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

第1篇：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

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问题研究

基金项目：佳木斯大学科研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名称：政策性农业保险优化发展法律问题研究。项目编号：W2011-009

摘 要：近几年来国家推行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并进行了部分省市地区的试点试验工作。本文针对几年来的实际情况，从客观实际出发，列举并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一些特征，以及“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实践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

关键词：政策性农业保险 政策支持 保险体系 法律法规

一、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概念及特征

我国目前推行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是由政府发动组织的，皆在保护和扶持我国农业的一个公益性保险产品。它与商业性农业保险相比具有如下几点不同：

1.经营主体不同。政策性农业保险由政府直接组织并参与经营，或指派并扶持其他保险公司经营，不具有盈利性；而商业性农业保险的经营范围只由商业性保险公司承担，是以盈利为目的。

2.政策性农业保险，其产品由政府给与一定比例的补贴，而商业性农业保险则完全由投保人自己承担费额。

3.政策性农业保险是由政府组织推动，而商业性农业保险是由市场机制调节运作的。

4.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政府推动的，必须执行的。政府通过有关的法律规定对参与农业保险的农户既可享受到国家保险补贴，又可以享受到其它的优惠政策。如果不参加保险，灾后政府就不给于救济，农产品不能得到政府价格补贴等。

5.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的项目，一般保险责任范围囊括范围广，保险对形象的损失概率较大，从而成本损失率高，商业性农业保险经营的项目责任范围窄，保险对象损失概率较小，成本损失可能性小。

二、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历史及现状

建国初期，我国的农业保险开始了起步阶段，但后来一直到80年代初，都处于停滞状态。80年代到2003年，农业保险又经历了恢复——萎靡阶段。这期间我国的农业保险一直都是在商业性保险的框架下操作运行，后期的萎缩低迷状态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但主要是由于我国的政策导向存在问题。这期间，探索、试点、论证一直都在有序的进行。

我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是在2004年首次被提出，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四十六条首次确定农业保险的政策性性质，从而使政策性农业保险有了法律的保护，实现了“有法可依”，受到了中央政府的空前重视。中央政府又在多个重要文件中明确提出了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因此，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试点工作开始运行。2004年以来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呈现了快速稳定发展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试点范围逐渐扩大，保费收入迅速增长。2004年保监会仅在内蒙古、东北三省等九个省市地区进行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试点工作。到2008年，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试点已经扩展到16个省市自治区。到目前为止，试点范围已经进一步扩大到了28个。参保农户2010年已达1.4亿户次，保费收入从2004年的3.73亿元已到达135.7亿元。中央的财政补贴从2004年的10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60亿元，为农民提供了3943.1亿元的风险保证。到目前已赔付款额已达到101亿元。二是政府财政扶持力度不断增大，参与农业保险的农作物品种逐渐增多。参保农产品由2004年初期只有小麦、玉米、水稻、大豆等5个品种，到2010年末已经扩展到了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棉花、马铃薯、花生、油菜等主要的粮油农作物以及主要养殖品种。中央财政在种植业的保费补贴也从初期的25%增加到目前的76%。三是经营主体数量在增加，经营模式多样化。通过政府的政策鼓励和指引，调动了保险公司参与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农业保险的经办主体从最初的6家发展到目前的18家，经营方式呈现了多样化。如目前的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的有政府组织的专业农业保险公司、商业保险公司、联办或代办等从而使我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向着更完善的方向发展。

三、当前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存在的问题

随着政策性农业保险在我国逐步展开，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认识不够明确

政策性农业保险在我国已经展开了几年，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政府宣传力度不够，使得地方政府及参保农户没有产生足够的重视。这体现在：一是地方政府对于为什么要进行“政策性农业保险”，对于它的方向发展、最终的目标，说法不一，存在诸多疑问。一些地方政府甚至把征收农业保险费看成是乱收费，因此对其缺乏积极性。二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营方式不够明确。目前我国的农业保险主要是“政策性保险”和“商业化经营”相结合的的运营模式。商业性保险公司也参与农业保险的经营，但是如何判断保险公司的盈亏是由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所致还是由经营商业性敬业保险业务所至以及政府的补贴力度如何，难以确定。这都将成为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进一步发展的原因。

2.法律法规不健全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将起到促进和保护的作用。它应该成为一种制度而保留下来，这必须要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作为支撑。而我国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到目前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法律法规出台。相关的农业保险的法律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简单的提到：“农业保险必须自愿加入，任何人不得强制”，而经过改版后的现行的《保险法》也主要是针对商业性保险，对农业保险没做具体规定，只是提到“国家支持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我国至今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律法规还是一个空白，现在诸多问题的解决措施一直无法可依。农业保险的健康发展受到很大的制约。

3.低收入和高保费率的冲突

我国目前农业种植主要是人工耕作，生产力低下，人均耕种面积小，年收入很低。一年除去必要生活开支，生产成本几乎没有剩余。而农业保险，由于其本身的特点，其成本较高，这就决定了高保险费率。据统计，一般农作物的保险费率在2%——15%之间，与其他保险相比，保险费率要高出十几倍。这样“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补贴费率即使能高达50%，广大农民仍交不起保费，这结果造成投保需求不足，影响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空间。

4.缺乏农业巨灾保险项目

近几年来我国多地遭受了大范围的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农民几近颗粒无收，损失惨重。而我国政府并没有建立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各级政府在财政上也没有专项补贴。巨灾发生时，保险公司的赔付金额往往要超出当年收缴的农业保险费十几倍。这样就大大的增加了保险公司的负担，甚至保险合同难以履行。因此如何分散风险，以确保农业保险继续发展下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5.监督管理问题

我国目前的农业保险的监管主要是由保监会来执行的，而从历史上来看，保监会主要是从事商业性保险的监管，而政策性农业保险是非盈利的，具有公益性质，而商业性保险和前者正相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二者的目的不同，经营理念亦不同。对于商业性保险，监管部门要考虑保险公司的盈益，也要确保被保险人的权益，力求二者的利益兼顾，而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部门主要任务是将其作为一种政策进行推动，以达到最终政策想要达到的目标。两种不同性质的业务，目标理念不同，由同一部门监管，你然要产生多方面的矛盾冲突。这样，必然要影响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顺利开展。

四、对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建议及展望

1.建设政策性农业保险专项风险准备金

国家、省市县等各级政府都应建立专项风险补偿金，按照一定的比例，形成互补，做到专项资金专项用，不能它用。

2.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我国现行的《保险法》对农业保险没有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存在有一定的主观性，建议政府相关部门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对农业保险的性质、保险范围、经营方式、补贴比例、补贴方式、各方的责任与作用等一系列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出台相关细则确保农业保险工作真正得到落实，为政策性农业保险提供法律保障。

3.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宣传力度

农业保险关系到我国农村建设，关系到社会的发展与稳定，所以政府一定要发挥起主导作用。从中央到地方应该设立专职部门负责农业保险工作，给予一定的运营经费进行大力宣传，使农业经营者真正地了解国家推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意图，促进农民积极参与保险，从而落实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政策，实现农村农业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宏观目标。

4.适度降低农业保险费缴费率

尤其是在西北等贫困地区的主产粮区，适当降低农民农业保险的缴费比例。在这些地区，政府保险补贴应先行到位，并且免除其各种税费，加大政府补贴力度，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投保积极性，从而增加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使得政策性农业保险在这些地区得以顺利进行，从而发挥它的真正作用。

5.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近年来我国南北地区不断的发生大面积的自然灾害，农业损失惨重，而中央和各级政府又没有设立专项资金用于赔付巨灾损失，保险公司赔偿能力有限，这严重的阻碍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进一步实施。所以当务之急，我国目前应着手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即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试点经验，本人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建立农业再保险体系，使农业风险在全国范围内最大程度分散。可由政府组织成立农业再保险公司，或由政府通过招投标的方式直接购买农业再保险。最后的发展方向是由中央政府统一为全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从而节约成本，增强巨灾风险的分散效力。二是成立共保体，即多家保险公司共同承包一个保险项目。它是化解农业巨灾风险的一种有效的、可行的手段。三是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基金，可由国家和省级政府分别设立，以国家为主，省级政府为辅。国家可从经营农业保险公司的保费结余中抽出一定的比例，及粮食风险基金、相关的税收减免部分等抽取一定比例的资金，也可发行一些相关的债券，以筹备巨灾风险基金。

随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普及推广，农业的抗巨灾能力将大大增强。农村的建设及农业的发展将出现一个蓬勃的局面。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并且，农业的发展必将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如农产品加工经营产业、养殖业。农业的经济效益将推动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从而维护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是我们的国家在繁荣富强的道路上越走越宽。

参考文献：

[1]《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2009年）

[2]王德宝.《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建议》.海南金融，2009，（8）

[3]庹国柱，朱俊生.《建立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问题探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4，（6）

[4]庹国柱，朱俊生.《关于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建设几个重要问题的探讨》.中国农村经济，2005（6）

[5]丁少群，王信.《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技术障碍与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研究》.保险研究，2011，（6）

[6]梁雪芳.《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思考》.证券与保险，2008，（2）

作者简介：毕鹏（1982-），男，黑龙江佳木斯市人，佳木斯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对外贸易与国际经济合作；郄海兰（1989-），女，河北省顺平县人，2009级国际教育学院国际贸易专业学生；李海伦（1982-），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哈尔滨工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助教。研究方向：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

作者：毕鹏　郄海兰　李海伦

第2篇：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问题研究

摘 要：近几年来国家推行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并进行了部分省市地区的试点试验工作。本文针对几年来的实际情况，从客观实际出发，列举并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一些特征，以及“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实践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

关键词：政策性农业保险 政策支持 保险体系 法律法规

一、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概念及特征

我国目前推行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是由政府发动组织的，皆在保护和扶持我国农业的一个公益性保险产品。它与商业性农业保险相比具有如下几点不同：

1.经营主体不同。政策性农业保险由政府直接组织并参与经营，或指派并扶持其他保险公司经营，不具有盈利性；而商业性农业保险的经营范围只由商业性保险公司承担，是以盈利为目的。

2.政策性农业保险，其产品由政府给与一定比例的补贴，而商业性农业保险则完全由投保人自己承担费额。

3.政策性农业保险是由政府组织推动，而商业性农业保险是由市场机制调节运作的。

4.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政府推动的，必须执行的。政府通过有关的法律规定对参与农业保险的农户既可享受到国家保险补贴，又可以享受到其它的优惠政策。如果不参加保险，灾后政府就不给于救济，农产品不能得到政府价格补贴等。

5.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的项目，一般保险责任范围囊括范围广，保险对形象的损失概率较大，从而成本损失率高，商业性农业保险经营的项目责任范围窄，保险对象损失概率较小，成本损失可能性小。

二、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历史及现状

建国初期，我国的农业保险开始了起步阶段，但后来一直到80年代初，都处于停滞状态。80年代到2003年，农业保险又经历了恢复——萎靡阶段。这期间我国的农业保险一直都是在商业性保险的框架下操作运行，后期的萎缩低迷状态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但主要是由于我国的政策导向存在问题。这期间，探索、试点、论证一直都在有序的进行。

我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是在2004年首次被提出，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四十六条首次确定农业保险的政策性性质，从而使政策性农业保险有了法律的保护，实现了“有法可依”，受到了中央政府的空前重视。中央政府又在多个重要文件中明确提出了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因此，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试点工作开始运行。2004年以来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呈现了快速稳定发展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试点范围逐渐扩大，保费收入迅速增长。2004年保监会仅在内蒙古、东北三省等九个省市地区进行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试点工作。到2008年，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试点已经扩展到16个省市自治区。到目前为止，试点范围已经进一步扩大到了28个。参保農户2010年已达1.4亿户次，保费收入从2004年的3.73亿元已到达135.7亿元。中央的财政补贴从2004年的10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60亿元，为农民提供了3943.1亿元的风险保证。到目前已赔付款额已达到101亿元。二是政府财政扶持力度不断增大，参与农业保险的农作物品种逐渐增多。参保农产品由2004年初期只有小麦、玉米、水稻、大豆等5个品种，到2010年末已经扩展到了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棉花、马铃薯、花生、油菜等主要的粮油农作物以及主要养殖品种。中央财政在种植业的保费补贴也从初期的25%增加到目前的76%。三是经营主体数量在增加，经营模式多样化。通过政府的政策鼓励和指引，调动了保险公司参与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农业保险的经办主体从最初的6家发展到目前的18家，经营方式呈现了多样化。如目前的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的有政府组织的专业农业保险公司、商业保险公司、联办或代办等从而使我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向着更完善的方向发展。

三、当前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存在的问题

随着政策性农业保险在我国逐步展开，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认识不够明确

政策性农业保险在我国已经展开了几年，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政府宣传力度不够，使得地方政府及参保农户没有产生足够的重视。这体现在：一是地方政府对于为什么要进行“政策性农业保险”，对于它的方向发展、最终的目标，说法不一，存在诸多疑问。一些地方政府甚至把征收农业保险费看成是乱收费，因此对其缺乏积极性。二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营方式不够明确。目前我国的农业保险主要是“政策性保险”和“商业化经营”相结合的的运营模式。商业性保险公司也参与农业保险的经营，但是如何判断保险公司的盈亏是由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所致还是由经营商业性敬业保险业务所至以及政府的补贴力度如何，难以确定。这都将成为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进一步发展的原因。

2.法律法规不健全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将起到促进和保护的作用。它应该成为一种制度而保留下来，这必须要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作为支撑。而我国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到目前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法律法规出台。相关的农业保险的法律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简单的提到：“农业保险必须自愿加入，任何人不得强制”，而经过改版后的现行的《保险法》也主要是针对商业性保险，对农业保险没做具体规定，只是提到“国家支持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我国至今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律法规还是一个空白，现在诸多问题的解决措施一直无法可依。农业保险的健康发展受到很大的制约。

3.低收入和高保费率的冲突

我国目前农业种植主要是人工耕作，生产力低下，人均耕种面积小，年收入很低。一年除去必要生活开支，生产成本几乎没有剩余。而农业保险，由于其本身的特点，其成本较高，这就决定了高保险费率。据统计，一般农作物的保险费率在2%——15%之间，与其他保险相比，保险费率要高出十几倍。这样“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补贴费率即使能高达50%，广大农民仍交不起保费，这结果造成投保需求不足，影响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空间。

4.缺乏农业巨灾保险项目

近几年来我国多地遭受了大范围的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农民几近颗粒无收，损失惨重。而我国政府并没有建立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各级政府在财政上也没有专项补贴。巨灾发生时，保险公司的赔付金额往往要超出当年收缴的农业保险费十几倍。这样就大大的增加了保险公司的负担，甚至保险合同难以履行。因此如何分散风险，以确保农业保险继续发展下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5.监督管理问题

我国目前的农业保险的监管主要是由保监会来执行的，而从历史上来看，保监会主要是从事商业性保险的监管，而政策性农业保险是非盈利的，具有公益性质，而商业性保险和前者正相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二者的目的不同，经营理念亦不同。对于商业性保险，监管部门要考虑保险公司的盈益，也要确保被保险人的权益，力求二者的利益兼顾，而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部门主要任务是将其作为一种政策进行推动，以达到最终政策想要达到的目标。两种不同性质的业务，目标理念不同，由同一部门监管，你然要产生多方面的矛盾冲突。这样，必然要影响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顺利开展。

四、对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建议及展望

1.建设政策性农业保险专项风险准备金

国家、省市县等各级政府都应建立专项风险补偿金，按照一定的比例，形成互补，做到专项资金专项用，不能它用。

2.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我国现行的《保险法》对农业保险没有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存在有一定的主观性，建议政府相关部门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对农业保险的性质、保险范围、经营方式、补贴比例、补贴方式、各方的责任与作用等一系列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出台相关细则确保农业保险工作真正得到落实，为政策性农业保险提供法律保障。

3.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宣传力度

农业保险关系到我国农村建设，关系到社会的发展与稳定，所以政府一定要发挥起主导作用。从中央到地方应该设立专职部门负责农业保险工作，给予一定的运营经费进行大力宣传，使农业经营者真正地了解国家推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意图，促进农民积极参与保险，从而落实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政策，实现农村农业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宏观目标。

4.适度降低农业保险费缴费率

尤其是在西北等贫困地区的主产粮区，适当降低农民农业保险的缴费比例。在这些地区，政府保險补贴应先行到位，并且免除其各种税费，加大政府补贴力度，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投保积极性，从而增加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使得政策性农业保险在这些地区得以顺利进行，从而发挥它的真正作用。

5.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近年来我国南北地区不断的发生大面积的自然灾害，农业损失惨重，而中央和各级政府又没有设立专项资金用于赔付巨灾损失，保险公司赔偿能力有限，这严重的阻碍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进一步实施。所以当务之急，我国目前应着手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即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试点经验，本人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建立农业再保险体系，使农业风险在全国范围内最大程度分散。可由政府组织成立农业再保险公司，或由政府通过招投标的方式直接购买农业再保险。最后的发展方向是由中央政府统一为全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从而节约成本，增强巨灾风险的分散效力。二是成立共保体，即多家保险公司共同承包一个保险项目。它是化解农业巨灾风险的一种有效的、可行的手段。三是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基金，可由国家和省级政府分别设立，以国家为主，省级政府为辅。国家可从经营农业保险公司的保费结余中抽出一定的比例，及粮食风险基金、相关的税收减免部分等抽取一定比例的资金，也可发行一些相关的债券，以筹备巨灾风险基金。

随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普及推广，农业的抗巨灾能力将大大增强。农村的建设及农业的发展将出现一个蓬勃的局面。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并且，农业的发展必将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如农产品加工经营产业、养殖业。农业的经济效益将推动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从而维护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是我们的国家在繁荣富强的道路上越走越宽。

参考文献：

[1]《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2009年）

[2]王德宝.《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建议》.海南金融，2009，（8）

[3]庹国柱，朱俊生.《建立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问题探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4，（6）

[4]庹国柱，朱俊生.《关于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建设几个重要问题的探讨》.中国农村经济，2005（6）

[5]丁少群，王信.《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技术障碍与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研究》.保险研究，2011，（6）

[6]梁雪芳.《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思考》.证券与保险，2008，（2）

作者简介：毕鹏，男，（1982-），黑龙江佳木斯市人，佳木斯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对外贸易与国际经济合作；郄海兰，女，（1989-），河北省顺平县人，佳木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2009级国际贸易专业学生；李海伦，女，（1982-），黑龙江哈尔滨人，哈尔滨工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助教。研究方向：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

作者：李海伦等

第3篇：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研究

摘 要：农业保险经营模式是农业保险制度运行的载体。从中国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的演变过程来看，先后经历了探索、选择和发展等不同历史时期。研究发现，政府主导下的地区特色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的发展，需要从农业保险组织管理与基层服务、财政保费补贴、大灾（巨灾）风险分散和市场监督与管理等模式逐一设计。论文试图以此揭示我国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的发展规律与发展方向，进而推进我国农业保险的可持续性发展。

关键词：农业保险；经营模式；演变过程；多元制度模式

自2004年我国农业保险启动新一轮试点以来，中央及多部门相关文件反复强调大力发展农业保险。实践与研究已证明，不同历史时期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的探索、选择和发展，是与农业风险保障需求、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目标相吻合的。根据“十二五”规划纲要对“强农惠农，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部署，健全我国农业保险经营模式具有较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农业保险经营模式是农业保险制度运行的载体。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的研究与实践，解决的是地区政策性农业保险供给渠道的建设问题，即从供给主体、经营方式、政策支持、风险分散、组织与服务、监督与管理等方面进行制度设计。本文以我国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的演变过程为基础，重点讨论政府主导下的地区特色政策性农业保险组织管理与基层服务、财政保费补贴、大灾（巨灾）风险分散、市场监管模式等多元制度，以此揭示我国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的发展规律与发展方向，以期为地区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模式体系的构建和我国农业保险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参考。

一、商业性经营与政策性经营的权衡

从1982年正式恢复试办至1993年，农业保险主要是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人保”）采取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业性模式独办经营。然而，农业产业的“弱质”特征，决定了人保不得不面对农业保险市场中“高保费、低收入→低覆盖、高风险→低参与、高赔付”的错综式、渐进式的经营矛盾，最终以失败告终。相比之下，选择“合作保险”的农业保险发展思路，一定程度上能解决农户的保费支付能力和保险经办机构的激励机制等问题。

该时期有两类代表性的观点，且均是建立在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共办、代办模式，与非政府部门联办模式，及组织农民参与的互助合作模式为体系构建的“合作保险”基础之上展开讨论的。一类观点认为，“合作保险”模式需要借助政府强有力的财政补贴支持，考虑到当前国内财政支持的压力，可以参考国外农业保险商业性经营模式的承保条件和救济性保险经营模式中政府财政补贴的作用，在近期与远期中选择商业性经营模式和救济性保险经营模式，构建“阶段性发展模式”（丁少群等，1993）。另一类观点则认为，“合作保险”具有明显的地方和行业的局限性。一旦农业巨灾形成，即使存在政府的灾害救济，有限的保障仍然无法弥补农业风险的巨灾损失。农业灾害损失补偿制度的建立，关键是要解决农业风险保障基金的来源及筹集问题。因此，应该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保障需求水平的区域差异性入手，建立以社会保险或合作保险或商业保险作为补偿或保障主体的农业补偿机制，即“三维保险机制”（魏华林等，1994）。

需要肯定的是，上述两类代表性观点均选择“合作保险”调整农业保险经营方式，并以政府财政补贴资金来源为切入点，进行经营模式的构建，为农业保险的政策性经营明确了方向。然而，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的初期探索，并未对农业经营模式进行全面的制度设计，农业保险与农村保险的边界划分模糊，农业保险的“政策性”仅限定于“互助共济”的发展思路，因此，只能算作是在商业性经营与政策性经营中做权衡。

二、政策性农业保险多样化经营模式的选择

农业保险商业性经营模式的失败，关键就在于没有正确定位农业保险产品的特殊属性，而政策性经营更符合农业保险作为现代农业风险管理工具的需要。21世纪初，对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而言，讨论的关键是政府在农业保险发展中应起到的作用。

农业风险的系统性、农业保险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和农业保险产品的外部性特征是造成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普遍原因，实业界与学术界已形成共识。如果再考虑到我国分散化小规模的农户生产经营特点，过分地依赖政府的财政支持，可能会导致政策目标与效率目标脱节，加剧多方行为主体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削弱保险公司的创新能力与管理能力等。据此，有观点认为，如果政府发挥的是引导作用，而非采取直接财政补贴支持，构建“政府引导型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将可避免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陷阱（谢家智等，2003）。

在政府及社会各界的重视下，2004年我国农业保险启动了新一轮的试点。中国保监会结合地区经济条件、自然资源特点及农业保险发展的历史背景，提出了商业保险公司代办、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经营、引进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经营五种可供选择的经营模式，这为我国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的多样化选择提供了可探索的空间。在此背景下，通过界定农业保险政策性经营与商业性经营的边界，并结合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外部性特征，理论研究聚焦于政府主导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模式，包括“政府主导下的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模式”（庹国柱等，2005）和“政府主导下的专业性保险公司经营模式”（费友海，2005）。当然，政府主导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一是考虑到商业保险公司的承保条件与激励机制，二是考虑到政府的政策目标及财政压力等问题。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与分散化小规模农业生产经营相比，具备规模化集约型特征的“大农经济”更适合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胃口”。从日本、法国等为代表的相互制经营模式的实践来看，“政策支持下的合作制模式”，与“小农经济”有天然的兼容性，在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参保人利益等方面优点突出（姚海明等，2004；张祖荣，2007）。

总体而言，考虑到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普遍原因、我国农业风险的保障需求及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目标，我国农业保险经营模式已经过渡到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模式多样化选择的阶段。

三、地区特色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的发展

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的演变，源于农业保险制度的需求。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内在生成机理，是农业保险产品特殊需求的诱因，因此，表现出区域供给的显著差异性。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农作物保险经历了从传统农业保险产品到创新型农业保险产品的发展过程。根据我国国情，现阶段更多的是以传统农业保险产品经营为主，并辅之以创新型农业保险产品的发展。从近年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开展的情况来看，具有代表性的经营模式当属上海专业性保险公司经营模式、北京代办模式、江苏联办共保模式、浙江联合共保模式及黑龙江相互制模式等。其制度设计特色可以从经营方式、组织管理与基层服务体系、财政保费补贴政策、大灾（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市场监管等方面来透视（见表1）。

首先，政府的政策支持与相关部门和机构的组织推动，为地区特色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2013年颁布的《农业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明确指出：（1）各地区可以结合本区域确定农业保险经营模式。县级以上政府负责领导、组织与协调，并联合相关部门、机构，组织引导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参加农业保险。（2）中央财政给予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鼓励地方财政给予保费补贴，保险机构依法享受经营其业务的税收优惠。（3）国家建立财政支持大灾风险分散机制，鼓励地方政府建立地方大灾风险分散机制。（4）国家支持保险机构建立基层服务体系，相关部门与机构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等①。为贯彻好中央精神，各地区结合自身情况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制度规范与文件。如，北京市通过下发《关于建立北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方案（试行）》，确立农业保险的组织实施基本制度框架，同时，制定了《北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修订完善《北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统颁条款（试行）》，出台了《北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业务经营规范》和《北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理赔服务规程》等。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和机构的政策支持与组织推动，为地区特色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第二，清晰的、明确的发展目标与思路，为地区特色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近年来，各地区统筹规划农业保险的发展方向与目标，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深度和密度，服务于“三农”。上海市找准现代化、都市化、产业化农业新特点，以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为目标，将农业保险纳入全市农业产业发展的整体框架中；“十二五”期间，北京市把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规划作为全力推进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率先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专项工作规划之一；江苏省则将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水平作为农业基本现代化指标体系中的一项重要考核指标；浙江省明确指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应该坚持以保大灾、保大户、保主要品种为重点，通过“共保经营”为主、“互合作”等形式为辅的运行方式稳妥推进；黑龙江省把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作为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的重要举措，提出了“提标、扩面、转制”的总体发展思路和要求。

第三，农业保险特色险种和农业保险产品的不断发展与创新，为地区特色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的发展注入活力。各地区紧密结合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需求，努力开发农业保险特色险种，实现农业保险内部“以险养险”机制。同时，积极探索农业保险产品保成本向保产量、保价格和保收入的转变，实现政策性农业保险真正“普惠”。2013年江苏省颁布了《关于完善江苏省政策性高效设施农业保险条款内容的通知》（苏金融办发[2013]47号），对24个高效设施险种条款与费率进行了设定，要求其保费收入达到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的30%以上，以此拓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浙江省自2012年开始实施特色农业保险品种试点，至2014年底已获批包括食用菌、金针菇等保险项目7个。黑龙江省依据《黑龙江保监局关于做好2015年农业保险工作的通知》（黑保监发[2015]23号）要求，探索开展农作物制种、肉牛等地方特色农产品保险试点工作。上海市2012年以实际收获产量和水果价格之积，推出了双变量农业收入保险，2013年对绿叶菜成本价格保险进行了第二次创新，在闵行、崇明等区实现一年四季保险全覆盖，并探索试点以批发市场价格、田头交易价格数据为依据的理赔方式等。2013年北京市顺义区推出了全国首款生猪价格指数保险，大兴区推出了白菜成本价格保险，怀柔区推出了板栗价格指数保险。2014年北京市密云县在全国率先启动了蜂业气象指数保险先期试点等。

四、地区特色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模式发展的反思

地区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的选择与发展需要紧密结合自身形成其经营方式的特色，是一个不断完善与修正、创新与发展的过程，具有明显的阶段差异性。因此，对于各种经营模式孰优孰劣等类似问题的探讨也就不那么具有普遍意义。关注的重点应该放在，如何组建政府主导下的地区特色政策性农业保险组织管理与基层服务体系，以推进农业保险有序开展与业务经营的合规性；选择什么样的财政保费补贴路径，实现与保障水平的联动对接；探索怎样的大灾（巨灾）风险分散路径，构建完善的多层次、多部门的风险分散机制；如何细化农业保险市场监督与管理的内容，设计监管保障机制，实现地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可持续性发展等。通过对农业保险“多元制度模式”的发展规划，最终实现政府主导下的地区特色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的试点、施行、推广与可持续性发展。

（一）关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组织管理与基层服务模式

为全面贯彻《条例》精神，试点地区初步组建起了统一领导、组织与协调，涵盖多部门、多层次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组织管理与基层服务体系：由省（市）级政府主管部门牵头，政府相关部门参与，成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机构，负责领导、组织和协调等工作，在市（区、县）设立分支机构，负责推动与落实上级政策。同时，保险经办机构与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机构签订合作协议，依托涉农部门的资源优势，在乡镇、村屯组建“三农”保险服务站、服务点和各级协保员队伍。从试点地区实际运行的情况来看，成效显著。2013年，江苏省服务网点覆盖了全省92%的乡镇、行政村，种养两业平均理赔周期大幅缩短，结案率达98%。北京市计划到2015年末，实现服务网点乡镇覆盖率达到90%，宣传至村级覆盖率达到100%。

从目前发展情况来看，试点地区政策性农业保险组织管理与基层服务体系的设计仍暴露出一些问题。如，许多乡镇、村服务网点建设仍然滞后，未实现有效覆盖；农业保险人才队伍与管理机构配置仍存在很大的缺口；保险公司未对相应的服务网点业务人员数量进行足额配备，农业保险的宣传、保费收取、查勘、定损和理赔等业务过程，过多地依赖村组干部来实施，市场违规时有发生。另外，组织体系的规范性、工作费用的支付等问题还有待逐一解决。在组织管理与基层服务体系长效机制建设方面，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联合市农业科学院，建立起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科技与金融人才培养的合作新机制。同时，上海市通过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本市农业保险基层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沪农委[2013]201号）和《上海市农业保险工作费用使用管理办法》（沪农委[2015]261号），推进农业保险有序开展，提高农险业务经营合规性。

（二）关于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保费补贴模式

政策性农业保险惠及农业生产与经营者，服务的是“三农”，势必就存在财政保费补贴“谁来补”、“怎样补”、“补给谁”、“补多少”、“补的效果如何”等问题。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做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工作的通知》（财金[2012]2号）要求，试点地区农业保险财政保费补贴政策，主要是围绕补贴品种、补贴区域、保障水平、补贴标准、各级财政分担比例来进行设计。补贴品种包括中央财政补贴范围内的险种和地方特色农业保险。上海市根据农业风险保障需求特点，将财政保费补贴险种划分为种植业类、养殖业类、种源类、涉农财产类、淡季绿叶菜成本价格保险5大类。其中，中央财政补贴险种包括水稻、麦子等6个，地方农业保险15个。保障水平统一采取覆盖直接物化成本为目标，并依据农产品市场价格和农业生产成本的变化，设定动态调整机制。如，黑龙江农垦总局坚持以覆盖直接物化成本为原则，将水稻、玉米等8个主要种植业保险每亩保险费与保险金额设定为不同的标准，由各农（牧）场酌情选择。在补贴标准与各级财政分摊比例上，浙江省把补贴品种划分为9个档次，并按照中央、省、县财政在一般地区和欠发达或海岛地区实施差别比例分担，鼓励地方灵活增加保费补贴比例。

现行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保费补贴措施，如果以保障水平的设定来透视“补的效果如何”，很显然，并不是很理想，补贴险种的保险金额并不能有效覆盖直接物化成本。据相关数据统计，如果农作物绝收了，投保农户仅能获得直接物化成本1/3的赔偿。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实现农业保险市场保障需求的变化与保障水平的设定形成联动机制。如，北京市确定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险种，就是充分考虑到农业风险保障需求、农产品市场价格、生产成本等的变化，以每年的统颁条款为依据，设定保险险种与责任、保险金额与费率，探索保障水平的动态调整机制。同时，鉴于现行的农业保险政策以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粮食安全的农产品保险、主要畜产品保险和森林保险为发展重点（目前，15个品种被纳入中央财政补贴范围内），还需要中央不断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品种范围，增加保费补贴标准与比例。在不减少现有地方险种财政保费补贴的情况下，把新增的补贴资金向区域特色险种转移，满足主导产业的发展需求。

（三）关于政策性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模式

2013年，财政部出台了《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准备金管理办法》，对大灾准备金管理遵循的原则、计提办法、使用与管理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②。2015年中国保监会等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保费补贴型农业保险产品条款拟订工作的通知》，要求保险责任应列明保险标的所在区域内的主要风险，增加了种植业保险主险与养殖业保险主险的保险责任，并将地震和旱灾列为必保责任等③。各部门文件的陆续出台对试点地区建立多层次、多部门的风险分散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试点地区农业保险经营模式存在经营方式和财政支持力度等方面的差异，风险分散体系的设计思路也就存在较大的差别。北京模式属于政府主导下的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模式，保险公司购买再保险和大灾风险准备金计提完全由政府筹资，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大是首都农业保险的最大特点。上海专业性保险公司经营模式，保险公司购买再保险和大灾风险准备金的计提则是由政府和保险公司共同承担。江苏省为代表的联办共保模式下，巨灾准备金是通过对省、市和县三级政府保费收入的提取，在联办共保模式或自营模式下，保险公司的超赔支出购买再保险自行解决。浙江省2013年取消政策性农业保险超赔五倍封顶的风险分担政策，由共保体全额承担实际赔偿责任，政府不再分担超赔责任，同时发挥巨灾风险准备金作用。黑龙江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主要是通过对种植业险种保费收入计提巨灾风险准备金，向国内外再保险公司购买商业再保险，或按比例削减保额降低赔付标准等方式分散风险。

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体系遵循的路径大致为：原保险→再保险→大灾（巨灾）风险准备金。通过努力探索，试点地区大灾风险分散体系已初现轮廓，但仍暴露出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地方巨灾风险的赔付触发值、启动门槛较高，设定动态的调整机制有其必要性。地方层面的大灾风险发散机制与“三农”发展目标未能形成对接，优化大灾风险准备金设立的层级，探索创新大灾风险分散方式的不同组合形式均需要思考。2014年，中国农业保险再保险共同体成立，标志着我国农业大灾风险分散有了稳固的渠道。同时，呼吁尽快从国家层面对大灾风险准备金制度进行全面的组织设计。

（四）关于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监督与管理模式

2013年中国保监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农业保险条例>做好农业保险工作的通知》④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保险业务监管规范农业保险市场秩序的紧急通知》⑤，对我国农业保险市场的监管内容进行了明确：一是对保险公司的业务资质及展业、承保和理赔等服务质量环节的监管；二是对政府财政保费补贴资金的使用和绩效等的监管；三是对投保农户或组织的逆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等的监管。同时，相关研究认为，考虑到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性质、主体、范围、内容和方式的变化，农业保险市场监管内容可细化为资质和偿付能力、条款和费率、结构和行为、道德风险与逆选择、政府行为及财政补贴行为等的监管（张宁，2014）。从试点地区农业保险市场监管的落实情况来看，上海市为确保实现“五公开、三到户”组织保障，重视对涉农机构、基层服务组织等的监管，2015年印发了《上海市农业保险工作费用使用管理办法》（沪农委[2015]261号）。北京市2011年通过颁布《北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管理办法》（京财农[2011]2375号），建立了第三方审计制度和专项检查制度，及信息统计上报制度等。2013年通过印发《北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理赔业务规范》（京保监发[2013]35号），对保险公司的各项承保理赔服务工作进行了规范。自2013年开始，江苏省积极推动农业保险网的建立，实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专项资金的专项检查等。

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市场的监管，仍然缺少专门性的监管机构，多部门涉足农业保险业务导致市场监管盲区与交叉；农业保险市场监管的信息化水平，监管技术的复杂性与较高的监管成本，保险深度与密度的提升所增加的监管新领域与新内容等均是制约有效监管的难题。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政府财政保费补贴资金的加大，道德风险问题的监管延伸至政府及相关部门、保险经办机构及农业生产者或组织多方。因此，要求农业保险制度设计者尽快探索建立农业保险市场监管机制，完善农业保险市场监管内容。

五、结论

本文通过揭示我国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的演变过程，讨论政府主导下的地区特色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组织管理与基层服务体系，以期推进农业保险有序开展与业务经营的合规性；讨论“保费补贴品种—保障水平—补贴标准—各级财政分担比例”路径，以期实现财政保费补贴与保障水平的联动对接；讨论“原保险—再保险—大灾（巨灾）风险准备金”风险分散路径，以期构建完善的多层次、多部门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讨论农业保险市场监管内容与监管保障机制，以期实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可持续性发展。我国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的构建需要进行完善的制度设计，对政府主导下地区特色政策性农业保险“多元制度模式”进行探讨，有利于揭示我国农业保险经营模式发展的规律与方向。

注：

①《农业保险条例》，2013年3月1日实施。

②财政部关于印发《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准备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金[2013]129号），2013年12月8日颁布。

③中国保监会、财政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保费补贴型农业保险产品条款拟订工作的通知》（保监发[2015]25号），2015年2月15日施行。

④《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农业保险条例>做好农业保险工作的通知》（保监发[2013]45号），2013年5月29日颁布。

⑤《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保险业务监管规范农业保险市场秩序的紧急通知》（保监发[2013]68号 ），2013年8 月15日颁布。

参考文献：

[1]靳贞来.加快建立农产品价格指数保险——以安徽省为例[J].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4，1（5）.

[2]庹国柱，谢小亮.中国农业保险发展报告2014[D].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4.

[3]庹国柱.论政策性农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及其防范[J].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动态，2012，（6）.

[4]庹国柱.中国农业保险发展报告2012[D].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

作者：黄正军

第4篇： 我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

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以保险公司市场化经营为依托，政府通过保费补贴等政策扶持，对种植业、养殖业因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的直接物化成本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将财政手段与市场机制相对接，可以创新政府救灾方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分散农业风险，促进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为世贸组织所允许的支持农业发展的“绿箱政策。

多年来，我国农业保险基本上是靠商业方式运作的，从理论上来说，它难以适应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由于农业其原生的弱势基础地位、多功能特点以及它的高风险性，必须要依靠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的、专一的、分担的政策保险机制做保障，有利于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以及农民收入的提高。

二、对主流农业保险模式的点评

(一)政府政策扶持+财政补贴，商业化运作的安信模式 安信模式在上海可行，但其他地区却很难复制，主要是因为上海经济发达，财力雄厚，且农业占GDP的比重小，政府可以同时在资金和政策上给予扶持。

(二)依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展业，商业化运作的安华模式 安华公司在经营运作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农民虽然对农业保险有需求，但投保能力弱是一个普遍性问题。许多贫困地区的农民连扩大再生产的基本资金都没有，大灾之年农民的生产、生活只能靠政府的救助，根本无力缴纳保费。农民承受能力低导致保险公司对保险标的测算和农民承受能力之差很大。如果政府补贴乏力，“安华”模式将很难长期运转下去。

(三)政府支持下、相互保险经营的阳光模式

尽管相互制模式具有许多优点，如产权明晰、交易成本较低，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但是，由于我国《保险法》目前对这种组织形式没有任何规定，相互制公司在我国非常陌生，没有法律支撑，其成立、运作、管理存在一定难度。

相互制保险公司风险基金来源于会员缴纳的保险费，营运资金由外部筹措。因此，相互制保险公司的资金、规模受到一定限制，一旦有大灾发生，只依靠农民之间筹措的资金，显然难以承受赔付需要。资金问题是制约农业相互制保险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农业相互制保险的资金有限，直接导致了农业相互制保险的保障能力弱于其他类型的农业保险。

(四)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由政府组织并进行补贴，商业性公司代办模式，“市场运作，财政兜底” “共保”方式是国内外保险界对损失概率不确定的重大项目和罕见巨灾的一种理想的农业保险制度模式，可以降低独家承保的风险，提高对化解巨灾风险的承受能力。但目前“共保”试点的区域太小。因为农业保险的风险单位很大，对单个投保农户来说大部分农业灾害都具有较大的相关性，因此，要在空间上分散风险必须在较大范围内从事保险经营，否则大灾面前，区域小且财力弱的政府是难以兜底的。

(五)外资保险公司—法国安盟保险的“农村保险”模式 安盟公司在我国的试点并不成功。在2005年成立的四家农业保险公司中，法国安盟的保费收入可谓少得可怜。2005年上半年，安盟保险成都公司全部保费收入为68.18万元，仅占四川全省保险市场份额的万分之二。业内人士称，“安盟的亏损显而易见，这点收入还不够他们一个高管的薪水。” 2005年1至8月，该公司仅95万元保费收入，其中8月份的保费收入为17.42万元，而该公司的营运成本据悉已达到千万元以上。

农业生产在各国国民经济中居于基础地位，而农业生产过程又面临种种风险，因此，农业保险大多是在各国政府补贴下开展的，是一种政策性保险。但世界各国的农业保险模式并不相同。 西欧模式 西欧模式是农业互助合作保险模式。相互竞争的互助保险社和商业性保险公司承办农业保险，政府从法律和财政上给予大力支持，发放补贴、提供再保险，特大灾害赔偿则由国家财政予以支持。

美国模式

美国模式是政府和民间相互联系的双轨制农业保险模式。政府采取认捐方式出资组建官方的农作物保险公司，免除一切税赋，并对经营管理费用提供一定的补助。农作物保险公司直接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原则上农民自愿投保，但法律规定，不参加政府农作物保险计划的农民不能受益于政府其他福利计划，如农产品贷款计划、农产品价格补贴和保护计划等;必须购买巨灾保险，然后才能追加购买其他的保险。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事实上的强制保险。

这种农业保险模式的形成经历了试办，加速发展，政府给政策、政府与私营公司混合经营，政府出政策，完全由私营公司经营和代理四个阶段。到2000年，政府完全退出了农业保险的直接业务，将直接业务全部交给了私营公司经营或代理。政府向承办农业保险的私营保险公司提供保费补贴、费用(包括定损费)补贴、再保险支持和税赋上的优惠，并承担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

日本模式

日本模式是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政府补贴和再保险扶持模式。 日本农业保险采取强制性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的方式。法律规定，一旦某地区建立了互济组织，所有农作物耕种面积达到预定规模的农户，即被强制参加农业保险;小规模农作物种植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是否参加农作物保险;按政府指令种植稻谷、小麦以及养殖的农户，不用投保就自动参加了保险。农户参加保险，仅承担很小部分保费，大部分由政

(一)加拿大农业保险概况

加拿大为联邦制国家，其开展农业保险始于20世纪20年代，由私人保险公司进行农作物保险的尝试，但以失败而告终。1959年，经过长达30年间对农作物保险的可行性研究，加拿大通过了联邦农作物保险立法，对开展农作物保险的制度框架作出了规定，但具体实施与否，何时实施，则由各省自行决定，各省可根据本省立法和规划，自行设计保险计划。

1、加拿大农业保险的目标和原则

加拿大农作物保险计划的目标是：在可靠的保险精算的基础上，为农民因不可控制的自然风险造成的农作物损失提供保险保障。同时，开展农作物保险的5项原则：一是普遍参加。农民参加保险计划可以是自愿的，但保障责任应该尽可能广泛，以便使农民对政府其他援助计划(例如当时还在实行的PFAA)的需要减少到最低限度。二是公正、公平。这一原则要求农作物保险的保障责任应该是平等的，赔款应该反映与产量损失相关的价值损失。三是自我财务平衡。农作物保险在可靠的精算基础上开展和运行，要力求做到赔偿额与保费收入(包括政府补贴)平衡。而且，要以可靠而有效的方式来管理农作物保险计划，使计划的实施始终与计划的目标保持一致。四是农民买得起。农作物保险的保障水平应该与正常生产条件下的预期产量相联系，同时，农民能负担得起保险费。五是与其它农业收入保障政策互补。

2、各方职责

根据立法，联邦政府职责：一是分担各省农作物保险的保费、管理费和再保险费，分担比例由省政府与联邦政府进行谈判磋商确定;二是通过立法管理农作物保险，决定联邦对地方各省是否支持以及支持的期限和条件等;三是制定援助各省的农作物保险计划的联邦计划。

地方政府负责开展和管理农作物保险计划，主要职责包括：一是开办农作物保险并向农民解释其原则;二是根据可靠的精算原理厘定费率和确定赔付额以确保计划中可变性的精确度;三是保证保险合同及时签订和索赔的及时处理;四是防范道德风险。农场主则要承担部分风险并支付相关保费。

欧盟多国商业性农业保险 和美国有巨大区别的是，欧盟多国农业保险的主体不再是政府，其核心机构为商业保险公司，政府不提供任何担保，各商业保险公司主要通过市场化手段例如发行债券、再保险进行巨灾风险控制。欧盟多国政府对政策性农业保险没有强制性的规定，主要由私人保险公司提供巨灾保险保障，各地与各企业自主选择参与，国家不规定巨灾保险的标准费率或免赔率。但要求各公司必须运用统计数据和管理费率进行精算，对各个风险逐一进行评估，政府没有给承担巨灾保险风险的原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保险公司运用商业运作方式在市场上寻找分包人。

欧盟等国的农业保险充分发挥了市场的作用，不仅为政府的财政支出减轻了负担，还刺激推动了当地保险业的发展。充分调动了商业保险公司、家庭个人的积极性，但该种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的推广需要强大的保险系统作为后盾。

据了解国外农业保险的形式大体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运营模式，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

其主要特点，以国家专门保险机构为主导，负责全国农作物保险的经营与管理，对政策性农作物保险进行经济扶持，为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私营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支持，私营保险公司与国家专门保险机构签订协议，并承诺执行国家专门保险机构的各项规定，私营保险公司承担了全部农业保险(含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直接业务，通过开展农业保险的销售、签单等经营活动，具体实施政府农作物保险计划。在此过程中，有健全完善的农作物保险法律体系，政府补贴较高并实行税收优惠政策，采取强制与自愿保险相结合的投保方式。

二是民营保险相互会社模式，以日本为代表，日本的农业生产以个体、分散的小农户为主。这一点与我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虽然日本农业经营规模很小，但政府对农业支持和保护的力度较大，农业保险是日本政府常用的农业保护手段，农户加入农业保险相互会社是为了共同救济，相互帮助，这些保险相互会社不以盈利为目标。在上级政府的指导和监督下工作，直接面向农户，负责办理农户头孢业务、收取参保农户保费、评价灾害损失程度、向农户支付赔付金等经营活动，同时统一开展打药、开设禽畜诊所等防灾工作，另外，日本农业保险的分保再保体系也非常完善，其分散风险能力非常高。

三是政府优惠模式。

以西欧国家为代表，主要包括法国、荷兰西班牙等国家。主要特点为没有全国统一的农业保险制度和体系，农业保险主要由私营公司、部分保险相互会社保险合作社经营，政府不直接参与农业保险的经营，投保为自愿行为，国家为了减轻参加农作物保险农民的保费负担，给予一定的保险费补贴和税收等政策优惠。

四是政府垄断模式

以前苏联和原东欧部分国家为代表，这种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型模式的特点是以统一的国家农业保险机构(在前苏联是国家保险总局)采用对全国农业保险实行垄断经营、强制保险，政府成立相关基金帮助降低农业保险经营中村在的高风险，并补贴大部分经营管理费用等措施。目前，这种模式因前苏联解体，已经近乎消失，但对农业保险制度的发展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五是国家重点选择性扶持模式

以亚洲发展中国家为代表，主要包括泰国、印度、菲律宾、巴基斯坦等国家，主要特点：一是农业保险主要由政府专门农业保险机构或国家保险公司提供;二是承保以本国主要农作物为主，目的就是确保粮、棉生产的稳定;三是农业保险具有强制性。政府负责保费补贴和保险公司的业务费用补贴，政府金融机构通过贷款资金进行支持，将保险与金融机构贷款结合。

第5篇： 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现状

近年来，农业保险在各级ZF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保持了较快发展势头。目前，农业保险的承保险种明显增多，业务规模不断增大，覆盖领域逐步拓宽，保险主体日益多元，功能作用逐步发挥，各项试点逐步推进，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逐步推进。2008年，中央财政在2007年基础上大幅增加对农业保险的补贴支持，保费补贴经费预算由2007年的21.5亿元增加到60.5亿元，对种植业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由2007年的25%提高到35%，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已由2007年的6个省区扩展至16个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截至2008年底，农业保险实现签单保费110.7亿元(如表1示)，同比增长112.5%，承保各类农作物5.32亿亩，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25%，参保农户达9000万户次，为农民提供了2397.4亿元风险保障，三项指标分别比2007年增加了130%、80.7%和113%。

表1 2004～2008年农业保险经营情况年份 财产保险 农业保险

农业保险占 农业保险 农业保险

保费收入 保费收入 财产保险比重 赔付金额 赔付率

(亿元)

(亿元)

(%)

(亿元)

(%) 2004 1089.89

3.7

30.3

42.8

1 75.34 2005 1229.86

7.00

0.56

5.67

81.00 2006 1509.43

8.50

0.56

5.91

69.53 2007 1997.74

53.33

2.67

29.7

5 55.78 2008 2336.70

110.70

4.74

70.00

63.23

数据来源：赔付率为赔付金额与保费收入之比，实际上是简单赔付率。以上数据根据2005～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保险年鉴》，由作者整理而得。

二是政策性农业保险服务领域不断拓宽。目前，市场上存在的农业保险险种达160多个，基本涵盖了种养两业的各个领域。种植业方面，2008年中央财政支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所涵盖的主要农作物，在2007年初期的玉米、水稻、小麦、棉花、大豆5个品种的基础上，又新增加了花生、油菜，达到7个品种;养殖业方面，2008年在巩固发展能繁母猪、奶牛等养殖业保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家禽、淡水养殖和地方特色农业等领域的保险服务，截至2008年8月22日，能繁母猪保险第一个承保周期结束，全国共承保能繁母猪4355万头，提供风险保障4373亿元，承保覆盖面超过90%。另外，除主要农作物外，各地还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开展了林木、烟叶、葡萄、西瓜、青稞等特色险种，进一步拓宽了农业保险的服务领域。例如北京市2008年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新增了豆类、柿子、大桃等险种，承保险种已达到16个，全年实现保费收入2.495亿元，惠及农户16.4万户，已覆盖全市主要农业资源的30%。

三是政策性新农业保险组织形式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在鼓励人保、中华联合等全国性保险公司积极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同时，自2004年以来，保监会先后批准了5家专业经营农业保险的公司：黑龙江阳光农业互助保险公司、吉林安华农业保险公司、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法国安盟保险成都分公司、安徽国元农业保险公司，此外，浙江等地结合本地农业发展特点，在“ZF推动+市场运作+农民自愿”原则的指导下，采用“共保经营”和“互助合作”两种方式，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中国渔业互保协会也在积极开展渔业保险经营的探索。目前，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险组织形式主要有：股份制的商业保险公司形式、专业农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合作组织、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外资或合资农业保险公司等，政策性保险经营主体日益丰富，并形成向多元化发展的态势，推动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稳步向前迈进。

四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功能作用逐步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增强了农民抗风险能力和灾后恢复能力，确保了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稳定，促进了国家农业产业政策、粮食安全战略和支农惠农政策的落实。2004～2008年，农业保险赔付共计117.26亿元，仅2008年农业保险就为1400余万受灾农户支付赔款70亿元。其中，种植业保险赔款46亿元，养殖业保险赔款24亿元(其中能繁母猪保险赔款17.5亿元，奶牛保险赔款1.5亿元)。在应对2008年初低温雨雪冰冻自然灾害和“5·12”四川汶川大地震中，仅能繁母猪保险赔款一项就近1亿元，有力地支持了灾区重建工作。同时，保险公司发挥在防灾防损和风险管理方面的专业优势，大大提升了农业防灾救灾的能力。例如，黑龙江阳光相互保险公司自成立以来，先后投入5000多万元购买相关设备及实施防灾作业，极大提高了农户在防损救灾方面的能力。 现阶段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农业保险是处理农业非系统性风险的重要财务安排，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农业发展的三大支柱(农业科技、农村金融和农业保险)之一，是世贸组织允许各国支持农业的“绿箱”政策之一。自2004年ZF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改革以来，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可以说取得了巨大的实质性进展，在ZF各种利好政策的推动下，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迎来了黄金发展机遇期。但随着试点工作的进一步推进和深入，诸多制约政策性农业保险向前发展的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具体表现在： (一)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认识不够明确

尽管政策性农业保险这几年在我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各方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认识仍然不够明确，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地方ZF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政策目标和导向不明确。为什么要试验、举办政策性农业保险?这种保险的政策目标和导向是什么?这是试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各地ZF至今仍难统一或存在众多疑惑的问题。因此有的地方ZF把开办农业保险当作一种“额外负担”，把征缴农业保险费看成是“滥收费”。加之中央没有相关配套政策，地方ZF害怕遇到大灾“吃不完兜着走”。这样，地方上的积极性会打折扣，目前这点有限的积极性也很难持久。二是农业保险的政策性经营方式不够明确。迄今为止，我国的农业保险试点一直没有突破“政策性保险+商业化经营”的框架，“以险养险”加ZF补贴的思路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这样，政策性保险业务和商业性保险业务之间没有明确的核算界限，ZF在提供补贴时无法准确判断经营政策性保险业务的商业保险公司的亏损究竟是来自政策性业务，还是商业性业务，难以确定合适的补贴额度，难以科学评价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政策性保险的绩效，最终可能会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开展。 (二)农民收入水平低，保险意识淡薄

在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地区逐渐铺展的进程中，农户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有效需求不足的现实仍掣肘农业保险的发展，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高成本、高费率与农户家庭低收入之间的矛盾。农业生产自身的高风险性、空间的分散性、时间的季节性、定损的复杂性，造成了农业保险的高成本性，于是决定了农业保险实现正常运营必须以高费率为保障。各国的经验表明，农作物的保险费率一般在2%～15%之间，比之家庭财产、企业财产的保险费率(1‰左右)高出十几倍到几十倍，而我国目前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过渡时期，农业和农村发展处于艰难的爬坡阶段，农业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低，而且地区间发展极不平衡，收入差距很大，农民在较低的收入水平并扣除购买各项生活生产资料、供养子女上学等必要开销之后，其可支配收入微乎其微，所以即便是在现阶段ZF财政给予50%的保费补贴的前提下，1%～7.5%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费支出也大大超过了其消费能力。

第6篇：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问题研究

[227]李海军.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问题研究

胡继连.山东农业大学,2009. 农业是人们利用植物、动物、微生物的生长机能,通过人工控制和培育以获得产品的基础产业,容易受到多种自然灾害和环境变化(如旱、涝、风、冰雹、寒潮、病虫害等)的影响。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和自然灾害频发国家,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分散农业风险,保护农业生产者利益,既是降低农业生产系统性风险、保障农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发展现代农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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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试图运用准公共产品理论、博弈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作为分析工具,系统总结研究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历程,比较分析国内外政策性农业保险典型模式,并专门考察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探索情况。在此基础上,对影响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理性思考,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内容和主要结论如下: (一)梳理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生成与发展的相关理论基础,认为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事关农业稳定持续发展,既有坚实的理论支撑,也是一项重要而又紧迫的现实问题。准公共物品理论分析表明,无论是多风险或一切险,农业保险都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需要政府在制度供给、环境营造和财政补贴等方面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这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生成的根本原因。博弈论分析表明,政府的支持和引导,可以有效调动农业保险经营者开办业务、农民参加保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实现政府、农业保险经营者、农民三个相关行为主体互动平衡的主导因素。制度变迁理论分析表明,制度在发展中处于基础和根本的地位,研究发展问题必须把制度建设作为重点,突出制度设计和实施的相关内容,其中政府推动农业保险制度变迁的动力最强,可以运用行政、经济或法律手段诱导和强制农业保险制度变迁,并履行相应的职责。福利经济学理论分析表明,政府支持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可以大大增加社会总福利。农业弱质性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和农业多功能理论分析表明,政策性农业保险属于政府对自然灾害的补偿和救济内容,实施的意义广泛而重要,并且对国际贸易不产生扭曲作用,是WTO框架下政府加强对农业支持保护的重要措施。 (二)按照政府干预和扶持力度的强弱,可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历程大体划分为早期波折阶段(1950-1993年)、制度缺失阶段(1994-2003年)和恢复试点阶段(2004年至今)。其中,1994年以前的农业保险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一种萌芽形态和简单形式,2004年是商业性农业保险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另一个重要分界时点。通过分析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历程、曲折成因及其启示表明,对于政府、农业生产者和保险公司三个行为主体而言,政府财政补贴等相关优惠政策的实施力度,决定着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实际供给水平和农民有效需求水平。没有政府的积极介入和有力支持,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就很难有稳定、持续发展,更难以摆脱曲折、徘徊、萎缩的发展困境。这一历史实践也启示我们,政府采取合理的方式积极介入,尽快确立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法律地位,不断加大财政补贴和政策支持力度,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是促进政策性农业保险健康发展、不断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供求均衡的关键。 (三)2004年以后,我国多个省份开展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试点探索,主要形成了上海安信、黑龙江垦区阳光相互制、吉林安华、新疆建设兵团中华联合、浙江共保体等五大典型模式。这五种模式的相同点体现在:地方政府主导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兼顾运用市场和行政手段实现保险规模扩张、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分散风险以及实行“以险养险”等方面,这些制度设计有效推动了试点工作的开展。同时,受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性农业保险基础开办条件的限制,五种模式在区域特色、经办主体、保险对象、保障方式与程度、政府扶持力度、扩散效应等方面有所差异。这些发展模式的探索实践启示我们,制度设计是否合理、财政补贴是否有力是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重要因素。 (四)2006年,山东省正式启动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从对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探索情况的专门考察来看,试点取得了较好效果,特别是在帮助试点地区农户分散农业风险、推动农业生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政策性农业保险属于新生事物,在山东省刚刚起步,制度设计还不够成熟和完善,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体现在行政色彩比较浓厚、巨灾风险准备金制度不够完善、保险责任与农民实际需求有一定差距、个别险种保险责任认定困难、农民群众保险意识淡薄且消费能力有限等诸多方面,特别是农户、保险公司、政府三者相互平衡关系还没有完全建立的问题,成为制约今后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主要因素。 (五)从世界范围看,约有40多个国家推行政策性农业保险,较为典型的有以美国、加拿大、日本、法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模式,以菲律宾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模式,以及前苏联模式。这些国家的实践证明,要想实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健全的法律保障、强有力的政府支持、完善的再保险和巨灾风险分散机制、专设的管理机构、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另外,由于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各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在险种与承保范围、保险责任、实施方式等经营层面上也有显著不同。这些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实践启示我们,应积极借鉴国外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有益经验和一般规律,结合国情,加强制度创新,健全完善法律和政策支持体系,推动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健康发展。 (六)在我国建立科学、有效、完善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立足中国国情,大胆探索,抓住关键,勇于实践,积极推进,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这其中的关键因素和环节主要包括:加强立法,尽快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法律制度;设立农业风险管理机构,统筹全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分散转移制度,多渠道分散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税收制度,促进承保公司可持续发展;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与农业信贷投放相结合制度,实现农村银保互动发展;坚持自愿与适度强制相结合,为提高参保率提供制度保障;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资金使用与监管制度,确保资金保值增值。

第7篇：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合理性分析

摘 要：农业保险属于政策性保险的范畴，科学、合理地厘定保费有助于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健全农业保障体系。本文先从保费厘定的原理出发，探讨了保单中的重要参数(起赔标准、免赔率、赔付金额)对保费厘定的影响，并且立足于农户的利益，探索参数设置的合理方法。而后将所有理论成果应用于山东省政策性棉花产量保险中，使用参数模型法进行保费厘定，分析现行的政策性保险制度是否合理。

关键词：政策性农业保险 保费 赔付金额 起赔标准 免赔率

一、引言

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土地的收成关系着9亿农民的生活。近年来重灾频发，灾情凸显出了我国农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而农业保险作为农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暴露出其发展模式的不成熟和保障水平的有限。近年来，国家将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发展农业保险的重中之重，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探讨已成为学术界最热门的话题。

目前，理论界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向：一部分学者专注于探索适合我国的发展制度和模式，另一部分则致力于保费厘定的精算方法研究。

在分析我国现行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时，学者们普遍认为：现行的制度并不能为农业生产及农户生活提供有效保障。原因概括如下：首先，高额的保费让那些种地为生、收入微薄的农户只能望“保”兴叹。其次，较低的起赔标准使保险公司的赔付只能弥补灾后经济损失的一小部分，不足以为再生产提供资金支持。再次，覆盖面的狭窄常常使得现有的险种与农户真实的需求相错位。最后，农业保险灾后定损的不确定性和复杂的理赔程序更加打击了农户参保的信心。

在保费厘定的精算方法研究方面，较早采用的是经验费率法(APH)，而后逐渐被单产分布法所取代。在单产分布法中，又衍生出参数模型法、半参数模型法、非参数模型法和分层贝叶斯模型法。

虽然两个领域都已涌现大量的优秀成果，但是这两方的研究始终是孤立的。为了使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能有很好的结合，本文先从理论上探究了保费与保单中的重要参数(起赔标准、免赔率、赔付金额)的函数关系。再从农户的角度出发，探索合理的参数设置方法。最后以山东省政策性棉花产量保险为例，利用1949-2010年棉花生产的实际资料，使用参数模型法进行保费厘定，从保障力度、保障水平、给农户造成的保费负担等方面分析现行的保险条款的参数设置是否合理，为实践提供借鉴。

二、区域产量保险费率厘定的原理

农作物区域产量保险的保费和赔偿额取决于该区域的产量。在任何一个保单，不管单个农户的产量如何变化，只要区域产量低于预期产量，该区域所有投保农户就会获得赔偿——前提是减产是由自然条件引起的。我国目前实行的农作物保险都是区域产量保险，因此，本文的研究内容也只限于农作物区域产量保险。

在实践中，只有当承保作物的减产率达到一定程度时，保险公司才会对参保人进行赔付，且赔偿的金额依据保单中约定的单位面积的赔付金额、免赔率以及实际的减产率、减产面积来确定。由此可见，在单产保险中，风险损失是通过农作物单产相对于正常产量的降低值来反映的，单产保险的费率必须通过农作物单产损失的分布来计算。

(一)保费厘定的基本原理

设Y为预期产量，x为实际产量，则损失率(loss rate，即减产率)可表示为：

定义起赔参数α：当损失率大于起赔参数，即时，保险公司对参保人进行赔偿。设β为免赔率，f(x)为单产分布密度函数，EL为期望损失，p为保险费率，则假定农户购买了起赔参数为α，免赔率为β的农作物区域产量保险，承保面积为S，单位面积的赔付金额为A，单位面积的保费为P，则其需要缴纳的保费为：如果在某一保单，由于自然原因使得该区域的农作物减产率达到 α以上，则保险公司将对该区域所有投保的农户进行保险赔付。

(二)保费厘定的关键因素

由上述公式可知，影响保费P的因素为单产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和5个变量：预期产量Y，起赔参数α，免赔率β，承保面积S，单位面积的赔付金额A。

其中，承保面积S由参保人的个人意愿所决定，其作用仅仅相当于一个乘数，而对单位面积纯保费的厘定过程没有影响，所以下文只研究单位面积纯保费的厘定。

此外，在实践中，预期产量Y通常为该单产预测值的期望，没有可变性，即在具体的产量数据下，Y为一个确定的常数。因此，在本文的理论推导中，也将其视作一个常数。

由此可见，单位面积纯保费的合理厘定不仅依赖于单产分布的正确选择，还依赖于保险条款中三个重要参数(赔付金额A、起赔参数α和免赔率β)的合理设定。

可以直观地看出：赔付额(payment)是赔付金额(A)的线性增函数。A越大，农民受到的补偿就越多，农业保险发挥的保障力度就越大。但是，单位面积纯保费(P)也是A的增函数，A越大，保费就越高。太大的A会带来农民无法负担的高额保费。因此，A的设定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最好能分为几个档次，让农民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经济实力进行自主选择。反映出单位面积纯保费(P)是起赔参数(α)的减函数，α理应越大越好。然而，赔付额(payment)也是α的减函数，α越大，保障的范围也就越小，所以需要在其自然取值域[0,1]中权衡选择。

同样的，赔付额和单位面积纯保费都是免赔率(β)的减函数，β也需在其自然取值域[0,1]中权衡选择。

三、山东省政策性棉花产量保险的实证研究

(一)数据的来源

从1949-201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可以获得山东省历年棉花生产的数据资料，包括以下两个指标：(1)棉花总产量;(2)棉花总种植面积。用(1)除以(2)可得到平均亩产量，即单产数据。本文将对单产数据进行去趋势处理，而后估计出2011年的预测值。

(二)产量数据的去趋势处理

用SPSS绘制产量序列的折线图，发现该序列存在明显的时间趋势，如图3-1。因此，产量序列可分解为：其中，y为作物实际单产值，为单产趋势值，为随机波动值。

图3-1 产量趋势图

去除时间趋势有多种方法，本文选用回归模型中的二次函数去除时间趋势。用SPSS对产量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并且保留残差项。回归方程和回归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得到的回归方程为：回归方程表示的是单产趋势值，而在上一步中保留的残差项即为随机波动值，两者之和才是产量的真实值。将取63时，带入(3.2)式中可以得到2011年的趋势预测值，将(3.3)式的结果加上随机波动值，即可得到2011年的单产预测值。

(三)单产分布的拟合

数据已通过正态性检验，利用最大似然估计得到正态分布的均值，方差。

(四)现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合理性研究

从2008年起，山东省对政策性棉花产量保险实行保费补贴政策：农户自付20%的保费，剩余部分由政府补贴。此外，通过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电子产品库，可以查到现行的山东省政策性棉花产量保险以及全国通用的非政策性棉花产量保险的保险合同，在下表中加以对比。

表3-2 政策性与非政策性棉花产量保险的比较

政策性棉花产量保险 非政策性棉花产量保险 单位面积赔付金额A (元/亩) 600 参照棉花生长期内的直接物化成本，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协商决定，不妨假设为600 起赔参数α 20% 30% 免赔率β 0 10% 加入免赔率的实际单位面积赔付金额(元/亩) 600 540 获赔概率Pr 0.0474 0.0110 单位面积纯保费P(元/亩) 7.6307 2.1758 农户自付比例 20% 100% 农户自付单位面积纯保费(元/亩) 1.5261 2.1758

就单位面积的赔付金额而言，非政策性保险没有给出明确的取值，其规范程度还有待提高。政策性保险虽然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标准，但是灵活性较差，农民无法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标准。

就起赔参数α而言，政策性保险的α值小于非政策性保险，很好的凸显了其“政策性”，因为其获赔概率高于非政策性保险，也就是其保障水平要高于非政策性的险种。

就免赔率β而言，政策性保险的β值小于非政策性保险。在单位面积赔付金额相同的情况下，免赔率的存在使得农民能拿到手的单位面积赔付金额发生了变化：政策性保险的赔付高于非政策性保险，可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障力度大于非政策性农业保险。

就农户自付单位面积纯保费而言，在相同的赔付金额下，非政策性保险是政策性保险的1.43倍。非政策性保险极大地加重了农户的保费负担。

综上所述，现行的山东省政策性棉花产量保险的保障水平和保障力度都要高于非政策性保险，而其带给农户的保费负担又小于非政策性的保险。因此，未来所有农业保险的模式都应逐步向此政策性保险靠拢，并且可以继续扩大保障范围、提高保障力度。此外，在一份保单中还可设置免赔率不同的若干保险等级，将选择权交到农户的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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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政策建议及发展前景

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政策建议及发展前景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作物种植栽培历史悠久，农村人口众多，农业地位举足轻重，所以 “三农”问题历来为党和政府所重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已经先后出台十三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由此可见“三农”问题的重要性。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农村普遍地区一直延续着传承千年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小农经济之下，农民掌握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生产积极性提高。农民经营规模很小，农民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努力提高耕作技术，为我国农业的精耕细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当面临干旱、洪涝等重大自然灾害时，力量薄弱的单个农民却无法抵御，所以农业保险制度便应运而生了。而一直以来，抗灾救灾、安抚灾民、重建家园的费用主要由国家和地方民政部门负担，也有一少部分来

一、历史与现状:

我国农业保险业发展经历了近30年的曲折历程，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恢复与波动发展阶段(1982年-2003年)。

第二阶段:破冰与升温发展阶段(2004年至今)。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提出，国家要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中共中央于2003年首次提出“探索建立农业政策性保险制度”

之后，又连续八年出台了八个涉及“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逐渐加大对政策性农险的支持力度。最近的一次是在去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明确“积极扩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品种和区域覆盖范围，加大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保费补贴力度。鼓励各地对特色农业、农房等保险进行保费补贴。发展农村小额保险。健全农业再保险体系，建立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2004年中国保监会一方面在上海、吉林黑龙江先后批设了安信、安华和阳光3家不同经营模式的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另一方面依靠地方政府支持，在江苏、四川、辽宁、新疆等省份开展了保险公司与政府联办为政府代办以及保险公司自营等多种形式的农险试点，实行国家、地方财政补贴、农户投入的形式。2007年，中央财政首次对其进行补贴。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60.5亿元健全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制度，试点工作由6个省区扩展至16个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截止2009年，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已经覆盖了全国主要的粮油棉产区和畜禽主产省，试点险种新增加了育肥猪保险和森林保险，中央政策性险种扩大到了9个。据统计，我国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从2006年的8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35.68亿元。五年来，保险业共为农业生产提供保险保障11279亿元。保险作为一种市场化的风险转移机制对解决“三农”问题，显示出了巨大优势。

虽然中央和地方都在加大农业保险推行力度，但由于多方面原因，农民参保积极性不高，农业保险覆盖面狭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参与度低，农业保险政策效果仍不理想。我国农业保险商业性运营已经进入了“供给不足，需求乏力”的困境。分析其原因可以概括为“八个矛盾”，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即: 第一，农业保险的外部性与商业运营的趋利性之间的矛盾;第二，农业保险的低补偿性与农业产业的高风险性之间的矛盾;第三，农业保险的高成本与农户家庭的低收人之间的矛盾;第四，农业保险的道德风险与法律制度缺失之间的矛盾;第五，农业保障和保险公司盈利之间的矛盾;第六，强制投保与自愿投保之间的矛盾;第七，政府主导性与发挥保险公司积极性之间的矛盾;第八，农业巨灾风险存在与风险转移分散机制缺失之间的矛盾。

二、政策建议：

在借鉴、遵循国外先进经验和共性规律的基础上，着眼我国国情和农业、保险业发展的客观实际，立足现有金融资源，以政府支持、全社会广泛参与为导向，以农业政策性保险业务为主线，以业务商业化运作为特征，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的整体效能，加快建立保障有力、运营高效的农业保险体系，为政府支持和保护农业，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提供有效手段;推进农业保险立法，建立健全我国的农业保险相关法规，把我国的农业保险纳入法制化轨道;发挥政府主导性与保险公司积极性相协调，按照市场机制建立自然灾害保险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农

业风险转移分散机制;拓宽保险服务领域，统筹发展城乡自然灾害保险，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重视国际交流与合作，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更科学的借鉴和吸取发达国家自然灾害保险的经验教训。

三、发展前景：

我国作为雨雪霜冻、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农业保险对于提高农民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的能力、保障农业生产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保障农村经济繁荣发展，确保国家粮食生产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目前农业保险在我国很多地区推行尚不理想，待提升空间很大。在传统体制下，我们对突发的农业自然灾害，主要采取的是临时性的政府救济和良种补贴，而相比政府救济和良种补贴，农业保险则是一项兼具公平与效率的三农政策。推广农业保险，除了活跃农村金融市场外，同时还拉动了剩余劳动力就业。农业保险的开展还解决了农户贷款难和灾后银行收贷难问题，可以形成保险、银行、农户的良性循环，有效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另外在广大农村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可吸纳部分农户成为专兼职保险人员，从而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实践证明，农业保险的补偿功能解除了农民对农业高风险的后顾之忧，使农民敢于投入、实行规模化经营，从而加快了新农村建设步伐，促进了农村的社会稳定。同时，农业保险的开展还促进了农村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发挥了农业保险惠民、安民、富民的作用。从这里我们

可以清楚地预见农业保险发展的广阔前景，相信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之下，我国的农业保险必将会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

第9篇：政策性农业保险内涵

政策性农业保险内涵、功能及作用路径的新诠释

曾玉珍

2011-05-17

摘 要： 政策性农业保险是农业保险的一部分，但与其他农业保险相比，不但呈现出了其独有的特征，而且也赋有了更多的功能与作用。本文在结合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内涵的界定，深入辨析和推理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功能与作用;同时也通过对其作用路径的剖析，勾勒出了其功能与作用之间的内在联系。

关键词： 农业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农业风险，农业损失，现代农业

从2004年开始新一轮政策性农业保险试验以来，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实践，学术界已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与此同时也应注意到三个问题：一是直至目前仍鲜有界定和解析政策性农业保险内涵的文献，且还未能达成共识;二是有些文献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功能与作用简单地等同于农业保险的功能与作用;三是大量研究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功能、作用和功能定位等基础性问题认识不清，甚至将彼此混为一谈。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使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研究缺少共有的理论基础，而且也不利于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实践提供科学系统的指导。因此，本研究将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结合政策性农业保险实践，界定和辨析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相关基础理论。

一、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内涵

(一)农业保险的种类

由于农业内涵的广泛性与发展性，农业保险的业务种类繁多，学术界和保险业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对农业保险进行了分类。目前主要的分类方式有以下两种。

1.按照承保对象与范围不同的分类。这种划分方式是沿袭农业的广义与狭义之分而形成的，将其相应地分为广义的农业保险和狭义的农业保险，或称为“大农险”与“小农险”。“小农险”的承保对象与范围仅限于种植业和养殖业，通常被称之为“两业保险”;“大农险”的承保对象与范围则涉及广义农业的各个环节，因此也被称为“农村保险”。

2.依据经营目标不同的分类。按照经营目标的不同，可以将农业保险分为商业性农业保险和政策性农业保险两类。其中，商业性农业保险的经营目标是获取利润最大化;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营目标是最大程度地实现政府预定的政策目标，而不以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的首要目标，或不作为唯一的经营目标。在我国保险实践中，又常根据保费补贴主体的不同，将政策性农业保险分为中央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地方政策性农业保险。

(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界定

目前在国外文献中尚未找到能完全与我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相对应的称谓，关于国外对其定义的界定也无从谈起。在我国，近几年已有多位学者分别从多个视角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进行了界定。庹国柱和朱俊生( 2004)将政策性农业保险定义为，为了实现政府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目标而实施的农业保险或建立的农业保险制度;施红( 2008)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就是指政府作为风险配置主体介入了农业保险的风险配置过程的一类特殊类型的农业保险;李海军( 2009)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指国家对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农产品的农业保险给与一定政策扶持和优惠的一种制度安排;段胜( 2010)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是相对商业性农业保险而言的一种特殊农业保险形式，它是国家依据政策目标或服从特定的政策规划而建立的一种保险制度;庞在礼( 2010)提出，政策性农业保险是由政府主导推动，财政给予保费补贴，农民自愿投保，商业保险公司承办，按商业保险规则运作，并提供专业化保险服务的一种农业保险;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主要经营者之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管理办法》中规定，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指中央或地方财政给予保费补贴的农业保险业务。

基于上述研究，结合政策性农业保险实践特征，本文认为，所谓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指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通过参与部分农业保险产品的运营，或对相关农业保险业务参与主体提供一定的扶持、优惠或补贴等促进政策的一种制度安排。

(三)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特征

1.特定政策目标性。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是为特定的政策目标而服务的，因此，无论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险种选择，还是保险责任的确定，抑或是实施方式和实施范围的确立，都是围绕着提高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和效果而设计的。正因为如此，在实践中，随着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公共财政的能力和重点目标、产业政策等众多因素的不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政策目标会呈现出动态发展性和差异性。相应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业务种类和实施范围等内容也会随着其实施目标的转变而发生一系列的调整与变动。而且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在某一特定时期，一个国家或地区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目标通常也并不是唯一的，更多是一个具有共同取向的目标群。如我国目前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目标也并不是仅仅为了管理农业风险，或稳定农民收入等，而是包括提高农业风险管理水平、稳定农民收入和保障农产品供给等内容的一个多目标集合。

2.经营目标多元化。从产业经营层面分析，农业保险属于经济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以经济利润最大化作为其经营目标。然而在实践中，绝大多数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是具有高风险、高成本和高价格等典型特征的农业保险险种，在完全市场机制中不能自发形成市场均衡。同时，这些险种的开办与经营又是政府实现特定经济或社会等政策目标所必须的，因此政府必须通过直接参与或介入这些险种的运作过程以保障其政策目标的实现。由政府职能决定，政府参与运营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首要目标并非是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应是最大程度地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同时增进社会福利水平，促进社会公平。

3.经营模式多样性。从经营模式视角，受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财政能力等因素影响，政府介入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方式会有所不同，因而也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模式。在实践中，目前主要有政府通过设立专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自办经营模式;政府通过指定商业保险公司为其代收保费、代付赔款的代办经营模式;政府与其他保险供给主体(股份公司、相互公司、合作社等)合作，按比例分担保费、承担赔偿责任的联办经营模式。但无论采用何种模式，政府都会通过一定的方式给予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相应的扶持、优惠或补贴等促进政策，以诱引相关业务的稳定发展。

4.承保风险弱可保性。保险业持续稳定经营必须满足的要件之一就是以可保风险为经营对象。所谓可保风险，简单地说，就是可以被保险公司所接受的风险;更明确地说，可保风险必须满足独立性、偶然性和意外性等要件。然而，由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决定，许多农业风险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和系统性，如农业自然风险一旦发生，不但可能会同时造成较大区域范围内保险标的的损毁和灭失，而且还会引发其他农业风险的发生，甚至造成农业巨灾损失，由此可能会导致农业保险公司面临巨额赔偿，威胁保险公司的财务稳定性，因此使得这类农业风险不符合理想的可保风险要件。同时，在保险实践中，农业保险也呈现出了高成本、高赔付和低利润的显著特征，进而导致在完全市场条件下商业性农业保险市场的均衡数量较低甚至不存在的局面。然而，从宏观经济及社会层面，此类险种所涵盖的农产品关系到国计民生，或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迫切需要政府发挥其职能，通过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参与到该类险种的市场活动中，从而促使一定规模的市场均衡的实现。因此，从风险可保性角度，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的风险大都是无法单独依靠市场而转移的风险，即属于弱可保性风险。

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功能

目前中外学者对保险的功能认识基本达成一致，普遍认为现代保险具有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功能。其中经济补偿功能是保险的本质核心，也是保险的基本功能;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功能则是保险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在其基本功能基础上产生的衍生功能。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保险的一个分支，同样具有保险的这些功能。不仅如此，由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特殊性和实施范围所决定，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功能更为明确而具体(见图1)。

图1：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作用路径

注：①椭圆内表示参与主体，实线框内表示功能，虚线框内表示作用;②实线连接箭头显示功能传递路线，虚线连接箭头呈现相应功能的作用路径;③内环虚线框内表示基本功能，内环虚线框与外环虚线框之间属于衍生功能区。

(一)基本功能

所谓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基本功能，是指在政策性农业保险运营过程中，由其自身内部活动所产生的最根本、最直接的有利功效(图1中内环虚线框区域所示)。

1.分散农业风险与补偿农业损失。该项功能体现在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政策性农业保险各经营主体，通过其在不同地区的分支机构承保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并建立起保险基金，将某些少数农业生产经营者所遭遇的特定农业风险分散在所有参保主体间，以实现农业风险在空间、时间和作用对象等方面的分散与转移;另一方面，当被保险农业生产经营者在保险有效期内，由约定的农业风险导致农业损失发生后，政策性农业保险人将在约定的责任范围以及保险金额内，按照保险标的实际损失对被保险人给予一定的损失补偿，履行补偿损失功能。其中，分散农业风险是补偿农业损失的手段，而补偿农业损失则是分散农业风险的目的。因为如果不能做到农业风险在空间、时间和作用对象等方面的有效分散，就不可能对农业损失进行补偿。在现代农业建设与发展中，虽然随着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部分农业风险得以有效控制或减弱，但与此同时也增添了一些前所未有的风险，而且农业风险损失程度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增强。如随着设施农业、精准农业等现代农业的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设施一旦遭遇风险损毁，所造成的损失可能更为严重。因此，通过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充分发挥其分散和转移农业风险、补偿农业损失等功能更为重要。也正因如此，分散农业风险与补偿农业损失不仅是赋予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基本功能，而且也是最核心的功能。

2.规避与消减农业风险。虽然从表层上看，政策性农业保险只能通过其特有的运作机制分散和转移农业风险，并不能将农业风险化为乌有或减弱。但在实践中，由于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在经营中遵循的是“防赔结合”的风险管理理念，即保险公司为了有效控制风险，提高风险管理的效果与效率，不仅会在承保时对承保标的所处的风险状况进行检查、评估和提出改进建议，而且在整个保险期间都会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风险检查与监督，以及实施必要的防灾防损措施。通过保险公司专业风险管理者的指导与帮助，以及得益于保险公司为了提高自身经济效益而实施的减灾防损措施，如农业技术培训、人工降雨等，都会促使农业生产经营者提高农业风险管理意识，提升防灾防损的水平与能力，减少农业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和降低农业风险损失程度，进而从客观上起到规避和消减农业风险的功能。因此，规避和消减农业风险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另一重要的基本功能。

(二)衍生功能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衍生功能，也即是由其基本功能所派生的功能，是指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发挥其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对外部所产生的间接的有利功效(图1中内、外环虚线框之间区域所示)。

1.激活与融通农村资金。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者，通过收取保险费而积聚大量保险基金资金，并通过对保险基金的合理运用，以促进农村闲散资金转化为投资，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同时，有利于分散金融风险，推动农村资本流动，实现农村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该功能是由政策性农业保险运作机制所衍生的功能之一，并将随着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不断创新与发展，以及经济金融环境的不断完善而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在我国，通过大力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不仅可以有效改善农村居民传统上所形成的以储蓄作为单一投资的理财方式，进而分散农村居民储蓄过于集中银行所形成的金融风险，而且还有利于优化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2.承载支农惠农工具。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通常都是具有“高损失、高赔付、高费率”等典型特征的农业保险险种，因此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商业保险公司不愿经营此类业务，由此造成此类险种不能单独依靠市场机制而完成市场交易，存在严重的市场失灵。这样不仅使农业因高风险而处于难以为继状态，而且也会使整个农村经济与社会处于高风险与不稳定状态。政府通过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一方面通过转移和分散农业风险，实现农业风险承担主体多元化，减少农业生产经营者的风险，为农业提供更高的风险保障，以促进农业的平稳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保险运作机制，通过对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险种、风险责任、实施范围、保险费数额和缴纳比例、保险费与保险基金管理方式等方面的设计与管理，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和农村社会经济的稳定持续健康发展，从而实现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支持与扶持。同时，这也是WTO规则下各国常用支农惠农的重要工具。

3.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参与农村社会管理也是政策性农业保险一项重要的衍生功能，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者通过对受灾被保险农业生产经营者进行及时有效的损失补偿，不但为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以及农村居民生活安定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保障，而且还利用保险赔偿机制实现了所有参保农户间的收入再分配，缓解了社会矛盾，消减了农村不安定因素。同时也增强了社会应急能力，减轻了政府对受灾群体进行救济的财政压力。二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者通过防灾防损措施的实施，不仅增强了自身的偿付能力，而且还通过其对农业风险管理的督促与示范，提高了被保险人以及其他农业生产经营者的风险防范意识和防灾减损的能力，减少了社会财富损失，有效地承担了风险管理的社会责任。

三、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作用及其路径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作用是指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发挥其功能过程中，对经济社会等方面所产生的有利溢出效应。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作用不仅是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重要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是制定政策性农业保险实施目标的重要依据。

(一)促进农业生产要素投入，诱导农业健康持续发展

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对农业发展的有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降低农业风险预期，可以有效促进农业生产经营者对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农业生产经营者通过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不仅将不确定性的农业风险损失转移了出去，稳定了农业预期收益，为农业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保障，而且还借助农业、畜牧业和气象等部门专业技术指导与防灾防损措施的实施，规避和减少了农业生产经营风险，从而提高了农业投资预期收益。这不仅会促使农业生产者增加对农业生产要素尤其是高级生产要素的合理投入，而且还会刺激与吸引社会对农业的投资，非常有利于促进农业资本的形成，加速发展以高效、生态和精准农业为主的现代农业，进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提升农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二是通过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创新设计，可以有效诱导现代农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政府通过设计特定目的性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险种、风险责任、实施范围、优惠政策等内容，可以有效诱导某一地区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形成。同时又通过保险运作机制，转移与消减农业产业化发展中的农业风险及其损失，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与壮大保驾护航，从而实现现代农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二)稳定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促进农业良性循环发展

政策性农业保险在为农业发展提供风险保障的同时，也为稳定农民收入奠定了基础。尽管农业生产经营者在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时，需要支付一定的保险费，从某种程度上增加了生产成本，从而减少了其可获得的最大纯收入。但同时，农业风险损失发生后的保险赔偿也减少了因损失发生而引起的收入大幅度减少的可能性。Yamauchi( 1986)及Kraft(1996)分别以美国和日本的数据证实了农业保险在影响农业净收入的概率分布和收入稳定方面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后，一方面可以在世贸组织规则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实行低费率、高补贴政策或再保险机制等规避农业风险尤其是农业臣灾风险对农民和农业的影响，改变“一次重灾，即刻致贫”的困境;另一方面，通过对险种的创新设计，还可以使政策性农业保险成为补贴农民与扶持农业的有效工具，进而成为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有效载体。而且，当农民收入得到稳步提高后又会加强对农业生产的投入，从而促进农业的快速发展。如此反复就会促进农业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进入良性循环发展之中。

(三)激活农村消费市场，实现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

农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且与国民经济的其他产业、农村与城市具有高度联动性。农业的健康稳定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不仅会直接带动农业产前、产后相关服务业的发展，还会促进农民对工业品、服务等产品消费需求的增加，进而驱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Leatham等(1997)通过对美国北达科他州的实证研究证明，1美元的农业保险赔款带动该州的商业销售额增长了2.3美元，带动个人收入增长了1. 03美元，使该州总产出增加了1. 14美元，并增加了51.6个就业岗位。同时也表明了农业保险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积极的乘数效应。因此，通过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运作机制，在提高政府支农惠农政策效率的同时，还能更好地实现其对国民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四)提高农民的经济与信用地位，促进农村金融体系高效有序发展

在商业性农业保险经营条件下，农业生产经营者受收入低微与农业保险的高费率等因素制约而无力购买农业保险。在农业生产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后，农民只能依靠储蓄、亲属援助、救济或贷款等方式恢复生产与建设。这不仅使农民经济收入低下而且也无保障，甚至会导致原有贷款因无力偿还而拖欠或产生新的债务。加之由农业风险特性所决定，一般农业灾害影响范围都较广，由此可能会导致许多农户陷入上述困境。同时，农村信贷机构将因农民的违约遭受损失或因农民的经济与信用地位低下而缩小信贷规模，降低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力度。在政策性农业保险实施后，一方面通过为农民提供风险保障和损失补偿，保障农业生产稳定进行，提高农民收入，进而提高农民的经济地位和信用地位，帮助农业生产者冲破原有的农业生产投入资金难以获得的窘境，可以有效解决农业资金投入的瓶颈制约，从而促进现代农业稳定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激活农村流动资金，分散金融风险和提高金融效率，对促进农村金融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高效、稳健、有序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五)提高农业风险管理的水平与能力，减少社会损失，减轻政府救灾救济财政压力

农业风险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系统性等特征决定了农业的脆弱性与损失的严重性。然而，在传统的农业风险管理模式中，受经济发展阶段、农业科技水平和风险管理技术等因素的制约，普遍存在着“轻风险管理过程、重损失补偿”的现象。一旦农业灾害损失发生，只能通过农民动用储蓄自救、社会救助、商业性农业保险赔偿和政府救济等方式渡过难关。然而由于农民收入水平普遍较低，自救能力非常有限;社会救助又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商业性农业保险无论是保障范围和程度，还是覆盖面又明显不足，对损失赔偿微不足道;最后只能依靠政府财政救济尤其是受灾地区的地方财政救济，这一方面必然导致政府背负沉重的救灾救济的财政压力，另一方面还往往难以有效弥补农业损失，从而导致部分灾民陷入因灾返贫的困境。通过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政府将部分灾后救助资金转变为事前参保资助或保险投入补贴，不但可以调动中央和地方政府、保险公司和农户等多方主体直接参与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风险管理，提高各主体尤其是农民的风险管理意识，引导其科学管理农业风险;而且还可以动员和集结多方力量提升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效提高抗灾救济资源的配置效率，并有利于风险防范措施制度化，从而减轻政府农业灾害救济的财政压力。

(六)完善收入再分配机制，促进社会公平与农村稳定

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履行补偿农业损失和承载支农惠农工具等功能时，可以有效补充国民收入在农业与其他产业，以及被保险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首先，政府无论是通过对投保人进行保险费补贴的方式，还是通过对保险人进行补贴或给予优惠政策等方式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都将使一部分国民收入传递给农民。Goodwin( 2001)利用1988～1999年期间的美国数据实证分析了农业保险对农业部门转移支付的效应。根据其测算，在该期间农民平均支付1美元的保险费，就可以收到1. 88美元的赔偿。这无疑从客观上起到了对农业部门进行转移支付的作用，实现了整个国民经济和农业部门间的再分配，进而缩小了农业这一弱势产业与其他产业间的收入差距。其次，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通过对受损被保险人农业损失的赔偿，不仅实现了在所有被保险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而且通过介入灾害事故的紧急处理，履行了社会管理职能，有效减少了社会摩擦，从而保障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四、结论

政策性农业保险是农业保险的一部分，是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通过参与部分农业保险产品的运营，或对相关农业保险业务参与主体提供一定的扶持、优惠或补贴等促进政策的一种制度安排。由此使其与其他农业保险相比，不但呈现出了其独有的特征，而且也赋有了更多的功能。结合实践，通过深入比较分析，得出如下主要结论：一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主要特征体现在具有特定政策目的性、经营目标多元化、经营模式多样性和承保风险弱可保性等四个方面。二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功能可以分解为基本功能与衍生功能。其中，基本功能是指在政策性农业保险运营过程中，由其自身内部活动所产生的最根本、最直接的有利功效，包括分散农业风险与补偿农业损失，以及规避与消减农业风险;衍生功能是指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发挥其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对外部所产生的间接的有利功效，包括激活与融通农村资金、承载支农惠农工具和参与农村社会管理。三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作用是指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发挥其功能过程中，对经济社会等方面所产生的有利溢出效应。这既从理论上区分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功能与作用的不同，又通过对作用路径的剖析勾勒出了功能与作用之间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