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row&Kurz (1970) 最早将公共资本存量纳入总生产函数, 他们认为消费者效用不仅是消费品的函数, 还是公共资本品的函数, 并以此来构建模型[1]。然而, 在他们构建的模型中, 财政支出对稳态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 这一局限在一定程度上大大缩小了模型的应用范围。
Barro (1990) 构建了一个新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2], 其中包括政府财政支出, 他认为政府支出是企业生产资本的补充。和Arrow&Kurz (1970) 模型不同, 该模型跳过选择公共资本存量而直接将公共资本流量纳入总生产函数。基于此框架, C-D生产函数满足生产函数的一般性质, 并在实证分析中得到广泛应用, 被国内外学者大量借鉴使用。
近年来, 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运用多种方法研究了财政支出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由于研究对象、观点、选取数据和使用方法的不同, 最终结论是不同的[3]。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 主要从全国视角和从地方视角两个角度出发来研究财政支出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张颖 (2012) 利用1998—2006年全国30个省的历史数据, 基于经典的内生增长理论构建模型, 并对数据和模型进行处理, 构建财政支出结构和经济增长关系的面板模型。研究表明:对全国来说, 除公共管理支出与经济增长负相关, 其他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 其中科教文卫和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 实证结果发现, 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有一些相同点, 但各个地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社会保障支出、科教文卫、经济建设支出和农业支出都对经济增长有一定促进作用, 但在各因素在不同地区所起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相同[4]。东部地区的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作用最高, 科技创新支出对西部地区影响最大;经济建设和农业支出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高于中西部地区;社会保障支出和科教文卫支出对东西部作用不明显, 但却对中部地区有较强的推动力。
史贞 (2014) 运用1990—2006年的数据构建了一个向量自回归模型[5], 通过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确定最优滞后阶数, 模型有效性分析, 模型参数估计和经济分析, 分析了中国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保障支出、国防支出、社会文化教育支出和农业支出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对促进经济增长起到一定影响;经济建设支出、行政支出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阻碍经济增长。研究结果对重新思考中国财政支出结构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适当降低行政成本从而推进政府机构改革, 逐步扩大社会保障支出的覆盖面, 将社会文化教育支出的服务领域进一步拓展, 不断提高支农支出力度。
段灿 (2014) 提出一个包含财政支出结构在内的经济增长模型, 财政支出结构, 在最大限度上能提高经济的稳定增长率, 利用总产出, 各类财政支出, 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数量建立简单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并根据1993—2005年的年度数据进行模型拟合, 得出我国财政支出理论上的最优结构, 最后将理论与我国实际财政支出结构进行对比分析, 发现目前我国财政支出存在的问题, 从而提出我国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的建议。
李君妍、夏祥谦 (2015) 认为[6], 财政支出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并不存在某种固定的关系, 而两者的关系和一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等其他因素有关。在Barro (1990) 模型框架的基础上, 对其模型设定形式进行适当改造, 并用OLS估计方法估计设计的计量模型。研究分析表明, 在生产资金的前提下, 政府将增加实物资本投资支出, 经济增长会得到有效促进;作者又用我国1978—1997年这一个生产财政时期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结果和理论分析基本一致, 理论分析得到验证。
温馨 (2017) 基于1978—2006年间的相关数据, 构建简单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充分利用Eviews对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成分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建设支出在一定范围内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 超出一定范围将产生负面影响;经济建设支出超过一定的范围, 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文教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积极, 数量越大, 经济增长速度越快;行政支出会阻碍经济增长;国防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叶晓峥 (2011) 采用新疆地区2003—2006年的面板数据, 基于C-D生产函数建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将新疆分为两大区域进行对比研究, 并得出结论:两类地区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不平衡, 但也有一些相似之处。新疆正处在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 基本建设、企业挖潜和工业交通的财政支出都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另外, 科学、教育、文体、健康和社会福利支出超出一定的范围将对经济造成阻碍作用, 应适当减少。
杨伊、温涛 (2014) 使用江西省1996—2011年的历史数据[7], 基于巴罗经典研究, 构建稳态经济增长的财政支出结构模型, 鉴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产出效应的滞后性和提高模型拟合优度, 对模型进行进一步处理。回归结果表明, 行政支出对江西省经济增长有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科教文卫支出逐步显现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经济建设和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也有较小的正面促进作用个, 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不是很明显, 且发挥作用时有滞后性。
朱智强、陈桂敏 (2015) 采用了1978—2006年的数据,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 阿绍尔方法用于将各类财政投入引入C-D生产函数, 生产函数的对数转换 (减轻异方差性) , 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回归方程, 以及Johansen协整检验的使用, 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分析[8], 发现山东省财政支出结构和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并分析了相关变量之间的动态影响过程。结果表明, 实际人均GDP增长率的滞后可以显著地解释当前财政生产性支出的增长速度并调整财政生产支出政策;财政生产型支出具有宏观调控的基本功能, 外部环境变化引起的随机扰动将带来经济增长的短期波动。
李妍、董佳宇 (2016) 选取1984—2014年间河北省的历史数据, 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 建立线性模型, 对数据和模型进行处理, 得出GDP和科教文卫等财政支出结构的双对数模型进行回归。通过stata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科教文卫支出、行政支出、社保补助支出都会促进经济增长, 应合理高效地提高这三项财政支出。
唐湘娟 (2017) 基于barro (1990) 提出的基本分析框架, 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和最大化消费者效用原则下构建模型, 利用广州市2000—2014年的历史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回归, 进行平稳性检验, 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的财政支出和消费性财政支出之间的实际比率具有最佳比率。此外, 研究和分析还发现, 广州生产性财政支出和消费性财政支出的实际比率小于两者的最佳比率, 这表明财政支出结构仍有很大的优化空间, 可以通过提高文化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高度灵活的生产性财政支出比例来促进经济增长, 商务服务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不利。
徐博 (2017) 基于C-D生产函数进行改进, 并对模型和数据进行处理, 使用状态空间模型, 采用2007—2015年内蒙古的数据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财政支出对内蒙古的促进作用远大于全国一般水平, 而内蒙古财政支出结构还存在较大问题, 进而建议内蒙古应该减少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加大科技、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的扶持力度, 并结合内蒙古的地域特点, 逐步加大环境保护支出。
周荻楠 (2018) 采用GDP支出核算法[9], 使用2005—2014年河南省的历史数据, 建立简单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采用OLS估计方法, 实证结果表明:农林业支出促进经济增长, 且作用发挥明显。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暂时不太明显但有逐渐增大的趋势。河南省行政支出对经济增长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能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但河南省的财政支出结构还存在一些问题, 需要不断优化。因此提出优化建议:河南省应该明确财政支出是服务社会公共需求的, 要在此基础上更加科学的对财政支出的范围和规模进行界定;有目的的加大对农林水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和科教文卫支出的投入, 适度限制经济建设支出和行政支出, 更好地发挥政府财政支出的职能。
崔晓明 (2012) 采用1994—2008年的历史数据, 引入柯布-道格拉斯函数, 构建简单的理论模型, 对数据和模型进行处理后, 运用主成分回归分析法进行研究。分析表明, 河南省所有财政支出都没有因过度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都能促进经济增长。应继续关注文体广播事业支出和科技支出, 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注重科研技术提升, 并进一步关注教育投入, 培养人才留住人才, 发挥人才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 同时继续做好社会保障工作, 使广大民众享受到公共支出的福利。
丁波 (2012) 首先探讨了省级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和地区GDP之间关系的空间分析, 利用指数和散点图对1年间我国各省市 (除港澳台地区) 间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进行研究, 研究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存在集聚效应现象, 各省市间的经济发展具有空间关系, 各种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空间相关性在逐步增强。这表明, 在研究财政支出结构和经济增长关系时, 需要考虑不同地区的空间性。将C-D生产函数用于研究基于空间固定效应模型中的四类财政支出, 并且在不同区域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发现:经济增长存在空间相关性, 但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空间相关性不同;科学、教育、文化、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西部地区行政支出增长过快, 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阻碍;社会保障支出和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10], 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
薛杰 (2014) 基于Devarajan、Swaroop和Zou (1996) 的理论分析框架[11], 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以2007—2012年江苏省90个市辖区、县级市及县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分析, 并且将全省分为苏南、苏中和苏北3个地区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从江苏省财政支出结构来看, 社会保障支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和环境保护支出对经济增长有影响但是在统计上无意义;教育、科学、技术和卫生支出对于地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应加大对此类财政支出的投入[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
阴曙光、闫敬文 (2017) 利用因子分析及回归分析法构建计量模型, 并采用2014年我国各个省份各项财政支出的面板数据, 对我国不同地区进行比较。实证得出结论, 不同省份的财政支出结构合理性各不相同, 存在很大的差异, 各地区要根据本地区的地区特点和实际发展情况, 不断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 促进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在国家层面, 医疗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和资源勘探信息支出在一定程度上极大的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最后, 本文又以四川省为例, 对地区财政支出结构进行合理的定量分析和优化, 适当增加科学、教育、文化、卫生支出, 继续维持或提高社会保障支出, 以更好的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
摘要：财政支出作为财政政策的重要手段, 对就业和国民收入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做出财政调整决策之前, 政府必须了解各种财政支出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和程度。因此, 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一直备受国内外学者关注。由于国内外学者所采取的数据、模型和方法差异较大, 国内外学者对于财政支出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上仍存在较大争议。
关键词：财政支出结构,经济增长,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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