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文学意义

诗经文学意义（精选8篇）

诗经文学意义 篇1

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几千年来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文化作为文明的一部分，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一个有一个辉煌。先秦文学作为我国文化的一个代表，其成就是巨大的，其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先秦文学的巨大成就之一是诗歌。比较原始的诗歌被后人用文字记下来的很少，所以《诗经》三百篇便成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

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无疑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块瑰宝。就其文学成就来说，其思想内容和写作手法，都是值得后人研究借鉴的。根据音乐和用途的不同，《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分，每一部分都有各自的思想特色。《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多半是经过润色后的民间歌谣叫“十五国风”，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雅》分为《小雅》（74篇）和《大雅》（31篇），是宫廷乐歌，共105篇。《颂》包括《周颂》（31篇），《鲁颂》（4篇），和《商颂》（5篇），是宗庙用于祭祀的乐歌和舞歌，共40篇。诗经所表达的思想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反映农事劳动：我国古代社会是农业社会，农事劳动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因而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农事诗在《诗经》中表现很突出，风、雅、颂各部分中均有。例如《周颂》中的 “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噫嘻》）；《小雅》中的 “今适南亩，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甫田》）；《国风》中的 “采采芣苡，薄言采之。采采芣苡，薄言有之。”（《周南·芣苡》）。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播种及收获的场面，是劳动人民日常生活的生动写照，给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写作方面。

二、反映战争徭役：一些非正当的战争给民众带来了沉重的兵役和徭役，因而反映征战、徭役和离乱给民众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也就成了《诗经》征役诗最重要的主题。如《豳风·东山》《齐风·东方未明》《小雅·何草不黄》《王风·君子于役》。战争具有两种不同的性质，对抵御外族入侵的正义战争，人民总是全力支持的，甚至不惜做出巨大的自我牺牲。如《秦风·无衣》《鄘风·载驰》《小雅·采薇》等。

三、反映爱情和婚姻：《诗经》中的爱情诗，多方面的反映了男女恋爱生活中的各种情境和心理，如“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周南·关雎》）；也反映了围绕恋爱婚姻问题而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大都写得淳朴、直率，如《秦风·蒹葭》。《诗经》民歌中还有一些弃妇诗，反映妇女被丈夫欺凌和遗弃的悲剧，如《卫风·氓》《邶风·谷风》

四、讽刺统治者：这类诗主要存于《雅》诗和《国风》中，它主要产生于西周末年，带有乱世的鲜明印记。有的借古讽今，如《大雅·荡》谏厉王应以殷鉴为戒，《小雅·正月》以“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警戒今王。大部分作品是针贬时弊，指斥昏君。如《大雅·民劳》揭露了统治集团的残暴、欺诈、丑恶、昏乱，表达对人民的忧苦深表同情。《国风》》中的怨刺诗更多的是对统治阶级罪恶的揭露和讥讽，表达下层人民的思想。如《秦风·黄鸟》控诉了秦国暴君对无辜良善的杀害；《魏风·硕鼠》，出奴隶们对剥削者的无比愤恨。

五、颂歌：《诗经》中出自公卿列士或乐官之手的庙堂及宫廷乐歌多属此类，在三《颂》中保存最多，《雅》诗中也有不少。如《周颂·维天之命》，尊天敬祖的宗教性祭歌，大都是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和祭神的乐歌。这些诗大都讴歌战争胜利，赞美将领功绩，主旨仍在宣扬帝王威德。还有一些颂宴饮赞嘉宾之作，实亦颂歌之一支，如《小雅·鹿鸣》等。

《诗经》的思想内容丰富，同时其写作手法也不容小觑。《诗经》的主要写作手法有赋、比、兴和重章叠句。其中赋、比、兴是《诗经》独特的表现手法，对于后世的影响很大。

一、“赋”的表现手法 ：“ 赋 ” 作为一种语言文字的表达方式，以 “铺陈直叙 ” 的方式把人和事、情志和外物完整地表述出来。《氓》是《诗经》中一首带有叙事性质的抒情长诗。作品通过一位被损害、被遗弃的妇女的自述，描写了她不幸的婚姻生活，反映了在封建社会夫妇间所常见的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的事件。诗中女主人公无可告示、无处申诉的哀苦、难言的悔恨和决绝的心志，至今读来仍使我们深为感动。

二、“比”的表现手法：“比”，就是比喻，比拟，借代，夸张等，不是单纯的比喻，包括的面较宽。如“硕鼠硕鼠，无食我黍。”（《魏风·硕鼠》）直接把贵族统治者比作贪婪无厌的大老鼠，表达对统治者的不满。“桑之未落，其叶沃若” ——以桑叶之润泽有光，比喻女子的容颜亮丽；“桑之落矣，其黄而陨” ——以桑叶的枯黄飘落，比喻女子的憔悴和被弃。从桑叶青春到桑叶黄落 , 不仅显示了女子年龄的由盛而衰 , 而且暗示了时光的推移。

三、“兴”的表现手法：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

。“兴”的意思是“起”，是托物寓情，是寄托，是联想。把情感寄寓在形象之中，让读者不知不觉地从形象中受到感染，产生意味无穷的效果。比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再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兴的手法对后来的文学写作提供了一种写作手法，屈原在《楚辞》中，极大地发展了《诗经》比兴寄托的表现手法。

四、重章叠句：诗经中有很多篇章运用了重章叠句的手法，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蒹葭采采，白露未已。……”（《秦风.蒹葭》），重章叠句的运用，使得感情的表达更为强烈。

诗经文学意义 篇2

关键词：诗经,经典化,教化意义

关于《诗经》中诗歌的来源, 早在汉代时就有所谓“王者采诗”的说法。《汉书·食货志》记载:“孟春之月 (阴历正月) , 群居者将散, 行人振木铎徇于路, 以采诗。”刘歆在《与扬雄书》中也说:“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 迪人使者, 以岁八月巡路, 求代语、童谣、歌戏。”二者的说法虽不尽相同, 但都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诗》, 至少是其中的“风”是由天子派人去全国各地采集而得, 其目的, 按何休《公羊解诂》, 是为了“王者不出牖户, 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以此看来, 《诗》的大部分内容当来自民间。这一点, 宋代朱熹说得更加明白。“风者, 民俗歌谣之诗也”, “凡《诗》之所谓‘风’者, 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 所谓男女相互咏歌, 多言其情者是也”。从源头看, 《诗经》起始是否即具有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教化意义, 难以推断, 但可以肯定的是, 自孔子说《诗》起, 尤其是汉代儒家学者对《诗》进行大力阐释, 使之“经化”为《诗经》后, 《诗经》无疑具有了显著的政治和伦理道德教化意义。

《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 及至孔于;去其重, 取可施于礼义, ……三百五篇, 孔子皆弦歌之, 以求合翻武雅颂之音。”司马公说得再也明白不过:孔子说《诗》, 目的就在于以《诗》传“礼义”。《论语·阳货》记载了孔子这样的言论:“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 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怨。迩之事父, 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把《诗经》的功用归结为“兴”、“观”、“群”、“怨”四个字, 进而说学《诗》即可学到“事父”、“事君”的道理, 显然, 这种说法已关联到“纲常伦理”的教化范畴。到了汉代, 孔子开辟的说《诗》传统非但没有被削弱, 而且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举《毛诗序》为例, 其中关于《诗经》的社会功用是这样描述的:“诗者, 志之所指也, 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 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 永歌之不足, 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也。”“故正得失, 动天地, 感鬼神, 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 成孝敬, 厚人伦, 美教化, 移风俗。”“经夫妇, 成孝敬, 厚人伦, 美教化, 移风俗”, 《毛诗序》认为, 这就是《诗经》的社会功用, 即是说《诗经》具有政治、伦理道德教化意义。显然, 在孔子的基础上, 汉儒们作了更大程度的强化。

基于此, 就《诗经》的教化意义, 我们不妨作如下的理解。

一方面, 在客观上, 《诗经》的文本或多或少具有政治、道德内容。孔子说:“《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 曰:思无邪。”孔子所说的“邪”, 即周王朝所规定的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规范的对立面, “无邪”即是说, 《诗经》的作品, 至少总体上符合周公之“礼”。如果说孔子的话有夸大之嫌, 不足为凭, 那么, 我们就《诗经》的成书和文本的实情来分析, 也不难得出类似的结论。首先, 不论《诗经》中的作品是来自民间歌谣还是贵族和宫廷制作, 都必然经过官府的选择、加工和整理, 并最终得到官方的认可, 在这一过程中, 必然加入统治者的意识, 那些正面的、直接的与当时的政治与道德原则相冲突的内容也必然被剔除掉。其次, 现在我们看到的《诗经》文本, 无论是主要产生于社会上层的大、小《雅》, 还是主要产生于民间的《国风》, 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作品确乎是与政治联系密切, 如表现统治者的失政和道德败坏等。再次, 《诗经》中有许多表现男女情爱的作品, 在儒家学者看来, 它们都没有超出“礼”所规定的“度”, 因而正可以用来作为学“礼”的教材。即使是批评统治者的举措失当和道德败坏的诗歌, 也是站在社会公认原则的立场上的, 一般都表现得委婉、柔和, 在根本上起着维护现有秩序的稳定的作用, 因而也可以看作出于维护合理合度统治的目的, 是从反面进行教化。

另一方面, 在主观上, 经过儒家学者的“言志”阐释, 《诗经》中蕴涵的教化意义被明朗、强化和凸现。儒家学者有一种“言志”的说诗方法。因为《诗经》中, 有相当一部分作品, 文本上并不是直接反映政治与道德问题, 如众多的爱情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儒家学者在阐释时, 就采用代作者表明写作意图的方法, 把一些本无教化意义的作品引向教化意义, 一律阐释为对政治、道德或“美” (赞颂) 或“刺” (批评) 。这种说《诗》方法发端于孔子, 而在汉儒那里得到继承并发扬。如《毛诗序》对《关睢》的阐释:“《关睢》, 后妃之德也, 《风》之始也, 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是以《关睢》乐得淑女以配君子, 忧在进贤不淫其色, 哀窈窕, 思贤才, 而无伤善之心焉。”本是一首歌咏男女情爱的诗歌, 经儒学者一加阐释, 顿时就变得神圣起来, 成了礼义教化的范本。儒家学者就是通过诸如此类方法, 使《诗经》中原本不具有伦理道德教化内涵的文本具有了伦理道德教化的意义, 使本来模糊的得到了明朗, 本来表意较弱的得到了强化, 使本来隐晦的得到了凸现。

经过儒家学者“经化”了的《诗经》获得了政治、伦理道德的教化意义。这种教化意义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陶冶情操。儒家认为, 常诵《诗》, 可以改变人的性情、气质, 美化情操, 进而认为, 通过诗教, 可以淳化风俗。《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说:“孔子曰:‘入其国, 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 温柔敦厚, 《诗》教也。’”经过“诗教”, 可以导致人“温柔敦厚”。孔子的话明确了《诗经》的这一功用。后世儒学者进一步挖掘出《诗经》“感善惩恶”的内涵。如程颐解释“思无邪”时说:“思无邪, 诚也。”“诚”, 就是真, 而真总是和善联在一起的。所以朱熹进一步发挥说:“凡诗之音, 善者, 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 可以惩创人之逸志, 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朱子明确地指出, 诗能“感善惩恶”, 有“使人得其性情之正”的功用。

二是克制情欲。儒家讲究“克己”, 能“克己”则能“复礼”。《诗经》在克制情欲的功用上, 在儒学者看来, 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是以礼节情, 将情控制在“礼”允许的范畴。所以《毛诗序》说:“变风发乎情, 止于礼义。发乎情, 民之性也;止乎礼义, 先王之泽也。”另一方面是讲究和谐, 将“情”的喷发控制在适当的“度”内。所以, 在这个意义上, 孔子在《论语·八佾》中, 对《关睢》一诗作了充分的肯定:“《关睢》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孔子认为《关睢》的情感抒发合乎礼的节度, 在他看来, 《关睢》是“以色喻于礼”。

三是规范行为。《诗经》中有一部分“刺”诗, 儒家学者是怎样来理解它的教化意义的呢?《毛诗序》:“上以风化下, 下以风刺上, 主文而谲谏。”也就是, 儒家把这些内容从方法上看成是一种“美刺”, 认为是从维护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出发而从反面进行的“礼”的教化, 是对统治者的善意劝谏。《诗经》中的批评诗, 在表现形式上, 一般来说, 多采用隐喻而不是锋芒毕露, 把矛头直接指向统治者, 总体上比较克制、显得平和。这实际上是在行为上对人的规范:批评要有分寸, 不能犯上;有规谏, 只能在“礼”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要讲究方式, 要含蓄。一句话, 所有的行为必须符合礼的规范要求, 不能越轨。如《硕鼠》一诗, 在诗经中属于情感抒发比较激烈的, 但也没有明白揭示其批判目标, 我们今天的理解, 更多的是从比喻意义来分析的。另外, 像《巷伯》批评“谗人”, 《相鼠》批评无礼仪者, 这一类诗, 看上去态度非常激烈。但一方面, 在《诗经》中这种作品并不多, 更重要的是, 另一方面, 批评是在维护当时社会秩序的目的上进行的。因此, 它们其实是从另外的角度在当时“礼”的准则下对行为进行规范。

沈德潜对《诗经》的文学诠释 篇3

关键词：沈德潜；格调说；温柔敦厚；《诗经》

正式对沈德潜的诗论有较为深入探讨的是郭绍虞，在1974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书中，他指出沈德潜的诗论乃格调说与温柔敦厚并重。沈德潜论诗，以《诗经》为基础，在对诗的评论中完成对《诗经》的诠释。本文主要以沈德潜《说诗晬语》为主，举例说明《诗经》在此书中所起的作用，此书论及《诗经》的一共有31条，笔者将举例分析。

一、“温柔敦厚”的诗教观

《礼记·经解》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就诗教而言，温柔敦厚为诗教之“正”，愤怒激越是诗教之“变”，孔子诗教常怨以怒，而且其诗教也并不排斥怨而怒之诗。沈德潜所处的时代环境比较平稳，已没有明遗民对清的仇恨心理，所以沈德潜更重视的诗歌的社会效应。沈德潜论诗亦重性情，他注重诗歌的含蓄表达，所以言比兴：

讽刺之词，直诘易尽，婉道无穷。卫宣姜无复人理，而君子偕老一诗，止道其容饰衣服之盛，而首章末以“子之不淑，云如之何”二语逗露之。鲁庄公不能为父复雠，防闲其母，失人子之道，而猗嗟一诗，止道其威仪技艺之美，而章首以“猗嗟”二字讥叹之。苏子所谓不可以言语求而得，而必深观其意者也，诗人往往如此。

沈德潜以《诗经》为例。《君子偕老》以浓墨重彩渲染宣姜服饰之华，容颜之绝，但首章末“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却表明诗人是反语来讥讽宣姜所作所为根本不配与君子偕老。《猗嗟》借齐人之目赞美了鲁庄公威仪技术之美，但“猗嗟”却表明此诗本意原是讽刺其母不贤。这两首诗都是反语为刺，意味更加深厚，沈德潜非常赞赏这种写法。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一直坚持含蓄委婉，立意要正，既不乏诗可怨可讽的愿意，然而又非常强调措词要委婉，重言外之意。又如：

庄姜贤而不答，由公之惑於嬖妾也。乃硕人一诗，备形族类之贵，容貌之美，礼仪之盛，国俗之富，而无一言及庄公，使人言外思之，故曰主文谲谏。

《硕人》这首诗描写了庄姜高贵身世、容貌之美、车服之盛及婚礼之隆重，这样的描写是为了反衬庄公亲近嬖妾而疏远庄姜的过失。沈德潜认为这种不言君过的写作手法就是“主文而譎谏”，诗人在表达时不直接陈述，而是通过对比、暗示来表现对世风的担忧以及洁身自好的追求，其讽谏效果更加深刻。

关于“温柔敦厚”的理解，与其师叶燮也不相同。叶燮对儒家诗教的批评可谓是相当厉害，叶燮认为“温柔敦厚”有“体”与“用”之分，先秦儒家的“温柔敦厚”之诗说乃“体”，对于温柔敦厚的含义要随着时代的不同而产生变化。

同样论及《诗经·小雅·巷伯》，沈德潜这样解释：

《巷伯》恶恶，至欲“投畀有北”，何尝留一馀地？然想其用意，正欲激发其羞恶之本心，使之同归於善，则仍是温厚和平之旨也。《墙茨》、《相鼠》诸诗，亦须本斯意读。

叶燮认为《巷伯》这首诗不合“温柔敦厚”。而沈德潜是从《诗经》收录这首诗的目的出发，认为是为了激发读者的“羞恶之本心，使之同归於善”，故而符合“温柔敦厚”的原则。叶燮认为“温柔敦厚”的内含在于“变”，他认为“温柔敦厚”的含义是随着不同朝代的变迁而变化的。而沈德潜则认为“温柔敦厚”有一定的极则。如：

州吁之乱，庄公致之，而燕燕一诗，犹念“先君之思”。七子之母，不安其室，非七子之不令，而凯风之诗，犹云“莫慰母心”。温柔敦厚，斯为极则。

《燕燕》乃庄姜送戴妇而作，戴妇因州吁之乱被迫回到陈国，州吁之乱为庄公所致，但戴妇却言“先君之思”，于庄公并无怨恨之意。《凯风》七子之母欲改嫁，七子只是自责未安母心，纯孝之心灼然可见。这两首诗中的 庄公和七子之母都有过失，但庄姜和七子都不说亲人之过失，反而反思自己。沈德潜认为这正是儒家温柔敦厚的典型体现。

并且沈德潜非常强调儒家温柔敦厚的诗学理想：

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秦、汉以来，乐府代兴；六代继之，流衍靡曼。至有唐而声律日工，？兴渐失，徒视为嘲风雪，弄花草，游历燕ぅ之具，而诗教远矣。学者但知尊唐而不上穷其源，犹望海者指鱼背为海岸，而不自悟其见之小也。食虽不能竟越三唐之格，然必优柔渐渍，仰溯风雅，诗道始尊。

沈德潜认为应该上溯诗歌之源，他首先重申的是儒家的一套关于诗在社会与伦理上的功能与效用，然而他接下来大篇幅论析的乃是诗教作为突破“三唐之格”的作用，这便是他的创见所在。可见，沈德潜所提倡的“温柔敦厚”是符合当时的社会形势。

二、格与调的含义

一般文学批评史认为沈德潜继承明代的前、后七子而成为清代格调说的宗师。事实上，沈德潜的论诗专著《说诗晬语》中并没有“格调”一词，但在其诗选的评论中却有三次将“格调”并提。所以到底什么才是“格调”呢？

说起格必有调，调就是强调诗歌的音乐性。沈德潜认为诗歌要同时满足作者和听者，作者必须情真，而其调又必须 “使听者油油善入，不知其然而然也”。在悦耳和音乐性方面，沈德潜说：

诗三百篇，可以被诸管弦，皆古乐章也。汉时诗乐始分，乃立乐府，安世房中歌，系唐山夫人所制，而清调、平调、瑟调，皆其遗音，此南与风之变也。朝会道路所用，谓之鼓吹曲；军中马上所用，谓之横吹曲，此雅之变也。武帝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与司马相如诸人略定律吕，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此颂之变也。汉以後因之，而节奏渐失。

以上是沈德潜从《诗经》着手，具体分析诗歌演变史，时间顺序梳理出诗歌中“乐”成分的消失。不过先秦诸多典籍都揭示了《诗经》是诗、乐、舞相结合的综合性艺术，但乐和舞大都是口耳相传为主，每当动乱造成大批乐师的逝去，演奏的技法也就失传了。

沈德潜的诗学观通过《诗经》来体现，诗歌的社会作用必须通过声调才可以完全落实，通过乐教、声教曲影响人感化人，从而可以更好的去会通古人性情。沈德潜注重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说诗晬语》第一条：

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秦、汉以来，乐府代兴；六代继之，流衍靡曼。至有唐而声律日工，？兴渐失，徒视为嘲风雪，弄花草，游历燕ぅ之具，而诗教远矣。学者但知尊唐而不上穷其源，犹望海者指鱼背为海岸，而不自悟其见之小也。食虽不能竟越三唐之格，然必优柔渐渍，仰溯风雅，诗道始尊。

“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这便是诗歌的诗歌的政教功用最有力的体现。但是客观的说，文学不能代表道德，只强调诗歌的社会功用确实会降低诗歌的审美性。但是，从古至今真正流传下的伟大作品，深刻的道德意味是必不可缺的。沈德潜认为好的作品要同时具备美的形式和深刻的内容。

关于“格调说”，从明代发展到清代，沈德潜对格调说作了更具体的阐释。面对复古诗派陷于困境的格调说，沈德潜从论韵、论调、论格、格与调、格调与不同诗体的关系及如何配合，详细对格调说的内涵与性质作出了阐释；而论及诗与乐的关系，则又将格调的接受范围扩充至普罗大众向民间吸取活泼的情感，为格调说注入新鲜血液，使格调说取代王士祯所提倡的神韵说，而成为当时的一大诗派。沈德潜乃以格调为论诗主干附以神韵，又以具有诗教功能的性灵说会通了格调与神韵，突破了明中叶的格调说，成就其集大成的诗学体系。

三、“温柔敦厚”与“格调说”互补相承

“格调说”与“温柔敦厚”对于沈德潜来说诗相辅相承、互为补足，缺一不可。郭绍虞认为：

由温柔敦厚言，所以重在比兴，重在含蓄，重在反复吟叹，重在婉陈，重在主文譎谏；勿过甚，勿过露，勿过失实。《说诗晬语》中评诗之语多关于这方面的话。由格调言，所以须论法，须学古，讲诗格，讲诗体，勿求新异，勿近戏弄。《说诗晬语》中论诗之语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话。

沈德潜是在格调的基础上提出“温柔敦厚”的，在《施觉庵考功诗序》中，他便说：

诗之为道也，以微言通讽谕，大要援此譬彼，优游婉顺，无放情竭论，而人徘徊自得于意言之余。三百年来，代有升降，旨则归一也。惟夫后之为诗者，哀必欲涕，喜必欲狂，豪则纵放，而戚若有亡，粗厉之气胜，而忠厚之道丧，其于诗教日以傎矣。

所以，我们从上述可以看出温柔敦厚和格调乃沈德潜诗学体系中两个重要的核心概念。而从本文前面两大点中，我们都可以看出，例举了很多有关《诗经》的例子。在沈德潜的诗论中，他选择了《诗经》作为他追求的文学的标准；大量的提及《诗经》中的作品，并以此作为“美”与“善”的基准。沈德潜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然而也有一部分是所处社会政治环境的需求，他追溯上源、寻求源头，《诗经》正好满足沈德潜的格调和温柔敦厚的审美观，同时又可借此来恢复诗教政化功能。因此，不论是从用比兴来含蓄表达深厚意蕴，还是从诗歌的政治功能；《诗经》都能完美胜任这些条件，这也是沈德潜追溯上源，借用儒家经典来证明自己诗论的原因。

参考文献：

[1]沈德潜撰，王宏林笺，注.说诗晬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2]叶燮，沈德潜，薛雪著，霍松林，杜维沫，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卒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3]扬之水.诗经别裁[M].北京：中华书局，2007.

[4]陈岸峰.沈德潜诗学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11.

[5]王炜.《清诗别裁集》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6]朱熹集注，赵长征，点校.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1.

[7]沈德潜撰.古诗源[M].北京：中华书局，2008.

[8]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诗经》的文学常识 篇4

经文史专家考定，《诗经》中的作品是在 周武王灭商(前1066年)以后产生的。 [6]

《 周颂》时代最早，在西周初年产生，是贵族文人作品，以宗庙乐歌、颂神乐歌为主，也有部分描写农业生产。

《 大雅》是周王朝盛隆时期的产物，是中国上古仅存的史诗。关于《 大雅》这十八篇的创作年代，各家说法不同： 郑玄认为《文王之什》是文王、武王时代的诗，《生民之什》从《生民》至《卷阿》八篇为周公、成王之世诗。 朱熹认为：“正《大雅》……多周公制作时所定也。”但均认为“正大雅”是西周初年之诗。 [7]

《 小雅》产生于西周晚年到东迁以后。

《诗经》与楚辞文学常识介绍 篇5

古代文学专题期末复习指导答案

填空部分

《诗经》与楚辞

1、(《诗经》)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其收录了自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五六百年间的(305)篇诗歌。

2、中国文学史上往往将代表《诗经》的(国风)和代表《楚辞》的(《离骚》)并称为“风”“骚”。

3、唐代诗人(杜甫)的作品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政治倾向、崇高的爱国爱民精神，在文学史上素有“诗史”之称。

4、中唐诗人白居易大力提倡和写作“惟歌生民病”的“新题乐府”，他和元稹等发起进行的(“新乐府运动”)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理论、有实践的现实主义诗歌运动。

5、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赞誉屈原的(《离骚》)一诗“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这里的“三百篇”指的是(《诗经》)一书。

6、汉代辞赋家(贾谊)继承屈“骚”精神，创作了骚体赋《吊屈原赋》、《鵩鸟赋》，后人称誉“骚人情境，于斯犹见”。

7、建安诗人(曹植)的诗歌作品《白马篇》等以及抒情赋《洛神赋》都具有比较突出的.浪漫主义倾向。

8、“思无邪”是(孔子)对《诗三百》的思想内容的评价，他还把《诗经》的政教功用概括为“兴、观、群、怨”。

9、汉代传习《诗经》的齐、鲁、韩、毛四家诗中，鲁诗创建最早，影响也最大，它的创始人是鲁人(申培)。齐诗的创始人是齐人(辕固)，他采用阴阳五行学说，以《诗》来解说《易》和律历。韩诗的创始人是燕人(韩婴)。毛诗是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所创，特点是以诗论史。四家诗中，被称为“今文三家”或者“三家诗”的是(鲁诗)、(齐诗)、(韩诗)。

10、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所作的(《毛诗传笺》)一书，集今古文经学研究之大成，主要为毛氏的《诗故训传》作注。三家诗自此渐渐衰亡。

11、唐代孔颖达主持撰定70卷的(《毛诗正义》)集唐前汉学之大成，是唐代科举考试的官定标准《诗经》教本，在《诗经》研究史上，是《毛传》、《郑笺》之后又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

12、南宋朱熹的(《诗集传》)是宋代《诗经》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13、所谓的“六诗”之说出自《周礼?春官?大师》，指的是(风)、(雅)、(颂)、(赋)、(比)、(兴)。

14、“四始”说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他以(《关雎》)为国风之始，(《鹿鸣》)为小雅之始，(《文王》)为大雅之始，(《清庙》)为颂之始。

15、“四诗”说也称“二南独立说”，由北宋苏辙首倡，他在自己的著作《诗集传》中提出《诗经》应分为(《风》)、(《雅》)、(《颂》)、(《南》)四类，即二南当从《诗经?国风》中独立出来，单列一类。这里的“二南”指的是(《周南》)、(《召南》)。

16、唐代的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提出“六义”中的(风)、(雅)、(颂)三者指的是诗的内容体裁，(赋)、(比)、(兴)三者指的是诗歌的表现方法。

17、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经》是按照风、雅、颂的体例编排的，其中包括十五国风，二雅(即(《大雅》)和(《小雅》))、三颂(即《周颂》、《鲁颂》)和(《商颂》)。

18、宋代的朱熹在《诗集传》中指出风、雅、颂三者中(风)是里巷歌谣之作，而(雅)、(颂)则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辞。

诗经的文化意蕴及现代意义 篇6

作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收录了西周前期至春秋中叶的305篇诗作，因所配乐曲不同，分为《风》、《雅 》、《颂》三部分。这些诗题材相当广泛，从重大的历史事件到民间的日常生活，都有所涉及，对于后人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同时，《诗经》古朴自然的风格、生动优美的语言，以及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方法，对后世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开端，奠定了我国诗歌面向现实的传统。同时，它以其丰富的文化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和完美的艺术形式，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殷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文学的范畴。

作为中国文化经典之一的《诗经》，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渊薮，是古代政治伦理的教科书和礼乐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诗歌艺术的典范。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建设中，《诗经》中的爱国情感、友爱亲情、忧患意识、审美意识、人文精神等，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包含着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表现出鲜明的以人为本的民族文化特色。

《诗经》中的305篇作品，交织成一幅多层次的、多角度的，从多个方面展现殷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潜含着无数的可以发扬的文化内容。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

因此对于《诗经》，我们不仅仅需要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中去认识其伟大，而且更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孕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诗经》是具有浓重的乡土之情的艺术。从十五《国风》散发着浓郁的各地乡土的芬芳，到《雅》、《颂》的抒情诗中沉潜着的植根于农业文化的深深情蕴。

这不仅仅表现着周人对农事的关心、对农神的崇拜和农事诗的创作，同时体现在《诗经》大部分作品中的乃是我们古老祖先们对故土的眷恋。他们立足于自己脚步下的这片热土，靠的是勤劳的双手去创造自己的财富与文明。他们从来不愿意离开生其养其的土地，眷恋的是和平安适的田园生活，沉醉于湿馨的乡土之梦。

周人歌颂他们祖先后稷，是因为后稷教会了他们如何稼穑；歌颂他们的创业之祖公刘，是因为公刘带领他们躲开了戎狄的侵扰，选择了豳这块适宜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周人歌颂古公亶父、王季、文王，同样是因为他们再次躲开了戎狄的攻侵，定居于土地朊朊肥美、“堇荼如饴”的周原，并且领导他们驱除了外患；周人歌颂武王，是因为武王革除了残暴的君主纣王之命。

周人对他们祖先英雄的歌颂，原因就在于这些祖先英雄们为他们创造了和平安稳的农业生活环境，而决不是这些英雄们在对外扩张中掠夺了多少财富和奴隶。《诗经》中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在周族史诗和祭祀诗这种特别典雅庄重的作品中得到了最好的表现。

《诗经》是植根于中国农业文明的艺术，农业社会塑了中国人的农业文化心态。从一定意义上说，《诗经》就是我国一部充分体现了中国农业文化精神的诗集。这不独表现为在思想情感上浓厚的乡土情蕴，还表现在创作态度、表现方式、写作目的、审美观念等各个方面。

农业劳动对象在大自然中丰富活泼的生命形态刺激了“触景生情，感物而动”的直觉感发式的创作冲动；农业生产对大自然的依赖关系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文化心态，并决定了情景交融的表现方式；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目的影响了传统诗歌乐志畅神、自适自足、重在表现自身价值的写作目的；农业社会人们效法大自然的和谐的节奏秩序而形成了以“中和”为美的审美观念；农业的周而复始的简单再生产中滋养了尚古意味和静观情趣。

所有这些得到农业社会集体文化心理的普遍认同，从而成为创作与鉴赏的审美规范，并构成传统诗歌农业文化形态的基本特征，在《诗经》中，我们都可以得到或多或少的印证。正是这些，使《诗经》不但在作品题材内容上，更使它在文化精神上成为后世中国诗歌创作的楷模与典范，成为中国人读来最亲切因而也最喜爱的作品。

《诗经》是面向现实的艺术。

这不仅表现为农事诗的描写，面向现实的生活观念使周人把诗的创作看成对自己现实生活的真实再现。是现实主义的眼光使诗人对社会生活具有了最为敏锐的观察能力，使诗人能够把握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素材，对各种生活现实进行深刻的提示与描写。

大至国家的宗庙祭祀、军事战争、宴飨朝会、政治变革，小至平民百姓的蚕桑耕耘、屯戍徭役、婚丧嫁娶、娱乐游观，都是《诗经》所要描写表现的对象。

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使《诗经》具有写实和朴真特征，具有生活的亲切感，从而引导人们去关注现实，热爱生活，批判社会中的一切不合理现象，激发人们对于理想生活进行不懈有追求，它本身就成为一部生活的教科书，具有巨大的社会教育力量。

我们可以说，《诗经》时代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只产生民间诗歌的时代。

总之，诗人在直面现实生活中所产生的各各样的情感，都可以在一首首短小的抒情诗中得到表现。可以说，在世界各民族中，还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在2500年前就产生如此众多的抒情诗作，表现如此高度的文化修养。

他们已经不是以一、二部史诗的方式，而是以全民族的抒情诗的方式来揭示生活的本质、来表现历史的内容的。他们正是以直面现实的抒情诗创作态度，不但描述了周代社会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还通过自己的情感表现，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去生活；他们不但以抒情诗的方式揭示了生活的本质，而且还表现了周民族的生活旨趣、观念以及其文化品格与才具；他们不但创造了中国诗歌史上最早的一批直面现实的抒情诗作，而且还奠定了中国后世抒情诗歌直面现实的创作传统。同时，他们以自己的创作实践说明，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现实主义抒情诗，是最有生命力、最伟大的艺术。

知识经济时代对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有极大的冲击，也改变着人们的情感世界和伦理观念，因此，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仅要文化创新，而且要深入挖掘民族文化精神，重铸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现代化呼唤时代精神，民族复兴呼唤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要在全民族中张扬，民族精神就要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中重铸。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积淀了深厚的民族文化精神。《诗经)作为中华文化的“元典”，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精神，在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而《诗经》中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创造力的源泉；《诗经》中蕴涵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浓郁的友爱亲情，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根本；《诗经》中表现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自强力的基石；《诗经》中呈现的“中和”为美的审美观念，是中华民族亲和力的艺术升华。

《诗经》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表现出了鲜明的以人为本的民族文化特色。《诗经》中人的意识在觉醒，并意识到生命的意义和主体的存在。

《诗经》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使诗成为表现自我、抒写自我、表达宗族伦理情感和乡土情蕴的最好形式，举凡是他们的念亲、爱国、思旧、怀乡等各种喜怒哀乐之情，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最好的表达；举凡是他们的农事、燕飨、战争、徭役、恋爱、游乐等各种社会生活，都成为诗中的主要内容。

《诗经》比印度的《吠陀》与基督教《圣经》的要丰富得多。它的主题不是宗族性的，只表达一种虔诚的感情，它不像荷马的史诗只谈论战争与冒险，它歌唱人的生活，人的情感，既熟悉又亲切，使人看到人类自身的创造力，体会到人类自身在平凡中的伟大。可以说，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学中还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学象《诗经》那样，早在2500多年之前就对人本身进行这样的肯定和歌颂，从这一点讲，《诗经》无愧为凝聚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最伟大的艺术。

在我们今天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构建和谐社会之时，尊重主体，以人为本，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展现个体的智慧和力量，正是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力的生动体现，也弘扬了《诗经》中所体现出的人文精神。

《诗经》是中国上古文化的诗的总结和艺术的升华，它生成于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土壤，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内容。这使它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远远超出了诗的界域，关于它的文化意蕴的开掘也将是无限的。

其实，诗经所包含的文化精神远不止此。

《诗经》以其包孕题材的广泛和文化内容的丰富，特别是其中蕴含的周文化精神，的确可以进行深刻的思想开掘。而《诗经》又以其特有的艺术形式，可以使人不是在枯燥的说教中，而是审美的愉悦中达到受教育的目的。

《诗经》是中国上古文化的诗的总结和艺术的升华，它生成于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土壤，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内容。这使它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远远超出了诗的界域，关于它的文化意蕴的开掘也将是无限的。

《诗经》中美好的文字，铸造着中华民族的丰厚文化，孕育着中国从古至今流传不绝的诗魂，从古至今，这类或美丽或风雅或缠绵悱恻或刚健血性的文字铸造着民族的脊梁和骨气，使民族在天崩地坼中奋勇前行，参与了中华文明百折不挠的生命力的创造。

诗经文学意义 篇7

一.女性大胆自主、恋爱自由

《诗经·卫风·氓》是春秋时期的一首民歌, 距离远古还不是太久, 远古的遗风对周代还有很大的影响, 《周礼·媒氏》曰:“……仲春之月, 令会男女。于是时也, 奔着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 罚之。”所以周代青年男女间的相识、相知和相恋有很大的自由, 不像后代受封建礼教的束缚, 对男女的交往有很多的限制, 周代的女子可以自由地追求爱情。诗篇一开始描绘了“氓”向魂牵梦绕的女子来求婚, “氓之蚩蚩, 抱布贸丝。匪来贸丝, 来即我谋。“丝”与“思”谐音双关, 表明该女子是“氓”思念和心仪的女子。“氓”是个经常游走在乡间用布匹换蚕丝的小商人, 被乡间女子的美貌所吸引。于是, “氓”这个青年就费尽心机来接近女子, 假装用布来换女子家的丝。实际上是醉翁之意是想和女子结下百年之好。女子被氓憨厚朴实的形象所打动, 于是二人遂陷入爱河。

爱情, 是人性中最美好、最动人的情感。恋爱时相处的时光是那么短暂, 虽有相处时的甜蜜快乐, 也有分别时的依依不舍, “送子涉淇, 至于顿丘。”姑娘送郎君渡过淇河, 又到达顿丘, 还是不舍得离去。怎样才能长相守呢?自由恋爱, 甜蜜约会, 二人的感情终于发展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女子甜蜜温柔地回敬男子, “匪我愆期, 子无良媒。”不是我不想到你身边和你长相厮守, 主要是没有媒人来提亲。虽然他们是自由恋爱, 周代“六礼”对民间婚礼要求没有那么严格, 但当时民间婚姻也需要了媒人, 除了“仲春之月, 奔者不禁”外, 这是婚姻结合必须的礼节。二人虽然是自由恋爱, 女子还是希望“氓”能找个媒人, 按照正常的婚姻礼仪来自己家和父母谈论自己的婚姻大事。但由于男子家只是一般的小商贩家庭, 家境贫穷, 没有财力来备财礼。看到氓的困顿和愁闷, 贤淑和善良的女子冲破世俗的礼节束缚, 毅然决然自己做主, 答应“将子无怒, 秋以为期。”秋天就可以把姑娘娶回到家里, 长相厮守。

二.对爱情的执着和忠诚

恋爱是甜蜜幸福, 也是痛苦和煎熬。《卫风·氓》中女子追求爱情简单却执着。“乘彼垝垣, 以望复关。不见复关, 泣涕涟涟。既见复关, 载笑载言。”和夫君别后, 痴情的女子每天来到村口, 登上残破城墙, 痴痴地等待心上的情人来和自己会面。见不到思念中的情人就哭哭啼啼, 茶饭不思, 思念绵绵不绝;而见到心爱的人, 心情马上晴朗起来, 感觉一切都变得美好起来, 眼前的一切也变得可爱起来。情人就是她的一切, 可见女子对爱情的执着和忠诚。热恋中的女子是那么可爱、天真和诚挚, 两个人的感情已经发展到了难以分开的程度。

婚期如约而至。“尔卜尔筮, 体无咎言。以尔车来, 以我贿迁。”男方用龟板、蓍草占卜婚姻情况, 没有不吉利的预兆, 卦辞很吉祥。于是, 男方约定婚期来迎娶自己心爱的姑娘, 女方父母只好同意这门婚事, 为女子准备还算体面的嫁妆, 嫁给了氓, 也希望体面夫妻能够恩爱百年, 过上幸福快乐的时光。刚结婚的时候, “桑之未落, 其叶沃若。”以桑叶之润泽有光, 比喻女子的容颜亮丽。女主人公以桑树的繁茂, 比喻男女未成婚时情意的浓厚, 女子年轻貌美, 生活象惯了蜜糖, 眼里跳动的尽是新婚的快乐, 想着自己找到了人生的依靠, 整个人陶醉在爱情甜蜜的港湾。

“自我徂尔, 三岁食贫。”氓的家境贫穷, 嫁过来之后, 女子就下定决心要和心爱的男子患难与共, 用自己的双手来打造自己幸福的生活, 坚信苦日子总会过去了, 只要二人齐心协力。于是, 女子全身心地投入这个家庭, “三岁为妇, 靡室劳矣;夙兴夜寐, 靡有朝矣。”嫁给氓的几年来, 日夜操劳, 早起晚睡, 安贫守道, 每天没日没夜地干活, 希望更改变家里的贫困状况。过度的操劳, 使女子漂亮的容颜不再。但女子能够勇挑重担, 为家庭操碎了心, “女也不爽”从来没有出现过差错。女子漂亮勤劳、淳朴善良、忠于爱情, 在她身上聚集了中华妇女的传统美德, 闪耀着人性美的光辉。

三.理智地对待爱情

通过婚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女子认识到“于嗟鸠兮, 无食桑葚;于嗟女兮, 无与士耽”, 桑葚是甜的, 鸠多食则易致醉;爱情是美好的, 人多迷恋则易上当受骗。男人沉溺于爱情犹可解脱。女子一旦堕入爱河, 则无法挣离。这是多么沉痛的语言!从桑叶青青到桑叶黄落, 不仅显示了女子年龄的由盛到衰, 而且暗示了时光的推移。“士之耽兮, 犹可说也;女之耽兮, 不可说也。”告诫天下的女性不要沉迷爱情太深, 不要把自己完全和婚姻捆绑在一起。否则, 一旦婚姻失败, 受到伤害最深的还是女性。

面对自己不顾一切, 辛苦追求来的爱人, 最后竟然嫌弃自己, 甚至“言既遂矣, 至于暴矣。”氓完全无视女子这几年来对家庭无怨无悔的付出, “士也罔极, 二三其德。”女子伤心之极, 悲叹氓的背叛爱情, 自己的遇人不淑。但女子没有为自己的婚姻悲剧而失去理智, 而是“静言思之, 躬自悼矣。”尽管痛心, 但女子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考虑如何为自己负责。女子没有什么过激的言辞, 更没有报复行为, 有的只是痛定思痛。女子怨而不怒, 使我们顿生对她命运的悲惨产生同情, 也对她在悲惨命运前保持节操产生敬意。所以, 把《卫风·氓》看成“弃妇诗”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卫风·氓》中的女子回忆了恋爱时期, 对氓的情意绵绵, 自己完全坠入爱河, 不顾“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义无反顾地嫁给了氓。婚后甜蜜的生活没有持续太久, 虽然女子是全身心地位这个家庭付出, “……靡室劳矣;夙兴夜寐, 靡有朝矣”但丈夫最后还是把她抛弃了。女子有对丈夫的不满和怨言, 但她没有一直伤痛下去, 而是敢于控诉丈夫的暴行和社会的不公。女子对美好、纯真的初恋热烈地向往, 没有后悔可言;婚后的夫妻应该感情专一、互敬互爱、携手到老。直至最后横遭家庭变故, 女子断然宣布:“反是不思, 亦已焉哉!”一切都是过往烟云, 不堪回首的往事就让它随风而去吧。女子没有忍气吞声地向命运屈服, 而是理性地选择了反抗的态度, 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对失去的婚姻虽然有太多的不舍和怨恨, 还是理智地选择了放手, 清楚地理解了爱情与生命的价值, 最终战胜不幸, 保持了一种人性的独立, 成为生活的强者。

四.《诗经·卫风·氓》中女子的婚恋观对现代女性的启示

春秋之时, 男女之间的交往和相爱也是很自由的, 不像我们想象的严格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只是后来南宋理学兴起之后才严格起来。《诗经·卫风·氓》中男女主角自由恋爱、婚姻自主, 他们的恋爱阶段和正常青年男女恋爱一样, 甜蜜而幸福!“氓之蚩蚩, 抱布贸丝。匪来贸丝, 来即我谋。送子涉淇, 至于顿丘……乘彼垝垣, 以望复关。不见复关, 泣涕涟涟。既见复关, 载笑载言……总角之宴, 言笑晏晏。信誓旦旦, 不思其反。”海誓山盟, 海枯石烂, 永不分离。婚姻自主、恋爱自由, 也是现代青年男女追求的主旋律。现代家庭也都是比较开明, 婚姻都是尊重孩子的意见。现代的父母都是有知识有文化, 但是父母的意见还是要参考的, 毕竟父母比孩子的阅历丰富, 可以为孩子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以利于婚后生活的和谐。提到“父母之命”, 不要只看到它消极的方面。男女自由恋爱已成趋势, 男女步入婚姻殿堂前, 有必要征求一下父母的意见。本诗的最后结局, 一定程度上来说, 就是缺少了家长的监护和媒人之间的调停矛盾。当然, 最好的的方法是把自己的婚姻置于法律的保护之下, 使婚姻有更好的保障。

爱情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 也有专一性和排他性, 不允许第三者介入。一旦建立恋爱关系, 就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朝秦暮楚, 最后只能自吞苦果。对于现代的女性, 在恋爱中, 不能沉侵在爱的甜言蜜语中。有人说, 恋爱中的女人是个傻子, 也就是在在爱情的蜜语甜言中失去了判断是非对错的能力, 要清醒地对待爱情, 通过自己的智慧来理智地对待爱情, 以积极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爱情, 才能把握住自己的幸福。

《诗经·卫风·氓》中, 女子几乎把自己全部感情都投入到这个家庭中, “三岁为妇, 靡室劳矣;夙兴夜寐, 靡有朝矣。”自从嫁到你家后, 揽尽家里的一切家务, 起早贪黑, 吃苦耐劳, 任劳任怨, 毫无怨言。甚至对氓也是言听计从, 没有说过半个不字。这些年的付出, 没有换来氓对自己的珍惜, 而是助长了他的坏脾气, 遭到了他的背弃。男人和女人, 是家庭的两级, 在家庭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幸福不是靠一味地付出得到的, 女人的名字不是软弱, 应该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在男权社会中, 女性更应该独立, 不仅经济独立, 人格也应独立。

参考文献

[1] .张海平.流氓之滥觞——解读《诗·卫风·氓》[J]楚雄师专学报, 2000: (2) .

[2] .周穆.且听风吟《:诗经》与爱情[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8.

[3] .王佳楠.《诗经》爱情诗中的婚俗与民俗[J].大连大学学报, 2010 (05) .

[4] .高尚卿.从《诗经》中看周代妇女的爱情婚姻观[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5 (3) .

诗经文学意义 篇8

关键词：《诗经》；女性形象；后世影响；周代历史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215-03

《诗经》是我国古代现实主义的源头，也是我国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中最可贵的物化形态之一，而《国风》更是《诗经》的骄傲。在看了这本经典后，才发现其中有众多的女性人物形象，她们使《诗经》这部经典更加的丰富多彩，这些女性形象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能折射出周代的历史。

一、形象各异的女性人物

（一）纯真烂漫的少女形象

《诗经》所处的时代是在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即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五百年间，这时正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社会对女子的要求还不是太严格，因而大多数少女都是积极向上的。如《周南·关雎》中美丽贤惠的少女，《秦风·蒹葭》中空灵飘逸的女子，《鄘风·柏舟》中勇敢反抗的少女，但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召南·摽有梅》中纯真烂漫的少女。

《召南·摽有梅》：诗中女子对异性的向往与追求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爱情的习俗，大胆直率但又不失矜持，表现了她们对美好爱情的渴望。

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毛诗序》中说：“《摽有梅》，男女及时也。”青春渐渐老去，尚未婚嫁的女子感叹妙龄易逝，希望有心人前来追求。她毫不掩饰自己求偶的急切心情，从“七兮——吉兮；三兮——今兮；塈之——谓之”这层层递进中抒发了女主人公内心强烈的感叹，因为她联想到自己还未确定的归宿，语言的坦白炽热让人欣赏不已。把自己比作熟透的梅子，呼唤“庶士”们快来采摘，这种顺乎人性的热烈的追求，不受任何的约束，着实可爱啊。

（二）情意绵长的思妇形象

这些女性生活在春秋时期，那是一个战争频繁、时局动荡的时代，因而使得《诗经》中的思妇形象占有很大的比重，如《周南·卷耳》，《卫风·伯兮》，《王风·君子于役》等。

《王风·君子于役》：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

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鸡栖于桀。

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这是一首怀念久役不归的丈夫的诗，开始就点出了丈夫服役在外，杳无音讯，而选取这一特定的场景——黄昏中的所有牛、羊、鸡都回家了，唯有征夫已有无数个黄昏都不在家了，一股思念的情绪自然而然的涌上了心头，思妇希望征人“苟无饥渴”，即使征人不能够现在回来，也不要在外边忍受饥渴。《毛诗序》中写道：“《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无役无期无度，丈夫思其危难以风焉。”但是，这种解释似与诗意不合，王先谦驳之曰：“案据诗文，鸡栖曰夕，牛羊下来，乃室家相思之情，无聊友托讽之谊。所称君子，妻谓其夫。《序》说误也。”

（三）自主刚强的弃妇形象

《诗经》所处的时代，男权主义已经形成，女子婚后成为男子的附属品，一旦男子抛弃了女子，女子的悲惨地位可想而知，如《邶风·谷风》中善良软弱的女性形象，但《卫风·氓》却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睿智刚强的女性形象。

《卫风·氓》：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

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乘彼垝垣，以望复关。

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

以尔车来，以我贿迁。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与士耽。

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桑之落矣，其黄而陨。

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

士也罔极，二三其德。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

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

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氓》是弃妇诗中的翘楚，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了她与男子恋爱结婚的经过，到婚后被虐待到被男子抛弃的遭遇，并通过婚前与婚后的对比来揭示丈夫的“二三其德”。正如清如许、王洁所译注的《诗经》中说的“既然违背了诺言，就不要再想了，一刀两断的态度，戛然而止的结尾，与同样是作为弃妇诗的《谷风》的余音袅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可悲的是，这一结局却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在《诗经》所处的时代里，已开始有了男尊女卑的意识，受伤害的一方大多是女性，不仅有来自社会舆论方面的压力，也有来自家庭方面的不理解，如“兄弟不知，咥其笑矣”。

《氓》让我看到了一个睿智刚强的女性，是的，这样柔中有刚、智慧自尊的女性实在令后世的无数女子汗颜。

（四）睿智独立的爱国女性形象

《诗经》中刻画这类女性形象较少，但《鄘风·载驰》中的许穆夫人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则忧。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视尔不臧，我思不远。既不我嘉，不能旋济，

视尔不臧，我思不閟。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怀，亦各有行。

许人尤之，众稚且狂。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

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

许穆夫人是一位有胆有识的爱国女诗人，她幼年即闻名于诸侯，以至于许国与齐国都向卫国求婚。汉代刘向在其《列女传·仁智篇》中说：“初，许求之，齐亦求之。懿公将与许，女因其传母而言曰：今者许小而远，齐大而近。若今之世，强者为雄。如使边境有寇戎之事，惟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国，妾在，不犹愈乎？卫侯不听，而嫁之于许。”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她从小就有爱国的思想，且目光远大，精明睿智。大约过十年，敌人破卫杀卫懿公，卫遗民在宋国的帮助下，逃至漕邑，立戴公。戴公立一月而死，文公即位，她听到卫国被狄所灭的消息后快马加鞭地赶到漕邑吊唁，以便能支援卫国，但她的大义凛然遭到了胆小、懦弱的许国大夫们的反对和阻拦，在悲愤忧伤中写了这首诗。据《左转·闵公二年》载：“许穆夫人赋《载驰》。齐侯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归（馈）公乘马，祭服五称，牛、羊、豸、鸡、狗皆三百与门材；归（馈）夫人鱼轩，重锦三十两（匹）。”

这首诗共有四章，第一章写许穆夫人心急如焚地回国吊唁，但是受到了阻拦，她所承受的现实冲突是如此的尖锐。第二章写即使受到许国大夫的阻拦，许穆夫人的爱憎还是表现得很清楚的，因为她坚信自己是正确的。第三章写到“女子善怀，亦各有行”这一段描写委婉曲折，能让人窥见许穆夫人那颗美好而痛苦的心灵。第四章写到：“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表现了诗人的自信，她的救国之志、爱国之情始终不渝。

（五）品行不端的反面女性形象

《诗经》中虽然积极向上的人物占多数，但是也不乏一些反面人物形象。如《螮蝀》是一首谴责、讽刺诗，说的是一个没听从父母之命的女子与恋人私奔的“丑行”，表现了当时的婚姻习俗：“乃如人也，怀婚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如《齐风·南山》《齐风·载驱》是写文姜的丑行。

《齐风·南山》：

南山崔崔，雄狐绥绥。鲁道有荡，齐子有归。既曰归止，曷有怀止？

葛屦五两，冠緌双止。鲁道有荡，齐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从之？

艺麻如之何？横从其亩。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有鞠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有极止？

这首诗是讽刺齐襄公与文姜乱伦的诗，诗中的女主人公文姜是齐国的公主，嫁给了鲁桓公，大约在公元前694年，鲁桓公陪同齐文姜回国，这给文姜与同父异母的兄长齐襄公制造了重燃旧情的机会，这次兄妹的乱伦被鲁桓公发觉后斥责了文姜，文姜将此事告诉了齐襄公，齐襄公将鲁桓公灌醉，并派人把他勒死在车中。让我不明白的一点是为何文姜会这样呢？因为她的姐姐宣姜有被人操作的可能性，但她却是自愿的，难道是因为鲁桓公的软弱没有管住她，或是因为齐国的风俗让文姜觉得这并不丢人，还是齐襄公对出嫁已18载的文姜念念不忘？

但是据有关史料的记载，文姜是一位有军事才能的女军事家，她不仅帮助其子鲁庄公处理国政，还挫败了齐桓公的进攻，但是这一切为什么没有在《诗经》有关描述文姜的篇章中表现出来呢？难道是《诗经》所处的时代已处于男权社会的初期，诗人对女子的政治参与权表现了极度的不满？

我相信经过时间的风化，世人会给文姜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也许她当时有着不为人知的血泪与辛酸，而这些也许是我们后人所无法知道的。

二、女性形象所折射出来的《诗经》时代的历史

《诗经》这部中华民族的经典，它源自于民间生活，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周代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的思想感情，《诗经·国风》中的女性形象的塑造也可以从某些方面折射出《诗经》时代人们对女性的评价标准正在逐步改变，也反映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社会面貌。

（一）女性形象反映的社会面貌

女性形象能够反映出《诗经》时代的社会面貌，因而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

反映人民劳动的诗歌，如《芣苢》是写一群劳动妇女采摘车前子时的快乐情景，表现了她们热爱劳动。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说：“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历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情之何以旷。”

还有些诗反映了战争的频繁，这类形象在思妇身上表显得尤为突出，《君子于役》中的女子思念征夫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战争破坏了家庭婚姻与农业生产生活，这也说明了《诗经》所处的时代是阶级矛盾尖锐的时代。

（二）女性形象所蕴含的对女性的评价标准

《诗经》的时代，人类已经进入了文明的时期，人们是肯定外在美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当属《卫风·硕人》中对庄姜的描写，尤其是描写庄姜的美丽更是形神具备：“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螓首蛾眉。巧兮倩兮，美目盼兮。”前五句用一连串的比喻静态的描写庄姜的美姿，后两句则动态的刻画出她的动人之处。

但是，《诗经》时代同时也是传统文化的奠基时期，既然是传统文化，就必然有道德伦理的规范与约束。同时，人们也从事农业的生产，它的特点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小农生产，造成了人们性格中具有勤劳而善良，保守而内向的成分，这也是中华民族国民性格的特点之一，因此《诗经》时代虽然是礼教初设而古风犹存的时代，但是人们还是希望女子在具有外在美的同时也具有内在美，如前面在分析女性形象时对文姜的描写，她是齐国的公主，外表是美丽的：“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但是由于行为不端，周人对她们还是所厌恶的。《周南·葛覃》中的女子是勤劳而善良的，具有很好的道德修养。《毛诗序》称：“《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则只在女工之事，躬俭节用，服浣濯之衣，尊敬师傅，可以归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也。”

随着阶级的发展，爱情自由与封建礼教产生了冲突，如《鄘风·柏舟》中的女子就发出了至死不变的誓词。

然而，在那个男权社会已形成的时代里，男尊女卑在人们心目中已经有了潜意识，女子要服从男子，婚后成为男子的附庸品，一旦被抛弃，结局可想而知，《卫风·氓》与《邶风·谷风》就是这类反映女性在婚姻问题上遭受不幸命运的篇章。

三、《诗经》中的女性形象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它以巨大的魅力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梁启超曾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说：“现存先秦古籍，真膺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诗经》其首也。”

《卫风·硕人》是一首赞美庄姜美貌的诗歌，其中提到她的动态之美的句子“巧兮倩兮，美目盼兮”：一笑酒窝更多姿，秋水一泓转眼时。这一句话被后世的许多作品所引用，如在屈原《九歌》中描写湘夫人“美要眇兮宜修（笑）”以及“既含睇笑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都是化用了《卫风·硕人》中的这一句，而后句“窈窕”一词即出自于《周南·关雎》中的“窈窕淑女”这一句。

《卷耳》一诗是写女子思念她远行的丈夫的诗，并且想象他登山喝酒，马疲仆病，思家忧伤，是一首典型的“思念诗”，思念是人类最常见的情感，它已经超越时空，成为文人吟咏的对象，如方玉润在《诗经原始·眉评》所云：“后世杜甫‘今夜鄜州月一首，脱胎于此”。不仅如此，对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查阅有关资料时发现，很多笔者在研究《诗经》对后世的影响时都喜欢用汉乐府民歌的名篇《孔雀东南飞》作为例证，是的，在刘兰芝的身上聚集了多种美好的品德，她的修养很高：“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这与《周南·葛覃》中的那个勤劳而善良的女性形象有相似之处；而当焦仲卿去外地当官时，她的思念又具有了思妇诗女性形象的共同点；当她被婆母驱遣后成为了一个弃妇，那种从容刚毅的态度让我想起了《卫风·氓》中那个睿智刚强的弃妇形象，虽然相隔千年，却又异曲同工之妙。

总之，《诗经》中的女性形象远不止此，它还有更多的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她们是构成整个女性社会的缩影，为我们审视古代女性文化提供了蓝本，她们能够折射出《诗经》时代周代社会人们对女性的评价标准正在逐步改变，并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她们是无法复制的经典，会永远的活在人们心中！

参考文献：

〔1〕葛培岭.五经诠释 诗经[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2〕刘松来.诗经三百首详注[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

〔3〕《线装经典》编委会.诗经[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10.

〔4〕程俊英.诗经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