的行为足以证明其信息公开的决心。

3.符合信息公开的准确性要求。信息公开的准确性,是指对于突发事件的时间、范围、性质、危害及应对举措等信息,政府应努力确保公开时做到准确和真实,避免误导和偏见[3] 。成都市人民政府在三天中共召开五次新闻发布会,公开了突发事件的时间、范围、性质、危害及应对举措等信息。用“充分、有力”的证据一次又一次地平息各种“谣言”,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其公开的信息是符合准确性、真实性要求的。

4.符合信息公开的广泛性要求。公开的广泛性,是指政府对突发事件中的相关信息应在尽可能广的范围内全面公开,避免公开的不彻底和内容缺失。通过历次新闻发布会的情况可以看出成都市人民政府其公开的内容详情;公开的对象广泛;公开方式多样。

三、从细微构建宏大——用实证考证目前中国政府在突发事件中信息公开中存在的立法缺陷及完善之举

目前,中国政府在突发事件中信息公开制度至少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问题亟待完善:

1.制定《信息公开法》避免法律冲突。信息公开的法律依据散见于多部法律中,缺乏系统的立法规制,不同立法各自为政,难免会导致实际操作层面的困惑。虽然2009年12月深圳市出台了《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圳市人民政府新闻发布工作办法的通知》(《通知》),该通知详细地规定了在突发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应坚持的原则、信息公开的主体、公开的范围、程序等,但这些只是冰山一角,效力有限,只属于适用于深圳市范围内的地方政府规章。因此,为防止当前各地信息公开热潮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信息公开“运动”,应当借鉴国外通用办法,制定专门的《信息公开法》,并制定专章规范突发性事件下政府信息,以法律的形式对政府及其部门所负有的公开信息的义务以及违反义务所应承担的责任进行明确的规定。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信息公开的长效机制。

2.公开内容应详尽。突发事件中行政信息公开的内容是信息公开制度中最核心的内容,因为它直接关系到行政机关对哪些信息具有法定的公开义务,法人、自然人对哪些信息享有知情权,从一定意义上说,信息公开的内容广与深直接影响到政府在民主政治中的透明度。现有的突发事件信息发布制度存在着内容简单、范围狭小、不够细致、缺乏可操作性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给政府部门保留了太多的自由裁量空间,许多地方甚至以此为借口拖延、拒绝、阻挠信息发布,给突发事件的及时、有效管理造成了巨大阻力。鉴于此,目前在中国立法中应该首先明确规定“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最终再过渡到“信息公开制度存在不少例外,但是例外毕竟不能‘吃掉’规则”的状态 [4]。

3.公开的义务主体应明确。笔者认为,在突发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应当广义的分为信息公开的责任主体和信息公开的形式主体。前者主要是强调谁对公开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强调谁是行政诉讼中的被告或行政复议中的被复议机关。而后者指信息公开的形式主体,由谁来公布突发信息,其是前者的被委托方或被授权方,一般为某某新闻发言人。目前,在突发事件中信息公开的主体在立法层面和实务中是不同的两条路线的。首先,中国立法层面上就笼统的规定了信息公开的义务主体,而且各自规定不一。其次,在实际操作中,根据非典事件、“5·12”地震等突发事件来看,我们的通常做法是成立一个临时指挥部来负责信息的发布,如,防治非典领导小组、防震减灾领导小组等等。这种信息公开主体的多样化必然会导致信息发布的权威性受损,甚至会出现单线作战,按照自己的意志随意发布信息的情况或被曝光是不真实的信息后,责任主体又不明确的情况。

鉴于此,笔者建议《信息公开法》就信息公开主体分为信息公开责任主体和信息公开的义务主体(狭义的信息公开主体)。前者统一由突发事件发生地或有领导处置权的人民政府负责,当然,考虑到发布信息的权威性、全面性,主要包括国务院、国务院工作部门以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后者可按照国际通行做法,统一建立为新闻发言人或新闻发言人办公室。其是受信息公开责任主体的委托或授权而发布相关信息、接受媒体采访,就某个热点问题表明政府立场的一个机构 [5]。

4.公开的程序应统一。程序的意义在于连接目标与结果,所以,任何具体的社会目标和结果,如果离开了某一特定的程序都将无法实现和存在。所以,借鉴《通知》以及成都市人民政府在这次事件中的实际操作经验,笔者认为,信息公开的程序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首先是统一信息公开的时间:应借鉴《通知》规定在启动事件处置预案120分钟内发布已掌握的事件时间、地点、基本事实及现状等基本信息,以保证迅速、保证与其他法律的统一;其次是明确信息公开的方式:在信息公开的方式上,我们重点研究“一种方式一个地域一类人群”。一种方式——网络方式。中国网民总数达到3.6亿人,移动电话7.2亿户。所以,政府要充分利用网络覆盖面广、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利用政务网站、手机短信方式及时发布权威信息。一个地域——农村,信息、交通不便捷的地方;一类人群——视、听等有障碍或老、幼、孕等弱势群体。他们的知情权又该如何保障?在这里,我们可以借鉴《总体预案》通过广播、电视、报刊、通信、信息网络、警报器、宣传车或组织人员逐户通知等方式尽可能广地公开信息,对老、幼、病、残、孕等特殊人群以及学校等特殊场所和警报盲区则应采取有针对性的方式发布信息;明确信息公开的审查方式:我们建议对于一般的信息我们采取信息的收集整理—信息内容的审核—信息公开的审批—信息的公开;对于重大的突发事件信息我们可以借鉴《通知》的相关规定,提请政府常务会审议,行政机关须事前对该事项实施后的公众反响、社会舆情进行预测和评估,制定宣传工作和公共关系工作方案,对新闻发布工作作出安排(必要时可经政府新闻发布工作主管部门核定并提出意见),再报政府常务会议审议。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重大事项,就相关事项的宣传和公共关系工作提出的意见,交由政府新闻发布工作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执行。

参考文献:

[1]王亚琴,王天星.论政府信息及时公开原则[J].北京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4).

[2]陈振明.评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范式[J].中国社会科学,2000,(6).

[3]邓剑光.论政府信息公开的真实性原则——两起“华南虎事件”的宪法法理思考[J].广东社会科学,2009,(3).

[4]张千帆.政府公开的原则与例外——论美国信息自由制度[J].当代法学,2008,(5).

[5]杨寅.中国行政程序法治化:法理学与法文化的分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39.[责任编辑 王晓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