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职称或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论文的烦恼，为此精选了《返乡创业论文(精选5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以陕西省、四川省8个县（区）762份调查问卷为依据，运用AHP模型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西部返乡农民工创业环境进行评价和比较。结果表明：西部返乡农民工创业环境综合评价水平较好，陕西省和四川省的综合评价水平也较好。
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研究
摘 要：阜阳市作为全国五大劳务输出地之一，由于受城乡二元结构、产业转移、就业环境的改善等原因的影响，阜阳的部分农民工加入了返乡创业这一浪潮中。然而，在这一浪潮中，农民工遇到了诸如创业资金不足、政策落实不到位、文化素质偏低等障碍，对此，提出了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结构、提高农民工文化素质、优化创业结构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阜阳市;农民工;返乡创业
农民工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阜阳市作为全国五大劳务输出地之一，农民工是它的优势资源，顺应返乡潮的趋势，由于受城乡二元结构、产业转移、就业环境的改善等原因的影响，阜阳的部分农民工也加入了这一浪潮中。阜阳市近几年也在积极推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阜阳市常年外出务工人员达260余万人，截止到目前，阜阳市农民工返乡创业人数已达3万多人，阜阳政府先后在一些产业较发达、创业热情较高的乡镇建立农民工创业园近30个，在园区创业的外出务工人员目前已达120多人，带动就业6 000人。但是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研究阜阳市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障碍及对策对于促进阜阳市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阜阳市农民工返乡创业过程中的障碍
阜阳市近几年在积极推进农民工返乡创业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
(一)资金不足构成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最大障碍
阜阳每年向外输出的农民工主要是来自阜阳周边的农村地区，而他们一般都是普通的农民家庭，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打工的工资。在外工资本身就不高，且需要支付自己的生活费、农村家里的开支，那些微薄的收入除去这些开支已经所剩无几。向自己的亲戚朋友借，这也只是杯水车薪，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于是，许多返乡农民工选择向银行贷款，但银行贷款手续比较复杂，且需要一定的担保人，作为一名普通的农民工很难找到银行所要求的担保人。另外，农民工贷款需要一定的资产作为抵押，而一般的普通农民经济状况有限，很难达到银行的资产要求。因此综合各种原因农民工贷到款的可能性很低，即使最后费尽千辛万苦贷到了，数额也很小。资金不足，且农民工的融资渠道单一，是阻碍阜阳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最大绊脚石。
(二)阜阳市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落实不到位
随着返乡创业潮的到来，阜阳市针对返乡创业人员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但一些优惠政策没有落实到位，主要表现在：税收减免的政策不到位，农民工返乡创业企业基本没有享受;政府提供创业贴息贷款政策没有开展任何形式的宣传，许多农民工根本不知道这些优惠政策。如阜阳市出台的对于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给予2000元补助，但针对这一政策多数返乡农民工尚不知晓;免交借读费政策也不到位，有的地方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孩子上学仍需缴纳借读费。
(三)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的整体文化素质偏低
阜阳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不高，且教育存在严重的城乡不平衡现象，城市教育程度远远高于乡镇地区。而阜阳市的外出务工人员90%的来自乡镇和农村，他们只有少数会读到高中，大部分都是初中毕业有的甚至初中尚未毕业就外出打工，缺乏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此，虽然他们外出打工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技术甚至管理经验，但是他们文化水平低，严重制约着返乡创业的学习能力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使得创业者很难分析市场需求和变化。所以，经调查，阜阳返乡农民工创业的行业分布主要在养殖业、加工业等专业素质要求低的行业。且受文化素质低的影响，使得返乡创业的成功率低。根据阜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创业指导科的统计，参加创业培训的返乡农民工只有35%的人成功创业，也就是说有超过60%的人没有成功。
(四)阜陽区域资源条件限制农民工返乡创业选择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足以见得自然资源条件对人们的影响。而阜阳地处安徽北部，地势以平原为主，所以是既无山也无水。阜阳的三区四县，基本没有什么特殊资源可以利用，最多的自然资源就是土地，因此，阜阳回乡创业的农民工中，主要集中在承包土地，发展种植业，像特色旅游，水产品供应与加工，林木业等几乎没有。自然条件的制约，使得民工在返乡创业过程中的行业选择方面受到很大的限制。
(五)阜阳市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热情不高
尽管现在阜阳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回乡创业，但从整体上说，创业热情不是很高。这是因为大部分农民工受城市文化环境影响，不喜欢农村的环境，认为农村脏，乱，且文化设施不健全，特别是第二代农民工。截止到今年三月份，阜阳市共有外出人员260余万人，但返乡创业人员已达3万余人，虽然相比去年新增了2000多人，但从总体看所占比例比较低。由此可见，整个阜阳市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热情还有待提高。另外，受小富即安的思想的影响，返乡农民工创办的经济实体规模都相对较小。据调查，阜阳返乡农民工创业投资大多在5万元到10万元之间技术含量低，效益不高。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不利于农民工创业规模的扩大，阻碍农民工创业的进一步发展。
二、解决阜阳市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的建议和对策
(一)优化农村金融结构，拓宽农民工创业集资渠道
1.要优化农村农民工返乡创业金融服务
进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和调整，简化回乡创业人员的贷款手续，创新农民工返乡创业贷款的形式。支持回乡人员的小额贷款，建立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的农村金融服务部门和民间集资体制，给回乡创业人员最大的金融支持。
2.建立一种中介担保机构，以中介担保机构作为农民工的贷款担保
这种中介机构是指为贷款人办理资信证明并为其提供担保的一种投资担保机构。政府应鼓励和支持这种中介担保机构，加大宣传力度，让返乡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了解这种机构，进而接受和使用这一机构。但是政府在鼓励和支持这一担保方式的时候，也应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和监督这一机构。通过这一机构，返乡创业农民工可以缩减贷款的手续，解决贷款困难的问题。
3.农村信用合作社根据返乡人员的实际需求调整贷款年限，创新多种形式的贷款项目，提高贷款金额，使其符合农民工的需求
在农村主要的金融机构就是农信社，而传统的贷款不仅手续烦琐，而且贷款的期限和金额也很有限。所以，为了给返乡的农民工经济支持，地方农信社应积极深入调查走访，了解农民工的真正需求，为其量身打造适合其创业使用的贷款项目，改进贷款制度，根据农民工的实际需要设定贷款年限和贷款金额。
4.建立一个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专项基金
设立这种专项基金，主要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创业金融支持，解决他们的资金缺乏问题。这种基金也可以用来支付信用担保机构的风险补助，这样可以解决促进一些担保机构，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担保。我们可以采用贷款贴息的方式支持青年农民工创业贷款。而这种基金可以支付部分利息。另外，此基金还可以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比较小额的贷款。目前阜阳市还没有建立这种专项基金。但在2012年1月25日，阜阳市出台了《鼓励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意见》中提出加大对返乡农民工的信贷支持力度，针对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从事个体经营的给予5万元的财政贴息贷款，合伙创业或组织起来就业是给予50万元的财政全额贴息贷款，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了金融支持。
(二)积极对返乡创业农民工进行创业培训，提高他们的整体文化素质
阜阳市返乡农民工即使在外积累了一定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他们的专业素质不高，很难有大的发展，且增加了创业风险系数。因此，政府部门应加大力量开办各类农民工返乡创业培训班，通过创新方法、完善创业培训机构、整合阜阳市的创业培训资源，加大力度对回乡创业人员进行培训。在培训中，要因地制宜，开设不同的创业的课程，不仅包括专业知识，还应包括管理知识，文化娱乐知识来吸引返乡农民工，从而提高返乡农民工的综合素质。
(三)政府要对本地区的资源进行整合，找出供返乡农民工选择的创业项目
阜阳市地处平原，在普通农民工看来最多的自然资源就是土地，认为没有什么资源可以利用，所以也就找不到合适的创业项目。在调查走访中，有部分农民工就是由此而放弃创业。而政府可以集合各方专家对地区自然资源进行整合、开发和利用，从而开发出适合文化素质低且资金有限的返乡农民工的创业项目。这样原本认为无自然资源可利用的农民工自然会前来选择。另外，要整合传统创业资源，提升传统工艺的规模。例如，阜阳市阜南县黄冈镇的柳编闻名中外的，我们可以再次利用，通过政府的力量把它引入别的乡镇，达到资源的充分利用。
(四)大力推进返乡创业宣传，提高农民工的返乡创业热情
政府积极创建良好的创业气氛，宣传创业成功人士的事迹，加强创业观念的宣传与教育。如通过评选阜阳市或各县市创业之星的方式引导宣传农民工返乡创业。优化阜阳市的创业环境，兴建创业园区，以吸引农民工创业。目前颍东区省级创业园已达到5个，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基地。截至2012年阜阳全市建立的创业园达120多个，虽然每个创业园的占地面积都不是很大，但它为返乡農民工提供了创业基地。而对于创业成功人士要大力宣传和表彰，对即将返乡创业的农民工起到带头模范作用。最后，我们还要改变农村的生活环境，娱乐设施，提高农村的生活水平，从而吸引新生代农民工回到自己的家乡，建设自己的家乡。通过以上方法来提升农民工的创业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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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贾梅，张炳明
摘 要：农民工返乡创业不仅有利于其收入增长，而且有利于其自我价值的实现，鼓励农民工创业已成为促进“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新型城镇化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创业学习理论，将创业绩效分为财务绩效和成长绩效两个维度，探讨返乡农民工的强弱关系和创业学习影响其创业绩效的机理。以湖南省258位返乡农民工创业企业为样本的实证分析表明：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强关系与财务绩效显著正相关，而弱关系则正向影响成长绩效;强关系和弱关系都与创业学习显著正相关;创业学习不仅直接促进创业绩效，而且在强弱关系与创业绩效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应重视返乡创业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促进其强弱关系的双重嵌入，并积极培养和提高其创业学习能力，进而有效提升我国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
关键词：返乡农民工;农民工创业;强关系;弱关系;创业绩效;财务绩效;成長绩效;创业学习
一、引言
在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以及“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背景下，当前我国农民工自主创业人数不断攀升，2015年农民工总创业人数已达到4 716万，成为创业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只有约30%的农民工能创业成功(黄振华，2011)，如何提高农民工创业绩效已成为政府、学者与创业者共同关注的话题。创业者通常基于个人人力资本、金融资本与社会资本三种资源禀赋进行创业(黄洁 等， 2010)，而农民工同其他创业者相比，以上三种资源较为匮乏(黄洁 等，2010;庄晋财等，2014;陈昭玖 等，2016)。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农民工创业者一般通过社会关系来获取创业所需的各种资本(黄洁 等，2010;朱红根 等， 2012;张鑫 等，2015;张秀娥 等，2016;陈昭玖 等，2016);同时，在普遍存在的“差序格局”下，农民工一般按照亲疏程度将其社会关系划分为强社会关系(以下简称强关系)与弱社会关系(以下简称弱关系)，并由此获取创业所需的各种资本(费孝通，1985;黄洁 等，2010;朱红根 等， 2012;张鑫 等，2015;陈昭玖 等，2016)。然而，强调企业内部能力建设的创业学习理论则认为并非强弱关系本身，而是创业者创业学习的差异才导致创业绩效的不同(单标安 等，2014)。通过创业学习，创业者能够增强其人力资本从而更有效地从强弱关系中获取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发现创业机会(Politis，2005)。实际上，单独从外部强弱关系或者内部创业学习的视角都无法深入全面揭示提高创业绩效的内在机理，因而有学者开始对两者进行整合，探讨提高创业绩效的机理(杨隽萍 等，2013;谢雅萍 等，2014)。
相对一般创业者，我国的返乡农民工有其显著特征。第一，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群体“离乡务工”使其与家乡的强关系相疏远，而“返乡创业”使其与沿海务工地的弱关系相隔离，因此究竟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的影响更大，并没有形成一致意见(张秀娥 等，2016)。第二，由于农民工整体的“地位劣势”(庄晋财 等，2014)，他们强弱关系的质量并不高，其蕴涵的各种资本能否满足创业要求并促进创业绩效的提高，需作进一步验证。第三，农民工群体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陈昭玖 等，2016)，缺乏人力资本和高层次学习经历的他们如何有效捕捉与整合强弱关系中的机会与资源进行创业，需作进一步探索。第四，农民工多选择低技能、低知识要求等准入门槛相对较低的行业进行创业(庄晋财等，2014)，对人力资本的要求并不高，因此，创业学习在其创业过程中能发挥多大作用还需进一步研究。第五，同以往农民工创业相比，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返乡农民工积累了一定的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其创业意愿复杂，既有提高收入求生存的，也有试图实现自我价值求发展的(房国忠 等，2014)，因此创业绩效体现为财务绩效和成长绩效两个方面，然而很少有研究对农民工创业绩效进行划分。有鉴于此，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创业学习理论，以湖南省258 位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为样本，对农民工的强弱关系、创业学习(包括经验学习、认知学习和实践学习)与其创业绩效(包括财务绩效和成长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进而为有效提高返乡农民工创业能力和绩效提供经验参考和政策启示。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1.返乡农民工创业、创业绩效与强弱关系
我国以返乡农民工为对象探索如何提高创业绩效的研究才刚兴起，它是继“民工潮”与“返乡潮”之后，在返乡农民工“创业潮”的情境下所产生的(房国忠 等，2014)。本文所指的返乡农民工创业是指有打工经历(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返回到家乡，通过识别或创造创业机会，整合各种资本与资源创建新的组织或者开发新的产品(市场)，并对创业活动或组织进行经营管理的过程(孙红霞 等，2010)，包括以增加收入、维持生存为目的的生存型创业和以追求梦想、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型创业(刘美玉，2013;朱红根 等，2013)。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反映其创业过程的效果，一般用财务绩效或成长绩效对其进行刻画(余绍忠，2013)。财务绩效主要通过财务指标(如销售额、收益额和资产回报率等)描述创业效果，体现新创企业的生存能力;成长绩效则通过动态性的非财务性指标(如市场占有率、产品创新程度与员工增长等)描述创业效果，体现新创企业可持续的成长能力(Antonicic，2001;朱秀梅 等，2010)。因此，为与其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相适应，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应从财务绩效和成长绩效两个方面进行(Antonicic，2001;朱秀梅 等，2010;李丽群 等，2011)。但现有研究主要从宏观的创业环境如政府支持和贷款政策等(朱红根 等，2012)、中观的家庭背景如家庭支持(石智雷 等，2012)、微观的个体特质因素如农民工人力资本和培训(汪三贵 等，2010)等方面探讨提升农民工创业财务绩效的途径(黄洁 等，2010;张秀娥 等，2016;朱秀梅 等，2010)，而对农民工创业成长绩效的关注较少。
由于“新创劣势”(杨隽萍 等，2013)与“地位劣势”(庄晋财 等，2014)的双重缺陷，社会关系对于返乡农民工创业极为重要(黄洁 等，2010)。社会关系是指因血缘、地缘与业缘所形成各种关系的总和(Granovetter，1983;边燕杰，1998)，通过社会关系农民工可以获取创业所需的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如信任、资本、知识、信息、互惠与声誉等(林南， 2004)。农民工的社会关系主要由强关系与弱关系构成(费孝通，1985;黄洁 等，2010)，其中，强关系是指基于“血缘”与“地缘”关系的亲属朋友之间的高交集、高密度的社会关系，而弱关系则是指基于“业缘”关系的熟人之间的低交集、低密度社会关系(Granovetter，1983;边燕杰，1998)。现有研究对强弱关系与农民工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存在争议，如黄洁等(2010)、张秀娥等(2016)认为是强关系促进了农民工创业绩效的提高，而朱红根等(2012)、张鑫等(2015)、陈昭玖等(2016)则认为是弱关系提升了农民工之创业绩效。
2.创业学习、强弱关系与创业绩效
创业学习是指不断获取、开发和拓展有关创建与管理新组织的知识的过程，包含组织与个体两个层面(Politis，2005)。组织层面的创业学习研究重在组织的学习氛围，主要从探索性学习与利用性学习2个维度分析创业学习的前因及后果(杨隽萍 等，2013)。个体层面的创业学习重在个体开发和获取与创建或做大新企业相关的倾向、技能和能力，包含经验学习、实践学习和认知学习3个维度(单标安 等，2014)。经验学习是指创业者把自身先前的经验转化为创业知识以避免先前失败行为的一种创业学习方式(蔡莉 等，2012);认知学习是吸收他人经验并转化为对自身有价值的创业知识;而实践学习一般发生在特定环境下，创业主体通过实践修正已有的认识并形成全新的有利于当前环境的创业知识(单标安 等，2014;Lumpkin et al，2005)。
有关创业学习对创业绩效直接作用的研究，主要从组织层面探索创业学习对创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杨隽萍 等，2013;谢雅萍 等，2014)。但是，同其他创业者相比，目前我国返乡农民工创建的企业组织较为简单，往往缺乏完整的组织架构，其日常经营主要由农民工企业主一人说了算(孙红霞 等，2010)，创业学习以农民工个体为主，因此，相关研究对农民工创业学习与创业绩效关系的分析也主要从个体层面进行。同时，农民工多选择准入门槛较低的行业进行创业(庄晋财 等，2014)，尽管已有研究证实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能提高其创业能力(陈昭玖 等，2016)，但个体层面的创业学习是否真能促进农民工创业绩效的提升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
有学者认为，强弱关系对农民工创业绩效的作用受某些情景因素如自我效能感(张秀娥 等，2016)和创业能力(崔海兴 等，2016)等的影响。但由于农民工创业群体文化水平偏低，人力资本匮乏(陈昭玖 等，2016)，缺乏创业学习的农民工显然无法从强弱关系网络中实现金融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整合以有效开发创业机会。因此，关注返乡农民工强弱关系对创业绩效的影响还需关注创业学习在其中發挥的作用。已有研究认为，强弱关系的交往与互动有利于创业学习有效获取各种创业机会和知识(Slotte et al，2010)，进而促进创业绩效。然而，对于处于“地位劣势”和“教育劣势”的返乡农民工，其强弱关系如何作用于创业学习进而影响创业绩效，现有研究尚缺系统性探讨。
3.研究假设与框架
必须承认，在当前“双创”与“新型城镇化”的社会背景下，积累了一定人力资本、金融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压力大为减少，其生存型创业与机会型创业交互存在(孙红霞 等，2010;傅晋华，2015)。因此，从财务绩效与成长绩效两个维度探讨农民工创业绩效有其必要性(Antonicic，2001)，把强弱关系、财务绩效与成长绩效纳入同一分析框架，能更为全面、系统和科学地揭示强弱关系与农民工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创业学习理论认为，强弱关系能否提升创业绩效主要取决于创业学习能力的高低(杨隽萍 等，2013)。尽管现有研究普遍认为继续教育和再培训能增加农民工人力资本和提高农民工创业水平，但着眼于个体层面的创业学习能否促进其创业绩效还有待研究。同时，基于农民工的特殊性，如其文化水平较低、社会地位劣势以及“返乡创业”与“沿海务工”导致强弱关系网络的“双分离”等特征，强弱关系如何通过创业学习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还需进一步验证。
(1)农民工强弱关系与创业绩效。同其他创业者相比，农民工创业受“新生弱势”与“地位弱势”双重制约(庄晋财 等，2014)，他们主要通过“血缘”与“地缘”强关系获取创业所需的金融资本与资金资源，通过紧密型的客户关系获取第一份订单并保持顾客的忠诚度(汪三贵 等，2010)，而且也是从关系紧密的供应商那里获取特殊的优惠。因此，强关系保证了初创企业成功，对提高农民工创业绩效的财务绩效具有重要意义。农民工弱关系越多，则拥有的“桥”关系越多，从而居于网络的中心位置，这有利于获取更多异质性的信息(Granovetter，1983)。而且拥有的弱关系越多，越能与更多不同阶层的人取得联系，有利于获取更多差异性的资源与社会资本，有利于提高农民工创新和机会识别能力，也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的地位并获取更好的声誉，避免信息与资源的冗余。因此，农民工弱关系越多可能越有利提高创业成长绩效。因此，提出假设1：农民工的强关系越多，其创业的财务绩效越高;农民工的弱关系越多，其创业的成长绩效越高。
(2)农民工强弱关系与创业学习。许多学者认为社会关系其实就是一张学习网络，学习的对象不仅是血缘与亲属的强关系，而且也包括业缘与工友的弱关系(谢雅萍 等，2014)。因此，社会关系的规模越大、社会资本越丰富，农民工创业者学习的空间越大，学习的需求越能得到满足。强关系越多，情感交流可能就越紧密，越能增进彼此的认同，从而有利于隐性知识的传递与共享，使得模仿、指导与吸收等学习活动更加顺利与便捷，人力资本增长越快。弱关系越多、异质性越高，农民工越能通过观察、模仿网络成员的差异性行为来吸收显性知识和弥补经验的不足，从而提高创业学习能力以及人力资本。因此，提出假设2：农民工的强关系和弱关系均正向影响其创业学习。
(3)农民工创业学习与创业绩效。有学者指出，创业者利用经验的差异性导致其机会识别能力的差异，经验学习以创业者自身的直接经验为学习对象，通过经验学习可提高创业的认知能力(汪三贵 等，2010)。通过自身的经验学习，农民工创业者能够准确把握客户的需求与市场的发展趋势，进而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并获取更多新创企业资源(谢雅萍 等，2014)，因此，经验学习有利于提高财务绩效和成长绩效。拥有较强认知学习能力的创业者能够通过反思和观察其他创业者或者标杆人物的技能、见解和实践而获得相关知识，从而促使其创业能力的提升(单标安 等，2014)。其他创业者的经验与模式相对容易模仿，不仅不用花费太多的时间和成本，而且能够在短期内取得成效，同时也有利于农民工人力资本的积累与更新，促进其决策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拓展(杨隽萍 等，2013)。但无论是直接经验还是间接经验，都只在一定的情景下适用(单标安 等，2014)。实践学习能力越强，创业者就越能够基于实践来辨别旧知识同新情景之间的偏差，从而攫取创新性的知识(单标安 等，2014)。市场环境千变万化，以往知识的价值往往有限，只有边干边学，不断完善自身的知识体系才能从中获得符合当前情境下的创业知识(蔡莉 等，2012;单标安 等，2014)。所以，实践学习不仅有利于企业的生存，而且对企业的成长也是有利的。因此，提出假设3：农民工的创业学习(经验学习、认知学习和实践学习)正向影响其创业绩效(成长绩效和财务绩效)。
(4)创业学习在农民工强弱关系与创业绩效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创业学习理论认为强弱关系仅为农民工获取社会资源提供一条通道，但能否有效地整合这些资源还受到创业学习的影响(蔡莉 等，2012;单标安 等，2014)。通过创业学习，创业者攫取并创造新的知识，人力资本获得增长，这有助于其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蔡莉 等，2012;单标安 等，2014)。以亲属朋友为基础的强关系可以获取大量的隐性知识、资金和情感性资源，通过创业学习可以把这些资源转化为新创企业的财务绩效;而以熟人为基础的弱关系则可以获取大量的显性知识和异质性资源，通过创业学习可以把这些资源转化为新创企业的成长绩效。因此，提出假设4：农民工的强关系通过创业学习提高其创业的财务绩效;农民工的弱关系通过创业学习提高其创业的成长绩效。
三、实证分析方法与结果
1.变量测量方法与样本情况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李克特7点计分)法对研究的变量进行测量(见表1)。根据李丽群等(2011)的研究，创业绩效从财务绩效和成长绩效两个方面进行测量;在朱秀梅等(2010)的研究中此测项的克朗巴哈系数分别为0.815与0.878。参考单安标等(2014)的做法，基于个体层面从经验学习、认知学习和实践学习三个方面对创业学习进行测量，其研究中此3项的克朗巴哈系数分别为0.709、0780与0.790。基于血缘、姻亲及同乡关系的“亲戚”和“朋友”等定义为强关系，因打工而认识的“熟人”“工友”和“相识的人”等定义为弱关系(Yang et al，1994)。强弱关系测量的主要方法有互动法与角色法两种，其中，互动法依据他人与自我交往的频率測量关系的强弱，而角色法依据他人与自我关系的角色来判断关系的强弱。中国乡村是一种以“血缘”与“地缘”为核心扩展的具有“差序格局”特征的关系网络，采用角色法测量强弱关系更合乎中国的文化情景(苏丽锋 等，2013)，因此本文采用角色法进行测量。此外，由于企业年龄和规模会对创业绩效产生影响(Covin et al，1991)，本文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并采用企业创立年限和员工数量的对数来测量企业年龄和规模。
2016年6—11月，课题组通过面谈、电话或者电邮等方式向湖南地区500位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发送500份问卷，将其中错填、漏填以及反馈问题不齐全的问卷删除，收集整理后得到有效问卷共258份。这既满足总样本容量需超过30份的要求，也满足变量数与样本总量比例为1∶10的要求(张雷 等，2005)。在258家样本企业中，创业5年以内的有230家(89%)，5—10年的有26家(10%)，10年以上的有2家(1%);规模50人以下的有248家(96%)，50～100人的有10家(4%)。其中，创业者年龄为20～45岁的有196人(占76%)，95%的创业者有过至少6个月的外地打工经验，98%的创业者为高中以下学历(有部分创业者通过自考等方式拿到大专文凭)。问卷中的测量条款基本服从正态性分布(偏度绝对值小于2，且峰度绝对值小于3)，可进行以下分析(Kline et al，1986)。
2.效度与信度分析
由于均为成熟的量表，采用聚合与区分效度以及因子拟合指数3个指标进行效度检验，采用总相关系数和克朗巴哈系数2个指标进行信度检验(见表2、表3)。分析显示，3变量(创业绩效、社会关系以及创业学习)的KMO值分别为0.865、0.786和0783，巴莱特值分别为753.618、379.125和399940，显著水平值均约为0.000，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用SPSS 16软件进行因子分析，所有载荷均比标准要求值大，变量的累计解析比分别为87.847%、88.331%和82.898%，表明运行结果的因子结构与本文的理论假设框架大体一致。据此对聚合效度与区分效度进行判定：各潜变量的平均提取方差值均高于0.5，满足聚合效度标准;任意两个潜变量相关系数的平方值明显小于最小的平均提取方差值0523，满足区分效度。进一步使用LISREL 8.7软件对全部问卷做验证性分析，结果显示3变量的均方差分别为2.56、2.52和2.18，其他各项指数均在标准范围内，表明研究假设框架有较好的构建效度。同时，统计分析显示本文所用数据也合乎信度检验标准(潜变量的克朗巴哈系数大于0.7，且其组合信度大于0.6)。
3.变量关系检验
使用SPSS 16软件计算自变量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见表4)，结果显示7个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024～0.542之间，满足标准要求(小于075)，方差膨胀因子(VIF值)也满足标准值要求(吴明隆，2003)，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运用SPSS 16软件进行多元回归，估计强弱关系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以及创业学习在两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见表5)。
回归结果显示：(1)强关系对财务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弱关系对成长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1得到验证。(2)强关系和弱关系都与创业学习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假设2得到验证。(3)经验学习、认知学习和实践学习与财务绩效和成长绩效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假设3得到验证。(4)加入创业学习后，强关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不再显著，而创业学习的三个维度(经验学习、认知学习和实践学习)与财务绩效的正向关系显著;弱关系与成长绩效的正向关系也不再显著，而经验学习、认知学习和实践学习与成长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假设4得到验证。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创业学习理论，分析创业者外部的社会关系与个体内在的创业学习对其创业绩效的影响，创新性地从财务绩效和成长绩效两个维度考察强、弱关系影响创业绩效的内在机制和途径，并采用对湖南省258位返乡创业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结果表明：(1)返乡农民工的强、弱关系均有利于其创业绩效的提升，但具体表现不同;农民工通过强关系获取的金融资本等资源有利于其创业财务绩效的提升，而通过弱关系获取的社会资本及人力资本等资源则有利于其创业成长绩效的提升。(2)创业学习能力的提高不仅直接提升了创业绩效，而且可以增加农民工人力资本并提高其对社会资本的整合能力，进而在强弱关系与创业绩效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同时，经验学习、认知学习和实践学习对农民工创业绩效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印证了单安标等(2014)关于创业学习存在多维非共变性的结论。基于上述结论，为提高我国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返乡创业农民工应强化社会关系构建意识，努力实现强弱关系的双重嵌入，从而增强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获取能力。当前，返乡农民工创业受到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等方面的制约，需要从外部强关系中获取与之相关的资源以提高其创业财务绩效;但返乡农民工的“地位劣势”使其强关系所获取的资源存在较强的同质性，如果长期不加以改变将阻碍其成长绩效，因此需要构建大规模的弱关系来扩张社会资本以获取异质性资源，从而保障新创企业不断成长壮大。所以，为提高返乡农民工创业过程中对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获取能力，一方面，政府要鼓励返乡农民工积极加入行业协会、合作组织以拓展强弱关系，并搭建相应的交流平台如研讨会、行业协会等，同时也要为返乡农民工与外部的交流合作提供优质的基础保障和顺畅的网络环境;另一方面，农民工也需要提高社交能力，要利用以往的“业缘”关系保持和拓展自己的弱关系，多参加行业研讨会及行业协会活动，有意识地嵌入高层次的弱关系，并通过与上下游企业建立稳定的伙伴关系实现强弱关系的叠加。
二是积极培养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创业学习能力，促进其人力资本增长，提高其创业能力。创业农民工作为企业组织者，不仅要注重外部关系的构建，还应当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和人力资本。政府应积极为返乡创业农民工提供多种多样的培训与受教育的机会，通过多种形式的继续教育以增强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提高农民工创业学习能力。作为创业者，农名工应增强对创业知识的学习和思考，努力掌握相应的技术技能，提升创业能力，进而提高创业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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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C number：F272.2;C912.82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674-8131(2017)03-0025-09
(編辑：朱德东;段文娟)
作者：郑山水
摘要：以陕西省、四川省8个县（区）762份调查问卷为依据，运用AHP模型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西部返乡农民工创业环境进行评价和比较。结果表明：西部返乡农民工创业环境综合评价水平较好，陕西省和四川省的综合评价水平也较好。其中，经济环境、融资环境、政府服务环境和政府政策环境指标处于较好至差4个水平区间，四川省均优于陕西省1个区间；教育及培训服务环境、市场环境、社会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处于一般至好3个水平区间，2省水平相一致；基础设施处于和较好水平，陕西省优于四川省。
关键词：返乡农民工；创业环境；AHP模型；模糊综合评价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实施和投资环境的改善，西部从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流出地转变为返乡农民工的聚集地，解决好返乡农民工再就业问题成为西部各级政府所面临的重要任务。自主创业是解决返乡农民工再就业问题的方法之一，由于受到文化水平、专业技能、资金等方面的影响，返乡农民工创业成功率较低。除了创业者个人因素外，创业环境也是创业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正确分析和评价西部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环境，探究其创业环境中存在的不足，对于合理优化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环境，提高其创业的成功率，增强西部地区经济活力，发挥当地资源优势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在构建西部返乡农民工创业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陕西省、四川省的实地调查数据，对西部创业环境进行评价，并比较和发现两省创业环境的优势和不足，为改善和优化西部返乡农民工创业环境提供政策建议。
一、文献回顾
国外对创业环境的研究起步早，理论研究比较全面。有两个最经典的创业环境模型，即五维度模型和GEM模型。五维度模型是Gnyawali和Fogel在1994年提出的，他们认为创业环境是创业过程中多种因素的组合，这个组合包含五个维度，即政府政策和工作程序、社会经济条件、创业和管理技能、资金支持和非资金支持。GEM模型提出了创业活动促进经济增长和创业就业的传导机制，介绍了创业环境的九个条件，即金融支持、政府政策、政府项目、教育和培训、研究开发、转移、商业环境和专业基础设施、国内市场开放程度、实体基础设施的可靠性、文化及社会规范等。以上两个研究既相互借鉴，又各有特色，五维度模型从外部环境和创业者两个角度进行创业环境分析，注重创业者的自身素质和社会经济条件等软环境对创业环境的影响，但是对创业的非资金支持分析的不够全面。而GEM模型的研究更加全面，对软环境和硬环境都进行了研究，更注重教育和培训、商业环境和基础设施、国内市场开放程度、实体基础设施的可靠性等硬环境对创业的影响。
同内对创业环境的研究主要是在以上两种模型的基础上展开的，如陈兴淋根据GEM研究框架，通过专家问卷的方式对南京市创业环境现状进行了研究，并指出了南京市创业环境的优势和需要改进的方面。周丽在GEM框架下对肇庆市创业环境进行多维度分析，采用专家问卷调查法将肇庆市与珠江三角洲其他城市进行了比较，结合肇庆市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评价。该研究对不同城市的创业环境进行了对比，但缺乏以实地调研资料为基础的研究，研究的主观性比较强。池仁勇，朱非白提出城市创业环境指数的概念，建立了指数框架体系，运用数学方法对长江三角洲部分城市的创业环境做出了评价。以上都是针对大中城市创业环境展开的研究，针对农村创业环境的研究较少。罗新阳、钱子键、罗新欧根据要素组合模型和GEM模型，结合农村的特点建立了农村创业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把农村创业环境系统分为经济支撑系统、服务支持系统、培训支撑系统、文化支撑系统和环境支撑系统5个系统，同时探索了优化农村创业环境的路径。这一研究较为全面地概括了农村的创业环境。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大多是建立在GEM模型的基础上，针对城市或者农村进行创业环境评价，但由于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大，有些环境指标并不适用于西部农村地区创业环境的分析，同时，对创业环境主体的研究也忽略了农民工这类创业主体。目前创业环境评价存在两个方面不足：一是西部地区创业环境评价研究不足，缺乏对西部地区不同省份创业环境的比较研究；二是创业环境评价中缺乏以创业者为视角的评价，没有以返乡农民工创业者为视角的评价。本文在借鉴GEM理论的基础上，构建西部创业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以西部返乡农民工创业者为评价主体，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西部地区的创业环境进行实证分析。
二、西部返乡农民国创业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在借鉴GEM模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西部地区创业环境的特点而创建的西部返乡农民工创业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的特色在于不是用宏观统计数据对创业环境进行评价，而是从返乡农民工创业者这一微观视角来对创业环境进行评价。在一级指标的设置上与GEM模型分类上有不同，包含了其中的内容且有增加，考虑到中国和西部的特殊性，增加了经济环境、政府服务环境和自然环境等一级指标。经济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着创业活动，政府服务的改善是消除返乡农民工创业障碍的必要条件，西部有着独特的自然资源，而返乡农民工与土地、当地资源有着天然的联系。评价指标体系由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组成，包括9个一级指标和38个二级指标。一级指标是对宏观层面的把握，二级指标是对一级指标的细化，选取特点注重创业者的微观感受，如二级指标中人均农村纯收入一项，要求被调查的创业者感受近3年人均农村纯收入增长程度来选择（见表1）。
三、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及步骤
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创业环境进行评价。层次分析法需要建立分层递阶结构模型，这种结构模型适合于对创业环境多重指标的分析。模糊综合评价法是以层次分析法确定的权重为基础，确定评价集，得出模糊评价结果。该方法是应用模糊集合的概念，将定性的创业环境评价指标进行定量化处理，从而能够系统评价创业环境的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建立多次递阶结构模型和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其次，确定评价指标集L，和评价尺度集V，U={u1，u2…u4}，V（v1，v2，…vk，…，vp），假设有p个评语结果，uk代表总评语集的第k个可能的评语。本文把创业环境现状评价和评语集分为五个等级，为E=（差，较差，一般，较好，好），创业环境评价用分值1分、2分、3分、4分、5分来衡量，表示为（差，较差，一般，较好，好）=（1，2，3，4，5），5个评语分别量化为60分，70分，80分，90分，100分，用向量Y表示，Y=（60，70，80，90，lOO）’表示；再次，通过权重和第二步确定评判矩阵；最后，得出模糊综合评判集：B=A*R=（b1，b2，…bp），（A表示一级9个指标的权重集，R表示创业环境评价指标对各等级隶属度），根据评判集得到最终评价结果。
（二）数据来源
本文的调研数据来源于2011年7—9月对陕西省、四川省的典型调查。调查中选择两省返乡农民工创业较典型的县（区）各4个，分别为四川省的金堂县、温江区、郫县、双流县和陕西省的兴平市、武功县、咸阳市、杨凌区。调查对象为城镇有固定店面的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和村镇里的种养殖大户，参加调研人员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管学院和西南交通大学经管学院的研究生和部分本科生，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两种方法进行。每个县（区）发放问卷100份，两省共发放800份，回收问卷793份，有效问卷762份，问卷有效率为96％。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2。
四、实证分析
（一）创业环境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文依据调研样本中返乡农民工对创业环境现状评价的打分，运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各项指标的权重是确定模糊矩阵，并进行模糊综合评价的基础，也反映出各项指标在创业环境中的重要程度。陕西省和四川省返乡农民工创业环境评价指标权重见表3。
（二）模糊综合评价
首先，建立一级指标的模糊矩阵。依据创业环境评价指标权重，通过层次分析法计算，得出陕西省和四川省的一级指标模糊矩阵，陕西省模糊矩阵（四川省省略）表示如下：
最后，得出创业环境综合评价结果。在模糊综合评价中得分越高表示创业环境越好，反之，越差。陕西省、四川省创业环境模糊综合评价结果见表4。
西部创业环境综合评价为较好水平，从表5可以看出，陕西省和四川省创业环境综合评价都是较好水平，得分分别为83.06和84.70，四川省综合创业环境水平略优于陕西省，具体分析如下：
1.西部的经济环境和融资环境处于较好或一般水平，四川省优于陕西省。四川省两项环境指标得分都在80分以上，属于较好水平，陕西省不足80分，属于一般水平。近几年来，西部的经济发展和农村人均纯收入有较快的增长，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数量的不断增加和地方性银行的建立，为创业者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环境。由于农民工对风险投资机构认识不足和大银行的信贷结构问题，融资难是制约返乡农民工创业的重要因素。四川省为解决融资问题，出台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政策，诸如：规定金融机构当年从农村地区吸收的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确定农业银行定位，增加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的信贷业务；建立联保贷款，改进贷款模式；实行返乡农民工创业保险，服务返乡农民工创业。”这些措施的实行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四川省的融资环境。
2.西部的政府服务环境处于较差或差的水平，四川省优于陕西省。四川省政府服务环境得分近70分，属于较差水平，而陕西省只有60多分，属于差的水平。与东部相比西部许多地方政府存在办事效率低下、政务公开能力差和创业服务体系不健全等问题，降低了返乡农民工创业信息获得的及时性，也影响着整个创业过程。调研中了解到，四川省有不同于陕西省的做法，四川省政府部门根据不同层次返乡农民工的实际情况提供合适的创业项目，同时有较完善的创业配套服务体系，能够有针对性地进行不同程度的培训，这些做法提高了创业的成功率。而陕西省没有专门针对返乡农民工的政策，往往是自选创业项目，有一定的风险性和盲目性，且培训的针对性不强。
3.西部的政府政策环境处于一般或较差水平，四川省优于陕西省。四川省政府政策环境水平得分高于70分，属于一般水平，而陕西省不足70分，属于较差水平。相比西部较差的政府政策环境，四川省近年来积极探索改善的方法，制订了促进农民工创业的系列政策。例如，规划建立“农民工创业园区”，为进入园区的农民工创业者提供优惠政策；对创业成功的农民工实行5000元的一次性奖励，以促进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积极性；搭建农民工回乡创业服务平台，提供办理工商、税务登记、土地使用等手续的“绿色通道”，为返乡农民工创业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4.西部的教育及培训服务环境水平较好，陕西省和四川省的水平一致。两省的教育及培训服务环境得分均在80分以上，水平都较好。调查中发现，西部地区根据返乡农民工创业特点和当地产业发展情况，对农村妇女、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都有不同层次的培训，失业人员主要是技能方面的培训，以解决其就业问题，对掌握一技之长和积累一定资金的返乡农民工实行创业和管理能力方面的培训，以帮助其创业。
5.西部的基础设施水平处于好或较好水平，陕西省优于四川省。陕西省的基础设施水平得分在90分以上，属于好的水平，而四川省不足90分，属于较好水平。西部大开发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西部地区创业硬件环境的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完善，信息网络逐步普及，客运、货运能力基本发达，这些为返乡农民工创业提供了便利的交通、通讯以及能源支持。由于地理位置和地形的差异，陕西省的基础设施优于四川省。
6.西部的市场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处于一般水平，陕西省和四川省水平一致。两省的市场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得分都在75—80分之间，属于一般水平。调研统计发现，西部返乡农民工选择的创业领域、创业规模较为相同，因而面临的市场环境也有相似之处。区域文化对农民工创业有着重要影响，它是创业行为的原动力，西部文化中倡导艰苦奋斗、自立自强，提倡通过个人努力取得成功，也鼓励创造和创新的精神。在舆论宣传上西部注重典型介绍、培育和树立创业新星、营造浓厚的创业氛围，但调查中也发现西部文化尚属于保守型，一些创业者具有“官本位”思想，还有一些具有“小富即安”的思想，这些观念的综合作用使西部的社会人文环境处于一般水平。四川省返乡农民工较陕西省具有更强的创业意识和创业冒险精神。
7.西部的自然环境处于好的水平，陕西省和四川省水平一致。两省的自然环境得分最高，都在90分以上。西部地区除了丰富的矿产资源外还有着广阔的土地、优良的畜种和多种多样的农作物，为发展特色农业和畜牧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优越的自然资源也为返乡农民工创业提供了多种资源和机会，西部自然资源好是创业者的共识。
五、结论及建议
西部返乡农民工创业环境综合评价水平为较乎，陕西省和四川省的综合评价也为较好，但具体评介指标有所不同。其中，经济环境、融资环境、政府恨务环境和政府政策环境指标处于较好至差四个水平区间，四川省均优于陕西省一个区间；教育及培训恨务环境、市场环境、社会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两省水平相一致，处于一般至好三个水平区间；陕西省的基础设施优于四川省，分别处于好和较好水平。
为了改善西部返乡农民工创业环境，现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应简化创业旧关手续，完善创业信息咨询，建立多层次有针对性内创业培训，健全创业服务体系，为返乡农民工创业是供全方位服务，创造良好的政府服务环境。第二，加强政府政策支持。积极建设“农民工创业园区”，三建成的创业园区应尽快向创业者开放，通过设立争门的创业园区、行业市场让创业者享受产业政策尤惠；积极将各项政策转换为具体措施，监督实施，并不断完善各项政策。第三，拓展融资渠道。加大政府启动资金和扶持资金的投入力度，扩大扶持范围和规模；优化银行的信贷结构，把资金投向农业、中小企业，支持返乡农民工创业；加快发展地方性小银行、地方性小额信贷企业、债券市场、产权交易市场和私募股权基金等其他融资渠道，拓展中小企业、农业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
作者：魏凤 张海丽
摘 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实质是基于自身条件，应付外部环境压力的一种理性决策，是在创业利益和务工收益两者之间权衡后的结果。本文基于推拉理论学说，以2008年的金融危机、2013年产业升级转型、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为三个时间节点，从当时的经济情况、农民工在城市发展情况以及农村的发展情况入手论述这三个时间节点下产生农民工返乡创业潮的前因后果，并结合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探讨农民工进城的心理变化，这种心理变化使得农民工在不同时期有不同需求，从而引发不同的创业动机，由此构建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动力机制。在此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政府应该在财政、培训、创业保障三方面去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关键词：农民工;返乡创业;动力机制
[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19.07.009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于2018年出台中央一号文件对乡村振兴战略做了全面部署，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这是中央首次将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提到国家战略层面。由于历史社会原因，城乡分割发展长期存在，农村大量剩余青壮劳动力大规模往经济发达的城市流动，农村人口只剩下老人、妇女、儿童等这些弱势群体，在知识与技能上的弱势使其难以发展农村經济，导致农村出现空心化、老龄化、贫穷化，甚至土地撂荒化，乡村的没落导致留守在农村的人口普遍保守种植工序简单的粮食作物，导致农产品市场供求结构失衡，越来越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及绿色消费的需要。长此以往这种城乡差距会越来越大，并且落后的乡村的社会问题将更加严重。由此，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就是想要扭转这种单向无限地向城市输送劳动力的局面，强调要走城乡深度融合发展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
乡村振兴是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但是要有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在于人。农村与农业的发展，需要有知识、有技术、热爱乡村、敢于创新的乡村精英回流，而农民工在城市的打工经历，不仅促进其思想观念的转变，变得更加现代化、更加创造性，还锻炼了自身的能力，提升了自身的人力资本，再加上他们与农村有着天然的联系，无疑是最佳的乡村振兴主体。农民工携带资本回归乡村，并通过创新创业，可以从本质上扭转这种单向流入城市的不平衡的局面，而优秀农民工的回归又能带来多重经济和社会效益，符合了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要求，促进乡村振兴的发展。由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提出要加快建立多层次多样化的返乡创业格局。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从市场准入、金融服务、财政支持、创业培训等方面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帮助和支持[1]。
虽然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断在金融方面、培训方面等出台优惠政策，选择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占比依然比较小。2018年，全国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农民520万人，而全国农民工有2.8亿人，与2.8亿相比，520万显得微不足。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进入决胜阶段，乡村振兴迫切需要“城归”，由此，有必要去探讨农民工选择返乡创业背后的原因及其创业需求，以期更好地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
从微观的角度说，农民工返乡创业不仅可以实现个人收益的增长，还能够促进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及周边就业岗位的增加，提高农民的收入。从宏观的角度说，农民工返乡创业首先可以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据丁彦调查统计，农民工返乡选择在非农领域创业的人数超过85%，包括农业、建筑、运输、零售、仓储等行业，能够选择的行业和领域比较多[2]。由此可以改变农村的单一经济发展结构，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其次可以推动农村人口的文明进步，外出的农民工都是农村的社会精英，是历经城市生活的洗礼，他们的返乡必然会带回在城市中习得的观念和思想，传播城市的现代化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最后可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出于挣钱养家的目的，很多青壮年选择外出务工，从而导致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农民工返乡创业，不仅可以赚钱养家，还可以陪伴孩子，照顾老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政府相关部门的负担，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的减少对于构建文明和谐的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研究内容非常丰富，李含琳运用经济学原理分析，认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既有着经济起因也有着社会起因，城市二元体制排斥和产业梯度转移成为外部推动力，而农民工多年的务工经历为创业打下了基础，在新农村建设的召唤下，农民工选择返乡创业[3]。牛永辉则是从推拉理论出发，认为造成农民工返乡创业结果的是城市与农村之间推力和拉力相互博弈的最终结果[4]。由于城市产业的结构调整，农民工在城市的发展空间越来越狭隘，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和就业压力，而此时的农村，在国家大力推进支农、惠农、强农等一系列政策，日益完善农村基础设施下，其发展潜力越来越大，农村拉力已经大于城市拉力，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必然趋势。关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动机，顾桥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构建简单创业动机模型，认为创业动机来源于经济需要和社会需要，且是循序渐进从低到高发展的，只有原始经济需要满足了，才会衍生社会需要[5]。张秀娥从分析传统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动机的不同，认为传统农民工外出动机主要是出于增加收入，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动机已然发展为追求发展，而城市收入低、成本高等因素使得新生代农民工难以实现自我发展，所以农民工愿意回乡创业是一种实现自我价值和得到社会认可的一种高层次的需要[6]。针对农民工创业的动机，谢恩(Shane)认为这是一种自发性的意愿，动机的来源可以包括成就需要、自我效能感、控制源、创业目标等个性特质[7]。戈什·宽(Ghosh Kwan)认为创业有七大动因：个人成长的需求、热爱挑战、向往自由、自主学习，不受约束和受他人影响等[8]。罗比肖(Robichaud)认为创业动机是企业家想要控制企业所有权而选择的目标，这也就决定了企业家的行为模式[9]。
总体上看，目前国内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原因和动机的论述非常丰富，但是关于论述动力机制的文献数量太少，目前仅有的也只是从宏观的角度去分析。由此本文拟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去分析农民工历史沿革的三个返乡创业的高潮阶段背后的前因后果，从而总结构建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动力机制。
一、概念与理论
理清有关“创业”“动力”的概念，有助于分析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原因和动机。
(一)概念辨析
创业是能够识别机会并整合利用现有资源去获取更多的资源，利用技能将资源进行组织化、规模化投放到市场从而创造出更大的经济价值的一种经济行为。然而农民工返乡创业却不能单纯用经济行为来定义，其是一种理性与感性相交织的复杂的决策行为。农民工返乡创业包含了很多因素，包括情感的归属感、自我价值的实现、利益的追逐等等。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指在城镇(市)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和技能之后，在面对农村出现良好发展的前景，结合自身的条件去权衡继续在城务工与回家创业的利弊后，整合利用自己在打工过程中所积累的资金、信息、社会资本等资源，返回乡村创办工商业等的活动。
“动力”在《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推动工作、事业前进和发展的力量，泛指事物运动和发展的推动力量。人的需求是行为的动力，而人的需求是不断变化的，只有不断满足需求才会给人带来激励作用。而斯金纳提出的强化理论又认为，当人的行为受到外界环境给予的奖励(正强化)时，将会强化这个行为的动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动力机制是经济性和社会性需求的产生及其作用于农民工主体产生创业动机，在外部推力的诱导下，促进创业行为的发生，具体是指在农民工主体内部需求和宏观外部推力两方面的驱动力同时并存和协调一致下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产生的运行机理。
(二)相关理论
一是马斯洛层次需求理论。1943年，马斯洛从人本主义的角度阐述了需要对人的行为的激励作用。他认为，一般情况下，人们的需求分为五种：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在马斯洛看来，这五种需要是按照一定层次排列的，最基本的需要是生理需要，接着是安全需要、归属需要，最高层需要是自我实现需要。这五种需要是由低到高形成一种阶梯状关系。人们首先追求的是最基本、低层次的需要，低层次的需要得到了满足，就会追求高层次需要的满足。马斯洛同时还指出人的行为是有动机、有方向的，这些行为与人的处境、生活经历和诸多社會因素有关[10]。
二是推拉理论。关于劳动力迁移的动因假说，学界上有很多说法，其中有几个著名的理论，像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托达罗人口流动理论等等，学者李(Lee)提出的“推拉理论”(push and pull theory)是目前学术界比较受欢迎的理论。该理论主要是从运动学的视角出发，认为其中推力是促使劳动力离开居住地的一些因素，包括流出地的推力与流入地的推力;拉力是将吸引劳动力返回居住地的一些因素，包括流出地的拉力与流入地的拉力;阻力则是在推力和拉力之间还存在着另外一种阻碍居民移动的力量，包括年龄、生活方式、语言差异、距离远近等。当流入地的推力与拉力之和大于流出地的推力与拉力之和时，人们会做出离开居住地的选择;相反，则会回流到居住地[11]。
二、三次返乡高潮下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动力机制分析
学术界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研究热度与当时的大背景密切相关，分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2009年产业转移、2013年产业升级、2014年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新、万众创业、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图1)。并且农民工返乡创业人数从2015年的242万发展到2018年的520万，返乡创业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本文将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历史沿革划分为三个阶段——金融危机阶段、产业升级阶段和乡村振兴阶段，通过纵向论述这三个阶段的来龙去脉，探讨农民工选择返乡创业背后的原因和动机，从而构建出返乡创业动力机制。
(一)金融危机阶段
这一阶段从2008年延续到2014年上半年。
1.返乡创业的诱因
2008年，美国“雷曼公司”的倒闭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对全球各地的实体经济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在中国则表现为农民工集聚就业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受到巨大冲击。据相关数据显示，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代表的纺织业，倒闭的中小企业已经超过1万家。受影响的农民工按照10%计算的话，将有2 260万农民工将在此次危机中失去工作[12]。而未倒闭的企业，为了节省成本，也在大量裁员，一些企业的薪水降幅高达20%，农民工的工资已经降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金融风暴还未过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又导致劳务市场用人单位对农民工的需求急剧下降，农民工供大于求，难以找到工作，再加上城市生活成本高，养家糊口压力大，不得不提前返乡。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中2009年春节前摸底数据和2009年第一季度监测调查数据显示，2009年春节前外出务工返乡农民工大约7 000万人，占外出农民工总量50%[13]。从返乡原因看，受金融危机影响，企业关停、裁员而找不到工作返乡的农民工为1 200万左右，占返乡农民工17%。
2.农民工对金融危机带来变化的认知程度
中国经济的下行和就业形势的恶化让农民工感知到在城市生存的困境。据2009年对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如，将近一半的返乡农民工对外出就业形势抱着消极的态度(图2)。收入预期和就业形势改变着返乡农民工外出行为，2009年第一季度农民工监测数据报告显示，春节前返乡的农民工在2009年第一季度末有78.1%的人继续外出就业，而因受到金融危机影响返乡的农民工在春节后继续外出就业的比例相对来说比较低，在剩余28.2%的不再继续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的就占了22%[13]。 农民工由于长期在外务工，突然回乡多少不适应，再加上农村经济尚未发展起来，就业机会少，又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失业状态的农民工不仅无法保障家里的收入来源，也因无所事事而变得焦虑。
虽然金融危机爆发带来了生存和发展的挑战，但同时也带来机遇。城市多年的务工经历使得部分农民工思维活跃，变得更加有创造性，也更加胆大。他们不愿意坐以待毙，在大家对金融危机到底会持续多久而对外出就业持围观态度的时候，部分农民工已经嗅出金融危机中的致富商机。比如某些熟练的技工看到大量工廠停产，而自己家乡却有很多妇女无所事事后，产生了承接工厂的某一生产环节的想法。
3.农民工对创业的态度
依据推拉理论，农民工选择外出无非是出于经济目的，想要赚更多的钱。而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收入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他们进城务工的收入除了要支付家里的日常开销、子女教育费用之外，还要支付家里的盖房、看病等费用。由于金融危机导致打工纯收入难以满足家用，此外，城市对农民工采取“双标”政策，只是把农民工当作“经济人”看待，农民工在城市享受不到社会保障、就业保障。而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决定了其自身只能从事于技术含量低的工作，而这类工作对其体能要求很高，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素质的下降将使得其在城市就业更加困难。
而随着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在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强农的政策后，农村经济不断发展，农村环境不断改善。据统计局数据报告显示，2001年农村恩格尔系数为47.7%，而到了2009年农村恩格尔系数为41.0%，侧面反映出农村的经济在向好发展，农村正在渐渐摆脱贫穷。再加上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以及《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的通知》，明确了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指导思想，比如在市场准入方面，明确提出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放宽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市场准入条件等，地方政府积极响应，对返乡农民工的扶持，让外出农民工看到了返乡创业的成本不高，而创业行为又极力得到政府的认可，这就激发了嗅到商机的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意愿。
(二)产业升级阶段
这一阶段从2012年延续到2015年。
1.返乡创业的诱因
在经历金融危机后，国家逐渐将投资重点从劳动密集型转移到资本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旨在通过发展科技以强国。由于国家战略的转变，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加快从完全依赖廉价劳动力向依靠技术发展转变的步伐，这些企业不断创新和变革技术，因而在对劳动力素质的需求方向上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从只要能吃苦耐劳、身体健康就可以从事工作到在原先的基础上必须拥有相应的技术和文化素养。而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以初中文化为主，而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比只有29.9%(图3)，农民工目前的人力资本越来越难以适应城市经济的发展。
同时，国家为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减轻经济的下行压力，2014年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新、万众创业”，让国人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实现精神追求。随后2015年又提出互联网“+”计划，在中国掀起了“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浪潮，双创文化日益深入人心。
2.农民工对产业升级带来变化的认知程度
随着社会的变迁发展，农民工内部逐渐分化，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概念首次被提及。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村外出务工的主体(图4)。面对产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过渡，就业市场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向拥有专门技术、懂互联网等要求转变的局面，新生代农民工没有持悲观态度。根据2012年农民工就业调查报告数据显示，超过36.1%的农民工认为产业转型对就业影响较大，有31.7%的农民工认为产业转型与自身工作并无关系，还有32.2%的农民工认为，产业转型会促使农民工发展同时促进农民工就业。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文化程度依然普遍比较低，但网络的发达让新生代农民工可以接触各方面的资源和信息，使得他们的思想观念更现代化。尤其是双创文化的全民普及之下，大学生创业、农民创业等各种报道让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愿意像老一辈终身打工，他们更愿意创业。但是要创业就必须将自己置于市场经济竞争之中，所以在这种市场意识的驱动下，新生代农民工会更加注重自身资源和技能的积累，更加关注身边的人的成功，以期望等待一个机会来转变目前的就业困境。
3.农民工对创业的态度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是直接从学校步入城市社会的，与农村的社会关系没有老一辈那么浓厚，他们几乎没有务农经验，即使回到家乡，随着父辈务农的概率也是非常小的。再加上新生代农民工非常注重自己的工人身份，他们就是要摆脱农民的枷锁，成为一个真正的城市人。所以在就业形势恶化下，这些追求自由，想融入城市的农民工更倾向于自主创业。据调查统计，有80%的新生代农民工愿意选择创业(图5)，几乎一半以上的人是出于自身就有创业的志向。
互联网“+”计划的提出使得各大电商竞相占据农村市场，促进了农村电子商务的普及，让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识别到了创业机会。对互联网的熟练应用，再加上在城市中的务工经历，学到了相关的技术和经营理念，新生代农民工可以依托自己对家乡资源的熟悉优势和利用自己对城市消费需求的了解进行创业活动。而且，目前我国城镇化建设速度不断推进，农村经济也不断发展，基础设施情况在改善，交通也越来越发达，所以给农民工创业提供了优越的外部条件。农村房价低、土地廉价、劳动力廉价，这对新生代潜在创业者来说是非常大的吸引力，再加上政策对返乡创业者的扶持，在融资门槛、市场准入等领域都给予了极大的优惠，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对创业的意愿越来越强。
(三)乡村振兴阶段
这一阶段是指从2017年至今。
1.返乡创业的诱因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振兴乡村的关键在于农民工的回归。因此，为吸引城归，中央首先在土地制度上明确指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同时，国家对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制度不断完善，将原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与所有权一起形成“三权分置”的局面，所有权归集体，承包权归农户，经营权归具体的使用者[14]。土地资源的灵活运用吸引大量资本下乡，为农民工返乡创业带来了生产资料同时也消除了农民工返乡创业过程因土地承包权不稳定的顾虑。其次在融资制度上，在金融、财政、税收方面予以返乡创业农民工一定的倾斜，出台政策促进更多的社会资本流入农村，还形成了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考核评估机制，解决了农民工资金不足的难题。最后在人才培养上，2012年开始，中央连续四年提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旨在改变农村人才短缺的现状。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意见》中继续提出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全面建立职业农民制度，让农民成为有奔头的职业。
2.农民工对乡村振兴带来变化的认知程度
新生代农民工在长时间接受海量信息的影响下，逐渐认识到他们也是现代化的“利益相关者”，但往往又在现实中体会到城市中的二元统治，即经济上接纳，社会上排斥，市民化的成本太高。首先面临的就是高昂的房价，据2019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来看，深圳3月份的二手房均价53 853元每平方米，而到了4月份二手房均价已经上涨到54 245元每平方米，环比上涨0.73%，同比上涨2.96%，如此高昂的房价让农民工望而生畏。再加上中国经济持续低迷，国内物价一直居高不下，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成本一路向上。据2017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数据显示，进城农民工中，只有38%的人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城市的本地人，有归属感。这说明大部分农民工虽然渴望融入城市，但是难以融入城市。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农村发展潜力巨大。根据2018农民工返乡状况调查报告显示，超过39%的农民工愿意留在城市，37%的农民工表示愿意回到农村发展，然而还有15%左右的人两者皆可。数据表明接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感知到农村的发展前景。
3.农民工对创业的态度
随着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农民工也在寻找自我发展的出路，乡村振兴急需人才队伍的支撑，不管是国家政策还是地方政府，都在大力号召返乡创业，而且对返乡的人员给予了更大的优惠，比如农民工创业需要贷款时可以申请相关的财政支农项目和产业基金，而且地方政府也对农民工创业进行各种政策的扶持和鼓励。农民工本身是在农村长大的，与农村有着天然的联系，他们更了解自己家乡的投资环境和资源状况，而多年在城市打工的经历多多少少都提高了社会资本，积累了资金，对城市和农村的市场信息和农村的人脉关系有了把握，他们更愿意把家乡当作自己事业奋斗的平台。熟悉的乡村环境、家乡亲情的支持、社会网络的优势以及惠农、支农、强农的政策促进了创业意愿的产生。
综上，在2008年金融危机下的农民工返乡创业中，根据需求理论，在经济危机背景下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被迫停产或倒闭，农民工失业，为了生计而创业是满足生理的需求。根据推拉理论，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统治，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没有保障，就业不稳定，收入也偏低，城市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而农村的渐渐发展，在金融危机下带来了创业机遇，此时农村拉力已经大于城市拉力。
在2013年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转型下的农民工返乡创业中，根据需求理论，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后，发现传统生活与现代生活的差距，参照对象更优秀了，促进了市民化的意愿，为了市民化而创业是满足发展的需要。根据推拉理论，产业结构的调整导致就业市场对劳动力的要求越来越高，科技的发展越来越挤压农民工的就业空间，加上城市生活成本居高不下，连年上涨，城市的归属感越来越低，而互联网“+”农业的提出加速了农村的发展，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在倡导全民创业、草根创业的时代，农村电商的普及带来了创业机遇，此时农村拉力已经大于城市拉力。
在2017年乡村振兴计划下的农民工返乡创业中，根据需求理论，乡村振兴急需人才队伍支撑，在亲情和家乡的号召下，为了改变家乡的现状而创业是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根据推拉理论，经济不断发展，市民化成本也一直在增加，而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与实施，各地方政府想尽办法吸引人才，在各个方面给予了极大的优惠，此时农村的拉力已经大于城市拉力。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受内部动机和外部推力共同作用的，是城市推力和农村拉力的双重效应下农民工衡量自身条件和发展状况的利弊的结果。选择返乡创业，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创业行为受当地社会人文环境认同。地方政府对返乡农民工的扶持，让外出农民工看到了返乡创业的成本不断在降低，而创业行为又极力得到政府的认可，再加上先前成功的农民工的示范效应，更激发了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意愿。
三、农民工返乡创业面临的问题
如前所述，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民返乡创业具有持续的主观和客观动力，但除了宏观局面的战略政策优势，还存在一些具体的阻力和问题。
(一)缺乏足够的财政资金支持
农民进城务工很难积累数量比较大的资金，所以资金问题是农民工创业最主要的困难，很多农民工因为缺乏创业基金而選择放弃。此外还有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即便农民工有初步创业的资金，但是在后续运行过程中资金流动也成为一个难题，生产经营会因为资金的缺乏而运转困难。不过目前国家和地方政府也考虑到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农民工创业的资金支持，主要是通过财政提供贷款利息补贴和创业专项补贴来向农民工提供资金帮助。不过在实践阶段依旧存在三个主要的问题：一是政府可用于补贴的资金比较少而且期限比较短，如果农民工想要长期发展创业项目或者维持企业就需要更多的长期贷款。二是目前政府提供补贴都有严格的标准，很多农民工急需资金但是不符合要求和规定，所以只有很少的企业才能够获得这项福利。三是现有的创业补贴、免息贷款审核及发放机制不健全，这对农民工创业的资金问题非常不利。
(二)缺乏专业知识和能力
较多农民工没有接受过任何性质的安全、技能和就业或者创业项目的培训。而且在简单的工作阅历当中也很难积累工作技能和创业常识。农民工普遍受教育程度也比较低，所以自主学习新技能或知识的主动性也比较差，并且一般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工才会愿意主动学习专业技能，并且考虑自己的长期发展。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城市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转化。这就对务工人员提出了更高的专业技能和知识水平的要求，而大量进城务工人员只有初中以下的文化程度，又没有什么专业技能，很难适应现代高技术要求的企业需要，所以我国企业员工标准和应聘者现实条件之间存在断层，企业无法招揽符合目标的专业人才，农民工也很难再在劳动市场中找到合适自己的工作，即便是农民工选择返乡自主创业人员需要通过培训提升自己的技能，所以各地区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农民工创业教育培训，不过目前这些培训依旧流于形式，存在各种问题。比如农民工依旧无法筹措到所需要的资金数额，而且在管理方面不具能力，培训本身时间比较短，也缺少对培训效果的调查和反馈。
(三)缺乏返鄉农民工创业保障体系
我国的社会保障机制是对于各个社会成员基本生活权利的安全保障制度，目前我国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不够广，保障程度也比较低，政策落实存在问题，对于农民工而言，并不具备足够的保障能力，所以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依然有后顾之忧，而在未来我国乡村统筹发展过程中应该提高农民工的保障制度和水平，给农民工的创业和发展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15]。
农民工返乡创业并不是一个选择后就结束的行为，而是一个刚刚开始的行为。所以政府不能只是将凤凰吸引过来，然后任其自生自灭。在通读2008年到2018年关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困境的文献后，发现融资困难、政府政策落实不到位成了阻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两大原因。为了验证笔者的结论，笔者在江西南昌随机选择了50名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和50名已经在创业的农民工进行发放问卷，回收到的问卷为59份和31份。当被问及到是否了解创业政策的时候，结果如图6所示。
从统计结果来看，农民工对创业政策的了解度并不高，侧面反映出政府宣传普及不到位。在问及创业困境的时候，创业的农民工中70.97%的人选择了资金不足，而对于进城务工而有创业意愿的农民工来说，有74.29%的人回答说没有创业的原因是资金不足。证明了融资困难是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最大难题。基于前文的研究和问卷的调查数据，应该从这几个方面改善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环境。
四、乡村振兴背景下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建议
基于前文研究和问卷调查数据，应从以下几点改善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环境。
(一)构建农民工返乡创业启动资金支持体系
各地方政府可以专门拨出一笔钱用来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但是这笔钱只能专款专用，政府可以建立一个监督考核机制，给想要创业的农民工设立考核标准，来决定这笔钱是否可以发放给对方;或者也可以采用借鉴拍卖的方法，征集农民工为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的项目或好点子，谁提供的项目符合乡村振兴的发展，就由这个人作为牵头人，给予资金支持，同样也需要设立考核标准，决定是否发放。
(二)构建返乡农民工创业信息咨询与科技服务支持体系
构建信息支持平台，一方面从政策宣传入手，可以在本地新闻频道做一个专访栏目，介绍成功创业的农民工的经典案例，通过实地采访与对话的形式让农民工了解到创业过程;可以开展创业交流会，通过创业成功者的演讲增进农民工的创业信心;可以将政策梳理成简单易懂的漫画、标语、视频在公众号、抖音、公交站台等地方发布，增加农民工了解信息的渠道;此外，以农村的实用人才、科技人才、创业成功人士组成咨询组，指导农民工创业。
(三)构建返乡农民工创业保障体系
如前所述，我国应该加强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机制的建设和完善，解决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的后顾之忧。一方面，无论是在社保、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体系方面，还是政策扶持和鼓励优惠方面都需要多多照顾，降低返乡创业农民工的生活成本，减轻他们的生活压力，另一方面，运用政府购买服务，为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开拓市场，改善经营。
五、总结
农民工目前返乡创业的热情高涨，但是即便在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之下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农民工返乡创业如果成功，对于增长农村经济乃至我国经济都具有莫大的好处。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动力机制是长时间在城市务工，农民工的低需求层次已经满足，他们不再以经济利益为唯一目的，更多的农民工希望得到社会认可，而城市的不包容、不接纳让农民工一直处于弱势地位，难以向上流动，当城市获得利益与农村获得利益的差距不断缩小的时候，农民工更倾向于往农村发展，而政府的政策在这其中又扮演了一个助力角色，加快了农民工的动机转为行动的步伐。
所以国家和地方政府都应该针对本地区农民返乡创业的特点和主要问题制定相关政策，实施相应的解决办法，通过国家政策保障农民工返乡创业发展，例如针对当地特色展开的农民工培训和指导，降低金融服务的要求。而且政府还可以积极引导农民工寻找那些容易成功的创业项目。政府通过对农民工发现创业的鼓励，促进农村创业发展，在解决了农民工生活需要的同时，也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这密切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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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黄建新.社会流动与农民工创业行为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258-287.
作者：李彦娅 谢庆华
[摘 要] 华商返乡创业是跨国技术转移和国际知识溢出的一个重要渠道，对于促进我国当地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新企业在初建、成长、提升和转型过程中，需要通过嵌入当地社会关系网络获得资源支持，嵌入当地产业网络获得产业链分工增值收益，嵌入全球价值链获得国际知识溢出及整个链网的提升。网络嵌入带来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收益，但也带来网络风险和危机，形成创业网络嵌入的成本，中央及各地方政府的促进作用尤为重要。
[关键词] 华商返乡创业；创业企业；网络嵌入；演化规律
[基金项目] 2013年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转型时期东南亚华商在桂（广西）创业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研究”（SK13YB148）
[作者简介] 胡卫东，南宁职业技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产业经济、教育经济，广西 南宁，53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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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创业的急剧增长已经成为不断变革的经济系统的核心，但与之前只关注创业者的不同，当今研究更多关注创业的条件环境及其变化的影响等。华商创业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向，而网络研究方法的崛起使得创业企业和创业经济的研究蓬勃发展，网络分析方法因此成为创业研究的主流方法。深入研究影响创业的网络因素及探究新创企业演化规律是目前创业研究领域的焦点，产业网络、社会网络的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可以运用网络理论来揭示新企业的创建、生存和成长。同时创业网络是动态演进的，不同阶段的企业由于其资源获取方式和发展战略的不同，需要构建不同的甚至是多样化的网络关系。我国学者许小虎、项保华（2006）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企业建立网络是出于经济动机，企业对互补性资源的需求是其协作的主要驱动力”的结论。彭华涛、谢科范、信继欣（2008）基于创业企业进化过程中社会网络关系维、结构维与规模维的规律性变化，分别设计出了功能—层级型、中心—边缘型与原型—镜映型创业企业社会网络进化图谱。何会涛、袁勇志（2012）从分析海外人才跨国创业企业的双重网络嵌入特征入手，构建一个反映东道国当地网络嵌入、海外网络嵌入、东道国当地资源获取、国际知识学习与海外人才跨国创业成长之间关系的概念模型。蔡莉、单标安（2010）从企业的不同阶段（创建期、存活期及成长期）来分析网络的动态影响，指出在新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中，不同形式的创业网络的不同利用方式对绩效产生的影响存在着差异性。因此，帮助华商返乡创业成功促使新企业健康成长，最大限度利用当地自然、社会、人文、产业资源，充分发挥海外知识溢出效应和示范带动效应，已经成为华商返乡创业亟待解决的难题。
二、华商返乡创业企业网络嵌入模式
新创企业的双边网络和地方双重网络关系嵌入与企业成长过程具有统一性和动态性，一般经过从单边网络到双边互动网络的演化，从单一网络到双重网络嵌入的演化，甚至从分离式嵌入到共生性网络嵌入的演化也是新创企业逐步成长再到转型提升的过程。
（一）海外网络嵌入与海外资源获取
海外网络的嵌入，强化了创业企业和创业者的开发性学习，但不同网络的嵌入将产生不同的影响。一是海外技术网络嵌入。随着全球知识和信息流动的不断畅通，返乡创业企业可以通过内部及海外关系，帮助创业企业从国际技术源头搜寻和获取外部先进技术。由海外著名高校、科研机构及实验室等构成的雄厚的技术网络，海外技术网络能够帮助跨国创业企业远程获取知识，是创业企业获取国际前沿技术知识的主要外部来源（王海光.2009）。二是海外市场网络嵌入。通过及时学习和掌握国外市场知识来提高识别国际商机并降低市场开发风险，更为密切地注视全球产品和市场需求变化动态。创业企业能利用海外市场网络感知外部环境变化，不断培养其及时搜集、分析和利用国际市场信息的能力和本领。此时华商返乡创业企业可以充分发挥全球价值链嵌入机会，通过不断学习吸收进而提高自身竞争能力。
（二）海外网络与当地社会网络嵌入
非正式创业网络也可称为社会网络，由创业者的亲戚、朋友、同事等构成的个体关系网络，网络的建立和演化基于相似的背景、共同语言和相互信任，为企业长远发展提供保障。当地社会网络是由相关企业、机构和社会组织彼此互动、协调和整合而成，其是一个处于不断变化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有机体。王涛、罗仲伟（2011）研究指出，社会网络演化活动中的治理机制主要由网络内企业成员遵循“变异—选择—复制—保留”的路径规律所实现。创业企业嵌入社会网络存在两种形式：一是进入网络中寻找合适的位置并建立联结。需要考虑所处特定社会情境，注意社会网络结构特征，并结合自身实际及其关系强度的不同，进而嵌入到网络中的位置（朱振坤，金占明.2009）。二是自己构建网络。企业通过差异化学习，为弥补自身网络功能的不足，嵌入网络体系特定的节点，网络核心位置的规模企业通过合作吸纳企业的社会关系构建自己的网络体系，吸引合适的新企业进入网络中来满足需要。
（三）海外网络与当地产业网络嵌入
返乡创业企业往往利用全球价值链嵌入机会，不断沿着价值链向更高附加值环节蔓延。一是返乡创业企业某一节点成为全球价值链攀升的转移点。核心企业总是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资源，寻找更高价值链环节，一旦发现核心企业往往舍弃本行业求其他，因而转移本行业成理所当然。二是创业企业的发展优势和地方社会文化的嵌入。虽然大多创业企业不具有全球竞争力，但地方网络尤其地方社会文化关系网络的嵌入成为全球价值链核心区域的着重点。当然返乡创业企业发展和嵌入是渐进的，并且与本地文化密切不可分，同时随着全球产业梯度转移机制的不断完善，核心企业也将逐渐将重心转移到国外市场。三是创业的规模企业将自身某一环节剥离出，并形成新的地方产业。地方产业价值链各价值环节在空间上蔓延，其分段体系就很可能会在另一区域形成一个新的地方产业群落，进而与原有群落保持紧密关联，而这种关联也可以说是嵌入。
三、华商返乡创业企业网络嵌入的对策
一是创业网络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在资源理论的拓展下网络的分析单位成为资源，作为有效的资源发展路径的作用逐渐显现出来。创业网络中蕴含的网络资源与社会资本是新创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网络理论的介入使新创企业对优势之源的研究再次转移到企业外部。理论与实践已证明，新企业资源有限，必须广泛利用海外网络和地方网络体系中的社会关系和产业链接关系来获取必要的资源，以弥补劣势，创业企业的网络体系能为企业带来新资源、新能量。
二是华商依靠其所拥有的高端技术和知识逐渐返乡开展创业活动。返乡创业通过利用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方面起到了先导、示范、联动的作用，对我国商品出口和国际销售网络的形成起到了带动和网络联结的作用，但大多新企业没有有效嵌入当地社会网络和产业网络，另一些新企业未能有效嵌入海外网络，未能获得其提升和转型所需的海外知识和技术。这样对于创建的新企业就要面临海外关系网络和地方关系网络的“双边网络嵌入”问题，从双边网络的嵌入和双重网络的嵌入的演进意味着网络嵌入程度的深化。
三是地方网络嵌入分为社会网络嵌入和产业网络嵌入。社会网络成员间往往能形成强关系，这些强关系对于新创企业非常重要，创业者个体关系提供无形的信息和有形的资源为创业者提供极大的支持和自信心，能给予创业者极大的情感支持和信任以降低风险。在新企业发展早期，创业者倾向于依赖亲戚朋友及其他社会关系以获取相关信息，而随着企业组织的发展，内部结构趋于完善，实现部门功能化和管理正规化，个体关系通过惯例和固定程序向组织间联系转化，产业网络的作用越发重要。
四是根据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创业企业经历初创期、成长期、提升和转型期。各个阶段有自己的演变特征和规律，创业网络作为重要的创业资源、创业模式、创业理念或创业组织，不同阶段不同过程对各种表征进行整合，不同网络个体因其在创业企业创业历程中所肩负的使命、承担的任务或者扮演的角色不同，从而对于创业企业的关系紧密程度也就相应不同。同时，随着企业向提升和转型阶段过渡，企业更需要从全球视野嵌入全球价值链，获取海外知识、技术及人员支撑，根据自身的资源及能力向全球连接网络的各节点获取资源。
[参考文献]
[1]许小虎，项保华. 企业网络理论发展脉络与研究内容综述[J].科研管理，2006，（1）.
[2]彭华涛，张琰，王敏.社会网络型创业经济演化的三类形态及其比较[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3]何会涛，袁勇志.海外人才跨国创业研究现状探析与未来展望——基于双重网络嵌入视角[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2，（6）.
[4]蔡莉，单标安.创业网络对新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企业创建期、存活期及成长期的实证分析[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
[5]王海光.企业集群共生治理的模式及演进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6]王涛，罗仲伟.社会网络演化与内创企业嵌入——基于动态边界二元距离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1，（12）.
[7]朱振坤，金占明.嵌入网络对新生者不利条件的影响：创业企业和风险投资网络的实证研究[J].清华大学学报，2009，（S1）.
作者：胡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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