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陈锡文，祖籍江苏丹阳，1950年7月生于上海市。1968年9月，由上海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8年从黑龙江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1982年大学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工作。1985年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先后任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副组长、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所长。1990年7月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先后任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部长、研究员、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心党组成员等职。2000年11月起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现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农村改革成就巨大
记者：30年的农村改革主要经历了哪些阶段?给农村带来了哪些深刻的变化?
陈锡文：我个人认为农村改革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改革过去人民公社的经营体制，标志是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给农民充分的自主权，让农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按照市场的需求去发展生产，去选择自己愿意干的职业。这一阶段大概是在改革最初的六七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
第二个阶段，农产品供给丰富之后，不需要像以前那样再实行计划收购和销售，这个阶段主要是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标志是在寻求、培育市场机制。时间跨度为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本世纪初。
第三个阶段，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标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略，这样就使农村和城市的改革紧密地融合起来。这个阶段的改革就是要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建立新的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
农村改革给中国农村带来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首先是解决了温饱问题。农村改革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在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农产品产量保持了持续的增长，为中国农村发展和经济社会的稳定奠定了基础。农村改革也使农民的收入水平快速提高。1978年，全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为134元，2007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则达到了4140元。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67.7%下降为2007年的43.1%。
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明显进展。2007年，全社会投资1800亿元新建改建农村公路42.3万公里。到2007年底，乡镇通公路率达到98.54%，建制村通公路率达到88.15%。解决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的步伐明显加快，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大中型灌区改造、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节水灌溉、水土保持及生态建设、中小河流治理等农村水利工程加快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对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全部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提供生活补助，使1.5亿农村学生和其中780万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生受益。今年还将继续增加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适当提高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的生活费补助标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将进一步得到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经扩大到2448个县(市、区)，占全部有农业户口县(市、区)的86%;参合农民达到7.3亿人，占农村户籍人口总数的85.7%。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在全国普遍建立，2007年有3451.9万人被纳入保障范围，比上年增加1859万人。
但由于农村发展滞后是长期遗留的历史问题，所以当前的城乡发展差距仍然明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推动农村发展的任务还相当艰巨。
五大问题：钱、粮、人、地、权
记者：在农村改革进行了30年后，“三农”问题仍然那么突出，原因究竟在哪里?制约农村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陈锡文：农村的问题错综复杂。我曾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概括成五个字，或说是五个方面——钱、粮、人、地、权。
“钱”的问题主要是指农民的收入增长不尽如人意。尽管几年来农民收入增长较快，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明显拉大。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达到3.33∶1，为改革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最。
“粮”是指粮食的供给和安全。尽管我国粮食连续4年增产，去年产量达到10030亿斤，但仍然低于消费需求，产需之间存在明显缺口。去年以来，在农业生产成本大幅度提高、部分农产品供给不足等因素的影响下，我国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2007年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达到118.49%，其中畜产品达到131.36%，食品消费价格上涨12.3%。粮食安全之所以面临严峻挑战，根本原因是种粮收益低，农民没有积极性。更重要的是，在这几年的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的进程中，耕地大量流失。1996—2006年10年间，耕地净减少1.24亿亩,人均耕地水平降到了1.38亩，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而且减少的多是城镇近郊的好地，补充的是条件较差的地。由于我国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城镇化还没有过半，耕地继续减少的趋势短期内还难以扭转，守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确保16亿亩基本农田数量和质量的任务极其艰巨。
“人”，指的是农民自身的发展问题，也指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应该说，城乡之间的社会发展差距远大于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2006年，中学生生均经费农村约250元，城市约1070元，农村仅为城市的1/4;小学生生均经费农村190元，城市约500元，农村不足城市的40%。2005年，城市人均卫生总费用为1122.8元，农村为318.5元，城市是农村的3.53倍。2006年，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市级为5.15人，农村仅2.18人，市级是县级的2.36倍;每千人拥有医院卫生院床位市级为3.69张，农村仅1.50张，市级是县级的2.46倍。农民的孩子如果没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农民如果没有平等地享受医疗保健的权利，农村的社会发展滞后是注定的，农民的全面发展也是相当困难的。在科技、文化方面，城乡差距更大。
“地”就是农村土地制度问题。农村的土地问题存在着两类情况。一类是农村内部的。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国家的法律反复强调，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体制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土地承包法》有两个非常关键的条款，第26条规定在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第27条规定在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但是有关农村土地的法律和政策，既有规定得很具体的部分，也有很模糊的地方。比如说宪法规定我国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那么每一个农民的权利是什么?可以代表农民的那个人的权利又是什么?这都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所以往往是在各个村、各个乡谁当了干部，谁就认为可以代表农民，可以支配这些土地。再比如说，《土地承包法》规定，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可以承包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如何取得及变更，并没有法律的规定。因此，虽然中央三令五申要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但真正能做到30年不变的不多，不少地方三五年就变一次。
第二类是征地制度即土地农转非的问题。我国现行的做法是土地变为非农建设用地要通过征用变为国有土地。由于补偿力度不够，农民的社保、就业等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留下的问题较多，导致越来越多的农民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近年来，对被征地农民的补偿水平在提高，从原来的年土地收益的6到10倍，后来到16倍、30倍，现在是30倍还不够，可以在土地出让收益中再增加。但总体来说，目前仍未建立彻底解决矛盾的长效机制，由此导致耕地大量流失。这一局面发展下去，既影响到粮食安全，更影响到农村社会的稳定。
“权”是指保障农民权利和巩固农村基层政权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动农村改革，讲了两句最重要的话：第一句话是经济上要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第二句话是政治上要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这是改革的基本原则。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村民自治制度还有很多没有理顺的东西，农民的民主权利还需要大大加强。如何保障农民的民主政治权利，真正在农村基层实现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让农民群众在村民自治机制中真正当家作主，确实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完善有关制度和办法。
权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国家在农村的基层政权。现在的问题是乡镇政府的管理体制还明显不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机构臃肿、人员膨胀、服务能力不足的问题相当突出，有些地方甚至形成了“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局面。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在精简机构和人员的基础上，切实转变农村基层政府职能、加强公共服务能力。要深入研究政府机构的层级划分和设置问题，合理划分农村基层政府的财权和事权，降低基层行政管理的运行成本，更有效地为农业和农民提供公共服务。
以上诸方面问题，都需要通过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深化农村改革才能逐步解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是长期形成的，改变这种局面也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当前的土地制度并不妨碍土地的规模经营，没有必要实行土地私有化
记者：您刚才谈到了土地矛盾问题，那么当前引发农村土地纠纷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陈锡文：农村的土地纠纷，主要有两类：第一，由于征地引起的纠纷。征地引起的纠纷又有两类，一类是一些地方政府、一些开发商违法违规，随意侵占农民土地所引起的纠纷;还有一类是国家批准的征地补偿没有到位，对农民的安置没有落实。第二，农民承包土地过程中引起的纠纷。这类纠纷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一是乡组织、村组织领导强制农民进行土地流转;二是乡村组织随意改变农民承包耕地的用途;三是村组织没有依照政策规定，而是多留所谓的“机动地”，即由村干部掌握的土地。在这些纠纷中，农民的土地权益确实受到了损害。
记者：既然目前的征地制度存在那么多的问题，今后应如何进一步完善征地制度?
陈锡文：宪法规定，政府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可以征地，但关于什么是公共利益，却没有具体的清单。从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情况来看，他们也没有公共利益用地目录，但从实际操作来看，这个问题依靠人们的常识就可以解决。他们的征地过程关键有三条：第一，用地是不是符合公共利益，这要由陪审员来判定。第二，是否非要征用这块地，有没有别的选择?只要这两点有足够理由，法官就判定可以征地。第三，价钱按被征土地所在的区片地价自己谈。我们目前还没有走到那一步。但我认为，将失地农民纳入社保只是底线，还要继续探索研究征地制度改革。从今后的发展方向看，征地制度的改革应当遵循公共利益的原则，只有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才能行使征地权，否则就不应当行使。与此同时，政府要根据科学、公开、透明的原则制定土地利用规划，并据此实行土地的用途管制。只有规划许可用于建设的土地才能进入建设用地市场，其他土地一律不得擅自改变用途、进入建设用地市场。在这个问题上，依据土地用途管制原则制定的土地利用规划是第一位的，而土地所有权则是次要的。
记者：当前对家庭承包经营问题的讨论较多，对于这一制度总体上该如何评价?这一制度是否不利于土地的规模经营?农民的土地权益受到损害、土地纠纷不断增多的现象，是否根源于这一制度?这一制度进一步改革的方向是什么?有人主张土地私有，如何评价这一观点?
陈锡文：首先，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在农村一系列政策的基础。土地的一大特性，就是作为生产要素投入使用后，只要合理使用是不会磨损的。只要引导农民不断增加对土地的投入，不断改善生产条件，并采取合理的利用方式，土地就可以永续利用并保持和提高肥力。但如果没有长期稳定的经营权，农民就不会有长期稳定的预期，他就不会投资搞农田基本建设，不会对土地进行长期投入。因此，要实现对土地的永续利用，就必须有足够长的经营期，使用权要足够稳定。如果三五年变一下，谁愿意投入?只会导致掠夺性经营。一些地方土地质量的下降和土地承包经营权不稳定直接有关。因此，《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30年不变，发包方在承包期内不能调整、不得收回承包地。有些地方说，中央老是讲稳定，弄得我们没法推进土地的规模经营。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因为法律一方面赋予农民30年承包土地的权利，另一方面规定了农民在这30年内有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中央出台的关于土地承包经营的文件，都是既讲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也讲允许农民在承包期内流转。问题是要将决定流转的权利切实交给农民，而不是乡村干部或者别人。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问题，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说到规模经营问题，首先要考虑中国的国情。一些人一讲土地的家庭承包，就认为小规模的家庭经营不可能有效率。这种看法很值得商榷。全世界已经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的农业不是家庭经济，无非规模大小而已。现在中国农业的经营规模小，这不是由法律政策决定的，而是由国情决定的。中国人多地少，土地问题关系到亿万农民的生计，决不能单纯为了追求规模经营、提高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率，就强迫大多数农民离开土地而合并土地的使用权。这样做，实际上就是中国历史上不断发生过的土地兼并。与其说规模经营是靠“动地”来实现的，不如说是应当靠“动人”才能实现。只有通过使农民分享工业化、城镇化的成果，使农村的劳动力和人口逐步向二、三产业和城镇转移，农村的土地使用权才能水到渠成地逐步集中起来。人还没有出路就动地，那就是搞土地兼并，就是在剥夺农民的基本权益，就是在制造社会不稳定的隐患。所以，一定要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稳定土地承包关系。而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应当也只能在经济社会发展、农村人口逐步减少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事实上，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并不妨碍土地的规模经营，土地使用权仍可流转。所有关于土地问题的政策和法律，都强调以下两点：第一，强调稳定农村的承包关系;第二，在承包期内，允许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依法有偿地流转土地。这里的关键是要明确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前提和主体。
所谓前提，就是土地的承包关系必须稳定。目前的法律和政策规定土地的承包期限是30年，那么这30年内的土地承包关系就必须稳定。如果土地的承包关系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那就不可能有什么土地使用权的流转，而只会有承包权的强制性调整。承包关系不够稳定是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难以健康发育的主要原因。
所谓主体，就是已经承包到户的土地，到底是自己经营还是转让给别人经营，只有承包农户这个主体才能决定。目前的情况是，在土地使用权是否流转问题上，承包农户往往做不了主，而是乡村干部越俎代庖。其实，只要明确前提和主体，坚持“条件、自愿、有偿、依法、规范”的原则，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并不会受到阻碍。2008年一号文件中提出，在严格保护耕地的基础上，进一步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在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发育、完善和规范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适应农村发展变化的新情况，在有条件的地方发展多种形式的土地经营。这已经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至于土地私有化，我认为，在当今中国并无必要，而且这不是由政府或者党的部门制定政策的问题，这是我国宪法所规定的，中国的土地制度不存在私有制的问题。
农村改革面临新形势
记者：您认为30年来农村改革可以总结的主要成果和经验有哪些?下一步的农村改革该如何推进?
陈锡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草案)》，拉开了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30年来，农村改革大体经历了放宽农村政策、搞活农村经济,改革流通体制、培育市场机制,推进城乡统筹发展、逐步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这几大阶段，并取得了一系列制度性的成果。一是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一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二是初步建立了村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机制。三是基本形成了按需求配置农业资源、按供求决定农产品价格和农村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机制。四是免除农业税收，并初步建立了以对农业生产者进行直接补贴为主的政府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五是政府对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建立了综合运用最低收购价、国家储备、风险金、进出口税收调节、对低收入群众进行食品价格补贴等措施的市场调节制度。六是在完善公共财政体制、规范转移支付制度基础上，初步建立了基本公共服务和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向农村倾斜的制度。七是开始建立保障进城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制度。八是党的十七大明确了“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农村改革发展目标。
农村改革30年来，农业农村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关键在于牢牢把握以下几点：一是始终坚持保障农民经济利益、尊重农民民主权益的基本准则，坚持改革要以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二是始终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把农业是否发展、农民是否增收、农村是否稳定作为改革是否成功的检验标准。三是始终尊重农民群众的创造精神和基层创造的丰富经验，对一时看不准的事情允许试、由实践来检验。四是注意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兼顾城乡、统筹协调、分类指导、循序渐进地推进改革。五是在市场机制越来越充分地发挥作用的条件下，注重正确发挥政府的职能，加强对农业、农民的支持和保护，加强向农业、农村提供公共服务，加强对农业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加强对农村的社会管理。
目前的改革和发展是以我国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为背景的。这一阶段的农村改革，一方面是在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的背景下推进的，但另一方面又是在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利益格局都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展开的。因此这一阶段的农村改革，既有很多有利条件，又表现出明显的复杂性，与改革发展全局的关联度明显提高，城乡之间的互动性进一步增强。今后，要围绕如何确保重要农产品的长期供求平衡、如何完善农业的经营方式和农村的社会治理机制、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这几大方面进一步加大改革发展的力度。
记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作者：赵 端
摘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问题上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本文围绕习近平同志讲话精神，针对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进行探讨，论述了深化改革必须处理好四对矛盾：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两个不走”;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能在意识形态搞多元化;改革的途径上，既要坚持顶层设计，又要充分依靠群众的力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
关键词：全面深化改革;处理好;四对矛盾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国社会经历了30多年改革的风雨兼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在取得了巨大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国内外环境前所未有的复杂，国情、党情、民情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各项制度、机制尚未成熟，社会各群体、阶层、行业之间利益冲突加深，在多种思潮相互激荡的形势下，亟需一个适应当今中国实际情况的战略共识。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部署。习近平同志指出，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对一些重大的原则性问题，必须化解分歧，形成统一，要做到方向准确、思想坚定、方法正确、中心明确。
一、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两个不走”
1.深化改革要把握正确方向，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因为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不是对社会主义的根本否定。正如习近平所说的：有人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普世价值”、西方政治制度方面改，否则就不是改革。他旗帜鲜明地指出，这是偷换概念，曲解我们的改革。我们当然要高举改革旗帜。但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2.实事求是地讲。
社会主义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存在一个方向的问题，围绕改革方向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过。当前社会上各种杂音很多，有人打着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号，主张全盘西化;有人用僵化反对西化。应该说，在一个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中这也是一个正常现象，是很好理解的，问题是我们党要学会在杂音中执政。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既然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必然有一个朝哪儿变的问题。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变化和改革可以有两种方向、两条道路，结果是两种前途：一个是改革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步一步朝着共产主义方向走;一个是退回到资本主义去，像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那样。这样两种方向的改革观的斗争势必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所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搞多元化
1.社会主义在思想上的特征是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我们的中国特色首先是社会主义，因此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突出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体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它们和毛泽东思想一道，共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体现。
2.改革30多年来，我们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社会的政治、文化等方面全面进步，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改革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制度的设想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必须毫不动摇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3.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从未间断，尤其对外开放以后，受到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甚嚣尘上，总体概况起来，就是要在指导思想上实现多元化，走资本主义道路。受错误思想的干扰，我们的改革进程受到了一定的阻碍，部分领导干部在拜金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影响，走了弯路。因此，必须批判这种错误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避免意识形态领域出现更多的混乱。
三、全面深化改革既要坚持顶层设计，又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
1.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群众路线，我们的改革也是依靠人民群众为主体在实践中前进的。习近平同志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改革要有宏观的战略部署和具体的执行方案，从而使改革统一、协调、科学的开展。党的方针、路线必须从群众的实践中来，并且在应用到群众的实践中去。路线、方针不是空中楼阁，如果脱离群众，决策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然不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毛泽东有句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系统和全面的社会调查是民主决策的体现，是科学决策的前提和基础。我们党的工作要切忌拍着脑袋决策的主观主义或者照抄书本的本本主义。
2.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政策的制定和设计，在尊重群众观点、总结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领导机关要加强对改革政策和执行方案的科学化、系统化编制、总结。要在实践中总结政策、方针，同时要在实践中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认真执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全面深化发展。
四、全面深化改革要抓住经济建设中心，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
1.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党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论断，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是我们今天各项事业取得成就的关键。随着改革过程中各种新的问题和矛盾的出现，有些人将原因归纳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路线上来。其实，经济发展本身没有错，经济中心带来的不良影响和结果是因为发展的方式、思路不科学引起的。过去的发展观片面强调GDP的增长，忽略了经济发展的科学性。因此我们今天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发展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只有经济这个中心解决好了，才能在强大的物质基础上发展政治、生态、文化等各项建设。
2.发展是改革的关键环节，经济体制改革是解决这个关键的关键。当前发展中的矛盾和困难，必须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才能逐步解决和深化发展。因此，《决定》明确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3.我们现在的宏观经济环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首先是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充分遵循价值规律。但是我国传统是政府权力对市场干预过多，计划经济的烙印还很明显，制约了市场主体自主性的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不完善。因此，深化改革必须推进政府简政改革，一方面对政府进行机构精简、合并，另一方面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下放，减少对市场的直接影响，要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其次，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政府在充分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的同时，要加强公共服务，健全市场机制和规则，充分发挥好经济、法律、行政手段，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把握方向，使经济在宏观方面健康、快速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改还是不改已经不是问题，要改什么、怎么改、改得好才是我们研究的深层次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性部署，是今后我们全国各行各业工作的指南，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打好“改革”这块铁，走好发展这步棋。我们坚信，改革伟业一定会在向纵深推进中开拓新境界，創造新辉煌。(作者单位：中共虞城县委党校)
参考文献：
[1]朱明仕，孙佳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基础与政府职能[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4(09)
[2]李鑫.论全面深化改革与践行群众路线的辩证统一性[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上旬).2014(09)
作者：张爱云
4月10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中国财政学会2015年年会暨第20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上说，全面深化财税改革，要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研究。针对当前严峻的财政经济形势，也要密切跟踪分析财经形势，研究政策储备，为财政宏观调控提供有力支撑。
在此次会议上，楼继伟当选为中国财政学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
谈到当前的经济形势，楼继伟说，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深度调整中，部分发达国家经济形势转稳，带动世界经济增速略有回升，但主要经济体走势分化、政策分化，地缘政治影响加重，不确定因素增多，总体复苏疲弱的态势难有明显改观。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面临的矛盾和风险不容忽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财政收支压力增大。这就要求密切跟踪分析财经形势，研究政策储备，为财政宏观调控提供有力支撑。
楼继伟要求，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构建现代财政制度是理顺和规范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等一系列基本关系的基础条件。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就是要建立统一完整、法制规范、公开透明、运行高效，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科学的可持续的财政制度。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财政理论与政策研究工作，要把全面深化财税改革，全面依法理财、全面科学管理作为核心。
□本报评论员 沈宝祥
党的十七大鲜明地提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这表明，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坚持改革开放，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摆在应有的突出地位。
为什么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十七大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
我国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同政治体制改革同时起步的。十年“文革”，使僵化的经济体制的弊端充分暴露，也使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弊端充分暴露。在有些环节、有些方面，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是密切结合在一起、合二为一的。比如，人民公社就是政社合一。农村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的兴起，促使人民公社解体，这既是经济体制改革，又是政治体制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着重抓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同时抓政治体制的改革。在改革的实践进程中，我们越来越发现，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
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强调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他尖锐地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他反复讲这个道理，要求改变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状况。
三十年的改革是曲折前进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曲折可能更大些。经过三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了，现在改革正进入全面深化的阶段。我国人民的民主意识明显增强，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也不断提高。这些，都迫切要求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目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极好的机遇。
政治体制改革有它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不能盲目行事，不能急于求成，但又要善于抓住机遇，不失时机地推进。我们讲改革的协调性，首要的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协调性。
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只能有重点地推进。党中央把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当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这是正确的改革决策。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既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内容不同，各有特点，但二者又是密切联系的，有共通之处。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政治体制改革可以借鉴。比如，改革要制定目标模式，要有分阶段分步骤实施的要求和方案;改革要渐进式推进、又要将渐进与突进相交替;改革要大胆地试验，又要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错误及时纠正;改革可选择某些地区进行试验，先行一步，起窗口作用，等等。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解放思想，要以思想的解放为先导。从历史与现实结合的角度看，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着力在以下两个问题上解放思想。
一是要破除高度集权、排斥民主的传统观念。我国政治体制的弊端，最主要的是权力过分集中。邓小平早就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9页)应当看到，我们的政治体制受这两个方面的影响都是很深的。共产国际时期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思想，渗透到制度和机制中，形成为政治生活的习惯，需要结合历史，作深入的剖析。我国的封建专制主义历史很长，在政治上突
出地表现为“官本位”，根深蒂固，对此，我们更要努力清除。
二是要破除把人类政治文明成果一概视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传统观念。政治体制改革要坚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总结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又要善于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经济领域，有些东西，如计划和市场，是手段和方法，本身没有阶级性，也不是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在政治领域，也是这样。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些东西不是资本主义专有的，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次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设秘密写票处这样的细节，都体现了人类政治文明成果，都体现了思想的解放。过去长时期中，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把人类创造的这些政治文明成果，一概视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而加以排斥。这种“左”的思想，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障碍，仍然是我们推进思想解放的课题。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邓小平文选》，十七大报告，以及党的其他重要文献，已经提出了不少重要的思想解放课题，有待于我们结合实际去破解。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要大胆创新。我们要解放思想，在制度、机制、方法等方面，大胆实践，创造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越走越宽广。(学习时报)
尊敬的党支部：
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实践表明，发展要靠改革。
过去36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靠的就是改革。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十位跃居第二位，从低收入经济体进入中高收入经济体行列，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回首36年的改革历程，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不断破除计划经济体制束缚，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向前发展。一路走来，基本场景是：当发展面临体制障碍难以前行、“山重水复疑无路”时，通过改革扫除障碍、增添动力，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有人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逼出来的，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改革开放初期，安徽凤阳农民在全国率先搞大包干，就是因贫困和饥饿所迫。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体制一改就大变样，温饱问题迅速得到解决。我们党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及时在全国农村推开这项改革，随后又在城市和其他领域进行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地改善和提高了人民生活。实践证明，只要紧紧依靠改革，坚持破除不合理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释放改革红利，就能激发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无限创造活力，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就能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持续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过去的一年，我们应对复杂局面、实现良好开局，靠的也是改革。去年，面对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多重矛盾相互交织的严峻局面，我国经济不仅避免了“硬着陆”，而且保持了稳中向好的态势，增长平稳、就业扩大、物价较低、收入提高，既好于预期，在国际上也很抢眼。取得这样的成绩，很重要的因素是靠改革。
我们大力推进以简政放权为重点的各项改革。分批取消和下放416项行政审批等事项，改革工商登记制度，扩大营改增试点，全面放开贷款利率管制，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通过这一系列改革举措，特别是向市场、向社会放权，激发了社会投资和创业热情，增强了市场主体发展信心。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是实现去年经济稳中向好的关键一招。
我们积极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根据去年年初提出的预期目标，明确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确定了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和防通胀的上限。只要经济运行处于这个区间，就着力促改革、调结构，增强发展内生动力。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运行态势，我们保持定力，不随波动频繁的市场起舞，不因莫衷一是的声音变调，坚持不扩大财政赤字，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即使货币市场出现短期波动，也沉着应对。资金紧张怎么办?我们千方百计盘活财政、货币资金存量，整合专项转移支付，压减机关事业单位一般性支出，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最大限度挖掘资金潜力。同时，想方设法用好资金增量，优化财政支出和信贷资金结构，集中用于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和改善民生的重点领域，结果没有多花钱却多办了事，还办成了一些大事。
我们着力依靠改革实施结构调整。从优化供给和改善需求两侧精准发力，主要运用市场化办法并辅之以差别化政策，有扶有控、有保有压、有进有退，既大力支持服务业和新兴产业发展，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积极化解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矛盾，又加大棚户区改造、中西部铁路建设、城市基础设施等薄弱环节投资。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特别是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等发生了可喜变化。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50%，同比提高4.1个百分点;服务业占比达到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粮食产量超过1.2万亿斤，实现“十连增”;中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快于东部地区;
农村居民收入增幅继续超过城镇居民，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这既拉动了当期增长，又为长期发展铺路搭桥。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现在回过头看，如果不是用改革的办法，即简政放权、创新宏观调控方式、着力调整结构“三管齐下”，而是采取短期刺激政策，不仅去年的结果可能会大不一样，而且今后几年的日子也许会更难过。靠改革创新，既解决当前突出问题，又为长远发展奠定基础，这是去年实践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今后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仍然要靠改革。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区域发展回旋余地很大，今后一个时期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是有潜力、有基础的。但也要看到，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结构调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挡期，到了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不深化改革，发展就难有活力、难以持续，甚至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要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坚决破除体制机制弊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千千万万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让潜在的发展优势充分显现，推动经济发展行稳致远。
处理好改革与发展速度的关系非常重要。推进改革需要相应的经济环境，从实际情况看，速度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改革。如果发展速度过低，就业会出问题，居民收入增速及民生改善步伐也会相应放缓，老百姓就会不满意，改革就难以推进。但发展速度高了，会使各方面的关系绷得很紧，容易引发通胀，妨碍结构调整，也会影响改革。我们要坚决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保持合理的、没水分、有质量、有效益、有利于保护环境的经济增长。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总体有利于经济增长。今后，我们要更好地把改革与发展结合起来，使之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汇报人：xiexiebang
2014.07.15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阐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目标，指明了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方向，强调了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的原则。
航向已经明确，目标令人振奋，蓝图令人向往。如何按照既定的航向，实现既定的目标，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全面深化改革是纷繁复杂的系统工程，牵涉到党和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因此，必须统筹规划，科学推进，才能确保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才能确保改革各项目标的实现，从而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如何科学推进呢，从总体上说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强化学习宣传力度。要通过多种形式、途径和方法，充分宣传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在此基础上，引导干部群众全面准确地理解各项改革举措，认识重大意义，领会精神实质，憧憬改革愿景。从而使他们充分理解改革、积极支持改革、全面参与改革。
二是要抓好中央重大改革措施的细化和分解。要结合实际，对深化改革六个方面体制改革的目标、措施，进行层层分解和细化，经过充分征求广大群众、专业机构、专家学者的意见，分别形成具体的实施推进方案。
三是要科学推进，稳步实施。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
帆风顺，必定会遇到新困难和新问题。因此，必须科学推进，稳步实施。要做到统筹规划，点面结合，先点后面;要有序推进，不能盲目冒进，既不能急于求成、急功近利，也不能徘徊拖延、观望等待;要科学决策、征询尊重民意，而不能主观臆断、刚愎自用、违逆民意;要结合实际、实事求是，而不能东施效颦、搞一刀切;要协调推进，注重各项决策的关联性和耦合性，不要顾此失彼、虎头蛇尾;要扎扎实实的真干、真落实，不要阳奉阴违、欺上瞒下，说一套、做一套，对上一套，对下一套。总之，要科学统筹，使改革的各项措施切实落到实处，达到预期效果，激发全社会的正能量。
四是要加强监督检查。要充分利用巡视制度、监督检查制度，组织专门的力量，对深化改革重大措施的落实情况开展专项督查、专项检查。通过民意测评、查验实效、走访群众等方式，检验深化改革各项重大措施的成效和群众的满意度。
不动摇”?
任志宏
2013-1-14 15:58:29来源：南方日报 2012年12月18日
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重申“两个毫不动摇”，表明了党和政府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心，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和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征途上，既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又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一论断科学遵循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尊重了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的国情。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并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让一切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形式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
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这是我们党自十六大以来作出重大决策的延续和深化，是基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无数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防止两极分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巩固提供强大物质基础，促进社会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体现出了执政党与时俱进的经济主张。客观而言，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并与公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不是人的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客观必然性。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民营与民强相辅相成，民强释放出的效率在今天已经无需更多解释，正
是有了民营资本的出现和民营资本效率的提升，才有力地推动了全社会资本和全社会生产效率的持续提升，这是中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彻底告别短缺经济和贫穷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民营经济已成为当今中国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为构建创新型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我国许多新技术、新发明、新专利、新产品均来自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
“两个毫不动摇”为促进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30多年的发展，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的同时，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补充。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目标一致，各具优势，兼具竞争，相辅相成。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健全市场体系、改革财税体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等方面深入推进。在坚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仅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当前解决中国种种经济问题的关键所在。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发布时间：2012年04月24日 13:03
来源：《红旗文稿》作者：易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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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期不懈奋斗和改革，中国的国有企业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其中的佼佼者已进入世界500强之列，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实现经济自主的重要力量。作为当代重要的经济组织之一，国有企业仍存在一些缺点，自然不足为奇。关键是要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对症下药，从而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的整体素质和综合实力，为强国富民服务。当前，对国有企业多有质疑，常见的观点主要有：(1)产权不明晰，导致效益低下，并指责近年来国有企业效益的改善，不过是一种垄断暴利;(2)国有企业的所谓垄断利润，被国有企业独享甚至被内部人瓜分，国有企业员工成为“特殊利益集团”;(3)国有企业存在种种腐败现象;(4)国有企业的壮大，造成了“国进民退”的后果，限制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对这些质疑观点，要引起高度重视，并作出有说服力的回应，以避免误导国有企业的改革。
一、为什么说国有制不影响企业产权明晰
有些人认为，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名义上全民所有，但实际上谁也不把它当成自己的企业，谁也没有意愿把它管理好、经营好，只能通过私有化，才能解决“所有者缺位”的问题。这种论调其实大谬特谬。
在西方国家，私人企业多采用以出资额履行契约的有限责任制度，从而使投资人避免因投资或经营失败被迫承担无限责任的巨大风险。企业成为人格化的法人，成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它们以自身资本为限、自主对外开展经营活动。很明显，法人制度的确立，即意味着企业产权的明晰。按照我国目前的企业法律制度，国有企业作为企业法人，其产权边界同样明晰无误。正如在西方国家大量存在的国有企业一样，企业是国有还是私有，并不影响其产权的明晰程度。任一家国有企业能够也只能以自身资本为限承担法律责任，并开展各种经营活动，这一点同私有企业并没有差别。至于有人说，企业的国有制会导致其经营管理人员不负责任，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即如何履行“委托-代理”关系的信托责任。
某一政府职能部门受国家委托，监督管理国有企业经营活动，这与受托从事经济调控、市场管理、社会服务的其他政府部门并无二样，如果后一种委托的有效性、合理性不容置疑，那么前一类委托同样顺理成章。至于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受托经营管理国有资产，严格说来，这种信托责任与私有企业股东委托经理人员经营管理企业也没有实质差别。从实践来说，这种信托责任履行的优劣，是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正像私有企业可能因雇佣无良经理人员而致使企业利益、股东利益受损一样，国有企业也无法回避这一风险。因此，严格信托责任，追究经理人员相应的失职渎职行为，是无论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都要长抓不懈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国家监管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西方国家，私有化并非为了明晰产权，企业的国有化和私有化，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政策工具。二战结束后，为了克服战争造成的严重创伤，英、法、德等国纷纷推行私有企业国有化，利用国家力量恢复经济，并迎来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黄金年代。到1970—1980年代，为摆脱财政困难，欧美不少国家则反过来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将
大量国有企业私有化。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又通过国有化来帮助企业摆脱危机。资本主义国家交替使用国有化、私有化的政策工具，实质上在履行两大职能：一是利用国有化，使国家力量援助、拯救陷入困境的私有资本;二是通过将赢利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为私有资本获得高额利润、占有和掠夺国库资源开启方便之门。这两种职能的交替实现，使国家资源服务于私有资本积累的要求。此外，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实践表明，私有化对企业经济效益的改善并不显著，其中不乏英国铁路私有化改革失败等案例。
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炮制的所谓“华盛顿共识”的要求，拉美、东欧、苏联、东亚、非洲的很多国家开始推行私有化、自由化改革。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改革少有成功的范例。上述国家即使有过短暂的繁荣，但随即而来的却是剧烈的经济危机和持续的社会动荡。像俄罗斯和东欧诸国，改革完全摧毁了社会主义经济和国有企业，将大量企业出售给国际垄断资本，但并未促进本国经济的健康发展，甚至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衰退。
二、怎样让老百姓共享国有企业的发展成果
著名历史学家沃勒斯坦曾指出，资本主义只有与国家相结合，才取得节节胜利。“重商主义”时期的特许公司，正是国家权力与私人资本结合的典型;今天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也与各母国政府力量密不可分。当人们纷纷指责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国有企业垄断市场的时候，为何不能想想又是谁垄断了全球石油市场呢?难道不是屈指可数的、得到超级大国支持的几个垄断企业吗?差别也许仅仅在于，在中国，人们有足够的理由监督任何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利润分配、社会贡献等事务(当然这种监督的有效性、便利性均有待加强)，并要求合理分享国有企业的发展成果;而一旦这些国有企业沦为国际垄断资本操纵的私有企业，不但公众的成果分享权将彻底丧失，而且怕是连监督权也很难保证和有效。
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每年都有大量企业因种种原因被兼并或者破产。可见，视国有企业私有化为搞好国有企业的唯一出路，只是一种主观臆想。在企业法人制度普遍建立的前提下，各个企业都只有依靠自身资本和能力开展经营活动，并对自身的经营业绩承担后果。可以说，企业经营得好坏，与国有制和私有制关系并不大。中外国有企业中，不乏业绩突出的好企业;而私有企业中，也有大量效益低下的企业。与中国的国有企业相似，今天发达国家的石油、航空、航天产业的各跨国公司，同样获得了政府的强力支持。这种支持的存在基础，与其说取决于企业的所有权，还不如更准确地说，是因为这些企业的健康发展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国家对骨干企业的支持，既是各企业极力争夺的结果，又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强调国有企业产权清晰，并不等于说国家、百姓对国有企业的经营监督权、成果分享权得到了有效落实。要使我国国有企业健康发展，保障公众合理分享国有企业的发展成果十分关键。
首先，要大力强化国有企业的信息披露工作。作为国家出资兴办的企业，国有企业的最终所有者是全体人民，因而应当像上市公司定期向股民披露信息一样，国有企业应当全面、准确、清晰地定期披露企业经营管理等信息，自觉维护公众对国有企业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建议权。
其次，要建立合理规范的国有企业发展成果分享制度。一方面，国家应面向所有企业执行统一的税收制度，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利润原则上可以一分为三，即缴入国家财政(如用于补充社保基金)、缴入国有企业发展基金(这一待建立的基金，主要用于高新技术研发和补充国有企业资本金)、国有企业自身合理留存(用于企业发展)。一旦这种合理规范的成果分享制度建立起来，将大大增强国有企业的政治主动权，更能赢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第三，落实国有企业监管部门的责任。要严格国有企业审计制度，相关审计结果应当公之于众。加强监督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履行信托责任情况，追究惩戒国有企业存在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断完善对国有企业经营情况的考核制度并认真组织实施，并将相关考核结果如实定期公布。此外，政府国资监管部门履行职责的情况，应当接受严格的舆论监督、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涉嫌犯罪的应依法惩处，从而督促国资监管部门更好地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三、应当进行什么样的反垄断
前些年，某些特殊势力指责国有企业赢利能力低下，唯有私有化才能解决效率问题。经过最近一二十年的改革，国有企业赢利能力明显增强，这些势力又攻击国有企业依仗垄断优势实现盈利。
其实，对于何谓垄断，我国的《反垄断法》有明确规定：“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包括：
(一)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
(二)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三)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按照这一标准，国有企业并不一定就是垄断企业，其赢利能力强也未必就是垄断暴利。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除了少数特殊产业外，多数国有企业都面临非常激烈的市场竞争。国有企业通过增强自身的综合实力，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也可以实现经济效益的改善。
垄断与否，受到产业经济性质的约束。一些网络化经营的企业如电信、电力、铁道、自来水等，往往具有自然垄断性质。在这些自然垄断产业中，各国往往采取企业独家经营、政府管制的方式，以满足社会需要。受益于上世纪60年代以来通信信息技术(包括传输、处理、存贮技术等)的不断突破，电信产业由传统的自然垄断产业演变为一个竞争性日益显著的产业。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有效地打破了电信运营业的垄断格局，还为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在其他多数自然垄断产业(例如城市自来水供应)中，并没有实现这样的演进;通过人为调整来破除垄断，很难取得好的效果。
历史研究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与垄断息息相关。重商主义的特许公司自成立时起，英国、荷兰、法国等各国政府就授予其垄断经营权。德国作为欧洲经济中的后起之秀，一段时间内也广泛默许各种形式的垄断行为，目的在于快速增强德国企业的竞争实力。至于像微软、英特尔等著名的跨国公司，也因为涉嫌垄断而招致执法部门的调查甚至处罚。可见，垄断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从世界范围看，飞机制造业是一个高度垄断的高技术产业。全球使用的民用航空飞机，
绝大多数都产自美国波音和欧洲空中客车两家公司。对于这种显而易见的垄断格局，美国和欧洲不仅没有反垄断的意思，相反，还通过一系列的支持措施帮助这两家企业增强竞争优势。美国政府曾授予波音公司巨额军机订单，支持它完成了对麦道的兼并;欧洲有关政府曾给予空中客车公司大量补贴，以支持它与波音公司的竞争。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政府、公众之所以能够容忍这种垄断的存在，原因有三：一是飞机制造业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它关系美国和欧洲的战略利益;二是高技术产业的进步，需要巨额研发资金，过大的竞争压力导致的技术和市场风险将使企业无法承受;三是波音和空客两家公司超强的游说能力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后发展国家在战略产业中没有一定程度的垄断，企业将很难自立于世界之林。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产油国，都未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石油化学工业。这些国家原油储量虽然在世界上占比很高，却依然饱受石油供应短缺的困扰;原因就在于全球石油市场处于几个寡头的控制之下。在这种环境中，中国石油企业处境本已相当困难，如果继续以所谓“反垄断”、支持民营油企等为理由，削弱中国的骨干石油企业，非但不能保障中国的石油安全、降低燃料价格，反而将有利于埃克森、不列颠石油等国际石油寡头清除竞争对手，并方便它们取中国企业的资源、产能、市场和利润而代之。
显然，垄断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其形成的原因又比较复杂，虽然它常常损害公众利益，人们对垄断也少有好感，但要轻易摆脱它的制约并不容易。近年来，中国在深化企业改革中，把破除垄断作为一个优先目标，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尽管垄断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普遍性，但垄断极易损害公众利益，因此，各国一般都反对滥用垄断地位，损害市场公平竞争、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中国的《反垄断法》也不例外。
在反垄断的问题上，无论是对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无论是对跨国公司还是本土企业，都应当一视同仁地开展执法活动，积极兴利除弊。一味指责国有企业垄断，要求其退出竞争性产业，而对跨国公司、私有企业的垄断置若罔闻，是显而易见的双重标准，对中国有害无益。这种做法的背后，要么出于对垄断的历史和实质知之不多，要么是以破除垄断为借口，为跨国公司击垮中国国有企业提供舆论支持。
四、“国进民退”是个伪问题
面对百年罕见的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通过对骨干国有企业加大投资力度，刺激国内市场需求，从而避免因出口市场萎缩造成经济滑坡。总体上讲，这些反危机措施收到了预期效果。但在这一过程中，某些特殊势力以个别产业(如煤炭)或者少数企业被收购、被兼并为借口，批评所谓“国进民退”，惊呼改革陷入停滞甚至倒退。按照这样的逻辑，国有企业被私有化就是改革和进步，国有企业收购经营不善的私营企业就是阻碍和退步。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观点，既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历史法则，在现实世界中也很难行得通。
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美国也采用国有化的措施，政府直接注资拯救花旗银行、通用汽车等支柱企业，使政府在这些企业的持股增加。“国进民退”政策，是西方国家抵御金融危机的重要宏观工具。类似的救市行动，欧盟、日本也不乏其例。这与拉美债务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对各国的要求完全相反。拉美、亚洲、俄罗斯等地的一些国家面对危机，迷信经济自由化的教条，放弃政府干预，结果使经济雪上加霜。
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应对危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通过国有企业进行投资，能够迅速进入重点产业、形成新的有效需求。这些需求又有力地刺激了对上下游、中小型企业的采购订货，从而为中国经济走出困境创造有利条件。以电信业为例，2009年初中央政府发放3G牌照，三家电信运营商当年投入数千亿元资金，建设3G通信基础设施，由此使上游设备制造企业、下游信息服务企业，获得了强有力的需求刺激，动力由此传导给整个产业链。
反危机很难放弃“国进”，因为政府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落实，无法脱离骨干企业资源。更何况，骨干企业的发展繁荣，必然刺激市场需求的增长，从而为更多的中小企业开拓增长空间。单单一个东风汽车公司，供应商就达到160余家，正所谓“一马当行、万马欢腾”。硬要把“国民共进”说成“国进民退”，要么是真糊涂，要么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其实，所谓“国进民退”中的“民”，无非是境内外私有资本的代名词而已。当年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即“国退民进”，不仅使本国寡头完成了财富积累的掠夺史，也使很多跨国公司有机会瓜分其资源、市场和利润。但这种改革，往往使人民大众利益受到普遍损害。如果在企业国有体制下，人们在法律上还有权分享企业创造的剩余的话，那么在私有体制下，这一权利在法律上将完全丧失。鼓吹“国退民进”的某些势力，表面看似乎为“民”鼓与呼。但是，由于贫富分化十分严重，少数人固然能够在私有化中获益，而对大量平民来说，削弱甚至摧毁国有企业，对他们并无好处。口口声声反对“国进民退”的某些势力，不过是打着民众的旗号、为少数人劫掠国有财富制造舆论而已。
五、如何看待和解决与国有企业相关的收入分配问题
把所谓“垄断企业”高收入指为收入分配问题的主要症结，与事实并不相符。首先，部分国有企业的高管收入水平并不能代表国有企业全体雇员的收入状况，从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看，现在很多私有企业的高管薪资与国有企业相比，并没有明显差别。其次，近年来，多数国有企业普通员工工资所得，保持了在企业收益中的合理份额(但也存在很多例外)。而问题是，其他企业(特别是一些所谓“血汗工厂”)中员工工资在企业收益中占比过低，这已严重损害了整个劳工阶层的利益。第三，在某些领域，灰色收入居高不下是导致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但此事涉嫌违法犯罪、与腐败问题关系更密，需要通过持续的反腐败努力来解决。
调整收入分配差距，应当通过完善所得税制度加以解决。具体地说，对就职于不同机构的劳动者，国家都需要按照统一的税制收缴家庭(或者个人)所得税。对于高收入者、超高收入者，可以实施更高的累进税率。之所以需要以税收而不是工资限额作为调整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工具，目的在于在调节收入分配的同时，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如果单单根据机构性质的不同(如党政机关、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设定不同的薪资限制标准，势必造成劳动力价格的极端扭曲。比如，当只有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资受到严格限制，而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却不受限制时，必然会造成国有企业优秀人才外流。时间一长，国有企业竞争力将不可避免受损。再比如，如果单单对中国企业的管理人员和员工薪资进行限制、而对外资企业网开一面，则势必损害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因此，企图对特定机构、特定人员薪资水平设限的思路，很难说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合理选择。
历史经验也证明了上述结论。当年韩国朴正熙政府引进外资企业，一方面允许不同企业采用各自的薪资政策，另一方面却通过收缴所得税，有效调整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当时的现
实是，在韩外资企业开出的薪水远高于韩国本土企业，如果放任自流，则势必使韩国本土企业人才流失、竞争力受损。朴正熙政府意识到这一问题后，采取了对高收入者实施高所得税政策。此举的效果，使工作在外资企业和韩国企业的劳工，收入差距缩小到10%-20%左右，从而有效缓解了本土企业的人才竞争压力，也避免了收入差距过大。这一明智政策为韩国短时间造就一批世界级企业发挥了良好作用。
当前，大量一线劳动者工资微薄，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出现这一问题的真正原因，不在于国有企业职工工资收入太高，而在于非国有企业职工工资收入在企业收益中占比过低。因此，从总体上讲，国有企业职工工资所得，较好地保住了在企业收益中的份额，是合理而且应当的，不能强逼国有企业薪资水平向底层看齐。当务之急在于，政府和工会等组织应当推动非国有企业提高工人工资在企业收益中的合理占比，避免利润侵蚀工资的状况继续恶化。随着中国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必须让公众分享改革成果。正如邓小平早就预见到的，如果发生两极分化，必然会导致贫富矛盾、城乡矛盾、地区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等不断恶化，将无法保持国家稳定和社会和谐。
(作者单位：中国联通综合部)
①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②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
③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
柱性产业
④要努力为人民提供广阔的文化舞台，让一切文化创
造源泉充分涌流
⑤开创全民族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
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中华文
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
(1)主体：亿万人民参加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2)目的：完善社会志愿服务体系，形成男女平等，尊老爱幼，互爱互助，见义勇为的社会风尚
(3)形式：丰富多彩
(4)对当代青年的要求①投身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
②为培育知荣辱，讲正气，做奉献，促和谐的文化风尚身体力行③做新时期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者
①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②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
③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
柱性产业
④要努力为人民提供广阔的文化舞台，让一切文化创
造源泉充分涌流
⑤开创全民族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
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中华文
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
(1)主体：亿万人民参加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2)目的：完善社会志愿服务体系，形成男女平等，尊老爱幼，互爱互助，见义勇为的社会风尚
(3)形式：丰富多彩
(4)对当代青年的要求①投身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
②为培育知荣辱，讲正气，做奉献，促和谐的文化风尚身体力行③做新时期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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