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共9篇)
中国军队一直有很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而且具有中国特色,也就是说只有中国军队才具有这种传统。为什么我们的人民军队在革命战争年代能所向披靡,答案很简单,因为那是人民的军队。一个国家没有国魂,那会“国将不国”;一个民族没有民魂,必然会没落;毫无疑问,一个军队没有军魂,只能是一盘散沙,不会有任何战斗力。我们军队的军魂是什么,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人民的利益,可以放弃一切,甚至是最宝贵的生命!
我们这支军队的成立的时候就决定了他的军魂,80年前,为了挽救内忧外患(当权者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压迫)的民族,为了挽救多灾多难的劳苦大众,南昌城下,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2万余名国民革命军的官兵举行了起义,向压迫劳苦大众的反动势力打响了第一枪,有了我们现在这支人民军队的诞生。在众多脍炙人口、扣人心弦的红色经典革命歌曲里,一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浓缩了中国人民军队的很多的优良传统!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我认为这句话的实质就是党指挥枪!这是“三大纪律”中的第一条纪律,也是最重要的纪律!党指挥枪这是一个绝不能更改的纪律!共产党是人民大众的党,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党;枪是指武装力量即中国人民军队,所以说党指挥枪就是由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党来指挥军队,这样才能为
广大劳动人民争取更多的利益!在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在历次的革命斗争中正是一切行动听从党的指挥,才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辉煌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和平发展时期,中国军队正是一切行动听从党的指挥,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对现在的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这句话的含义是要保护人民财产不受侵犯,不要侵占人民群众的利益,哪怕是像一针一线这样细微利益也不要侵占,也要爱护。在很多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镜头:大娘为了感谢中国军队打败了敌人,会把家中最好的东西送给士兵们,士兵的军官总是笑容可掬地说,“大娘,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我们革命队伍铁的纪律,您的心意我们领了,东西您拿回去!”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正是用事实说明,中国人民军队是和别的军队是不一样的,人民军队是保护群众利益,剥削阶级军队是侵占群众利益。他们不是为了某一小撮人的利益而革命,他们恰恰是为了最广大的劳动人民过上好日子!这是人民公仆还是人民公害的根本区别、根本标志!这样的纪律,这样的做法,将使人民群众更加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坚定不移拥护中国共产党,跟着共产党走!因此,保护群众利益,制止侵害群众利益是一个原则问题,是关系到党的执政群众基础问题!
第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只有真正经历和磨练了艰苦,才能练就着不畏牺牲的精神和意志品质!中国人民军队一直拥有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顽强英勇的意志品质、战斗精神和革命精神。正
是全体红军的这“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和意志品质在支撑着红军克服一个又一个的艰难困境,跳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包围,成功的完成了中国军队的战略大转移!还是凭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东北抗日联军从1931年就开始抗击日寇,中国全体人民在每个有日寇的地方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日的革命斗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为世界抗击法西斯的历史上作出了不可抹杀的贡献!还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们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胜了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为中国人民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安全的保护!同样在后来的中印边境的自卫反击战、中苏珍宝岛战役、中越边境的自卫反击战,中国人民军队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的战斗精神,都给祖国人民交了满意的答卷!事实证明,这种优良传统被中国军队一直继承到如今,98抗洪中中国军队又向全世界展示了这种精神!
第四、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一家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面的前面1,2,5,6,7项都可以理解为中国军队对老百姓的爱护之情!中国人民军队是为了老百姓打天下,是为了让老百姓当家作主,有个这个理想,中国军队在心里会自发的爱护和保护劳动人民。同样,广大劳动人民在观察到中国人民军队的真正使命和做法时,也会不由自主的去爱护人民军队!在红军的长征中,军民关系就已经形成了鱼水一家人了。《长征组歌》中写到,“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来,水似银。天如火来,水似银啊。亲人啊,送水来解渴,军民鱼水一家人啊!”,突出刻画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一家人的关系。在对越
自卫反击战中,在一次紧急调送弹药去前线,但急需运输工具,老百姓听说了这情况,纷纷把自己的车贡献出来,对自己的损失全然不顾。该事例是屡见不鲜,也是军民鱼水一家人的有力表现!在98抗洪中,中国军队时刻以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为目的,老百姓也深深地感受着解放军的情谊,也纷纷到抗洪第一线也解放军送水送干粮!再次证明了军民鱼水情深!97香港回归后,中国热民解放军进驻香港,因香港人民对中国军队不了解,对中国军队各种不信任或怀疑的声音四处响起。中国人民军队充分发扬军爱民的优良传统,在驻港十年中时刻不忘对香港人民的爱护,不间断的开展军营开放日活动。现在的香港人民已经对解放军完全了解和信任,真正做到了军民鱼水一家人!
当然中国人民军队还有很多优良的传统,如“峡路相逢勇者胜!”,“战友战友亲如兄弟!”“自力更生!”等。我相信中国人民军队继承着和发展着这些优良的传统和作风,在复杂多边的世界格局里,在中国发展道路的新的时期里,一定能保卫祖国神圣领土、领海、领空不受侵犯;维护祖国的统一;保卫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维护祖国的安定繁荣;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保驾护航!
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
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
在今天隆重召开庆祝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 我代表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 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向所有为中国工合事业做出贡献的同志们、朋友们, 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立于1938年8月5日, 是一个具有光荣历史的民间经济社会组织。它以恢复和重建战后工业、解决战时军需民用、争取国际援助、改善社会民生、支援抗日战争为宗旨, 在我党的关心和指导下, 团结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国际友人与爱国民主人士, 动员社会各阶层的力量, 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可靠的经济基础, 成为抗日战争中一支独特的社会经济力量。中国工合发扬团结合作一起干的艰苦创业精神, 先后在敌占区和解放区组织难民和技术工人, 以及当地群众, 创办了大批工业生产合作社, 进行军需民品生产, 为支援我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工作培养了大批工业技术人才和管理干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3年, 中国工合经国务院批准恢复组织活动, 以合作经济的形式, 按照“民办、公助、党领导”的原则, 在全国各地创办了一大批合作制企业, 为我国所有制改革做了探索性的工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 国有企业改制、民营及混合所有制企业大量涌现、农村专业生产合作社的广泛兴起, 中国工合解放思想, 与时俱进, 创新工作思路, 在对原有的合作制企业进行改革改制, 促进其发展的同时, 接纳吸收了一大批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份制企业、民营与个体企业、农村专业生产合作社, 加入工合队伍中来, 并指导总结出了“青浦工合模式”、“闵行工合模式”和甘肃工合参与扶贫开发、光彩事业等社会公益事业的工作模式, 在发展我国合作经济、推动经济发展、安置就业、促进社会和谐上,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006年底召开了中国工合第三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新一届理事会在国资委、统战部、民政部和中轻联、总社的指导支持下, 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 以继承创新为工作主题, 积极进取, 努力工作, 抓好组织建设, 构建服务平台, 创建专项基金, 健全工作机构, 开展内外合作, 推广典型经验, 加强合作经济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 积极吸收企业家办会, 加大工合对外宣传, 积极争取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 工合的各项工作都得到了上级的肯定和广大会员的认同, 工合的形象和面貌发生了可喜变化。
同志们, 中国工合的光荣历史和重要贡献, 曾受到历届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肯定和赞扬。但中国工合在发展中也还存在着许多困难和问题, 希望各级工合组织和广大工合会员适应形势, 与时俱进, 发扬老一代工合人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 变困难为动力, 为发展我国合作经济和工合事业做出新的成绩。为此, 我代表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对中国工合工作提出以下希望和要求:
一、准确把握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 在发展工合事业上取得新进展
最近, 党中央作出重大战略部署, 决定用一年半的时间, 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活动, 各级工合组织要积极投入到这一活动中来, 自觉地搞好学习实践活动。一是抓好学习, 二是实践落实。要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围绕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 分析中国工合事业和合作经济发展的新机遇、新挑战, 进一步解放思想, 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传统观念, 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工合事业与合作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 创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 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工合工作的各个方面, 努力把工合的事业推向前进。
二、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 在发展合作经济上取得新突破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 要“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合作经济符合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在广大城乡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旺盛的生命力。发展合作经济是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举措。中国工合是我国发展合作经济的先行者和重要推动者, 在发展合作经济上应该而且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合作经济在世界上已经有160多年的发展历史, 有着成功的发展经验, 合作经济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社会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70年来, 中国工合把西方合作社的基本原理和组建原则、管理机制引入我国, 并在实践中加以中国化、本土化, 以劳动者的劳动联合为主, 创建了大批工业生产合作社和合作工厂。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 从实际出发, 借鉴西方经验, 大胆改革, 在合作经济组织中推行“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 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 使合作经济经受住了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和考验。今天, 我们要在十七大精神指引下, 以发展的观点, 研究解决我国合作经济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比如, 如何处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如何处理经营者和劳动者的关系;如何处理企业资本与外来社会资本的关系;如何处理在组建企业集团时合作制企业的自身利益关系。又比如, 如何使工合企业尽快提升核心竞争力, 参与国内外两个市场的竞争;如何引导工合企业走合作、联合发展之路, 把企业做强做大, 等等。希望中国工合进一步加强合作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 推动我国合作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同时, 要抓住广大农村发展专业生产合作社的机遇, 把工作深入到农副产品深加工、运输、物流等生产合作社 (厂) , 主动为他们做好服务, 把他们吸收到工合队伍中来, 不仅为我国工业化建设, 也为我国新农村城镇化建设贡献力量。
三、进一步加强协会建设, 在增强工合实力上取得新成效
中国工合和地方各级工合要承担起发展工合事业的历史重任, 这是一种荣誉, 更是一种责任。希望你们向老一辈工合人学习, 全心全意、矢志不渝,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 努力做好为会员和企业服务的工作, 为国家和社会排忧解难的工作, 团结引导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成员, 投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随着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协会的工作面临着改革发展的新机遇, 一方面, 协会要与行政脱钩, 走社会化、市场化发展之路;另一方面, 协会还要履行为行业、为企业服务的职能。因此, 要求协会在加强服务职能的同时, 必须增强自身发展的实力。工合协会是一个社会性的组织, 它不同于一般的行业协会, 要发挥工合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首要的任务是要把工合事业做大做强。为此, 中国工合要认真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第一、要认真制定好工合的发展战略;第二、要创新工合的发展模式;第三、要努力恢复和扩大工合的组织基础;第四、要创造出具有生命力、受会员欢迎的品牌服务项目;第五、要学会借用外力推动工合事业发展。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将一如既往地重视、关心和支持工合工作。工合工作是中轻联和总社工作的一部分, 工合事业的发展为中国工业特别是轻工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国轻工的各个行业都要关心、支持和帮助中国工合事业的发展, 共同努力为我国工业化的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成立已90周年了。中国历经90年来,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前所未有的变化。90周年历史见证,证明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实。中国共产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党。
1919年,俄国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1921年7月23日,毛泽东等一批革命者,在上海召开了一大,从此,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当时,参加代表大会只有十三个代表,就是这十三名代表为起点,使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至今已召开了共17次代表大会,开始时,党员不足千人,至今已有七千多万党员,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中华各民族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员已成为中国各阶层的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担负起解救劳苦大众,消除压迫、消除剥削、消除贫困的重任。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向国民开了第一仗开始,从此有了自己的武装,从此这支武装在共产党领导下,同敌人展开了艰苦的斗争,经历了井冈山的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这漫长的艰苦革命岁月里,无数革命者不怕艰苦、不怕流血牺牲,是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中国的今天。
清明思故人,缅怀祭英烈。无数革命先烈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浴血奋战,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丽史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今天的安定与繁荣。为了弘扬革命精神,重温革命历史,内蒙古博物院第45期“博苑”讲坛邀请多松年烈士之子赛希先生,为大家讲述多松年的故事。本期讲坛于2012年3月31日上午9:30在内蒙古博物院六楼多功能会议厅举行,呼和浩特市边防检查站官兵、丁香路小学学生和普通观众参与了本次活动。
此次活动从参观《草原烽火》展厅拉开序幕。赛希先生带领观众参观多松年烈士的相关文物、图片,介绍多松年烈士在蒙藏学校学习的情况、参与创办革命刊物《蒙古农民》以及参与革命运动等历史内容。参观结束后,丁香路小学的少先队员在六楼多功能会议厅朗诵《血染长城的共产党员——多松年》,缅怀多松年烈士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的不朽功绩,学生代表为赛希先生献上红领巾。赛希先生结合他的儿时记忆与历史背景讲述多松年烈士为民族解放开展革命斗争的艰辛过程。
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向奋斗在改革和建设各条战线的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向在抗击非典型肺炎一线的广大医务工作者、科技工作者,以及所有坚守工作岗位的广大职工群众致以崇高的敬意!在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我国突发非典型肺炎疫情。对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重大灾害,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心,高度重视,迅速作出部署,果断采取措施,领导广大干部群众开展防治非典型肺炎的斗争。全国各条战线特别是医疗卫生战线、科技战线,夜以继日地奋斗,全力以赴地工作。广大职工以实际行动支援抗非典斗争,心系大局,立足本职,坚守岗位,扎实工作,为推进改革发展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为了表彰在抗击非典型肺炎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全国总工会决定,授予3个医疗单位和6名医务人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奖章。这些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是新时期我国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这些先进集体和个人与各条战线涌现出的先进模范一样,集中地反映了我国工人阶级胸怀全局、目标远大,爱岗敬业、艰苦奋斗,刻苦学习、勇于创新,严于律己、弘扬正气的光荣传统。我们一定要大力倡导和弘扬广大医护工作者的英勇无畏和敬业奉献精神,坚定信心,鼓舞士气,再接再厉,顽强拼搏,为控制疫情传播,尽快消除疫病,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作出自己的贡献。中华民族具有伟大的民族精神,面对任何艰难险阻,都表现出无比豪迈的英雄气概。在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中,不可能一帆风顺,其中包括遭遇到像非典型肺炎这样的疫病灾害。越是艰难困苦,越是危难关头,越要弘扬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国人民决不向任何困难低头。任何困难都无法阻挡中国人民沿着十六大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进。我们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工作部署,一手抓防治非典型肺炎这件大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互助、和衷共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坚决打胜防治非典型肺炎这场硬仗。一手抓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要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全面扎实地做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维护社会生产、学习和生活的正常秩序,坚定不移地完成今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疾风知劲草,危难见坚贞。中国工人阶级一向具有光荣的传统和优良的品德,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我们坚信,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社会主义的优越制度,有几个月艰苦努力探索的防治疫病的宝贵经验,有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雄厚物质和技术基础,我们一定能够同舟共济,渡过难关,夺取抗击非典型肺炎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夺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在抗击非典的英勇斗争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锤炼我们的坚强意志,升华我们的民族精神,凝聚我们的智慧力量,谱写出更加辉煌的新的历史篇章。
2011年, 中国城镇化率达到了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数字: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27%。这意味着14亿中国人已有超过半数的人口生活在城市, 也似乎标志着这个有几千年“乡村中国”传统的国家开启了向“城市中国”转型的进程。这种分水岭式的时间内涵, 使得2011年成为一个具有非常历史意义的年份, 在这里, 中国一边回望着乡村的过去, 一边踌躇满志地走向城市的未来。
至今为止的现代史进程已经表明, 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 而城市化水平, 很大程度上即等同于现代文明的发展水平——在这种主流积极理论的乐观情绪的影响下, 这个51.27%固然具有很多光荣性的解释空间, 它也被当做一个非常具有说服力的硬件指标, 表征这个国家的现代化的伟大成就。
光荣背后, 中国城市化现实却不容乐观。城市的扩张与发展不仅为这国家带来了半数以上 (且日益见涨) 的城市常住人口, 同时也意味着要解决近2亿 (也许更多) 的农村转移人口的城市安置问题。这个问题从51.27%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不到35%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数字反差对比来看就显露无遗。此外, 地区发展差异、大中小城市发展不均衡、城乡失衡甚或对立、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城市病”、传统的丧失和现代价值观的缺失, 甚或高速前行的城市化与不对等的政治文化格局构建等, 这些问题一直依附在中国城市化的巨型列车上, 一直困扰着它。
成就和问题并立, 光荣与迷失共存——所有的这些, 都在为当代中国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型构建了复杂、多变、充满未知与无限可能的历史与时代景观。
乡村中国:废乎?存乎?
2012年5月, 在中国北方村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论坛的会议上, 中国文联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冯骥才提供了一组迅速成为新闻热点的数据:2000年, 中国的自然村有360万个, 到2010年, 自然村减少到270万个, 十年里有90万个村子消失, 一天之内就有将近300个自然村落消失。乡村迅速消失这十年, 也是城市迅速发展的十年。而在城镇化的更深入和扩张的将来, 村庄的消失将成为常态, 而且速度可能更快。
乡村的消失激起了关注农村的知识分子的关注与忧虑。冯骥才有一个观点, 他以历史文化遗产的高度看待中国乡村:“我国的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是长城, 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就是村落。”他认为很多传统村落整体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系统完善的历史建筑聚落, 村落的选址、格局有自己的特色和历史, 都是可以列入国家非遗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他还指出, 传统村落保护和提高当地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之间并不矛盾, “很多传统村落就是一本厚厚的古书”, 但是在城乡发展建设过程中, “很多还来不及翻阅, 就已经消亡了”。
从城镇化的现实情形来看, 冯骥才的忧虑并非杞人忧天。一直以来, 以政府为主导的城镇化建设在面对农村建设与改造时, 由于对乡土中国传统内涵和乡村居住文化的理解存在误差, 出现了很多农村地区大规模的城市社区化改造活动, 将农村地区进行集中连片开发。在地方官员看来, 这种社区化规划建设对村庄整治和耕住用地规划也许很有实效, 可节约更多土地同时也可提高农村人的生活水平, 于推动农村地区城镇化发展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然而, 这无疑也对乡村的存在造成了极大冲击, 加速了乡村的消亡。特别是在城镇化空间扩张越发膨胀的未来几年, 这种社区化改造将会更广泛地牵涉远离中心城市的农村地区。届时在我们的国土上, “乡村中国”或将难觅踪影了。
这种现象甚至已经激发了关于乡村存废问题的忧虑与争论。《中国在梁庄》作者梁鸿说:“那么多村庄快速地消失了, 有没有人事先进行研究, 这些村落到底有没有价值, 这些村落是不是存在到底由谁说了算?当地居民参与决定了吗?”对于承载着几千年来乡土中国的薪火流脉的乡村, 中国知识阶层显然多赋予惋惜与慨叹的情怀。在梁鸿看来, “村庄存废问题, 不是简单的土地问题, 更是文化和文明的问题”。
与乡村的消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展膨胀、城市新区的纷纷涌现和大规模建设。今天, 别说是省会城市, 就是一个一般的地市级城市, 在进行新区的规划建设的过程中, 动辄都是几百平方公里甚至上千平方公里。通过新区开发建设打造一大批区域性中心城市, 以区域中心城市带动区域经济崛起的战略, 正在成为中国新的城镇化阶段区域经济和城市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可以预见的是, 在接下来的中国城镇化发展中, 除了已经批复的天津滨海新区、重庆两江新区、陕西西咸新区、甘肃兰州新区、广州南沙新区、福建平潭新区等, 还会有一大批城市新区得到国务院的批复, 通过新旧城互动发展提升区域中心城市辐射和带动所在经济区的发展模式或将在更多地区推广。
新城区的大规模建设必然造成城市的扩张和膨胀, 而这种扩张膨胀的代价, 必然是中国乡村的大面积被覆盖与吞没。而乡村的消失, 固然也是传统文化和文明的记忆的消失;而一个更深刻的值得警惕的问题是, 在这些传统文化与文明被驱赶消灭的地方, 新的文化和文明并没有被培育起来, 从而形成文化和文明的真空地带。文化与文明的空白, 固然也引起道德标准的缺失, 混乱与犯罪就此滋生。这样的问题, 我们在深圳这样的新兴城市里已早有教训;所幸的是, 深圳今日已经走在一条为此买单、纠正和重建的路上。但是如果每个地方都像深圳一样, 那么我们的城镇化的成本未免太高了。
一个现实的必然结果是, 哪怕是中国的城镇化达到了它的峰值, 不可避免的是, 至少还有几亿农民是需要留在农村的。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认为, 城镇化不是消灭乡村文明, 世界上除了极少数国家没有农村, 大多数还是保存了一定数量的农村。“从中国目前与将来来讲, 都不能把农村消灭掉”, 张占斌说。这就涉及新农村怎么建设的问题, 也给中国的城镇化提出了怎样处理好城乡关系、处理好村庄存废问题的迫切课题。
城市中国:地标建筑竞赛场?
当乡村中国遭受吞没与消灭之灾, 沦陷在存废边缘中, 城市这边又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近几年来一个现象值得关注, 即所谓城市建筑“造地标”的热潮。而对地标的理解, 大多倾向于奇观化, 好像只有奇形怪状的建筑才能作为一个城市的地标建筑, 每个城市都习惯于追求一些颠覆性形态构造来进行自我品牌形象塑造和传播。另外, 高度成为另一种追求的趋势, 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在高度上进行冲刺, 高度成为地标建筑的一个鲜明特征。一些国际明星建筑师作品纷纷被搬过来, 并以其惊世骇俗的形象姿态引来全民的关注与热议。仅以北京为例, 就有被国人称为“大裤衩”的央视新址大楼、“大鸡蛋”国家大剧院、鸟巢等。中国城市热烈地拥抱着国际明星建筑师, 后者以其国际身份和天马行空式的大胆想象与创意, 满足了前者的国际化想象, 而前者也迅速成为这些建筑史上也许前所未有的颠覆性建筑的实验场与建造工地。
于是, 中国成为全球最大数量的摩天楼的建造工地, 中国城市也成为地标建筑的竞赛场。由此也引发了关于地标建筑的争论。首先是针对这些惊世骇俗的、奇怪的或支持或反对的争论。其中的异议者里, 不乏吴良镛、周干峙、韩骥等师出名门又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城市规划和建筑大家“奇形怪状”的批评, 就北京的几个地标建筑, 他们从央视新大楼到国家大剧院和鸟巢, 对这些建筑设计方案都提出了明确的质疑。
这些对中国的传统建筑和学问多有研究, 同时深信自己对中国的国情有深刻体会的专家认为, 这些打着所谓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建筑设计理念, 其稳定性和审美在西方国家都没有被完全接受, 在中国却受到了疯狂的追捧, 其合理性完全是可以质疑的;这些建筑和中国很多城市的既有风格是不一致的, “就像是在一场京剧表演晚会中, 突然来了一个跳霹雳舞的, 尽管不能说完全不美, 但至少与既有的风格是不一样的, 这就使得这场晚会有点不伦不类”。
从城市形象塑造与营销来说, 地标建筑对于城市来说无疑得必要的。那中国城市到底应该建造什么样的地标建筑呢?对此, 中国建筑界元老级人物吴良镛自有看法:“中国建筑文化底蕴是相当丰富, 但中国建筑的遗产并不是很深厚, 现在我们对于什么是好的建筑和好的城市没有共识, 这与老百姓的建筑修养有关。”很显然, 回归传统是老一辈的期待与情怀, 但是在这时代, 他们的这种期待与情怀, 在狂飙突进的中国城镇化进程中, 就像那些日渐消失了的乡土中国, 显得有些遥远、无力与苍白。
今天在北京, 在夜幕降临的时候看央视大楼, 这座由荷兰国际明星级建筑师库哈斯设计、被国人笑称为“大裤衩”的建筑, 会在北京东三环繁忙的城市夜空下亮起灯火, 透过玻璃幕墙,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格子里正在移动的人影——他们和这座庞大拥挤的城市里其他人一样, 忙碌而漠然。伴随着各种赞誉与争议, “大裤衩”似乎已经习惯了北京CBD每天的安静和喧哗了。
也许, 城市就应该这样, 无论多么奇怪的东西, 哪怕它们充满了争议, 都应该能在这里找到它的位置、它说话的地方。
从城市到都市:关于包容与多元
每年的春节前夕, 北京城最重要的地标建筑之一——北京火车站都挤满了离开城市回家过年的人们。这些人当中有很多年轻人, 他们或在匆匆赶路, 或在疲惫不堪地站在排成长龙的买票人流中, 等待着一张回家的车票。他们剪着时髦的发型, 穿着仿冒名牌服装, 他们极力在表现出某种与这个城市相符的气质;但是他们还是被自己惘然、焦虑甚或僵硬的表情出卖了——他们并不属于这里。这正是当下中国城市很有讽刺意味的地方之一:它们可以以极大热情接受那些奇形怪状的外来建筑, 但对这些满怀梦想且在此奉献了整个青春的人们, 它们的态度始终很是暧昧, 欲迎还拒。
于是, 在一路高歌猛进的中国城镇化进程中, 就此出现一个全世界闻名的热门词汇:“春运”。数以亿计的城市务工人员, 每年都在年关时节往返于城市乡村——这几乎是人类迁徙史最大规模同时也最频繁的迁徙事件了。
这个迁徙事件无情地指出了繁荣的中国城市和城市化背后的一个冰冷的现实问题:相对于表面上光鲜亮丽的国际化形象, 它们并不具备足够宽广博大的胸怀, 去接受城市化本身带来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可能性。城市无疑已经成型了, 但是书写与彰示着城市的品质内涵——一种都市性的包容与多元的精神还远未成型。城市还需要更多的包容胸怀, 以完成其向都市的蜕变。包容的第一步, 当然得从人做起。以那些年关时节在北京乃至更多的大城市的火车站惘然徘徊的年轻人为例, 他们应该属于被媒体和学者定义的“第二代农民工”, 在很大程度上, 他们已经把城市当做家。相对于父辈乡村里的那个家, 他们也许更熟悉城市生活, 也一直在努力试图在这里寻找到活得下去、同时可以实现自我价值的位置。但一张代表了城市身份的户籍和高企的房价打破了一切希望, 而在住房、教育和其他各种公共服务方面, 城市似乎仍未为他们的到来做好准备。
2011年, 当国家宣布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超过51%时, 相对官方的乐观情绪, 坊间仍有诸多的狐疑。与这个51.27%相比, 相对能更准确反映中国真实城镇化率的, 是只有不到35%户籍城镇化率, 这不仅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 而且低于世界52%的平均水平, 甚至低于与我国发展阶段相近的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大家的共识是, 对中国城镇化发展而言, 真正的城镇化率肯定是户籍城镇化率;此外, 对于生活在城市里的每个人、每个阶层与群体来说, 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应该都是可以期待的城镇化发展带来的红利。
按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规律, 城镇化率超过30%以后会进入加速发展期, 将带来大量的内需、大量的投资, 能够有力地推进经济增长和发展。而很多国内外的研究机构都认为, 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将来源于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城镇化的推动。毋庸置疑, 中国城镇化率的潜力还很大, 哪怕是按照过去十年每年提高1.3~1.4个百分点来算, 如果提高20个百分点, 也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发展和运作。这些空间无疑也足够承载近2亿乃至于更多的农村转移人口在城市里安居乐业。
这无疑也给接下来的新型城镇化阶段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任务:降低城镇化的门槛, 释放城镇化带来的内需动力。而这个任务的完成, 除了户籍制度的改革外, 城市还有大量的补救性的工作要完成:如目前最为紧迫的抑制房价与住房保障。抑制房价不仅能降低居民安居城市的门槛, 同时也是国家经济转型的一个重大课题, 为避免房地产泡沫和经济整体被房地产“绑架”的恶果出现, 而大规模地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既能保障和改善民生, 更是为工业化、城镇化开通顺畅的前路。
新型城镇化:应为乡土中国留下位置
在城镇化达70%~80%的欧洲大陆, 其北部却有一个森林覆盖率达70%的国家——芬兰。这么高水平的森林覆盖, 其来源于芬兰人对农村和乡居生活的热爱。据统计, 在人口仅为500多万的芬兰, 远离城市而建的夏季别墅或说乡村别墅已达47万之多。目前, 这一数字还在增加。在乡间修建一所自己的别墅已经成为很多芬兰人的选择, 无论是对在城市工作的人而言, 还是对已经退休的人而言。越来越多的芬兰人认为乡居生活是他们最重要的居住方式, 相对于城市里的居所, 那些分布于乡间的别墅甚至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真正的家。
和我们一样, 芬兰也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城市化的过程:1900年, 芬兰的城镇居民仅占总人口比的7.5%, 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 很多芬兰人住在乡间甚至拥有一块种土豆的小田地。到20世纪的后50年, 芬兰人才开始大规模地往城镇转移, 但是一直到今天, 芬兰还是不能、同时似乎已经没有必要去统计其真正城市化率到底是多少, 因为想明确区分一个芬兰人是农村人还是城里人, 一个芬兰家庭是城市家庭还是农村家庭, 是相当困难的。和我们又不一样, 芬兰的城市化是城乡一体化的城市化。今天, 这种城市化甚至导致一个奇怪但却效果奇佳的结果:对城市保持了不到一个世纪的向往的芬兰人, 已经开始了重归自然和乡村之路。
芬兰的这种城市化模式和它所导致的结果应该值得关注与思考, 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具有几千年传承与积淀的乡土文明的国度里。目前的中国城镇化, 地方官员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城市”的标准来对待乡村, 用建设城市的思路来建设乡村, 用发展工业的思路来发展乡村。由此逻辑观念出发, 城市的扩张必定会导致一个个乡村消失, 必定会演变成一轮又一轮的“摊大饼”式的圈地造城运动。而现实也已经让我们看到, 这种运动也必定伴随着对人与人的权利的践踏, 必定伴随着暴力、冲突与流血事件的发生。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芬兰的居住模式显然不是我们可以模仿的。但是, 这个国家的文化基因中对自然、乡村的情感, 对于有着悠远深厚的农耕文明的中国来说, 未必就没有其一脉相通之处。乡土中国是我们的历史存在, 它标注着我们的民族文化身份, 它也曾经为人类缔造了那么灿烂辉煌的文明成就——它无疑也应该可以在当代中国找到它的地位, 在即将或正在到来的“城市中国”找到它留驻的地方。都市的包容与多元不仅是它对于新的、外来的事物的接受与拥抱, 也应该包涵对过去与历史的容纳与积淀。作为乡村中国的历史延伸, 城市中国应该接受乡村来的一切, 包括人和文化, 以及那些在五千年的漫长历史进程中生养和塑造着我们的东西。
总而言之, 从乡村中国到城市中国, 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光荣而充满迷失的转型过程。那个我们正在走去并一直在狂热追求的“城市中国”, 今天并未得到完全的认识;而那个被我们有心或无心遗弃在身后的“乡村中国”, 却正在因为我们的遗弃而日益凋敝贫弱甚或完全的消失, 再也不能庇护我们, 为我们提供栖身之所。这正是中国城镇化目前最深刻的困境所在, 同时无疑也是整个中国的困境所在。
五月四日是中国的青年节。它来源于中国一九一九年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无理拒绝了中国作为战胜国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正当主张,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不法权益又被列强窃授于日本,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1919年5月4日,北京三千多学生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举行游行示威,并迅速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和以民主科学反对封建文化传统的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它的胜利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为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爱国、民主、科学精神,1949年12月,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宣布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青年节期间,中国各地都要举行丰富多采的纪念活动,青年们还要集中进行各种社会志愿和社会实践活动,还有许多地方在青年节期间举行成人仪式。
不朽的精神 伟大的起点---五四运动简介
中央党史研究室
1919年5月4日,在古都北京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群众运动,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各界民众同仇敌忾,共同奏起一曲浩气长存的时代壮歌。
是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近郊的凡尔赛宫召开了战后和平会议。会上,中国代表最初提出的取消列强某些特权的七项希望条件及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均被无理否决,最后和会竟将原德国在山东攫取的一切权益转由日本接管。
消息传入国内,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5月4日下午,北大等十几所学校3000余名学生聚集天安门广场,喊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誓死力争”,“还我青岛”等口号。游行队伍到东交民巷使馆区请愿未果,就前往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是北洋政府与日本具体交涉的亲日派官僚。当时,曹已吓得躲了起来,愤怒的学生就将在曹宅的章宗祥痛打一顿,并放火焚烧了曹宅。这时,大批军警赶到,当场逮捕了32名学生。在广大学生针锋相对的斗争下,在各界的强烈声援下,被捕学生很快被释放了,但运动的目的并未实现。5月19日,北京大中学校2.5万多人举行总罢课,并进行大规模的爱国运动。6月3、4、5日,更多的学生走向街头,抗议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800多名学生被捕入狱,当局甚至用北大校舍作临时监狱来关押学生。
骇人听闻的六三大拘捕激起全国各地更强烈的反抗。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群起响应,正义凛然、不畏强暴的爱国斗争从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据统计,全国有20多个省区,100多个大中城市卷入到这场如火如荼的洪流之中,尤以上海爆发的硕婺W畲蟆?月5日,上海工人自动举行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以日商内外棉第三、四、五纱厂工人带头,全市六七万工人罢工。同时,上海商人也举行了罢市。一些地方的工人、商人积极响应,推动了斗争的发展。迅猛扩大的斗争形势给反动当局以极大压力。6月7日,北京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6月10日,下令撤销了曹、章、陆的职务。但是,6月17日,北京政府又电令中国代表,同意在和约上签字。为此,又引发了新的一轮抗争,拒绝和约签字的呼声如潮,全国各地发往巴黎抗议签字的电报就达7000余份,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和约签字仪式。
卖国贼被罢黜,和约被拒签,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伟大斗争。
五四运动也是一次高扬“民主”与“科学”旗帜的思想启蒙运动,其持续的时间更长,影响也更深广。以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年改名为《新青年》)为标志,新文化运动开始兴起。1917年,陈独秀到北大任教,编辑部也迁往北京。蔡元培、李大钊、胡适、鲁迅等都积极参与到运动之中来,特别是采用白话文后,每期杂志的发行量从1000余份激增到一万五六千份,影响迅速扩大。新文化运动其基本的口号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这股追求民主、追求真理的思想解放潮流有力地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大批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为后来爆发的群众爱国运动作了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五四爱国运动,则又极大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为其开拓了新的空间,注入了新的活力。“五四”之后一年内,全国各地新创办的鼓吹新思潮的期刊达400余种,新成立的进步社团达三四百个,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
五四爱国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由此开始深入工人群众,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从组织上和思想上作了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四运动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起点而载入史册。
“五四”精神的核心是伟大的爱国主义。青年要继续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增加对祖国历史和现状的了解,增强国家观念,尊重自己的民族,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而继续奋斗;以主人翁的精神,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中国青年节,俗你“五•四”青年节,是为纪念民国8年(1919)“五•四”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的节日。
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规定是日为中国青年节。此后,潮汕各地的机关、团体、学校、厂矿及农村中的青年,在共青团和青联等组织的带领下,举行各种方式的纪念活动或公益活动。“五四”青年节的来历
五月四日是中国的青年节。它来源于中国一九一九年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无理拒绝了中国作为战胜国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正当主张,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不法权益又被列强窃授于日本,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1919年5月4日,北京三千多学生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举行游行示威,并迅速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和以民主科学反对封建文化传统的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它的胜利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为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爱国、民主、科学精神,1949年12月,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宣布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青年节期间,中国各地都要举行丰富多采的纪念活动,青年们还要集中进行各种社会志愿和社会实践活动,还有许多地方在青年节期间举行成人仪式。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团歌
词:胡宏伟
曲:雷雨声
我们是五月的花海,用青春拥抱时代;
我们是初升的太阳,用生命点燃未来.“五四”的火炬,唤起了民族的觉醒.壮丽的事业,激励着我们继往开来.光荣啊,中国共青团,光荣啊,中国共青团.母亲用共产主义为我们命名,我们开创新的世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团歌词:胡宏伟
曲:雷雨声
打造红色教育平台
贵溪市周坊中学开办特色教育
周坊是老区中的老区,重点中的重点。确实,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红旗能打多远”成为一个无法解答的难题时,在方志敏、邵式平、黄道、邵忠、邵棠等人的领导下,英勇的周坊人民就义无反顾地投身土地革命,使周坊成为贵溪、余江、万年三县交界处的革命中心,打响贵余万暴动的第一枪,更成为贵余万革命苏区的中心,为赣东北苏区成功开辟了第二根据地,从而挽救了弋、横苏区,壮大和巩固了赣东北苏区。
身处这方红色的热土,周坊中学领导班子油然而生一种历史的负重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产生了一种迫切的更是不可回避的愿望:要建立一个教育平台,让这一红色的传统和精神在革命老区生根、在一届届学生中传承、发扬。
从此,周坊中学开启了具有该校特色的对学生进行红色革命传统教育的序幕。
建构立体的红色教育平台
周坊是一片被革命志士的鲜血浸染的土地。有史料记载,贵溪人民各个时期为中国革命英勇献身的烈士有5639名,其中有名有姓的周坊儿女就有1600多名,占当时全镇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建国后,曾在周坊生活过、战斗过的江西省人民政府首任省长邵式平,特别指定要将贵溪县革命烈士纪念馆建在这里,并不辞辛苦为纪念馆选址。
贵溪革命烈士纪念馆自1954年对外开放以来,每年清明和“七一”
时,总有大批的学生、工人、党政干部蜂拥赶来,或者献上花圈,或者栽种松柏,或者对着党旗宣誓,或是别的什么方式,只为寄托心中那份对先烈的哀思和敬仰。
为弘扬革命光荣传统,周坊中学积极行动起来,在校内也创建了一个红色教育基地。
在校领导的带领下,全体师生积极行动起来,收拾出一间教室,找资料、打橱柜,甚至有的教师带领学生一起到周坊革命烈士纪念馆临摹,自己动手。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具有周坊中学特色的红色教育基地建成了。在宣传橱柜中整齐的排放着老师、同学们自制的革命先烈参加暴动时的简单工具、烈士的名单,墙上张贴着烈士的遗像、周坊暴动的宣传画,正面墙上是鲜艳的国旗、党旗。
学校综合实践活动也以“红色教育”为主题,从《红色采风》到《寻家乡红色文化资源,扬我校特色教育之帆》,从《争做红色传人》到《走在红色之路上》,形成了系列化的“红色教育”精品综合实践活动课。
校本课程的开发、红色文化特色建设、综合实践活动、学校品牌打造四位一体的红色文化多元立体开发,这是周坊中学红色教育的特色;“打造特色——形成文化——建立品牌”,这就是我校“红色教育”品牌打造之路。
“喊”出一片天
“我宣誓: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我承载着祖国的未来;我是镇中人,我爱我的学校,我肩负着学习的重任。我要:文明守纪,勤学善思,荣辱分明,活泼健康。让祖国因我而骄傲,让学校因我而自豪。”
这是周坊中学每周一升旗仪式上全体学生在宣誓。
多年以来,周坊中学一直把师生宣誓作为一项重要的教育手段,全校学生在学生代表的带领下,举起右拳,向国旗庄严宣誓。
每周二的班会课上,各班学生在班长的带领下,全体起立,庄严宣誓:“人的一生只有三天,昨天已逝,明天待来„„”、“在这珍贵的一天里,我要用最响亮的声音迎接朝阳,我要用最积极的心态走进课堂„„”、“我是一个有良知的人,我要无愧父母的养育之恩,我是一个有骨气的人,我要拒绝平庸的生活„„”
为了那份重托,周坊中学数年来坚持宣誓、呼号、齐唱国歌活动,加强对学生潜移默化的教育。
是的,也许这些宣誓、这些呼号、这些国歌的齐唱只是一种形式。但是,数年的坚持,呼号的内容便深入到了人的心灵深处,宣誓的形式便衍化成了学校的一种仪式。它喊出了周坊中学的良好的三风,喊出了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喊出了凝聚力,喊出了向心力,喊出了“团结拼搏,彰显特色;强势发展,勇立上游”的周坊中学精神,也喊出了这所只有五十多年办学历史的周坊中学的骄人成绩。
从形式蜕变为仪式,周坊中学“喊”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蓝天,“喊”出了植根于全体师生员工心底的红色精神。
“三做”,延伸了“红色教育”的空间
为弘扬革命光荣传统,周坊中学开展了学生“三做”活动。周坊中学地处农村,学生家长常年外出打工的占比很大,留守儿童节假日无人监护,出现了“5-2=0”的现象,给教育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播种行为,可以收获习惯;播种习惯,可以收获性格。养成良好的习惯是学生健康成长的根本保证,良好习惯的养成教育是素质教育的灵魂与核心,也是“红色教育”必不可少的内容。为了能够扎实有效地推进“红色教育”,培养学生的文明举止和高尚品质,把学校德育工作延伸到校外,周坊中学一班人在思考,在寻觅,在求索。于是,学生“三做”养成教育方案应运而生。
“三做”就是在校做个好学生,在家做个好孩子,在社会做个好公民。
为了让“三做”工作内化为学生的内在要求,学校开展“三做”知识竞赛、演讲比赛和征文活动;班班召开“三做”主题班会、出主题黑板报;学生写“三做”日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活动。“三做”,成为学校德育工作的平台,成为“红色教育”的载体,成为学生一切活动的主旋律。
七年级(1)学生李苗的父亲李果林被邀请到了台上谈孩子参加学校“三做”活动的收获。他动情地说:
“作为家长,我非常感谢学校开展的‘三做’活动,她让我的孩子李苗在活动中得以茁壮成长。我发现,一个多月来孩子在家里变得
懂事了,原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她抢着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了;在学校,能更听老师的话,学习的劲头更大了,目标更明确了;在社会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德,积极参加公益活动,为残疾儿童捐款等活动,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
为了永远的红色精神,为了永远的红色传承,周坊中学一直努力着。
假如你是常春藤
我愿做巢臼
假如你是断翅鹰
我愿曲成港湾
假如你是疲惫的帆影
我愿站成航标
假如你是迷途的风筝
……
——选自刘丽君诗歌《假如》、献给《中国总会计师》杂志
序曲:祝福
光荣的桂冠,从来都用荆棘编成。
—艾青
五年前的中国,那是一个春天。没有明媚阳光,神州大地被笼罩在一片匆忙、紧张甚至是恐惧之中,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中国的南部迅速蔓延到了祖国的心脏——北京:大街上再也没有了往日的车水马龙,学校、工厂相继停课停工,板蓝根、白醋、口罩纷纷脱销,医院人满为患,各地医护人员紧急奔赴北京……
《中国总会计师》杂志就诞生于这场“全民皆兵”的特殊“战斗”的硝烟之中。那时,她犹如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又如一粒生性倔强的种子——一个幼小生命健康生长的力量在于对美好未来的强烈向往和执著追求,一颗树苗茁壮成长的动力源自对秀美山川的无限憧憬和热切期盼……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如今,这一切已经整整过去五个春秋了。
8月8日20时,举世瞩目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隆重开幕了,这是中国实现伟大崛起的新的起点,也必将镌刻在中华民族的辉煌史册上。使命和责任,光荣与梦想,我们与祖国同步,与奥运同行。
8月18日,我们满怀喜悦地迎来了《中国总会计师》杂志社建社和创刊五周年纪念日。为此,本期《中国总会计师》杂志隆重推出了以“五年征程,十年瞻望,百年梦想”为主题的特别策划,隆重纪念《中国总会计师》杂志建社、创刊五周年。希冀以五周年为契机,深刻而理性地回首和反思过去的五年里杂志所走过的每一个脚印;同时,冷静又激情地瞻望杂志的下一个五年、十年、五十年,百年甚至更加久远的未来。
衷心祝福祖国,祝福北京,祝福Olympic,祝福广大中国总会计师和财务工作者!
第一乐章惊蛰
“二月节,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在自然界,每年的3月5日或6日,太阳到达黄经345度时为“惊蛰”,谓之天气回暖,春雷始鸣,惊醒蛰伏于地下冬眠的昆虫。晋代诗人陶渊明有诗曰:“促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是日,昆虫仿佛听到阵阵雷声而结束了冬眠,大地也似乎感受到了春姑娘的召唤已然解冻而日渐回春。
肩负着厚望与重任的《中国总会计师》杂志一路走来,带着五个春夏秋冬的阳光和雨露,更带着沉淀在心里的那一份责任与感动。与此同时,中国总会计师有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平台、职场人生的讲坛,更是休闲娱乐的天地、增长智慧的殿堂。
五年来,《中国总会计师》杂志社负重登攀,与中国总会计师事业的蓬勃发展同呼吸、共命运,风雨同舟、休戚与共,为发展和壮大中国总会计师队伍呐喊助威,亲眼见证并积极绘就了中国CFO立足企业、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的一幕幕惊心动魄而又波澜壮阔的动人历史画卷。特别是在2008年“5·1 2”四川汶川大地震等重要历史时期,《中国总会计师》杂志毅然肩负起了自己作为专业媒体的社会责任。
五年来,《中国总会计师》杂志凝聚国内外财会研究成果之精华,汇集权威财务战略管理人士之智慧,积极探索财务管理如何助推经济腾飞之大计。从2004年在业内首次发起并推出“CFO高峰论坛”和《百名中国总会计师巡礼》开始,到设立固定栏目“财智人生”,《中国总会计师》杂志已经集中宣传了数百位优秀总会计师、企业高级财务管理工作者和数十位大型企业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的先进事迹,成为国家有关部门推选先进、表彰典型人物的重要参考,也是广大总会计师和财务工作者展现自我、飞扬激情、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由《中国总会计师》杂志会同中国总会计师网等有关机构共同发起组织的“中国企业经营与财务战略管理高层论坛”,以及伴随论坛进行的“中国总会计师年度人物评选”活动更是把中国总会计师推上了时代的舞台,成为当前中国最具品牌价值和含金量的专业论坛之一。
经历了春的孕育、夏的躁动、秋的喜悦和冬的积蓄,《中国总会计师》杂志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而今,不仅在业内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也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厚爱,被誉为“专业媒体走向市场化的典范”。诚如中国总会计师协会的会员所说:“《中国总会计师》杂志不愧为中国总会计师协会的‘喉舌’,不愧为联系广大总会计师的桥梁和纽带。”
惊蛰时节,柳丝含烟,芳草吐绿。暖春的气息唤醒了树干上沉默的枝条,惊醒了蛰伏在土壤中冬眠的生灵。
在众人的瞩目下,《中国总会计师》杂志社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媒体产业发展之路,一次次财务管理高层论坛,一批批总会计师年度人物推选,犹如惊蛰的春雷,打破了中国总会计师界沉寂的局面,令多方关注财会行业的人士从怀疑,观望到刮目相看,再到交口称赞。
关注中国总会计师命运,服务中国总会计师事业,是我们不变的誓言。
一、赶超《财富》全球论坛,开创中国CFO顶级盛会
放眼当今世界,以文化产业为标志的国家“软实力”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强大的国家,必定有一支强大的传媒力量作为支撑;一个强势的媒体,也必须以服务本国跨入世界强国行列为己任。
在没有给主管、主办单位增加任何负担情况下成长起来的《中国总会计师》杂志,已被广大财会工作者认定为当之无愧的“中国财会第一大刊”,《中国总会计师)杂志势必以成为崛起中大国、强国的大媒体、强媒体为己任。
让业内人士至今记忆犹新的是,2005年5月28日-30日,《中国总会计师》杂志社联合国内外著名机构隆重举行了“中国首届CFO国际峰会暨集团企业财务战略管理高级论坛”。面对来自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国资委以及中国总会计师协会的领导等近300多位来宾,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副秘书长.《中国总会计师》杂志社社长兼总编刘丽君热情洋溢地说:
“曾几何时,美国有着享誉全球的杂志《财富》和《福布斯》,由此衍生出了《财富》论坛和富豪排行榜,这让我们看到了媒体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在此,我为我们的广大财务人员大声呼吁:在中国的经济界,广大财会工作者所担负的使命无可替代,如同砾中之金、璞中之玉,需要我们细心地去挖掘和雕琢。”
这届主题为“经济全球化下的集团企业财务战略化管理”的峰会提出了“打造中国财富盛典,赶超《财富》全球论坛,让中国的总会计师走向世界”的口号。至此,“让中国总会计师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总会计师”已经成为业内的共识。
二、“和谐财会”引领行业舆论导向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讲政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工作者的基本政治素质和要求。刘丽君深刻地认识到,:和谐社会“理论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深入认识而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而“和谐社会”体现在财务工作中,就是要建设以“诚信为本、操守为重”为核心理念的“和谐财会”。2006年11月25日,《中国总会计师》杂志社和有关机构联合举办的“第三届中国企业经营与战略管理高层论坛暨‘中国财务战略管理成果’等奖项颁奖典礼”在北京隆重召开。
正是在这届论坛上,刘丽君首次提出了“和谐财会”、“财会文化”等理念:
“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充分表明,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理论和实践也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伴随着中国先进财会文化的伟大复兴。”
专程前来出席论坛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听了,对刘丽君的演讲频频点头,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一具有超前意识的“和谐财会”理念很快深入人心。
三、首次倡导“财务管理者的社会责任”,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当中国经济步入现代化和国际化快速发展轨道的时候,企业财务管理者的职能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参与企业战略决策、创造更多经济价值、承担社会责任,向世界级财务管理职能迈进,是时代赋予中国财务管理者的神圣使命。为使企业从单纯地追求利润转为切实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2007年初,刘丽君在中国财会界率先倡导“财务管理者的社会责任”。为了庆祝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中国总会计师》杂志社会同有关机构于2007年11月25日在北京举办了“第四届中国企业经营与财务战略管理高层论坛暨‘财务管理者的社会责任’主题奖项评选”。
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再次见证了一个全新理念一—财务管理者的社会责任”的诞生。
凝重与辉煌在岁月的流逝中不断积淀,光荣与梦想随着时光的穿梭日益飞跃。《中国总会计师》杂志在求生存、谋发展的道路上时刻不忘自己作为媒体的社会职责。
第二乐章跋涉
只要不停地耕耘,就会不停地收获。还记得吗?您的女儿,迷路在北方布满血丝的眸子里。望见了父亲,如同找到了路标。
于是,旷野便弥漫一种呼唤,摇撼群山。
在远方,渐渐站起、渐渐高大的,是您坎坷中崛起的尊严。崇高了所有的图腾和飞天,金字塔和南极的冰冻也为之汗颜!
——选自刘丽君散文诗《北方父亲》
曾经有哲人说过,跋涉者通常是孤独的,又是幸福的。那么,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到这句话所蕴涵的泪水、辛酸和艰辛;当然,也只有真正经历过的人才能感受到穿越浩瀚沙漠之后的喜悦、收获和激动。在遥远的中国古代,智慧的劳动人民就发明了以“结绳记事”为代表的原始会计模式,而传统意义上的“会计”则是以算盘账簿为标志的。
当人类历史的车轮滚滚驶进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日子是值得中国总会计师们永远铭记的:2003年8月18日。
就在这一天,中国广大总会计师和千百万财务工作者翘首以盼的《中国总会计师》杂志终于走过坎坷,荣光诞生——自此,与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同步,广大总会计师和财会工作者有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与学术殿堂。
在今天看来,曾经的艰难和险阻都已经随风逝去。然而,当我们回首起那段创刊之初的艰难岁月,期间奋力跋涉的一幕幕图景犹如发生在昨天,历历在目……
一、临危受命
中国的总会计师制度是在20世纪50年代借鉴前苏联的企业管理经验建立起来的。中国总会计师于1 952年登上历史舞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我国相继完善了包括(会计法》、《总会计师条例》、《公司法》在内的一系列与总会计师职能、地位和作用相关的法律法规。“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自党的“十四大”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财务管理是经济管理的中心环节,总会计师是领导班子重要成员。
2002年11月,中国总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中总协”)召开第三届代表大会,刘丽君当选常务理事;2003年2月,在财政部原副部长、时任中总协会长张佑才以及中总协秘书处的盛情邀请下,刘丽君辞去了原来报酬丰厚的工作和令人艳羡的职务,开始担任中总协专职副秘书长;2003年3月26日,张佑才会长签发文件,任命刘丽君为《中国总会计师》杂志社社长兼总编。
从此,刘丽君这个知名学者、资深媒体人的命运便与广大中国总会计师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
2003年的春天,北京。大街上,往日人潮汹涌、车水马龙的情形不见了,人们戴上了口罩等一切可以防止与他人甚至是空气进行接触的隔离装备,冷清的街道、惊恐的生灵……而刘丽君,就是在如此危急严峻的形势下,担负起了创办《中国总会计师》杂志的跑刊号和办理各种手续的工作。五年了,在《中国总会计师》杂志的广大读者群里,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已经被传为佳话,在纪念五周年的日子里,我们还是想再次回放纤弱女性刘丽君——作为“跋涉者”那组震撼人心的“镜头”:
2003年4月“非典”时期。国家某相关单位的办事大厅,戒备森严,拉起的一条线把工作人员和来访者隔离开来,来访者只能探手越过线去取申请材料。偌大的厅里面只有廖廖几人,非常安静,有关人员让刘丽君最好在“非典”时期不要再来了,然后转身走了。刘丽君踌躇了一下,她想到:刊号晚申请一天,杂志就晚出版一天,谁也不能保证中间不会出什么意外。于是,她就站在门口等,希望会再有人出来。从早晨八点一直到傍晚。功夫不负有心人,漫长的等待终于得到了回报。在隔离线里面,早就有一位工作人员注意到等待一天的她,他被感动了,他把相关资料放进隔离线内的桌子上,示意线外的刘丽君去取,当刘丽君伸出一双疲惫的胳膊艰难地越过隔离线去拿材料时,他的眼睛湿润了……
就这样,她白天在外边四处“疯跑”,夜晚准备材料,不知多少次,她整天滴水未进。最后她的家人把她隔离开了……
有一种感动,叫无言;有一种美丽,叫沉默——此时此刻,已经不需要任何语言、也没有任何语言了。
申请刊号必备几个要件:办公地址、设备、活动资金和符合条件的负责人及采编人员等等。没有办公地址、设备,刘丽君到处求人协调;没有资金,她自己筹措;关于人才,她本人具有5年的总编经历……最后刊号终于申请下来了。
虽然有了刊号等必备条件,但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刘丽君明白;路还是得用脚去走,事业还是得用双手去创造。为了不辜负领导的信任和委托,刘丽君毅然挑起了这副担子,开始了《中国总会计师》杂志社艰苦的创社历程。
跋涉征程中的每一次挫折,都意味着向那片"美丽的顶峰"又迈进了一步。那是一段火红的岁月,《中国总会计师》杂志社的员工,从刚开始的一个“跋涉者”,变成了两个、三个、N个……在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面对宁静夜空里闪烁的星星,刘丽君和她的同事们用汗水、激情和智慧抒写下了杂志社的创业口号:
“再苦也不放声大哭,再累也不停止脚步,再难也不放弃追求,再好也不自我满足!”可以说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体味其间的困苦和执着。虽然我们把苦难当作歌来唱,但是,感性的我们也不避讳自己的脆弱,刘丽君在诗歌《撞车》中这样写道:
我多想
有这样一棵树
洒下许多绿荫
雨敲清晨
风扫黄昏
让我在树下
躲避一个时辰
这就是真实的《中国总会计师》杂志社。
二、访问中国财经界的“黄埔军校”
在创社的艰难中,《中国总会计师》杂志社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支持,各高等院校的专家也及时给予了宝贵的帮助。
2003年11月18日,《中国总会计师》杂志相关人员应邀来到了素有“中国财经黄埔军校”之称的中央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王广谦、副校长王国华、会计学院院长孟焰及副院长吴晓根等隆重接待了年轻的《中国总会计师》杂志访问团,双方举行了座谈。会上,著名经济学家、金融学家、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王广谦在介绍了中央财经大学的发展状况后,表示中央财经大学认同《中国总会计师》杂志的办刊思路和学术价值。双方达成协议:《中国总会计师》杂志将中央财经大学列为学术支持机构,中央财经大学将《中国总会计师》杂志列为学校的核心期刊。
年轻的《中国总会计师》杂志,终于赢得了自己的一方天空。
三、坚持“品质第一,能力第二”的新型人力资本观
作为具有组织部、妇联和市委等单位工作经验的资深管理专家,刘丽君对“人力资本”的内涵有着非同常人的见解。
在实际管理工作中,她始终坚持“品质第一、能力第二”的新型人力资本观。
刘丽君认为,无论是何种性质的公司,都应该注重“品质”的作用,特别是对于企业诸生产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人”来说。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和水平可以通过培训与教育得到提高,但如果一个人的品质有问题,想改变起来就绝非易事了。她认为,要在职场中取得成功,就要“做事先做人”。为此,作为既具有理论水平又有实战管理经验的资深管理专家,她为《中国总会计师》杂志社员工列出的品质考核的标准,其中包括是否乐于帮助别人,是否敬业忠诚,是否勤奋踏实,是否心态平和,是否激情阳光,是否善于感恩,等等。按照这一标准,进行健康心态调查。我们认为,员工的心态是否健康也是考量员工品质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此,《中国总会计师》杂志开展了对员工心态是否健康的一系列测试,比如:(1)是否对加班加点工作牢骚满腹;(2)是否整天认为单位的工资待遇有问题;(3)是否愿意帮助别人;(4)是否对领导的批评心存怨气;(5)是否因工作不顺而在单位散布消极的情绪;(6)工作时是否有动力和激情;(7)是否因同事成绩好而嫉妒;(8)是否向优秀的同事看齐或把其当成自己奋起的榜样;(9)单位组织集体活动是否积极参加;(10)对国家、社会、对领导、对父母、对自然是否有感恩心态。
对照以上条件,有些员工认为自己的心态不够健康,于是,杂志社派专人对其进行心理疏导,树立德才兼备优秀员工标杆,让他们以标杆为榜样,克服患得患失心理,身心健康,轻松工作。因此,在当前人力资源流动频繁的形势下,《中国总会计师》杂志社保持了稳定的员工队伍,为杂志社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无独有偶,当我们环顾那些在国际间叱咤风云的公司,发现他们的用人之道也都把人才的道德品质当作“金科玉律”。
四、肩负社会责任,扶危济困
大爱无疆,大影无形。
2 0 0 4年6月,一位外地来京走失老人在杂志社办公楼前被员工胡大山发现,于是把他领回。刘丽君社长得知后,立即安排救助事宜。杂志社全体员工积极发扬助人为乐的精神,员工贺四川把自己的干净衣服为老人换上,刘丽君一面安排车送老人进餐、住宿,一面向民政部门和公安机关报告。由于大家的热心和努力,很快便与老人的家属取得了联系。老人系安徽退休老干部,患有智障,在北京迷路,流落街头,衣衫褴褛,亲人来京遍寻无着。经杂志社员工的义举,他们终于全家团聚。老人的两个儿子见到走失的老父亲衣着整齐,健健康康,感动得痛哭流涕。为了感谢《中国总会计师》杂志的义举,他们特地送来了一面“厚德秉义、扶危济难”的锦旗。
长期以来,就是在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感召下,“肩负社会责任”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为《中国总会计师》杂志员工的行为道德准则。
五、以市场为导向,“以活动养刊”独辟生存途径
由于《中国总会计师》杂志是专业性极强的杂志,不宜刊登太多的商业广告,既要注重专业性、学术性,又要生存发展。因此,在经营模式的创新上,我们走出了一条“以活动养刊”的发展之路。
在2004年9月18日举办的“首届中国企业经营与财务管理高层研讨会暨《中国总会计师》杂志社周年庆典活动”仪式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原署长、全国政协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于友先指出:"目前,中央提出要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新闻出版业是改革的核心环节。要面向市场,将一大批意识形态不是很强的新闻文化出版单位塑造成真正的市场主体。《中国总会计师》杂志社在这方面创造的成功经验值得推广。同时,(中国总会计师》杂志无论是内容、品质,还是对大政方针的把握,都做得很好,值得同行学习。"
通过举办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力的活动,《中国总会计师》杂志社为总会计师们搭建了一个高层次的交流平台,扩大了杂志社的知名度,团结了一大批企事业单位成为杂志社合作伙伴.提高了杂志的发行量。此外,通过研讨、论坛,我们与部分高校、企事业单位建立了联合搞课题研究的合作模式,大大提高了杂志的内容质量。
六、敢破敢立,创新发展模式
综观《中国总会计师》杂志五年的历史,是一部不断自我否定、自我变革、自我完善的历史。创刊之初,《中国总会计师》杂志社就明确了自己的发展方向和模式:必须独立走市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同时,要自主管理、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走现代传媒发展之路。
从2004年始,在时任中国总会计师协会会长张佑才的指示和支持下,《中国总会计师》杂志社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采编思路更加专业的基础上,增加信息量;为了给杂志的出版奠定坚实的后盾,经营上采取一系列措施,如将经济运营部门从采编部门剥离,把所有的广告交给专业的公司代理,并关心和服务这些合作公司,解决他们所遇到的困难,通过聘其高层进入杂志社社委会,以激发他们的主人翁意识,让他们把杂志社的品牌建设当成生命线:同时,把杂志社的经营部门逐步缩减,解决了人力成本过高的问题,也推动了代理公司人员综合素质的提高。到2006年,《中国总会计师》杂志社市场化的框架已经基本确立。
杂志社以达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为宗旨,经过几年的努力,构建起了集“引导舆论导向-经营创收-学术研究”为一体的机制和架构。
第三乐章攀登
任山长水阔
任天涯海角
既然做出了选择
那就意味着风雨兼程
——选自刘丽君诗歌《假如》
在秀丽蜿蜒的泰山十八盘上,“挑山工”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他们肩上搭一根光溜溜的扁担,两头垂下几根绳子,挂着沉甸甸的物品;他们一只胳膊搭在扁担上,另一只胳膊垂着,伴随着步子有节奏地一甩一甩,保持身体平衡。他们的路线是折尺形的——先从台阶的左侧起步,斜行向上,登上七八级台阶,就到了台阶的右侧;便转过身子,反方向斜行,到了左侧再转回来,每次转身,扁担换一次肩。由于路线的曲折,挑山工登一次山,走的路程大约比游人多一倍。但是他们的速度并不比游人慢,甚至给人“像仙人那样腾云驾雾赶上来”的感觉。
有经验的挑山工会道出攀登的“奥秘”:他们不像游人那样在路上东看西看,玩玩闹闹,而是始终“一个劲儿往前走”。五年前,作为一个在激烈的财经媒体市场竞争中呱呱落地的“婴儿”,新生的《中国总会计师》杂志如何能够站稳脚跟并最终脱颖而出,是以刘丽君为代表的《中国总会计师》杂志社第一代创业者们日思夜想的问题。今天,我们可以欣慰地说,在五年负重登攀的征程上,《中国总会计师》杂志从没有过丝毫的懈怠,也无暇欣赏沿途的美《》景,而只有“一个劲儿往前走”。
五年来,刘丽君兢兢业业,克勤克俭,敢于创新,善谋发展,时刻铭记自己作为媒体人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不断提升《中国总会计师》杂志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脚踏实地地履行着建设中国总会计师“精神家园”的光荣与梦想,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一、汶川:见证中国总会计师力量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我国四川汶川地区发生8.0级地震,其震级超过了1 976年的唐山大地震。
《中国总会计师》杂志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切实肩负“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社会责任,充分发挥了专业媒体在抗震救灾中的号召、组织和推动作用。
在那些充满了泪水、勇气和感动的日子里,我们同灾区人民一道见证了强大的中国总会计师力量。
2008年5月28日,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副秘书长、《中国总会计师》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资深管理专家刘丽君走进了清华大学,为清华“卓越女性高级研修班”学员做了题为“《红楼梦》女性管理之道及启示”的讲座。与此同时,刘丽君呼吁学员关注“5·1 2”汶川大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为灾区献出爱心,并要求学员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是刘丽君为支援四川灾区灾后重建而开展的系列公益讲座和相关公益活动之一。
二、问鼎“红楼”管理,成就当代资深管理专家2007年7月,随着刘丽君应邀做客北京电视台《名师讲坛》栏目主讲《<红楼梦>女性管理之道及对现代管理的启示》,京城迅速掀起了一场剧烈的“红楼与管理”风暴。接着新华出版社隆重推出刘丽君的红楼女性管理研究专著《胭脂虎》。作为一名资深管理专家,刘丽君认为,现代“红学”研究把王熙凤定位为“贪”、“腐”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如果不站出来为其平反,是对中国文化的不负责。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对《红楼梦》中的人物应该重新定位,特别是王熙凤这个“脂粉堆中的英雄”的角色定位应该是常务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这一观点经媒体报道后,很快就得到了我国财政学的开拓者许毅教授、清华大学会计研究所副所长杜胜利教授等专家学者的强力支持……
了解刘丽君的人都知道,按照她的成就,她可以不再辛苦研究了,但是,她有一颗服务行业、干一行爱一行的赤子之心。她念念不忘的是把自己所服务的群体——中国总会计师推上前台。她有效地把中国总会计师的名字用在自己的管理专著里,无疑促使了全社会对中国总会计师的一次次关注。
2008年7月10日,刘丽君所著的“红楼管理学三部曲之二”——《刘丽君点评红楼职场八金钗》已由华艺出版社出版,并陆续在全国公开发行。《中国总会计师》杂志社也将随着刘丽君的名气而为全社会所广泛关注。
三、进行“标杆管理”,激励员工奋进
市场是残酷的,竞争是激烈的,生存是艰难的,为了《中国总会计师》杂志社的生存,我们必须树立优秀的标准。刘丽君独创和发明了“五级标杆管理法”,并在杂志社和合作公司中推广,得到了杂志社员工和合作单位员工的积极响应。
“五级标杆管理”包括:一级标杆,优秀级;二级标杆,较好级;三级标杆,称职级;四级标杆,鼓励级;五级标杆,落后级。二级标杆向一级攀登。三级标杆可攀登二级标杆,也可越级攀登一级。越级攀登成功者,嘉奖。进行月度、季度、年度总评价。达不到三级标杆以上的均不称职。从优秀的员工中,树立“标杆”,给大家指明学习的榜样,攀登的坐标。能达标的员工就能在企业中生存,不能达标的员工只能被淘汰。
当然,优秀是与时俱进的,标准也是与时俱进的。因此,标杆也要不断地提升和拔高,这样才能保证标杆的示范性。
昨天的太阳永远晒不干今天的衣服。我们需要不停地思考和学习,不断寻求新的标准,树立新的标杆。
第四乐章投之以桃李,报之以琼瑶
我不愿做爱冲动的茉莉,
释放情感不择时地。
我不愿做怯懦的含羞草,
经不起风雨,经不起注目礼,
但我愿做一朵玫瑰,
一朵热情奔放的红玫瑰啊,
一任瑰丽的幻想,
涂满天空,涂满大地。
我愿燃烧一腔热血,
为了您某一个严肃的启迪。
——选自刘丽君诗歌《献给我的老师》
2007年12月16日,中国总会计师协会第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财政部原部长助理刘长琨当选会长,财政部驻湖北财政监察专员办专员、曾任中国三峡总公司总会计师的胡柏枝当选秘书长。刘长琨会长在中总协秘书处工作会上表扬杂志社,认为《中国总会计师》杂志在信息的沟通上做得很好。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胡柏枝在理事大会上,号召广大会员支持(中国总会计师》杂志社、支持协会的“形象、窗口”。
对于第四届领导班子两个关键人物的大力支持,《中国总会计师》杂志社全体员工感到由衷的兴奋,犹如孤独之夜看到了黎明的曙光,感性的刘丽君及她的队友们无数次流下了感动的泪水。新一届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及秘书处领导班子务实团结,开拓进取,使我们看到了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及杂志社新的希望。领导们的关怀使我们更感到责任的重大和任务的艰巨。“投之以桃李,报之以琼瑶”。刘丽君多次在杂志社员工会议上要求大家不要辜负领导的期望,要踏实工作、勤奋进取,共同建设好中国总会计师协会这个大家庭,为协会的发展尽全力、服好务。
今天,面对即将到来的下一个五年、十年甚至更加久远的百年和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总会计师制度的光荣与梦想,我们坚信,《中国总会计师》杂志也必将再一次迎来事业新的辉煌。
回顾刚刚过去的五年,我们衷心感谢长期以来给予《中国总会计师》杂志社大力支持的国家有关部门、各级领导、广大总会计师和企业财务主管,衷心感谢千百万读者的关心与厚爱,我们将永远感谢您(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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