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修订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
提要：2014年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完成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修订版针对中国在从文物保护向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的保护类型，中国文物保护存在的社会参与、合理利用问题，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和理论讨论的基础上，在延续2000年版《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核心精神的前提下，提出了保护对象价值、保护原则、保护措施、合理利用等新的内容。《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修订版反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提高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基准线，对未来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准则》;《准则》修订版;中国文物古迹;文化遗产保护
2014年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完成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修订工作。新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修订版反映了2000年之后中国从文物保护向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过程中，保护观念、保护方法的发展和变化，是未来一个时期指导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文件。
一、关于《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是中国文物保护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它着力于解决中国文物保护中存在的基本问题，促进了中国文物保护的科学发展。
1990年代，中国文物保护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促进了社会对于文物保护的广泛关注。保护文物、保护历史城镇、保护乡土建筑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对文物保护界自身而言，却仍然存在着一些尚未解决的基本问题。这种情况在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建筑保护中尤为突出。
在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中国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存在两个主要对象：考古遗址和历史建筑。对前者而言，由于有考古学科的发展，已经形成相对完整的体系。考古学者既是研究者又是实践者，保护的原则和方法都相对成熟，并不存在大的争议。后者则不同，当时在中国没有历史建筑的保护学科，只有相关的建筑历史学科。而从事历史建筑保护的除了建筑历史学者，就是从事传统建筑建造、修缮的工匠队伍。这种状况造成了历史建筑保护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既反映在保护的原则上，也反映在保护的方法上。作为建筑历史学者，他们关注于建筑初建时的形态，关注于特定时代的典型风格和法式制度，他们更倾向于把建筑使用过程中的添加和改动视为对原有建筑形态的改变，更倾向于“复原”原有的建筑形态，特别是具有典型性的建筑形式。工匠则倾向于尊重师承的作法、工艺，他们不熟悉其他时代的工艺做法，对非师承的作法和工艺充满疑虑。这造成了历史建筑保护原则和方法上的争议：保护是应当保存历史建筑经过改动后的状态，还是恢复它初建时的典型形态;是严格按照原有做法，还是按照现在的做法对其进行修缮。这些问题影响了作为文物的历史建筑保护，并成为当时中国文物保护面临的重要问题。
在中国文物保护体系成长的过程中，受到了两种思想的影响。一种是要展现、表达中国历史上取得的辉煌成就，包括建筑发展的成就;另一种是苏联二战以后对被破坏的建筑的复建思潮。这两种力量推动了中国历史建筑保护中的复原倾向。尽管作为中国文物保护思想重要奠基人的梁思成先生提出了“整旧如旧”的保护原则，但长期以来“整旧如旧”还是“整旧如新”的争议并未停止。在修缮经费极为有限、保护局限于加固的情况下这一问题尚不突出，但当保护经费较为充裕时，修复便成为人们乐于选择的保护方法，修复后的建筑则往往较之修复之前在形式、特征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80年代，《威尼斯宪章》等国际文物保护的文献被介绍进中国的文物保护工作当中。学术界和部分文物保护工作者开始用《威尼斯宪章》的原则评价中国文物保护，特别是历史建筑保护案例。相关的评论引发了论战。支持《威尼斯宪章》的一方认为，文物保护是要保护文物所具有的历史见证价值，应当尽可能保护历史建筑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特征、面貌，应当避免改变这种面貌的复原。反对《威尼斯宪章》的一方认为，《威尼斯宪章》是欧洲以砖石建筑为主体的历史建筑保护中产生的原则，并不适用于中国以木结构建筑为主体的文物保护基本情况，木材作为一种易腐朽材料，无法像砖石材料那样进行保护。这些争议影响了历史建筑保护原则的形成，也影响了中国文物保护的发展。保护思想和实践中的这种分歧，导致了在相关的文物保护法规中采用了较为含混或折衷的表达，如：“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革命遗址、纪念建筑物、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等(包括建筑物的附属物)在进行修缮、保养、迁移的时候，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但这种含混和折衷显然无助于历史建筑的保护，也无助于中国文物保护工作的发展。
《威尼斯宪章》作为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原则的基础，尽管在许多国家的保护中都存在一定的争议，但它仍然成为了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相关保护原则的核心内容，并作为世界从事文物保护工作的相关人员的国际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承认的基本文件得到推广。《威尼斯宪章》的意义在于，基于对以历史建筑为代表的纪念物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实物见证价值的认识，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的保护原则和做法。而对于以历史建筑为代表的纪念物所具有的这种历史见证价值又是从事文物保护的人们和各个国家的基本共识。
1985年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接受以《威尼斯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原则。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遣专家组对中国1987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6处世界遗产地的保护、管理状况进行评估。专家组在评估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其中很多内容涉及到历史建筑的保护问题。如何确定中国历史建筑的保护原则，在当时已经成为中国文物保护发展的瓶颈。
1997年，国家文物局组织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纲要》的国际合作研究课题，成立了由中国文物研究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保护机构人员组成的课题组，外方为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在盖蒂研究所专家的推荐下，课题组邀请了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参与课题研究。历经三年时间，最终成果定名为《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国家文物局在推荐《准则》时指出：
“《准则》是文物古迹保护事业的行业规则。凡是从事文物古迹保护的人员，包括政府公务员和管理、研究、测绘、设计、施工、教育、传媒的一切人员，必须在专业行为和职业道德上受到《准则》的约束。
《准则》是评价保护工作的标准。保护事务都必须严格遵守相应的法规、规定，同时所有专业性方案的制定及其成果都应以《准则》为依据进行评估。
对于市政建设，土地房屋管理、防灾和环境保护、园林、宗教和民族等部门在处理涉及文物古迹的事务时，也可以《准则》作为专业依据。”
考虑到《准则》的法律地位，《准则》以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即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制定，国家文物局推荐的形式发布。《准则》在两个方面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第一次明确了中国文物保护工作应当遵守的基本程序;另一方面明确了中国文物保护的原则，并第一次清晰地界定了哪些是必须保护的现状，哪些是可以修复的原状。前者使中国文物保护进入到一个规范化管理的时代，后者则对以保护作为文物的历史建筑为代表的文物古迹保护存在的争议给予了清晰答案，最大限度地统一了对文物保护原则的基本认识。
《准则》确定了十条中国文物保护的原则，这些原则包括：
“必须原址保护”;
“尽可能减少干预”;
“定期实施日常保养”;
“保护现存实物原状与历史信息”;
“按照保护要求使用保护技术”;
“正确把握审美标准”;
“必须保护文物环境”;
“已不存在的建筑不应重建”;
“考古发掘应注意保护实物遗存”;
“预防灾害侵袭”。
这些原则是中国文物保护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其中绝大部分源自于作为文物的历史建筑的保护，它们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在《准则》的阐释部分，更是对什么是必须保护的现状和什么是可以修复的原状进行了明确的限定：
“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可以包括保存现状和恢复原状两方面内容。
必须保存现状的对象有：
1、古遗址，特别是尚留有较多人类活动遗迹的地面遗存;2、文物古迹群体的布局;3、文物古迹群中不同时期有价值的各个单体;4、文物古迹中不同时期有价值的各种构件和工艺手法;5、独立和附属于建筑的艺术品的现存状态;6、经过重大自然灾害后遗留下有研究价值的残损状态;7、在重大历史事件中被损坏后有纪念价值的残损状态;8、没有重大变化的历史环境。
可以恢复原状的对象有：
1、坍塌、掩埋、污损、荒芜以前的状态;2、变形、错置、支撑以前的状态;3、有实物遗存足以证明为原状的少量缺失部分;4、虽无实物遗存，但经过科学考证和同期同类实物比较，可以确认为原状的少量缺失和改变过的构件;5、经鉴别论证，去除后代修缮中无保留价值的部分，恢复到一定历史时期的状态;6、能够体现文物古迹价值的历史环境”。
这一限定为作为文物的历史建筑保护中，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保存现状，或是恢复原状做出了清晰明确的界定，并通过必要的论证、审批程序使历史建筑的保护能够符合文物保护的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
2005年《准则》案例阐释部分完成，通过大量文物保护案例对《准则》的内容加以说明和阐释，增加了《准则》的易读性。到此《准则》编制工作全部完成。《准则》在形式上借鉴了澳大利亚《巴拉宪章》模式，包括了《准则》条款、阐释和案例阐释三个组成部分。
二、中国文物保护向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
《准则》公布之后，各省文物管理部门组织了大量培训工作，对《准则》进行推广。《准则》在整体上提高了中国文物保护的水平，并使中国文物保护原则和方法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相关原则和基本方法接轨，使中国文物保护能够顺利地融入以世界遗产为代表的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当中，这本身也反映了《准则》国际合作方面的成果。中国的实践也为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准则》公布之后基本消除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对文物本体的改动、“复原”现象。文物保护相关的论证、审批程序也变的更为规范和严谨。2004年，国家文物局开始全面推动的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工作，不仅是对《准则》提出的文物古迹保护工作程序的响应，而且极大地促进了针对文物保护单位的研究工作(包括价值研究、现状评估)和相关历史文献、档案的整理。有效地提高了对保护对象价值的认识，为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建立了基础。
2004年，国家文物局开始进行文物保护资质管理，对参与文物保护规划、勘察、设计、工程的单位进行管理，保证了文物保护工作的基本水平，呼应了《准则》关于从业人员的要求，为中国文物保护工作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2000年之后，一系列大规模的文物保护专项工程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这些专项包括从1997年正式开始、2000年后全面展开的长江三峡库区文物保护工程，2003年开始的西藏三大重点文物保护工程以及后续项目，2005年开始的山西南部早期建筑保护工程，南水北调文物保护项目，以及2008年汶川地震震后文物抢救工程，2010年玉树地震震后文物抢救工程等。
2004年，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在苏州召开，极大地引发了中国民众和各级地方政府对世界遗产的关注。从2006年开始，国家文物局与无锡市政府通过组织文化遗产保护无锡论坛，对世界遗产及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中出现的新的保护类型进行研讨，并推动这些新类型保护对象在中国的保护。上海江南造船厂、北京首钢搬迁之后原址作为工业遗产保护的讨论，五台山以宗教圣地为核心价值列入世界遗产，杭州西湖、云南元阳哈尼梯田以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以及之后大运河、丝绸之路的申遗工作都促进了对这些新类型遗产的研究。2011年公布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确认中国不可移动文物总量为766722处，较之第二次文物普查的约30万处，有了极大的增长，这一增长无疑反映了文物保护行业对保护对象的新认识。
这种变化标志着中国文物保护向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这一过程也促进了对保护对象价值认识的发展。在文物保护的语境下，关于保护对象价值表述中，强调了其所具有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强调了这些价值所具有的史料价值，强调保护对象作为“反映各时代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所具有的物证价值。其中历史建筑更是“古代物质文化遗存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历史建筑是“启发爱国热情和民族自信心的实物”，“是研究历史(包括社会发展史、科学技术史、建筑发展史等等)的实物例证”，“是新建筑设计和新艺术创作的重要借鉴”，“是人民文化、休息的好场所，是开展旅游事业的重要物质基础”。这种价值认识是对文物价值的普遍认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对保护对象价值的认识也同样表达了几乎完全一致的内容：“世世代代人民的历史古迹，饱含着过去岁月的信息留存至今，成为人们古老的活的见证”，“历史古迹的要领不仅包括能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在《世界遗产公约》中，以下各项为“文化遗产”：“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或碑画、具有考古性质成分或结构、铭文、洞窟以及联合体;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遗址：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这种价值认识强调了对物质遗存及其所承载的历史信息的保护，本质上是一种博物馆式的保护。
1990年代以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面临着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对文化遗产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尤其强烈地反映在体现文化多样性的民族和地区文化的保护方面。而这一时期也是发展中国家文化自觉、文化觉醒的时期，它们对于自身所具有的文化独特性表现出了强烈的保护意愿。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通过的《巴拉宪章》就反映了澳大利亚遗产保护界对自身遗产的认识和看法，针对澳大利亚存在的土著遗产和那些相对时间较短，风格形式也相对简单、朴素的殖民时代建筑，澳大利亚在《巴拉宪章》中提出了一个“文化重要性”的概念，并用这一概念去涵盖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等传统的文化遗产价值。这种保护文化多样性的要求也越来越多地在世界遗产保护中表达出来。1992年，为庆祝《世界遗产公约》20周年，回顾世界遗产发展的过程，世界遗产委员会提出对真实性和完整性标准进行评估，对世界遗产中存在的重建情况进行分析，并提出了文化景观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新的遗产类型。1992年第16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的相关决议直接导致了1994年先后在挪威和日本奈良召开的关于文化遗产真实性的专家会议，会议的最终成果“奈良真实性文件”强调了要整体地考察保护对象的真实性，应当把这种真实性放回到产生这些遗产的文化背景中去认识和考察，不应用外来的真实性标准去评价属于特定文化的遗产保护方式。对真实性的认识也不应仅仅关注于物质遗存的真实性，而应更多地关注它对整个文化真实的反映。在这些观念的背后，显示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基本方针。这些情况在1990年代也被介绍到中国，但由于中国自身文物保护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这种变化并没有能够在中国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反应。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奈良真实性文件”介绍到中国之后又一次引发了《威尼斯宪章》是否适合中国文物保护的讨论，引发了关于已消失的建筑重建问题的讨论。一些学者更是提出了保护取决于价值导向，这一涉及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问题。
2005年，“奈良真实性文件”的相关内容被反映在了修订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当中，在中国这些标准的运用方式被广泛讨论，真实性、完整性的标准也被进一步运用到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当中。
根据2006年第30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的相关决议，2007年国家文物局邀请世界遗产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等国际组织和机构在北京召开“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针对北京当时正在进行的故宫、天坛、颐和园三处世界遗产地的维修保护工程进行讨论，在最终形成的《北京文件》中，表述了文物建筑的保护不仅针对物质遗存的保护，同样也是相关传统的延续，在保护中应当尊重这些传统的思想。在对作为遗产的物质遗存进行保护的同时，应当考虑对相关文化传统的保护和传承，即综合考虑物质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这是一种整体的文化保护观念。
2006年开始的“文化遗产保护无锡论坛”连续对工业遗产、文化景观、乡土建筑、20世纪建筑遗产、文化线路等新的遗产类型进行研讨，推动这些类型遗产的保护。这些新类型遗产又都存在保护的特殊问题，不能完全用原有的针对寺庙、宫殿等古代木结构建筑的保护方法去解决这些新遗产类型的保护问题。
例如工业遗产，随着我国经历了30年快速的工业化发展，许多城市开始调整产业结构、城市布局，工业企业升级换代。大量原来的厂房被闲置。北京、上海等地开始探索保存旧厂房，引进文化创意产业，有效地激活了原本衰落的区域，这些经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在许多城市中都呈现出保护工业“遗产”的热潮。在工业遗产的保护中首先要区分工业遗产和不具有遗产价值的工业遗存。对于后者更多的是评估其经济价值，进行利用或更新。对于前者则需要寻求不同于以往的保护方法，以解决厂房和相关设备的保护问题。由于工业遗产应当是对特定时代的工业生产状态较为完整的展现，保护的对象不仅包括厂房建筑，还应包括相关的生产设备等设施。在工业生产期间，这些设备、厂房的维护是被计入生产成本冲抵的，当它们作为遗产被保护时，维持它们的良好状态就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仅靠保护经费显然无法实现这样的目标。这就需要综合考虑它们的展示、利用问题，需要使这些作为遗产而得到保护的工业厂房、设施、设备能够在保护其遗产价值的同时被赋予活力，重新成为周围区域的热点，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保护投入与发挥其社会效益之间的平衡。
文化景观的保护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系统性问题。
《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把文化景观定义为“人类活动与自然结合而形成的结果”，并分为由人设计、创造出的文化景观，自然进化而成的文化景观和人与自然相结合而产生的文化景观等三类。以中国已列为世界遗产的文化景观——庐山、五台山、西湖和云南元阳哈尼梯田为例，如果说庐山和五台山尚可用现有的文物保护和风景名胜区的相关管理系统进行管理，杭州西湖也可以通过文物保护、风景名胜区和城市规划的相关法规进行管理的话，像哈尼梯田这样的对象就很难用现有的工具进行管理和保护，它涉及到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涉及到生态系统、民族文化等更为复杂、广泛的内容。对它的保护复杂性远远超出作为文物的历史建筑保护范畴，它本身已经是一个综合的社会问题。
乡土建筑保护也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广泛关注、但却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乡土建筑开始是作为民居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的，这一时期由于这一类型的保护对象有限，通常都是采取政府对列入保护名单的民居进行收购，收购后按历史建筑保护的方式加以保护，并作为古建筑博物馆对外开放。随着1980年代以后对乡土建筑研究的开展，在1996年公布的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列入了两个完整的村落，浙江兰溪诸葛村和长乐村。国家文物局以这两个村落为试点专门编制了保护规划。作为完整的村落，建筑仅仅是它的一个构成要素，田地、山水环境、生产设施等都是它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按照现有文物保护法规是难以对其进行完整保护。更何况村落本身是一个有着生产、生活功能的有机体，它的生产、生活活动每天都在进行，都在变化，用传统的文物保护方式也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从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始，对这类保护对象的名称又调整为村落建筑群，并对村落中哪些建筑属于保护对象进行明确界定，似乎完整的村落保护又退回到对建筑的保护。但通过保护规划等工具，对村落中其他历史建筑、村落与环境的关系、相关传统文化进行一定程度的管理，并利用一些新的保护手段如传统村落项目，对保护工作提供支持，从整体上有效地提高了这一类型文物古迹保护的水平。
由于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建设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这种建设严重威胁到占有大量土地的考古遗址的安全。针对这种情况，国家文物局推动了“十一五”期间大遗址的保护，组织编制了100个大遗址的保护规划，并在完成保护规划的基础上，投入大量经费，对遗址进行保护、展示，这一项目在2010年进一步演化成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通过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与城市建设相关联，使之成为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做法得到了许多城市的响应，有效地保护了考古遗址，同时也使考古遗址成为城市建设中积极的组成部分，并使考古遗址的保护为周边居民创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保护发挥出了更大的社会效益。
世界遗产的保护对中国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管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一些大型的世界遗产项目。如2014年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丝绸之路和大运河。这两个项目从申遗准备、选点、规划、保护、文本研究，先后涉及到十几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动员了这些地区大量的文物管理、研究机构。而2012年调整中国申报世界遗产的文化遗产预备清单，再次引发了各地方政府对世界遗产的关注。由于要求所有申请列入预备清单的项目必须严格按照申报世界遗产的要求，完成申报文本和保护管理规划。使得这些申报活动本身也成为一种培训。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的方法，相关保护理论，通过这样的过程被更广泛地了解和认识，使许多世界遗产的保护概念被运用于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
中国文物保护在2000年之后的这种变化，是一种从思想到实践，从观念到操作的跨越式发展，是从文物保护到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是从关注作为历史见证而存在的个体文物，向作为整体的文化和中国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传承、弘扬的转变。显然，在这种变化中需要对《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相关内容进行修订，使其能够反映这样一种变化和发展，继续指导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
三、关于《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修订
2009年9月，在敦煌召开“文化和自然遗产地旅游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期间，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童明康在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内维尔·阿格纽和玛莎·迪玛斯会谈过程中讨论了修订《准则》的问题。同年，国家文物局批准对《准则》进行修订，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成立了以童明康理事长为首、常务副理事长关强负责、由国内各方面遗产保护专家组成的《准则》修订工作组，美国盖蒂研究所内维尔·阿格纽、玛莎·迪玛斯、林伯民等专家参与修订工作。修订工作计划分为三个步骤，分别对《准则》的本文、阐释和案例阐释部分进行修订。在修订过程中又将《准则》的本文和阐释部分的修订工作合并在一起，这部分工作最终在2014年完成，并得到国家文物局批准。
对比修订前的《准则》为五章三十八条，《准则》修订版本文部分包括四十七条，分为六章。章节的顺序为：第一章总则，第二章保护原则，第三章保护和管理工作程序，第四章保护措施，第五章合理利用，第六章附则。修订版调整了《准则》的章节顺序，强调了保护原则的重要性，将“保护原则”从《准则》中的第三章，调整为《准则》修订版中的第二章，保留《准则》中保护程序的相关内容，增加管理的内容，强调了管理在保护中的重要性。《准则》修订版，特别增加了“合理利用”的章节，对实践中利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做了相关的规定。
《准则》修订工作的复杂程度，超出了工作开始时工作组的预期。修订过程中，观念不断的碰撞恰恰反映了从文物保护向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过程中各种保护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修订工作开始之初，工作组确定了《准则》修订的基本原则：保持《准则》的延续性;增加、补充2000年之后我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理念、保护原则方面的发展，反映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和成果;同时也希望《准则》修订版能够对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有自己的贡献。这一修订原则一直贯穿于整个修订过程当中，修订的成果也体现了这一基本原则。
这一原则首先体现在《准则》修订版的定名上。在对《准则》进行修订工作之初，工作组曾就“文物古迹”是否能够完全涵盖新的遗产类型，是否用“文化遗产”来取代“文物古迹”的问题进行讨论。“文物古迹”是中国文物保护中约定俗成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泛指需要保护的具有文物价值的对象。《准则》经过十余年的推广，已经在中国文物保护行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许多文物保护工作者熟悉和使用的文件，对“文物古迹”这一核心名称的更改，不符合《准则》修订要保持延续性的基本原则。基于这样的考虑，在最后对文件定名时仍然强调了“文物古迹”的名称，定名为：《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修订版。
(一)关于保护对象
在《准则》修订版第一章总则的第一条中，对“文物古迹”进行了定义：
“本准则适用对象称为文物古迹。它是指人类在历史上创造或遗留的具有价值的不可移动的实物遗存，包括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近现代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其中的附属文物;文化景观、文化线路、遗产运河等类型的遗产也属于文物古迹的范畴。”
这一限定明确了《准则》修订版所指的“文物古迹”既与中国的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范围一致，又与《世界遗产公约》的文化遗产概念一致。在这里“文物古迹”即《世界遗产公约》所定义的文化遗产。在《准则》修订版的英文版中，则与《准则》一致，用“Cultural HeritaRe”来对应“文物古迹”。
在《准则》修订版的阐释部分对各种类型的文物古迹的特征做了说明：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反映了人类聚落发展、演变的历史，承载了文化的多样性，具有文物古迹价值;
文化景观是人类活动，(包括行为和思想)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形成的具有文物古迹价值的景观遗存;
文化线路：由于交通、迁徙、商贸或军事活动，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以路网或水上交通线及相关遗迹构成的，反映不同文化相互交流，促进沿线文化发展，体现文化多样性价值的文物古迹类型。
遗产运河是具有文物古迹价值的人工或人工与自然相结合的水路，它反映了人类的工程技术成就。它可能同时具有文化景观的特征，也可能因反映了人类通过这一水路而发生的多向的文化交流，并促进了沿线文化的发展，而具有文化线路的特征。
那些曾经发生了科学技术重大进步的场所及附属的科学研究设备等，具有见证科学技术发展的价值，这些场所及附属设备也是文物古迹的组成部分。
工业遗产特指能够展现工艺流程和工业技术发展的具有文物古迹价值的近、当代工业建筑遗存及设备、产品等。工业化是我国历史的重要阶段，工业遗产是这一历史阶段的见证。一些工业遗产是周围区域具有标志性的建(构)筑物。工业遗产对当地社会、文化发展可能产生重要的影响，是地方富有特色的文化载体。工业遗产的建筑、景观环境、重要设备及产品是文物古迹的组成部分。
许多文物古迹类型，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文化景观与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信仰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它们呈现出“活态”的特征。那些相关的也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物古迹价值的重要载体，在对文物古迹进行保护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文物古迹所在社区的参与，是这类文物古迹保护的基础”。
2000年以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进入到以价值评估为基础的时期。这一时期保护工作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对保护对象的研究，确定保护对象所具有的主要价值，分析确定这些价值各个层面的特征，确定反映这些价值特征的物质载体，如特定时期的构件、独特的结构做法、特殊的构造处理、典型的风格、相关的附属文物等，然后根据对这些价值载体的现状评估，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改善这些价值载体的保存状况，达到对文化遗产价值和文化遗产物质遗存的有效保护。在这样的保护逻辑中，价值的评估决定了保护的基本方法。价值认识是整个保护工作的基础。
1949年之后，在中国相关法规中，明确规定了受国家保护文物应当具有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如“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令”中提出“各地原有或偶然发现的一切具有革命、历史、艺术价值之建筑、文物、图书等，应由各该地方人民政府文教部门及公安机关妥为保护”。在1961年发布的《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中规定“国家保护的文物的范围如下：(一)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重要人物有关的、具有纪念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等;(二)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等;(三)各时代有价值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四)革命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古旧图书资料;(五)反映各时代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1982年公布的《文物保护法》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下列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受国家保护：(一)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等;(二)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著名人物有关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等;(三)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四)重要的革命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手稿、古旧图书资料;(五)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相关学者的研究也强调了文物与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关系：“文物必须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化遗迹、遗物，否则不称其为文物”。
同样的价值认识也表现在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世界遗产公约》当中。作为文化遗产，如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或与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相关的建筑、纪念物等。它们主要是作为历史阶段、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见证或纪念地而具有被保护的价值。它们的原有功能，相对于这种历史见证作用而言已变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当保护的对象发生变化，那些体现民族文化特征的对象，或许它们的时代并不久远，艺术价值也不突出，却是与某些民间信仰、传说紧密关联的名胜时，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就具有了局限性，难以充分表达这样一些对象的价值特征。
1994年在编制长江三峡淹没范围文物保护规划时，位于云阳县的张飞庙，作为地上文物抢救保护工程的三个重点项目之一，在编制保护规划，进行搬迁论证时就特别强调了它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这里所说的文化价值是指张飞庙在三峡沿线“三国文化”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社会价值是指张飞庙与云阳当地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这两项价值在张飞庙上就远比它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突出。张飞庙最终决定与云阳县城一道向长江上游平移30公里，也是基于对这两项价值的认识。
村落和村寨中正在使用的民居，仍然在不断的使用过程当中，它们与村落和村寨中传统生活融为一体，这种文化的鲜活本身也是它们的价值所在。一些这样的村落和村寨被列为保护对象之后，随着旅游活动无序的渗透，尽管村落和村寨本身从建筑、街道等物质要素看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但原本充满独特文化气息的村落和村寨变成了一个商业化的区域，使其失去了原有的生活魅力。这种状况反映了文化价值在这样一些保护对象上的重要意义。
文化景观作为文化遗产的类型之一，它反映了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而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以及自然景观价值。
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是许多类型的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在《准则》修订版关于文物古迹价值的论述中，增加了“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内容表述：
“文物古迹的价值包括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以及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
社会价值包含了记忆、情感、教育等内容，文化价值包含了文化多样性、文化传统的延续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素等相关内容。文化景观、文化线路、遗产运河等文物古迹还可能涉及相关自然要素的价值”。
《准则》修订版阐释部分对“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社会价值是指文物古迹在知识的记录和传播、文化精神的传承、社会凝聚力的产生等方面所具有的社会效益和价值;
文化价值则主要指以下三个方面的价值：
1.文物古迹因其体现民族文化、地区文化、宗教文化的多样性特征所具有的价值;
2.文物古迹的自然、景观、环境等要素因被赋予了文化内涵所具有的价值;
3.与文物古迹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价值”。
这一价值认识是中国从文物向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重要标志，它植根于中国自身的文物保护实践，反映了中国文物保护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中国在相关法律体系上仍然基于对以历史见证为主的文物保护，大量的保护对象还是古遗迹、古墓葬和古建筑、石窟寺，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也仍然是保护工作中首先要注意的价值。《准则》修订版在关于价值的表述中也坚持强调了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则被作为新的内容补充原有的价值认知。《准则》修订版中的文化价值，与历史、艺术、科学、社会价值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不等同于澳大利亚《巴拉宪章》中的作为涵盖其他各项价值的“文化重要性”概念。
这一价值认知的表述，为《准则》修订版的其他内容建立了基础。
(三)社会参与
基于对文物古迹社会价值的认识，文物古迹的保护能够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由于这种社会价值，文物古迹是一种具有社会共同财富特征的文化财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规定：“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属于国家所有。国家指定保护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石刻、壁画、近现代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除国家另有规定的以外，属国家所有……属于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的纪念物建筑物、古建筑和祖传文物以及依法取得的其他文物，其所有权受法律保护。文物的所有者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的规定”。
195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提出：
“确信对任何民族文化财产的损害亦即对全人类文化遗产的损害，因为每一民族对世界文化皆有其贡献;
考虑到文化遗产的保护对于世界各地民族具有重大意义，该遗产获得国际保护至为重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2年的《世界遗产公约》中表达了同样的思想：
“考虑到任何文化或自然遗产的坏变或丢失都有使全世界遗产枯竭的有害影响;
考虑到现有关于文化和自然财产的国际公约、建议和决议表明，保护不论属于哪国人民的这类罕见且无法替代的财产，对全世界人民都很重要;
考虑到部分文化或自然遗产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因而需要作为全人类世界遗产的一部分加以保护;
考虑到鉴于威胁这类遗产的新危险的规模和严重性，整个国际社会有责任通过集体性援助来参与保护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这种援助尽管不能代替有关国家采取的行动，但将成为它的有效补充”。
社会共有文化遗产的概念在国内的法规和国际公约当中都有清晰的表述。作为社会共有的财富，社会同样具有参与保护、分享利益的责任、义务和权力。这对于作为整体而存在的社会是如此，对于作为构成社会的个人也是如此。文物古迹的保护本身就是一项社会事业。《准则》修订版在“总则”中强调了这一内容：“文物古迹的保护是一项社会事业，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全社会应当共享文物古迹保护的成果”。《准则》修订版阐释部分从社会、政府、从业人员三个层面对这一内容做了说明：
“文物古迹是今天社会物质环境和文化精神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文物古迹保护是对历史、文化的保护，是对社会共同记忆和利益的保护，也是对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因此，文物古迹保护是一项公共事业，是社会每一成员的责任和义务。社会各方应自觉支持、积极参保护文物古迹。保护成果是全社会的共同成果，由社会共享。
保护文物古迹是各级政府的职责，也应该是评价各级政府施政的指标。政府作为文物古迹的管理者，应依法执行相关程序，保证文物古迹安全并处于良好的状态。
从业人员必须坚持职业操守，把对文物古迹的保护放在首位，针对文物古迹的具体情况进行深入研究，寻找最适合的保护方式，保证保护工作的有效性”。
长期以来，在中国文物保护中较多强调了政府的职能，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各界、各阶层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都表现出越来越大的热情，鼓励社会的广泛参与，充分发挥社会的力量是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的方向。社会参与可以在保护工作的各个环节发挥作用，包括保护对象的认定、价值的研究、价值的阐述、宣传、日常管理、监督、保护状况的监测、保护对象的合理利用。作为社会的共同财富，通过文化遗产保护而获得的利益也应当由全社会共享。社会对文物古迹保护的广泛参与是《准则》修订版特别强调的内容。
《准则》修订版强调社会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弱化政府对文物古迹的责任。作为社会财富，政府对文化遗产负有管理责任，《准则》修订版提出需要把保护文物古迹处于安全、良好的状态作为评价政府施政的指标，使各级地方政府真正担负起这一重要的责任。
(四)保护原则
在2000版《准则》编制过程中，第一次提出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的工作程序，为了突出其重要性，将关于程序的内容作为第二章，即“总则”之后。在修订过程中，工作组为强调保护原则的重要性，将原来第三章的“保护原则”调整到第二章。
在《准则》中保护原则有十条内容，分别涉及文物古迹本体、环境、考古遗址、防灾等。《准则》修订版对部分内容做了归并，调整、补充为七条原则。在结构上，由于“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修缮、保养、迁移，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是《文物保护法》的规定，也是中国文物保护的基本要求，修订版将“不改变原状”作为第一条原则，并作为涵盖其他保护原则内容的“总则”。之后的各条原则作为对“不改变原状”这一总原则的补充和细化。《准则》修订版对这一原则的表述为：“不改变原状：是文物古迹保护的要义。它意味着真实、完整地保护文物古迹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及其体现这种价值的状态，有效地保护文物古迹的历史、文化环境，并通过保护延续相关的文化传统”，其中涉及到真实性、完整性、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价值、文物古迹历史、文化环境，延续相关文化传统等概念。修订版阐释部分在这条中保留了《准则》阐释关于原状的解释，包括“必须保存现状的对象”和“可以恢复原状的对象”。因为这部分内容是《准则》对于中国文物古迹保护最为重要的贡献之一。
《准则》修订版保护原则第二条是“真实性”。真实性原则是随着世界遗产保护进入中国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中国文物保护中已经被广泛讨论和应用。针对相关讨论中存在的不同理解，《准则》修订版希望统一对真实性的认识：“真实性：是指文物古迹本身的材料、工艺、设计及其环境和它所反映的历史、文化、社会等相关信息的真实性。对文物古迹的保护就是保护这些信息及其来源的真实性。与文物古迹相关的文化传统的延续同样也是对真实性的保护”。这里包含了几个层次：物质遗存的真实性、信息及信息来源的真实性和文化传统的延续、传承。《准则》修订版的阐释部分引用了《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关于真实性的定义：“真实性包括了外形和设计;材料和物质;用途和功能;传统，技术和管理体系;环境和位置;语言和其它形式的非物质遗产;精神和感觉;其它内外因素叫”，同时针对中国的情况进一步说明：“保护文物古迹真实性的原则是指在对文物古迹价值整体认识的基础上，以文物古迹物质遗存保护为基础，同时保护它所反映的文化特征及文化传统。这一原则包含了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两个方面。它不仅适用于作为历史见证的古代遗址、古建筑等类型的文物古迹，而且对仍然保持着原有功能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以及文化景观等类型的文物古迹保护具有指导意义。对于这类具有活态特征的文物古迹，那些具有文化多样性价值的文化传统是真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得到完整的保护”。这一表述也针对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中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适用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真实性原则的观念，基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实践中物质遗产与文化传统不可分割的实践经验，把文化传统视为真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总结。
《准则》修订版阐释还说明了真实性原则与《准则》中相关原则的关系，将这些原则合并到真实性原则中：“真实性还体现在对已不存在的文物古迹不应重建;文物古迹经过修补、修复的部分应当可识别;所有修复工程和过程都应有详细的档案记录和永久的年代标志;文物古迹应原址保护等几个方面”。它包括了“原址保护”“保存现存实物原状与历史信息”“正确把握审美标准”“已存在的建筑不应重建”等四条原《准则》中的保护原则内容。
“完整性”同样是一个基于世界遗产保护而提出的概念。在《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关于完整性的表述为：
“所有申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都应满足完整性的条件。
完整性是对自然和/或文化遗产及相关属性的完整和完美的检验。评估完整性的状况，因此需要对遗产的相关方面进行评估：
1.包括所有表达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的要素;
2.足够大的范围以确保包括了所有反映遗产重要性的特征和演化过程的部分;
3.足够的范围以避免发展和/或负面的影响。
这些内容应该在完整性的阐述中表达。
对于以标准(i)至(vi)申报的遗产，其物质肌理和/或其重要要素需要保存良好，蜕变过程的影响需要得到控制。对整体价值有重要影响的部分需要完全包括在内。文化景观，历史城镇或其他活态遗产所表现的作为其特征要素的相互关系和动态功能也应得到保护”。
《准则》修订版对完整性原则做了这样的表述：“文物古迹的保护是对其价值、价值载体及其环境等体现文物古迹价值的各个要素的完整保护。文物古迹在历史演化过程中形成的包括各个时代特征、具有价值的物质遗存都应得到尊重”。在这里完整性呈现出范围和时间两个维度，范围是指涉及保护对象价值的所有载体，时间是指从保护对象被创造到它生命延续的整个过程中，所有体现其价值的过程。这一表述既包括了对世界遗产中完整性对广度的内容，又包括了在中国文物保护中长期存在的对历史维度的价值思考。
《准则》修订版阐释对完整性做了进一步的定义和解释：
“保护文物古迹的完整性的原则是指对所有体现文物古迹价值的要素进行保护。
文物古迹具有多重价值。这些价值不仅体现在空间的维度上，如遗址或建筑遗存、空间格局、街巷、自然或景观环境、附属文物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的价值，也体现在时间的维度上，如文物古迹在存在的整个历史过程中产生和被赋予的价值。
在文物古迹认定、制定保护规划、保护管理、实施保护规划的过程中，要保护所有体现文物古迹价值的要素。要对各个时代留在文物古迹上改动、变化痕迹的价值和对文物古迹本体的影响进行评估和保护。
文物古迹保护区划应涵盖所有体现文物古迹价值的要素，其保护管理规定应足以消除周边活动对文物古迹及其环境产生的消极影响。
在考古遗址中需要注意对多层叠压、各时代遗存的记录和保护。规划中对考古遗址可能分布区的划定，体现了对文物古迹完整性的保护。
需要尊重和保护与文物古迹直接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或文化传统”。
基于这一阐释，完整性的原则涉及到保护对象的各个类型，涉及到从保护规划到保护措施的实施及保护管理过程等各个保护环节。其中关于保护区划的内容是中国文物保护自2004年之后全面推动文物保护规划工作的结果，在保护规划当中，划定满足文物保护要求的恰当的保护范围，已经基于中国的自身的情况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经验，《准则》修订版阐释部分的有关内容是这一实践经验的反映。
文化遗产保护基本的出发点是对文化多样性和文化传统的保护，这是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界的共识，也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越来越关注的问题。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文化传统的角度，文化或文化传统本身应当是·个有机的整体，它包括了物质和非物质两个方面。尽管在保护的分工上，在国际上属于不同的公约，国内属于不同的保护法律，由不同的部门进行管理。但在保护当中却应当综合考虑，协同进行。例如在保护传统建筑时就必须考虑传统建造工艺，促进对传统工艺的保护。一些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对象也是当地重要的传统文化空间，是庙会、村镇或社区重要的公共活动场所，对这些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同时也必须考虑这些传统文化和公共活动的延续。事实上这些传统文化和公共活动也赋予了这些作为文化空间的文物保护单位独特而重要的价值，也是文化价值的重要载体。这一思想在《准则》修订版的第十三条(保护原则的第五条)中得到了表述：
“保护文化传统：当文物古迹与某种文化传统相关联，文物古迹的价值又取决于这种文化传统的延续时，保护文物古迹的同时应考虑对这种文化传统的保护”。
《准则》修订版阐释部分对这一内容的解释为：
“保护文物古迹，也是保护其反映的文化多样性。文物古迹可能是举行传统活动的场所，或与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这些文化传统，生产、生活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文物古迹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文物古迹的保护同时也是对这些传统文化、生产、生活方式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延续。对文物古迹的保护应当促进这些传统活动、生产、生活方式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适应当代生活的发展并保持活力”。
在文化遗产保护方法的讨论中，一些学者提出“文物古迹包括两个对象：一是文物建筑，二是历史街区。两个对象本质不同，前者主要是历史纪念物，不必和现代生活发生直接关系;后者主要是人居住生活场所，必须和现代生活紧密结合。前者要以物为本，后者要以人为本”。他们关注到了在针对特定对象的保护中，必须关注人的生活，必须注意到这种生活体现出的价值。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相关的讨论中把后者称为“活态遗产”。如果说作为纪念物类型的遗产已经完成了其遗产价值形成的过程，而所谓“活态遗产”却仍然处在遗产价值形成的过程当中，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仍然在塑造着它们的价值，仍然延续着的文化传统也正在不断增加和丰富它们的价值内涵。《准则》修订版针对这种“活态遗产”保护，是通过“保护文化传统”实现的。
在“文物古迹保护管理工作程序”的部分，《准则》修订版增加了关于管理的内容。随着保护对象类型的丰富，相关管理工作的复杂程度也在不断增加。社会参与保护工作的积极性的提高，也要求文物古迹的管理充分考虑社会参与的可能性，保护社会关注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协调各种利益需求，这就对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国文物保护实践中，仍然存在着重视保护工程，忽视日常管理的情况，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水平的提高。
针对管理问题，《准则》修订版提出：
“管理是文物古迹保护的基本工作。管理包括通过制定具有前瞻性的规划，认识、宣传和保护文物古迹的价值;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建立各部门问的合作机制;及时消除文物古迹存在的隐患;控制文物古迹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建设活动;联络相关各方和当地社区;培养高素质管理人员;对文物古迹定期维护;提供高水平的展陈和价值阐释;收集、整理档案资料;管理旅游活动;保障文物古迹安全;保证必要的保护经费来源”。
谢辰生先生曾经提出“加强管理的主要任务，就是严格执法，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排除一切危及文物安全的因素，克服种种危害事业发展的倾向，在文物保护与利用的过程中，坚持把保护放在首位，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在保护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文物在各个方面的积极作用”
《准则》修订版阐释部分对管理工作做了这样的说明：
“管理是为文物古迹保护、实现文物古迹的价值进行的协调和组织工作。包括确定文物古迹保护目标，制定规章制度，组织对文物古迹的研究，阐释文物古迹的价值，实施对文物古迹的保护、监测，管理文物古迹中的旅游活动，建立高素质的管理队伍。
文物古迹管理者应根据相关法规和文物古迹自身特点制定规章制度，规范与文物古迹相关人员的行为。
组织编制和落实文物保护规划，实施保护工程，监测文物古迹的安全，及时发现并消除文物古迹的安全隐患，确保文物古迹得到有效的保护，是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物古迹管理的基础工作是划定保护区划、树立保护标志、建立保护机构、完善文物档案。
文物古迹管理者应对保护范围内的一切活动承担责任，对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建设活动进行监督;对保护标志进行维护，确保保护标志的严肃性;不断充实文物档案。
对公众开放的文物古迹，管理者应根据文物保护规划确定的游客承载量，对参观者的时间和空间分布加强管理，从而保证文物古迹和参观者的安全，提高参观者对文物古迹参观、体验的品质。
文物古迹的保护需要经费保障。文物古迹管理者应根据规划，做好文物古迹保护项目储备，及时向各级政府申请保护经费，并争取社会团体、机构和个人为文物古迹保护提供经费支持。
记录档案应当按照国家关于档案法规进行收集、汇编保管。但对于一项文物古迹，至少应包括5种内容，即历史文献汇集、现状勘测报告、保护工程档案、监测检查记录、开放管理记录”。
《准则》中关于“保护工程”的内容，根据当时面对的中国文物保护的实际情况，主要针对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建筑的保护。《准则》修订版则希望以历史建筑的保护为基础，综合考虑近年开展的各类保护工程，面向文化遗产的各个类型提出在保护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在保护措施的分类上与《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的分类相一致，对“保养维护”“抢险加固”“修缮”“保护性设施建设”“迁移”等保护工程内容逐项进行说明。
在关于“保养维护”的内容中，根据近年实践的情况，增加了“监测”部分，并针对保养维护经费安排的情况提出了要求：
“监测是认识文物古迹褪变过程及时发现文物古迹安全隐患的基本方法。对于无法通过保养维护消除的隐患，应实行连续监测，记录、整理、分析监测数据，作为采取进一步保护措施的依据。
保养维护和监测经费由文物古迹管理部门列入年度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
《准则》修订版阐释部分对监测的内容做了说明，也对经费的预算提出了要求：“文物古迹管理者在编列经费预算时应考虑保养维护和监测工作的需要，将所需经费列入预算。文物古迹所在的地方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给予相应的支持”。
关于加固的内容中强调了必须控制对保护对象本体的影响。
修缮包括了现状整修和重点修复的内容，以及在现状整修和重点修复中应当遵守的原则。《准则》修订版在重点修复中注意到对修复的要求：“修复工程应尽量保存各个时期有价值的结构、构件和痕迹。修复要有充分的依据”。
《准则》修订版的阐释部分对这部分内容做了进一步的说明：
“修复可适当恢复已缺失部分的原状。恢复原状必须以现存没有争议的相应同类实物为依据，不得只按文献记载进行推测性恢复。对于少数完全缺失的构件，经专家审定，允许以公认的同时代、同类型、同地区的实物为依据加以恢复，并使用与原构件相同种类的材料。但必须添加年代标识。缺损的雕刻、泥塑、壁画和珍稀彩画等艺术品，只能现状防护，使其不再继续损坏，不必恢复完整。
作为文物古迹的建筑群中在整体完整的情况下，对少量缺失的建筑，以保护建筑群整体的完整性为目的，在有充分的文献、图像资料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恢重建筑群整体格局的方案。但必须对作为文物本体的相关建筑遗存，如基址等进行保护，不得改动、损毁。相关方案必须经过专家委员会论证，并经相关法规规定的审批程序审批后方可进行”。
在这里提到的修复，包括缺失的构件和建筑群中缺失的少量建筑的修复。修复的部分对于历史建筑而言，不应当是体现历史建筑价值的主要部分，修复应当有助于改善历史建筑的保存状况和完整性;对于建筑群中少量建筑的修复，这些被修复的部分，同样不应是体现这一建筑群价值的主要部分，修复必须有充分的依据，修复的建筑有助于改善整个建筑群的完整性。例如，建福宫修复对于改善故宫完整性的作用。
保护性设施建设是2000年之后增加较快的保护项目，这与考古遗址保护，特别是大遗址保护、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发展相关。《准则》修订版阐释中对保护性建筑的设计和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
“保护性设施应留有余地，不求一劳永逸，不妨碍再次实施更为有效的防护及加固工程，不得改变或损伤被防护的文物古迹本体。
添加在文物古迹外的保护性构筑物，只能用于保护最危险的部分。应淡化外形特征，减少对文物古迹原有的形象特征的影响。
增加保护性构筑物应遵守以下原则：
1.直接施加在文物古迹上的防护构筑物，主要用于缓解近期有危险的部位，应尽量简单，具有可逆性;2.用于预防洪水、滑坡、沙暴自然灾害造成文物古迹破坏的环境防护工程，应达到长期安全的要求。
建造保护性建筑，应遵守以下原则：
1.设计、建造保护性建筑时，要把保护功能放在首位。2.保护性建筑和防护设施不得损伤文物古迹，应尽可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3.保护性建筑的形式应简洁、朴素，不应当以牺牲保护功能为代价，刻意模仿某种古代式样。4.保护性建筑在必要情况下应能够拆除或更新，同时不会造成对文物古迹的损害。5.决定建设保护性建筑时应考虑其长期维护的要求和成本”。
《准则》修订版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监控用房、文物库房及必要的设备用房作为保护性设施的性质给予了确认，并提出：“它们的建设、改造须依据文物保护规划和专项设计实施，把对文物古迹的影响控制在最小程度”。
修订版在第四章中还增加了油饰彩画、壁画、彩塑的保护内容，并专门列出了石刻、考古遗址、近现代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保护的相关内容和环境整治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关于近现代建筑保护方面，《准则》修订版针对近现代建筑保护中存在的改变原有结构体系、保护措施对文物本体有明显损伤和破坏的问题，做了针对性的规定：
“近现代建筑、工业遗产和科技遗产类型的文物古迹，由于大量使用了混凝土等现代建筑材料，其结构体系和材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文物古迹价值的重要载体。对这一类型的文物古迹进行结构加固时，应在价值评估、结构强度评估的基础上，选择对原有建筑形态、结构体系干扰最小、具有可逆性或至少不影响以后维修、保护的技术方案，从而避免对于体现其文物价值、反映建筑基本特征部分不可逆的改动。
结构加固需要考虑作为文物古迹的近现代建筑、工业遗产和科技遗产的使用功能与现有相关规范之间的关系，把对文物古迹价值的保护放在首要的位置”。
(七)新类型保护对象的保护问题
《准则》修订版对文化景观、文化线路和遗产运河的保护做出了规定：
“文化景观、文化线路、遗产运河的保护：必须在对各构成要素保护的基础上突出对文物古迹整体的保护。一定范围内的环境和自然景观是这些文物古迹本体的构成要素，对这部分环境和自然景观的保护和修复即是对文物古迹本体的保护”。把环境和相关的自然景观作为文物古迹本体考虑，反映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与自然遗产保护相结合，更为整体地认识文化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趋势。
《准则》修订版阐释部分做了进一步的说明：
“文化景观体现了文化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自然环境影响文化的表达，文化则赋予自然景观文化的价值和审美意向。对文化景观的保护不仅要保护文化遗迹，同时还要保护相关自然要素，包括景观、生态系统等。文化景观是一种具有‘活态’特征的文物古迹，它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当中。对这类具有‘活态’特征的文物古迹的保护，就是对这种持续不断的变化过程的管理。文化景观的基本特征是在其文化的延续和发展进程中被充分认识和理解并得到保护的。
文化线路反映了人类通过交通线路在货物运输、交流的同时，进行的文化互动与传播。这种文化交流促进了文化线路上各个区域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文化线路与沿途的自然地形、环境等要素相关。作为文物古迹的文化线路具有系统性，它涉及的要素可能是建筑、石刻、村落古建筑群等单一或小规模的文物古迹，也可能是城镇或文化景观。对文化线路的保护需按照文物古迹保护的相关要求对构成文化线路各个组成要素进行保护，同时考虑文化线路的整体性，将文化线路作为一个复杂、完整的对象进行整体保护。
遗产运河作为具有历史、科学和文化价值的交通运输或水利、灌溉系统，在河道开凿、航运设施的维护、运输，以及水利、灌溉等方面反映出特定时代的人类技术水平。作为文物古迹的遗产运河的保护需对所有体现其文物古迹价值的要素进行综合分析和整体保护。遗产运河同时具有文化线路和文化景观的特征，文化线路和文化景观的保护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也适合遗产运河的保护。
文化线路和遗产运河反映了跨区域的文化交流、贸易交换以及对文化的发展影响。它们往往跨越多个行政区划，因此需要建立跨行政区划的保护和管理机制。针对文化线路和遗产运河及其他跨行政区划的文物古迹，需要相关行政区划的政府和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各地的文物古迹管理者建立协调工作机制，实现对文化线路和遗产运河的整体保护”。
对以上三类新类型遗产的保护，需要特别注意它们仍在延续的功能，遗产保护不应改变它们所具有的这种“活态”特征;对于文化线路、大型的文化景观和遗产运河而言，还需要注意它们的系统性，需要从总体的角度综合考虑对它们各个遗产构成要素的保护。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是中国文物古迹保护体系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组成部分，但在保护实践中成功的案例并不多，主要的问题之一是没有处理好保护物质遗存与保护传统文化的关系。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所具有的“活态”特征增加了保护工作的难度。《准则》修订版也针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特点，提出了保护的要求：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除了对文物古迹各构成要素的保护，还须考虑对整体的城镇历史景观的保护。保护不仅要考虑城市肌理和建筑体量、密度、高度、色彩、材料等因素，同时也应保护、延续仍保持活力的文化传统。
从环境景观的角度还需考虑对视线通廊、周围山水环境等体现城镇、村落选址、景观设计意图等要素的保护”。
这反映了真实性原则和历史城市景观保护的概念。在《准则》修订版阐释中也有更进一步的阐述：
作为文物古迹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不仅涉及到对不同类型建筑的保护，还涉及到对不同时代建筑的保护，亦包括街道、水系、景观环境、田园等形成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整体特征各种相关要素的保护。应通过保护充分展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文物古迹价值。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作为延续当代生产、生活的文物古迹，保护不是要将它们固定在某一时间点，而要对它们的发展和变化加以管理，使之在适应现代生活的基础上，能够不断展示它们所继承和发展的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价值。
对这类具有“活态”的文物古迹，保持其活力也是对文物古迹价值的保护。应避免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原有生活和社区结构的强制性改造，避免对文物古迹完整性和真实性的损害。应尊重和珍视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
当地居民应当成为保护工作的主要力量，参与相关的保护工作。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居民对保护工作的参与度是保护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一些地方在实践中，全部搬迁历史街区中的居民，将原本以居住为丰的街区改造成商业街，这种做法本身就不符合真实性的原则，破坏了保护对象的文化价值。
(八)合理利用问题
合理利用是中国文物保护方针的组成部分，一些特定类型的文物古迹也需要通过适当的使用，获得日常维护，得到更好的保护。使用本身也存在不同的类型和程度。把握“合理”的标准是使用的关键。随着被列为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对象数量的增长，合理利用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成为保护工作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准则》修订版增加了专门的章节，对合理利用做了界定和阐释。
谢辰生先生认为：“‘合理利用’的‘合理’有两层意思：一是利用的是否合理。首先要掌握一个‘度’，即保护与破坏之间的‘临界点’，超越这个‘度’，影响到文物的安全就是不合理，反之即是合理的。其二，利用的目的是把文物仅仅当作‘摇钱树’，还是充分发挥文物的宣传教育、科学研究的作用，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前者是不合理的，后者是‘合理’的。而且前者的利用即使是能保证文物安全，同样也是不合理的。因此，只有完全符合以上两个条件，才能算是真正的‘合理利用’”。
《准则》修订版对合理利用的界定为：
“合理利用是保持文物古迹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活力，促进保护文物古迹及其价值的重要方法。
合理利用是以不损害文物古迹价值为前提，在文物古迹能够承载的范围内，不改变文物古迹特征的，突出文物古迹公益性的利用”。
关于利用，《准则》修订版认为：
“应当根据文物古迹的价值、类型、保存状况、环境条件等分级、分类选择适宜的利用方式”。
对于利用产生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准则》修订版提出：
“利用会引发社会对文物古迹的进一步关注，在产生广泛的社会效益的同时也产生经济效益，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文物古迹作为社会公共财富，应当通过必要的程序保证其利用的公平性和社会效益的优先性”。
利用可以有不同的方式。作为历史、艺术、科学和文化研究对象，也是一种利用的方式：
通过对文物古迹的研究认识人类历史演化、技术进步和文化发展，是对文物古迹的合理利用。
文物古迹管理部门应当鼓励对文物古迹的研究，并为相关的研究提供便利。
研究工作应保证造成文物古迹不受损害，文物古迹的安全不受影响。
研究工作如果需要采集相关样品，必须向文物古迹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后才可采集。
研究成果应交文物古迹管理部门备案，并收入文物古迹档案”。
展示其价值，向社会展示它所达到的艺术水平、见证的历史事件，纪念重要的历史人物，也是对文物古迹的一种强调社会效益的利用方式：
“展示是对文物古迹特征、价值及相关的历史、文化、社会、事件、人物关系及其背景的解释。展示是对文物古迹和相关研究成果的表述。展示的目的是使观众能完整、准确地认识文物古迹的价值，尊重、传承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自觉参与对文物古迹的保护”。
《准则》修订版也提出了展示需要注意的问题：
“展示应尽可能对文物古迹进行完整、准确的阐释，所有展示内容须依据研究成果，不应做主观臆测的解释。对于存在多种可能性的情况，应做出相应说明。
展示应考虑受众的年龄、知识背景，寻找适当的展示方式，鼓励使用各种技术手段和互动的方式”。
考虑到大遗址展示的复杂性，《准则》修订版特别强调：“大遗址的展示在进行专项设计前，须履行立项程序”。
与展示相关的“展示和游客服务设施，如展厅、游客服务中心等的建设必须依据文物保护规划，履行立项程序，并进行专项设计。对建筑群类型的文物古迹应在确保文物古迹安全的基础上，优先利用属于文物古迹的建筑进行展示和游客管理，尽量不建新的设施。如确实需要增加新的展示和游客服务设施，必须确保新建设施不损害文物古迹及其价值，并把新建设施对文物古迹和周边环境的影响控制在最小限度内”。
《准则》修订版在关于展示的内容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怎样看重建的已经毁掉的建筑。在中国文物保护的语境中，一直把这类重建当作对已缺失的建筑的修复，并认为这类重建的建筑仍然具有文物建筑的性质和主要价值。《准则》修订版提出，这类重建应被视为对已缺失的建筑形态的展示，是一种展示的手段，重建的建筑并不具有文物本体的价值。这一观念与2000年以后关于历史建筑的修复问题的讨论相关，故宫建福宫花园复建部分，日本奈良平城京朱雀门和大极殿都应属于这一类的展示方式。《准则》修订版同时表达了对采用这类展示措施的慎重态度：
“在建筑群中原址重建已毁建筑是对该建筑群原有完整形态的展示。由于这种展示可能干扰和破坏作为文物本体存在的建筑遗址，或对文物古迹做出不准确的阐释，影响文物古迹整体的真实性，因此不提倡采用这一展示方式。
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如缺损建筑对现存建筑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并且缺失建筑形象和文字资料充分，依据充足，能够准确复原，方可考虑这一措施。
原址重建必须履行立项程序，论证项目对文物古迹的影响、和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立项批准后，应进行专项设计。设计方案须经专家委员会的审查和法律规定的审批程序，获得批准后方可实施。
重建项目实施过程中必须确保文物古迹、特别是建筑遗址不受损害。重建的建筑必须有清晰的标记。
考古遗址本身是文物古迹的一个重要类型，其价值通过遗址本身体现。不允许对考古遗址上的建筑进行重建”。
这些规定与《准则》及现有法规中关于重建的规定一致。同时修订版鼓励采用对遗址现场干扰更少或没有干扰的展示方式：“鼓励采用对文物古迹实物遗存不造成影响的模型和虚拟展示的方法对缺失的文物古迹进行展示”。
从利用的角度，文物古迹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的类型，一种是仍然保持着原有功能的保护对象，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民居、部分近现代代表性建筑、文化景观等;另一种为原有功能已经终止的古代建筑，如宫殿及部分宗教类建筑。对于它们的包括展示在内的利用方式也应当有所区别。
《准则》修订版针对仍然保持着原有功能的保护对象的利用问题提出：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文化景观以及部分其他类型的文物古迹与当代生活仍保持着密切联系，延续着原有的使用功能，体现出特定的文化意义，具有‘活态’特征。对于具有‘活态’特征的文物古迹，应延续原有功能，并保护其具有文化价值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
延续这些文物古迹的原有功能也是对其价值的保护，在管理这些文物古迹时应特别注意对其原有功能的保护，不轻易改变其使用性质。特别要避免将原本以居住性质为主的整个街区改变为商业街区的做法，这种做法严重损害文物古迹的价值，破坏了文物古迹的真实性。
为满足当代生活需要，对上述活态的文物古迹进行必要的修缮、调整、改造时，同样要保证不损害、不改变其特征、价值。不能出于利用需要，改变反映文物古迹特征的原有形式、结构、工艺、材料、装饰和环境”。
对于原有功能已经终止的保护对象则存在重新赋予新的功能的可能性，这种新的功能可能是展示，也可能是某种作为文化空间的其他使用方式，《准则》修订版提出了赋予保护对象新功能时必须注意的问题：
“对已失去原有功能的文物古迹，应根据价值和现状选择最恰当方式进行保护和利用。
在合理利用文物古迹之前，须进行全面评估，具体包括：
1.价值评估，确定文物古迹的价值，以及这些价值的主要载体;2.文物古迹的性质和类型;3.文物古迹的结构状况。
文物古迹的合理利用应进行多种方案的比较。利用应确保不损害、不改变文物古迹特征、价值载体。利用方式需适合文物古迹的性质和类型。利用强度不得超出文物古迹的承载力。不能由于利用需要改变反映文物古迹特征的原有形式、结构、工艺、材料、装饰和环境。
文物古迹的利用过程中，由于当代功能要求，可能需要增加为适应这一功能的设备，改善文物古迹的节能、保温条件的现代材料及必要的结构加固措施。所有措施都应是可逆的，在必要时能完全恢复文物古迹利用前的状态”。
空置和过度利用是中国文物古迹合理利用存在的两个方面的问题，历史建筑的空置会使其缺少必要的维护和管理，导致其损坏;而过度使用则必然加速保护对象的损坏过程。这两种情况都应当避免。
过度使用包括放任超量游客进入保护单位，导致相关设施，甚至文物本体加速损耗，也减弱了公众对于保护对象尊敬的情感，损害了文物古迹保护事业整体的利益。对部分延续原有使用功能的历史建筑以不符合当代技术规范为由进行加固，损害原有建筑的结构、内部特征等文物古迹价值载体，也是一种过度使用。作为保护对象的文物古迹，是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他无法负担青年人能够承担的负担，过度使用只能加速他的毁灭，这与保护的初衷根本背道而驰。
国家文物局近年推动的合理利用的讨论和试点工程，都将促进合理利用的实践，《准则》修订版的相关规定也为合理利用提供了指南和工具。
《准则》修订版基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需求，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经验和国际、国内相关理论讨论的基础上，丰富了2000年版《准则》的内容，面对更为丰富的文化遗产类型保护的需要，在价值认识、保护原则、不同类型保护对象保护方法的指导方面都反映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事业的发展。《准则》修订版提高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的基准线和标准，将对未来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有重要的指导和推动意义。
(责任编辑：孙秀丽)
作者：吕舟
摘要：本文通过对建筑文化遗产概念进行简述，对零陵古城建筑遗产的保护与管理为案例。通过运用相关学科进行研究，及其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梳理出一条符合当地遗产管理保护特点的管理流程和框架模式。为民族文化遗产国家级、省级、地级遗产保护与管理做理论性借鉴意义。
关键词：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管理，零陵古城
一.零陵古城的概况
零陵古城，亦称永州古城，公元前124年开始修建，至今有2100多年。零陵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古城，人杰地灵、山水交融，同时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是中国山水诗的发祥地之一。位于湖南省南部， 位于永州市中北 部， 潇、湘二水汇合处，古为泉陵，后改称零陵，雅称“潇湘”。
二.建筑遗产相关概念
在汉语中，“遗产”一词，指的是先祖留给后代的财产。“遗产”在汉代已有，在《后书·郭丹传》：“丹出典州郡，入三宫，而家无遗产，子孙匮乏“。在英语中，”遗产“一词源自拉语，起初意思和汉语基本上相同。直到现在“遗产”一词赋予了新的意义，包括了自然遗(Natural Heritage)和 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物质文化遗产(Physical Cultural Heritage)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 Physical Cultural Heritag)。建筑文化遗产管理起初于西方国家，大致可分为：垂直管理模式、综合管理模式、地域性管理模式。建筑遗产，在1985年国际出了《欧洲建筑遗产保护条》将建筑遗产分为：古迹、建筑物群以及历史场所。主要是指人类历史上遗留下的建筑物、村落以及环境设施等。主要类型包括：民居建筑、宗教建筑、商业建筑、市政建筑等。
三.古城建筑面临的威胁
建筑遗产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国际上1964年5月，国际古迹理事会通过《关于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的国际宪章》。宪章;在法国《历史性建筑法案》，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关于文物保护方面的宪法。在我国1982年11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标志着我国文物保护制度的创立。对古城建筑遗产的破坏，主要来自于：自然的破坏和人为因素。自然破坏分为自然灾害和自然侵蚀。例如在建筑 体的墙面经过数年的风化侵蚀，墙面受到破坏。人为破坏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从这几个方面来说：其一，建设性破坏。其二，战乱带来的破坏。其三，由于管理不善，当地居民和游客带来的破坏。总而言之，无论是人为破坏还是自然破坏都是对建筑遗产损伤。
四.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
存在的问题：首先，建设性破坏比较严重。俗话说“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复建的时候失去了传统正宗地方特色，非本土的建筑装饰以及现代的装饰材料不断的运用到古建筑中，从而改变了古城建筑的原有风貌。例如;粉墙黛瓦、马头墙、砖木高脊飞檐，这些应是借鉴江南建筑的建筑风格，包括徽派建筑、苏州建筑等特色。导致了乡土建筑的风格大量消失。现在唯有保存完善的有柳子庙和部分古道、部分民居房屋。其二，失去原真性修缮;因长期缺乏合理管理保护，由于中国传统建筑是木器为主要原材料，建筑采用木结构，古城不例外。古城建筑很多建筑屋顶已破坏，荒废在那里，只留下建筑下面墙体。其三，资金的缺乏，作为一个有千年历史的古城，对价值遗产不重视，或是由于管理不善，出现商业萧条，景区也没有门票收入，仅靠店铺收取租金和地方支持。其四，古城环境受到污染影响、交通不限管制乱停乱放等导致的问题。
解决策略;1，改变周边社会生活现状;对古城民居环境实施整治，加大周边绿化，提高公共旅游服务。2.作出合理的保护管理规划;对文文物单位的保护、重要院落的保护、历史建筑的保护、，乡村古道保护，、古村落等，作出相关的指示文件，提出相应的保护措施。3.加强对古城建筑的原真性修缮保护;在保证不失传统的前提下，在专业人士技术下对其进行修缮，对建筑结构、空间布局，材料运用，装饰等。4.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5，实施有效的专项评估，包括：价值评估，现状评估，管理评估，利用评估等。
五.研究的价值
建筑遗产的价值是多种多样的。例如，李格尔在著作《文物的现代崇拜：其特点与起源》提到一类是纪念性的，一类是当代价值类。再如，澳大利亚颁布的《巴拉宪章》指出来文化的重要性，主要指的是对过去、目前、将来的具有的历史价值、美学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价值四个方面的探讨。根据200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条明确规定，遗产价值分为：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所谓的常用“三大价值”。接下来以零陵 古城为例子。
1.历史价值：零陵古城的历史文化价值毫无疑问是建筑遗产的所固有的价值属性，同时也展示出它的文化特征。零陵古城有2140多年的历史，据文献记载，由于当时汉武帝元朔五年六月壬子，封长沙王刘发之子刘贤为泉陵侯，管辖今永州市，管辖范围零陵区，双牌县、东安县、祁阳及祁东县。为了管理零陵地区而建造，同时也是反映出两千多年永州地区地区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风俗习惯等; 建筑遗产也是体现出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实物例证。法国作家雨果曾说过：“建筑是石头的史书”。建筑遗产是直观的、全面的、生动的见证历史。
2.艺术价值：古城的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空间结构，建筑形态，风格特征，地域特色，色彩图案等展示时代艺术特征和水平层次。在古城建筑艺术成就，包括了在建筑墙面上的艺术留白，通过“虚与实”“有与无”来的表达哲学思想。建筑图案主要采用的是：莲花，鸟兽及其它动植物类，结合了当地的元素与建筑融合。图案与白墙相结合形成了“图”与“底”的艺术关系，给人带来无限的想象空间。把二维空间运用到三维空间中，使得留白技法得到更好的价值体现，这也是零陵古城建筑艺术价值的特色。
3.科学价值：主要是体现在古城的选址布局，建筑建造设计，生态保护，灾害防御，建筑结构设计等方面。零陵古城建筑结构形式和材料工艺代表了当时建筑艺术科技水平，在古城景区里面的博物馆建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建筑材料是木器为主要材料，经查阅中国古建筑资料，完全运用了古建筑抬梁式结构。上层柱穿插下层柱子，逐层向上叠搭，明层梁枋规整，结构精巧，加强荷载能力。古城遗址毕竟历经了两千多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经受过沧海桑田。古城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工艺技术等方面，从多角度和不同层次，都能反映出当时时代极高的科技发展水平和建筑艺术之成就。古城建筑遗产可以为其它古建筑历史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的科学参考价值。
总结
遗产是人类共同创造出来的财富，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载体。遗产保护是全人类的事，遗产管理不善，必然会导致遗产的消失或断层，从而遗产价值也会消失。要加强对古城建筑的保护与管理，遗产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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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亚光 建筑遗产保护学.东南大学出版社. 2020年
[5]刘伟东 艺术管理学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 . 2015年
本文为广州商学院校级课题项目《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的南湾古村人居环境改造研究》研究成果，编号2020XJYB004
作者：朱村辉 黄婵媛
摘 要：本文按照历史演进过程，全面回顾并梳理了20世纪初至今100余年来，我国有关古迹和古物保存、文物保护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法制建设的历史。如今，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已经成为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遗产保护观念和行动上日益与国际接轨。
关键词：古迹保存;文物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史
Key words: ancient site preservation;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historic & cultural city;history of protection system
作者简介：张 松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1 古迹保存100年
我们的古人很早就认识到城市建筑对人的精神和意识影响重大。2200多年前，刘邦刚建立起汉朝，萧何即开始建设壮丽非凡的宫殿，征战归来的刘邦起初不解，在听到正是因为胜负未定、天下未稳，所以才需堂皇的宫殿来体现帝王显赫的解释后，方才明白宏伟的建筑可以稳定人心的道理。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历史上每遇改朝换代之时，总会对前朝的宫殿、城池等建筑进行彻底地破坏。项羽火烧秦咸阳，“大火三月不灭”就是典型的例子。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明目张胆地抢劫与盗窃我国的古董、古物，任意掠夺和破坏中华民族的文物古迹。还有以考古为名，掠夺珍贵文物，以及以非科学的方法对古迹遗址进行调查发掘，致使许多古代遗迹和遗物再次遭到破坏和掠夺，对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面对种种破坏和掠夺行为，文物保护问题开始引起中国社会的关注，也促使我国开始现代意义上的文物保护立法。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设立民政部，拟订《保存古物推广办法》，并通令各省执行。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第一章第三节中，将“保存古迹”与“救贫事业、贫民工艺、救生会、救火会”等作为“城镇乡之善举”，列为城镇乡的“自治事宜”(第五条)。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涉及古物、古迹保存的法律。但是由于清政权飘摇不定、政局纷乱，文物保护并未得到各省督抚的重视。
时至民国五年(1916年)3月，当时的北洋政府内务部颁发了《为切实保存前代文物古迹致各省民政长训令》，同年10月，该部又颁发《保存古物暂行办法》，共5条，要求各地对待古物应“一面认真调查，一面切实保管”。
民国十七年(1928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共11条。同年，在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主持的国民政府大学院内设立了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文物保护机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会共有委员20名，除蔡元培先生外，还有陈寅恪、张静江、林风眠、易培基、胡适、傅斯年、李四光、徐悲鸿等文化、科技和政界著名人士。
民国十九年(1930年)6月2日，国民政府颁布《古物保存法》，共14条，明确要求将在考古学、历史学、古生物学等方面有价值的古物作为保护对象。1931年7月3日，颁布《古物保存法施行细则》。1932年，国民政府设立“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裁撤原隶属教育部的古物保管委员会，同时还制定了《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组织条例》。当时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文物调查活动，并就境内盗掘和毁坏文物古迹的案件予以追查并制订保护办法。时任古物保管委员会登记科长、编审科科长的傅雷，用笔名“傅汝霖”编译了《各国文物保管法规汇编》，呼吁“会同内政教育两部发起保管古物运动，举办大规模之宣传工作”。后来古物保管委员会递交了“函请教育部，通令全国学校尽量协助，保存古物古迹事项，并设法于教科书内，插入保存古迹古物之材料”的议案。
《古物保存法》和《古物保存法施行细则》吸取并借鉴了西方近代文物立法的成果，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文物保护事业纳入法律的轨道，是辛亥革命以来宪法精神在文物保护领域的直接体现。这些法令和机构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文物保护法规和国家古迹保护专门机构，是国家实施文物保护与管理的滥觞。
正是由于两个古物保管委员会的努力，相继出台《古物保存法》、《古物保存法施行细则》、《采掘古物规则》、《古物出国护照规则》及《外国学术团体或私人参加采掘古物规则》、《暂定古物范围及种类大纲》、《古物奖励规则》、《非常时期保管古物办法》等一系列保护、保管文物的法规，中国文物保护的立法工作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是，由于时局动荡，尽管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在文物保护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没有形成一个长期稳定的管理体制，地方政府也没有设置相应的文物管理机构，法规基本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各地大量文物仍处于管理不善的状态。
2 文物保护60年
2.1 1961年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
1949年之后，新中国的文物保护制度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前管理不善的状态下逐步建立起来的。国家针对战争造成的大量文物破坏及文物流失现象，中央人民政府从1950年起，通过颁布有关法令、法规，设置中央和地方管理机构等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对文物古迹的保护管理。
随着国家工农业的发展，各项基本建设工程的进行以及法制的不断完善，制定一个文物保护法规的事宜提上日程。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发布《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以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指示》。《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第二条规定了国家保护的文物范围，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重要人物有关的、具有纪念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等;
(2)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等;
(3)各时代有价值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
(4)革命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古旧图书资料;
(5)反映各时代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
《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还指出一切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和管理，都由所在地县、市人民委员会负责。第六条规定“各级人民委员会在制定生产建设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的时候，应当将所辖地区内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纳入规划，加以保护。”
《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发布的同时，还公布了第一批18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立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制度。将一批具有重大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革命遗址、革命纪念建筑、石窟寺、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石刻等公之于世，置于国家制度的保护之下。1982年制定的《文物保护法》，整个法律框架尤其是针对文物保护单位的规定受这个暂行条例的影响很大。
此后又于1963年颁布了《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暂行办法》、《关于革命纪念建筑、历史纪念建筑、古建筑石窟寺修缮暂行管理办法》，对《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实施方法》进行修改，对《文物保护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做了补充和深化。由此初步建立起我国的文物保护法规制度。
2.2 1982年《文物保护法》的制定
始于1966年的“十年文革”，使国家刚刚建立起的文物保护制度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以“破四旧”为代表的一系列革命运动使文物古迹遭受了广泛的、前所未有的人为破坏，以致形成了一种忽视文化、忽视传统的“破旧立新”的社会倾向，在今后的岁月中产生了长期的不良影响。直到70年代中期，文物保护工作才得以逐步恢复。197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3条第174条中规定了对违反文物保护法者追究刑事责任。1980年5月17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保护历史文物的通知》等文件，要求“认真保护各种有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的古建筑、石刻、石窟等历史文物”。
1982年11月1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奠定了国家文物保护法律制度的基础，标志着我国文物保护制度的创立。
《文物保护法》是我国文化领域里的第一部专门法律，从1982年开始实施以来，只在1991年对该法的第30条、第31条做了修改。实践证明，这部法律对于提高全民族的文物保护意识，加强文物保护工作，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没有《文物保护法》，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就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截至2006年，国务院分6批公布了合计235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文物保护工作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1982年版的《文物保护法》的一些规定已不能完全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文物保护法》的修订工作提到议事日程。
2.3 2002年《文物保护法》的全面修订
2002年修订后的《文物保护法》，条款比1982年法有大幅度的增加。1982年法全文只有33条，新法为80条，增加了近一倍半。此次文物保护法的修订在内容上是一次全面深入的修改和完善。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文物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是新的历史时期文物法制建设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修改工作紧紧扣住这一主题，在保留原法一些原则和制度的基础上，对其内容做了大幅度修改，使其更符合文物工作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要求，更具有可操作性。
把近20年来被实践证明并行之有效的一些原则确定下来，在总则中规定“文物工作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第四条)，这一方针既符合文物保护的客观规律，又符合我国的国情;既强调了文物保护，又兼顾了文物的合理利用。它进一步规范了保护与利用的关系：保护和抢救是首要的，是第一位的，利用是以保护、抢救为前提的，是在合理范围内的利用，是有限制的利用。
修订后的《文物保护法》增设了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要求，规定“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城镇、街道、村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街区、村镇，并报国务院备案”(第十四条)。同时还规定，“历史文化名城的布局、环境、历史风貌等遭到严重破坏的，由国务院撤销其历史文化名城称号;历史文化城镇、街道、村庄的布局、环境、历史风貌等遭到严重破坏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撤销其历史文化街区、村镇称号;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第六十九条)。
新法规定“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不得转让、抵押。建立博物馆、保管所或者辟为参观游览场所的国有文物保护单位，不得作为企业资产经营”(第二十四条)。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文物保护，正确处理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与文物保护的关系，确保文物安全。基本建设、旅游发展必须遵守文物保护工作的方针，其活动不得对文物造成损害”(第九条)。
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公布施行半年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2003年5月18日签署国务院第377号令，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条例于2003年7月1日起施行。
3 名城保护30年
3.1 名城保护法制建设历程
1978年开始全面推行改革开放，进行大规模的城市更新和改造建设，以城市空间和土地资源利用的再分配形式在城市形态上支持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实现。然而在这些城市建设之中，许多历史环境，如历史城区、传统街市、地方古镇、名胜古迹等，被成片地加以更新改造，遭到前所未有的建设性破坏。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际交流的加强，国外对城市历史环境的保护观念逐渐被专家学者们所认识接受，进而提出我国保护“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想法。1981年12月，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报告。
1982年2月8日，国务院批转《国家建委等部门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并指出：“保护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对于继承悠久的文化遗产，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批准公布了北京等24个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为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现在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总数已达110个。近30年来，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工作，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均有较大的发展，也积累了一些富有中国特色的规划经验。
1980年由国家建设委员会制定的《城市规划编制及批准的暂行办法》和1983年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公布的《关于强化历史文化名城规划的通知》等文件，促使文物保护工作同城市规划走向结合。1986年国务院文件中提出设立历史文化保护区，要求 “对一些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较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寨等，也应予以保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或市、县人民政府可根据它们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核定公布为当地各级‘历史文化保护区’”。1993年10月，在襄樊召开了首次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会议和第六次名城研讨会。这次会议提出了建立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即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保护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设想，还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草案)进行了正式讨论。
1994年3月，由建设部、国家文物局聘请各方面专家共同组成了“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加强对名城保护的执法监督和技术咨询，并把专家咨询建议正式纳入名城保护管理的政府工作范畴，提高政府管理工作的科学性。同年9月，建设部、国家文物局颁布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要求》，进一步明确了保护规划的内容、深度及成果，促使保护规划编制及规划管理向规范化迈进。
1995年国家设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资金”，用于“历史文化名城中重点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规划、维修和整治”。1996年6月召开了历史街区保护(国际)研讨会，会上经过讨论达成共识，认为“历史街区的保护已成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一环”。
1997年3月3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和完善文物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保护好历史文化名城是所在地人民政府及文物、城建规划等有关部门的共同责任。在历史文化名城城市建设中，特别是在城市的更新改造和房地产开发中，城建规划部门要充分发挥作用，加强城市规划管理，抢救和保护一批具有传统风貌的历史街区，同时加强对文物古迹特别是名城标志性建筑及周围环境的保护”。1997年8月建设部发出《转发<黄山市屯溪老街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通知指出“历史文化保护区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护单体文物、历史文化保护区、历史文化名城这一完整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层次，也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重点之一”，明确了历史文化保护区的特征、保护原则与方法，并对保护管理工作给予具体指导。
2005年7月15日发布、2005年10月1日实施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是为确保我国历史文化遗产得到切实的保护，使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划及其实施管理工作科学、合理、有效地进行而制定的适用于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和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的技术性规范，为名城保护规划的编制修订以及名城保护规划的审批工作提供了依据。对确保保护规划的科学合理和可操作性，对各地制定相应的保护政策和实施措施，具有规范作用和指导意义。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建设与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为了切实保护城乡文化遗产，保持民族文化传承、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文化基础，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2008年4月2日国务院通过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保护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
为了加强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保护条例确立了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实行整体保护的原则，强化了政府的保护责任，规定了严格的保护措施，明确了在保护范围内禁止从事的活动，重点加强了对历史建筑的保护。保护条例具体作了以下规定：
(1)明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应当整体保护，保持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不得改变与其相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
(2)强化政府的保护责任。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按照保护规划，控制人口数量，改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居住环境。
(3)在保护范围内的建设活动应当符合保护规划，不得损害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不得对其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构成破坏性影响。
(4)禁止在保护范围内进行开山、采石、开矿等活动;进行其他影响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历史建筑的活动的，应当制定保护方案，经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并依法办理相关手续。
(5)明确对核心保护范围的保护要求。对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区分不同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实行分类保护，并要求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历史建筑，应当保持原有的高度、体量、外观形象及色彩等。同时，对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建设活动明确了审批程序，要求审批机关组织专家论证，并将审批事项予以公示，征求公众意见。
3.2 地方性保护立法
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出台之前，不少省市为加强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和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继承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根据《文物保护法》、《城市规划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各地实际，纷纷制定了地方性的保护条例。如《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1999年)、《江苏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条例》(2001年)，对指导本省的历史文化名城或历史文化名镇的工作起到积极作用。近年来，北京、苏州、西安、广州、福州、长沙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在名城保护立法方面推进迅速，效果明显。如北京市制定了包括《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2005年)、《北京市历史文化保护区管理规定》在内的名城保护相关法规，作为法律依据在城市规划管理中严格执行。
值得注意的是，云南省、山西省等在历史文化名城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等方面做了积极探索，在国内较早的制定了一系列相关保护条例。如：《云南省丽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条例》(1994年制定，2005年改为《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昆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1995年)、《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条例》(1996年)、《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条例》(1997年)、《山西省平遥古城保护条例》(1998年)等。
从总体上看，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立法在保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方面还远远落后于形势和实践的需要。如果说名城的破坏有着多种多样的原因，而法规条例的缺乏肯定是其中之一。凡是名城保护工作做得好的地方，其保护法规条例及相关立法一定比较完善，如苏州、丽江、平遥等历史名城就是实证。在城市化快速推进、大规模旧城改造还在进行的时候，必须对忽视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倾向加以控制，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即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因此，今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立法工作亟待加强和完善。
3.3 历史建筑保护条例
1988年11月10日，建设部、文化部联合发出《关于重点调查保护优秀近代建筑物的通知》，国家主管部门对近代的建筑价值有了新的认识，逐步开始重视其保存与再利用问题。通知发出后，在各地主管部门的主持下，展开了不同程度的近代建筑调查，经过多年努力，推荐数处优秀近代建筑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4年3月，建设部又发布了《关于加强对城市优秀近现代建筑规划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强城市近现代建筑的保护工作，其保护对象包括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50年代建造的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积极推进专项立法的进程，做好近现代建筑的保护规划，并严格执行规划制定的保护措施。至此，可以说近现代建筑保护已经成为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
从各地城市历史建筑保护的状况看，一些城市的近代建筑遗产保护制度的建设已经有一定的基础，特别是近现代建筑遗产保存较多的历史文化名城。2000年，厦门市开始施行《厦门市鼓浪屿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为鼓浪屿的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这一适合近现代建筑保护客观要求的地方性法规规定：在历史风貌建筑的认定上，可以有自荐、推荐或实地调查的多种方式，确保历史建筑资源信息来源畅通;对不同类别建筑采用重点保护和一般保护等不同控制措施;对历史建筑周边环境进行明确限定;设立历史建筑保护专项资金;明确违反规定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这些法律条文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对厦门鼓浪屿的近现代建筑保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上海历史建筑保护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过程，成为国内该领域较早的探索实践。针对上海的历史文化遗存主要为近代建筑的实际情况，1989年上海市公布了第一批共61处优秀近代建筑，并全部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12月，市政府颁布实施《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保护管理办法》，1993年公布第二批175处优秀近代建筑，1999年公布第三批162处优秀历史建筑。2002年7月，上海市人大通过了《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2003年1月1日起施行)，保护管理制度由政府规章上升至地方性法律，并借鉴了国外在历史保护方面的先进经验，它标志着上海城市建筑遗产保护工作进入了较为完善的阶段。2005年按照保护条例所规定的程序，公布了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234处(740幢)。至此，上海的优秀历史建筑总数达到了632处，计2138幢，总建筑面积约400万平方米。
作为对国家制度的补充，地方性的保护制度针对本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情况以及近现代建筑遗产的特点，采取更具灵活性的保护措施。厦门、上海、哈尔滨、武汉等城市的实践探索，对全国近现代建筑遗产保护立法和制度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2008年7月1日施行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明确要求保护“经城市、县人民政府确定公布的具有一定保护价值，能够反映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的历史建筑，即文物保护单位和登记不可移动文物以外的建(构)筑物。在保护条例的相关条款中明确了历史建筑保护的措施要求。
城市、县人民政府应当确定并公布历史建筑清单，对历史建筑设置保护标志，建立档案。历史建筑的所有权人负责历史建筑的维护和修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给予补助。历史建筑有损毁危险，所有权人不具备维护和修缮能力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进行保护。对历史建筑原则上实施原址保护，必须迁移异地保护或者拆除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对历史建筑进行外部修缮装饰、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筑的结构或者使用性质的，应当经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
4 结语
今天，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已经成为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有关遗产保护的国际事务中，并和其他国家或组织一同制订了部分重要文件。这些文件虽是国际经验与智慧的结晶，也足以表明，我国遗产保护正在更多地接受国际大熔炉的考验。2005年，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和山西省建设厅主办的“中国古村镇保护与发展国际研讨会”在山西省碛口古镇召开，与会代表共同签署了《中国古村镇保护与发展碛口宣言》。2006年“4·18”国际古迹遗址日，ICOMOS中国委员会、江苏省文物局和无锡市人民政府成功举办“中国工业遗产保护论坛”，会议通过了《注重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工业遗产保护的无锡建议》，呼吁“编制工业遗产保护专项规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鼓励区别对待、合理利用工业遗产的历史价值”。同年10月在西安古城召开的“纪念《西安宣言》发表一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以《西安宣言》的主旨精神为中心，围绕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世界遗产保护、城市考古和历史名城保护、保护培训和科学研究等主题进行了广泛的学术讨论。
从关注乡土建筑、产业遗产、文化线路、20世纪遗产等新的保护对象和保护命题这一现象看，说明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正努力与国际接轨，并按国际组织制定的保护原则精神处理相关热点问题，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思想与具体行动上，与欧美等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
(责任编辑：谢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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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 松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最古老历史文物的国家之一，是世界上唯一的有着5000年文明长河而不曾中断的国家。悠久的历史赋予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殷墟的甲骨，商周的青铜器，绵延万里的长城，气势恢弘的秦始皇兵马俑，唐墓的壁画，皖南的民居„„这些先人的遗泽构成了我们这个古国独特而灿烂的文明景观。
中华民族的祖先留下丰富多彩，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保护和继承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一向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养育这个民族的文化土壤，文物不仅是文明的佐证，更是传承中的载体。
但是在中国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也有饱受磨难不堪回首的岁月，圆明园被毁，丝绸之路大量文物被劫，众多国宝流失海外，等等。而今全国各地的各种文物被盗窃，盗掘，走私的现象十分严重。这些都说明，我们民族文化的遗脉面临着危机，抢救和保护仍然是第一位的任务。面对数量极多，亟待保护的文物，如何把有限定人力和物力及时的，有效地，并首先的投入到抢救那些濒临损毁和消失的孤品，珍品上去，是值得我们予以关注的。
中国文化遗产的现状越来越引起我们的思考，特别是随着经济发展，对文化的开发程度也快速增加了，但是同时在开发过程中引发了诸多问题。本身遗产保存到现在已是不易，但人为的过度开发反而加剧了文化遗产的破坏程度。所以首先要关注的是文化遗产的现状。
经济建设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到处存在。既不能以牺牲珍贵文物为代价，换取旅游业的发展，也不能因为保护而拒游客于门外。为此重申“中国原则”，即以“实现人类文明延续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为准则。对石窟文化的保护，初步解决了游客拥挤对壁画、彩塑的潜在威胁，加强了对风沙侵蚀危害的防范，但仍然面临许多社会和自然环境问题。古城遗址的发现，涉及对古环境反演的科学问题。利用考古发掘的丰富信息，联系古自然环境变化和人文影响、物质传播的大背景，可能有助于开豁诠释、论证古代文明和古文化的新思路。破解中原许多古城遗址之谜，也需要从重建、虚拟古环境着手。古建筑的修复或重建，既要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也要考虑适应现代环境与生态功能，适度采用现代新工艺和新材料。考古发掘、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运用环境遥感监测技术，不乏成功先例。
但是文物安全形势严峻。目前文物非法盗掘、走私非常严峻，特别是文物犯罪集团，犯罪分子目前是集团化、智能化、暴力化，所谓集团化，他们不叫盗了，他们说谁去取文物、谁去藏文物、谁去销文物，一条龙，而且速度非常快。
因此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形势严峻，不得不令人担忧。从国内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中，人们可以看到这是一项社会性和专业性都非常强的事业，但是在中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基础和专业技术都非常薄弱，从发展现状分析，面对新的挑战，出现许多应对危机。
策略危机。主要表现在政府部门在如何协调保护和利用的关系的认识上不完善，在狭隘的地方，部门，小团体甚至个人利益的驱动下，在制定政府策略时本末倒置，导致出现了许多旅游发展过头，历史文化遗产原真性丧失，居民利益受
损等结果。
管理危机。主要表现在历史文化遗产的管理职能部门不清，中央部门管理和地方政府管理权限重叠，各个部门之间权责不明，由此产生很多矛盾。
规划危机。主要表现在传统的保护规划偏重宏观控制，缺乏操作性，缺乏和管理手段的衔接，缺乏进一步实施的具体技术指导。
技术危机。主要表现在缺乏对适合各种风格和类型的建筑的维护，修复，整治的技术的研究和实践，出现许多画蛇添足，修就如新的案例，甚至出现大量假古董。
因此，在这个同时充满了生机和危机的时期，在不可能马上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体系的情况下，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尤为重要。
随着21世纪伊始，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事业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上个世纪末，有着几千年历史文化背景的中国人民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认识经历了“封建糟粕”，“落后”，“现代城市的疮疤”的全盘否定和发展与保护的辩证认识阶段，终于非常艰难地迎来了一个孕育着蓬勃生机的春天:价值观念逐渐统一，保护意识逐渐增强，保护类型渐趋多样，保护实践愈加具体，出现了不同的保护与利用的模式，如平遥和丽江古城，江南古镇，上海新天地地段，宁波月湖地段等。它是在中国社会经济的腾飞，与国际社会的接轨，政府对人民利益的重视，有识之士们的呼吁等等社会背景下出现的，是大势所趋，同时也是和历史文化遗产相关的各种利用目标，操作观念，管理策略，技术水平等参差不一，良莠不齐的时期，现在正处于“双赢”或“双输”的十字路口，其实除了非常显性的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之间的“输”和“赢”，历史文化遗产还承载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则很难用这些词来衡量了。(1)
从国家支持的角度，应该说文化遗产保护目前国家从立法方面非常重视，文物保护法通过之后，只用了七个月的时间，国家就通过了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这在历史上很少有的。现在又通过了长征保护条例，就为一项文物保护，国家专门立法，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资金几乎每年都要翻番，增长的速度可能在文化领域最快。但是即使这样，我们看到很多地区的传统建筑、历史文化街区在迅速的消失，文化遗产遭到破坏的情况时有发生。
这几年立法的速度明显加快，02年新的文物保护法正式公布实施，七个月以后文物保护法的实施条例温家宝总理签发正式执行。从那以后，一批文物保护法规每年大约十项左右的速度在增长，目前已经有四五十项了，包括文物保护工程的、博物馆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还有考古等方面的文物法规，逐渐的形成了一个文物保护法规体系。各地的文物保护法规也在逐步的健全起来。最近国务院又公布了长城保护条例，还要发布古人类化石和古脊椎动物保护。文物调查的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建设，软件和应用的技术建设已经在全国逐渐的铺开了。全国馆藏文物的保护状况调查已经完成了，究竟那些需要进行抢救性的保护，那些是预防性的保护，这项工作已经结束了。每一件器物目前的保存状态得到了记录，陶瓷类的、纸质的、纺织品类的、金属类的等等。
在人才培养和科技信息方面，做了一些工作，首先是开展了岗位培训，连续四年进行培训，在行业上对世界遗产地的管理进行培训。还有举办各类的培训班，还开展了联合办学，特别是开展了中外合作培训，在这个方面最近有一些进展，特别是国际古迹理事会第一个中心设立在中国西安。在科学技术保护方面，我们现在做了两项重大科学的研究，一项叫指南针计划，就是中国古代发明创造的价值挖掘与展示，一个国家课题。第二个就是我们夏商周断代中国文化起源的研究。
对文物保护要建立起长效机制，面对工程建设、环境污染、文物犯罪三大破坏文化遗产的因素来有针对性的加强文物安全的保护，首先博物馆的建设使一批文物珍品得到了更好的保护条件，同时对各地的博物馆文物进行风险达标的评审工作，并对文物破坏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查出，每年列一批国家级的文物破坏案件进行查出。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应该说这几年进展比较顺利，比如说2003年明孝陵、明十三陵进入世界遗产，沈阳的故宫等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第28届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会议和第十五届国际古迹理事会会议分别在中国召开。今年非常明显，比如说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亲自见证国家文物局和有关国家签订了两国文物保护方面的双边协议，这是过去很难得的，国际社会纷纷希望在这个方面加强跟中国的合作。再有考古资料抢救、整理工作步伐加快，考古界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每当考古工作结束之后，要出版考古报告。
后文物遗产的保护设想和展望。城市和城市中的人都在迈向现代化，认为越是现代化，人们对于历史文化方面的追求就会越来越突出，民族传统、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一起构成了人们衡量城市文化品位优劣的重要标准。那么首先我认为就是要调整我们对于城市，特别是历史性城市的建设思路，来缓解我们在城市性质、城市规模、城市布局方面过于集中的压力。比如说通过区域规划来使我们的城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压力缓解。比如说通过北京地区的规划，目前已经取得了成效，比如说北京第二国际机场的选址等等，这些都对北京城市保护是一个很好的带动。(2)
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从整体利益出发，遗产保护与利用之间不止存在矛盾，双方实际上存在一致性。遗产保护工作进行的好，遗产对旅游者的吸引力才会持久，旅游事业才能得以持续发展;旅游业的繁荣也能促进遗产的保护和新生。丽江粑旅游收入中的一部分用于古城修复和文化保护，许多濒临失传的纳西族文化如纳西古乐，东巴歌舞等在旅游大潮的促动下开始复活，打铜，制陶，民族服饰等传统手工业也获得了新生而成为一个产业。关键在于认清遗产本质，合理产业布局，优化产业结构，完善管理体制。
保护世界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是每一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应尽的责任。由于将世界遗产等同于一般的商品资源，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管理体制不完善等原因，中国的世界遗产正因为“商业化，城市化，人工化”等错位开发而在生态环境，历史风貌等多方面受到破坏。为此，人们必须站在保存人类文明，对历史负责的高度上，认清遗产本质，合理遗产的产业布局，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并由国家成立专门的世界遗产管理机构，制定相应法律，完善管理体制，才能正确处理目前存在的保护和利用的矛盾并使中国的文化遗产得以永续利用。
(1) 邵甬 阮仪三
《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制建设——法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发展的启示》
(2)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与展望》
奚宇，1110758 自19世纪以来的多场战争和猖獗的文物盗卖行为，已使得人类文化遗产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虽自1972年世界遗产巴黎公约以来，文化遗产的保护得到了加强并日益引发人们强烈的关注，但前者尚未得到解决，新问题却接踵而至。
相应的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也遭受了巨大的搓折，文化大革命中的对传统文化不公正的批判导致了大量文物惨遭破坏;而改革开放以后，以GDP为第一的主义的盛行和城市化进程更是使得一大批文化遗产蒙难;自近十年以来，文化产业的提出，使得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现象更是屡屡见诸报端，大部分文化遗产遭到了掠夺性的开发。
目前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存在以下几类问题：
1) 关于文化遗产的保护的法律法规欠缺或者是与现实差距较大，标准模糊。由于我国对文物保护起步较晚，相应的法律不健全;而一些法律没跟上时代的变化，逐渐失去效用。因此，应当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做到有法可依。
2) 盲目挖掘和破坏性的修复。随着改革开发以来的经济发展，考古挖掘也越来越热。各地纷纷着手，但一些挖掘计划不严密，评审不科学，使得文物在历经千年的沧桑后毁于一旦。受限于当今的科学条件的限制，一些原本应该留待后人的项目早早上马，很多文物一出土便消失了，造成了难
以估量的损失。而与之相应的则是破坏性的修复，现在一些文物景点尤其是古建筑群，为了吸引游客，将旧物毁去，依原样建了一个新的，这样“以新换旧”。
3) 过度开发和管理混乱。现如今，国家提出了文化产业论，各地纷纷将自己的文化遗产作为旅游景点来打造。这原本无可厚非，用市场化来为文物保护提供资金，可以减轻国民负担。但目前由于职能划分不明确，监管的缺乏使得大多数著名文化遗产遭到了掠夺式的开发导致了许多问题。如每日游客量过载;景区内三废过多;管理混乱，服务质量差等等。著名的国家景区嵩山遭遇摘牌危机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三皇寨禅院毁树建房招致争议，到十方禅院收钱算命游客大呼上当;从港中旅入主嵩山景区引发“上市”揣测，再到世界小姐在少林景区大秀身材……少林寺的一系列行为使得少林寺作为文化遗产的名誉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接下来，则是国外的文物保护措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法国文化部遗产司戈万先生认为，要说法国在遗产保护政策上的特点，那就是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制定现代遗产保护法的国家。1913年12月31日通过的“保护历史古迹法”。它是世界上第一部保护文化遗产的现代法律。“1913年法”至今规定了法律的保护范围、申请保护的行政程序、享受的税收优惠等，这部法律内容全面细致，使有关的行政人员、专
业保护人员都有章可循。
印度文保部门对文物的抢救和修复工作一贯秉承他们在1932年的原则，即“对古建筑残迹的修复，不论多么简单，第一责任不是修旧如新，而是保护残迹”，要尽一切努力保护原物。
印度在文物保护，特别是国家重点保护的名胜古迹的保护和维修上相当成功，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一、多方参与筹措经费。
首先，建立国家文化基金会。国内外团体和公众在免税的情况下，通过基金会对特定或普遍的项目提供资金或捐赠。其次，鼓励本国私人企业参与保护和修复工作。最后，寻求国际合作。自1977年以来，印度一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积极支持者，并与一些国际机构紧密合作。
二、 先进的专业技术人才。
印度有着一支技术比较先进的文物保存和修复队伍。早在1917年，“印度考古研究所”就设有一个化学处理处，负责博物馆展品和其他文物的化学处理和保存工作，分析研究古迹的材料来源和和古迹损坏的原因，从而发现改善和保存它们的方法。经过他们的努力，印度考古界成功地应对了不同情况下不同原因造成的问题。
三、广大民众的支持。
“人民的参与是最好的保障”。这是印度文物界对外宣传的
一句口号。印度决定每年的11月19至25日为“世界遗产周”，每到此时，印度文物考古界就大力进行文保宣传，提高民众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意识。近年来，民众文物保护意识在逐渐提高。在印度各地参观时发现，这里基本上没有在古迹上乱涂乱刻的现象。印度的古迹一般面积都比较大，但除了少量经允许的旅游纪念品商店和食品店之外，没有店铺泛滥的情况。
在墨西哥，古代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认同、主权和凝聚全体国民的基本要素之一，保护和传播古文化遗产是国家的责任。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和历史局和属下的文物保护单位，所需经费由国家出资，不靠门票收入。一些古迹区和博物馆一个特点，就是门票便宜和各种优惠措施。
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和历史局文物保护工作中做到“三个结合”。一是保护文物与扶贫结合。大多数文物古迹都位处偏僻贫困的农村地区。把文物保护工程同扶贫项目结合起来，吸收文物古迹所在地居民参加文物古遗保护工作，在保护文物古迹的同时，带动当地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二是保护文物与合理利用结合。以保护文物为前提，开发以古文物遗址为主要内容的旅游项目，充分发挥古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同时促进旅游业发展。 三是国家为主与公众结合。搞好文物保护，公众参与是一个重要方面。保护文物的观念在墨西哥公众中有比较广泛和深厚的基础。墨西哥有很多公众自发成立
的保护文物古迹的组织和文物保护志愿者。
我们可以从上述国家中借鉴很多，下面则是我的一些想法。
文化遗产是祖先留下来的，它是全民所有的，人们都应该有平等的权利去享受，它不应在市场化过程变成少数人的赢利工具。文化遗产市场化的最终的目的是通过市场的调节作用来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作贡献，减少财政上的压力。
我认为有两种模式可以作为参考:
一. 西湖模式：西湖身处繁华的杭州城中，每
日游客络绎不绝，也是杭州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西湖作为世界著名的文化景点，却是没有门票的，但景区赢利很高。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西湖景区转变思路，从收取门票费向以周边服务业为赢利来源，从而做到景区与游客共赢的局面。这种模式适用于位于大城市繁华地段的景点，以服务业来赢利。
二. 门票模式：由于不少景点所处位置偏僻，
平时游客少，而节假日景区超载运行，不得不以门票作为收入来源。这些景点应公布财务详情，确保景区的收入是用来使景区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应公布门票收费的详情，使游客的每一分钱都花得清清楚楚。更重要的一点是提升景区管理水平和服务水
平，确保游客看的舒心。
中国的文物保护全民意识淡薄，民众的欣赏能力也较差。由于一些文物需要一定的知识来欣赏，很多民众参观时难以深入了解文物背后所蕴含的历史文化沉淀;另外一面国人保护意识淡薄，常有些人任意涂鸦刻画，使文物遭受损害。应此，应加强相关知识的普及和相应活动的开展，提升国民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做到文化遗产保护全民参与。
前言：简略论述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现状，努力从中找出开发与保护的平衡点.摘要：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见证，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它既属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近年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但是，在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不同的人往往看到遗产不同的价值，而其经济价值与经济效益往往成为很多人关注的头等目标，更加倾向于将文化遗产看作一种能够产生经济价值的资源，这就必然带来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矛盾问题。如何做到遗产保护与旅游业发展和谐统一，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关键词：中国世界文化遗产 商业价值开发保护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觉得文化遗产的珍贵,近现代工业化过程以及其他人为和自然灾害对这世界遗产所造成的破坏,已经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随着时间的不断流失，和世界上的所有物种和文化一样，一些稀有珍贵的东西也会慢慢消失。地球上的东西是亿万年逐渐演变而来，保护世界遗产(自然遗产，文化遗产，物质，非物质遗产等)都对人类对历史的了解与人类的发展和保护自然环境有着
莫大的关系，保护世界遗产，爱护生命，爱好和平，我们这个蓝色的星球才会转得更久...所以，合理开发与保护世界遗产刻不容缓!确定并保护世界遗产,对于我们今天传承文明、审视生命、认识历史、认识自然,进一步改善和创造人类的生存环境,意义重大。它的认识价值绝不是任何文献资料和用文字写成的历史书所能替代的。中国的29处世界遗产，绝大多数已经成为旅游景点，为中国和世界所知，吸引着来自海内外的大量游人，这给国家和地方政府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但过分开发世界遗产的旅游潜力，又会带来可怕的后果。 拿敦煌莫高窟壁画来说，因旅游人数的倍增，呼出二氧化碳增多加速了壁画氧化。另外张家界景区因为滥建房屋，游人过多，导致植被和自然环境遭到破坏。泰山景区因增加观光缆车方面引起诸多争议等等。 早在1998年,中国社科院环境和发展研究中心就写过“国家风景名胜区不宜上市经营”的报告,有关部门和领导1999年作出了暂停国家风景名胜区上市的决定。中国科学院地理所陶伟博士认为,世界遗产绝对不仅仅是来旅游的,是世界遗产的名声扩展了旅游资源,而不是本末倒置。我们国家申报的世界遗产很多已经成为旅游的目的地,申报本身带有功利性,出发点有了变异。时至今日,许多风景点不顾其本身是否达到“遗产”标准,而把旅游的不景气归咎于遗产申报未获成功和不得力。在他们看来,世界遗产是一块“金字招牌”、一棵“摇钱树”。已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一些风景名胜
地区同样如此,都仅从地方的局部、眼前、短暂的利益出发,任意地进行所谓的开发利用。这种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行为,是对世界遗产的这一称号的亵渎。
所以我们要从长远发展的过程看待和实施对世界遗产地的开发与保护 !
由于迄今为止未能建立起国家公园体系,也未能对国家遗产立法,缺乏统一管理和规划,即使国家已暂停风景名胜区上市,风景名胜区盲目企业化、商业化的趋势并没有停止。地方政府存在追求短期政绩的行为,普遍认识不到遗产资源的脆弱性和不可再生性,还存在将遗产资源混同于一般经济资源的错误认识。因此,我们既要考虑到社区发展的需要,但更要考虑到保护遗产以满足千秋万代发展的需要,切莫为了一时的蝇头小利而造成宝贵的遗产毁于一旦。“发展是硬道理”绝不意味着短期的局部经济利益是硬道理,也绝不意味着追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是我们的惟一目标,而其他都可以不顾。应该在“保护优先”的前提下,发挥国家风景名胜区的主要功能,推动旅游事业发展,拉动国民经济增长。
在保护世界遗产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加强立法和执法!目前，中国已经出台了文物保护法、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森林法、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在此基础上，建议出台自然文化遗
产保护法，同时特别要加强执法力度。只要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不断完善法规体系，加强执法力度，才能确保世界遗产资源按照遗产保护的有关要求，合理开发，永续利用。
我们的新闻媒体要挑起负责任的监督和正确导向的重任。我们要客观分析正确看待媒体中一些关于开发与保护的报道。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专家和新闻媒体经常忽视旅游业发展对社会经济和环境改善巨大作用的主流，把旅游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对立起来，把个别地方出现的问题当做全局的问题，经常用一些歪曲之词加以攻击。在信息时代，媒体的观点和导向直接影响到社会舆论的取向，为此，在世界遗产地保护与开发的选择中，媒体必须以客观、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引导舆论，在对世界遗产地负责、对地方经济发展负责的前提下发挥媒体的监督和促进作用，成为世界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的倡导者和推动者，而不是断章取义，夸大其词，增加混乱。
对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和利用,有很强的专业性、政策性和敏感的国外影响,根据我们对《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理解,保护、保存是介绍、利用遗产的前提,也是世界遗产传承、永续利用的基础。“利用”主要是利用其价值,如利用其科学价值进行科研、科教、科考活动,利用其美学价值进行游览、观赏,利用其文化价值进行考察和传播历史文化知识。遗产利用的性质主要是精神与科教
功能,而不是经济开发功能。因此,对遗产地的保护、利用、规划和管理,都必须有文化、建设、宗教、林业、园林、旅游等方面的专家参与,否则这一切都只能流于空谈。对遗产地的保护与开发,为体现其真实性、完整性的价值,“保护第一,利用审慎”是不容置疑的。我国从定海古城被毁、泰山索道修建,到鄱阳湖污染,都是以保护者的失败告终。原因在于对“保护第一”方针上存在错误认识和法律机制的不健全。我们不希望那种“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重建”,“保护第一限制了资源开发利用”等的“理论”与“实践”继续对中国的世界遗产构成威胁。只有坚持“保护第一,利用审慎”,才不致使遗产成遗物、遗憾,才能有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获得的不仅是世界遗产的光环,更是沉甸甸的责
1.苏全有 ，韩洁《近十年来我国世界遗产研究综述》，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2008年。
2.安定明，张锦《中国世界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战略思考》，2007年。
3.陈述彭《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思考》，《地理研究》 科学出版社 ，2005年出版
4.陈兴中，郑柳青 《德国世界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经验与启迪》，《西南民族大学报》2008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不仅有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是先人创造的沉积与结晶，镌刻着一个民族国家文化生命的密码，蕴涵着民族特有的精神机制、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维护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活动的信息资料库，是展示人类文明的卷轴。
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盲目追求经济发展的影响下，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遭到了众多的破坏。自然灾害、人为原因等都造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完整和残缺，严重影响了其文化价值和影响意义。而一些地方政府单纯为了经济的发展，大肆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却对其不加以保护和维护，造成了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危险，即将失去其拥有的价值和作用，这一切都应当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而如何采取措施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成为政府的一个重要目标，那么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采取哪些保护措施呢? 首先，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建立协调有效的保护工作领导机制。针对我国当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出现的问题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法律的范围之内，对于破坏或损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为，依法进行严厉的制裁措施。各级地方政府应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列入重要工作议程，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纳入文化发展纲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建设，及时研究制定有关政策措施。要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明确保护范围、保护措施和目标。
其次，各级政府要不断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经费投入。通过政策引导等措施，鼓励个人、企业和社会团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资助。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队伍建设。通过有计划的教育培训，提高现有人员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充分利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人才优势和科研优势，大力培养专门人才，进一步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最后，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教育力度，特别是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工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教育带进校园和课堂，使其在思想上形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同时要充分利用民间保护组织的作用，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教育工作，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重视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充分发动全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来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人类社会的文明,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体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维护我国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文明对话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全社会都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保护我国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不仅有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是先人创造的沉积与结晶，镌刻着一个民族国家文化生命的密码，蕴涵着民族特有的精神机制、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维护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文化遗产是人类活动的信息资料库，是展示人类文明的卷轴。
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盲目追求经济发展的影响下.中国的文化遗产也遭到了众多的破坏。自然灾害、人为原因等都造成了文化遗产的不完整和残缺，严重影响了其文化价值和影响意义。而一些地方政府单纯为了经济的发展.大肆开发利用文化遗产，却对其不加以保护和维护，造成了众多文化遗产濒临危险，即将失去其拥有的价值和作用，这一切都应当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而如何采取措施来保护文化遗产也成为政府的一个重要目标，那么对于文化遗产应该采取哪些保护措施呢?
首先.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建立协调有效的保护工作领导机制。针对我国当前在文化遗产保护中出现的问题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法律的范围之内，对于破坏或损毁文化遗产的行为，依法进行严厉的制裁措施。各级地方政府应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列入重要工作议程，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纳入文化发展纲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建设.及时研究制定有关政策措施。要制定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明确保护范围、保护措施和目标。
其次.各级政府要不断加大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经费投入。通过政策引导等措施，鼓励个人、企业和社会团体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资助。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队伍建设。通过有计划的教育培训，提高现有人员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充分利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人才优势和科研优势，大力培养专门人才，进一步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最后.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加强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教育力度，特别是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工作.将文化遗产保护教育带进校园和课堂，使其在思想上形成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同时要充分利用民间保护组织的作用，推广文化遗产保护的教育工作，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重视和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充分发动全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来进行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文化遗产承栽着人类社会的文明，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体现。我国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维护我国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文明对话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全社会都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保护我国共同的文化遗产。
1城市文化遗产面临的危机：盲目的开发建设割断历史文脉;以单体保护取代整体环境保护;不合理定位改变历史地段环境 “拆毁真文物，制造假古董”盛行;商业化开发造成持久负面影响;“保护性破坏”案件逐年增多;超负荷旅游破坏历史文化空间;文化遗产本体屡遭损毁与亵渎
2.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
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中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
可移动文物包括国有馆藏文物和民间收藏文物;国有馆藏文物包括珍贵文物(一级、二级、三级文物和一般文物)
不可移动文物包括：世界文化遗产;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他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未公布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
3.城市文化建设面临的形势(1)信息化加快现代信息传播：信息传播网方便人们之间的互动，面对席卷而来的强势文化，处于弱势的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如果缺乏内在的活力，缺乏明确发展方向和自强意识，不自觉地保护与发展，就可能丧失自我的创造力与竞争力(2)城市化引发城市建设高峰：片面的城市化率决定论，以致出现“城市化急躁症”，追求城市规模的高速增长，忽视文化生态和人文精神，忽视文化城市的培育，导致城市中独具地域特色的传统民居和源远流长的历史街区逐渐消失(3)全球化伴随文化霸权主义：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侵蚀加剧，大部分人受霸权主义影响，对自身民族特色文化缺乏文化认同，失去自身文化价值观
4.城市文化环境存在的问题
(1)城市建筑文化的粗鄙化倾向(2)城市景观设计的浅薄化倾向(3)城市历史传统的虚拟化倾向(4)城市消费观念的奢华化影响(5)城市休闲方式的低俗化倾向(6)城市娱乐活动的商品化倾向
5.简述城市文化(1)城市形象是一个城市文化的外显，是能够激发人们思想感情活动的城市形态和特征，是城市内部与外部公众对城市内在实力、外显活力和发展前景的具体感知、总体看法和综合评价。它涵盖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以及市容市貌、市民素质、社会秩序、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2)城市文化从文化的定义推理演绎，城市文化是人们在城市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综合，是城市人群生存状况、行为方式、精神特征及城市风貌的总体形态(3)城市文化从城市本身的特征进行定义，它是市民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共同创造具有城市特点的文化模式，是城市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的总和，具有复杂化、多元化的特点 。
1论述：城市要关注“文化生态保护”
(1)由于发达国家占有的金融市场、信息科技和军事资源的份额不断增多，文明的交融与交流难以平衡，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在全球文化传播的版图上日趋边缘、模糊。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城市文化发展必然出现趋同的趋势。反而，在日益变小的世界里，人们更加渴望体会自己城市文化的差异性，维护自己城市独有的精神文化领域，关注文化生态保护，旨在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促进相互间的交流(2)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使城市经济发展富有文化内涵，城市社会环境形成文化生态，城市生活质量突出文化个性，城市民众发展追求文化品位，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途径，就是给予自身传统文化、地域文化以更多关注，给予先进文化、有益文化以更好的生态环境，给予落后文化、腐朽文化以更加有效地抵御(3)一些城市规模发展较快，但是同时却忽略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文化能源的供给相对于民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而言，已经形成战略性短缺。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社会以及不同群体的文化差异等复杂原因，落后文化腐朽文化客观上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市场。文化需要坚守，更需要传承和传播，要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恢复文化生态的色泽，使民众在文化权益上各得其所，在文化享有上各获其利，在文化创造上各显其能，使文化生态的生成与发展过程成为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
2.旧城改造到历史城区整体保护
(1)历史城区保护的反思与探索：回顾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和教训时，国际社会特别强调大规模改造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作用。在社会经济不发达时，传统建筑遭受的主要是大自然的破坏。而在今天，对传统建筑的人为破坏大大超过了对大自然的破坏。可持续发展思想和人居环境观念的兴起，也促进了“城市更新”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演变。人类对城市现代化概念的理解也在不断加深，可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功能性为特征。第二阶段以有机性为特征。第三阶段以可持续性为特征。归纳起来，城市现代化概念有四方而含义:一是可持续发展，二是以人为木，三是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四是文化的继承和发展。(2)“整体保护”突出历史城区特色：“整体保护”就要对历史城区的概念进行准确界定，在认真分析特色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整体保护方案。我国历史城区数量众多，分布广泛，保存状况各不相同，整体保护规划要摆脱以形体规划为核心的西方现代主义规划思想的深刻影响，重视城市的历史与现状，杜绝因强调功能区与用途纯化，而追求统一设计、统一建设、避免一次性大规模推到重建的再次发生。合理控制发展规模是历史城区整体保护的必要前提，特别是在确定人口规模方面要有前瞻意识。(3)增强历史城区可持续发展活力。历史城区是城市之根、文脉之木和风貌之基，要保护好历史城区的整体空间格局，道路网骨架和街巷布局等传统空间形态，强化城市传统轴线、天际轮廓线、重要景观线和传统街道对景观走廊等历史空间记忆的标志特征。
3.论述城市文化的结构要素：城市文化有其特定的文化系统或体系，它由众多的子系统构成，由其表现出的不同层次就是文化结构(1)空间要素：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要素在空间范围内的分布和组合状态，是城市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空间投影，是城市社会经济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形式。城市空间结构一般表现为城市密度、城市布局和城市形态三种形式。城市文化结构的空间要素体现出城市密度、布局、形态的不断发展演变(2)时间要素：人类的历史是延续不断的，城市随着时间的前进，进行着不断的更新与发展(3)制度要素：城市的制度文化是城市文化的中层结构，是城市文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表现形式(4)生态环境意识：它是城市文化结构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改善生态环境，保护利用自然资源，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以成为发展主流。生态环境意识的强弱对城市文化优化发展影响深远(5)城市特色文化：城市走特色文化培养创新之路，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向。因此，要合理定位城市特色，挖掘城市特色文化精神的内核，并努力保持和维护城市特色文化(6)经济发展状况：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影响着城市文化结构的发展构成，因此要合理优化城市产业结构分布(7)城市人口要素：城市人口是构成该城市的社会主体，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参与者，又是城市的服务对象，城市人口结构的完善，有利于城市文化的推进和发展，使人与自然、人与城市和谐共生
1.思考：三亚城市文化
地理环境：三亚是中国最南端的城市，三亚地理环境极为独特，三面环山，形成怀抱之势，山、海、河三种美景自然融合。三亚市区有东、西两条河流穿过而过。三亚地处南中国海交通要道，自然资源丰富，气候条件优越。
民族风情：三亚市是汉、黎、苗、回等多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以黎、苗、回为主，其中黎、苗族的文化尤为突出，黎、苗族的居民保持着原生态的生活方式、礼仪习俗、风土人情。
城市定位：三亚应当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热带风光特色、现代化的国际性滨海旅游城市，将三亚城市建设定位为“热带滨海国际旅游城市”。三亚城市的性质、功能是“旅游”，特色是“热带滨海”，建设档次与发展目标是“国际水平”。
城市结构：“一心”：旅游服务中心。“两轴”：沿滨海形成的旅游产业发展轴，沿迎宾大道的城市生活发展轴。“两节点”：月川行政服务节点，荔枝沟交通服务节点。“五片”：指旧城片、月川片、鹿回头片、临春片、海坡片。“多组团”：指田独、红沙、榆林、六道等相对独立地区。
2.三亚落笔洞遗址保护
(1)相关部分应该制定关于落笔洞遗址保护的法律法规，并确保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2)做好宣传工作，使保护意识深入人心(3)建立和健全监督和管理机制，实行有效地监督和管理，鼓励保护，严打破坏(4)当地居民应主动增强自身保护意识，并积极投入到监督的行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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