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文学改良论的文化基石及其对华侨文化的影响

摘要:梁启超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资产阶级文学改良运动的积极推动者。他提出了文学革新的内容范围，提倡觉世之文，倡导建设资产阶级自由文学，提倡文言合一和报章文、文艺文的普及，反对复古和全盘接受中国传统文学体制的文学观念。他的“文学改良论”正是建立在他对文学与社会关系的重视、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及文学进化论的文学理论基础之上。其思想启蒙和文学革新的文学改良精髓对江门侨乡文化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江门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需要培育梁启超文学改良精髓的土壤，种植文化革新的种子，构建开放包容的文化胆识。

关键词:文学改良论;文化基石;侨乡文化;提升策略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茶坑人，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早年接受儒家传统教育，光绪十六年(1890)开始接触西学书籍。甲午战争之后，他投身政治运动，追随康有为从事维新变法，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专以办报、著述。“五四”前后，他出游欧洲，回国后任职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专门从事讲学与著述，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和历史文化研究做出了贡献。梁启超一生跨越晚清和民国两个时期，是一位生平和思想都相当复杂的人物，其思想特征为“中学”与“西学”兼容并蓄，而以儒学为宗。梁启超著作甚是丰富，其著作多发表于当年的报刊，被编辑为《饮冰室文集》和《饮冰室合集》。梁启超的思想和著作在近现代的文化界、学术界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其“文学改良论”也为其家乡江门的文化及产业的繁荣带来有益的养料。

一、梁启超“文学改良论”的主要内容

(一)提出文学革新的内容与范围

他主张实行“三界革命”和戏剧改良。“三界革命”即“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以创作适应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改革需要的“新诗体”“新文体”“新小说”和“新戏剧”。

(二)反对“传世之文”，提倡“觉世之文”

他尤其鄙薄八股取士之文、桐城派复古之文、选派骈文和“义理”“考据”“词章”式的文章，要求打破中国传统诗文的“门户”“家法”和复古、拟古的习气，使文学成为国家声音、国家思想传递的机器，推动社会变革的精神显在力量，传播中西文明思想的载体，培养中华民族公民公德、“兴国智民”的工具。“觉世”之文力担重任。

(三)以资产阶级自由文学为文学改良目标

梁启超主张建设的资产阶级自由文学是他文学改良的方向和目标。“自由”是文学改良的核心要义，是文学改良的标志。他认为，自由是精神界的生命，中国数千年来，无“自由”二字，只有自由才是知悉人民智慧的唯一路径。作为精神界主要组成部分的文学，其革新的任务也必须是以自由为目标指向的新文学。梁启超要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他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自由书》，竭力用“自由”称颂自己的著作，“於戏!璀璨哉自由之花!”“於戏!庄严哉自由之神!”[1]梁启超否定封建社会的旧文学，热烈向往资产阶级的新文学。

(四)借鉴西方资产阶级文学的文论概念作为革新中国旧文学、建设新文学的范本

梁启超倡导取法资产阶级文学的“意境”“风格”“文体”“技法”等术语概念，来建设资产阶级自由文学。他提出诗界革命“必取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风格镕铸之以入我诗，然后可以为此道开一新天地”[2]，新小说要以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政治小说”为范本，新戏剧要以莎士比亚、福禄特尔之风为中国剧坛革命军。梁启超主张借鉴西方、取法欧美来改良中国传统文学，在当时是有其合理、可取之处的。

(五)提倡文言合一

梁启超提倡改良中国文学语言。他在《变法通议》一文中大力提倡文学语言要言文合一;在《沈氏音书序》中认为，文学语言应该文质相符和文质并重，倡导广泛吸纳外来新词新语、采用俗语俗谚充实到诗歌文章之中，要求自由文学要从传统旧文学的窠臼里面挣脱出来，摆脱拗口、难懂的文言语体的束缚。

(六)提倡报章文、文艺文的普及

相对于占正统地位的桐城派古文、骈文和八股文等“旧文体”，梁启超自称新体政论文和文艺性短论为“新文体”。因为这种新体散文大多数是政治性议论文，故称之为“政论”。这种政论往往以文学的笔调议论维新变法，文学艺术色彩很浓，又被称为“时务文学”。梁启超将这些政论文发表在《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上，又称之为“报章文”。梁启超认为，报纸是耳目、喉舌，是摧陷封建专制制度的锐利武器，是保卫国家民众的盔甲。所以，他提倡并改革报章版面，开拓报章文学，提出报章文体的标准。与此同时，他又提倡通俗文艺，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创作歌谣、歌词等，竭力提倡通俗易懂而又极易普及的小说创作。

(七)反对复古而又全盘接受中国传统文学体制的文学传承观

梁启超复杂的人生经历，造就了他“中学”和“西学”兼容的两大思想混合体。他一生推行资本主义改革方略，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富强，努力宣传西学，也曾批判中学。然而，当他的新学思想和旧学思想发生冲突时，他又不去损坏中国传统的儒家根基。这种思想影响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革新观念。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梁启超反对“尊古”“拟古”，主张无拘无束的自由文学。然而在文学革新问题上，他却全盘承认并全盘接受中国传统文学的体制，正如他所说，“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3]。他仅是希望传统文化思想内容的革新，而非旧形式旧格调的革命。

二、梁启超“文学改良论”的文论基石

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论”建立的基础是文学基本原理以及他对文学原理的特有认知，因此，“文学改良论”的上述内容既有对文学基本原理的继承，又有对文学基本原理的革新。

(一)重视文学，时常将文学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相黏合、相提并论

梁启超十分重视文学，他把文学视作一个独立的门类，但又把文学与学术、思想、风俗、宗教等诸种意识形态相提并论。文学的社会地位不止是文学门类，它往往还渗透着其他意识形态的审美特征和社会功能。他认为既然世界历史上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风俗有风俗之革命、产业有产业之革命，那么理所应当地文学有文学之革命，这种革命是文学的革新，包括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

(二)重视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梁启超认为，文学是作者感受生活的产物，自己所作的文章是“其所见所闻所感触者，能笔之于书，举吾心所言者，能悉达于人，无漏无蔓，不晦不俗”[4]。他肯定文学来源于生活，要反映现实生活，是社会生活在作者头脑中能动的反映，所以文学对生活的反映体现为现实和理想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把现实和盘托出的写实派，另一方面是表现心灵世界的理想派，满足人们对身外世界、世界外世界的好奇欲望。所以，他十分重视文学对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强烈要求改良中国传统文学，使旧文学能够表现新理想、新境界。同时，梁启超特别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认为文学能够改良社会，推动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文明，“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欲新人心，必新小说”[5]246。梁启超认为革新文学，使之成为传播文明和改造社会的利器，产生兴国智民的社会功能，正因如此，他从改良社会、开启民智之需要出发，竭力提倡文学改良。

(三)文学支配人道和人性

梁启超一生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认识到文学的审美特性和一般特征，而且深悟出文学的这种审美特性的深层意蕴，即文学作用于人道和人性。他肯定小说是国民之灵魂，既能表达国家民族的意愿，又能够对国民产生审美教育作用。他认为小说是文学的最上乘，肇源于小说支配人道的四种力量:一曰熏，二曰浸，三曰刺，四曰提[5]247-248。“熏”即潜移默化，“浸”即渗透感染，“刺”即刺激作用，“提”即思想情感的提升与忘我。梁启超作为启蒙宣传家、资产阶级改良家，必然重视文学作为社会改革的工具、普及文明的利器，因而十分重视文学的改良。

(四)进化论的文学改良观

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论”是在文学进化观的基本原理基础之上形成的。他的文学进化观充分接受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的哲学思想，同时也将中华民族文艺发展观念融合、渗透进去。所以，他在文学改良上反对厚古薄今，主张尊今非古。他认为:“大地之事事物物，皆有简而进于繁，有质而进于文，有恶而进于善，有一定之等，有一定之时，如地质学各层之石，其地位不能凌乱也。”[6]他针对韩愈非三代两汉之文不敢观的尊古论调，鲜明地提出:“凡一切事物，其程度愈低级者愈简单，愈高级者愈复杂，此公例也。故我之诗界滥觞于《三百篇》。限于四言，其体裁为最简单。渐进为五言，渐进为七言，稍复杂矣。渐进为长短句，愈复杂矣。”[7]252他认为，文学由古语文变为俗语文是文学进化的一大关键之处，“各国文学史开展，靡不循此轨道”[7]253。梁启超还认为，要建设新文学就必须破坏旧文学，一切社会意识形态都要经过破坏，才有新的意识形态的建立。所以，他认为文学是进化的，要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社会生活向前发展，不断向文学提出新的要求，要求文学紧跟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同时，社会生活向前发展，本身也为文学发展变化孕育出新的内容，因此，文学要演进，要进化，就必须在继承前人精华的基础上，勇于突破，勇于创造。只有大胆突破旧有文学的束缚，不断进行探索和革新，顺应变更了的社会生活和文学形式的内在要求，文学才能勃发生命力。正是在文学的革新与创造的文学理论的基石之上，日积月累地形成了他的文学改良理论。综观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论的所有内容，我们可以发现，他的文学进化观与文学作为改造人性、唤醒人道的工具联系十分密切，渗透着进化的文学观念和理论，都以进步的文化理念为支撑，为纽带。所以，革新与创造这一文学理论是梁启超文学改良论的核心和精髓。

三、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论”对侨乡文化的影响及提升侨乡文化软实力的策略

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论尽管是近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改革要求和愿望在文学基本原理上的反映和体现，尽管服务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但是它具有反对封建主义旧有文学的积极意义，不仅对晚清资产阶级文学改良运动的发展和对近代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新文学的成长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其“文学改良论”的核心精髓对当下梁启超家乡———广东江门侨乡文化的影响及提升江门侨乡文化软实力都能够产生积极的作用。

(一)“文学改良论”的文化精髓对江门侨乡文化建设的影响

其一，思想启蒙。梁启超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曾经大量译介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社会学、伦理学、教育学、语言学等社会科学的学说、理论和知识。他的介绍和宣传内容多样，语言文字通俗易懂，形式生动活泼，又能够从国情民情出发，通过报章面向国民，向社会普及，向华夏民族输送资产阶级思想观念，开阔了长期生活在封闭状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的普罗大众的视野。西方资产阶级文学思想的传输，开启了中国文学上的思想启蒙。梁启超运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思想标准和价值尺度来诠释中国传统文化，使西方文化与东方文明在冲击碰撞中发出火花，冲击了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当下，江门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推进，其思想文化观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文化文明、文化自信、文化繁荣也都在不断地前进，侨乡文化、华侨文化的研究也在有序进行。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近些年来作为全国第一侨乡，拥有近400万华侨的江门，在广东、在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文化领域仅仅处于中等水平，尤其是地区文化还相对滞后。江门文化的繁荣与否和人民的思想观念息息相关，梁启超的思想启蒙需要烛照江门人。从内涵上来说，江门人自身要培育思想解放的大环境和丰厚的土壤;从外延上来说，江门人要用一种开放的视野放眼观世界，让世界人民了解江门、热爱江门，让更多的华人华侨来江门投资。同时，也要做好遍及世界各地的华侨新生代的思想引领工作，使他们懂得自己永远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永远爱国爱家乡。

其二，文学革新。梁启超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文学思想，开启了中国传统文学的思想启蒙。他将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学思想引进中国传统文化，努力宣传西学，竭力倡导自由之说、平等之说、竞争之说、权力之说、破坏之说，力主取法西学，将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西式改革，并让中国人民学习发扬。梁启超的文学革新，推动了清朝末年资产阶级文学改良运动，不仅传播了西方的文明，而且也起到了开启民智、振兴国学的作用。他的文学革新理论，不但影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且对当下江门侨乡文学、文化也产生积极的影响。如今，江门本土名人文化研究之风盛行，如先后成立的各级梁启超研究会、梁启超研究中心，梁启超研究会会员近千人，研究成果丰富，对梁启超的研究都能够用“西学”的梁启超来烛照“国学”的梁启超，带来了文学的新气象，传播了西方文化的现代文明。对出生于江门潮连人才岛的清代词人“陈洵”和江门市蓬江区石头村的陈垣等名人的研究，专家、学者也都给予了陈洵、陈垣等名人以世界的视角，将本土与西方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江门侨乡“开平碉楼与村落”也较好地体现了梁启超的文学革新的文化理念。2007年6月28日，在新西兰基督城召开的第31届世界文化遗产大会上，“开平碉楼与村落”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34处、广东省第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十九世纪初江门人漂洋到国外谋生，由于“落叶归根”或者“衣锦还乡”的思乡情结，一部分华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相继回国，在家乡江门这块土地上修建富有浓郁西方风格的碉楼建筑，见多识广、思想文化观念开放的爱国华侨将一座座欧式古典风格的小楼建造在江门的土地上，碉楼与本土建筑错落有致，中西合璧，向世人展现文学、文化革新的恢宏气势。

(二)提升江门侨乡文化软实力的策略

其一，培育用梁启超“文学改良论”精髓烛照江门文化的土壤。梁启超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对中国文化思想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当下，梁启超的文化思想依然要学习，要实践。对于江门来说，应该加大对梁启超思想文化的宣传、学习力度，用梁启超的思想启蒙学说来影响江门人的思想文化，以新时代的文化自信来升华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用时代的视野将国外先进的文化理念和正确思想与当下江门侨乡的文化和思想理念做比较，大胆摒弃自身“封闭”“保守”的思想，努力吸纳西方现代开放、包容、进取的文化价值取向，努力用梁启超的文学改良理论来培育“启蒙”与“革新”的时代土壤。

其二，种植传承与革新的文化种子。梁启超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思想，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富强，形成了“中学”和“西学”兼容并蓄的思想主体。江门侨乡文化要重视在国内和国际上的传播，江门丰富的文化资源诸如“开平碉楼与村落”文化、梁启超文化、理学文化、陈皮文化等，要在怎样转化为现实的竞争力方面下功夫，要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上谋路子，在文化产业链的形成与打造上勤探索。江门市政府历年来重视华侨工作，充分挖掘侨乡华侨资源，鼓励华侨回国办实业，支援家乡的建设，在接受西方思想和文化上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江门人也要重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革新，要同时种植华侨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把华侨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努力找到一个相似点、相容点，把“中学”和“西学”并举共生，将“理学”和“洋学”共融，在传承中西方文化的同时，还要将其置身于现实的土壤之中，助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其三，构建开放包容的文化胆识。人创造了文化，而文化也塑造了人，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的承载体。同时，人也可以利用文化知识来建设文化经济，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升文化软实力。这就需要人的内在力量的陶冶与洗练，人的开放包容的文化胆识的培养。江门侨乡人要敢于铸造这种文胆，培育这种文胆，弘扬这种文胆，实践这种文胆。从国内文化建设来看，江门侨乡“人才岛”的开发，文化小镇的打造，悦读小镇的建设以及“白沙”大道、“启超”大道、“陈垣”中学、“冯如”广场的命名，都体现了江门人的文化胆识与开放包容的胸怀。作为著名侨乡，江门非常重视华侨工作。新生代华侨因为离开家乡时间较长，“家乡”意识逐渐淡薄，不能用中文进行交流，甚至抵触中国文化。江门侨联在江门成立“侨青会”“江门海归会”，在海外成立“世青会”，借助大学师资力量开展“华侨情”“国情班”等侨乡会工作，定期邀请海外侨胞、社团领袖返回家乡江门参观访问。在此基础上，江门要着力构建开放的文化大厦、包容的文化声音，培育文化胆识，要允许多元文化的并存，将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的华侨文化观念与当下江门侨乡人民的文化观念共荣共生，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竞相繁荣。开放包容的文化胆识定能够促进一地文化的繁荣和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梁启超.论自由[M]//易鑫鼎.梁启超选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610.

[2]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M].饮冰室合集:十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9:56.

[3]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六十三[M]//付祥喜，陈淑婷.梁启超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46.

[4]梁启超.论常识[M]//易鑫鼎.梁启超选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679.

[5]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M]//付祥喜，陈淑婷.梁启超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

[6]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M]//梁启超.《李鸿章》结论.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72.

[7]梁启超.小说丛话[M]//付祥喜，陈淑婷.梁启超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