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与财税政策

2022-09-11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在科学发展观理论指导下, 改革现行的财税政策, 其目的是使社会更加和谐。

一、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

科学发展观是对经济社会的根本看法所形成的知识或理论体系, 其基本涵义被界定为“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和伦理标准, 是发展理念的核心与灵魂;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系统要素和科学性的有机构成;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和谐的目标诉求。

(一) 科学发展观的文字解读

所谓“科学”是一种最逼近真理的尽可能不包含自相矛盾的知识体系, 且是一项社会事业。科学发展观中所描绘的“科学”指的是发展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这样一种知识体系, 三者收敛于发展的科学性内涵。

所谓“观”是对事物总的看法和根本认识。科学发展观包含了对发展的认识、转变及科学定位。

所谓“发展”是指个体自出生到死亡的一生期间, 在遗传的限度内, 其身心状况因年龄与学得经验的增加所产生的顺序性改变的历程, 顺序只是由幼稚到成熟的单向性, 而无可逆性。科学发展观中的“发展”是指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发展是一个无法逾越也不该逾越的过程。这里的“全面发展”, 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全面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建设, 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这里的“协调发展”, 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 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 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这里的“可持续发展”, 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保证一代接一代的永续发展 (胡锦涛, 2004) 。

(二) 科学发展观的逻辑结构

科学发展观在逻辑架构上关于“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要发展”、“为谁发展”、“发展什么”和“怎样发展”的哲学设问成功地解放了发展理论的瓶颈约束, 是对发展理论的发展。其中, 发展是主题, 回答了“什么是发展”、“要不要发展”的命题;累积的矛盾和问题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 回答了“为什么要发展”的命题;坚持以人为本、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国民, 回答了“为谁发展”的命题;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方面全面发展, 回答了“发展什么”的命题;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回答了“怎样发展”的命题;实现可持续发展回答了“怎样发展才能保持永续性”的命题。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国家发展战略的一次质变、一个里程碑式的关于发展的理论, 对财税政策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原则。它的提出有其深刻的思想背景和现实要求。

(三) 提出科学发展观的背景

1. 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国内背景

单纯的经济增长是传统发展观的核心内容, 对于物质财富的追求成为人们的主要价值目标, 从而形成了传统发展观——以物为本, 包括极端的环境保护和单一的经济增长两种倾向。前者是一种复古倒退的发展观, 后者则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 把发展过程片面归结为物质财富的增加过程。而在新的历史时期, 由于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由于民众政治参与度不断提高、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显著增强;由于政府执政能力显著增强, 这些环境变量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转变发展观念。但在发展的过程中, 由传统的发展观的非理性定位导致矛盾不断累积, 要直面矛盾化解矛盾必须通过发展来解决。当前累积的矛盾主要表现在: (1) 重速度—数量、轻效益—质量的粗放式增长方式并未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2) 自主创新能力较弱; (3) 能源瓶颈制约、资源大量消耗、环境污染严重、生态逐步恶化; (4) 农业基础薄弱的状况没有得到改观; (5) 产业结构不合理; (6) 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 (7) 体制机制不完善、民主法制不健全; (8) 就业压力大; (9) 社会保障覆盖面较窄; (10) 收入两极分化、分配严重不公; (11) 安全生产隐患增多、社会治安仍需综合治理; (12) 诚信缺失、道德失范; (13) 国民素质堪忧; (14) 腐败持续蔓延等。

2. 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国际背景

(1) 国际上关于增长与发展的理论对我们的启示; (2) 世界多极化; (3) 经济全球化; (4) 国力竞争激烈; (5) 贸易保护死灰复燃、贸易摩擦不断升级; (6) 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不确定因素增多等。

二、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

科学发展观重点解决增长和发展模式问题, 是从科学发展的角度促进社会和谐;和谐社会则侧重解决社会的利益关系问题, 是从社会和谐的角度促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同落实科学发展观相辅相成。见图1。

图1揭示了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逻辑关系。发展的本质是以人为本, 这是发展的起点和归宿, 从而促进人与自然、社会的全面发展。在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下, 形成发展的原则——统筹发展。在发展原则项下, 脉络之一是需要明确发展机制, 主要是保障发展的各种机制, 如保障机制、动力机制、安全机制等, 还要确定发展的方式及发展措施, 发展方式是整体的, 如从粗放式发展向集约式发展转变, 而措施是具体的行动, 可以针对一个矛盾采取一个具体的措施, 从而谋求协调发展, 即谋求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的协调发展;脉络之二是判断发展阶段、选择发展路径, 考虑代际关系, 谋求可持续发展, 即一代接一代的永续发展。全面发展落实到横向的协调发展与纵向的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构成科学发展的内涵, 即使发展具有了科学性, 最后实现发展的目标——构建和谐社会。

三、建立和谐社会

《管子·兵法》上说:“和合故能谐”, 现代意义上的和谐则是多样性、自主性基础上的统一性。因此, 和谐社会是在多元主体的自主发展中实现共同发展的社会。作为一种文明社会对和谐的总要求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政府网, 2006) 。”其短期目标和任务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 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 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 家庭财产普遍增加, 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会就业比较充分, 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 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 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创造活力显著增强, 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完善, 社会秩序良好;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 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 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政府网, 2006) 。”和谐社会的目标为财税政策提供了有所作为的宏观愿景。

四、科学发展观下和谐社会的衡量指标

我们认为应以“社会和谐度”为检验和判断标准, 可以通过“发展度”、“协调度”和“可持续度”来衡量“社会和谐度”。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度量“发展度、协调度和可持续度”等社会和谐度, 在现有的约束条件和核算能力下, 可以用“绿色GDP”和“国民幸福指数”作为“社会和谐度”的度量指标。

(一) 绿色GDP

任何好的理念都必须有坚实的制度来支撑, 如果不能建立一套全面客观的经济发展衡量指标体系, 就无法完成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既定目标。绿色GDP就是这种制度之一。

绿色GDP以价格化的形式计算出环境污染损失和虚拟治理成本, 可以清楚的界定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其核算体系目前已初步建成, 包括环境实物量核算、环境价值量核算、环境保护投入产出核算及经环境调整的绿色GDP核算四个框架体系。绿色GDP为考核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情况、建立科学合理的政绩评价体系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二) 国民幸福指数

“生活满意度”是幸福指数公认的首要测量尺度, 除此之外还有职业成就、教育程度、婚姻质量、宗教信仰、生活事件、社会支持等因素都会对幸福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2002年, 英国政府公布了“生活满意度”文件, 认为“国家有理由进行干预, 以提高国民对生活的满意度”。同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心理学大师、行为经济学奠基者的卡尼曼等人计划于2006年起编制国民幸福指数, 预期“使它与GDP一样成为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事实上, 早在20世纪70年代, 南亚小国不丹已开始把实现大众幸福作为政府的首要目标。它是世界上唯一用GNH (国民幸福总值) 代替GDP (国民生产总值) 来衡量发展成效的国家。目前, 联合国也开始采用GNH来统计和评测经济价值 (人民网, 2006) 。

当前, 中国公民的幸福感或者幸福指数仍然处于较低的层面, 越来越多的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为“一般”, 即是说, 经济发达不能与幸福画等号。

从“GDP崇拜”到强调国民幸福指数, 这又将是发展的一个质变。绿色GDP和国民幸福指数为财税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微观的贡献标度。绿色GDP和国民幸福指数为财税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实践意义上的计量标度。

五、和谐社会的财税政策

发展的理念已经获得新的发展, 适应新的理论, 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求, 财政税收政策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以保证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见表1。

1.税收法律和谐:修改宪法第56条, 制定税收基本法, 使税收单行法更加符合宪政与法治精神, 保护纳税人的应享有的基本权利, 力求“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

宪法权利是一种“主观”意义上的“个人权利”, 同时也是个人针对国家的一种“防御权”。但由于宪法不作为常常使税收法律陷于“真空”的尴尬境地: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政府必须依法征税, 导致税收执法行为规范的扭曲;1994税制改革制定的各类税收暂行条例缺乏法律依据;“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 未规定其应享有的立法与监督两项基本权利。宪法中的涉税条款成为税收法律出台或实施的“瓶颈”。因此, 在修宪的同时要正确摆正宪法——税收基本法——税收单行法三者之间的关系:任何法的母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宪法!具有唯一性。税收基本法是对宪法第一维度的细化, 而税收单行法则是对税收基本法第二维度的细化。

2.财政支出和谐: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 重新科学规划财政支出或预算的比例, 争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

财政支出的具体安排要体现“结构导向”, 重比例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重大水利项目建设, 支持粮食生产, 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加大对基础教育、公共卫生体系、公检法司设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投入;支持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西部开发和中部地区崛起, 支持老、少、边、穷地区加快发展;加强国防安全、能源安全、反恐安全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国债资金支持的南水北调、治淮工程等在建重大项目。

为确立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需要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 及早开征财产方面的税类如遗产赠予税等。此处重点阐述一下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问题, 我们知道, 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是家庭生活指数和物价指数等的一个综合性考虑的目标和结果。它的高低成为一个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其目前作为地方税种前提下应让地方人大、政府、民众去投票决定免征额的大小, 没有必要全国统一免征额。同时, 应改变目前所得税征收与家庭消费脱钩的状况, 建立普遍的个人所得税年度申报制度。

3.和谐保障底线:让创业优惠永久化、就业优惠持续化,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涵盖可能被边缘化的群体, 让“社会就业比较充分, 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

从就业角度来说, 单纯依靠税收优惠只能缓解部分失业状况, 要求同步改进产业政策。

就社会保障基金的筹措而言, 笔者的倾向性观点是征收社会保障费。如果征收社会保障税, 这部分收入就会纳入政府预算, 进而根据预算制定支出计划, 由于我国目前经济波动比较剧烈, 一旦出现“批量”失业, 预算难以适时调整, 而费用的调整则相对及时, 可以灵活机动地适应变幻的就业景气。为确保其征收的及时足额, 建议仍由税务部门征收, 参保单位和参保人员依法缴纳, 以改变目前征缴难、清欠难的状况, 也有利于依法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 提高征缴率, 降低征收成本。同时, 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逐步建立起以社会保障费为主体、以多种筹资手段为辅助的社会保障筹资体系。这样, 社会保障作为保障生活的安全阀、社会的稳定器和经济的调节器, 才能有效地发挥其应该发挥的作用。

社会救济用于被边缘化的群体, 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4.税费边界和谐:整理税费边界, 推进收费和税收双向改革。

笔者不主张非要“清费立税”, 而是要严格界定税费的边界, 该收费的适合收费的仍以收费为收入来源, 该征税的适合征税的必须要以税收这种形式取得收入, 以使“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

推进新一轮税制改革:把营业税全部改为增值税, 全面推行消费型增值税, 由国税局负责征收管理, 地方参与分成;消费税纳入地税体系, 因为消费税属于税上加税, 而且调节经济的能力比较强, 只有地方自己最了解自己, 因此可以考虑将普遍开征消费税, 作为地方性的税种, 但税率由地方自定;“两税合一”增加公平正义以减少不和谐的声音。

在收费征税不足时发行国债, 但是建设国债的发行量要考虑国债项目的资金需求以及对农业、社会救济、教育和公共卫生等领域的经常性投入。

5.税收优惠和谐:为实现“全社会创造活力显著增强”, 在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方面, 税收政策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除直接的科技投入外, 税收豁免和优惠是政府支持科研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最重要手段。主要包括对科研机构的免税待遇、对商业性研发活动的减、退税待遇和扶持特定高新技术行业的减免税政策等。税收及一些优惠政策的重要性对企业来讲甚至高于政府的直接投入, 一般认为是政府对企业的间接科技投入。政府最常用的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主要有: (1) 研发税前抵扣; (2) R&D费用向后结转或追溯抵扣; (3) 对科研设备实行加速折旧 (赵志耘, 2006) 。

6.税收体系和谐: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 需要保护、防范和治理环境, 由此必然产生对税种创新的需要、对绿色税收的需要。

开征保护性税收、矫正性税收、惩罚性税收和奖励性税收是保护、防范和治理环境政策的最适选择, 从而达到“生态环境明显好转”。环境保护税、环境复原税、环境污染税和环境补贴税四位一体构成了绿色税类, 这样, 商品课税、所得课税、财产课税和绿色课税构建了完整的税收体系 (邢树东, 2005) 。因此, 财税政策的调整要与科学发展观遥相呼应, 政府应高度关注市场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应高度关注通过财税政策的实施, 为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提供政策平台和制度平台, 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力量和微观主体的自我发展能力, 并将其纳入和谐社会之中。

六、结语

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指导下, 或改良或改革现行的财税政策, 其目的是使社会更加和谐, 这是三者之间的联系纽带。基于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互为响应的发展理念和发展目标要求, 财税政策必须要“心随我动”, 划定财政、税收有所作为领域实施改革:修改宪法之涉税条款, 使税收单行法更加符合宪政与法治精神;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整理税费边界, 推进收费和税收双向改革;征收社会保障费;在收费与征税不足时发行国债;消费税应纳入地税体系;完善个人所得税, 应由地方人大、政府、民众共同决定免征额的大小;坚定不移地实施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开征环境保护税、环境复原税、环境污染税和环境补贴税, 构建商品课税、所得课税、财产课税和绿色课税完整的税收体系, 冀望推出和谐社会和谐的财税政策。

但本文的不足之处是, 限于篇幅对有关财税政策只是粗线条式的政策建议。

摘要:基于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互为响应的发展理念和发展目标要求, 财税政策必须要“心随我动”, 划定财政、税收有所作为领域实施改革:修改宪法之涉税条款, 使税收单行法更加符合宪政与法治精神;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整理税费边界, 推进收费和税收双向改革;征收社会保障费;在收费与征税不足时发行国债;消费税应纳入地税体系;完善个人所得税, 应由地方人大、政府、民众共同决定免征额的大小;坚定不移地实施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开征环境保护税、环境复原税、环境污染税和环境补贴税, 构建商品课税、所得课税、财产课税和绿色课税完整的税收体系, 冀望推出和谐社会和谐的财税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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