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四个向度
【关键词】五四运动 伟大觉醒 革命形态转型 马克思主义传播 中国共产党诞生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8.002
1919年5月4日，一场全国范围的爱国主义群众运动在中国爆发。作为100年前的历史事件，它已经成为留存在人们头脑里的过往记忆;作为彰显民族精神的历史运动，它依然是激励当代中国前进的思想财富。五四运动具有厚重的价值，它不仅铸造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时代精神，而且汇集了中国人民伟大觉醒、中国革命形态转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建立等历史价值的精华。2019年4月19日，中央政治局举行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研究，深刻揭示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深远影响”，“安排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目的是重温100年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加深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的认识”。[1]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当下，深化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我们激活历史记忆，挖掘历史资源，从而为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增添不竭的动力。
体现近代中国人民的伟大觉醒
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民品尝到民族耻辱的苦涩。从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开始，各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压得中国人民喘不过气来，山河破碎、经济凋敝、生灵涂炭、国弱民穷，中国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之中。中国人民在屈辱中抗争、在苦难中奋斗、在危机中担当，五四运动是表现中国人民不屈不挠顽强意志的标志性事件。
历史带来的不幸，催生中国人民的一次次觉醒，每一次觉醒都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五四运动之前，近代中国人民的觉醒有几种主要的表现形式：一是三元里抗英斗争、义和团运动等类型的人民群众反抗外国侵略的壮举;二是以林则徐、魏源、康有为、孙中山等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救国救民道路探索;三是遭遇战争失败而形成的刺激，尤以1894年甲午战争为突出，堂堂天朝帝国被弹丸岛国的日本打败，引起朝野上下的强烈震撼，时人有“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的感受。这几种形式的觉醒促使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一步步向前发展。
沉沦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那个年代，国外称中国是一头“睡狮”，对中国人民来说，如何从睡梦中醒过来是个沉重的话题。近代中国人民不是一下子觉醒的，而是有一个由弱到强、由浅及深的过程。诚然，反侵略斗争中无论哪一种觉醒形式都表现了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英勇气概，但表现形式不同，覺醒的表现在程度和意义上有所差别。概括地说，五四运动之前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基本上还处于被动反抗、急促应对、行动自发、目标茫然的状态，主要局限于社会部分群体和少数仁人志士的范围，形不成斗争合力，缺乏整体性的觉醒。一些先进中国人对这样的局面深有感触。孙中山先生曾形容中国犹如一盘散沙，没有觉醒起来形成团结的力量，他说：“因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受列强经济商战的压迫，我们现在便不能抵抗。”[2]陈独秀认为鸦片战争后各次变革都只是少数人的行为，缺乏民众的参与，广大国民都还站在旁边“隔岸观火”，以致“共和已经八年，一般国民不曾有一天明了正确意识的活动。国民和政治，隔离得千百丈远”。[3]五四时期鲁迅创作的《呐喊》《药》等多篇小说，以辛辣的文字揭露社会黑暗，他把当时中国的社会比作一间沉闷的屋子，希望用呐喊唤醒房间里所有沉睡的人们。这些观点都蕴含着对中国社会和人民整体性觉醒的期望。
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历史意义是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整体性觉醒，这不仅表现在全国规模的范围上，更表现在觉醒的形式上。众所周知，五四运动因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而引发，西方列强无视中国的主权，达成把山东胶州半岛管辖权交给日本的协议，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成为这场群众性爱国主义运动的鲜明主题。五四运动不仅发生在1919年5月4日这一天，而且是一个持续较长时间的过程，因此形成“五四时期”“五四时代”等历史概念。它不仅是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北京青年学生的示威活动，而且蔓延成为遍及全国范围的学生运动、罢课罢工罢市的抗议斗争。这样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在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是空前的，对唤起近代中国人民觉醒有着重要意义，吴玉章回忆五四运动时说，“在群众运动的冲击震荡下，整个中国从沉睡中复苏了”。[4]与以前中国人民的觉醒形式相比，五四运动表现的爱国主义不是被动地反抗，而是主动地抗争，是为国家地位和民族尊严而战，体现出近代国家和民族意识的真正觉醒。
五四运动体现近代中国人民伟大觉醒表现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组织化程度提高。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发扬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一次集体行动，参与其中的不仅有起着先锋队作用的青年知识分子，而且有极大热情的广大工人、商人、教师、城市居民以及农民群众。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斗争于北京发生，蔓延到全国各地，形成声势浩大的规模抗争。这样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如果缺少有序的组织引导是难以开展起来的。虽然五四运动不是在哪个领导机构或哪种政治力量主体的组织下开展起来的，但全国各地为声援抗争而成立的学生联合会、请愿团以及“三罢”斗争的一些工商界团体统一行动，使五四运动在秩序、方向、目标和过程等方面体现出组织性。北京学生五四示威游行的消息传到上海后，复旦学生举行集会，决定组织上海学生联合会，5月19日，该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各校派代表分赴外埠，联络全国学界，并在罢课后组织演讲、散发传单、调查日货、组织义勇团等活动。5月9日，武昌各大中学校学生以学生团的名义向北京学生致电声援，17日，正式成立武汉学生联合会。6月16日，全国学联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各地报纸纷纷加入斗争的行列，发挥媒体舆情宣传的作用，连续报道五四运动进展的消息。《民国日报》《申报》等报刊揭露北京政府出卖国家权益、镇压学生的罪行。学界、商界、新闻出版界等团体通电全国，要求释放学生，拒签和约;组织游行;抵制日货。这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五四运动的社会动员组织性、抗争行动组织性、方法步骤组织性等特点。
五四运动体现近代中国人民伟大觉醒还表现在反帝反封建斗争具有彻底性。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5]如果把五四运动与辛亥革命进行比较，那么评判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彻底性显然不在实践的激烈程度上，而是以思想的深刻程度为标准。再进一步说，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彻底性主要也不是表现在声势浩大的现象上，而是五四运动使中国人民开始清醒地认识到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打破了对外国侵略者的幻想，同时又加深了对封建主义的认识，提升了与军阀统治的北京政府斗争的思想自觉。1919年5月18日，李大钊撰文指出：巴黎和会就是“欧洲分赃会议”，“我们且看巴黎会议所议决的事，哪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哪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个强盗国家的牺牲!”五四运动“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6]这是从本质上认识帝国主义的体现。五四运动反对卖国政府的斗争，使中国人民进一步看清了封建统治阶级成为帝国主义附庸的面目，开始认识到必须推翻他们的统治。认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深化，是五四运动超越历史的表征，不能认清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本质，必然影响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有效性和彻底性。正是有了五四运动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本质的认识深化这个基础，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迎来中国革命形态的历史转型
在中国近代史上，五四运动是划分新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两个阶段的标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新旧之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特殊现象。新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属于同一个范畴，但具有完全不同的属性，是两种革命形态。五四运动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其历史意义显示的又一个向度。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80年，理论上统称为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其实，这只是历史研究分期意义上的使用，严格地说，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实际发生的时间很短。中国资产阶级到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以后才产生，而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从辛亥革命才开始的，“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7]从这个意思上看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它以实现革命形态转型推动了近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进程。
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要任务是反对封建主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还要加上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辛亥革命之前，无论是统治阶级的开明人士进行的革新自救，还是旧式农民战争或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都发生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社会环境下，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间接或直接地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特点。之所以说辛亥革命是具有完整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因为它以推翻封建统治为目标，同时也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意义。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高举西方近代民主主义的思想旗帜，追求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1911年武昌起义掀起的革命风潮取得了推翻清政府统治的成果，结束了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起中华民国。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创造的伟大业绩。但是，中国并没有因此而获得新生，中华民族仍然没有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桎梏。孙中山先生认识到革命尚未完成，要求同志仍须努力，一些激进民主主义者在实践的反思中对曾经奉为法宝的西方近代民主主义思想产生了怀疑和动摇。
辛亥革命的夭折事实上宣告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短命，它的内在逻辑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决定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担当起领导民主革命胜利的使命。撞上了墙、碰破了头，就要寻觅新的路，中国革命形态转型成为必然要求。“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五四运动迎来了时机，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印证了这个时机的到来。五四运动前，思想处于激进状态的知识分子尽管对“共和其名、专制其实”的中华民国强烈不满，但还是束缚于仿效英美国家的目标;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虽然表示出崇尚法国革命的激进姿态，但依然没有摆脱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圭臬。五四运动后，先进知识分子将目光转向了俄国，走十月革命的路成为新的选择。李大钊发表了多篇文章评论俄国十月革命，颂扬它是“新文明之创造，新生命之诞生”“开辟了人类新纪元”“实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表征”，揭示中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8]陈独秀说“倘然仍旧走欧、美、日本人的错路，前途遍地荆棘”，“我以为即在最近的将来，不但封建主义要让共和，就是共和也要让社会主义……俄罗斯共和推翻半年便被社会主义代替了”，认为中国走上俄国十月革命道路是必然的。[9]毛泽东与新民学会会员讨论改造中国的出路问题时说，“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10]这些历史资料清晰反映了中国革命面临形态转型的思想动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难以再按照老的样式进行下去了。
五四运动不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当时中国共产党也还没有诞生，但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彻底性使它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次重大实践。五四运动之所以成为新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分水嶺，是因为它显示了革命形态转型的征兆。这场运动发生于俄国十月革命改变世界革命格局的新形势下，发生于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新情况下，这就使中国革命的属性内涵、斗争特征和发展趋向都发生了变化。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从资产阶级领导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二是从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这两个基本要素决定了反帝反封建斗争不再沿着以往的路径发展，革命的前途不再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因此它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但是它却为社会主义所容许，而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国际无产阶级所援助”，他强调“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11]近代中国革命这样的变化从五四运动开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形态转型显示了五四运动特有的历史意义。
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仍然以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为使命，但革命属性和形态的变化使它能够创造出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天壤之别的历史场景。五四运动揭开了新的历史扉页，深刻的社会变革使中国人民前进道路上的天堑变通途，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因为有了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其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彻底胜利才得到了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从五四运动出发，打开了夺取全国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通道。
形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思想契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认识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要坚持大历史观，“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各领域开展研究，总结历史规律，揭示历史趋势”。[12]五四运动不仅在近代中国政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是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篇章。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思潮的第一波转向是摆脱封建传统文化束缚，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第二波转向是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替换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五四运动以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第二波转向的历史标识。
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一样，马克思主义思想也诞生于西方，它传入中国经历了一个过程。中国人知道外国有叫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是在19世纪末。1899年2月，上海发行的《万国公报》刊载一篇译文，最早提到了他们的名字。此后，国内一些报刊杂志上的介绍陆续多了起来，介绍者主要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民主派的人士、海外中国留学生和无政府主义者。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入中国的情况看，有几个特点。一是介绍杂乱零碎，大多是片言只语，甚至断章取义。二是流传范围窄小，仅限于知识界的少数人。三是猎奇性明显，兴趣集中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学、哲学和历史学的某些具体观点上。这样的介绍没有与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相联系，因此还不能引起人们的重视。
五四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到中国，外部原因是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内部原因是中国社会自身的理论需要。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80年里，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孜孜不倦地探索救国救民道路，先后聚焦于仿照西方船坚炮利、发展工商业、取法民主共和制度以及进行思想启蒙等方面，希望通过向西方寻找真理发现救国救民的出路。但是，一切努力都失败了，辛亥革命在取得推翻封建制度伟大成就的同时也幻灭了中国资产阶级的美好憧憬，中华民国初年混乱不堪的糟糕实践，实际上宣告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破产。救国救民需要新的思想武器，变革中国产生了新的社会需要。五四运动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构成近代中国思想嬗变的一个环节。
从19世纪末开始介绍，到五四运动后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登场中国的局面改变是因为这一新思想进入了中国社会需要的关切之中。如果说五四运动前的中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还只是把它作为新的学术观点加以认知的话，那么，五四运动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则开始把它当作新的救国方案进行定位，从而使寻求先进理论指导的社会需要与救国救民道路探索的重新选择挂上了钩。五四运动期间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表明，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具有改变中国命运的思想价值而形成了广泛传播的动力。五四运动后的先进知识分子不再停留于学术视野的介绍，而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面思想旗帜树立起来，就如当时毛泽东所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3]针对有人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观点，李大钊指出，研究问题和谈主义不是分离的，要解决社会问题，“先要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并明确表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强调应该“宣传我们的主义”。[14]这些立足中国社会变革需要的认识，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当先进中国人从救国武器的角度发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时，近代中国思想史就翻开了新的一页。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制造了新的历史镜像。首先，马克思主义得到系统的宣传。1919年9月，《新青年》第6卷第5号出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专号”，发表了7篇研究马克思的文章。虽然这些文章立场和观点不同，但以专号形式进行集中宣传则放大了传播的社会效应。其中，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详细介绍了剩余价值理论、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丰富内容呈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其次，马克思主义成为流行社会的新思潮。“五四时代，大家争着谈社会主义”，[15]“及‘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的学说盛极一时，很受一般青年学子的欢迎”，[16]在“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后，“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17]不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知晓度越来越高，而且他们的思想先进性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同。再次，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层出不穷。有研究者统计，五四时期各种宣传新思想的刊物达1000余种，除《新青年》外，像《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等一大批刊物都成为宣传新思想的重镇。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刊物都宣傳马克思主义，但传播新思想形成庞大媒体阵营，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最后，形成了一批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坚力量。与马克思主义早期介绍的情况不同，五四运动中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促进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信仰的转变，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许多人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他们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中发挥了中坚力量的作用，而且成为一辈子奉献共产主义事业的战士。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第一波转向没有给中国带来成功的希望，第二波转向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18]五四运动形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思想契机，使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从此与马克思主义紧密相联，中国人民正是因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先进的思想武器，才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中占据了主动、把握了命运、赢得了胜利、走向了光明。
创造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社会条件
五四运動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广大人民群众爱国主义精神的高涨引出了近代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于五四运动两年后宣告成立的事实，把两个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近距离地连在了一起。“一九二一年，五四运动之后，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19]中国共产党的横空出世是五四运动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国内已经有许多政党存在，形形色色的政党以不同的面目活动在政治舞台上。中华民国初年，一些人热衷政党政治的实践，数百个大大小小的政党纷争角逐出现的乱象景观，给人们留下极坏的印象。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与之前的政党相比，不仅是后来者，而且力量很单薄，又处于秘密状态。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弱小稚嫩、毫不起眼的政党，却不断发展壮大、日益成熟，成为担当革命重任、赢得人民拥护、引领中国发展的大党。近代中国政党兴衰沉浮的逻辑，演绎了中国共产党旺盛生命力的密钥，五四运动创造的机遇助力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的诞生，一些新的历史要素赋予中国共产党特有的品质。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各种政党林立和各派政治力量博弈中脱颖而出?因为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先进的政党品质。这样的品质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是阶级基础，二是思想基础。中国工人阶级代表的新社会力量和马克思主义代表的新思想新理论，使中国共产党一登台亮相就具有与它之前的其他政党根本不同的性质。五四运动不是工人运动，但中国工人阶级是在五四运动中成熟为一个觉悟了的自为阶级;五四运动以中国人民的伟大觉醒形成思想解放的浪潮，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的广泛传播。这两个层面上的发展使五四运动创造出“三个相结合”的历史机遇：一是新的社会力量与先进思想相结合，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三是知识分子与工农民众相结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这“三个相结合”的产物。新的社会力量与先进思想相结合，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建党特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的建党性质。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建党取向。“三个相结合”衍生的政党先进禀性决定着中国共产党担当神圣使命的历史品格。
五四运动体现的一些历史要素，创造了孕育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社会政治生态。首先，五四运动彰显的爱国主义，呼唤着诞生一个能够领导人民彻底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政党。新陈代谢的历史规律决定着新型政党取代旧式政党，时代催生先进政党，中国人民在五四运动中激发的爱国主义热情，构成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重要政治生态。其次，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成熟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为相对应的政党建立提供了孕育环境。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以工人为阶级基础，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的表现和作为，以创造历史的主体力量得以显示，营造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社会政治生态。最后，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形成，改变了此前政党运行的社会政治生态。五四运动促使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从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新的宇宙观帮助先进的中国人实现了建立政党的动力变化。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组建的中国共产党，完全摆脱了争权夺利的官僚政治运行轨迹，确立了为民族解放、国家统一、人民幸福而奋斗的政党建设取向。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想明白我们要到哪里去，就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演化进程和发展趋势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共产党不在这个时候诞生，也会在另外一个时候建立。历史之所以选择五四运动两年后这个时机诞生中国共产党，是因为建立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的社会条件已经成熟。1921年是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的历史起点，1919年的五四运动则是中国共产党孕育过程的历史发端。习近平总书记概括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时，突出了五四运动的发端意义。他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20]这个历史叙事的表达，启示我们应把五四运动纳入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视野之中。“三大历史性事件”由五四运动拉开帷幕，五四运动创造的社会条件，注定了中国共产党将领导中国人民干出和干成让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事业。
五四运动时的中国，中华民族还挣扎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黑暗中;100年后的中国，中华民族已经以繁荣富强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光荏苒，令人感慨万千，百年历史见证中国的沧海桑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实现了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党全国人民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目标不懈奋斗。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可以使我们通过回顾历史，增添砥砺前进的力量和激发更大作为的斗志。
注释
[1][12]习近平：《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4月22日。
[2]《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81页。
[3]《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04～405页。
[4]《五四运动回忆录》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60页。
[5]《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9页。
[6]《李大钊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0页。
[7]《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64页。
[8]《李大钊文集》第2卷，第219页。
[9]《独秀文存》，第360、374～375頁。
[10]《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页。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2～673、668、669页。
[13]《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98页。
[14]《李大钊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页。
[15]《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5～16页。
[16]李季：《社会主义与中国》，《新青年》，1921年第8卷第6号。
[17]《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79页。
[18]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
[19]《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41～342页。
[20]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责 编/刁 娜
作者：齐卫平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大历史性事件”的论断，是对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作出的崭新概括，突出了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导地位，具有深刻的思想意蕴。“三大历史性事件”展示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动，展示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华民族掌握自身前途命运的历史契机，展示了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伟大斗争中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展示了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跨越式发展。“三大历史性事件”竖立的三大里程碑表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历程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走上了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正确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中才一步步清晰明朗起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力量是在中国共产党团结人民齐心奋进中才得到了锻造和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共识是在中国共产党不断创造显著业绩的奋斗中才越来越坚固。
关键词：三大历史性事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里程碑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召开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他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復兴的三大里程碑。”① 这是一个重大的新论断，有着丰富的思想意蕴。深入研究“三大历史性事件”的里程碑意义，对于深刻认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在将新时代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伟大斗争中砥砺奋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三大历史性事件”的概括新在哪里?
“三大历史性事件”是对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概括，揭示了观察中华民族为改变自身命运而不懈努力、顽强拼搏的新视角。一部近现代中国历史就是中国人民在屈辱中抗争、在奋战中站立、从贫穷到富强、从落后到先进的发展历史。这样一部历史记录了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耻辱、国破人亡的灾难、水深火热的黑暗，也记录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奋斗、艰辛无比的创业、历经曲折的探索、独立自主的发展，演绎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叙事。
与世界上别的民族不同，中华民族担起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缘于其文明古国的衰败，是特殊历史遭遇的结果。中国历史上，1840年是载入史册但又让中华民族倍感难堪的年份。就在这一年，西方列强用船坚炮利击垮了中国，中华民族的命运由此发生了断崖式的大逆转。《南京条约》的签订让中国人民蒙受了巨大的民族耻辱，中国社会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黎民百姓遭受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指出：“历史的苦难辉煌是现实的源头活水。只有创造过辉煌的民族，才懂得复兴的意义;只有经历过苦难的民族，才对复兴有深切的渴望。”② 大起大落的经历铸就了中华民族不能了却的复兴情怀，重新崛起的决心成为中华民族不可改变的复兴动力。
为了民族复兴，无数志士仁人不屈不挠、前赴后继，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尝试，开展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从19世纪发生的鸦片战争，到当代中国进行的伟大革命，时间坐标跨越三个世纪。在这近180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多值得铭记的重大历史事件。1997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曾用“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进行总结：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③ 这个概括以20世纪中国社会的百年变迁为历史线索。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总结性地提出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第二件大事是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第三件大事是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指出：“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④ 这个概括以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发展为历史线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大历史性事件”的论断，与此前党中央关于“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三件大事”的概括既有相通之处，又有区别。相通之处是对影响近现代中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具有一致的认识，区别是它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进程为历史线索，突出了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导地位，是一个重大的新论断、新概括。
第一，“三大历史性事件”的概括新在它串联起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力量引领社会进步的发展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必然伴随社会前进的步伐，必然刻下人民奋斗的足迹。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否实现的决定性力量。然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绝不是无组织、无意识、无方向的自发活动，主体力量与主导力量相结合的历史活动才能结出社会进步的果实。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人民群众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此起彼伏，但都以无果而收尾，爱国志士仁人一次次发起变法改革运动，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原因就在于缺少强有力的主导力量。近现代中国革命呈现两番景象，标志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五四运动划分了历史的两个阶段。中国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后才走上了正确的轨道，才迎来了胜利的曙光。无论是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创新发展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角色使它成为引领中国进步的主导力量，中国人民有了这个主导力量，才在推动社会进步中产生出巨大的主体力量。“三大历史性事件”的发展链串起了中华民族不断走向胜利的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主导着这个历史过程不断向前推进。
第二，“三大历史性事件”的概括新在它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契合点。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不是最早建立的政党组织，它最初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与当时许多政党组织相比显得非常弱小和稚嫩，很不起眼。但就是这样一个党却成为叱咤历史风云的强大政治力量，在生死博弈中脱颖而出，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特有的先进品质挺立时代潮头。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组织宗旨和价值取向，决定了谋求自身发展壮大不是它追求的目的，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才是它的初心和使命。建立中国共产党是它的出发点，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它的新起跑，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它的新高度，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契合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立党为什么、兴党干什么、强党图什么，答案都要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中去寻找;怎样革命、怎样建设、怎样改革，行动都要以服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为前提。“三大历史性事件”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彰显了其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任的强烈责任感。
第三，“三大历史性事件”的概括新在它体现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伟大社会革命的连贯性。从1921年建立中国共产党，到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再到1978年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构成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伟大斗争序列，革命、建设、改革成为这个伟大社会革命的三部曲，它们一曲连着一曲，一部接着一部。革命为建设创造了前提，建设为改革奠定了基础，伟大社会革命每一步的推进都紧密联系，伟大社会革命每个成就的创造都相辅相成。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不是碎片化的历史，不是断裂式的运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一场社会革命要取得最终胜利，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⑤ “三大历史性事件”以循序渐进的连贯性揭示了我们党领导伟大社会革命的完整性，传递了在将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到底的进程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心声。
二、“三大历史性事件”向我们展示了什么?
任何历史事件都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它的演变有着特定的场景，有着固有的铺展内容以及相应的表现方式。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三个历史事件，分开看都是独立的，合起来看则是一体的。深刻认识“三大历史性事件”里程碑意义的思想内涵，必须从整体上研究它们究竟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即这“三大历史性事件”在哪些层面上赋予它们以里程碑的意义。
第一，“三大历史性事件”展示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动。历史事件是社会变革的引子，剧烈的社会变动凸显历史事件的伟大意义。1911年的辛亥革命无疑是近代中国重大的历史性事件，推翻几千年封建帝制的伟绩带来了堪称伟大的社会变革。中国共产党对这场革命始终给予充分肯定。然而，辛亥革命只成功了一半，它破坏了旧世界却没有建立起新世界，中华民国“共和其名，专制其实”的糟糕实践，使剧烈的社会变革半途夭折。孙中山先生认识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说明20世纪初的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留下了不彻底的局限。“三大历史性事件”超越辛亥革命的地方是它们以共产党人的彻底革命精神，不间断地将社会变革向前延伸，每个历史性事件都以翻天覆地的变化推动着国家、社会和民族的进步。建立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农村社会的剧烈变动，面向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民广泛地投入到争取解放的革命洪流中，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创造了社会深刻变动的历史场景。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来了社会制度的根本变化，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⑥，中国社会的面貌再次焕然一新。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体制机制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走上创新发展的轨道。从开启新时期到跨入新世纪，从站上新起点到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⑦。“三大历史性事件”促进的社会深刻变动是中华民族朝着实现伟大复兴目标勇往直前的历史写照。
第二，“三大历史性事件”展示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华民族掌握自身前途命运的历史契机。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的思想觉醒，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提高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境界，促使民主革命发生新旧转型。在此之前，人民群众的抗争和先进人士的救国不乏英勇壮烈之举，但却始终不能把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主宰使中华民族找不到光明的出路。彷徨徘徊的历史困境因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扭转。1921年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事件，毛泽东称之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⑧ 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性事件，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毛泽东在表述它的重大意義时说：“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⑨ 1978年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性事件，成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别开生面。“三大历史性事件”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在重大历史关头实现了中华民族对自身前途命运的把握。
第三，“三大历史性事件”展示了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伟大斗争中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必须从跌倒中站起来，从贫穷中富起来，从富裕中强起来。这不是一件轻轻松松的事，不是敲锣打鼓可以迎来的。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要求看，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既是阶段性的历史任务，又是具有内在关联的统一使命。站起来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前提条件，但是如果不能富起来，站起来了也可能再跌倒;富起来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但是如果不能强起来，富起来了也得不到国际社会以及世界其他民族的认可和尊重。站要以富为底气，但富不等于强;富是强的物质基础，强是富的目标追求。中华民族曾经创造的历史辉煌主要不是体现在富裕水平上，而是以卓越的文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三大历史性事件”的演进，意味着新时代的中华民族步入了谋求强起来的历史新征程，从富到强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还有很多艰巨的使命要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现代化为路径，必须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作出的伟大历史贡献：一是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领导中国人民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三是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⑩ 从这一论述可见，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线索就是以“三大历史性事件”为中心。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是一个历史的展示，它以内在关联的前进足迹，构筑起中华民族通向伟大复兴的胜利之路。
第四，“三大历史性事件”展示了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跨越式发展。“只有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才能与时代同行。”11 从鸦片战争起，落伍时代的中国与世界渐行渐远，近代爱国志士仁人有“求强自富”的呼喊，有“媲迹欧美”的壮志，有使中国在“地球上成一头等强国”的雄心，却总是难以改变中国的落后现实，中华民族根本不能跻身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建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在嬗变中积极应变、主动求变的历史性事件，它“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12。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族掌握自身前途命运、巍然屹立于世界的历史性事件，中国共产党人曾以“赶英超美”表达追赶时代的决心，虽然由于被迫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的历史局限，社会主义建设遭遇曲折的经历使缩短与世界发达国家差距的努力受到影响，但取得的成就为追赶时代潮流奠定了基本的物质基础，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中国以崭新的姿态融入世界和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的历史性事件，改革开放是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引领时代发展的康庄大道。随着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变，我们积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治理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现在，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三大历史性事件”展示了中国一步步赶上时代的前进足迹，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被世界讥贬、冷落、歧视向受赞誉、敬佩、尊重的历史性转变。
三、为什么说“三大历史性事件”是三大里程碑?
里程碑，简单说就是一种标志性的印记，它在事物发展中具有值得永久铭记、永远纪念的开创性意义。历史是由一连串事件构成的发展运动，这些大大小小的事件都会对历史产生影响，但在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上存在着差别。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性事件当然意味着它分量厚重，其推动社会进步的事实为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记录。
在理论研究中，学者们经常用“里程碑”一词来揭示历史发展中一些事件的意義，比如说古田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在重大历史转折中的里程碑，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团结和觉醒的里程碑，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党的指导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等等。党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也有用“里程碑”的评价来揭示重大历史事件的意义的，例如在党的十六大报告里，江泽民指出：“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13 2011年10月9日，胡锦涛在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14。这些重大事件被赋予里程碑的意义都符合客观事实，因为它们确实在历史发展中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以“里程碑”来定位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大历史性事件”，涵义深刻之处在于把我们党的使命担当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国家、社会、人民共命运的特殊品质。这就是“三大历史性事件”里程碑意义的思想意蕴，它告诉我们：在中华民族为实现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历史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对近现代中国作出的杰出贡献以“三大历史性事件”为中心，“三大历史性事件”竖立的三大里程碑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是激动、欣喜、希望和光明。
第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历程，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走上了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正确道路。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坚持什么样的方向，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是事关前途的根本问题。五四运动以来中华民族在磨难中探索，在曲折中前进，方向把握和道路选择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三大历史性事件”的里程碑意义，在历史比较中得到了有力的证明。其一，近现代中国曾经历了两次建国实践，一次是辛亥革命后建立中华民国，一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胜利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两次建国实践出现了两个结果：中华民国的创制虽然代表历史的进步，但却没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则推动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道路上一步步扎实前进。其二，近现代中国曾面临着两次重大历史关头何去何从的抉择，一次是鸦片战争遭遇挫败后的迷失，一次是社会主义建设经历曲折后的觉醒。两次历史抉择出现了两种局面：前一次，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没有找到出路;后一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抉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三大历史性事件”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之所以“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15，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改变命运、扭转乾坤、勇往直前的正确道路，带领着中国人民走出了民族复兴屡遭挫折的历史迷途。
第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中才一步步清晰明朗起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艰难险阻伴随着前进的步伐。鸦片战争后许多先进的中国人预设奋斗目标，总是以世界上别的国家为瞄准对象。19世纪末维新变法模仿日本，20世纪初清末宪政取法英国，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民主人士以美国为榜样，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先进知识分子又把法国作为蓝本，虽然都不失进步意义，但每个目标憧憬最后都化为幻影。客观地说，近代中国人确立的这些目标都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体现了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心志。它们之所以不能如愿以偿，错不在这些目标本身，而在没有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夙愿具体化，因此没有为中国人民揭示清晰的行动方案，难以焕发全体民众的奋斗激情。中国共产党诞生后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取得了胜利，但社会主义建设照搬苏联模式却没有成功，经历曲折的实践影响了正确目标的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通过实践的深入发展而逐渐确立，从20世纪中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领导的党中央提出“三步走”战略、“两个一百年”愿景，再到党的十九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两个十五年”的奋斗目标，使党领导中国人民奋斗目标的预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的要求紧密挂钩，从而激发出强大的奋斗动力。“三大历史性事件”的里程碑意义在于，它使中国人民从日益清晰明朗的奋斗目标中越来越明白自己要做什么、怎么做、到哪里去，越来越明白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是什么、如何把握、怎样实现。
第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力量，是在中国共产党团结人民齐心奋进中才得到了锻造和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13亿多中国人民的共同事业，需要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中曾经有2000多年创造过领先世界的辉煌，民族能力的卓越有史可证。中华民族具有许多优良传统和优秀品质，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智慧彰显了卓越的民族能力。进入近代历史后，沉沦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在腐朽反动政府的统治下，人心涣散，力量内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形不成合力。90多年中国共产党历史实践的一大特征就是将广大中国人民凝聚起来，改变了长期一盘散沙的局面，团结人民齐心协力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使许多几乎难以想象的事成为了现实，许多看起来不可能的事变成了可能。在战胜各种风险、应对各种挑战中，我们党团结广大人民群众经受住考验，不断提升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能力。“三大历史性事件”是中华民族一步步接近实现伟大复兴目标的里程碑，中国人民正是在“三大历史性事件”的演进中不断增强了实现伟大复兴的民族能力。
第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共识，是在中国共产党不断创造显著业绩的奋斗中才越来越坚固。“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自强不息，从未放弃对美好梦想的向往和追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夙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实践的根本总结，凝结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梦想，也体现着近代以来人类对社会主义的美好憧憬和不懈探索。”16 中国梦不是幻境，理想共识是梦想成真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动力。历史昭示我们，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说建立新中国就是党在革命时期团结人民共同奋斗的理想共识的话，那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新时期党团结人民共同奋斗的理想共识。“三大历史性事件”竖立的三大里程碑是中國共产党出发、又出发、再出发的标识，从建立中国共产党，到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再到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创造显著业绩的奋斗使中国人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越走越踏实，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越来越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而不懈奋斗的普遍共识。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四个自信”，必将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四、结语
今年适逢五四运动100周年，深刻认识五四运动以来“三大历史性事件”的思想意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很有说服力地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三个重大问题。中国人民百年奋斗的成功，是选择了先进政党、选择了科学思想、选择了正确道路的结果。历史昭示我们，特殊的使命决定特殊的担当，特殊的奋斗才有特殊的收获。像中华民族这样从辉煌、衰败再重新走向辉煌的事情，世界上绝无仅有;像中国这样从领先世界，到落伍时代，再到勇立历史发展潮头的壮举，也是人类社会罕见的奇迹。历史就是过往的故事叙说，“三大历史性事件”叙说的就是中国共产党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特殊使命的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就要讲好“三大历史性事件”的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我们要一棒接着一棒跑下去，每一代人都要为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17 “三大历史性事件”构成这场接力跑的三次传棒，后一个事件接住了前一个事件的递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接力棒实现了代代相传。作为第三个里程碑的历史性事件，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还没有到大功告成的时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还有30年的路要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中国人民迎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迈上了伟大复兴新征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一茬接着干。中国人民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豪迈气概，中华民族有不实现目标不放弃的顽强毅力，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稳致远，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才能使中国人民拥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注释：
①⑦1117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② 王岐山在“2018从都国际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发言，参见《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1日。
③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④14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33—434、524页。
⑤15 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参见《人民日报》2018年1月6日。
⑥⑩12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42、342—343、342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7页。
⑨ 《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13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
16 《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7、24—25页。
作者简介：齐卫平，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41。
(责任编辑 刘龙伏)
作者：齐卫平
摘要：清末立宪尝试是中国宪政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起点。预备立宪是清末统治者在内外的形势逼迫下作出的选择。一方面，预备立宪具有某种权变之策的意图，是清末统治集团为了挽救自身统治地位而进行的一场法制改良运动，具有明显的政治功利性和保守性。另一方面，它表明清末统治者已经意识到不能按照原来的君主专制方式维护自己的统治，从而具有一定的法制改革意识。清政府在实行“预备立宪”过程中，相应地对旧有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帝的权力，提升了国会地位和权力，提高了人民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直接冲击了两千多年的专制政体，不自觉地向政治宪政化迈进。因之，我们必须肯定这场法律变革运动在中国宪政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进步意义。
关键词：清末;预备立宪;意义;历史分析
文献标识码：A
清末宪政运动是中国宪政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引发这场立宪运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部因素又有内部的原因。毋庸置疑，西方宪政思潮对中国传统君主专制法律文化的冲击是中国宪政制度现代化的外部推动力量。正是西方宪政思潮所传播的古典自然法观念、分权学说和法治理念与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结合，推动了传统政治结构的解体与转型。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借鉴西方宪政学说，提出了改良主义宪政理论，其理论主旨是以设议院、定宪法、开国会为核心，以三权分立为原则，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虽然这一理论主张和宪政蓝图曾一度转化为政治运动，但是维新运动并没有颁布宪法性文件。只是在清朝末年，面临内忧外患的清政府逐渐意识到对上层建筑实施某些“变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法制改革和立宪活动，在政治制度改革的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因此这场历史性变革在中国宪政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特殊的历史意味。
一清末立宪的历史背景
晚清政府之所以进行预备立宪的活动，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从国际环境看，西方法律文化对中国的冲击日趋猛烈，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专制政体为支架的传统法律文化，在民族生死存亡面前，日益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接踵而来的鸦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通过强行规定港口城市为外商提供方便，使中国的主权遭到了严重的损害，这种条约口岸开始时为5个，后来增加到10数倍之多。固定关税、治外法权和最惠国待遇条款以及最终的口岸办厂制造权，大大限制了中国人对外贸易的控制和调节能力。中国领导人无法再阻止外国势力、思想和货物的涌入。”从此，中国闭关锁国状态被彻底打破，中国的领土完整与国家主权遭到了严重破坏中国社会内部也是危机深重，先后出现了太平天国运动、小刀会起义、捻军斗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内忧外患交织在一起，到了19世纪末，中国的社会动荡达到了顶峰，政治权威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衰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进程，但没有根本地触及到政治制度的变革，因而没有达到预期的富国强兵的目的。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中国朝野对此感到巨大的震撼，中国人第一次意识到政治制度的缺陷是导致战败的原因。“19世纪中国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由于中国政治结构的固有脆弱性及后来其所遭到的腐蚀。中国政治体制不仅仅因其本身的性质日益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发生的变化不协调，无法应付与外部政治挑战俱来的冲击力所强加给它的问题，更重要的还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可悲记录表明，旧的政治秩序受到严重的内伤。”19世纪之前的中国社会精英理政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既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又符合全社会的利益，它有力地抑制了家族和血亲组织所表达出来的社会上各个别成员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并在其中求得某种平衡。但是，清朝统治者所采取的高度控制政务的手段则打破了这种平衡，窒息了官僚阶层内部可以涌现出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导致政治精英不再努力维持国家体制的恰当平衡，转而营造权力结构中的私人帮派关系，相应地各级官员也日益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家庭和宗族谋利，于是伴随着政治的日趋腐败，官僚机构的理性也就日益散失，政治结构成了一堆废物，中央权威再也无力充任彻底实现宪政的历史重荷。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各自划分在华的势力范围，妄图全面瓜分中国。但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粉碎了西方列强的美梦，迫使各国权衡利害并逐渐认识到，“与其摧毁当时尚在统治中国的清王朝，不如保留和控制它，胁持它作为自己利益的代理人，这样更有利于维护自己已攫取到手的侵略特权，并有利于进一步掠夺更大的利益，于是便采取了扶植清朝继续存在下去的政策，使其成为他们‘以华治华’的工具。”为了让清政府能够在复杂动荡的社会环境中维持下来，当时各个强国也希望清政府进行形式意义上的法制和宪政变革。借此赋予清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地位。
就国内形势而言，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国家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中国则加速失去昔日的辉煌。十九世纪末，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皇权至上的封建专制政治结构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置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中，以孙中山为核心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和组织了反清民主革命运动，而代表资产阶级右翼和一部分地主官僚的君主立宪派也积极活动，企图通过立宪争得一点权力。清朝统治集团在义和团运动的沉重打击下和资产阶级革命的震撼下也终于觉察到，其统治地位正面临巨大的权威危机，如果再不做任何制度革新，必将面临覆灭的命运。为了保住权威和权力，当时清政府所能采用的办法就是在安抚、防范、和镇压的同时，用“政治上导以希望”的策略，稳住人民、瓦解革命和拉拢立宪派，给当时各个阶层的人士以民主的希望。
此外，鸦片战争以后的立宪思潮也为清末的立宪活动作了必要的思想铺垫。19世纪不仅是中国社会变革最剧烈的时代，而且也是社会思潮最为活跃的时代，在各种思潮中影响最大的是立宪思潮。鸦片战争的失败促使许多仁人志士睁眼看世界，寻求救国良方。在众多近代思想家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试图从中西对比中获得启迪和找到出路。在希望实现富国强兵的实践中，一些具有近代意识的地方督抚、洋务派官僚和资产阶级改良派发现欧美和日本实行立宪政治的优越之处，从而发出加快社会变革、建立立宪政体的呼声，汇成了颇具规模的立宪思潮。这股思潮促进了民众的觉醒，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推动了中国宪政法制的近代化。
对于立宪活动得以展开的一个直接原因是1905年的日俄战争。经过明治维新变革后的日本小国居然战胜了俄国那样一个专制大国，给清政府上下以很大震动。因此，这场以控制中国东北三省和朝鲜半岛为目的战争，被视为立宪与专制之战。当时社会上许多人将日俄战争的胜负归结为立宪政体与专制政体之间的胜负，认为日本因为立宪政体而获胜，俄国因为专制政体而失败。有些报刊甚至大声疾呼：“大哉日俄之战，岂非天意示其趋向而启中国宪政之萌芽乎?彼俄衄于日也，乃专制国之败于立宪国也。”尤其是日俄战争后，俄国宣布预备立宪，进一步激起了中国要求立宪的社会舆论，认为颁布宪法
召集国会已刻不容缓。在这样的形势下，张謇致书直隶总督袁世凯说：“阁下今揽天下之重兵，肩天下之重任矣!宜与国家有生死休戚之谊，顾亦知国家之危，非夫甲午庚子之所得而比乎。不变政体，虽枝枝节节以谋补救亦无益耳”，“日本伊藤、板垣共造宪法，成就巍然，尊主庇氏之绩特命好耳。论阁下之才，岂在彼诸人之下耶?即下走自问，志气亦未必在诸人下也”。张謇的论说令袁世凯深为感动，遂与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上书清政府自十二年后施行立宪政体。清政府的驻外使臣及一些其他封建官员也相继奏请变更国体，实行立宪，以维系统治。立宪已成为大势所趋，数月间，全国很快形成了要求立宪的社会舆论。在这种形势下，慈禧太后经过权衡思考不得不同意立宪。
二清末立宪的历史进程
从1905年7月16日清政府下谕派大臣赴国外考察宪政到1911年11月3日清政府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清末立宪只经历了7年时间。立宪过程充满了政治斗争，反映了各种力量的立宪主张，其成果不仅仅在于形成了一些宪法性文件，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民经历了一次宪政思想的洗礼，在很大程度上传播了民主意识和宪政理念，为我国近代宪政运动的发展奠定了人才条件和群众基础。
1905年7月16日，清政府仿照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派遣伊藤博文赴欧洲考察宪政的做法，下谕派载泽、戴鸿慈、端方、李盛锋、尚其亨为考察大臣，赴日、英、美、德、法、奥、意、俄、比九国进行政治考察。1905年11月清政府为表示对立宪的重视。还仿照日本“明治维新”设立宪政调查所之做法，设立考察政治馆，专职从事宪政准备工作。五大臣到日本后，便上书朝廷，盛赞日本的立宪政治，认为日本所行之宪法，是参考了欧洲宪政的结晶。至为致密。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日本等国宪政后。在奏请宣布立宪摺中声称：“考各国宪法，皆有君位尊严无对，君统万世不易，君权神圣不可侵犯诸条”。实行立宪有三大好处，即：“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主张宣布预备立宪，以20年为实行宪政的预备期。宪法的时髦形式，成了行将就终的晚清皇权的护身符，似乎有了这块宝贝，即可安宇内，御外海，固邦基。端方认为应仿效日本明治维新之先例，先宣布六条誓文。载泽等也认为为了防止革命，舍立宪而外别无他途。1906年9月1日清廷就正式宣布“预备立宪”，并发布了一道上谕，宣布：“时至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于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人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著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初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著各省将军，督抚晓谕庶人等发愤为学，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合群进化之理，勿以私见害公益，勿以小忿害大谋，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预备立宪国民之资格，有厚望焉。”1906年11月清廷公布了中央官制。此后，在内外压力之下，清廷逐渐加快了立宪的进程。1907年8月13日，清政府将考察政治馆改建为宪政编查馆，作为预备立宪的办事机构。同年8月24日奕口等人拟制出《宪政编查馆办事章程》十六条具折上奏。该奏折在上报的当天即获上谕批准，从而为宪政编查馆确立运作制度架构。清廷为了掌握更多的立宪决策资料，同年9月9日清廷又派汪大燮、于式枚、达寿分赴英、德、日考察宪政并考察域外宪政的新进展。1908年，汪大燮等人先后回国，奏请立宪。但是三人在立宪进程上的观点并不一致，达寿主张从速立宪的态度是明确的，从而有别于汪大燮、于式枚。在奏考察日本宪政情形摺中，达寿极力论证在中国推行立宪之必要性，坚信立宪可以存国本、安皇室、固主权。于是他向清廷进言：“情既通乎彼己，事每较其短长，确知非实行立宪。无以弥内忧，亦无以消外患，非钦定宪法，无以固国本而安皇室，亦无以存国体而固主权。大权政治，不可以不仿行，皇室典章，不可不并重。”
面对缓和国内危局的需要，清政府采纳了出国考察宪政大臣们的进言，决心推进立宪进程。在慈禧的同意下，清政府建立了带有较多民主色彩的议会性质的资政院。清政府命“宪政编查馆、资政院王大臣督同馆院谙习法政人员，甄采列邦之良规，折衷本国之成宪，迅将君主宪法大纲暨议院、选举各法择要编辑，并将议院未开以前，逐年应行筹备各事，分期拟议，罗列具奏呈览。俟朝廷亲裁后，当即将开设议院年限钦定宣布，以立臣庶进行之准则，而副吾民望治之殷怀，并使天下臣民咸晓然于朝廷因时制宜变法图强之至意。”1908年8月27日，宪政编查馆和资政院拟定了《钦定宪法大纲》、《议院法要领》、《选举法要领》及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并奏请清廷钦定。就宪法大纲而言，会奏阐述了编纂宪法及制定宪法大纲之重要性和必要性，主张“中国国体，自必用钦定宪法，此一定不易之理。故欲开设议院，必以编纂宪法为预备之要图，必宪法之告成先行颁布，然后乃可召集议院。而宪法乃为国家不口之大典，一经制定，不得轻易变更，非如他项法律可以随时增删修改，故编纂之初，尤非假以时日详细研求，不足以昭慎重，惟条文之详备，虽非旦夕所能观成，而闳纲所在，自应预为筹定，以为将来编纂之准则”：在会奏看来，宪法是国家之根本法，君民都应该共同遵守，不容逾越。在他们看来，东西方各君主立宪之国，虽然国体不同、宪法互异，但宪政之精义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二是君主总揽统治权。按照宪法行之;三是臣民按照法律，有应得应尽之权利义务。其余节目，皆以此为根本。其必以政府受议院责难者，即由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之义而生，其必议院协赞立法监察财政者，即由保障臣民权利义务之义而生，其必特设各级审判官以行司法权者，即由保障法律之义而生，而立法、行政、司法，则皆综揽于君上统治之大权，故一言以蔽之，宪法者，所以巩固君权，兼保护臣民者也。臣等谨本斯义，辑成宪法大纲一章，首列大权事项，以明君为臣纲之义，次列臣民权利义务事项，以示民为邦本之义。虽君民上下同处于法律范围之内，而大权仍统于朝廷，虽兼采列邦之良规，而仍不悖本国之成宪。就议院法要领和选举法要领而言，会奏不仅详细列举了从光绪三十四年到光绪四十二年间预备立宪的各项事宜。而且对此还作了较为系统的理由论证，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清政府对当时国情的把握以及政治策略的选择所具有的历史合理性。
宪政编查馆和资政院的上奏，当天即经批准公布。清政府肯定了五大臣所拟宪法暨议院、选举各纲要，认为其修理详密、权限分明，兼采列邦之良规，符合中国之礼教，体现了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之宗旨，要求将来编纂宪法、选举法、议会法应以此为准则。在宪法未颁、议院未开之前，悉尊现行制度，静候朝廷依次筹办，如期施行;至开议院，应以逐年筹备各事办理完竣为期。自本年起，务在第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员之诏。
《钦定宪法大纲》结束了中国无宪法性文件的历史，但是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成文宪法大纲，而只是确立君主立宪原则的宪法性文件。在制宪精神与政治理路上，该宪法大纲大体仿行日本明治帝国宪法，极力主张：“谨按君主立宪政体，君上有统治国家之大权，凡立法、行政、司法，皆归总揽，而以议院协赞立法，以政府辅弼行政，以法院遵律司法。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钦定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在宪法结构上，只有“君上大权”一章，臣民权利义务只是属于附则，这种体例结构充分反映了权力本位的价值取向。“君上大权”共有十四条，创设了君主立宪条件下的君主权力架构，并规定相应的权力运作体制。第一条、第二条确立了皇权至上的地位，确认“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世尊戴”的合法性，规定“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第三条至第十四条则具体列举了皇帝在立法、行政、司法、军事、战争、宣布戒严以及召集与解散议会方面的权力。即大清皇帝有：钦定颁布法律及发交议案之权;召集、开闭、停战及解散议院之权;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统率海陆军及编定军制之权;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派遣使臣与认受使臣之权;宣布戒严之权、爵赏及恩赦之权;总揽司法权，委任审判衙门，发命令及使发命令之权，等等。而议会的权力则受到了严重的制约，议会仅拥有协赞君主立法的权力，“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在用人之权上，“操之君上，而大臣辅弼之，非议院所得干预”：“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皇室经费由君上决定，议院不得置议”;“皇室大典由君上督率皇族及特派大臣议定，议院不得干预”。《议院法要领》所设定的议会更无实质性的权力。其第一条规定：“议院只有建议之权，并无行政之责，所有决议事件，应恭候钦定后，政府方得奉行”;第三条规定：“君上大权所定，及法律上必需之一切岁出，非与政府协议，议院不得废除删削”;第五条规定：“行政大臣，如有违法情事，议院只可指实弹劾。其用舍之权，仍操之君上。不得干预朝廷黜陟之权”;第八条规定：“议员言论，不得对朝廷有不敬之语，乃诬蔑毁辱他人情事，违者分别惩罚”，等等。可见，议院只是一个拥有建议权的议政机关，而不是具有立法权的立法机关，所有议决事件对政府无任何约束力，也没有监督其执行职权，议院成了一个纯粹从属于并依附于君主的机关。《选举法要领》计六条，主要精神是实行限制选举。《钦定宪法大纲》所附“臣民权利义务”共九条，其权利规定方面主要有：臣民有合于法律命令之资格者，得为文武官吏及议员;在法律范围内，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自由;非照法律规定，不得加以逮捕、监禁、处罚;可请法官审判呈诉之案件;财产及住宅无故不加侵扰;而在义务方面，则规定臣民有纳税、当兵、遵守国家法律等义务。
但是，清廷的上述所有这些举动，并不能有效地应对国内形势变化与宪政思潮发展的要求。《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后两个月，光绪帝和西太后驾崩之后，溥仪嗣位，醇亲王载沣监国摄政。为了缓和国内危局，1909年3月6日(宣统元年二月十五日)，清廷发布了《重申实行预备立宪谕》，表达了决意推行立宪的意愿。此后，宪政编查馆按照预定的筹备立宪方案，对各衙门筹备事宜的进展情况详加核查，并将先前颁行的各衙门筹备立宪事宜清单中的未尽事宜纳入九年筹备的清单范围，加大责成督办的力度，防止相关衙门办事拖延、逍遥事外。然而，清廷重申预备立宪之宣示以及相关的具体举措，并不能满足国内要求加快立宪进程的强烈愿望。立宪派认为九年预宪期太长，对清廷拖延的做法表示不满，他们先后组织了三次大请愿，要求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从宣统元年十二月到宣统二年九月(1910年2月1910年10月)，“国会请愿同志会”先后发起和组织三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要求尽快召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前两次请愿均遭谕旨拒绝，直到宣统二年九月的第三次请愿，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清政府将预定筹备立宪期限缩短了三年，于宣统二年十月初三日(1910年11月4日)下诏：“今者，人民代表吁恳既出于至诚，内外臣工强半皆主张急进，民气奋发，众论佥同，自必于人民应担之义务，确有把握，应即俯顺臣民之请，用协好恶之公。惟是召集议院以前，应行筹备各大端，事体重要，头绪纷繁，计非一二年所成蒇事，著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先将官制厘订，提前颁布试办，预即组织内阁。迅速遵照钦定宪法大纲，编订宪法条款，并将议院法、上下议院议员选举法，及有关于宪法范围以内必须提前赶办事项，均著同时并举，于召集议院之前，一律完备，奏请钦定颁行，不得少有延误。”革命派则更为激进，他们不仅对“预备立宪”持反对态度，而且对“君主宪制”更是不满。1910年10月10日(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的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各省咨议局的立宪党人积极加入革命运动。面对立宪派和革命派的两种压力，清廷只好接受了资政院提出的取消皇族内阁、召开国会的建议。就在此时，驻扎在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协统蓝天蔚、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等联名致电清廷，提出了“政纲十二条”。其内容为：一、大清皇帝万世一系。二、立开国会，于本年之内召集。三、改定宪法由国会起草议决，以君主名义宣布，但君主不得决之。四、宪法改正提案权专属于国会。五、海陆军直接由大皇帝统率，但对内使用，应由国会议决特别条件遵守，此外不得调遣军队。六、格杀勿论、就地正法等律，不得以命令行使。又对于一般人民，不得违法随意逮捕、监禁。七、关于国事犯之党人，一体特赦摺用。八、组成责任内阁，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由皇帝敕任。国务大臣，由内阁总理大臣推任。但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及国务大臣。九、关于增加人民负担及媾和等国际条约。由国会议决，以君主名义缔结。十、凡本年度预算，未经国会议决者，不得照前年度预算开支。十一、选任上议院议员时，概由国民对于有法定特别资格者公选之。十二、关于现时规定宪法、国会选举法及解决国家一切重要问题，军人有参议之权。处于严重军事威胁之下的清廷，震惊之下，对“政纲十二条”全部接受，于10月30日连发三道“上谕”，表示要誓与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清廷为了表示决心，开始释放自戊戌变法以来的一切政治犯，准开“党禁”，承认革命党为正式政党，命令资政院迅速起草宪法，在宪法颁布之前，先拟定重大信条十九条，宣誓太庙，于11月3日正式公布。并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
《重大信条十九条》是非常时期的产物。就形式意义而言，《重大信条十九条》较《钦定宪法大纲》有了较大的进步。第一，《钦定宪法大纲》基本上是照抄日本《明治宪法》的条文，而《重大信条十九条》则移植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资政院在呈请先行颁示宪法重大信条的奏摺中明白地说道：“伏查东西各国君主立宪，皆以英国为母。此次起草，自应采用英国君主立宪主义，而以成文法规定之。”第二，《钦定宪法大纲》对君主权力开始有所限制，但力度不如《重大信条十九条》，而《重大信条十九条》则采取英国宪法的“虚君共和”制，实行责任内阁制，对君主的权力作了很大的限制，实际上是议会君主制的宪法。《重
大信条十九条》在确证“大清帝国之皇统万世不易”、“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国体前提下，强调“皇帝之权，以宪法规定者为限”，而“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皇帝颁行之。”《钦定宪法大纲》规定皇帝统率陆海军，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而《重大信条十九条》虽然仍然规定皇帝统率陆海军，但对内动用军队须按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在官员的任命上，《钦定宪法大纲》赋予皇帝“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的用人大权，而《重大信条十九条》则规定“总理大臣由国会公选，皇帝任命之;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皇帝任命之。”并且限制皇族担任总理大臣、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第三，确立了议会政治的法律架构。《重大信条十九条》规定未来的议会有“宪法改正提案之权”、议决国际条约之权、批准财政预算之权、公举内阁总理大臣之权、弹劾总理大臣之权。如此，《重大信条十九条》设计的国会已经具备议会内阁制中议会所享有的权力，而《钦定宪法大纲》所设置的议会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权力。第四，《钦定宪法大纲》只是拟定宪法的纲要，本身并没有法律效力，而《重大信条十九条》则是先行颁布的宪法重要条款。具有法律效力，所以被认为是“一种临时宪法”，“实为我国历史上之第一宪法”。
《重大信条十九条》出台的背景是辛亥革命的风暴蔓延于大半个中国，清廷已几于瓦解，急切挽救之方，仍不外视宪法良否以为关键。因此，将《重大信条十九条》尽快宣誓太庙，布告臣民，“实以事机紧迫，稍纵即逝。倘朝廷不即宣布，恐德意犹不能下究，而祸变尚未可胜言。”因此将《重大信条十九条》早日宣誓太庙，颁布天下，藉以安抚人心，稳定变局。然而，《重大信条十九条》的制定与颁布并没有挽救清王朝的社会政治危机，由于革命党在全国掀起的暴动已经开始在全国蔓延，这样清政府企图通过“预备立宪”实现和平过渡的梦想已经无法实现，持续七年时间的晚清宪政运动就此结束。
三清末立宪之评析
诚如费正清所分析的：“清廷企图实施有名的1898年百日维新时提出的许多改良办法，但是已经太迟了。历史已经把他们扔在后面。他们的勉强的改革举动所得的惟一后果只是为革命准备了道路。”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具有其历史必然性，国内外的形势迫使清廷不得不宣布立宪，不得不考虑走立宪的道路，具有某种权变之策的意图。而且，预备立宪选择官制改革为起点，并未涉及基本政体。因之，清末法制改革是清末统治集团为了挽救自身统治地位而进行的一场法制改良运动，具有明显的政治功利性和保守性。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预备立宪是清末统治者在自由意志下作出的自主选择，它表明清末统治者已经意识到不能按照原来的君主专制方式维护自己的统治，从而具有一定的法制改革意识。我们必须肯定这场法律变革运动在中国宪政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进步意义，它涉及的内容极其庞杂，触动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在造成极大混乱的同时，直接加速了清朝的灭亡并为催生新的政治制度作好了准备，在
客观上开创了中国政治的近代化进程，也给国人进行了一场深刻的民主政治启蒙教育。
第一，从权力和法律的关系看，清末立宪尝试用宪法限制君权。清末的立宪活动初步实现了从无宪法到有宪法、君权无限到有限的历史性转变。无论是《钦定宪法大纲》还是《重大信条十九条》确实以一些方式规定了对君主权力的制约。由于种种原因，清末的“预备立宪”虽然在总体上没有成功，但它是中国二千年来第一次以和平方式解决社会动荡的尝试，也是封建专制政治向立宪政治的一种过渡。与传统的一个专制统治替代另一个专制统治的改革不同，清末的“预备立宪”准备是一次政治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旨在中国确立“君主立宪”政治架构和权力运作方式。在“君主立宪”的框架内。皇帝的权力首先受到国家“宪法”的限制。虽然清末的“预备立宪”中，宪法是由君主钦定，因而可以说是“君主宪法”，皇帝仍然具有极大的权力，但是皇帝权力已经开始由不受任何限制到受《钦定宪法大纲》的限制，因而皇权已经不再是至高无上程度上的了。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中有关“君上大权”就有14条，规定君主的权限本身就是对权力的一种限制。在《钦定宪法大纲》公布之前，我国封建社会中从来没有法律会限制皇帝的权力，所以《钦定宪法大纲》的公布，意味着我国对民主政体探索和实践的开始，这是对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君权神授”的君主专制政体的否定。其后的《重大信条十九条》在保证“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前提下进一步确认了皇权有限这一基本的政治准则，强调“皇帝之权以宪法规定者为限。”众所周知，宪政的目的是要实现对权力的制约，并通过权力制约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尽管《重大信条十九条》的制颁是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极度危局下迫不得已作出的一种政治选择，但它所确认的皇权有限原则，无疑是对传统中国君权的一种否定，在中国宪政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再者，《重大信条十九条》有关以国会权力制约皇帝权力的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将戊戌变法思想家们所构想的国家模型法律化，从形式上完成了君主立宪模式的建构。民主共和制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探索奋斗的过程，在当时资产阶级革命还无力彻底推翻封建君主专制之前，清末立宪活动确有不容否定的历史进步性。
第二，在权力间的相互关系方面，清末预备立宪引发了政体构架由集权到有限分权的历史转变，并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传统的行政与司法不分的制度樊篱，开始确立了司法独立机制。就议会和君主的权限而言，《钦定宪法大纲》明确规定由议院制订法律，皇帝不得任意更改、废止法律，缩小了皇帝和国会之间的权力差距，具有显明的进步意义。《重大信条十九条》还引进了近代西方的议会主权理论，采纳了英国议会君主制的政体，改变了国会权力和皇帝权力的对比关系。《重大信条十九条》的有关：“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皇帝颁行之”，“宪法改正提案之权属于国会”，“皇帝直接统率海陆军，但对内使用时，须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的规定，进一步提升了议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权力。
就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而言，清末立宪和官制改革开始架构司法与行政相分离的制度运作机制。在古代中国，政治生活奉行集权主义和专制主义原则，皇帝集立法、行政、司法诸权力于一身，具有至上的权威。在这种皇权至上的政治架构中，行政与司法不分就成为古代中国司法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而在近代西方，权力制约是政治生活的一项基本准则，通过权力的分立实现权力制约则是一个基本宪政原则，司法机制也相应地成为宪政的一个重要实现机制。司法权对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制约观念及其制度构造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宪政实践，而比较完备意义上的司法独立机制早在中世纪晚期城市的宪政探索中就开始逐步形成。与宪政运动相适应，西方社会孕育了丰富的分权制衡思想，进而成为推动世界各地司法独立的观念性动力。当洛克、孟德斯鸠等古典自然法学家的分权学说传人中国以后，在近代中国思想界及政治生活中掀起波澜，推动了近代中国司法制度的变革与转型。在清末预备立宪进程中，统治集团十分重视司法机构的设置与司法权力的运作问题。出使各国考察政治与宪
政的诸大臣们，在考察期间很留意西洋诸国及日本政体中关于司法制度的体制构架。载泽等人在考察英国等国情形的奏折中分述道：“大抵英国政治，立法操之议会，行政责之大臣。宪典掌之司法。君主裁成于上，以总核之。”在近代法国，“其设官分职，则三权互相维系，无轻重偏倚之嫌。”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六日，庆亲王奕口等在《奏厘定中央各衙门官制缮单进呈摺》中，指出了行政与司法相混合的诸方面弊端，明确主张：“立法、行政、司法三者，除立法当属议院，今日尚难实行，拟暂设资政院以为预备外。行政之事则专属之内阁各部大臣。内阁有总理大臣，各部尚书，亦均为内阁政务大臣。故分之为各部。合之皆为政府，而情无隔阂，人则参阁议，出则各治部务，而事可贯通。如是则中央集权之势成，而政策统一之效著。司法之权则专属之法部，以大理院任审判，而法部监督之，均与行政官相对峙，而不为所节制。此三权分立之梗概也。此外有资政院以持公论，有都察院以任纠弹。有审计院以查滥费，亦皆独立不为内阁所节制，而转足监督阁臣。此分权定限之大要也”。满清王朝的统治者最终顺应了司法独立的宪政潮流，于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下谕：“内阁军机处一切规制，著照旧行。……刑部著改为法部，专任司法。大理寺著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在这一政权架构下，虽然法部专任司法，大理院专掌审判，但仍然受制于内阁军机处。可见，行政与司法的分离是不彻底的。然而，在司法与行政分立的方向上毕竟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而且筹设专掌审判的大理院、厘定大理院的审判权限也列入了议事日程。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四日，受命担任大理院正卿的沈家本指出，设立大理院，诚为改良裁判，收回治外法权之要领，呈请调用人才，建立法庭，并要求拨款二万两以资开办。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沈家本又呈奏《审判权限厘定办法折》及《大理院审判编制法》，明确在全国建立由乡谳局、地方审判厅、高等审判厅和大理院所组成的审判组织体系，确立了四级审判机构的审判权限，从而形成了四级三审的司法体制。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一日，沈家本在关于调查日本裁判监狱情形的奏疏中述言：“伏查司法独立与立宪关系至为密切。日本开港之初，各国领事俱有裁判之权。逮维新以来，政府日孜孜于裁判统一，不数十年，卒使侨民服从其法律之下。论者谓，国力之骤张基于立宪，其实司法独立隐收其效。方今厘定官制，钦奉懿旨，以法部专任司法，大理院专掌审判。此为司法独立之朕诏，亦即制定宪法之权舆。”由此出发，他认为只有实行司法独立，才能克服行政官兼任司法的种种弊害。其后，在沈家本的主持下，修订法律馆于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日拟订出《法院编制法》草案提交宪政编查馆审核，至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核定完毕，奏准颁行。该法共16章，计64条，分别规定了审判衙门通则、审判衙门等级及其案件管辖范围、审判衙门内检察厅之配置、司法行政职务及监督权等事项，从而初步建立起近代中国的法院制度，为司法独立提供了制度支撑。显然，正是清末立宪活动推行的司法与行政之分立，导致传统中国行政与司法合一制度的解体，开始确立司法独立的运作机制。于是，以司法独立为表征的政治权力分立的格局开始出现在近代中国宪政文化体系之中。尽管清末立宪运动所推行的司法独立仍然是不彻底的，依旧需要以皇权为终极根据，但是它标志着近代宪政之司法机制的诞生，充分体现了清末立宪活动的历史进步性。
第三，从权利与权力的关系看，清末预备立宪引发了由不承认民权到有限度确认民权的制度转型。为了在内外危机中维持统治，争取民众的支持，清政府不仅在法律上限制了皇帝的权力，而且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民权，并一直把民权问题当作筹备立宪活动的一项重要议程。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十六日，江苏学政唐景崇在奏折中提出了预备立宪四大要：一要确定立宪宗旨;二要断定立宪主权;三要普及国民教育，为立宪准备主体资格;四要确立地方自治政策，以培育立宪基础。在他看来，这四大要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是立宪之本原。在论及国民教育问题时，他阐释了民权对宪政的重要性。他指出：“查各国宪法条例，皆主治者代谋被治者之安全，如民有害己之事诉于国家以求保护，谓之赴诉权，有利己之事诉于国家以求援助，谓之鸣愿权。日本宣布宪法有不侵人民住宅之权利，不侵人民信堂之权利，不害人民财产之权利，人民有不受非法逮捕之权利，有印行、言论、著作、集会之权利，逐条分晰，悉载人宪法文中。即荷兰一小国，宪法第三条云：凡居王国之民，不问其国内、国外财产，皆受保护。比利时建国尚新，宪法极臻完密，第七条明人身之自主，第十条明住居之不可侵。诚哉宪法之于人民如此爱重，如此其保全，可谓无微不至矣。……盖国民有应享之权利，必有应守之职分，否则其人但有权利，而职分并不肯懔遵，则荡检踰闲，借此以自便私图，弊有不可胜言者。”考察宪政大臣达寿在考察日本宪政情形的奏折中论述了君主权力和人民权利之间的关系以及人民的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夫立宪之国家，其人民皆有纳税、当兵之义务，以此二义务，易一参政之权利，君主得彼之二义务，则权利可以发展，国民得此一权利，则国家思想可以养成。斯时也，君主又为之定宪法为臣民权利之保障，而臣民又得于国会协赞君主之立法，及监督国家之财政，上下共谋。”他分析了美国、法国、日本宪法对人民权利自由的规定体例及其法律化机制，从而指出了预备立宪关注民权问题的目的所在，也初步提出了钦定宪法应载明臣民权利自由的范围与限度。《钦定宪法大纲》后附有九个条款，规定臣民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财产、居住、人身自由：有诉讼、依法担任官吏及议员的权利，非依法律规定，不得加以逮捕、监禁及处罚，等等权利。很显然，《钦定宪法大纲》对臣民权利的规定是有限度的，并且缺乏切实的法律保障和物质保障。尽管如此，《钦定宪法大纲》仍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宪法的形式承认了民权，因而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后来的《十九条信条》，则从增强对皇帝权力的限制这一层面对民众作了较多的让步，这也就意味着民权的拓展。再者，《重大信条十九条》是先行颁布的宪法性文件，具有法律效力，因而对民权保护具有现实意义。
第四，就宪政意识而言，清末预备立宪运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传播了民主意识和宪政理念，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初步民主自治能力和宪政观念的知识分子，为我国近代宪政运动的发展奠定了人才条件和群众基础。清末预备立宪与法制改革运动中，清廷曾派出大量的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先进的法律文化知识，这一举措客观上起到了引进外域宪政观念、促进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重要历史作用。这些既拥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又熟悉西方宪政理念和法治精神的社会精英，在清末法制改革和预备立宪过程中保证了近代中国法律体系及其制度在不断更替的同时保持相对稳定。在清政府作出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决定后，一直主张中国应该立宪、立宪可以救中国的海内外立宪派感到了在中国实施宪政的希望，纷纷组织带有政党性质的团体，自发地进行宪政理念和知识的宣传，为预备立宪奠定思想理论方面的基础。在这些团体中，当时海外规模较大的有帝国宪政会和政闻社，国内有著名的预备立宪公会和宪政讲习会等。他们通过出版宪政报纸、刊物、书籍、宣传册、举办法政讲习所、从事社会调查、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拟宪法性文件、印刷各国宪法等形式，大力宣传宪政知识和宪政理念，培养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专门人才，力图在社会中形成崇尚民主自由的社会风气。在清政府成立咨议局、资政院和推行地方自治后，整个知识阶层满怀激情地投入到议员的选举中，积极参政议政，纷纷提出议案，希望争取一定的政治地位，以推动国家政治活动的民主化、宪政化。同时各阶层群众也把咨议局看成反映意见进而采纳他们意见的民意机关，咨议局的议政功能也就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实现。1910年，立宪派发动了旨在推动清政府速开国会的三次请愿运动，有力地冲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沉重打击了清朝专制政权的权威和封建保守势力，促成了《重大信条十九条》的出台。国会请愿运动把宪政知识广泛地传播到知识群体中去，推动了一大批熟悉宪政机制和法治精神的社会精英的成长，同时也将宪政理念灌输到普通民众的意识中，给了民众必要的民主教育，从而为近代中国宪政法制现代化打下一定的观念基础。
总之，清政府在实行“预备立宪”过程中，相应地对旧有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帝的权力，逐渐提升了国会地位和权力，改造了君主专制制度，提高了人民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直接冲击了两千多年的专制政体，不自觉地向政治宪政化迈进。
作者：季金华
五四运动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至深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作为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它极大促进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
政治上，首先是民族自决思潮的出现，对外来说，主张各民族均享有自主决定其命运的权利，不受外来民族的支配。对内来讲，则是针对政府的专制，而要求实现民主权利、反对腐败统治。五四前后中国民族自决思潮的兴起和发展的直接原因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巴黎和会开始召开，国人便对它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与希望，然而山东问题处理的失败极大地震撼了国人，在山河破碎，是非颠倒，国家危亡之际，中华民族淤积已久的爱国情感猛烈地迸发出来，最开始以学生为先锋的民众运动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展开，参加者不仅有学生、大学教师而且工人、商人等也位列其中，声势巨大，并迅速蔓延到全国多个城市。重要的是此次民族自决运动的思想深度是以前的政治运动所不能达及的，一战特别是巴黎和会的召开，使国人在思想，政治，外交等诸多方面经受了一场洗礼.在以往的民族主义运动或斗争中，人们反对的主要是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行为，没有把反对外国列强的斗争与反对国内封建统治者的斗争结合起来，而此次五四运动的目标很明确，也很彻底，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实质是爱国，这同以前任何一种运动是有明显区别的。北洋政府出卖国家权益以及在五四运动中打压学生和群众的野蛮行为严重伤害了民众的感情，也使人们清醒的认识到对内改革的紧迫性。
经济上，渗透的民族主义似乎与大众生活更加相关，很明显的就是中国在一战前后兴起的实业救国思潮与提倡国货运动，这是一战期间及战后经济民族主义最突出的一个表现。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全中国爆发了大规模的爱国运动和抵制日货运动，人们对日本的嚣张行为感到愤慨，变本加厉的是在巴黎和会上，决定把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弱国无外交，中国外交的失败彻底击溃了人们的底线，抵制日货运动也很快达到高潮，学生是此运动的先锋，与此同时商人在运动期间的积极表现也很值得重视,巴黎和会上中国合理要求遭拒绝的消息传出后，商人义愤填膺，全国商会致电巴黎公使万勿签字，上海总商会等则积极发起救国储金，为救国全权出力。在各方力量抵制日货的运动中，北洋政府虽然并没有充当组织者的身份，有时在日本的压力下它还委曲求全甚至还要赔偿日方的损失，尽管如此，在此期间政府感于当时的不利形势还是实施了诸多有利中国发展的经济措施，这些行为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增强国家经济实力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积极抵制日货的同时振兴国货也是当时中国经济民族主义的主要任务。
文化上，文化民族主义，是指表现在文化领域内的一种强调本民族共同文化认同，维护本民族文化独立性的民族主义倾向。一战前西方文化，制度，精神在中国很是流行，西化或是全盘西化成了众多文化人的默认定理。一战后尤其是巴黎和会上中国被玩弄后，国人迷信西方的潮流不在，人们开始对西方文化产生怀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本土文化，文化界也出现了东西文化之争，文化取向开始趋向多元化。同时一战后列强在中国的力量也发生了改变，众多思潮传入中国，也瓦解了传统的文化结构与心理，并且影响也是深远的。受这种影响下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非基督教运动随着战后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发展愈演愈烈，反教人士的言论亦日趋严厉，人们愈来把基督教传播看成是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一部分，两者是没有实质性区别的。与非基督教运动同时进行的是收回教育权运动。“收回教育权”的呼声，最开始由广州学生喊出来，继而不久全国响应。五卅运动爆发以后,人们思想水平以及民族意识的提高，他们认识到文化侵略性似乎比任何一种侵略对于殖民者来说更有效果，精神文化上的奴役永远最可怕，而这正是帝国主义侵略者侵略弱小民族最高明也是最狠毒的方式。
摘要：1919年5月4日因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为导火线而爆发的五四运动是北京大学等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三千余人在天安门前集合，随后举行游行示威，他们高呼“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的宣言。学生的爱国行动虽然受到了北洋政府的严厉镇压，但是它也为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大范围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历史意义，及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想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也拉开了序幕，这场运动是在新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划时代事件。这场运动倡导的爱国民主科学进步等五四精神成为中国近代的宝贵精神财富，作为当代大学生的我们应将其继承并发扬光大。
关键词：五四运动背景经过历史意义现实意义
一：五四运动
(一)五四运动的背景
(1)政治环境。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但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却仍然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了革命的果实，又在1915年，为实现他的皇帝梦而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使中国面临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袁世凯死后，各帝国主义支持的各派军阀连年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而国际方面，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中国革命指出了道路。十月革命帮助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2)经济环境。在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洲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工业在这时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壮大起来了，产业工人的数目由1913年的约65万人发展到1919年的200万人左右。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参加斗争，是五四运动能够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
(3)文化环境。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新文化运动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是中国近代史上未曾有过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为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为五四运动的发动作了思想准备。
五四运动前夕中国的社会情况错综复杂。不久，五四运动就由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作为导火线而爆发了。
(二)五四运动的经过
1919年，当凡尔塞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在5月1日，2日传出后，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和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在北大集合，决定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从5月4日到6月3日，包括北京，上海，济南，武汉，长沙，广州，南京，苏州，杭州，安庆，南昌，开封等地学生纷纷举行罢课游行，但局限于知识分子范围的运动，并未取得很大成效，北洋政府有恃无恐，大批逮捕请愿学生及各界代表。
6月3日起，运动逐渐开始扩大，上海工人，学生，商人同时罢工，罢课，罢市。开始的“三罢”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22个省的150多个城市。
6月10日，北京政府被迫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的职务。
6月17日，北京政府电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专使在和约上签字，激起全国人民更大愤慨，各地掀起了拒签和约运动高潮，各地发给中国代表团要求拒签和约的电报计达7000多封。
6月28日，中国代表团未出席巴黎和会签字仪式，拒绝了在对德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运动所提出的直接目标基本得到了实现。
二：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1、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端。虽然中国共产党当时尚未成立，但是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显示了伟大的力量，他们在斗争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个事实，给与先进知识分子以真切的教育。那些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潮，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脱下学生装，穿上粗布大衣，开始到工厂中进行那个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而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这样，五四运动就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2，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以此为矛盾，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会签订卖国丧权等条约，开创了近现代中国外交史的先例。而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世界历史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工人阶级在运动中显示了强大的政治威力，它已不再是资产阶级的追随者，而作为运动的主力军在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运动的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因此从世界革命战线看五四运动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壮大了无产阶级的队伍。
3、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文化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延续和发展，它把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的思想由知识分子推广到全国群众。他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了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新时期，使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成为一种风气，也促进了文学革命的深入和广泛发展，开创了中国文学时代的新局面，同时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化艺术领域中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使中国科学和教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形成巨大推动力量。
四：五四运动的现实意义
这场运动孕育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等五四精神，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国青年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尤其是作为当代大学生的我们要肩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也是当代青年的历史使命。青年一代要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牢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以昂扬的姿态和饱满的热情投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之中，贡献自己的青春、智慧和力量。因此作为当代大学生的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如下精神：
(一)要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是我国几千年来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源泉。五四运动的发生，就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续。作为当代大学生的我们要把个人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的追求融入全民族的共同理想之中，自
觉服务祖国和人民，无私奉献社会，艰苦奋斗，不懈进取，在火热的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无悔的青春、永恒的青春。在当今世界作为走共产主义道路的中国，要胜利跨入21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真正使中华民族振兴起来，更要大力发扬爱国主义。
(二)要继承和发扬科学精神。在五四运动中，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并重，是反封建、反迷信的另外一面大旗，并有力地促进了民主意识的发扬，反封建斗争的开展。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当今世界，更加需要发扬五四先驱们倡导的科学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引，现代化建设离不开科学文化的武装。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掌握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
需要下苦功夫学习。
就要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
珍惜大好时光，发愤学习，刻苦钻研，打牢人生成长进步的根基。
(三)要继承和发扬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
事业，在这一伟大实践中，
有大量新任务需要去完成。只有不断创造，不断开拓，事业才能发展，社会才能进步。青年时期是最富有创造力的时期，
体。作为当代大学生的我们要努力培养自己的创造能力，
能，紧密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
上，勇于创造，善于创造，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参考文献：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840-1949)》
人民出版社1981
具有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技能和本领，青年一代也要与时俱进，跟上时代和社会前进的步伐，学习学习再学习。青年处在学习的关键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前无古人的有大量新情况需要去认识，有大量新课题需要去解决，青年是最具有创造热情和创造潜力的群在不断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2007年出版，郑师渠 著《思潮与学派2006年出版，程歗，温乐群著《近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 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都为此一定要-中国近代思想文化 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潜年出版，胡绳
2011-2012年第一学期《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科目考查卷
专业：应用化学 班级： 任课教师：卢诚 姓名：XXX 学号：1011406XXXX 成 绩：
五四运动的意义
[摘要]:五四运动, 是一次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一次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对中国和社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和历史意义，对现代的年青一代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五四运动是我国历史上彻底性地反帝反封建的表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意识逐渐苏醒，渴望当家作主的一种爱国情怀。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使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走出愚昧的过去，于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中国工人阶级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从此中国走上了富强之路。 [关健字]:五四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 是一次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它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析点,是近代中国革命新的里程碑。五四运动, 又是一次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响亮地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封建伦理道德, 宗教迷信观念, 宗法思想制度展开了猛烈的进攻, 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五四运动最伟大的成果, 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1921年中国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
一.概况
一说到爱国，你可能会想到各种各样的爱国方式或是爱国行为，但当提到爱国运动时，“五四”运动便是大家首先会想得到的，不错，92年前，在积贫积弱的中国爆发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运动——“五四”运动。它既是一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也是一场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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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今天，在国力日益强盛、政治走向民主、文化不断繁荣的背景下，反思“五四”精神的影响，探究其传承与发展，有利于更好地把握“五四”精神在当代青年中的价值定位。
相信大家对“五四”运动的相关情况也是有所了解了。1919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背景下，由于对袁世凯卖国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不满，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而引发的一次由北京大学学生倡导并且联合北京所有高校同学游行的以倡导“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爱国运动5月4日在北京上演，并且其影响迅速波及全国，各地的学生联合会相继成立，全国掀起了学生大游行。学生游行活动受到广泛关注，各界人士给予支持，继而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并成立了统一领导“三罢”斗争的组织——工商学联合会„„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在合约上签字，学生的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中国开始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工人阶级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国务院于1949年12月正式宣布以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
二、五四运动爆发的前提及原因
1919年5月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个运动是在新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首先，新的社会力量的成长、壮大。在1914年至1918年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相当迅速的民展。中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也进一步成长起来。这样，五四运动就获得了比以往的革命斗争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
其次，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的潮流为五四运动准备了最初的群众队伍和骨干力量。
再次，俄国的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为五四运动提供了借鉴经验，促进了五四运动的发生。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的失败。在1919年上半年召开的巴黎“和平会议”上，中国政府代表提出废除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华驻军 2
等七项不平等条约和取消日本强加的“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遭到拒绝。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五四运动由此爆发。
三、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毛泽东同志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的”。五四运动所以具有这种性质, 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
首先, 五四运动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进行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 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 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五四运动, 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察中国命运的开始, 是“走俄国人的路”的起点。李大钊同志写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 是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中国命运的代表作。在李大钊同志的影响和当时形势的推动下，一批爱国的进步青年，尤其是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经过各自的摸索，逐步划清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指导五四运动的理论基础,不再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也不是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而是崭新的无产阶级宇宙观----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 是它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一个重要标志。
其次，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以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五四运动是中国工人运动的转折点。在此以前,中国工人阶级虽然也参加了革命(如辛亥革命等),但还“没有当作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还是当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丁革命”,是被领导的阶级。五四时期, 由于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空前壮大, 由于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由于世界工人革命运动的高涨;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 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得到了迅速提高, 摆脱了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束缚, 逐步由“自在”阶级变成“自为”阶级,“开始以自觉的姿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而斗争”。五四运动中, 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而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 这是它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又一重要标志。
再次，五四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 3
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新时期。从此,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不再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而是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从革命阵线来说,则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
五四运动, 从它的指导思想, 领导阶级, 时代特点, 革命阵线诸方面的变化来看, 它不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 而是中国新民主仁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四、五四运动的发展和如何促进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一)五四运动所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开端,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 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造成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另一为面, 五四前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和对真理的追求, 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思想条件。同时,五四运动彻底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使人们抛弃了 对帝国主义的幻想, 一变而倾向社会主义。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蓬勃兴起，马克思主义开始在知识界中得到传播。
中国早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物，主要有三种类型：
首先，是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其代表除李大钊以外，就是陈独秀。 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给陈独秀上了严峻的一课，促使他开始对资本主义采取批判的态度。1920年9月，他发表《谈政治》一文，指出由少数资本家所把持的共和政治为社会主义所代替“乃不可逃的命运”，公开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建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这表明，他站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来了。
其次，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左翼骨干。其代表为毛泽东等。
毛泽东是湖南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你。”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著)、《阶级斗争》(考茨基著)和《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
再次，是一部分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其代表为董必武等。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主要是由以上三种人组成的。其中李大钊、陈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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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属于先驱者和擎旗人，毛泽东等五四运动的左翼骨干则是其主体部分。
(二)发展
对于五四精神的发展，我们组的观点是用“理性与道德”超越“科学与民主”。 (1)用理性超越科学
科学的本义自然包括科学技术，而不局限于此。五四时期各学派所提倡的“科学”，已不囿于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正如韦典华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时说：“科学绝不只是科学技术;更主要的，它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方法论，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种态度，一种精神。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人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渴望看到这种先定的和谐，是无穷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对于世界的解释力，科学是不断地进步的，同时科学始终有它的局限性。然而，五四以来，我们却将科学当作了最终的封闭的完全的真理。于是，有了这样的词“不科学”。比如我们经常说“中医不科学”，一个理由是中医的经脉在当前的仪器下观察不到。然而，今天检测不到，未来一定观察不到吗?如果这样推理的话，那么当时的牛顿会说“相对论不科学”，今天的我们也会说“没有外星人”。今天检测不出经脉，我们只能说“在当前的科学条件下，观察不到经脉”，至于“有没有经脉”，那是当前科学不能回答的问题，完全可以置之不论。所以我们倡导的是科学精神和理性,而不单单是科学。当代青年掌握着最前沿的科技知识，新兴的行业和领域已成为青年才俊展示智慧和能力的舞台。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大多能够客观正视改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能够对重大事件和社会现象做出比较理性的判断。其心态正在由浮躁转向平和，由虚漂转向务实，由偏执转向包容。 (2)用道德超越民主
民主是和平的对话，而不是暴力的对峙。然而，恰恰是五四运动，却也出现了暴力的一面。我不相信暴力可以解决问题，历史告诉我们暴力带来的往往是更多的暴力。人类的行为往往有一种惯性，经济学家们称为“路径依赖”。过分地使用暴力，就会对暴力产生“习惯”，对暴力产生“路径依赖”，凡事喜欢动拳头来解决。而道德精神，正是最大限度地减少暴力的使用。事实上，由于主导政治文化的导控、市场经济的消解以及世俗文化的冲击，理性、智能、变通、效果和社会价值这些现代政治意识已经进入当代青年的政治道德范畴，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心态已不同于改革初期的浪漫亢奋，而是趋向于现实、冷静。过于激进的处理问题的方法在当今社会往往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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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来社会的谴责，并不会取得实质效果，反而适当的外交手段更多地可以换来理想的结果。
换言之，当代青年对民主的理解更加深刻，对民主的要求更加强烈，而其行为却更加理性，更具建设性。
五、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随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逐步传播，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五四运动最伟大的成果之一, 是促进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必要的准备。五四运功, 工人阶级以中国厉史上第一次政治大罢工登上了革命的政治舞台, 他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巨大力量,给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以很大教育和启示。他们认识到,“劳工是社会的台柱子,”“改造社会”,“不能不由劳动者担任”;觉悟的知识分子,“应该打破‘知识阶级’的观念, 投身到劳动界中去,和劳动者联合一致”。因此, 他们决心走“与劳工为伍”的道路, 把马列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
中国工人阶级政党最早的组织，是在中国工人阶级是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建立的。时间约丰1920年8月，参加者有陈独秀、覃李汉俊、李达等。首次会议决定，推陈独秀为书记，并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11月，创办《共产党》(月刊)。这标志着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旗帜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来了。
中国共产党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党，是一个区别于第二国际旧式社会改良党的新型工人阶级革命政党。
参考文献：
1、《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610页
2、《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13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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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633页
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第四章
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青年学生为主力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大地爆发，掀起了一场中国革命和思想文化上的巨浪。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她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的篇章，从此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同时也是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一次壮举，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延续和发展，五四运动是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
五四精神作为这场运动的直接产物影响深远。五四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也源自 五四时期报人和青年学者的努力。他们通过散发“小册子”、演讲等各种方式传 播新的思想和文化，而这其中功能最全面，影响力最大的无疑就是那些曾发表在 报纸上的新闻时评了。
“大众媒介提升，延展了一些意识形态的观念。通过它们，这些意识形态变得非常合法，传播起来很有说服力，甚至是富有魔力的。在这个传播过程中，这些观念进一步确立了其重要性，强化了它们最初的意义，扩大了它们的社会影响。”(詹姆斯·罗尔:《媒介·传播·文化一一一个全球性的途径》董洪川译)近代以来，思想的每一次进化都是在与大众媒介良性互动的前提下完成的，而文化的发展也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大众媒介功能和传播效果的不断提升。
五四精神与五四时评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关系里，达到了一种良性的发展和促进。五四时期的新闻评论大大促进了五四运动的发展，并且成功塑造和构建了五四精神，五四精神也反过来不断的激励和影响着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进步。
那么，五四精神究竟是怎样的精神呢?
一、五四精神的内涵
(一)、思想政治层面上的五四精神研究
对五四精神的研究，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下，选题主要集中在五四精神的来源、构成、以及对新时期国家发展建设的影响和借鉴意义上。所以，很多学者都一直习惯性的将五四运动的精神概括为反帝、反封建、传播马克思主义等精神方面。如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的《不朽的精神，伟大的起
点一一五四运动简介》(2008)一文，就是主要介绍了五四运动的经过，以及五四精神的构成，高度赞颂了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百年来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意义。欧阳哲生在题为《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论释》(1997)文中将五四运的基本精神总结为对旧传统的抛弃和和新的现代化文明的创造，根本目的则是为了拯救整个中华民族。韩国友的《爱国主义一一五四精神的核心》(1994)认为五四精神直观的说是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而它真正的核心是那种前所未有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忧患，彼时的有识之士在不断的批判和选择中，找寻那种能让中华民族真正走向独立和真正走向发展道路的爱国主义精神。谷方研究的视野则转向阐释五四运动的开放精神。他在《略论“五四”的开放精神》(1992)的论作中介绍五四运动不仅是开放意识的积极成果，而且是开放意识的新觉醒。五四运动把开放精神灌输到思想的层面上，从而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震动和启蒙。在这种开放精神指导下产生的五四文化模式对以往关于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问题和关于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给出了正确的处理原则。蔡尚思先生在《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一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2001)一书中，则将“五四精神”的精髓归结为不妥协的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精神。所以，在他看来，思想启蒙所体现出来的是“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反帝反封建则体现出来的是“爱国精神”，这些精神共同构成了五四精神。周策纵先生在《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2009)一书中认为“五四运动实际是思想运动和社会政治运动的结合，它企图通过中国的现代化，以实现民族的独立、个人的解放和社会的公正”即是把五四运动的精神概括为了爱国精神、思想解放的精神。韩凌轩也坚持将“五四运动”与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结合起来对五四精神来进行研究，从而得出五四精神是一种探索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精神。而进入到199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很多学者从五四运动以及五四精神中又解读出了开放的精神。有关如何面对西方文化以及中国传统古代文化的问题在这种开放精神指导下开始萌发。
(二)、新闻学层面上的五四精神研究
有关五四运动、五四精神与中国新闻学发展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在近些年也不断的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现。
1、五四运动与新闻学
国内外对五四运动与我国新闻事业之间的相互影响的宏观研究较多，赵敏、康焕华在《谈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新闻事业的现代化》(2007)文中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新闻本位观念的树立、新闻自由观念的深化、新闻业务的现代化等三个方面，简单介绍了当时新闻观念、自由理念以及报刊文风、副刊的革新和新闻采写观念的改变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学者胡正强则从五四运动与媒介批评的角度进行了一定的资料整合和分析研究，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媒介批评的时代特征》(2009)一文中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的形成期，这一时段大致以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为起始点，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为结束，此后，中国现代媒介批评进入了另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形成期的中国现代媒介批评与此前孕育期以及此后的发展期，在具体表征上都有很多显著的不同，这是一个在中国现代媒介批评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发展时期，表现出很多独有的时代特征，具有重要的媒介批评史意义一一中国现代媒介批评形成期起始的时代背景，毫无疑问是五四运动。他还在《论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的文体形态及其表现》(2009)一文中从媒介批评角度谈及了时评的发展历史、发展过程以及时评在战争年代所起到的历史作用，但是该文将时评与杂文同质而论，本文认为该观点尚有可推敲之处。
2、五四精神与新闻学
在从五四精神对新闻事业的影响的角度上的研究里，成果并不是很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文章当属童兵先生和林溪声先生合著的《“五四”精神与新时期新闻改革》(2009)。该文主要是从分析五四精神的构成，以及这些从这些精神出发来阐释新时期我国新闻事业如何才能取得进一步发展。文章指出，新时期的中国新闻改革己经走过了30年，新闻改革在第二个30年如何传承五四的民主、科学传统，如何创造性地发展五四的民主、科学精神，成为一个关乎新闻事业走向、新闻改革持续深入的重大问题，因此，对五四运动进行进一步的挖掘和研究也就显得尤为必要。文章分别从“科学民主”、“爱国主义”“解放思想”等五四精神的几个构成部分上给新时期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些具有参考价值的改革性意见。文章在最后也指出深一步挖掘五四的内涵既具有长久的思想魅力，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新闻事业的发展，关系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前景，关系
着国民现代化素质的培养。新时期的新闻改革应继续继承五四的精神和传统，“求真”以“致用”，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创新进取，不断做深入持久的努力。
三、人们对五四精神的错误认识
“打倒孔家店”是公认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纲领性口号，这一口号导致了国内外对五四运动精神实质的片面认识。 (一).关于五四运动的“讹传”
“打倒孔家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纲领性口号——这一点似乎已成定论一些有影响的书刊媒介，大都持这种说法。这一认同进而导致了人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实质与思想主潮的片面理解：“激烈的反传统主义”、“激进主义”等提法在国际国内长期流行，特别在20 世纪八九十盛行一时。
1979 年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时，三联书店出版了丁守和、殷叙彝合著的《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改革开放初期该书有一定学术价值与学术影响。
其中讲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第一个标题就是“打倒孔家店”。指出：“急进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便把反对封建文化的思想革命提到了‘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的高度，开始攻击那几千年来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伦理道德和传统观念，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战斗呼声。其锋芒所向，首先对准了辛亥革命以来那股尊孔复古的逆流，直捣封建主义思想的老巢孔孟之道。自然，当时的某些认识不能说是科学的。但从戊戌时代的‘托古改制’到五四时代的‘打倒孔家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进步，正反映了我国民主主义力量的逐步增长和民主要求的日益成熟。”
(二).“打倒孔家店”并非五四运动的口号
实际上，查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所有历史文献，也没有“打倒孔家店”这个口号，五四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中，谁也没有提出过这个口号。把“打倒孔家店”、完全否定孔子与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纲领性口号、主要文化主张、主要思潮走向，完全是以讹传讹、后人附加的历史曲解。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文献，最主要的首推《新青年》杂志，与此相关的还有《新潮》、《现代评论》等几家刊物。孔子问题的讨论，相对集中于《新青年》从1916 年2 月出版的第1 卷第6 号到1917 年3 月出版的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
各种代表人物来看，无论是最主要的五位代表人物——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还是略逊一筹的一般代表人物——刘半农、周作人、易白沙、吴虞等人，甚至包括思想最进、最极端的钱玄同，都没有提出过“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那么，“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究竟从何而来呢? 当然，这个提法也不是完全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的，可以说事出有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五位主要代表人物中，只有胡适一人，在1921 年6 月16 日所作的《〈吴虞文录〉序》中，在幽默诙谐地介绍吴虞其人时，有“打孔家店”这个提法：“我给各位中国少年介绍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先生!”1924 年5 月2 日《晨报》副刊发表了吴虞本人的《致〈晨报〉记者》一文，认为这是胡适因读《水浒》而发的一名戏言，不能代表自己对孔子的学术观点，当然更谈不上什么五四口号：“时适之先生方阅《水浒》，故有打孔家店之戏言。其实，我并不尝自居于打孔家店者，浅陋昏乱，我原不必辞。不过，蔡孑民、陈独秀、胡适之、吴稚晖他们称许我皆谬矣。”
“只手打孔家店”这个提法，经过20 世纪30、40 年代陈伯达等人加工改造，变成了“打倒孔家店”的提法，并开始被曲解夸大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纲领性口号。细致分析起来，从胡适的原来提法，到陈伯达的后来概括，至少发生了五点微妙变化：一是从一句幽默戏言变成了理论口号;二是从胡适对吴虞的介绍，变成了胡适本人的文化主张;三是从五四后期的个别提法，变成五四时代的主要口号;四是从胡适个人在五四之后的一个个别说法，变成了整个五四运动的理论纲领;五是从“打孔家店”，变成了“打倒孔家店”。由此可见，“打倒孔家店”这个多年以来广为流行的“五四口号”，其实并非五四新文化运动当时提出的口号，而是后人强加给五四运动的附加物。
四、五四精神对当代大学生的启示
“青年者，国家之魂”。90年过去，时代环境和条件发生很大变化，但五四精神永存，依然是引领我们向前的强大力量。对于今天的青年来说，我们不但要永远记住90年前“五四运动”巨大的功绩，还要继续弘扬“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以积极的行动去实践心中的爱国主义感情。
胡锦涛总书记曾在中国农业大学发表过重要讲话:对全国广大青年学生提出殷切希望，号召当代青年要把爱国主义作为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把勤奋学习作
为人生进步的重要阶梯，把深入实践作为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把奉献社会作为不懈追求的优良品德。
这四条希望，既表明了弘扬五四精神的重要性，也指明了当代青年前进的方向，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作为新世纪的一代人有责任将这样的精神遗产贯彻进入自己的一言一行中。那我们应该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和肩负使命的途径如何定位呢?
第一，把五四精神融入自身的发展中。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鲁迅该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最杰出代表。他的思想、意识、观念、学说、主张和人格等，都已经深刻的表明了一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精神特征。所以，我们应该以鲁迅为榜样。首先，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要勇于拼搏，敢于奋斗，勇于探索、敢于创新，不断增强自身的综合素质;其次，要有自己的思想，要改变单纯接受性的学习习惯，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相结合，通过对五四运动的纪念回顾，承担起当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最后，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高度，不要出现信仰真空，要坚定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在现实经济社会中，如此势利残酷的环境下，坚定自己的信念，抵制金权及思想意识领域的攻击。
第二，认真的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作为当代青年，是国家最有朝气、能最快地吸收新东西和最具活力的部分。当代青年所处的时代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特别是当代中国的最好的时期，是中华民族发展最快的时候，可以说是生逢盛世，更应为国家的崛起腾飞贡献力量。所以
应该抓住现在的大好时机，努力学习，正真掌握知识，学理，学文的学生应该争取把中国的学术向前推进，学其他与时间联系紧密的学生应当努力掌握各种技能。看那些前辈们，他们作为学生，是为了挽救国家危机，而我们作为学生是为了很好的建设我们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为了祖国的强大，民族的自强而努力学习。
第三，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源泉，民主与科学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解放思想、实行变革是民主与科学提出和实现的途径，理性精神、个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与科学的内容。而所有这些，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伟大的诗人艾青写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这是对我们民族精神的最好解释，那就是热爱自己的祖国——爱国主义。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
爱国运动。中国的青年和各阶层群众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这种爱国主义，在当年曾经鼓舞中国人民去为争取民族独立、自身解放而英勇奋斗;在今天，它仍然应当成为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推进中国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第四，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应积极热心与于国家的大事，提高自己的民族责任心，提高自己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意识，在具有自我、自主意识的同时，更多地也应具有社会责任感，具有担当意识。对社会的不公正现象，例如官僚的腐败、弱势群体等问题不能抱有麻木的心态，应学习五四青年的爱憎分明的精神状态，进行科学批判。但要冷静理智对待一些国际上的反华的突发事件。此时的国际背景早已与当时五四运动截然不同。我们在面对这些事件时，要谨防盲目排外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出现，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大国，应该具有大国心态，应当具有宽广发展的眼光。因此我们应当在不忘历史的基础上爱国，分清哪些是国外对我国的敌视，哪些是我们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陋习。努力学习，用真才实学为祖国贡献一份力量才是爱国主义在当代学生中的体现，更是五四运动精神在当代环境下的旨归。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五四运动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矢志追求并为之顽强奋斗的宏伟理想。现在，实现这一宏伟理想的光明前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当代青年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对五四先驱最好的告慰，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以执著的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勇敢地担负起历史重任，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让伟大的五四精神在振兴中华新的实践中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
五四运动事件本身已不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对五四运动精神的而理解与实践!这不但符合科学发展的观点，也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做法。摈弃形式，保留本质!那就是五四运动留给我们当代人最好的启示——行之有效地发扬五四精神!
1、是一次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
2、无产阶级开始登上了政治舞台，起了主力军的作用;青年学生发挥了先锋作用。
3、李大钊和陈独秀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指导和推动了运动的发展，并起到了领导作用。
4、五四运动发生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5、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6、是一场广泛传播民主和科学的运动，体现了民主、科学的精神;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体现了追求真理、勇于解放的精神.
7、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从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准备。
二、中共成立使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新”在哪里?
1、中共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之所以成功，其根本原因就是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先进政党，作为全国革命力量的领导核心。
2、中共的成立，使中国人民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特别是中共“二大”制定了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
3、中国革命有了科学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
4、在组织上确立了正确的领导集体。
5、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成为中共革命的主力。
6、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人民的解放，为国家的富强，为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为共同富裕而不懈努力。
一、 五四运动的背景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但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却仍然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了革命的果实，又在1915年，为实现他的皇帝梦而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使中国面临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袁世凯死后，各帝国主义支持的各派军阀连年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发生了新的变化。
在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洲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工业在这时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壮大起来了，产业工人的数目由1913年的约65万人发展到1919年的200万人左右。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参加斗争，是五四运动能够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五四运动发生前，军阀势力利用封建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推崇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精神支柱的孔孟之道，借以维持统治。严酷的现实引发当时先进分子的反思。他们认为，辛亥革命由于忽视了思想文化战线上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致使革命成果遭到破坏。因此，为了完成改造社会的使命，必须“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于是，作为五四运动的先导，标志着中国人民新觉醒的新文化运动便应运而生。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起改名《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新文化运动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是中国近代史上未曾有过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为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为五四运动的发动作了思想准备。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中国革命指出了道路。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
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五四运动前夕中国的社会情况可以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不久，五四运动就由“巴黎和会”作为导火线而爆发了。
二、 五四运动的经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美、英、法、意、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实质上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其目的是为了重新分配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中国曾经在战争期间对德宣战，也算是战胜国之一，因而派出了陆征祥、王正廷和顾维钧等五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在中国人民舆论的压力下，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裁退外国邮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等七项条件。代表到达巴黎后，由于留欧中国学生的要求，又提出取消二十一条和要求收回大战时被日本乘机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的陈述书。
当时，许多中国人，包括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对“巴黎和会”的本质还认识不清，对于帝国主义、尤其是美英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认为美英帝国主义的胜利是什么“公理战胜强权”，把美国总统威尔逊看作“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大好人”。他们以为巴黎和会可以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这种想法当然是十分天真的。由于美、英、法和日本相互勾结，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又奉行对外妥协的卖国政策，帝国主义根本不理睬中国人民的正当要求，反而无理地在和约中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全部让给日本，至于日本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二十一条，又借口不在会议的讨论范围之内而置之不理。巴黎和会彻底暴露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也打破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先进的知识分子认清了这个真理：只有依靠自己才能解决自己的命运。
5月1日到6月28日学生以及各界代表进行了强烈的抗争，在巴黎的华工和中国留学生也强烈要求拒绝签约。6月28日是和约签字的一天，中国的留法学生和工人包围了中国代表的寓所，代表被迫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个消息传遍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大为震动。至此，五四运动所提出的直接目标基本得到了实现。
五四运动在其开始，只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6月3日之后，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圈子，形成全国范围内工学商联合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中国工人阶级以崭新的战斗姿态、英勇顽强的精神和无坚不摧的伟大力量，显示出自己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锋队伍和领导力量。毫无疑问，中国工人阶级参加斗争，对五四运动获得重大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 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是以学生为先锋，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民主运动，具有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第一，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政治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英勇斗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以此为后盾，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采取了强硬态度和正义立场，拒绝和约签字，开创了近现代中国外交史敢于抗争的先例，同时则使皖系军阀政府声名狼藉，迅速由盛趋衰。
第二，五四运动又是一场伟大的文化运动和思相思想解放运动，它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了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新时期，同时开创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新阶段。五四以后，西方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在中国得到了传播和移植，为现代中国培育了一代英才。运动中表现出的强烈不衰的爱国精神，贯穿始终的民主与科学理性精神，勇于进取的奋斗精神，为寻求中国出路而百折不回的执着追求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形成巨大推动力量。
第三，在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到工人中间，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工人群众，从而促进了马列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这场运动也对孙中山产生巨大影响，使他改变不重视、不发动群众的观念，促成了他对中华革命党的改组。
第四，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虽然中国共产党当时尚未诞生，
但是已经有了一批赞成俄国革命的先进知识分子，一些人更直接充当了运动的组织者或指导者。运动期间，中国产业工人队伍已有了发展和壮大，且在运动后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运动的内容和方向也在朝着反帝反封建的目标发展。这都表明旧民主主义革命正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
四、 五四运动的现实意义
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以来，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旗帜。中国青年在自己的探索和实践中，努力学习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努力汲取和传播人类社会的优秀文明成果，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了爱国主义精神的内涵。
五四运动孕育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国青年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五四精神的核心，是伟大的爱国主义。五四运动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是我国几千年来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源泉。
正如胡锦涛主席所指出的：“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这种历久弥新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是我国几千年来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源泉。所有的中华儿女都应万分珍视、大力弘扬这个宝贵的精神财富。”当前，广大青年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就是要把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放在世界格局中观察，把中国社会的发展与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坚持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一，将爱国热情转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行动;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要与全国人民一起投身民族振兴的伟业，决不辜负历史的使命和人民的期待。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灿烂前景鼓舞着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弘扬五四精神，对于我们缅怀革命先驱，继承光荣传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广大青年更应该做到：
第一， 牢记崇高使命，争做坚定理想信念的楷模。
第二， 掌握过硬本领，争做好学上进的榜样。
第三， 积极投身实践，争做创新创业的标兵。
第四， 提升道德修养，争做弘扬社会主义新风尚的先锋。
第五， 弘扬优良传统，争做新时期艰苦奋斗的表率。
这样我们才能在新的世纪里弘扬五四精神的伟大旗帜，展望未来，为祖国未来的发展添一份力。
五、 五四精神
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概括地讲，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精神”。
我们应该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了国家的繁荣和富强，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积极进取，勤奋工作。
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源泉，民主与科学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解放思想、实行变革是民主与科学提出和实现的途径，理性精神、个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与科学的内容。而所有这些，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
五四运动要解决的是民族危亡的问题，因此，五四精神就是对解决这个历史主题的主体能够产生强大推动作用的精神。五四精神反映着五四运动不同于前此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新意，又是五四时期那一代时代先锋的崭新的人格特征。它表现为以下四个统一：一是启蒙与救亡的自觉广泛的统一;二是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的统一;三是刻苦耐劳的精神与进取创新的精神的统一;四是独立自主的精神与无私奉献精神的统一。五四精神五四运动要解决的是民族危亡的问题，因此，五四精神就是对解决这个历史主题的主体能够产生强大推动作用的精神。五四精神反映着五四运动不同于前此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新意，又是五四时期那一代时代先锋的崭新的人格特征。
五四运动，其主力是学生和青年，他们的爱国精神、为真理和正义而战的精神、不畏强暴和黑暗政治精神值得任何时代的青年和学生学习。
五四运动已经载入了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那一代青年早已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
使命。新一代的青年朋友们，让我们继承和发扬五四光荣传统，继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