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的理论推广与时代创新

摘要：从中国人民“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华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综合创新”成为处理二者关系的基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传统文化观，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探索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反思性与超越性的思想与文化建设新主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开启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应用于治党治国以及推进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真正实现中国发展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新文化;文化建设

纵观近百年的发展史，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文化观经历了从奠基、深化到升华的不断发展和前进的过程。在奠基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辩证看待中华传统文化，奠定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传统文化观。在深化阶段，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毛泽东的传统文化观，深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探索，提出一系列具有反思性与超越性的思想与文化建设新主张，彰显了“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在升华阶段，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地开启“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新阶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推动治国理政与建构文化自信的重要资源加以继承和弘扬。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道路上既担负传承者的历史使命，也承担创新者的时代任务。

一、奠基阶段：确立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传统文化观

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视阈中，中华传统文化与五四运动的主潮“德先生”和“赛先生”相比，处于一个饱受批评的位置。陈独秀曾指出，要同时拥护“德赛”二位先生，就必须“反对国粹和旧文学”[1](P362)。然而，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不断发展和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的不断提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中华传统文化资源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起着重要作用，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辩证对待中华传统文化，从而跳出那种全盘否定、彻底批判的认知模式，确定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科学理论态度，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华传统文化认知与践行的科学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毛泽东对中华传统文化形成科学的认识奠定了基础。首先，对待中华传统文化要科学把握其完整成分。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的岁月洗礼，有它自身的历史，有它自己的独特之处，也“有它的许多珍贵品”[2](P533)，而这些“珍贵品”就是我们民族的历史遗产。毛泽东也认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2](P533)。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能够割断历史，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用马克思主义辩证的方法指导我们学习、批判、继承这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这样做为当时中国社会正在进行的伟大运动提供了重要帮助与指导。[2](P533)其次，要坚持批判与改造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认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由于时代发展，已经不能担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但传统文化也有许多是思想精华，不能全盘否定。对待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即继承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同时抛弃其不好的方面，但“取其精华”并不意味着在当前历史条件下进行全盘复现或者照搬照抄，而是必须坚持以批判的姿态进行当代的改造。对传统文化要坚持批判与改造的有机结合。然而，西方毛泽东研究专家却没有看到甚至是从根本上扭曲了毛泽东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批判性改造中华传统文化，从而为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奠定了基础。他们认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用中华传统文化改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果，其目的在于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以便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更好地与中国的环境相适合。[3](P6)毛泽东不是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华传统文化，也不是用中华传统文化改造马克思主义，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分析、对待中华传统文化，从而发现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为中华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也使马克思主义深深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以便能更加广泛地在中国大地传播。再次，毛泽东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文化新主张。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根据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际，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文化建设新主张，即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提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毛泽东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是可以直接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建设的实践需要服务的。毛泽东在1956年同音乐工作者的一次谈话中明确提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4](P82)可见，中华传统文化在毛泽东那里并不是一种僵硬且失去生命力的抽象的理论存在，也不是国外学者所说的“博物馆学”，而是能够影响现实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顺利展开的精神力量。正如学者陈晋所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传统文化观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反映论文化观”，毫无疑问，这种文化观包含着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古为今用”的基本态度和基本方针。

二、深化阶段：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反思性与超越性的思想与文化建设新主张

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直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新需要，越来越深入地开展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探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主张。这些具有反思性和超越性的思想与主张逐步深化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科学认识和现代性转化。

(一)邓小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使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科学认识从理论层面进入到实践层面邓小平同样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内容及科学体系直接凸显了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不仅使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社会主义民主法治遭到破坏，还使中华文化遭受摧残。“文革”结束后，生产力的恢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鉴于此，党中央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伴随经济建设发展到来的是文化建设的发展，为了满足人们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求，培育社会主义新人，以及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和道德水平，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立足基本国情，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正确轨道奋进，有力推动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

邓小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从而使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科学认识从理论层面进入实践层面。首先，邓小平创造性地继承了毛泽东对传统文化批判性改造的基本态度。一方面，邓小平历史地、阶级地分析“文化遗产”，要求打击表面反对封建主义而实际上反对社会主义的行为，打击为封建主义披上社会主义外衣的伪社会主义的行为，从而划清文化遗产中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之间的界限，同时也要求分清文化遗产中具有民主性的精华和具有封建性的糟粕，划清二者的界限。[5](P335)另一方面，邓小平从理论层面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作用，并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基础上提出以“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科学态度来处理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化的关系。他多次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同时也要借鉴和吸收全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1978年，他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应当借鉴和学习我国古代的文艺作品、外国的文艺作品以及表演艺术中所有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5](P210)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传统文化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继往开来”的基本原则，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工作。其次，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他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全新的事业，要求各项工作都要为这项全新的事业服务。邓小平指出，“我们寻找自己应该走的道路”[6](P255)，认为这条独具中国特色的道路应该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方面的问题。再次，邓小平首次运用中华传统文化解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事业所面临的新问题、新情况，从实践层面实现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处理中华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文化的关系，为党的第三代、第四代领导集体将中华传统文化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实践示范。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社会”“猫论”“摸论”皆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有所依据，是中华传统文化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话语表达。“小康社会”中的“小康”一词最早出自《诗·大雅·民劳》中的“民劳亦止，汔可小康”，“小康社会”所追求的发展经济、解决温饱的目标不仅继承了法家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识荣辱”的治理理念，与法家的富强主张一致，而且与儒家《礼记·礼运》中所描述的“大同”理想不谋而合。出自四川农村俗语“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打破了人们以往以意识形态为先的思维模式，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人们投身改革开放实践的积极性，推动经济发展。匈牙利学者代内什认为，邓小平的“猫论”及其踏实的领袖风范正是巴蜀文化在当代中国的一个“缩影”。总体而言，与毛泽东思想中的传统文化理论相比，邓小平理论中关于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立场不再停留在批判改造上，而是走向反思与超越。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也正是在反思与超越中，不断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内涵价值，进一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活力，使之落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更好地朝着现代化转变。

(二)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一步加深党对继承创新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实践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中华传统文化与党的建设融合，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要求，进一步加深中国共产党人对继承创新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实践。一方面，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地继承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7](P159)，认为要提取民族传统文化中精华的部分、去掉它所内含的糟粕部分，并且在形式与内容上要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使其推陈出新、发扬光大。他在《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一文中谈到，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能够满足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7](P124)另一方面，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党的建设工作之中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经济发展、文化发展以及党的工作作出新的要求。在文化建设目标上，江泽民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8](P276)，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不仅要体现“三个面向”的发展方向，还要体现其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的特征，这样才能使先进文化符合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并且他将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蕴含的以人为本、和谐统一、自强不息等特征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相契合的联结点，是党继往开来进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与培育“四有”公民的要点所在。

(三)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深化党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践行

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也作出了巨大努力，将中华传统文化应用于国家治理场域，实现其现代性转化，更加深化党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践行。在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背景下，综合国力的竞争已经突破了传统意义上单一的经济角逐，文化在国际竞争中占据的席位越来越重要，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和国家文化软实力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迫在眉睫。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加快转变，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矛盾和问题突出且亟待解决，亟需文化发挥其凝聚民族力量和创造力的效用，促使文化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也坚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这一时期所提出的“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荣辱观”等理念都蕴含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和谐与统一是中华民族历来所重视的、努力追求的状态，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特点之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核心理念就是“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遵循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等重要原则也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以民为本、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等理念高度一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及思想道德建设理念同样深受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忠报国、敬业乐群、诚实守信等核心理念的直接启发。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和合文化、民本思想以及生态智慧转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树立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等新举措、新理念，为党和国家发展战略奠定深厚的文化基因，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促进国家发展与社会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综上，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用于治党治国及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探索和努力正在逐步地加深与凸显，且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三、升华阶段：开启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新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将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推到了一个“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新阶段。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呈现新常态，对内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迫切需要新的发展理念增强社会共识，以推动经济政治向前发展。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迫切需要补齐文化发展短板，实现“文化小康”，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同时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使得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迫切需要展示中华文化尤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增强国际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鉴于此，习近平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转化和创新推进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一)习近平继承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传统，从认识论角度深刻把握和高度评价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和当代价值习近平将中华文化定位为“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9](P155)，认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成长发展的养分。他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进一步指出，作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智慧结晶的中华传统文化不仅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还滋养了中华民族的成长发展。[10]习近平还看到，文化兴盛能为国家和民族的强盛提供支撑，因而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是为“中国梦”的实现准备条件。[11]可见，习近平深刻意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历程中所具有的无与伦比、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我们不仅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还要始终不渝地坚持文化自信，最大化地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

(二)习近平从实践论角度更是为“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指明方向

习近平提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12](P140)的论断，认为传承至今的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创造的精神财富，若是对其加以鉴别地对待与继承，有利于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中华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我们必须本着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用批判的眼光继承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我们也要与时俱进，顺应时代的变化发展，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才能使其历久弥新。对此，习近平进一步提出“古为今用、以古鉴今、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的新要求，批判“厚古薄今、以古非今”的文化态度，要求“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13](P313)。由此可见，实现中华传统文化“双创”的关键在于实现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的有机融合，从而“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9](P161)。具体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推广形式上要与时俱进、喜闻乐见、具有广泛的参与性，同时在推广内容上要把超越时空国度、富有永恒魅力且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传统加以弘扬。

(三)习近平身体力行地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

习近平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外交等治国理政场域，创造性地提出新发展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两山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习近平依据当今中国和世界的文明发展要求，提出24字凝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中华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优良品质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人层面，作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