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思想的现代意义

老子思想的现代意义（推荐7篇）

老子思想的现代意义 篇1

一、“小国寡民”思想的真实内涵

首先, 我们试着透过字面来解析“小国寡民”。古代的“国”和现在的“国”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小国寡民”中的“国”指的是诸侯国, 是“天子”领导的“天下”的第一级行政区划。仔细研读历史, 就会发现“小国寡民”其实就是国家下辖政区的一种管理形式, “从夏商开始, 乃至周天下, 不论是周王朝, 还是周王朝属下的诸侯国, 都是小国寡民的城邦。”同时它也反映了一种人口管理的模式。在诸侯林立的当时, “国”无疑“小”, “民”无疑“少”。老子认为这个现状无需扩大或缩小, 重要的是如何使社会安定。较小的邦域, 其效果当然就是易于管理, 而不多的民众, 则告诉我们, 人口一定要与邦域成比例, 而不能超出邦域的承载能力。也就是说, 要控制人口的数量, 以保证人均的资源利用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否则, 超重人口的生存竞争就必然会使这种理想国重新陷入尔虞我诈之中而全面崩溃。

老子认为, “祸莫大于不知足, 咎莫大于欲得”。因而要想改变这种状况, 天下太平, 人们就当无私无欲, 做到“不欲以静, 天下将自定”。但是人一多, 民心必然各异。所以为达到天下安定的目的, 最理想的模式就是建立一种国家要小, 人口要少, “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 无所乘之, 虽有甲兵, 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 美其服, 乐其俗, 安其居, 邻国相望, 鸡犬之声相闻, 民至老死, 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社会。

另外, 我们也要注意到, 在老子的辩证哲学中, 没有绝对的“大”和“小”, 也没有绝对的“多”和“少”。有无、生死、刚柔、善恶、美丑、祸福等等相互对立的矛盾概念都存在着相互转化的必然性, 因此单从字面上理解是不能准确把握其深刻思想内涵的, 所谓“正言若反”。如《老子》第六十六章有对“百谷之王”的描述,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 以其善下之, 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 必以下言之;欲先民, 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 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如果说“百谷之王”是老子要达到的社会目的, 那么“小国”则是实现其目的的社会管理手段。因为在老子的眼里, 表面弱小的事物才是最具生命力的事物, 通过弱的方式达到强的目的;无为而无所不为, “以其不争, 故天下莫能之争”, 才是老子的最终目的。

同样, “寡民”所描述的也是一种理想的社会人口管理模式。在一个“小国”里, 人口被控制在一定的规模范围内, 不会超过该“国”自然资源的负荷能力, 人们丰衣足食, 安居乐业, 国家的各个政区都达到这样一种“至乐”境界, 互相不发生冲突, 和睦相处, 从而实现整个国家的繁荣昌盛。“见小曰明, 守柔曰强”, 看似“弱小落后”的“小国寡民”其实蕴含着富国强民、天下之王的远大理想。

二、“小国寡民”在当时的创新意义

在原始社会, 由于严酷的自然环境, 低下的生产力水平, 人口的死亡率极高。在这种情况下, 人口生产种的繁衍比物质生产具有更为突出的地位, 祈求多生子女也就成为当时人们的最高愿望, 它体现了先民们为追求生存发展与大自然顽强抗争的一种共识。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在全世界原始先民中广泛存在过的增殖人口观念, 似乎只是在中国才一脉相承地流传了下来, 以后并成为人口思想的主流。进入阶级社会后, 商周青铜器上反复出现的“万寿无疆”“子孙永昌”之类的铭文, 仍顽强地复述着渴望人口增殖这一古老的主题。

在这种主流的人口思想包围下, 老子站在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和反对社会纷争的高度上, 率先提出要控制城邦建制和人口规模的主张, 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对后世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尽管在绵延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 以老子为始的人口控制思想作为与正统人口思想“求庶论”相对立的一种观念, 一直居于次要地位, 且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国内学界应有的重视, 但这丝毫无损于这些思想在中国人口思想史上所发出的耀眼的光辉。

三、“小国寡民”思想的现代意义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不足10%的耕地却需要养活20%以上的人口, 这给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带来了极为沉重的负担。在这样一个人满为患的危机时刻, 我们再回过头来解读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 就不得不为先贤的深远谋虑所折服。

“小国寡民”的管理模式也有利于克服人口数量和自然资源相互消长的关系, 从而有利于人类自身更长远的存在和发展。用现在的眼光去看, 也就是说, 人口的发展必须同经济、资源、环境相结合, 统筹安排, 合理利用, 才能保护好环境, 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当人类处在地球表面积有限而人的生殖繁衍能力无限这样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中时, 唯一能做和做得到的事情就是控制人口, 计划生育。所以, 始终保持能与地球表面积 (国土面积) 相容和比例适当的人口数量, 做好环境保护, 将是人类面临着和必须解决的基本课题。计划生育, 将是一项永恒的国策。

摘要：“小国寡民”并非像人们以往所理解的那样, 是反社会发展、消极落后的表现, 而是老子对理想社会人口控制的一种描述, 即人口一定要与邦域成比例, 而不能超出邦域的承载能力。它通过理想化的形式, 表达了老子对构建原始和谐的公有制社会的畅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 “小国寡民”思想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老子,小国寡民,人口控制,计划生育

参考文献

[1]老子:《道德经》, 中华书局, 1954年。

[2]詹剑峰:《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2年。

老子思想的现代意义 篇2

关键词交往思想忠心谦虚礼让以直报怨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1 论语中的交往思想

1.1 忠信思想

“忠”,孝忠国君。在人际关系中,也指对朋友的“忠”。“忠”,是主体的自我要求,指诚恳、积极的为他人,以自身道德的完善为目的。对待朋友的过失,我们要尽到朋友的本份,但不能勉强,规劝时也需要谨言。《颜渊》上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也。”中国文化中的友道精神,在于“规过劝善”,这是朋友的真正价值所在。有错误相互纠正,彼此向好的方向勉励,这就是真正的朋友。但规过劝善时语言上要有个限度,对于这一点,孔子是看得十分清楚的。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孔子交际艺术的高超。

“信”是指讲信用,守诺言,“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中讲“信”是最多的,并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讲求“忠”、“信”最为重要。曾子曰: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子夏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朋友间说话、行事要诚实可信,所以,孔子反对随意猜度别人,认为这样就是对朋友的不忠、不信。孔子甚至认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意思是说:(内心要有这样的观念)不要和诚信这种道德修养比自己差的人交往。由此可以看出,孔子把诚信作为交往的最基本的前提。“信”还是一个人必须具备的品德。这种品德应该是说话算数,言行一致,不出尔反尔,不能为了个人利益而背弃诺言。在孔子眼里,行动重于言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他教育学生“慎言敏行”,要求学生“言必行,行必果”。

1.2 谦虚、礼让的思想

谦虚、礼让不仅是孔子交际思想的重要内容,而且是现代人必须遵循的一条交际原则。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即便和普通的人在一起,只要我们虚心,总会从他们那里学到有用的东西。所以,学生子禽非常奇怪:老师每到一个国家,为什么总能很快了解这个国家的政事情况呢?子贡告诉他:“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君子没有什么可以与人相争的事情。万一有相争,必定只是比射箭吧。比赛开始前要相互作揖,然后升堂。比赛结束,还要作揖饮酒,保持礼让的礼貌。

1.3 以直报怨的思想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事实上是很难处处随人意的。孔子认为,即使别人对我们不好,我们也应该以正直来报答,以恩德来报答恩德。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朋友之间应该尽量避免不必要的争执,以和为贵,消除隔阂,这样才利于协调关系。但是,这里的“和”不是没有原则的。和睦而不盲从,和气而有个性。双方在一定范围之内可以“和”,逾越了这个范围就不能“和”了。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就是说,道德修养好的君子能以自己的思想协调各种矛盾,使一切事情做到恰到好处,处于谐和状态,而不盲从附合;而道德修养差的小人却一味盲目苟同,亦步亦趋,人云亦云,而不善于协调。只有这样,才能创造一种和乐、融洽、健康的人际关系。

2 《论语》交往原则的现代价值

当前社会的工业化发展打破了传统中国人以血缘关系、家庭关系这类亲缘因素为核心的交往秩序,市场经济秩序逐步建立,交往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如交往中过分强调经济利益,失掉了诚信;过分重视权力、地位等现象。和而不同,巧言令色的现象十分严重。《论语》的交往思想为培育一种诚实守信、相互尊重、平等共处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2.1 “忠信思想”是人际交往中的理论基石

近些年,在我国的社会交往中普遍出现了忠信缺失现象,忠信是交往道德體系的基石,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人际交往中必须秉承“忠信”的观念。忠信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社会契约之一,不论是在合作关系上还是在一般的相识关系中,忠信始终被人们当作衡量对方是否可靠可交的首要标准。忠信乃人之为人的根本,既从人类精神生命的最深之处来提升人的道德境界,又在人类五彩缤纷的现实生活中开展实实在在的活动,因而,忠信是最内在、最根源的德性工夫。

2.2 “谦虚、礼让”蕴含了相互尊重的道理

“谦虚”、“礼让”是人际交往中及其重要的道德修养。一个好的修养,一个谦虚的态度,会让很多事情“化干戈为玉帛”,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刀兵相接”。如果在交往过程中始终秉承着“谦虚”、“礼让”的态度,自己同样会收到更多的尊重与礼让。何乐而不为呢?并且,在提倡“和谐社会”的今天,更应该以这样一种态度与人交往。

2.3 “以直报怨”是现代交往的理想模式

浅析孔子德育思想的现代意义 篇3

摘要：孔子在教学实践中高度重视德育，探索并形成一系列重要的道德教育内容和方法。他的教育教学思想来自实践，不仅全面、系统，涵盖了教育理论的各方面和各环节，而且具有独特的创造性，如他的因材施教、启发诱导等教学方法。认真总结和批判继承这份遗产，对于促进当代中国大学生道德教育有很好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关键词：孔子 德育内容 德育方法

孔子重视德育，意图将老百姓引上德治的轨道，实现社会的“和谐”。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孔子认为需要统治者“为政以德”，同时，被统治者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他认为，礼是道德的外化，不存在礼之外的道德，这种道德是以宗法伦常为核心的血缘人伦道德。虽然他推崇周礼，对周礼的评价甚高，其“礼”的本质也仍然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秩序。但是，他那里的“礼”是在对周礼的批判继承中得以发展形成的，与周礼存在许多不同之处，在周代，“礼”只适用于调节奴隶主阶级之间的内部关系，与此相反，孔子将“礼”下达到庶人，告诫人们要以“礼”作为德行的标准。可见，孔子对于道德的重视，不仅仅局限于对统治者的要求范围之内，同时也是对全老百姓的要求。从根本上说，这一点也反映出了孔子教育的一项重要指导思想，即“有教无类”。孔子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在他五十余载的教育生涯中，“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①如何从其教育思想中汲取精华，古为今用，使我们 ①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现今必须思考的问题。

一、孔子德育内容的脉络梳理

孔子贵“仁”，“仁”是他道德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前提，是他要求学生具备的最高尚的道德品质，这一高尚的道德品质几乎包括了所有的美德。孔子关于“仁”的论述很多，如“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如上所述，礼是道德的外在体现，而仁则是道德的内在核心。根据这一核心，孔子的德育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孔子以“孝悌”为“仁”之本。他的学生有若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孝”是指孝敬父母；“悌”是指同辈兄弟之间要相亲相爱。“孝悌”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它植根于中国特有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家族社会之中。孔子认为，人类的“仁爱”精神始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真挚感情。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可见，他将“亲亲”作为“仁”的一条根本原则，强调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爱是人与人关系中最真实、最根本的感情。“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也就是说，学生必须要敬爱父母兄弟，谨慎而讲信用，博爱大众并亲近那些有仁德的人。这是在“孝亲”基础上的递进，每个人只有处理好了与父母兄弟的关系，才能处理和协调个人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由此，孔子将骨肉亲情引向了政治统治，体现了孔子道德教育的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特征。

其次，孔子以“爱人”作为“仁”的核心。“仁者爱人”，孔子的“爱人”观点来自于周初的“保民”、“敬民”思想，但同时也是对这一思想的发展。西周时期重视祭祀鬼神的事宜，而孔子的“爱人”中却体现着人贵的思想，“季路问事鬼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乎？’”可见，孔子是把人事放在首位的，对鬼神采取了怀疑的态度。孔子的“爱人”不仅仅是要求人们只爱自己的家人，而是将爱扩及到全社会，要求为政者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做到“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必须认识到的是，孔子的“爱人”并不是爱一切人，更不包括奴隶，他所讲的“仁爱”有鲜明的阶级性，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其强调的人道原则即肯定人的尊严，主张人与人之间的互敬互爱，仍有进步意义。

最后，孔子以“忠恕”作为实现“仁”的途径。曾子提出：“父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所谓“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简单地说，忠就是积极为他人；所谓“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即忖己度物，不加害于人。孔子正是通过这样推己及人的方式来实行“仁”。在西周时期，“父权与君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家能够做到对父兄的孝悌，就能够在政治上对君主尽忠。”①孔子继承了这一思想，把治家之情、之理迁移到治国、平天下的宏图伟业之中，从而形成了后世“移孝作忠”，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取士传统。

总的来说，孔子的道德思想是以“仁”为精髓所在，孝为出发点，由近及远地向外扩展仁爱之心，通过将心比心的、推己及人的方法，① 丁祯彦.中国古代哲学史教程[M],2007.19.求得忠信于君主、朋友，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虽然，孔子的言论中存在着一些封建愚昧的思想，但是，我们应将他至于当时的历史环境来予以评析。抛开孔子一些具体的适合于当时历史环境的德育思想，就整体而言，将他的“孝悌”、“爱人”、“忠恕”的德育内容批判地继承下来，仍然是我们现代德育中必须重视的问题。特别是在现代快节奏的经济生活中，人们在物质的洪流中逐渐迷失自我，对于德育内容的研究也更是重中之重。

二、孔子的德育方法

孔子的德育思想是我们新时代道德教育的宝库，它不仅为现代德育提供了重要的内容，而且它还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学生学习和教师教育的方法。即使过了两千五百多年，这些方法对于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就德育方法而言，笔者认为孔老夫子给我们的启示不在少数，因此，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重点的归纳： 1.因材施教的德育方法

所谓“因材施教”，就是根据学生的性格、智力、品行等实际情况出发，有针对性地实施不同的教育。孔子的因材施教的思想主要凝结在他的教育实践中，他的弟子众多，背景环境以及智力、性格都各不相同，而孔子能够根据受教育者的差异特征，进行有针对性地教育，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是根据受教育者思想水平、接受能力施教。二是根据不同的性格施教。”①如他认为，“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季氏）也就是说，人的智 ①孙迎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M].2006.69 商有高低的差别，从智能上分为上、中、下三等，对于中等以上水平的人，可以告诉高深的理论，至于中等以下的人，则不要做过高的要求。再如，子路问孔子：“听到的事情就去做吗？”孔子说：“有父兄在，怎么能听到了就去做呢？”冉有问：“听到了就去做吗？”孔子回答：“听到了就去做吧。”公西华对此感到疑惑不解，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意思是，冉求胆小，容易退缩，所以鼓励他；子路好勇过人，勇有余而谋不足，所以我要给他降温，让他冷静。2.愤启悱发的德育方法

启发式教育是中国教育思想的一个优良传统。孔子是世界上最早提倡启发式教育的教育家。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现代教育学中的“启发”一词就来源于此。“愤”是指学生积极思考，想弄通却没有弄痛的心理状态。这时，教师要指导学生打开思路，即是“启”。如果不问学生的理解接受能力，一味“填鸭式”地“满堂灌”，不需要学生开动脑筋，独立思考，不利于开发学生智力，不利于学生对知识的消化吸收。孔子要求学生形成积极主动的心求通、口欲言的心理状态下进行教育。此外，孔子的举一反三的方法也是启发式教育的一种，亦称迁移启发。他在教学中注重训练学生触类旁通的能力，“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在他的教育下，颜渊能“闻一而知十”，子贡能“告诸往而知来者”，陈亢能“问一得三”。孔子的启发式教育使我们历史上珍贵的教育思想，能给我们深刻的启示。3.审美教育方法

“寄情万物，皆以养德”，古今伟大的教育家都注意借助美誉进行道德教育，寓德育于美育之中。孔子是道德教育中自觉倡导礼乐教育的第一人，他以“ 六艺”教育学生, 其中大部分内容如诗、礼、乐等都体现了审美教育主题。在他看来, 一个人的道德修养过程是“ 兴于诗, 立于礼, 成于乐。”(《 论语·秦伯篇》)。他主张用符合古典伦理和美学标准的礼乐制度治国。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继承这一传统,，他在著名的《以美育代宗教》一文中, 明确提出“: 纯粹之美育, 所以陶养吾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 而使人我之见、利己

①损人之思念, 以渐消沮者也。”这一段话写出了审美教育的与道德教育的内在一致性，而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什么教育实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进行的，道德教育则往往靠理性的自我克制与约束，因此，两者相比较，人们可能更愿意接受审美教育。

以上是笔者对孔子的主要道德教育方法的一些了解和归纳，无论是孔子的德育思想还是方法都是孔子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但是由于历史上对于这些文化瑰宝的曲解或者僵化，使得这些被扭曲的思想阻挡了社会的进步潮流。事实上，孔子的启发教育、个性教育以及审美教育方法对于当代的德育具有深刻的意义，我们的德育工作者要深入研究发掘孔子的德育教育思想, 在我们的德育工作中借鉴孔子的德育理论、德育原则, 结合时代发展的实际，大力加强德育工作, 推进素质教育的实施。

① 蔡元培选集(上卷)[M].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参考文献：

孙子“慎战”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篇4

摘要：孙子以现实主义军事家独有的战略智慧提出了“慎战”思想，他将理想追求与现实操作统一起来，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与“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的原则和“伐谋”、“伐交”等克敌制胜的战术，力图寻求维护国家最大利益的最佳战争途径。这些思想为和平时代的人们认识多级形势下的军事斗争，驾驭局部战争形式的发展变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孙子兵法；慎战；战略思想；现代意义。

《孙子兵法》这部“兵学圣典”且先不论战争取胜之道，而是首先将战争与国家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一起，开宗明义说明战争中的存亡胜败是不能不慎重分析的。“慎战”思想作为孙子对战争的基本态度，贯穿于他的整个全面而完整的战争思想体系中。“慎战”思想的最高理想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但是孙武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群雄并起、兼并战争异常激烈的时代，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军事家，他想寻求一条既可维护国家最大利益但是又不能使国家军队遭受重大损失的最佳战争途径，同时他又想找到在激烈残酷的军事斗争中能够克敌制胜的法宝。正基于此，孙子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等维护国家利益作为战争宗旨的战略思想，但是孙子并没有沉湎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境界中，从《孙子兵法》中浓墨重彩于具体的战术战法的战争艺术来看，孙子更多的是对”全胜“理想境界的向往转变到尽可能的谋求军事利益的现实境界中。一旦”慎战“思想中的理

想境界被打破，那么在现实境界中只能”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则止“。在战争不可避免的形势下，他给战争设置了三道门槛：”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以上”三不“原则，乃是他的”慎战“主张进一步的具体化。可以说，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与”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破胜“思想是他在”慎战“问题上理想追求与现实态度的统一。这些思想为和平时代的人们认识多级形势下的军事斗争，驾驭局部战争形式的发展变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本文拟就以上问题作一粗浅的探索，就教于方家。

一”慎战“思想的理想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

作为一个冷静的现实主义军事家，孙子的”慎战“思想是建立在他对战争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的。他在《孙子兵法》中以”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作为开篇之句，认识到了国家一旦诉诸战争，不但国家在经济上要受到巨大损失，而且国家处于”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所以孙子告诫君主和将帅，在战争决策上一定要”慎之“、”警之“，决不能以个人或者一时的喜怒好恶轻易发动战争。否则，”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①“于是孙子在战争的决策上提出了一个高层次的战略思想，即”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的全胜战略。这一战略思想是高于具体作战思想的大战略，是对具体军事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起决定作用的方针、政策和策略，这是孙子”慎战“思想的最高理想追求，这种追求是以维护国家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体现了他的”慎战“思想的立足点的高度，”慎战“的最佳方式是”不战“（此处的”不战“是不直接交战的意思，而不是否定战争），而不

是”百战百胜“。所以在《谋功篇》中说”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功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②“为了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理想境界，孙子从战略层面上提出了能使敌人屈服的2种方法：”伐谋“、”伐交“。至于”伐兵“、”攻城“则是次等的策略甚至是下策。”伐谋“是指以我方的谋略挫败敌方的谋略，使敌方不得不放弃与我方对抗的企图。”伐交“则是打击敌国的盟友，以外交策略破坏敌国的联盟，同时扩大自己的盟友，使敌方屈服于我方。从实行的目的而言，在《谋攻篇》里，孙子强调的是”全胜“：”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⑤“如前所述，孙子所言”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是他”慎战“思想上所追求的最高理想境界。一方面孙子看到兵凶战危，战争乃是国家存亡攸关，军民生死搏斗的流血斗争，必须慎重对待；另一方面他又追求能”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如果能通过”伐谋“、”伐交“等全胜策略使敌方屈服，则是他希望”慎战“的最高理想境界。

二”慎战“的现实境界———”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

在诸侯争霸战争日益激烈残酷的春秋末期，孙子作为清醒的现实主义军事家，提出了”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观点，进而给战争设立了三道门槛：”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也就是说，如果不符合国家利益，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如果国家没有遭受严重

危机，就要慎重的对待战争。他认为在尽可能降低战争频率，减少不必要的战争的前提下，如果战争不可能避免，他主张运用战争和武力的手段来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要对战争进行慎重的谋划，尽量减少战争可能带来的损失，力争用最小的代价赢得战争的胜利。所以，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基础上，辨证的提出了”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形势下取得”破胜“的策略。在这里，”全“是使敌方完整的屈服而我方把损失减少到最小甚至没有损失，是”慎战“的理想状态；”破“是攻破了敌方但是我方也遭受了损失，这是战争的常态。

在他的破胜策略中，涉及到各种战术战法，而”慎战“的思想一直贯穿其中。在开宗明义的《计篇》开始，作者就强调对待战争的慎重就要”经之以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从五个方面研究战争，比较分析双方的条件，考察双方的实际情况。我们看到，《孙子兵法》6000余字十三篇，从开头的《计篇》到《用间篇》依次论述了战略运筹、战争准备、战争计划、作战指挥、特殊战法、战略侦察等方面问题，涉及的精妙战术如”避实就虚“、”速战速决“、”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等都是”慎战“思想在”利动“形势下现实战事中的具体体现。如前所述，一旦战争不可避免，就要慎重对待战争中的每个战略战术，使战争的损失减少到最小。这也是孙子追求理想境界中的不破之全和战争现实境界中的破中求全。

三”慎战“思想的现代意义。

春秋战国，由于各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发展处于一种不平衡状态，有的诸侯国崛起，有的诸侯国衰落。在有着优越地理环境的

齐、晋、楚、秦等诸侯国中，由于其社会改革的成功而先后称霸。其中晋、楚又分别扶持吴、越作为各自的争霸伙伴。吴、越也以此为转机，迅速发展壮大，跨入了大国的行列。这就构成了当时保持着相互制约下的平衡的多级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各国都有现实的竞争对手，又有潜在的敌人。在当今世界，冷战已经成为历史痕迹，两级战略格局解体，国际形势发生了新一轮的巨大变化，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前的两大发展主题，世界基本矛盾出现新的力量组合，这与孙子所处时代的多级战略格局有着某种相似之处。在这种形势下，慎战思想更放射出智慧的光芒，它为人们认识多级形势下的军事斗争，驾驭局部战争形式的发展变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概而言之，可以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坚持”兵者，国之大事“的观念，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树立安国全军的国家安全意识，赢得战略主动权。《孙子兵法》所产生的春秋时期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激烈的社会变革反映到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表现为频繁的战争。仅举鲁史《春秋》记载，在242年里就发生过483次大的战争⑥。在战争的漩涡中，孙子认识到了战争的惨烈和残酷，所以他以战略家的睿智在开篇就提出”兵者，国之大事“，提醒人们要慎重对待战争。所谓”兵凶战危“，战争的破坏作用和对国家的潜在危险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慎战“思想在当今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我们要从战略上充分认识兵者关乎国之死生与存亡，目的是要”知其厉害“，从而达到安国全军的目的。中国的发展强大具有世界性的积极意义，他的社

会主义制度、所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永不称霸的庄严承诺，决定了他是当今多级格局中的一股强大的和平力量，但是现在我国国家没有完全统一，还有许多尚未解决的领土争端问题，有个别地区一时还不能彻底解决一些问题，甚至为了经济利益还时常出现摩擦，面对一些复杂问题，不争一时之气，不逞一时之勇的”慎战“思想就显得尤为具有针对性。因为”慎战“不是消极避战，而是积极止战，他不是战略目的，而是战略手段。我们要以克制忍让的方式妥善处理国际争端，本着登高望远的原则解决这些问题，不因个别事件影响国家间的整体发展，尽量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因为当今世界，和平形势下依然暗流涌动，霸权主义、军备竞赛、恐怖袭击等不稳定因素经常发生，而我国军事实力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只有以和平发展为主题，加强国防建设，尽快提高我军现代化水平，才能在这种情况下赢得战略主动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战略全局的高度上，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

（二）坚持”不战而屈人之兵“，采用”衢地交合“的睦邻原则，正确处理地缘关系。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慎战思想的最高理想境界是每个军事家梦寐以求的，在后世的军事战争中，许多军事家将这种理想演变成为伐谋、伐交的实际操作，力求达到”全胜“的境界。如战国时代的连横、合纵，三国时代的多级斗争谋略等。在现代战争中，这种伐谋、伐交的方式就是一种”衢地交合“的睦邻原则，他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的智慧运筹。因为每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都要受到地

理地缘因素的制约，特别是在多国利益比较集中的地区，地缘战略的关系显得更为复杂，它们在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发展水平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差异，有的还伴有种种历史遗留问题，使用者可以利用盟友借力打力或宣示自己的强大使敌方畏服。如果采用”衢地交合“的睦邻原则处理好地缘关系就可以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但如果处理不当，则极易交恶成仇，甚至迸发出战争的火星，导致原本可以避免的战争灾难。因此，在处理地缘上的多边关系，要坚持对话沟通，平等协商、消除误解、利益共享，利用”衢地交合“的睦邻原则，达到”慎战“的最高理想境界。

（三）坚持”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对霸权主义和台独势力的挑衅，做出恰当反应，努力遏制战争的发生。孙子提出的”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是以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为出发点的孙子认为，凡是违背这三条原则的战争都是不符合国家根本和长远利益的，是不符合国家安全的，这种战争都是不应该发动而应该制止的。当今世界的多级格局面临的局势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国家和地区中有同层次的竞争也有不同层次的竞争，有现实的敌人也有潜在的对手，各级由于各自利害的驱动，敌、我、友的关系也会因时因地的转变，从而增加了局势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但是一旦跨过了这三道战争的门槛，孙子也主张运用战争和武力的手段来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主张以”霸“、”王“之兵来”威加于敌“，以战制战，以暴去暴。慎战并不等于软弱，对于挑衅者的行为要明辨其目的：如果是纯粹的军事挑衅和军事侵略，则必须给予以军事还击，否则不足以制止敌人 的侵略气焰；若敌人是以捣乱为目的，则”斗乱而不乱“，要谨慎选择反击手段。当今世界，超级大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策，企图分化和西化不同制度的国家，经常对这些国家从政治上、经济上施加压力，挑起事端，制造麻烦，甚至不惜以武力侵犯别国主权，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民族感情受到极大伤害。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做冷静的理智的思考，不可凭直觉和感情做出过激的反应。我国在港澳顺利回归之后，最后完成台湾和大陆的顺利统一是目前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我国政府提出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原则，是一个符合我国现状，符合两岸人民根本利益的明智选择和根本出路。这一政策得到了两岸人民的热烈拥护，中国政府也在为这一根本政策做出努力。但是少数”台独“势力仍然嚣张，时刻威胁着两岸的统一，使得国家和政府的和平愿望和统一措施时刻处在付之东流的危险之中，为此必须有”退而求其次“的思想准备，这也是”慎战“思想的应有之义。我国政府提出的”尽最大努力和平统一祖国，但绝不放弃必要时以武力维护祖国统一“的思想，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孙子慎战主张的新阐释和新发展，这也是所谓的”能战方可言和“，以实力求和平则和平存，以退让求和平则和平失。慎战思想的丰富内涵，对我国现阶段的军事斗争准备和军事战略选择就有很强的借鉴价值，尤其是在现阶段我国对待台湾问题上，更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孙子的慎战思想是广大爱好和平人民的美好愿望，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战争观念，慎战的核心是遏制战争，遏制战争是当今和平时期的军事战略基本着眼点，不战而胜是遏制战略的最理想战略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

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为基础，通过各种方式为这个目的制造氛围，积极显示能够打赢战争的强大实力和坚强意志，使任何敌人都认识到与我作战必将付出巨大代价，或者是得不偿失，或者是惨遭失败，从而迫使其放弃战争的图谋，这也是孙子慎战思想和”不战而屈人之兵“等智慧的现代启示与诠释。

注：

①（《武经七书》之《孙子兵法·火攻篇》，中华书局，2007年第一版）。

②⑤（《武经七书》之《孙子兵法·谋攻篇》，中华书局，2007年第一版）。

③（《武经七书》之《孙子兵法·作战篇》，中华书局，2007年第一版）。

④（《武经七书》之《孙子兵法·用间篇》，中华书局，2007年第一版）。

孔子教育思想及其现代意义大 篇5

研究现状：对孔子教育思想的研究，古往今来都没有中断过。从研究文献看，大部分将理论联系实践。学者的研究主要概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有教无类”体现出的教育对象的广泛性、全面性。众多研究中阐述了“有教无类”在两千多年前的含义及作用。“有教无类”提倡的是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在两千多年前，教育就存在阶级性、垄断性，孔子这一思想很快便打破了这些束缚。当今我们倡导“教育公平”，呼吁人人接受教育，是“有教无类”的继承和发展，然而新的时代存在新的问题。“教育公平”不仅仅是使所有人都能接受教育这么简单。面对现今社会的贫富差异、地区差异、教学水平的差异，我们应当将“有教无类”赋予新的含义，重新理解教育公平对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2、通过“六艺”来体现孔子教育内容的全面性。研究学者们阐述了“六艺”的内容以及设立每一个部分的目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一理论指导于当今所倡导的“素质教育”。素质教育是针对当今教育中日益凸显的某些问题而展开的，如今的“应试教育”忽略学生的综合素质，一味的讲求卷面分数，学生因升学考试带的压力不得不放弃一些自己热爱的学科。这严重扼杀了学生的天性以及创造力，阻碍了他们将知识带向生活的道路。如刘秉泰、刘春颖所著《孔子教育思想的现代意义》，张湘萍所著《孔子教育思想的相待阐述》明确阐述了素质教育的意义以及推行素质教育的必要性。

3、在教育原则及方法上，孔子主张则是多方面的。从搜集资料看，主要从“因材施教”“启发诱导”方面来分析的。“因材施教”顾名思义，其主要手段的了解个性，针对性教学，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无论是两千多年前还是当代教育中，因材施教都是重要的教育原则，教育不是为了按照统一的模版培养人才。它在主张“有教无类”的基础上承认差异的存在性，针对差异性提出不同的解决方式，既能轻松达到教学目的，又能保留学生的天性及差异性。“启发诱导”则是使学生自主学习、探索，对知识产生强烈兴趣的重要手段。研究表明，目前在很多课堂上存在着“灌输式”的教学方法，不考虑学生的感受，课堂气氛枯燥、死板。“启发诱导”是在提醒教育工作者，在教学活动中注意方式方法，重在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发现学习、感知知识的能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师也应当重新审视自己在教学环境中所担当的角色，把握课堂气愤大局，以学生为主体开展教学。

4、孔子在德育与教师修养方面也提出了要求。研究中提到孔子十分注重德育，德育是一个人做人的先提条件，但目前学校开展的德育教育内容宽泛、教条，甚至有少数的老师本身缺少德育教育，这是一个亟待改善的问题，否则将严重阻碍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德育的开展环境不止是学校，社会、家庭，处处都可以开展德育教育，任何一件小事都是德育教育的范本，这就要求全体公民都拥有良好的道德品质，这种品质不仅是自身修养的体现，也可以影响到周围的人。作为教师更应该注重自己的道德品质及自身修养，所谓“言传身教”，教师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学生学习模仿的对象。只有自身的道德修养水平提高了，才能带给学生一个良好的德育引导。孔子要求教师做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并且孔子就是亲自实践的。研究中多次提到孔子的教学经历，他毕生都献给了教育事业，培养了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无论作为教师还是作为普通的个人，都应谨记“学而不厌”，这与当代“终身教育”思想如出一辙，知识是无边的，学习是无尽的，我们应时刻学习来充实自己的理论基础，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作为教师，在“学而不厌”的基础上还应做到“诲人不倦”，这是一个教师应具备的最基本的素质。目前，存在很多教师打骂学生、教学倦怠等情况，都值得我们深思。“诲人不倦”应做到拥有耐心、爱心关心教育每一个学生。并且能够做到与学生平等，尊重学生，知道教与学是相互促进的，从而达到“教学相长”的良性循环。

孔子教育理论的研究有很多，但究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将理论联系实践，用理论指导实践。冯文全、焦彥蕊所著《孔子教育思想与我国现代教育思想的一致与冲突》、林忠、林楠的《孔子“教学相长”的思想对高校德育的启示》都阐述了孔子教育思想在当下教育教学实践中的应用与影响。这部分文章主要都是作者结合自己的教育教学实际，阐述了如何在教育教学中贯彻因材施教、启发性原则等的一些具体操作，更多的学者则是从单方面着手研究孔子教育思想，如应艳兰所著《孔子启发式教学与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王雪峰、高畅所著《论孔子教育思想的主体性精神》，丁华平、王睿、周怡所著《浅析孔子教育学的思想》。有些研究则是利用孔子思想的很小一个点来引发现代教育的思考。

论孔孟的德治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篇6

关键词：德治,仁政,以德治国

一、“仁政”的思想渊源

上古之世, 竞于道德。孔孟的德治思想不是凭空出现的, 可以追溯到西周之后开创的“德治”传统。西周之前, 夏殷两朝的社会思想仍在宗教神道的统治之下, 统治者将王权与对至上神“帝”的信仰结合起来, 认为“君权神授”, 王权源自“天命”。《尚书·召诰》曰:“有夏服天命。”《诗经·商颂》曰:“天命玄鸟, 降而生商”。这里的“天命”是具有人格意志的神, 因此统治者认为自己在神的庇护之下可以为所欲为, 即便是横征暴敛, 荒淫无度也不会受到惩罚。商纣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西伯勘黎》) 正是由于这种对具有人格意志的“天”的迷信和崇拜, 导致统治者盲目的认为自己的统治就是“神治”, 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只需要虔诚的供奉神, 而无须关注民。商亡周立, 西周的统治者虽然依旧敬畏天命, 供奉神灵, 但是他们却吸取了经验教训, 并认为“天命靡常”。 (《大雅·文王》) 由此, 西周的早期的统治者周公对传统的天命观进行了改造, 提出了“以德配天”的观点, 《周书》曰:“皇天无亲, 惟德是辅”。“以德配天”要求统治者不仅要敬奉神灵, 祭奠祖宗, 更重要的是还要求统治者在注重自身道德修养的同时实现“保民”的目标, 除此之外, 周公“制礼作乐”, 并试图通过“礼乐”规范社会等级次序, 教化人心,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由此西周便开创“德治”的历史传统。

二、孔子的德治思想

“周监于二代,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论语·八佾》) 在孔子那里, 对德治思想也有所阐发, 并首先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概念, 子曰:“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 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子曰:“古之为政, 爱人为大。” (《礼记哀公问》) 可见, 在孔子看来, 治理国家应该以德为主导, 去爱护百姓。子曰:“其身正, 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 (《论语·子路》) 在这里, 孔子将德与令结合起来, 强调官员以身作则, 树立官德, 这样才能保证政令的有效实施。子曰:“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 可见, 孔子认为统治者应该推行德治, 自身不仅应该修身成仁, 同时也应该以“礼”来教化民众。

三、孟子的“仁政”思想

孟子对孔子格外推崇, 孟子曰:“乃所愿, 则学孔子也。” (《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不仅继承了孔子的“仁”学, 还为“仁”学提出了性善论的理论根据,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仁政”的思想, 完备了从孔子以致从周公那里继承来的德治理论。

1、“性善论”——“仁政”的理论根据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 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 行不忍人之政, 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孟子·公孙丑上》) 可见, 这里的“不忍人之政”就是孟子主张推行的“仁政”, 但是这种“不忍人之政”是建立在“不忍人之心”的基础上的, “不忍人之心”即为“仁”心, 那么这种“不忍人之心”何以可能, 或者说理论根据在那里?孟子是这样解释的:“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 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 皆有怵惕, 恻隐之心, 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 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 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 无恻隐之心, 非人也;无羞恶之心, 非人也;无辞让之心, 非人也;无是非之心, 非人也。恻隐之心, 仁之端也;羞恶之心, 义之端也;辞让之心, 礼之端也;是非之心, 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 犹其有四体也”。 (《孟子·公孙丑上》) 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 这就是孟子提出的著名的“四端”。孟子认为“四端”是人与生俱来的先天的本性, 也是人与禽兽的区别所在。由此, 人是先天性善的。人将“四端”培养扩大即能成“仁”, 王者基于“四端”修身成“仁”便能实行“仁政”。孟子通过“四端”说来论证“性善论”, 并将这种先验的“性善论”作为理论根据, 说明“仁政”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2、“民贵君轻”——“仁政”的政治立场

孟子曰:“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 (《孟子·尽心下》) 理解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 首先要注意的是, 孟子并未否定王权。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其间必有名世者。” (《孟子·公孙丑下》) 在孟子那里, 根本上渴望的是可以重民克己好德的仁君出现, 并且希望自己可以辅佐这位君主重新实现汤、武的王道, 而不是强调在政治权利上, 民大于君。其次, 在孟子的思想里, 孟子是以“仁”为标准, 衡量君主的“轻重”。如若君主不仁, 便是贼民, 那弑君也没有过错。齐宣王曾经问孟子:“汤放桀, 武王伐纣, 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 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 未闻弑君也。”

(《孟子·梁惠王下》) 可见, 孟子认为, 没有仁心, 不施仁政的君主那就轻如鸿毛, 即便杀之, 亦不违反纲常礼仪。最后, 孟子的“民贵君轻”的政治立场强调的是实现一种君主既可以“王天下”而民又可以安居乐业的双赢的结果, 既不是单纯的从君王的利益角度出发, 也不是纯粹的站在普通民众的立场上说话。孟子曰:“王如施仁政于民, 省刑罚, 薄税敛, 深耕易耨, 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 入以事其父兄, 出以事其长上, 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孟子·梁惠王上》) 在孟子这里, 君主成就王道, 立威立德于天下, 与民养生修义之间没有手段与目的区别, 它们是互为因果的。

3、“制民之产”——“仁政”的经济基础

我们知道, 孟子在政治上一直崇尚的是王道, 而实现王道最为关键的是“保民”。孟子曰:“保民而王, 莫之能御也”。 (《孟子·梁惠王上》) 那又该如何实现“保民”那, 在孟子的思想体系里, “保民”并非是强调政治上的保障小民的权利, 而是突出了经济上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需要的重要性。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 各国征伐不断, 苛政横行, 小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能够获得基本的物质生存条件, 已经是非常艰难, 又何谈约束自身的行为, 有高远的道德追求。孟子正是认清了这一点, 认为政治如果想要得到小民的拥护, 就必须“制民之产”为“王天下”奠定经济基础。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 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 因无恒心。苟无恒心, 放辟邪侈, 无不为已。及陷于罪, 然后从而刑之, 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 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 必使仰足以事父母, 俯足以畜妻子, 乐岁终身饱, 凶年免于死亡。” (《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对于如何发展经济, 在方法上也有一番经典的论述。孟子曰:“不违农时, 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 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 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 材木不可胜用, 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 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 树之以桑, 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 无失其时, 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 勿夺其时, 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孟子·梁惠王上》) 解决了民众的经济问题, 那么“王天下”就如高屋建瓴, 顺势而下, 无往不利。

4、“谨庠序之教, 申孝悌之义”——“仁政”的教化制度

推行“仁政”实现“王道”, 仅仅解决了民众的经济问题是不够的, 小民的行为必须受到道德规范的教化和制约, 以保证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有序。孟子曰:“人之有道也, 饱食、暖衣, 逸居而无教, 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 使契为司徒, 教以人伦: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 (《孟子·腾文公上》) 孟子在这里强调的是以“礼”来实行教化, 而不是以“法”来进行束缚。孟子曰:“仁言, 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 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 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 善教得民心。” (《孟子·尽心上》) 这也是“王道”和“霸道”的根本性不同。不管是“王道”和“霸道”都可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 都能促使一国民众物质生活条件的提高, 但是它们实现的途径是不一样的, 民众的生活状态也大有区别。“霸道”是通过严格的政令来约束民众的行为, 即便是政令苛刻, 人民因为畏惧也不敢不从, 但内心却是充满怨气, 即使是作奸犯科, 也是“民免且无耻”。而“王道”是通过社会教化来推行“礼”的道德规范, 它植根于人内心原本的善, 将其扩大以成“仁”, 促使民众将道德内化以自觉自由地实现和谐有序的生活状态。

四、孔孟德治思想的现代意义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物质文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是精神文明建设却进展缓慢, 在一些社会领域甚至出现了道德滑坡的现象。由此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思想, “以德治国”的提出具有重要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意义, 为把“以德治国”落到实处, 我们必须明确它的具体含义。新华社评论员评论道:“以德治国, 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 以集体主义为原则, 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 以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的建设为落脚点,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配套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 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由此可见, “以德治国”的“德”指的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体现在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原则上的社会主义道德, 而以孔孟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道德思想并未被提及。但是, 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 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由此我们不免要问, 国家在强调发扬传统思想文化的同时如何促使那些传统思想文化的精华能够真正体现其用处, 而“以德治国”的思想战略在以坚持社会主义指导思想为主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参考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精髓?其实不难发现, 如果将“以德治国”与发扬传统的思想道德文化特别是以孔孟为代表的中国儒家德治思想结合起来, 这些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这样我们既能保证“以德治国”的“德”真正具有中国特色, 确保其有效的实施, 又能在这其中凸显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价值, 彰显其不朽的思想力量, 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 2004.

[2]刘文英.中国哲学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4.

[3]李国家.孟子的仁政思想及其哲学基础[J].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0 (4) .

老子思想的现代意义 篇7

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重要一派，在春秋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主张“以法治国”。主要代表人物有:春秋末期的管仲、子产;战国初期的李悝;战国中期的商鞅、慎到；战国末期的集大成者,则是韩非。不过法家学派,并不是一个有意识地结成的学术团体,而是因其理论倾向的一致而形成的一股理论思潮。法家的理论最集中和最精彩的就是法治学说。

二、法家的法治理论

（一) 重视法与时移论

法家认为法律应体现出时代发展,即法须与时转。当旧的法律法规不适应当时的生活时，就应该积极变法。商鞅认为只要变法对国家和民众有好处,也就不必遵循旧的礼法。他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变法口号,应根据“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的原则立法。韩非子说:“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之为备。”阁“世”变，治世之道亦变，而且要因“世”而变，才能达到致治的目的。

法与时转的主张，从时代的客观发展角度说明了法律改变的必要性。法家同时主张法律变革的内容要与时代的要求相符合,即保护那些以才能而获取财产和地位的人的利益,这符合时代发展所体现的公平原则。

（二）严守法的统一及稳定

法家认为统一稳定的法令才能使百姓有所遵循。管子说:“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君主是立法者,法律是君主意志的体现,臣的义务是守法,就是按照法律来执行法律;民的义务是法于法,就是遵守法律规范。只要君、臣、民三者在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方面的权利和义务确立了,国家才会大治。法家认为国家大治的前提就是法令必须稳定、统一。从法律形式上要求法令的统一和稳定,实质上限制了君主以个人意志任意地破坏法律,有利于君主的统治和规范臣民的行为。为了保证法律的稳定和统一,管仲主张立法权必须独掌于君主手中,不允许法出多门,以保持法律的稳定性。

(三) 提倡法不阿贵、刑无等级

法家强调“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不阿贵,绳不挠曲”,以达到“刑无等级”之目的。韩非曾尖锐地指出，造成“刑有等级”、“法外特权”的主要因素是特权阶层利用自身的权势在干扰法律的制定和实行。为了挑战旧势力，为新法贯彻扫清障碍，法家将打击的对象重点指向历来享有法律特权的贵族阶层。李悝曾经提出“食有劳、禄有功”，是主张“赏无等级”；商鞅总结历史教训，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为尊重法律，就要杜绝法律因适用对象身份的不同而有所迁就，进一步提出“刑无等级”的思想。

三、法家的法治思想对我国现代法治的借鉴意义

（一）法家法治思想对立法的借鉴

当今我们处在一个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为了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就要根据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要求，适时进行法律的立、改、废。要建立和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体系，规范和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并以法治推动和保障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要顺应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加强信息化法治建设和综合管理。

现代法治必须信奉“法律至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团体都不得践踏法律,都必须遵守法律。既然要依法治国,就首先必须有法。如果没有法,则无法可依,无法可治。因此,必须建立起一套部门齐全、结构严谨、和谐配合、层次分明、排列得当的法律体系,使法律在全国具有最高的权威。这就把现代法治运行的首要环节——立法，上升为我国今后民主法制建设的主要任务,这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基础。

（二）法家法治思想对依法行政的借鉴

法家把是否“明法律令”作为区分“良吏”和“恶吏”的一个标准，这对我们依法行政也有值得借鉴的一面。执法是指国家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国家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是否合法、公正、公开进行,是依法治国的关键。因为立法机关制定出来的法律法规,要由这些机关去贯彻、落实。一旦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不按公正、公开、合法的原则进行,有关人员以其所处的地位、所拥有的职权,在所涉及的范围内,其枉法的可能性就非常之大。目前大多数群众认为政府应当依法行政,且多数民众对我国当前执法状况相当不满意。说明我国目前执法状况有待于进一步改进。我们应当加大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力度,加强对执法人员执法活动的监督,提高执法人员的执法水平,通过他们严格公正的执法,使法律法规得到全面的落实以及普遍遵守,在全社会树立起法律的权威。

（三）法家法治思想对司法的借鉴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征程中,执法必严、维护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关键。建立一个法制社会、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不仅有赖于社会成员道德水准的提高,更有赖于司法人员应当具备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可以说,司法人员的职业道德是能否严格执法的关键。司法机关是法律得以实施的最后一道关口,同时又是维护社会正义、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制裁和惩罚违法犯罪的最终防线。一个国家的法治状况如何,在这里得到了最为集中、最为直接的体现。如果司法机关不能秉公执法,伸张正气,维护社会正义,那么,法律的尊严就会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而要改变司法不公状况,实现司法公正,就必须对司法制度进行改革,从制度上增强司法机关自身抵抗干扰能力。同时，切实提高司法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完善和加强对司法机关工作的监督,使其做到秉公执法。司法机关只有做到司法公正,才能树立起法律在民众中的尊严。

参考文献：

[1]张晋藩.中国法制史[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8.

[2]武树臣,李力.中国法律史[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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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管子.七法[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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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商鞅.商君书·禁使[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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