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沫若文学创作的政治文化景观

摘要：郭沫若一生的文学创作与20世纪中国历史紧密结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创作风貌，形成了文学创作与时代政治的复杂互动。当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与时代政治较好融合到一起时，创作了一系列的优秀作品，如20年代的《女神》和40年代的抗战历史剧;当郭沫若的文学创作空洞图解时代时，其创作的作品大多成为失败之作，如解放后的《百花齐放》。郭沫若文学创作与时代政治的结缘，折射了20世纪中国文学政治化的创作特征，需要重新进行探究与反思。

关键词：郭沫若;文学创作;时代政治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的文学大师，他不仅创作了众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还在考古、历史、古文字等诸多领域里有重大贡献，是一个全面发展的“球形天才”，被誉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歌德”，①为20世纪中国留下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这个赞誉是恰当的，贴近郭沫若一生的文学创作与社会实践。细细探究就会发现：郭沫若的一生与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他的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与政治意味，表现了他积极入世的政治情怀，给他的文学创作带来巨大的激情与魅力;同时，也消解了郭沫若的创作个性，成为一个时代的传声筒，形成其创作难以摆脱的困境。这种困境是20世纪中国文学政治化的必然结果，在不同作家的身上有不同的体现，尤以郭沫若表现最为明显。随着历史的前进，文学的政治化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反思与批判，郭沫若身上的政治光圈也逐渐失去其夺目光彩，其文学创作的研究开始回归到正常的学术研究中来。

一

郭沫若对时代的关注，源于他青少年时代的叛逆好强的个性特征，这种性格对其一生都有深远的影响。在求学的过程中，郭沫若屡屡遭受不公平的待遇，使他看到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恶浊，萌生了反抗旧制度的思想。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他对旧学体制和所授知识的不满，进一步激发了郭沫若的叛逆精神，对社会的反抗进一步加剧。到成都求学之后，郭沫若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四川保路运动，其政治倾向逐步明显，积极拥护孙中山的排满兴汉的主张。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没过多久，胜利的果实就被袁世凯窃取了，四川革命的情况也是大致如此。郭沫若面对社会的种种转变，更加失望与无奈，发出了“中国哟!你究竟该到那儿去”的呼唤，①这种朴素的爱国思想占据了青年郭沫若的头脑，使其爱国思想更加深厚，更加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政府的腐败无能。《郭沫若少年诗稿》中的一些诗篇正是这种思想的流露，如《感时》八首中的第一首：“苦恨年年病作家，韶光催促鬓双华。异乡滋味尝将尽，诗酒生涯兴未赊。五色陆离翻汉帜，数声隐约响悲笳。频来感触兴衰事，极目中原泪似麻。”②这首诗描写辛亥革命胜利之后，虽然清王朝被推翻了，但国家和民族的危机进一步加深了，人民的灾难更加深重，表达了郭沫若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切忧虑之情，显示了作为一名爱国者的赤诚情怀，也为其以后的思想转变做了铺垫。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之后，中国社会陷入更加混乱黑暗的状态，郭沫若对此更加失望与痛苦，陷入迷茫的境地，经常思索“中国哟，你究竟该到那儿去?”这一时代问题，表达了当时青年的共同心声。

时代的浪潮不断冲击着郭沫若的头脑，富国强兵的念头越来越强烈，郭沫若冲破重重阻力，东渡日本留学，掀开了人生历史的新篇章。由于受到当时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郭沫若选择了医学，在学习的过程中，对文学的热爱与日俱增，逐渐认识到文学思想启蒙的巨大功用，创作了一系列的文学作品，尤其以《女神》的发表更是轰动了当时的五四诗坛，这是五四时代给予郭沫若的机遇，郭沫若也好好地把握住这个历史契机，实现了个人与历史的双向互动，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辉煌期。在《女神·序诗》中，郭沫若就公开宣称：“我是个无产阶级者：/因为我除个赤条条的我外，/什么私有财产也没有。”③这就表明了郭沫若无产阶级思想的萌芽，对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马克思、列宁等革命领袖的敬仰，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匪徒颂》中将古今中外的真正的“匪徒们”礼赞一遍，其中就包括实行社会革命的“匪徒”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鼓动阶级斗争的谬论，饿不死的马克思呀!不能克绍箕裘，甘心附逆的恩格斯呀!

亘古的大盗，实行共产主义的列宁呀!西北南东去来今，一切社会革命的匪徒们呀!万岁!万岁!万岁!”④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敬仰与赞美在《女神》的其他诗作中还有很多，但郭沫若此时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还处于一个萌芽阶段，五四时期他的思想是以泛神论为主的多元并包的状况，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认识与接受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社会革命活动。

郭沫若敏锐地感受着时代的巨变，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形成五四时代以泛神论为主导的思想体系，这是中西文化对郭沫若双重作用的结果。郭沫若对五四时代的主动回应，是因为他多年来在艰难曲折的生活和探索中所感受到的“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喷火的方式”⑤，看到了民族与自我新生的希望。时代的巨变促使其思想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接受与信仰只是时间问题。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郭沫若更加明确自己所奋斗的目标“：然而时代是在进展着的，特别是自俄国革命成功以后，使在暗中探索的人类达到了开眼期，至少是不愿意落在时代后面的人们，开始明确地认识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历程，中国的将来，各种文化部门的本质和它的机能。……这是新时代的觉醒，中国不是简单地需要一些舶来品的化装，而是需要以整个的封建传统蜕化出来，清扫外来的帝国主义的侵略，脱胎换骨地独立自主地开始创造。”⑥

五四落潮后，广大青年陷入迷茫与彷徨，郭沫若也一时找不到时代的发展方向，沉浸到个人的艺术天地。经过与社会生活的实际接触，郭沫若看到了社会生活更真实与更本质的一面，决定为广大人民群众“代言”，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与人生抱负。1924年，郭沫若翻译了日本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阶段，标志其思想开始发生转向。再加上当时革命形势的高涨，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学的诞生，使郭沫若又一次感受到时代的大潮，他的人生观与文艺观也开始了全面的“转向”，这种转向并不是突然的，而是郭沫若自身与时代大潮双重作用的结果。郭沫若高声宣布抛弃“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观，“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两年间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未免出于僭妄。”①这段话展示郭沫若当时的真实心境与思想状况，但他此时并未真正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经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这些社会革命实践，东渡日本十年沉潜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逐渐掌握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唯物史观的真谛，郭沫若才真正从理性上皈依了马克思主义，确认了他在20年代的思想转向，这是一次漫长而艰巨的思想转变，最终确认了他一生的信仰与追求。

在此期间，郭沫若的马克思主义观转变进一步加深，其必然会影响到自己的文艺主张。从早期的对马克思、列宁革命领袖的赞美，到自愿充当革命的“一个留声机器”，从最初宣称的“我是个无产阶级者”到后来变成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这一系列转变，既是时代大潮影响的结果，又是郭沫若的马克思主义观转变时期的痕迹。有学者这样分析：“在1926年以前，关注革命与文学二者之间关系的进步知识分子很多，如恽代英、肖楚女、沈雁冰、沈泽民、蒋光慈、鲁迅等，其中除鲁迅外基本上都是早期共产党人，以是观之，郭沫若只是众多关注‘革命文学’的知识分子中的一个，但相比于其他人，郭氏从浪漫主义转向无产阶级写实主义、‘抛弃’文学生活转向著述社会思想的经历，无疑是极具典型性的。且他在转变过程中开启了中国文艺界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剖析文学现象的先河，开始自觉地用简单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解读文学现象，建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这不仅标志了其文艺观的质变，可以说，仅凭这一点他已经达到了当时文艺界的前面。”②郭沫若是在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影响下从事文艺创作的，他曾说过：“当时日本的新思潮已非常浓厚，左倾杂志(如当时的《播种人》《改造》等)已经抬头。在我个人，自然也很受了影响，表现在作品上的，如《匪徒颂》、《巨炮之教训》及《棠棣之花》里的一部分……”③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郭沫若不久就明确要求“我们的运动要在文学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精赤裸裸的人性。”④随后，郭沫若参加了一系列的革命实践活动，宣称“当一个留声机器—这是文艺青年们的最好的信条”，目的是要获得“辩证的唯物观”，要经历一个必然的“战斗过程”：“一他先要接近工农群众去获得无产阶级的精神;二他要克服自己旧有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三他要把新得的意识形态在实际上表示出来，并且再生产地增长巩固这新得的意识形态”。⑤郭沫若文艺观的发展与转变有着明显的时代痕迹，但由于受时代的局限和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代缺陷。正如郭沫若后来总结创造社的历史时说过：“它以有产文艺的运动而产生，以无产文艺的运动而封闭。它的封闭刚好是说无产文艺的发展，有产文艺的告终。”⑥这段话其实也适用于郭沫若20年代的思想转变历程。

郭沫若在日本十年，虽然身居海外，“这十年中他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同国内保持密切的联系。他积极支持了国内文化界的革命文化活动”。⑦1930年“左联”在上海成立，郭沫若同意加入“左联”，并把他的译作《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的版税捐献出来作为“左联”的活动经费。后来，“左联”在日本东京开始设立分盟，创办多种刊物，举行一系列的文学活动。“从现有的史料可知，郭沫若是从1935年起，与东京的大批‘左联’盟员开始有了来往，而且日渐频繁。”⑧郭沫若经常参与“左联”东京分盟的活动，并为他们创办的刊物撰稿，鼓舞了一大批在日留学的中国学生，“爱国热情大为高涨，许多人逐渐接近和参加左翼文化活动”。⑨1936年，郭沫若参与了“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间的论争，被文坛认为主张“国防文学”这一口号的主要代表人物。除了参加这些社会活动之外，郭沫若仍然勤奋地创作，先后创作出版了一系列的自传和历史小说，对一些文学创作问题思考得更加成熟。“在流亡生活的这一阶段，郭沫若也投入了更多精力思考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问题：与蒲风谈作诗、与陈子鹄论诗，作《七请》、《从典型说起》、《中国左拉之待望》……这些理论思考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其思路接续着他在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时期的见解、主张，又表达了他在这几年沉静中生发的新的思考。郭沫若的这些文艺论著不但在数量上是可观的，而且在他整个文艺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①郭沫若这些文艺思想在4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都有所体现，突出了他进一步想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努力。

二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郭沫若冒死归国，抛弃自己的妻儿，其爱国之心日月可鉴。为了抗日宣传工作，郭沫若忍辱负重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一职，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同反动派与投降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为抗日宣传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郭沫若归国之后，受到各方的热烈欢迎。郭沫若一到上海，就立刻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创办《救亡日报》进行抗日宣传，亲自到抗日前线慰劳将士们，看到全民族在迸发出一股强大的生命力，“武装着的同胞们是以自己的血、自己的肉，来写着民族解放的历史。”②此时的郭沫若成为国共两党争相拉拢的对象，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贞信仰，郭沫若坚定地站在了共产党一边，充当了共产党在民族文化战线上的旗帜。郭沫若曾对林林说过：“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自此之后，郭沫若自愿充当“党的喇叭”③，为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经过国共双方的协商，请郭沫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出任此职之后，开展了一系列的抗日宣传活动，鼓舞了广大人民的士气，为抗日宣传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郭沫若在回顾三厅工作的成绩和意义时指出：“假使要用批评的眼光来看三厅，认为它的存在在抗战期间多少有过一些贡献的话，那倒不在乎它在武汉三镇前后所做过的几次轰轰烈烈而却空空洞洞的扩大宣传，而实实在在是在这些文化触角所给予各战区和后方的慰安、鼓励和启迪。虽然由于前方也一样受着限制，工作并不能顺畅展开，而有时还需要有更艰苦的适应，但至少总把反动势力的嚣张牵制着了一部分，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人下乡，受着老百姓的熏陶，使先天地带着舶来气质的文化本身换上了民族气质。这在演戏或歌咏方面特别显著。这是一件大事，我希望批评家们把眼光扩展到这一个圈子里来。”④

随着郭沫若自身政治思想的变化和所处不同的政治形势，其对文学的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从政治文化角度来说，文学艺术应与政治形势保持相应的变化。“当一个国家面临根本变革时，统治性的政治文化是要力促变革和政治发展，此时大多数人可能怀抱这样的信念。”⑤郭沫若切实感受到时代的巨变，1938年4月写的《文艺与宣传》一文，明确提出“无论你是赞成或反对，文艺的本质不外是宣传”，⑥这是当时的战争形势所要求，也检验了作家们的思想情感和创作个性。正如罗森邦所说：“最可能影响一国的政治文化的事件—如战争、经济萧条和其他危机。这些事件彰显了政府的能力，引起人民深深地卷入政治生活中，而且常常测验和检验他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感情、信仰和假定。”⑦郭沫若慷慨赴国难，提出文学的本质是宣传，写出了一些“急就章”的作品，如剧作《甘愿作炮灰》，虽然这些作品的艺术性与审美性不高，但却鼓舞了当时的抗日军民，起了巨大的宣传作用。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郭沫若又把文学的“宣传说”发展成为“战斗说”，在题为《中国战时的文学与艺术》的讲演中，他说：“人类的文学艺术活动，在它的本质上，便是一种战斗;对于横暴的战斗，对于破坏的战斗，对于一切无秩序、无道理、无人性的黑暗势力的战斗。”①在《文艺的本质》一文中更是直截了当地说：“文艺的本质是斗争，是对于自然界(人包含在内)暴力的斗争，因此文艺是武器。”②郭沫若创作的以《屈原》为代表的六部历史剧，就是这种文艺观的产物，具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与战斗性，把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面目暴露无遗。正如郭沫若所说：“中国目前是最为文学的时代，美恶对立、忠奸对立异常鲜明，人性美发展到了极端，人性恶也有的发展到极端。这一幕伟大的戏剧，这一篇崇高的史诗，只等有耐心的、谦抑诚虔、明朗健康的笔来把它写出。”③郭沫若正是顺应时代与历史的变化，强调文学创作的现实性与功利性，这代表了当时大多数爱国作家的共同心声。从早期的“国防诗歌”到抗战历史剧的兴盛，都与此有很大的关系，郭沫若在抗日战争中的革命实践与文学创作的巨大功绩使其逐步成为民族文化的代言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郭沫若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总结道：“我们的文艺运动历来就有一种和政治运动相结合的宝贵的传统。从‘五四’运动起，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国新文艺运动的主流都是当时的革命政治运动的一个重要的战斗单位。”④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郭沫若从抗日战争时的“爱国志士”到解放战争时的“民主战士”，以及解放后的“和平鸽”，其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是一致的，其文学创作与时代政治的紧密结合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无怪乎，日本学者苏地三郎在其所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书中，称抗战时期的郭沫若是“一个以文学为政治，以政治为文学的人”。

在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上，郭沫若就说过：“没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没有最科学的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就不可能正确地规定革命的方向和政策，就不可能充分地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就不可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政治革命上是这样，在文化革命和文艺革命上也是这样。这一条最主要的真理已经为中国三十年来的历史所反复证明。”⑤面对新中国的诞生，郭沫若将最高的赞美献给了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高唱一首《新华颂》：

人民中国，屹立亚东。光芒万道，辐射寰空。艰难缔造庆成功，

五星红旗通天红。生者众，物产丰，工农长作主人翁。⑥

郭沫若的这首《新华颂》与其他作家的赞歌一起汇聚成对新中国赞歌的洪流，抒发了他们发自内心的对新中国的渴望与热爱，实现了他们长期以来的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富强的夙愿。无论是党派知识分子，还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对新中国充满期望，都愿意为之奋斗，这是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最为真实的心态。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储安平在新中国成立之时表达了自己的心声：“坦白言之，我们在政治上不是没有理想的。在那个时候，消极地，我们认为蒋介石国民党这个反动政权是绝对要不得的，绝对没有理由让它继续存在下去;积极地，我们希望改造我们的社会制度，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达到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境界。但是用什么方法才能实现上述的理想，选怎样一条路才能达到上述的目的，在我们的内心里是空洞的、彷徨的。今天，武装的革命力量打垮了武装的反革命力量，把中国的人民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中解放了出来，使一切在怀疑中的、苦闷中的、彷徨中的知识分子找到了一条新的正确的道路。”⑦这种心理普遍存在于当时的广大知识分子心中，作家老舍放弃国外优厚的生活待遇，创作了一系列反映新中国新气象的作品，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这就充分说明了广大作家对新中国的认同和感情倾向。这样的认同度对于郭沫若为代表的党派知识分子而言，是在多年的革命实践中就已经确立的，对于自己理想的实现，他们只有全力歌颂新中国的诞生，这是他们文学创作的基点，也是他们在新中国的历史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在文艺思想战线上开展了一系列的运动与批判，其目的就是对旧有的传统知识分子的改造和培养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以确立党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学者葛兰西把知识分子分为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指出无产阶级需要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并且同化和征服传统知识分子，他说：“任何真正走向统治地位的集团，从其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从‘意识形态上’竭力同化并征服传统的知识分子。这种同化和征服工作做得越快、越有成效，则该集团在精心造成自己有机的知识分子的工作中就越成功。”①作为“党喇叭”的郭沫若，再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身身份的转变，使其不断放弃自身的个性主义和浪漫色彩，变成了一名真正的党派知识分子，并坚决执行党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各种方针策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政治思想的“同化”和自身身份的转变，虽说比自由知识分子转变得更顺利，期间也有心灵的痛苦与思想的矛盾。学者李泽厚说过：“这就是知识分子通向这条道路上的忠诚的痛苦。一面是真实而急切地去追寻人民、追寻革命，那是火一般炽烈的情感和信念，另一方面却是必须放弃自我个性中的种种纤细复杂的高级文化所培育出来的敏感脆弱，否则就会格格不入，这带来了真正深沉、痛苦的心灵激荡。”②其实，郭沫若对自我还是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从其与友人的通信和子女的谈话中多少可以看到郭沫若内心世界最真实的一面，这才是浪漫诗人真性情的流露，也显示了一名党派知识分子的迷茫与无助。

三

通过对郭沫若政治思想演变历程的梳理，就会发现贯穿郭沫若一生中的矛盾：浪漫个性与社会理想之间的冲突与碰撞，也即文学创作与时代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参与政治活动对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当其创作个性与政治活动结合比较好时，文学创作就会取得成功，如五四时期的《女神》和抗战时期的历史剧。《女神》开创了新一代诗风，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生平服膺《女神》几于五体投地”的闻一多即这样说道：“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甚远，最主要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精神—20世纪的时代精神”。③抗战时期以《屈原》为代表的历史剧的发表与上演，在重庆国统区引起一次次轰动，达到了文学创作与政治宣传的完美结合。而他在20世纪20年代创作的一系列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品，诗歌如《前茅》与《恢复》，小说如《一只手》和《骑士》，由于其对无产阶级革命活动的隔膜和创作理念的概念化，导致这些作品变成对时代政治的空洞图解。著名学者钱理群对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与时代政治的关系做过这样的分析：“郭沫若在《恢复》里放弃了最适合自己个性、气质、才能的革命浪漫主义。从而从根本上失去了自己的艺术个性。直到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在《屈原》等历史剧作中，重新回到革命浪漫主义道路上来，重新找到了自己，他的创作才出现了第二个高峰。”④当文学与政治处于不对等的关系时，郭沫若的创作个性就会消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表的大量诗歌多是应时写景之作，多是标语口号的堆砌，艺术魅力大为逊色，如《新华颂》《百花齐放》等诗集。郭沫若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曾自嘲“郭老不算老，诗多好的少”，这也是郭沫若晚年创作心态的一种真实流露吧!郭沫若一生的文学创作实践反映了其政治思想的发展脉络，从文学创作与政治活动的初步接触、完美统一，到最后的同化，显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政治化趋势，也是时代与作家互动的结果。

郭沫若一生思想和创作的转变都与时代政治有关，他敏锐地感受到每次时代大潮的变化，紧紧追赶时代，争做时代的弄潮儿。郭沫若这种对时代政治的敏感与追逐，来源于其所受中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是儒家文化占主流地位，注重自我修养，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郭沫若自小就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自身性格的叛逆好强，使郭沫若一直想出人头地和建功立业，这种传统士大夫情结一直铭刻在心中。西方文化使郭沫若不断追求民主与自由，勇于接受各种新思想，不断进行自我批判，使其眼界与胸襟不断开拓，善于吐纳出新，形成一种世界眼光。在中西方文化的滋润中，郭沫若逐渐走到了时代的前沿，人生观与文学创作思想都不断发生变化，从早期的个性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从“为艺术而艺术”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提倡，从《女神》中的个性张扬到《新华颂》中的创作个性消亡……郭沫若一生都处在自由浪漫的诗人个性与社会理想的政治追求之间的巨大矛盾，这两者之间的复杂与冲突，往往使郭沫若陷入一种矛盾之中，但他更愿意追随时代的进步，迎来自己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辉煌。学者朱寿桐指出“：郭沫若一生的学术事业固然与政治联系得很紧，但他的许多看上去与政治活动联系的过于紧密的学术活动，都并不是像有些舆论所宣扬的简单的跟风与顺流的结果，而是一个愿意与时俱进的学者对于政治运作有着特别灵异的敏感的体现。郭沫若作为学者的主体体验始终敏锐地感知着地火的运行、奔突，他个人的学术研究所以大多能够进入时代的政治文化运作中心，乃是因为他的学术感兴常能与时代政治正待勃发的某种力量产生紧密的联系，也就是说，身处于学术文化的表层，郭沫若的敏锐感知却能通透于社会政治文化乃至政治风云的内力之中。”①

郭沫若对时代政治的敏感与投入，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逐步实现的。五四时期，郭沫若拥有满腔的爱国热情，呼唤民族与自我的新生，注重文学创作的思想启蒙。五四运动退潮之后，郭沫若接触到“水平线下”的广大民众，他的文学创作观开始发生转变，注重追求文学的宣传作用，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逐步向马克思主义靠拢。经过北伐战争与南昌起义的革命实践，郭沫若更加认识到中国社会的性质与任务，认识到文学创作与时代政治必须进一步结合，才能发挥文学的最大功用。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自愿充当党的喇叭，他的历史剧创作与学术研究都是时代政治斗争的产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服膺于党的领导与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这种复杂的时代与个人的关系，注定了郭沫若一生的成功与失败、辉煌与黯淡、褒扬与贬斥的人生困境。这种人生困境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与时代政治关系的一个缩影，或多或少地在其他作家身上都有体现。郭沫若的政治追求与鲁迅的韧的战斗、胡适的自由主义奋斗有着明显的差异，他们三者之间的同与异就共同代表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与实践经历。

不过，人们对郭沫若文学创作与时代政治的结合一直存在质疑与非议，尤其对郭沫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学创作更是大加非议，有的甚至上升到人格的高度对其进行攻击与污蔑，对郭沫若在文革期间的一些表现抓住不放，完全不顾当时的历史实际，进行所谓的“酷评”与“反思”，完全背离了正常的学术研究，这种研究倾向在目前的郭沫若研究界仍有所存在，并未得到有力的反驳与纠正。郭沫若文学创作与时代政治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历史图景，正如学者蔡震所指出的那样“：对于那些通过自己的选择和社会实践的体验而最终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包括毛泽东在内，他们大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走向马克思主义。这一点似乎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所以本应呈现为一个复杂纷纭状态的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往往被简化为一种模式。”②郭沫若也是以自己的独特方式—文学创作的转变与时代结合，迎来了自己人生的辉煌，但这种转变也让郭沫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的有些文学作品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缺乏艺术魅力，很少有像《女神》和《屈原》等经典性作品的出现。郭沫若文学创作与时代政治的互动是一个很复杂的关系，这就要求研究者跳出文学与政治的简单对应的分析模式，回到那个特定的历史语境，关注其政治思想文化观念与政治心态，通过政治文化这一中介，更好探究郭沫若文学创作与时代政治的复杂关系，才能对郭沫若做出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