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文学的翻译策略

传记文学的翻译策略（精选8篇）

传记文学的翻译策略 篇1

关键词：传记文学 翻译策略 文化差异

一、词汇的直译与意译

直译和意译是翻译最基本的两种方法。在翻译过程中，直译强调译文与原文在形式上和内容上的一致性。对于约定俗成的译名，应遵循规范性和历史性要求，找出其替代词语;如果是纯外来词，没有明确的性质类别，可适当采用音译。广义上讲，音译也是一种直译。

意译强调“神似”，要求灵活地表达原文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形式将源语言形式进行阐释性说明。当原文在词汇意义、句法结构、文体风格上与译文有较大差异时，就不能拘泥于原文，应当采用意译的方法，正确地表达出原文的思想、主旨。如：

译文：他对对外传教事业的不懈努力为他赢得了荣誉，为了纪念他，人们在这栋建筑1915年落成时，以他的名字将其命名为思裴堂。

分析：此句中，顺序上与汉语表达习惯有较大出入，如果直译效果会相差甚远，翻译时必须打破其原有的顺序，灵活地处理每一个字词，按照汉语表达习惯进行优化处理，才能达到形神兼备。比如将“be honored”翻译为 “为了纪念他”，翻译时适当采用增词法，把原文中隐含的词在译文中补上去，以便更清楚完整地表达原文的意思。

分析：“pursue this”在此句中采用转性翻译法，根据译文的语言习惯将动词结构转换为名词性结构，意译为 “进行深入的了解”，便一目了然，言简意赅地表达出原文意思。

译文：在每个港口她都会受到以前主日学校学生们和传教士朋友的迎接，被称赞为“船上美女”。

分析：在英文中，“belle”是美女的代称，翻译时不能从字面意义上翻译为“船上的贝尔”，而应根据上下文的风格，译为“船上的美女”。这样既能表达出长相的漂亮，又从客观意义上赞扬其传教事业的崇高之美;同时带有其航行所到之处给当地带来了美好之意。

直译有助于保持原文格调，带有“洋味儿”，而意译则要符合译入语的语法规范和表达习惯，调和原文与译文在形式上的矛盾，使译文更加流畅自然。“直译不是死译或硬译，不是生搬硬套、逐字照译。直译强调‘留其形’而‘达其意’，意译不是任意增删，不是胡译乱译。意译强调‘传其神’，不需要‘留其形’。两者要求不同，又相互依赖，不可分割”（黄成洲，刘丽芸，2008：29）。在传记文学中，本文语言形式较为随意，再加上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差异较大，译者不能自始至终坚持直译，应根据需要灵活采用意译法，这样才能达到更好的翻译效果。

二、句子结构对译文的影响

英语作为一种形合语言，句子与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倾向于外显;而汉语作为意合语言，句子与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则在更多情况下是隐含的（杨林，2007：序言）。分句法与合句法、正译法与反译法、从句译法与长句译法等翻译手段对句子与句子之间关系的塑造起着重要的作用。研究句子结构对译文的影响意义在于更好地指导翻译实践。

译文：她做针线活儿时总是在祈求着什么;她努力地工作，恳求能实现自己祷告中的愿望。

翻译的前提是要准确、深入地了解原文的中心思想，灵活地处理上下文的关系，适当地改变句子结构，尊重原作的语言特点和汉语的表达习惯，才能活灵活现地展现原文的美感。

三、文体风格的塑造

翻译的基本任务就是忠实地再现原文，所以译者对原作风格的追求是必需的且必要的。做到风格表现上的对应，译者需要对原作中的风格标记进行分析和鉴别。原文文本含有民族语言特色及历史典故和宗教信仰，因此带有文化的差异性，翻译时要相应地体现原文的风格，有针对性地进行优化处理，以实现风格的再创造，从而适应目的语的交流。

译文：他理解话语具有的力量和真实感：“如果点亮每盏灯，让它们排列着稳稳地燃烧发光，哦，那将会是多么闪耀的一条腰带，整个世界都将被照亮。”

分析：从原文中我们不难看出引用的句子带有古雅的韵味，通过圣经式的语言来表达祈祷的内容。中西方民族文化的差异使得我们很难通过文字形象地表达出原宗教信仰的内涵，但可以遵循原文的风格特色，进行对应式转换，从结构上保证译文与原文的适应性。

译文：“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将于2009年4月出发去中国上海，将亲临思裴堂，缅怀先知，将这上帝之光传递至世界四方。

分析：原文带有浓厚的宗教文化内容，朴实中带有虔诚的信仰，句句流露出对传教事业的热情与激情。翻译时既要表现出传教精神，又要优化语句风格，适当进行异化处理，把读者带到原文的文化背景中，让读者能够感受到这份虔诚，从而明白作者的创作意图。

文体风格的塑造，关键在于与原语风格的适应性。采用适当的翻译方法，深刻理解原文的文化背景，巧妙地对原文风格进行适应性转换，才能将原文的风格意义再现于目的语中，更好地体现其神韵与意境。

传记文学的翻译策略 篇2

对这些无数人拜读过的传记作品, 在高中课堂中却呈现出不太令人满意的教学模式和学习状态。笔者认为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我们在教与学的过程中迷失了方向。

一、古文传记教学的现状

传记教学要贯彻语文学科的“育人”理念, 但古代传记既有高中课文的一般属性, 又有文言文以及传记文体的特殊属性。因此在目前的传记教学中, 对于古代传记的教学, 存在很多偏离教学目标的情况。

1. 对于古代传记, 具有文言文学习的共同毛病, 即过于强调文言基础知识, 忽略了对文本的整体把握。

高中阶段对于文言文的学习, 教师在课堂上往往会更注重字词梳理, 从字、词、句等角度来巩固强化记忆, 提高学生的应试能力。这样固然有助于提高学生成绩, 但却使文本被肢解, 文学因素被缩小。这种状况已出现多年, 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 对字词句的过分重视就相对弱化了语文教学的文学性, 学生鉴赏感悟文本的时间被缩短。

于漪老师认为:“素质是一种心灵的塑造, 在塑造人的心灵的过程中, 中华文化能起到以一当十的作用。”而当今的常态课堂, 多是教师讲解, 将文章肢解揉碎, 全面分析到各细节, 学生耳听笔录, 单调的抽象思维盖过了形象思维和情感体验, 于是通过文本阅读来以情怡情, 积累人生经验, 获得人生感悟的设想成为空想。

2. 传记教学中, 学生没有正确区分传记和小说, 教师则过于强调情节和人物形象分析, 忽略传记本身的特点。

传记文学生动地再现历史, 以探究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 思考人物对历史发展的典型意义。因此可以说, 传记文学是历史和文学的综合体, 它具有真实性、艺术性以及现实借鉴意义。现今传记教学的课堂上, 由于不够重视师生的互动, 教师不自觉地把传记和小说的教学模式等同起来, 忽视传记文学特殊的文体属性, 学生不清楚传记和小说的区别。

好的传记文学, 未尝不是优秀的小说, 但这不是高中生和高中课堂所最终追求的。传记教学中, 教师必须要清楚地让学生注意到“传记文学”和“小说”之间本质的差异。传记的真实性要求它的素材是真人真事, 真实可靠, 决不能凭空虚构。传记的魅力在于它是以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和实际的人生活动为描述对象, 塑造充满人格魅力的传主个人形象。从这个角度来说, 让学生专注于传记“真实性”的属性是绝对必要的。

二、对高中传记教学的思考

高中阶段设立传记教学板块, 目的是让学生了解这种文体, 通过榜样的熏陶, 提高学生的素养, 让其从中获得人生的感悟, 并就有关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笔者认为, 高中阶段的传记学习, 应注重以下方面。

1. 通过拓展比较阅读法, 形成互动式课堂, 培养学生主动阅读能力和感悟能力。

常常有同一人或事被不同作者记录, 于是传记呈现出很多“不同”, 对于这种“不同”, 我们可以通过拓展比较进行趣味学习。

首先, 通过对比阅读, 比较不同传记的优劣或特色。如节选《史记》的《鸿门宴》和《廉颇蔺相如列传》, 与班固《汉书》中的相关描述做对比。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差异?由此引导学生展开讨论, 在“扬马抑班”或“扬班抑马”的争论中获得成就感, 拓展知识面。

其次, 通过对比阅读, 比较传记素材选择和作者的关系。如节选自邓小平女儿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中的《在哈金森工厂》和英国作家伊文思的《邓小平传》中记载的邓小平在哈金森工厂的经历, 由于作者的身份国别不同, 对于素材的选择也不同, 呈现出来的人物也是不同的。通过比较阅读能探讨事实和材料之间的关系, 更好地了解传记的写作特征。

再次, 通过他人对史料的评价来更全面地认识传主。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 人们在赞扬蔺相如以大局为重等美德的时候, 课外链接明代王世贞的《蔺相如完璧归赵论》, 人们对蔺相如如此巨大反差的评价, 必然会引起学生的争论, 让学生在质疑和辩论中获得自信并形成自己的见解。

2. 教师自己要全面认识课文, 注重对传记文学“艺术真实”的认识, 引导学生客观评价历史人物, 在评价中“三省吾身”。

首先应注意, 在小说中常常通过人物的肖像、心理、细节等来概括人物形象, 如果也以此来推断传主形象是不太客观的, 因为传记是史家对于历史的一个“再现”, 有些事件发生时史家并未亲临, 所以对其中的动作、对话、神态等的记录, 只是史家的一种合理推断, 我们称之为“艺术真实”, 以这样的“艺术真实”为立足点来为人物定型是不够客观的。

其次, 在传记欣赏中要提倡个性化的阅读, 让学生自己去为历史人物定位, 寻找心目中的英雄。有的学者提出, 英雄崇拜是和人类存在一样古老的现象。如果传记的“现实意义”和“榜样作用”在课堂模式化的人物形象分析中被忽视, 致使学生不能够从传记中领悟做人做事的道理, 传记教学便失去了育人的功效。如《鸿门宴》中, 以刘邦和项羽为中心, 拓展至其他历史人物, 展开“谁是英雄”的主题讨论, “以人为镜, 可以明得失”。让学生在自己真正喜爱的榜样的示范作用之下, 反思自己的不足之处, 这未尝不是一种巨大的收获。

3. 教师要树立大语文教学观, 让学生摆脱“戏说”类数字媒体作品带来的恶劣影响, 并在对历史真实的执着追求中, 做一个有品位的“学者”。

语文是一门审美的学科, 如果日常教学过于功利化和世俗化, 就失去了语文之美。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对知识的接受方式由早年单纯的文字、图片扩展到今天的数字媒体。但影视界甚至出版界的功利化, 让越来越多恶搞性质的所谓的“颠覆经典”和“戏说”毒害了没有判断力的孩子, 于是出现陈世美是专一深情的, 刘邦是重情重义的, 穿越是可以实现的等等许多错误却流毒甚广的认知。

我们要通过有趣的互动课堂, 让学生体会到来自正史的传记历史是有趣的。通过辩论等方式, 引导学生对文本真实性的认识, 让传记的真实性在辩论中深入人心, 从而自觉地在日常生活中做到对正史的维护, “以史为镜, 可以知兴替”, 做一个有品位的“学者”。

论非文学文本的翻译策略 篇3

【关键词】非文学文本 策略 专利申请书

一、非文学文本

根据原文文本的不同类型，我们可以将翻译分为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那么与之对应的文本就叫做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

通过查询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好多研究者给出这样的定义：除文学文本以外的文本都是非文学文本。可见非文学文本所涵盖的范围之广。皮特·纽马克的文本理论将其分为三类：表达型文本、信息型文本和呼唤型文本。非文学文本也涵盖这三类文本。比如说法律文献和一些学术论文就属于表达型文本；而报纸以及演讲稿就属于信息型文本。

二、非文学文本翻译的难点

非文学文本中含有大量的专有词汇、涉及大量的专业知识。由于非文学文本涉及经济、政治、科技等领域，每个领域都有自身所特有的词汇和句式。所以说非文学文本中的专有词汇的翻译以及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转述是非文学文本翻译的一个难点。在笔者的翻译实践中不难发现各个专业领域文章所用句式都有其特点。比如说本文的译例，在介绍此发明时会应用大量的以介词开头的句子，这些句子严格来说并不能算作正确的句子。那么在译文中怎样给出地道翻译就成为非文学文本翻译的另一个难点。

三、非文学文本翻译策略—以专利申请书翻译为例

1.专利申请书。本文所引用的是一篇名为《机器视觉摄影机专利申请书》的译例。《机器视觉摄影机专利申请书》中的产品是一种可以执行物体的测量、检验和校对以及对条形码进行解码的视觉系统。文本中涉及大量专有词汇、专业知识以及长句和特殊句式。因此可以用于探讨非文学文本翻译的策略的典例。

2.从译例翻译中探讨非文学文本翻译的策略。恰当的翻译策略不仅可以提高翻译效率，更能提高译文质量。下面就结合译例中的翻译，来分析进而总结非文学文本翻译的策略。

以译例中的专业词汇为例，原文本如下

“These systems are based around the use of an image sensor， which acquires images （typically grayscale or color， and in one， two or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subject or object， and processes these acquired images using an on-board or interconnected vision system processor.”

要准确翻译文本中的专有词汇，必须借助在线词典、互联网搜索引擎以及阅读大量的平行文本。以句子中的“on-board”为例，在翻译过程中，将此词语输入计算机进行搜索引擎，从搜索所得的平行文本中确定该词语恰当的意思“板载”。

通过上述的例子，我们可以总结出翻译文本中大量专有词汇和专业知识的翻译策略：生疏单词可以借助电子词典、在线词典以及网络来筛选出适合的词义，我们还可以借助网络查询相关语料库和平行文本。

对于非文学文本翻译的另一难点，特殊句式的翻译，可以从下面的例子中进行分析，原文本如下：

“Some significant advantages in the use of a liquid lens are the lens ruggedness （it is free of mechanical moving parts）， its fast response times， its relatively good optical quality， and its low power consumption and size.”

此句中含有多个名词短语，像“its fast response times， its relatively good optical quality，等”对于这些短语翻译，如果按一般翻译，可译为“它的快速反应时间，相对好的光能性能”这样的翻译存在着严重的“翻译腔”。对于这种特殊句式，在翻译时要查阅译入语的平行文本，从中查找意思相近句式的翻译。除此之外还要适当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来地道地陈述出原文意思。所以该句可以试译为：“使用液体镜头的主要优点包括牢固耐用（没有机械运动部件）、反应时间短、光学性能相对较高”。

通过上述两个例子的分析，找出非文学翻译中的难点，采取合适的翻译策略，进而得到地道的译文。

四、结语

在进行非文学文本的翻译时，译者除了要具有扎实的双语驾驭能力，还要理解所译文本中的专业知识以及具备查阅和利用平行文本的能力。通过分析非文学文本翻译过程中的难点，加上大量的翻译实践从而总结出翻译此类文本的一般策略。

参考文献：

[1]徐菲.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对比研究[J].北方文学，2012（7）.

[2]张宇.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的文体特征[J].湖北师范大学学报.2012（9）3.

[3]Peter Newmark.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5.

传记文学的翻译策略 篇4

通过对第四专题的学习，我了解到第四专题主要讲述了秦汉是的文学发展和司马迁的传记文学以及赋的形式。

《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又是一部伟大的传记文学名著，被鲁迅誉为“是价值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企图通过考察历史变衰过程，稽考成败兴亡的道理，为巩固封建统治提供借鉴。书中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和统治阶级的残暴、奢侈、腐朽有比较深刻的批判；对历代爱国爱民，舍己救人的英雄人物加以热情的歌颂；对农民起义相当重视。整部著作体现了作者实事求是，忠于历史的精神人格。

《史记》善于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通过任人物的言行来表现人物。全书语言丰富生动，刻画人物，形象鲜明，笔致跌宕，往往只用寥寥数语就能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全数大量采用口语化和性格化的语言，使人物栩栩如生，两千年来一直被视为散文的典范。

《项羽本纪》是《史记》中优秀的佳记文学作品。司马迁一方面肯定了项羽在灭秦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另一方面如实的揭示了项羽的失败过程及其必然性。全年记述了项羽医生的四大事件（会稽起义、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描绘了项羽的勇敢善战，歌颂了他在推翻暴秦统治战争中的功绩，也指出了他企图一己私智，用武力征服天下，最终失败的过错。

司马迁用多种艺术手法，一有力的气势和朴拙的语言，刻画了一个动荡年代叱咤风云的具有典型性格的悲剧性的英雄形象，并在各种人物的冲突中，展现了秦汉之际错综复杂的社会变革。在结构上，《项羽本纪》前后呼应，线索分明，基本上一项羽军队的进退为线索，贯穿几大故事，由详有略，为表现人物性格服务。

司马迁选择了最能影响项羽命运发展的关键事件，同时也是最能体现项羽个性的三件事（垓下绝唱、东城决战、乌江自刎）展开叙述，通过故事情节展示人物的命运于人物的性格特征。

传记文学的翻译策略 篇5

[论文摘 要] 阐释了功能翻译理论和文学翻译的内容与特点，分别探讨了文学翻译中文本规约、忠诚理论和语义及交际翻译策略的体现，提出了功能理论对文学翻译也具有一定适用度的观点。

1、引言

翻译研究中的功能途径起源于功能语言理论，受到弗斯(J.Firth)和韩礼德 (M. Halliday）等人的功能语言学和海姆斯 (D.Hymes)的交际能力论学说的影响。当前，从功能角度研究翻译，可分为微观和宏观两类(张美芳)。前者指以英国学者为主从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及语用学为基础的语篇分析学角度入手，用较固定的框架研究语篇功能；后者则是以德国学者为主，从赖斯(K.Reiss)的文本类型学、弗米尔(H.Vermeer)的目的论和诺德(C.Nord)的功能加忠诚理论入手，强调译文在目标语境中的功能及依据不同语篇功能而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文学文本用形象的语言，塑造艺术形象，反映深邃的历史和浩瀚的社会现实，让读者从中受到感染、熏陶和教育，从而得到美的享受。文学翻译则不仅要译出原文的意义，更要译出其中的感情和韵味。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是否适用于文学翻译则是国内外学者争论的焦点。国内部分学者研究认为功能派适用于文学翻译。如陈刚和胡维佳从功能派角度比较了《红楼梦》中咏蟹诗的两译本；文军、高晓鹰（）运用功能理论来阐释了文学翻译批评理念；吴南松（2003）、王小凤（2004）分别探讨了功能翻译理论在文学翻译批评中的适用性。这些研究都表明功能翻译理论同样适用于文学翻译。吕凤仪、何庆机（）则从功能派指向性、目的论和功能文本类型学等角度指出功能理论不适合于文学翻译。本文尝试从文学翻译实例出发，分析功能翻译理论对文学翻译的适用度，探讨其是否适用于文学翻译。

2、理论源流与特点

2.1 功能翻译理论内容与要点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是指以“侧重功能或文本功能”的视角，研究翻译的各种理论(Nord,)。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弗美尔、赖斯和曼特瑞(J. Manttari)为代表，分别提出了目的论、文本功能类型学和翻译行为理论；第二阶段核心人物为诺德，提出了功能翻译类型学和忠诚原则。第二阶段中霍恩比(M. Hornby)、霍尼(H. Honig)、库斯摩尔(P. Kussmaul)和阿曼(M. Ammann)等也推动了该理论的发展。

2.2 文学翻译内容与主要特点

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等类型。各类型文学文本又具有其自身文体特征。在翻译时，不仅要译出原文的意义，更要译出其中的感情和韵味，译文语言应该形象、生动、抒情，具有象征性和韵律感等，给人以启迪、陶冶和美感。意境是文学作品的生命，存在于小说、散文、诗歌中。散文的意境是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描绘，使人产生敬仰、喜爱、感动或憎恨、讨厌之情，从而突出意义，产生意境。诗歌的意境产生有多种因素----讲究节奏、韵脚，讲究用词、句式，要有形象。翻译诗歌时要反映出这些特点，要求译文高度真实，否则便难以传达原诗的新鲜和气势。从功能翻译理论视角看，文学文本是“创造性作品”，属于表情型文本，作者或发送者地位显著，传递信息的形式特别，语言具有美学特点。文学文本的语言具有审美的特点，文本侧重形式，译文的目的在于表现其形式，可采用仿效、忠实原作者的翻译方法(Munday 2001)。

3、功能理论与文学翻译例析

3.1 文本类型学与文学翻译

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是功能翻译基础理论之一。按其观点，语言文本类型理论可帮助译者确定特定翻译目的所需的合适的对等程度。如上文所述，赖斯认为文学文本属表情型，应采用仿效、忠实原作者的翻译方法。散文《匆匆》是朱自清先生的早期作品。先生在充满诗意的语言内表现出了对时光消失的感叹和无奈，字里行间流露出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和忧伤情绪。本文选用张培基教授(译A)与张梦井教授(译B)的译文进行分析，试图说明文本规约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例1. 标题：“匆匆”

译A：The Transient Days

译B： Days gone by

“transient” 内涵为“暂短的，转瞬即逝的” 而“go by” 为“逝去，过去” 。“匆匆”表达了作者对时光流逝而感到无奈，作标题使用，透出一股文学语言的美感。译A中“transient” 与文中主题意义相符，表达出对短暂的无奈；而译B 中的“go by”体现出的是“时间在逝去”，还有“追悔失去的美好日子”之意，并未体现出作者想表达的“短暂，快”。从译文对比看，由于对原文词义的把握差异，译B的措辞未能表现出表情型文本“审美”的语言特点，所表达的情感不如译A；从翻译方法看，也未能完全“仿效、忠实原作者”，语义产生了偏差。下文再举一例：

例2．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

译A： 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 am entitled to altogether, but my quota

译B：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 have been given, but the in my hands are becoming numbered.

译A中“wear away”表达了“消逝，衰退”之意，是一种形象化的翻译，吻合原文中的“渐渐”二字；而译B的“numbered”表示“时日无多”，用于此有点牵强，作者写此文时年仅二三十岁，用“时日无多”来形容似有不妥，也失去了原文“渐渐”一词的意味。因此，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从文本规约考虑应注重其语言的感染力与艺术性，从词义上再现原作情感，体现出其“审美的”语言特点。

3.2 功能加忠诚与文学翻译

功能加忠诚理论的核心为“翻译纲要、原文分析及对翻译问题的分类”(张美芳2005)。“翻译纲要”指翻译委托人对翻译提出的要求。理想的翻译纲要含有译文的预期功能、读者、传播媒介、出版时间和地点等。原文分析为译者提供决定依据：1)翻译任务是否可行，2)原文中的信息哪些与译文功能相关，3)采用何种翻译策略。翻译问题主要为语用、文化、语言和文本方面的问题，处理时应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分析翻译问题的目的是根据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翻译措施，但在整个过程中，翻译功能始终是考虑的焦点（诺德2001）。

3.3 翻译策略与文学翻译

纽马克(P. Newmark)是英国翻译界元老，其特别钟情于德国功能语言学家卡尔.布勒的语言功能“工具论模式”，提出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也是根据语言的功能、文本的目的制定的翻译策略。语义翻译的目的在于解读原作者的思想过程，强调译文的信息型，交际翻译旨在解读原作者的意图，注重译文的效果性。在文学翻译中时常面临“直译/意译”、“归化/异化”这样的两难，从功能角度入手,考虑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则可避免生硬的“两分法”。

4、结语

综上所述，功能翻译理论不仅在应用翻译领域具有较强的适用性，也能够解释文学翻译中出现特定问题。不可否认，文学翻译具有复杂性，其翻译策略具有多重考虑，功能理论的规定性研究方法和分类有时难以全面而有力地解释复杂的文学翻译现象，但功能理论的出现为文学翻译提供了一条途径，其对文学翻译研究也具有一定的适用度。

参考文献:

[1] Munday, J.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2]Nord, Christiane.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3]何庆机. 国内功能派翻译理论研究述评[J].上海翻译，(4):16-20.

[4]吕凤仪，何庆机.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对文学翻译适用性的学理研究[J].浙江理工大学学报，2009(3)：471-474.

[5] 张美芳.翻译研究的功能途径[J].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传记文学的翻译策略 篇6

一、陶渊明与《桃花源记》

陶渊明是东晋著名诗人，诗歌多描写自然景色及其在农村生活的情景，散文以《桃花源记》最有名。魏晋南北朝时期，战火不断，社会十分黑暗。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陶渊明创作了《桃花源记》，以这个幻想中的桃源世界，寄托作者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同时也表达了对当时生活在战乱中的人民的同情。《桃花源记》中的语言质朴自然，精炼，文笔简洁优美。

二、审美主体翻译家方重与林语堂

方重是我国著名文学家、翻译家，译有《乔叟文集》、《理查三世》及《陶渊明诗文选译》等。林语堂是中国当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他将孔孟老庄哲学和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等人的文学作品英译推介到海外，有意于将中国的古典文学、传统文化乃至中国式的生活理念介绍到国外，为西方人士认识中国搭建起一道桥梁。

三、《桃花源记》英译评析及其美学意义再现

就审美客体而言，刘宓庆将其分为形式系统即审美符号集和非形式系统即审美模糊集两大部分。其中审美符号集包括语音、文字、词语层和句段中的审美信息，而审美模糊集则包括“情”与“志”和&ldqu;意”与“象”的两部分审美信息。就《桃花源记》的翻译而言，文章将选取审美符号集的词语层和审美模糊集中的“意”与“象”部分进行两个译本的研究，评析其审美的再现途径。

1.词语层。“有审美价值的用词显然是经过原语作者精心选择的，通常符合以下标准，也是我们的审美依据，即准、美、精。“准”是指用词表达了原意和适应了语境，“美”指用词能给人身心以很大愉悦的品质，“精”指翻译时用词应该精练，无拖沓”。《桃花源记》中有一段对桃花林的描述，原文如下：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方重和林语堂的译文如下：

方译：All of a sudden he came upon a peach grove.For hundreds of paces along both banks of the stream，the peach-trees were in full bloom.No other trees were to be seen in the whole grove.The soft grass looked fresh and beautiful.Here and there falling blossoms were dancing gracefully in a thousand hues.

林译：he suddenly came upon a peach grove which extended along the bank for about a hundred yards.He noticed with surprise that the grove had a magic effect，so singularly free from the usual mingling of brushwood，while the beautifully grassy ground was covered with its rose petals.

此段中原文的“忽”字凸显了桃花林的出现不仅出乎渔人的意料，也出乎读者意料。方译中短语“All of a sudden”被置于句首，进行了强调，林译中副词“suddenly”被置于主语后，也是强调，据此，两译者均体现了用词的“准”，适应语境的需要，即后文的“渔人甚异之”。两位译者对于“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翻译处理侧重不同。在方译中，译者详细刻画，通过“fresh and beautiful”形容芳草，“dancing gracefully”，和“in a thousand hues”来描述桃花，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动态美景，突出了“美”，即用词“能给人身心以很大愉悦的品质”。林译则突出“精”，即精练，无拖沓，一句“the beautifully grassy ground was covered with its rose petals。”简洁明了地道出桃林的全景。

在字词微观方面，两位译者均向目标读者展示了《桃花源记》中蕴含的美学因素，一个强调动态美，一个展示简洁美。

2.“意”与“象”。“意象、意境运用是中国艺术的独特的创作手法，因此翻译审美绝对不可以忽略”。“意象”指作家主观情志和外在物象(物，景，境)的结合，或“情”之于“文”的“赋形”。“意象”蕴涵着“情”与“景”及作者的“意”与“志”，是审美的高级阶段，而“象”也指象征手法，审美者需根据“象”来理解作者的“意”，即其要表达的概念。作为译者，领悟原文中的“象”至关重要，因为“意象”反映的是作者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独特的审美情感，因此，译者在翻译时要了解意象的文化所指。《桃花源记》文末提到：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

方译：A good scholar of Nanyang，on learning of it，was anxious to rediscover the place. Nor did he succeed，and died soon of illness.

林译：Liu Tsechi of Nanyang was a great idealist. He heard of this story，and planned to go and find it，but was taken ill and died before he could fulfill his wish.

陶渊明在《桃花源记》的文末提到刘子骥，实际上是在寄托自我情怀，要借其隐逸之心，抒发自己对世外桃源的向往。同时也突出了“世外桃源”并不存在之意。方译中“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译为“A good scholar of Nanyang”，人名被略译，从审美角度来看是译者领略到了原文的“象”，即虚无的桃源，而突出“未果，寻病终”的结局，所以此处弱化了人名的翻译。林译中直接用“idealist”一词来翻译，即“理想主义者或空想家”，也同样表达出了桃源的虚无之意，可以说两位译者是异曲同工，都表达出了原文中的“意”与“象”。

两位翻译大家为读者呈现出不同的桃源之美，都传达出了桃花源的象征意义，给读者带来美感的同时，也让目标语读者领略到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刻内涵。

参考文献：

[1] 方梦之.译学词典[K].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 江华，戴炜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翻译的美学思考[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1).

传记文学的翻译策略 篇7

在文学创作中, 特别是在幽默语言的运用上, 作者往往通过前景化 (foregrounding) 把需要着重描述的人物或事物用非常规的语言形式凸显, 增强文字表现力, 吸引读者注意, 取得设定的阅读效果。近年来, 前景化一方面为文学理论界和语言学界所诟病, 称其过于追求形式主义, 另一方面, 以叶子南为代表的学者则突破前景化研究集中于一种语言内的局限, 提出前景化完全可以用于双语翻译活动和研究中, 它不仅可以指导译者的翻译活动, 而且可以引入翻译批评中 (叶子南, 201:130-148) 。

目前国内将前景化与翻译相结合的研究及实践多数从前景化在文学翻译中的适用性入手, 涉及文学文体学、等值翻译等各个方面, 对于如何实现文学翻译中幽默语言的再现却较少涉及。本文旨在从文学作品中的幽默语言入手, 分析前景化在幽默语言英汉互译中的运用策略。

二、前景化概述

前景化这一概念的诞生最早可追溯到布拉格学派时期, 指的是在语言学研究中为实现特定表达目的和功能, 有意突出一些语言成分特征, 使语言表达不同于常规, 形成阅读的陌生化效应, 引起读者注意。20世纪30年代, 布拉格派语言学家穆卡洛夫斯基 (Jan Mukarovsky) 提出“自动化 (au tomatization) ”与“前景化”这对概念。他认为, 系统化自动化的语言常态会降低读者的阅读兴趣, 前景化的语言正是对语言常态进行有意偏离 (motivated deviation) , 保持文本的新奇感和异质感, 从而唤起读者对文本的关注 (Mukarovsky, 2001:12-17) 。其后, 里奇 (Leech) 将这一概念拓展到对小说的分析当中, 用以描写小说写作手段中偏离常规的现象 (Leech&Short, 1981:55) , 使前景化研究得以深入。面对纷繁芜杂的语言形式, 韩礼德 (Halliday) 从语言功能的角度将前景化有效地限定为“有动因的突出”, 即对于语篇整体意义有一定功能的偏离化语言才能称之为前景化语言 (Halliday, 1973:112) , 从而对前景化语言与其他语言进行了有效区分。继而, 叶子南又提出前景化研究应突破单一语言界限, 可将前景化运用到翻译中, 作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有效工具之一。

三、前景化在幽默语言翻译中:是模仿替换还是规避忽略

在翻译理论研究和实践中, 译者一般较为关注对原文内容的传达, 对形式却常常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事实上, 形式也是内容的一部分, 形式本身也在传达内容。作者在创作中对于语言的选择正是为了达到自己所需的独特的写作目的。作为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语言手段, 前景化直接影响作品的美学价值, 文学作品中的幽默语言在这一点上表现尤为典型。

所谓幽默语言, 即作者特意采用风趣戏谑的口吻以不同于常规的笔调传达出对事物的情感倾向和态度。幽默语言是作者创作智慧的集中迸发, 也是吸引读者阅读注意力, 使其产生强烈阅读快感的重要手段之一。即使是只言片语, 睿智幽默的文字也凝聚着作者大量的巧思。那么在翻译文学作品中的幽默语言时, 译者不仅不能忽略由原作者刻意安排地语言材料所造成的前景化表达这一重要特征, 反而应该对前景化有意识地进行细心挖掘, 分析作者在匠心独运的语言表达中所传达出来的主题、风格及特征等, 最大限度地采用灵活多变的方式使译文与原文在传达上尽可能相一致。

1. 对前景化表达的模仿

以直接模仿的形式传译原文风格能从结构上最大限度地保证译文与原文风格的一致性。所谓对前景化表达的直接模仿, 具体而言, 就是直接对原文选用的词语进行翻译, 保持原文的语义搭配完整一致。例如《围城》中有一段对主人公方鸿渐心理上自相矛盾的描述:

生平最恨小城市的摩登姑娘, 落伍的时髦, 乡气的都市化……

钱钟书先生选取了三组语义貌似错位的词语搭配, 偏离了中文的常规语言形式, 暗示并强化了主人公的矛盾心理。

译者直接沿用这种前景化语言, 使用原词英译, 达到了与原文相同的矛盾效果:

All his life he had detested those modern girls from smalltowns with outdated fashions and a provincial cosmopolitanism...

同一译本中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

结果, 范小姐今天赴宴擦的颜色, 就跟美洲印第安人上战场擦的颜色同样胜利得红。

通过作者刻意的描写, 读者见到了一个为博得异性垂青而过分涂脂擦粉的肤浅女性, 如同即将迎接战争的印第安人一般, 把脸涂成大红色。译者将这句话直译为:

In the end Miss Fan went to the party looking as triumphantly red as American Indians on the Warpath.

译文中用“triumphantly red”忠实地对译了“胜利得红”, 无论是中文原文还是英文翻译, 都在一定程度上对语言常规进行了偏离化处理, 因而对应得传神而贴切。

2. 对前景化表达的替换

作为两种完全隶属不同语系的语言, 汉语和英语所承载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有着各自鲜明的特点, 有些作者刻意安排的独特表达由于英汉语言在体系层面上的差异, 难以直接植到译文中, 但如果该前景化表达关系到作品主旨的表达, 就要尽可能地在语言表达上重塑某种偏离 (叶子南, 2000:121-122) , 重现语言前景, 即所谓对前景化表达的替换。具体而言, 就是在保持原文的语义搭配的基础上, 放弃原文选用的词语, 而选用其他译入语进行替换。例如在黑色幽默的开山之作《第二十二条军规》有这么一小段话:

“It sure is a pleasure not having Flume around in the mess hall any more.No more of that‘Pass the salt, Walt.’”

“Or‘Shoot me a beet, Peter.’”

“Or‘Pass the bread, Fred.’”

细读后, 不难发现, 原文中“salt”与“Walt”、“beet”与“Pe ter”、“bread”与“Fred”之间存在押韵。如果我们按照原文直接翻译, 就会出现下面的译文:

“食堂里不再有弗鲁姆在, 这实在是桩令人高兴的事。再听不到‘把盐递过来, 沃特’这样的话了。”

“还有‘快把甜菜递给我, 彼特’。”

“还有‘把面包递给我, 弗雷德’。”

杨恝等人的译文没有传达出原文的押韵形式, 就丢失了原文中前景化的语言特征, 因而在传递原文上存在缺失, 译文读者无法通过阅读知道作者对这位经常说一些貌似可笑实则无意义的说话者的态度, 也就体会不到作者对社会幽默讽刺的态度。而孙会军的译文则很好地凸显了前景化:

“今后再也不会听到‘把盐递过来, 老盐’这样的话了。”

“还有‘把面包递过来, 老包’。”

“还有‘递一颗甜菜给我, 老蔡’。”

整个翻译, 堪称把原文风趣幽默的笔调在译文中发挥到了极致。类似的情况, 在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中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

“I kep it from her arter I heard on it, ”said Mr.Peggotty, “going on nigh a year.We was living then in a solitary place, but among the beautifullest trees, and with the roses a-covering our Bein’to the roof…”

整个句子有不少用词和句法错误, 作者正是借用不规范的语言所造成的偏离, 用语言形式传达语言内容, 使之形成前景化表达, 从而用这种轻松幽默的方式展示出辟果提先生未曾受过教育, 没有文化。那么在对原文进行汉语翻译中, 如果我们下意识地运用常规语言表达纠正了原文中偏离常规的部分, 就会对作者的原意造成很大程度上的扭曲, 从而削弱文本自身的力量。

例如张培基提供的译文:

“我听到那消息后”, 辟果提先生说, “瞒了她差不多一年。我们当时住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周围有十分美丽的树, 屋顶上有蔷薇花……”

这一译文没有意识到前景化表达在文中的特殊意义, 从而未能达到原文中作者幽默的表达效果。

在其他版本中有译者注意到了特殊语言形式在人物塑造上起到的作用, 运用中文方言对原文中不规范语言进行了替换, 从而彰显出了作者幽默的语气, 重塑了前景化表达, 收到了与原文并无二致的效果。

3. 对前景化表达的忽略

在翻译实践中, 特别是文学翻译中, 能做到文本意义与文本形式统一是非常困难的, 只要存在差异, 我们就应该承认, 翻译中的不可译现象就会存在。例如张伯香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

作者有意将“fare”和“fair”混用, 间接传达说话者对被描述者的态度, 而这点在中文译本中就很难达到。

美国诗人卡明斯 (Cummings) 的诗句“…and break on two three four five pigeons just like that”中使用书写变异, 趣味化地地表达了五枪连续打下五只鸽子, 而这点在中文翻译中难以实现。叶子南指出译者应把由于语言体系不同所造成的前景和因作者故意偏离语言体系所造成的前景分开, 而对于后者给予充分的重视 (叶子南, 2000:126) , 但并非所有故意安排的偏离都应照搬到汉语中, 如果偏离并不能反映作者意图, 它就不具备价值, 在翻译时应该考虑放弃不太重要的形式, 抹掉前景化表达, 归化为地道译入语, 或者为呼应原作的前景化表达而偏离汉语常规, 造成汉语译文的可接受度差, 应该考虑放弃形式 (叶子南, 2000:121-122) 。

四、结语

文学翻译者的任务不仅在于传达文本信息本身, 更重要的是再现原文之所以成为文学作品的品质。文学翻译难, 幽默语言的翻译尤甚。对那些充满语言张力的幽默表达, 译者需要仔细揣摩作者的写作心理, 认真对待哪怕是只言片语的睿智, 尽可能以前景化回应前景化, 而非一味从众, 迎合读者的阅读习惯, 借通顺流畅之名压制前景化表达, 从而使译文失去本应具有的语言力量。

参考文献

[1]Halliday MAK.Explorations in the Functions of Language[M].London:Edward Arnold Ltd, 1973.

[2]Heller, Joseph.Catch-22[M].New York:Dell Publishing Co., Inc, 1985.

[3]Leech, G.N.A&M.H.Short Style in Fiction[M].London:Longman, 1981.

[4]Jeanne Kelly, Nathan K.Mao (tans) .Fortress Besieged[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3.

[5]Mukarovsky, J.Standard Language and Poetic Language[A].In Zhu Gang. (ed.) Twentieth Century Western Critical Theories.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6]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7]叶子南.高级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M].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8]约瑟夫·海勒著.南文, 赵守垠, 王德明译.第二十二条军规[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1.

[9]约瑟夫·海勒著.杨恝, 程爱民, 邹惠玲译.第二十二条军规[M].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9.

[10]张伯香.英语幽默赏析[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传记文学的新镜鉴 篇8

朱东润先生以八旬有余之高龄，完成了《梅尧臣诗编年笺证》、《梅尧臣诗选》、《梅尧臣传》三部著作，最近分别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这不只为梅尧臣这一宋代诗人增添了光彩，也可说是古籍整理研究领域的一桩盛事。

在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创作活动中，朱先生是开拓者之一。早在一九四三年便出版了《张居正大传》，以后又出版了《王守仁大传》，解放后还出版了《陆游传》(《陆游选集》亦随之问世)。《梅尧臣传》(以下简称《梅传》)则又是一部新的力作。在传记文学得到重视和提倡的今天，朱先生这一辛勤劳动的成果，足资我们镜鉴。

应该说，为梅尧臣作传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他官不过五品，大半辈子游宦于下层府衙。他先后受到叔父梅询的照料、挚友欧阳修的提携，虽然见过数次上层政治权力的角逐，但因没有亲身参与，所以宦途生涯也不曾有过什么大的沉浮蹭蹬。即便在诗歌创作上，虽然于当时已经享有“欧梅体”的美誉，但在文学史上依旧是个二流作家，影响远不及欧阳修。总之，作为传主，总感到形象似乎并不怎样突出。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连他自己也叹为“沉泥玉”的缺乏光彩的梅老夫子，竟以一个愤世嫉俗、耿介亮节、有血有肉、触摸可得的形象出现在《梅传》之中。毫无疑问，在梅尧臣的形象塑造上必然要有匠心独具的工夫，否则是难以达到这一境地的。笔者拜读之时，也曾对此加以揣摩，并随手记下点滴学习心得。尽管是瞎子摸象，却愿意提出来求教于朱先生和读者。

《梅传》序文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诗人不是政治家，在历史记载里不会留下沉重的踪迹；他又不是哲学家，没有长篇发挥他的惊人的宏论。因此我们对于诗人的理解常常不够。”一方面存在着诗人不易理解的客观困难，一方面读者又要求通过传记得到对诗人的更为全面切实的理解，这确乎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对于解决这一矛盾，朱先生做过多方尝试，也总结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几乎可以视作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的一点，是在指出历代“年谱”编著工作的不足时提出的：“他们只注意到诗人的升沉否泰，而没有把他放到时代里去。脱离了时代，我们怎样能理解诗人的生活呢？”这里，一句“把他放到时代里去”，已把传记文学作为文学的艺术特征鲜明地揭示了出来，即同样离不开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当然，传记文学的传主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不管从文学角度看它够不够典型，作为客观存在，其自身就是一个如黑格尔老人所说的“这一个”。唯因如此，如实地展示这一特定的“典型性格”形成、发展的时代，即“典型环境”，对于传记文学就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为理解传主提供了可能。“把他放到时代里去”，无疑是符合这一艺术创作规律的。《梅传》的创作也正是遵循着这一原则进行的。

循着梅尧臣的诗歌创作道路，《梅传》展示了从真宗到仁宗几近半个世纪的时代风貌，这就为梅诗做了最为充分的注脚。比如，景三年(1036)，朝廷上发生了宰相吕夷简和天章阁待制范仲淹的斗争，并以范被贬谪饶州告终。年仅三十五岁的梅尧臣当时是偏僻小县的建德的县官，自然无从侧身其间，但是地位的低微却没能阻止他把自己的爱憎倾向诉诸于笔端，写下了《彼吟》、《灵乌赋》、《猛虎行》等诗篇，其中用为树除害的(啄木鸟)和告人吉凶的灵乌隐喻范仲淹，用嗜血成性的猛虎隐喻吕夷简，这样就揭开了谜底，使读者明了诗中反映的诗人对这场政治斗争的鲜明立场。试想如果在此前没有对范、吕斗争的起因、演变、爆发的始末所做的有声有色的铺叙，上述三首诗完全可能被看作动物寓言，是无从理解它所寄寓的针砭现实的深意的。在这场斗争的舞台上，梅尧臣虽然没能出场，可是他却以诗作参加了这场斗争并对这场斗争做了形象的总结。正如《梅传》所指出的：“尧臣是一位敢于斗争的人物，但是他没有进行政治斗争的地位，这就迫得他运用诗歌作为进行斗争的武器。”诗成为时代的折射，在它的光亮的辉映下，显现出来的则是诗人的形象。一个低微的外官，竟然不避利害，对朝政得失表示了如此强烈的义愤，他那刚正不阿、敢怒敢言而又不以成败论人的诗人的“典型性格”，也就开始清晰了起来。其后如庆历四年(1044)暴露的御史中丞王拱辰和集贤校理苏舜钦之间的斗争、皇三年(1051)暴露的宰相文彦博和御史唐介之间的斗争，梅尧臣都因官职卑小没有被直接牵扯进去，但同样都以慷慨激昂的诗作表明了自己立场的明确抉择。了解了时代才能了解诗，了解了诗才能了解诗人；而诗人的形象只有通过反映时代脉搏跳动的诗篇才能塑造得丰满。《梅传》中传主的形象也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上，玲珑剔透地出落出来的。

与此相呼应，以传主梅尧臣为中心，《梅传》用了更多的笔墨来刻画一代诗坛风貌。一般认为，宋诗真正形成自己的有别于唐诗的独特风格，是在王安石、苏轼一代，但那已是有宋建国百年左右的事了，而宋初以还几近半个世纪却是被以杨亿、刘筠、钱惟演为首的西昆势力所垄断。这股以“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篡组”为能的形式主义逆流，因其倡导者都是显赫的大官僚，一时间上行下效，竟闹到“倾动天下”的地步。既然如此，把诗歌创作从这种腐朽势力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开创自己的道路，当非一人一时可以成功的了。适应时代的需要，新的一代诗人涌现了。他们虽在西昆体的襁褓中诞生，却一意为新一代诗风鼓噪，是一批继往开来、有破有立的人物，梅尧臣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梅传》在如实地反映了梅尧臣这一过渡时期诗人的成长历程中，承上启下，实际涉及了从钱惟演到苏东坡这三代人的师承关系。刚刚步入仕途的梅尧臣，三十岁那年调任河南县主簿。妻兄谢绛是河南府通判，又是诗人，通过他结识了诗坛新秀欧阳修、尹洙等人。这群自称“洛下才子”的青年人，就是日后诗文革新运动的班底，而这个时候却是在西昆派的卵翼下从事诗歌创作的。其中居于领导地位的谢绎，颇得杨亿的推崇，而欧、尹、梅诸人更深受时任洛阳留守(当地最高行政长官)的器重和关怀，他们之间交游唱和，自然仍脱不掉西昆体的巢臼。《梅传》也不回避梅尧臣早期诗作的西昆体痕迹，甚至照录了《无题》那样的柔靡之作。然而，一反西昆体的诗文革新也正是在这西昆体的巢臼中开始孕育的。梅尧臣基于他青少年时期颠沛流离的坎坷遭遇，首先把农民的劳动生活引入诗中，以《田家》、《观理稼》等诗篇，大胆地突破了台阁体的狭小天地。这种对西昆体的明显背叛，也正发生在这个时期。此后，梅尧臣在与欧阳修、尹洙，还有苏舜钦的诗歌往还中，把这种离经叛道的行径更加发展、扩大，终而替代西昆体的盟主地位，把诗坛导向别开生面的新境地。

特别是梅尧臣与欧阳修之间，过从甚密，历三十年不衰。他们不仅于诗歌创作相互切磋、勉励，且于生活起居也相互关怀、照料。《梅传》把这种友谊表现得那样诚挚、深切，一地则同游，异地则相思，真是情投意合，几乎可以视作欧梅二人的合传。梅尧臣在赴湖州酒税任上时，欧阳修为之饯行，席间欧作《圣俞会饮》诗，梅答《醉中留别永叔子履》诗。《梅传》在照录之后，做了如下的描写，那是在欧阳修拿起梅尧臣诗稿的时候：

欧阳修朗诵着“谈兵究弊又何益，万口不谓儒者知”，真感到有些唏嘘欲绝。他一边吟味自己(所作)“嗟余身贱不敢荐”一句，看看尧臣高高的个儿，满头白发，一领青衫，入宦十年多，到今只是一个不第的秀才，在封建社会里，这是一幅何等失意的图画。

既是文学，就不排斥虚构。欧阳修对梅尧臣的这一番端详和内心独白，自不必考其有无，不过他写过同情挚友“四十白发犹青衫”的诗句，这一虚构的真实性也便无可怀疑了。重要的是，借助欧阳修那一往情深的目光，勾勒出了梅尧臣那宦途失意、穷困潦倒的形象。此时的欧阳修也是在贬谪之后刚刚复任，同病而相怜，透过这一镜头，捕捉到的俨然是二人的合影。事实上，欧阳修一直为尧臣的怀才不遇而耿耿于怀，尧臣于五十五岁的暮年得以从监管仓库的小官升迁为国学直讲，继而汲引到唐书局，就多亏了欧氏的极力保荐。书中还记叙了这样一件轶事：嘉二年(1057)七月上旬，汴京的一场瓢泼大雨几乎把梅宅淹没，院墙倒塌，房屋倾斜，尧臣直令仆人顶住山墙才得喘息。忽闻欧宅所处城南雨水更深，忙派人寻问安危。这时欧阳修也正紧张地指挥家人把积水淘出门外，感激老友的关心，回信报以平安。“免为不吊鬼，世上一鸿毛”，这是尧臣为此写的纪事诗的尾联。虽系一场虚惊，却为他们之间情笃意深的交好涂抹了浓浓的生活情趣。

是诗史发展的必然，抑或生活际遇的巧合，苏轼这位新一代的才子的颖现，也正出自欧、梅二人的擢拔。嘉二年的科举考试，欧阳修任主试官，梅尧臣是参详官，共同参与评判试卷的工作，而苏轼的论文就是尧臣发现并极力举荐的。他对这位考生虽是素昧平生，但却被这篇雄浑有力而又跌宕有致的文章深深吸引住了，恍惚从中看到自己毕生实践的诗文革新运动终于收获到丰硕的成果。他反复吟诵，万分激赏，以为有孟子之风，并执意取为榜首。最后虽名列第二，然而对二十二岁的苏轼来说已是不胜荣幸了，特别是从欧阳修那里听到当时已名满天下的梅尧臣曾那样赞誉他的文章，更是涕零感激，随即写了《上梅直讲书》：“非左右为之先容，非亲旧为之请属，而向之十余年间闻其名而不能见者，一朝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显然苏轼对尧臣是非常崇敬的，且以师其门为荣，而尧臣勇于提拔后进，也确实选中了可靠的接班人。果然不负所望，苏轼继承前辈的功业，把有宋一代诗风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终而确立了宋诗在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

就这样，《梅传》以梅尧臣为中心，上串下联，展示了三代人的风貌，实际上揭示的是宋诗演变的流程，从而更突出了梅尧臣作为宋诗“开山祖师”的作用。单就本身行状资料单薄而言，梅尧臣的形象实难塑造得丰满，但是借助政治斗争的时代背景，诗人的唱和交往，以及上下师承关系，把传主置于广阔的社会画面之中，这就不仅为其诗歌创作做了最为形象的注释，也为传主形象增添了异彩。这是《梅传》的特色，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成功经验。

最后，想就梅尧臣诗的艺术特色问题和朱先生商榷。历来论诗，或宗唐、或宗宋，常走两个极端，对此，朱先生在《梅传》中提出了很好的见解：“以唐诗的标准要求宋诗，那就只会看到宋诗和唐诗的距离，而不会看到宋诗的特点。我们必须认识唐诗的标准不是作诗的唯一的标准而后才能认识宋诗，尤其宋诗的开山祖师梅尧臣的诗。”这无疑是十分公允的。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风格。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高峰，但它并不能成为后代诗歌创作的限制，因为后代自有后代的时代特点、社会风貌、创作甘苦。如果唐诗以外一无所见，那就否定了艺术的发展，也否定了自己；如果只是高山仰止，哀叹它的不可企及，一味在因循蹈袭中去钻营，就会走进艺术的死胡同，西昆体便是例证。艺术的发展规律表明，前代的高度艺术成就，势必迫使有为的后代另辟蹊径，奋力超越前人。诚然，超越与否，另当别论，但这种闯的精神总是可贵的，有别于唐诗的宋诗风格的形成不就是这样闯出来的吗？而梅尧臣作为宋诗开山祖师的贡献亦正在于斯。那末，他的诗的风格到底是什么呢？

“因吟适情性，稍欲到平淡。”(《和晏相公》)“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读邵不疑进士诗卷》)这是梅尧臣的自白。

“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六一诗话》)这是欧阳修的认识。

“工于平淡，自成一家。”(《苕溪渔隐丛话》)这是南宋胡仔的评价。

当然，把梅诗的风格全归于“平淡”是有失全面的，但是“平淡”构成梅诗一大特色却也应是事实。对此，《梅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朱先生于最近发表的《梅尧臣诗的评价》一文(见《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更力辩其非，认为“把尧臣作品归结为平淡，不但不符合梅诗的实际情况，也是违反尧臣的主观要求的”。因而这一问题便有了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一提“平淡”，总要和“无奇”联系起来，其实并不尽然。“平淡”作为刻画形象的手法，犹如图画当中的“白描”，同样可以表现物象的千姿百态。这种表现手法的特点是平铺直演，不务奇嵬，不事雕砌，平平而入，淡淡而出，却也能收到有声有色、趣味盎然的艺术效果。我们读梅尧臣的诗也确实是这样的感受。即或是对皇三年文彦博和唐介之间斗争做出强烈反映的那篇《书窜》诗，朱先生认为它写得“太激动了”，可是观其比兴赋事，平入淡出，娓娓始末，不作烘染，全系白描，仍不出“平淡”之法。全诗平叙唐介从进谏到遭贬的过程，从中热情歌颂了不避斧、直言敢谏的忠良，又无情鞭笞了进谗的奸佞。如此鲜明的形象、强烈的爱憎，竟化出于“平淡”，“平淡”之中显示出来的竟是诗人的耿耿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