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人文精神在临床医学中的重要性

摘要：当前伴随着医学科技的快速发展，临床医学的诊疗技术和诊疗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进一步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但医学科技的快速进步也催生了“技术至善主义”，“以人为本”的医学人文精神被逐渐边缘化，临床医学的发展也逐渐失去人文精神的支撑和制约，导致医患关系不断紧张、医疗纠纷频发，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不高等。临床医学不仅仅是一门自然学科，更是一门社会学科、人文学科。临床医学的发展需要医学人文精神的支撑和制约;临床医学模式的转变、临床医学的实践活动、临床医学教育的改革发展均离不开医学人文精神的指引和支持，临床医学只有与医学人文有效融合才能健康发展、和谐发展，从而体现出其真正的价值。

关键词：医学人文精神;临床医学;医学教育;医患关系

当前随着医学科技的发展，大量先进的医疗设备和诊疗技术被运用于临床诊疗工作中，极大地提高了临床医生的诊疗成功率、诊疗效率和准确性，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提供了进一步的安全保障。但据调查人们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并未增加，医患矛盾、医患纠纷还时有发生JSNE调查显示八城市居民的医疗服务满意度仅为52%[1];王晓燕等基于13省、直辖市的22个市(县)调查显示人们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仅为32.3%[2];2019年共发生医疗纠纷8.2万件[3]。据调查多数医患纠纷的原因都是医生服务态度不好、医患沟通不良[4]。这说明人民群众并不仅仅满足于得到一个明确的诊断、一种合适的治疗和药物，人们还希望得到医务工作者的安慰、关心和生活上适当的照料;同时这也是医学人文精神在临床医学发展过程中发生缺位的表现。

一、医学人文精神是医学发展的价值标杆医学由于其天然的属性，除了具备科学性外，还具有人文性。临床医学只有在为患者服务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才能充分体现其价值和意义。医学人文精神是指以病人为本的精神，强调一切从人性出发，强调在医疗过程中对人的关心、关怀和尊重。1977年,美国学者恩格尔撰文提出生物因素、环境因素、人文因素互为因果、有机统一的新医学模式,即生物-环境-人文医学模式;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五星级医生”(医疗提供者、保健决策者、知识传播者、社区健康倡导者、健康资源管理者),明确了医务人员应具备的医学人文精神和素养[5]。虽然“医学人文精神”概念的提出始于20世纪70年代，但其精神与医学自产生以来的价值追求十分契合。明代医家龚廷贤在《医家十要》中说:“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6]。在中国古代，行医被称为“仁术”，医生被认为是治病救人、行善积德的“仁者”，受到人们的尊重。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医学家希波克拉底提出医学乃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学问，医生对任何病人都应一视同仁，不论贵贱[7]。他的这些充满医学人文主义的思想成为了今天每位医学生都要遵守和背诵的“医学生誓言”。

以人为本、救死扶伤、为患者的利益考虑、保护病人的隐私等都是医学人文精神的体现，被全世界视为医学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并被认为应该让每一位医务工作者遵守。如果临床医学的发展离开了人文精神的指引，那么首先医患关系将变为利益交换关系，病人在医生眼中不再是“人”而只是“病”，医生在病人眼中也不再是“白衣天使”而是“白眼狼”;其次医学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将脱离人伦道德的底线，变得百无禁忌，病人可能会变成医学发展中的“小白鼠”。因此医学不能丧失人性,医学需要人文关怀来约束,医学需要人文做伴健康发展[8]，脱离了医学人文精神，医学将会变成一只毫无人性的科学怪兽。

二、当今医学人文精神在临床医学中的缺位当今的临床医学已由经验医学转变为现代医学，医学最大程度地克服了人的主观随意性，变为了一门真正的科学。现代医学是以生物技术为基础，强调在临床诊疗活动中运用科学的方法、思维，重视客观证据对临床诊疗的支持。现代医学能从细胞、基因水平精确地认识疾病;现代化的医院里装备了各种高科技的诊疗仪器和设备，可以实时地显示和分析患者机体的各项生理和病理状态;医生可以通过介入手术、器官移植、分子靶向治疗、基因治疗等许多方法治疗疾病。但即便如此，现代医学仍然无法解释、解决患者的喜怒哀乐和七情六欲，无法切实提高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中国医师协会对114家医院调查,从2000年-2003年,平均每家医院发生医疗纠纷66起,发生打砸医院事件5.42件,打伤医师5人,平均每起医疗纠纷赔偿金额为10.81万元，调查发现90%以上的医疗纠纷是由于医患沟通不当或不够而导致[9]。现代医学取得的巨大技术进步催生了人们对于技术的崇拜，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重理轻文”“重技轻人”，以技术的高低论长短，凡事必论科学否。因此目前在医院中“病”与“人”常常分离，患者在接受现代化的医疗服务时常常感受不到被关爱、被尊重，只感受到冰冷的仪器设备，心中的困苦、烦恼和不安也无法得到有效的舒缓和排解。

现代医学技术的进步确实提高了临床医学的诊疗水平和能力，挽救了很多危重病人的生命，延缓了死亡的进程，为人类的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现代的医疗技术不一定能有效提高患者生命的质量和心理的健康水平，反而会助长“技术至善主义”，产生医学人文精神被边缘化的倾向。如果这种倾向不能引起我们的重视，并采取有效的措施，那么将导致医患关系物化、工具化，毒害医学的“仁爱”精神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三、医学与人文精神的有效融合助力临床医学健康发展

目前医疗费用高涨、医患关系紧张、医生的职业环境恶化，这些问题和矛盾仅靠医学技术自身的发展是无法解决的，需要医学人文的助力。

(一)医学人文助力医学向新医学模式转变。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5]。新医学模式没有否认生物因素的地位，只是对单纯关注生物因素不完善的框架进行了修正，确立了心理和社会因素的现实地位，标志着旧医学模式的结束，新医学模式的开端[10]。人们开始对以疾病为中心的生物医学模式进行反思和批判，提出了向“以人为中心”的医学模式回归。由于生物医学模式难以解决自身的种种弊端，例如，医务人员陷入了工具理性思维与现代技术依赖的窠臼，医患双方处于彼此信任匮乏、冰冷、物化的关系场域等等;因此，让医学回归人文，高扬医学人文属性，彰显医学人文精神，铸造医学人文素质，提供医学人文关怀，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成了各方的共识[11]。在2003年，中华医师协会就提出要努力提升“医师人文执业能力”，并依此开展了医师人文执业能力相关培训;通过医师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培训合格的才能参加全国统一考试[12]。好的临床医学被公认为是符合人性的医学。例如，2006年世界顶尖的医学中心——梅奥医学中心提出PLEASECARE的医学模式，强调医学是艺术和科学的结合，核心是把医学从对“病”的关注转向对“人”的关照，以患者的需求为首要考虑因素[9]。

(二)医学人文助力临床医学解决伦理和医学问题。临床医学面对和服务的对象是人，而人不仅仅有自然属性，更重要的还有社会属性。临床医学在诊治病人的过程中不仅要面对患者的生理问题，还要面对很多人伦、社会的两难问题。如得了绝症的患者十分痛苦，想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实施“安乐死”，医生能帮助他吗?一个急诊病人需要做手术，但找不到家属签字，患者本人又做不了决定，那么手术还能做吗?一种新药要进行临床试验，某病人听说后强烈要求参加试验，应该答应他吗?等等。此类问题并不是单纯的医学技术问题，涉及到了医学伦理、医学法律、医学心理等多个医学人文方面，此类问题如果没有医学人文的帮助，医生是无法解决的。此外，在导致疾病的原因中，除生物因素外，心理因素、社会因素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冠心病的病因除了包括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机体自身的异常改变，还有经常吸烟、生活方式不健康导致的肥胖等，另外性格急躁容易激动，上班压力大，突然遇到喜事或丧事等会成为诱因诱发病人发病。许多研究发现在诊疗过程中运用人文学的理念对患者进行干预，可以有效缓解病人的病情。如皮斌等发现人文干预可以提高骨科车祸截肢患者的心理健康水平[13];对慢阻肺患者进行人文医学理念治疗能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免疫力、生活质量和患者对临床服务的满意度[14]。

(三)医学人文助力医学教育改革发展。有学者把医学分为原始医学、经验医学、现代医学和人文医学四个阶段，目前处于现代医学向人文医学发展的阶段。医学教育必须适应和满足医学发展的需要。在现代医学阶段，医学教育注重医学知识的传授和医学技能的培养，强调科学思维和能力的训练。医学人文课程少且单一，课程体系不健全，缺乏层次性、针对性和系统性;医学人文教学内容和考核偏重知识的记忆，不能使学生真正领会医学人文精神并内化为自己的一种职业精神。在医学发展的新阶段，医学教育必须进行改革才能适应人文医学的要求。笔者认为首先应加强医学人文学科建设，设立和建设医学哲学、医学史学、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社会学等医学人文学科;加强对这些学科的管理、统筹规划，使其向专业化、科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其次，培养一批专业教师，提高临床专任教师的人文素养;鼓励探索医学人文课程的教学规律，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如问题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情景教学法等，引导学生自我构建知识体系。最后，应加强课程和教材建设，提高医学人文课程在总课程中的比例，编写一批适应医学人文教育的教材，使课程、教材与人文医学的发展相得益彰。

临床医学不只是一门自然学科，更是一门社会学科、人文学科;临床医学的发展不仅仅是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还包括了医学社会学、医学人文学的发展。因此，临床医学只有与医学人文有效融合，在医学人文精神的指引和支持下才能健康发展、和谐发展，从而体现出其真正的价值。

[参考文献]

[1]杨建科,王建.“医疗服务圈”与城市居民的医疗满意度———基于八城市调查(JSNET2014)的实证分析[J].社会科学战线,2017(5):207-216.

[2]王晓燕,张建华.新医改背景下医疗服务满意度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13省、直辖市的22个市(县)调查数据[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5(4):59-67.

[3]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一2020[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有限公司,2020:781.

[4]浦娟,刘志敏,芦明月,等.近5年医疗投诉及纠纷回顾性研究———以云南省某三甲专科医院为例[J].现代医院管理,2020,18(1):29-31,40.

[5]乔锐,陈云虹,叶青,檀琳.我国医务人员健康传播与医学人文精神的关系演进[J].中国医学伦理学,2020,33(12):1530-1534.

[6]李贞玉.中国传统医德的现代反思与借鉴[J].医学与哲学,2005⑹：4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