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对中国农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内容提要：以中国大陆地区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开展相关的实证分析，发现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实施显著地促进了农民生活消费水平的提升。为此，进一步全面落实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通过各种制度性的激励，提高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积极性，是提升农民消费支出水平、拉动农村地区内需水平的一条有效途径。
关键词：新型农村养老保险 农民 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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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构建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主要任务，也是衡量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性指标之一。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是相对于以前我国各农村地区实施的传统农村养老保险而言的，其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一起，构成了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基础和支撑，也是完善农村经济社会体制，以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根据党的十七大的基本精神和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基本要求，2009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继而在事实上推动了以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三大支柱为基础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在我国部分农村地区的落实，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向前深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截止到2010年底，全国大陆地区的31个省市全部落实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试点工作，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共有1.03亿的农民参加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①其发展的速度和规模，都远远超出了党和国家的预期水平，在短时期内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已有的相关实证研究表明，对于农业人口众多、农业生产尚未完全摆脱传统小规模的家庭经营模式的中国而言，广大农村居民长期以来都具有着很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心理，②而且在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长期存在的背景下，由于对未来的收入、养老等问题充满着不确定性，在现实中，广大农民群众有较强的预防性储蓄行为。③这使得虽然近年来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一直在快速提升，但无论是在绝对量上，还是在相对量上，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始终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伴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中国农业从业人员已经呈现出老龄化、文化程度低、以女性为主的特点，杨天荣：《中国农业生产主体探索》，《人文杂志》2013年第11期。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落实，一方面是为了贯彻落实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建立这一基本要求，逐步解决我国农村居民的基本养老问题，使广大农民群众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能够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逐步转型的背景下，促进广大农村地区的消费需求水平的不断提升，提高广大农村地区的内需水平，以此来进一步提高我国的整体内需水平。有鉴于此，在中共中央新一轮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各项政策相继启动和落实的过程中，探索近几年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落实是否对我国农民的消费水平产生了实际影响，以及其落实对我国农民的消费水平究竟产生了哪种影响，在当前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其能够为党和国家贯彻落实相关的政策，以及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政策方针，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和现实依据。然而到目前为止，关于这方面的相关研究还很少。
二、经验性判断
按照凯恩斯所建立的基本消费理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水平是逐渐递减的，即在现实中，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其新增单位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数额，将表现为逐渐地减少。因此按照凯恩斯的消费理论，在现实中，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重也将表现为逐渐地下降。然而，根据2007～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关于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所展开的相关统计和计算显示，在2006～2010年这五年时间里，虽然中国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水平取得了逐年攀升，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用于生活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下降的幅度并不是十分显著。尽管在2010年，中国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5919元，相比于2006年增长了65%，但是该期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占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仅从2006年的0.789略微下降到了2010年的0.75，其下降的幅度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幅度形成较大反差。特别是在2009年，随着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占人均收入水平的比重，还出现了略微地上升。数据来源于2007～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这一消费支出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重变动的数据事实，似乎能够使我们做出一个初步的经验性判断，即由于各地区在2009年开展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广大农民群众消费水平的提升。当然，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判断是否在事实上真正成立，还需要结合相关的数据资料，展开相关的实证探索和检验。
三、实证检验
1.实证方法的设定与样本的选取
已有研究表明，中国社会变革有着较强的渐进性与秩序性导向，即各领域、各方面的体制和制度变迁在现实中持续发生。刘燕：《中国转型模式：一个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人文杂志》2012年第3期。自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中国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速度较之前明显加快，改革所涉及的领域也更多元化。与此同时，自2003年以来，在中央连续发布的十个中央一号文件的持续推动下，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改革进度也明显加快，在这一过程中，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农业的生产经营模式，以及农村的各项经济社会制度，都在持续地发生着变迁。因此，为了能够尽量避免其他制度和体制方面的变革对我国农民消费水平所产生的影响，决定了我们在实证探索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对我国农民消费水平所产生的影响时，应该在满足能够展开实证分析和回归分析的需求的前提下，把研究的时间区间尽量缩短。另一方面，由于党和国家自2003年起开始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逐步落实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并在2006年底开始在全国的广大农村地区普遍推广，因此如果时间区间涵盖了2003～2006年这三年，那么就必须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于我国农民消费支出水平的影响加以考虑，这无疑将为我们的研究增添不必要的负担。因此综合权衡这两方面的因素，我们首先将实证研究的时间区间界定在了2006～2010年这五年时间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进入到本世纪之后，中央就制定并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落实了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但该项制度对广大农民群众所带来的影响，是直接提高了农民的确定性收入水平，除此之外，长远来看，其并不会对农民对于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因此可以推定，农村税费改革制度的落实，并不会通过改变农民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而间接地影响其当前的消费支出水平。与此同时，为了能够满足实证分析对于样本量的需求，并使得实证分析的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和一般性，我们选取2006～2010年我国大陆地区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作为实证分析的样本。为了尽可能准确地测定出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对我国农民消费水平产生的实际影响，在开展实证分析的过程中，我们采取了虚拟变量法，也就是在解释变量中添加了一个代表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是否开始实施的虚拟变量，并以2009年作为时间节点，将2009年以前的各个年份设定为0，将2009年和2010年设定为1。
2.变量的选择与样本数据的说明
关于其他变量的选择方面，是严格地以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消费的基本理论以及已有的相关实证研究为基础而展开的。首先，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经典收入理论，尽管现实中有诸多的因素会影响一个人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支出水平，但是影响一个人消费水平的最为核心因素，还是其自身的收入水平，因此当对我国农民的消费问题展开实证研究时，必须对农民自身的收入水平这一变量加以考虑;其次，按照凯恩斯的收入理论，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这也就意味着，在线性关系的表述下，对于消费支出水平而言，除了与收入水平有关之外，还可能与收入的平方之间存在着反向的关系，因此在开展实证研究的过程中，也就需要对这种关系加以考虑;再次，根据近年来国内有关学者的研究，对于正处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中国而言，由于市场机制本身的不完善等问题，使得除收入水平之外，诸如人口的抚养比，万广华、史清华、汤树梅：《转型经济中农户储蓄行为：中国农村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3年第5期。以及社会的消费价格指数等因素，在很多时候也会影响到人们的消费心理和消费支出水平。比如当一个农村家庭的老年人口和儿童人口数量较多时，往往该家庭的消费支出水平也相对较高，而当社会的消费价格指数较高时，人们往往可能会降低当期的消费支出水平。与此同时，虽然在已有的很多相关研究中，主要是通过采用以某一固定的年份为基期而经过计算所得到的各年的价格指数来反映社会消费品价格指数的变动情况，但是王宇鹏所开展的一项实证研究发现，在现阶段的中国，与通过前述这种方法所计算出来的社会消费品价格指数相比，以同比和环比所代表的消费价格指数，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消费意愿和消费支出水平所具有的影响实际上更大。王宇鹏：《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11年第1期。最后，最新的相关研究表明，从宏观层面来看，一个地区的人口性别比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该地区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例如，哈继铭就曾指出，男女比例的失衡和不协调，会导致很多男性在适龄的时候难以娶到老婆。这使得在我国的农村地区，有了大房子、大彩电，才算是有了娶老婆的资本。哈继铭：《性别比出现问题将促进消费增长》，参见腾讯财经网，2009年11月6日，http：//finance.qq.com/a/20091106/004421.htm.这是符合逻辑的，比如在现实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如果一个农村家庭有男孩，那么为了能够在男孩适婚的年龄盖上大房子，买上好的家电和家俱，在男孩未成家之前，全家都会尽可能地节省消费开支，将所挣得的大部分钱先攒起来。因此，综合上述的四个方面的讨论，在实证探索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对我国农民消费水平的实际影响时，就可依据上述的讨论，具体构建如下的计量经济模型：
Cit=βxit+ai+μit
具体而言，在该面板数据模型中，C被用来代表各省市农民的人均消费支出水平，i被用来代表我国大陆地区的各省市(i=1，2，，，31)，t被用来代表不同的年份(t=2006，2007，，，2010)，x被用来代表影响农民消费支出的诸多解释变量(其中也包括用来反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是否落实的虚拟变量)，β被用来代表各解释变量的系数，也就是模型中有待估计的参数集合。此外，根据面板数据模型的基本分析原理，在该模型中，α被用来代表每一个个体(各省市)所具有的不同的常数项，μ则被用来代表一些不可观测、但是却可能会对农民的消费支出水平产生影响的随机干扰项。
在设定了具体面板数据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前述关于各变量选择的基本讨论，以及结合现实中数据的可得性，通过对2007～201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展开进一步的计算，我们分别选定以2006～2010年各省市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水平(元)、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元)、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方(元)、人口老年和儿童的总抚养比、男女性别比，以及各地区的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分别作为该期间各省市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人均收入、人均收入的平方、人口抚养比、男女性别比，以及各省市农村地区消费价格指数的代表。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在下面的整个实证研究过程中，我们所应用的都是EVIEWS6.0统计分析软件。各样本数据的具体统计性描述如表1所述。
3.豪斯曼检验
按照计量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面板数据模型本身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一般来说，对于研究中所设定的面板数据模型来说，基于代表各横截面个体不同的常数项是否与各解释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可被具体划分为固定影响模型和随机影响模型两种主要的类型。而且通常来说，在使用相同样本数据的情况下，以两种模型形式对同一面板数据模型展开回归分析，在回归的结果上也很可能会出现很大的差异。虽然有研究表明，在横截面个数与时间序列的个数相当或大于时间序列个数的情况下，基于两种模型形式对同一面板数据模型展开回归分析后所得到的结果并不会存在太大差异，但是不管怎么说，只要存在差异，那么不管差异或大或小，对模型形式的鉴定同样非常必要。所以，为了能够提高回归结果的准确性，在开展具体的回归分析之前，还要先确定我们研究中所设定的面板数据模型具体属于前面两者中的哪一类。在这方面，通过采取为很多学者所曾采用过的豪斯曼(Huasman)检验法，即首先对所设定的面板数据模型在随机影响的情况下展开回归，并在回归的基础上施以豪斯曼检验，可以发现，EVIESW6.0输出的豪斯曼检验的卡方统计值达到16.82，相关的D.F值达到6，反映拒绝原假设犯错误可能性的概率P，则在数值上仅达到0.0096，远小于0.05的通用临界概率值，因此，检验的结果无疑拒绝了我们所设定的模型属于随机影响模型这一假设，也就是说，对于本文所设定的面板数据模型，应具体属于固定影响模型。
4.回归分析与结果的解读
在确定面板数据模型具体形式的基础上，就可以结合所选取的样本数据，对面板数据模型展开具体的回归分析。对于我们所设定的面板数据模型，在回归的过程中，通过采取固定影响回归方法，并采取怀特(White)加权法和广义最小二乘(OLS)，我们得到了如下表2所示的基本回归结果。在现实中，由于受到文化、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各省市之间的随机干扰项的方差很可能会出现不一致，因此在回归的过程中，我们选择了怀特截面加权和广义最小二乘法，以尽量消除模型中所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
总体的回归结果显示，调整的R2在数值上达到了0.968，虽然面板数据模型本身的调整R2就要比时间序列数据和横截面数据表现得更高，但是这同样能够说明我们所设定的模型的整体拟合情况非常好。此外，从具体变量的系数在数值上的表现及其显著性上来看，首先，代表自发性消费支出的常数项，不仅在数值上表现为大于零，而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样的回归结果，与经典消费理论的基本假设基本相一致，即无论人们的收入水平有多高，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都会有一些自发性的消费支出是不可避免的;其次，从回归结果上来看，各省市农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以及各省市农村地区的男女性别比对各省市农民人均消费支出水平的影响，不仅在数值上表现为正，而且也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与相关的消费理论和已有的相关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吻合，也符合我们直观上的逻辑推断;再次，代表边际消费倾向变化量的各省市农民人均收入平方的系数，以及各省市农村人口抚养比的系数，不仅在数值上表现为负，而且也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边际消费支出水平是递减的，同时，随着人口抚养负担的加重，人们的消费支出水平也将趋向减少，这同样都与已有的相关实证研究结果相一致;最后，我们最为关心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落实对于各省市农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不仅在数值上表现为显著地大于零，而且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落实，由于使广大农民群众降低了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继而降低了广大农民群众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行为，因而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即期消费支出水平。从具体的系数值上来看，这里的回归结果说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落实，使广大农民群众每年的消费支出增加了44.249元(参见表2)。
四、结论与建议
利用近年来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所提供的相关统计数据，通过采取经验上的事实性描述，以及开展相关的实证研究，本文发现，在全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各项制度的过程中，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要任务之一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落实，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我国广大农民群众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行为，继而使农民形成了更加合理的消费预期和消费习惯，有效拉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即期消费支出水平的提升。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在国家大力提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拉动型转变的背景下，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不断落实，无疑能够有利于扩大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内需水平，继而对我国整体的国内需求水平的提升做出贡献。有鉴于此，在今后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当中，国家应继续加快落实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并通过相关的制度激励和机制设计，解决制约广大农民群众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各种体制和机制障碍，提高广大农民群众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各级政府部门应不断加大对于农村养老保险的宣传力度，加强相关的配套性制度建设，使广大农民群众对未来的老年生活形成持久性的收入增长预期，引导并稳定广大农民群众形成合理的消费预期和消费习惯，降低广大农民群众因担心未来的养老问题而产生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储蓄行为，以此来放大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落实对农民消费支出水平所形成的“乘数效应”，拉动广大农村地区消费水平的提升和国家整体内需水平的持续提高。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还表明，对于当前我国广大农民群众的消费支出水平来说，其自身的收入水平同样具有核心性的影响作用。因此，为持续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消费支出水平，在今后，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也应加快落实稳定的集体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在坚持农业家庭经营基础地位的前提下，引导各农村地区结合本地区的自然条件和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经营，促进农产品深层次加工产业的发展，不断延伸农业生产经营的产业链条，拓宽广大农民群众的收入空间和渠道，与此同时，各级政府也应以此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指导，以决定中提出的“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等一系列惠农政策为契机，在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加快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继续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以加快打破制约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同步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障碍，为农民收入水平的加快提升，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缩小创造更多的机会。
此外，为了能够更加全面地提升广大农民群众的消费支出水平，从政策的可制订性、可执行性以及宏观经济的可控性上来看，在全面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建立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在坚持和发挥市场配置各种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制定更加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科学、准确的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农村地区的物价水平积极展开调控，稳定农村地区的基本消费品价格水平，也是各级地方政府部门在今后所应重点关注和努力解决的事情。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秦开凤
作者：杨宏亮
[摘要] 从高浓度磷肥产业发展过快的现状出发，分析了外商化肥分销业务进入中国市场的形式及后果，提出国家应给予国内企业积极的政策支持，以及化肥企业应从六个方面大力提升竞争力，是应对外商分销业务影响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外商 化肥分销 中国市场 应对措施
经过中国加入WTO后的五年保护期，中国化肥市场已于2006年12月后全面对外商全面开放，外商分销业务从此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国内化肥分销渠道的垄断局面也从此被打破。由于中国市场全面融入国际市场竞争的时间较短，同时化肥行业作为一个特殊的行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渡期较长，国家政策干预力度较大，化肥企业没有更多高强度的市场竞争经历，缺少市场运作经验，资本积累较为薄弱，分销渠道尚不成熟，未能形成规范化、规模化的化肥分销体系，缺乏整体竞争力。而外商则具有长期积累的分销实力和经验，加之有过去多年国外化肥品牌在中国长期影响及其良好的市场基础，因此外商进入国内化肥分销领域开展批发和零星业务将导致国内化肥市场竞争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化肥企业必须采取积极措施，应对这一挑战。
一、中国高浓度磷肥产业发展现状
我国现代高浓度磷肥工业以投资260亿元建设的五大磷肥基地为代表，经过15年的发展，在工程设计、生产实践和市场网络建设等方面已基本成熟，并在消化引进技术装备的基础上，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自主知识产权体系和装备制造业，产品实现自给。以国产磷酸二铵为例，截止2007年末，装置规模已达到996万吨，实际生产总量达到686万吨，当年出口197万吨和进口54万吨，国产磷酸二铵占国内表观消费量的90%，这使入世前进口磷酸二铵一统天下的格局被彻底打破。与此同时，以云、贵、鄂等省磷资源为依托的一大批磷酸二铵产品，其产品内在品质和外观质量指标与进口产品的差距不断缩小，加之高强度的广告宣传、市场网络建设、终端农化服务等措施，使国产磷酸二铵的整体竞争力大大提高，进口磷酸二铵昔日的辉煌已不复存在。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认识到，由于行业发展速度过快，中国磷肥多数品种已供过于求，加上投资惯性所产生的生产能力，全行业已进入过剩时期。国内磷酸二铵规模的快速发展，必然导致国内市场供过于求，国内磷酸二铵600万吨左右的市场空间难以容纳国产磷酸二铵为主(部分进口)的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国产磷酸二铵与进口磷酸二铵的竞争、国产磷酸二铵之间的竞争以及磷酸二铵与磷复肥产品之间竞争都将进一步加剧，特别是在2007年国外分销体系进入中国市场以后，国内的磷肥竞争格局又有新的变化，竞争更加激烈。
二、外商化肥分销业务对中国市场的影响
尽管中国磷肥产品已进入过剩时期，但中国作为全球化肥需求的第一大国，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外任何一家有实力的生产商和贸易商都不会放弃这一市场。我国化肥分销市场对外开放后，外国厂商将蜂拥而至，乘机全面进入中国市场。据有关统计，开放一年多来，已有近百家外商进入中国分销市场，他们进入的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在中国化肥企业注入股份，享有一定比例的产品分配权，并利用企业原有分销渠道销售自己的品牌。这种方式一旦走顺，外商品牌便会逐步挤占主导地位，国内企业的原有品牌终将消失。二是外商在市场淡季以略高的价格在国内企业贴牌加工产品，任意选择国内市场，通过与当地分销商的合作进行销售，实现外商资金和品牌优势与本土分销渠道优势的有效结合，这将导致国内企业市场份额下降，同时对当地化肥市场产生较大冲击。三是外商将国内产品直接引入中国市场与中国的实力较强的分销商合作建立新的渠道进行销售，这使中国产品过剩的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总之，外商凭借其品牌、资金、管理和服务等优势全面进入中国分销业务，对国内化肥企业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因此，认真分析外商进入国内分销业务的利弊，大力培育和加强企业分销体系建设，为加快提升分销渠道竞争力创造有利的市场环境条件，以便在新的竞争中争取主动，是化肥企业面临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三、国家应采取政策支持措施
目前我国化肥呈“磷少、钾缺、氮饱和”的产品结构状况，整个化肥行业的生产和流通体系并不完全成熟。特别是磷肥行业，虽然已形成较大的行业生产规模，但产业集中度较低，资本积累薄弱，而且缺乏系统科学的市场运作经验，尚未形成有竞争力的营销体系;加之国内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和市场环境正在培育过程之中，与外商展开全面竞争并顺利实现与国际市场接轨，仍然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为了有效应对外商进入的冲击，抢抓机遇，迎接挑战，在激烈的竞争中实现做强做大的目标，需要国家在宏观调控政策上给予保护和支持。
1.控制磷酸二铵及复合肥的发展规模。鉴于目前磷酸二铵及复合肥的生产能力已呈饱和状态，如继续在规模上增长，将会导致产品资源和生产要素的巨大浪费。
2.进一步加大对国内化肥生产和流通企业的支持力度。在产品生产储备和农资流通储备上给予政策性贷款支持和贴息补助，以缓解生产和流通各环节中资金短缺和财务成本过高的压力，促进产供销良性循环。
3.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和实施监管，维护行业市场秩序。加强法制建设，强化市场规范管理，扶强弃弱，打击假冒伪劣，维护市场秩序，构建有序的竞争环境，以利在规范的市场运作中培育一批既能适应国内市场条件，又能适应国际贸易规则的优势企业。
4.鼓励国内化肥产品出口。通过恢复磷酸二铵出口退税政策，鼓励国内高浓度复合肥企业出口产品，积极抢占中国周边国际市场，缓解国内市场竞争压力，推动化肥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资源、两个市场，实现资源全球化的优化配置。
5.推进化肥与相关产业链整合。国家在加大农技推广服务，提高农民种植水平，优化农产品结构，提升农民素质，提高国内化肥需求总量和农产品质量的同时，大力推进相关服务项目与化肥生产企业紧密结合，形成生产、流通、服务一体化的良性循环体系。
四、化肥企业提升竞争力的应对策略
1.加大品牌培育力度。随着化肥分销体系的放开，国内市场竞争国际化，品牌竞争将成为市场竞争的焦点。由于品牌是外商的优势，中国的化肥企业要在激烈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必须把品牌建设作为企业战略的重要内容，打造一流品牌，发挥品牌效应，以取得市场竞争的主动权。目前，我国化肥行业全国性知名品牌不多，國际化品牌更是缺乏，难以同国际知名品牌相抗衡。为此，一要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构建产品差别优势，让用户满意，增强用户对国产品牌的忠诚度。二要加强国产品牌宣传，不断提升国内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塑造良好的国内品牌形象。三要按照复合化、系列化的原则，增加产品品种，形成优势产品组合，满足用户多层次的需求，拓展品牌内涵。四要加大品牌国际化的推广力度。
2.巩固与经销商的合作关系，构建牢固的营销网络体系。外商进入国内分销领域，不可能把国外的分销体系移到中国，实质上是利用国内的经销商资源，发挥外商的品牌和资金优势，抢占市场批发和零售业务。因此，国内企业与外商进入分销市场的竞争将体现在批零市场方面的竞争，也就是争夺批零经销商的竞争。为此，国内企业必须加强与经销商的战略合作，建立紧密利益共同体，通过保护区域经销商的利益，特别是把利益向基层终端经销商倾斜，充分调动各级经销商的积极性，提高合作忠诚度，努力构建强大的营销网络体系，提升厂商持续竞争力。
3.努力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服务是外商的优势，也是外商参与竞争的重要竞争手段，而这又是国内企业的薄弱环节。毫无疑问，服务竞争将成为国内企业与外商竞争的重要内容。为此，我们必须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服务技能，充分利用国内农业“三站”的农技资源，乘借政府“万村千乡”工程的东风，发挥中国的传统文化优势，构建富有企业个性和中国特色的营销服务体系，不断扩大服务内涵，丰富服务形式，提高服务质量，把服务特别是农化服务落实到终端化肥营销的环节中，植根于终端村户的种植施肥过程中，大力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提高用户的满意度。
4.加强企业联合，建立优势互补、综合竞争实力强的企业集团。大品牌大集团是国外厂商的优势之一，目前国内化肥企业规模不大，产品单一、优势分散，资源不配套，缺乏参与多层次、高强度、国内外、全方位的综合竞争实力。要与国外厂商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展开竞争并赢得竞争，走联合做强、合作竞争之路理应成为国内企业的发展方向。面对中国市场全面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压力，国内企业应在政府的积极引导和调控下，采取国有资本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参与的股份制方式，加快联合组建具有行业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的步伐，以实现对资源、技术、生产、产品、品牌、市场、管理的优化配置和要素集中，构筑紧密质优的资本壁垒，以提高国家对涉及国内重要资源、重要产品的民族工业的控制力，在满足国内可持续需求的同时，迅速走向国际市场。
5.坚持“走出去”战略，积极开发国际市场。坚决固守国内市场是国内企业的毫不动摇的长期战略。但由于国内市场空间的有限和适应全球化竞争的需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冲出国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也是国内企业做强做大的必由之路。相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以及中东等化肥资源型的国家，我国化肥企业缺乏竞争优势，但相对于中国周边的南亚、东南亚及澳新和众多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如宏福在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产品可与嘉吉品牌相抗衡，品牌知名度较高)，我国化肥企业具有不少优势。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出口途径，拓展企业市场空间，将使企业更加有效地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求得快速发展。此外，国内优势企业在国外办厂、带料加工、租赁承包、带资参控股等方式也是企业走向国际舞台可选择的路子。
6.走相关多元化发展道路。中国虽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又是一个农村人口大国，一方面对发展农业的依赖性强、化肥需求相对稳定，另一面农业难以形成规模生产，农产品整体竞争力不强。这一国情决定了化肥作为支农产品，盈利空间十分有限，如有大的市场波动，将面临亏损风险。因此，化肥企业要做强做大，必须按照“化肥业内求发展、跳出化肥谋壮大”的思路，不断创新经营思维，拓宽市场出路，拓展市场空间，遵循“以化补肥，以贸补肥”的方针，积极开展以核心资源为依托的相关多元化的发展，一方面加强深加工、高附加值的产品和市场开发，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化肥网络资源，开展农产品及相关产品的贸易经营，培育更多的利润增长点，进一步提高企业整体经济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五、结论
外商化肥分销业务进入中国市场后，对国内化肥，特别是磷肥行业将产生重大影响是必然的。国内磷肥企业只要早作准备，积极应对，一方面争取国内政府在控制行业规模，政策性贷款、市场监督、产品出口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同时，企业自身勇于面对市场竞争，通过提升产品品牌，提高服务质量，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强同业优势整合等措施，国内磷肥行业将会在与外商竞争的过程中取得主动，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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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安德鲁·坎贝尔,凯瑟琳·萨姆斯·卢克斯.战略协用(第2版).任海通,龙光伟,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95～283
作者：秦远建 周 义 张 杰
摘要 基于1990-2008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本文首先对中国化肥投入面源污染的库兹涅茨曲线进行验证，并对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化肥投入面源污染时空演变规律的驱动因素进行理论与定量探析，以期为协调农业环境与经济增长和谐发展，进而实现中国化肥投入面源污染库兹涅茨曲线的低值超越找寻政策着力点。结果表明，中国化肥投入面源污染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典型的倒U型曲线的关系。在影响中国化肥投入面源污染时空演变的诸多因素中，居民收入水平和环境需求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农业环境的污染程度;农民非农就业程度的不断提高、城乡二元环境管理体制、蔬菜和瓜果类等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大幅度增长和复种指数的提高是中国化肥投入面源污染不断加剧的重要原因。农业技术进步有利于降低中国化肥投入的面源污染，但由于中国农户的经营规模小和农业科技研发、推广和应用水平低下，使得农业技术进步环境效应并未得到充分发挥。
关键词 化肥;面源污染;EKC;驱动因素
文献标识码 A
大量权威研究表明，在诸多引致因素中，因过量和不合理施用化肥所带来的养分流失逐渐成为中国农业面源最主要的来源之一[1-4]。中科院南京地理所对湖泊富营养化的研究表明，农田肥料污染的负荷平均为47%，农业面源污染物中总磷、总氮分别占滇池水污染物总负荷的46%和53%，占太湖水污染物总负荷的37%和13%。同时中国每年在粮食和蔬菜作物上施用的氮肥，有大约17.4万t流失掉，
而其中一半的氮肥从农田流入江河湖海，对当地、区域甚至全球范围的环境和生态系统功能产生严重的影响。有证据表明，化肥的过量和不合理的施用是一些地区湖泊和河流如滇池、淮河、巢湖和太湖等遭受污染和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来源之一(国家环保总局，2005年)。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农业集约化压力仍会不断加大，如果政府不采取相关管理与规制措施控制农户过量和不合理的化肥投入，中国化肥投入的面源污染问题将会更加严重。中国化肥投入面源污染的强度和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使如何控制化肥投入的面源污染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尽管环境保护者和政策制定者已经认识到化肥施用对农业环境的破坏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但是人们还没有找到切实有效的控制与管理手段。因此，探寻中国化肥投入面源污染时空演变规律及其驱动因素，意义重大。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假设表明，经济增长通过改变经济规模、经济结构、技术水平，通过改变公众和政府环境的需求弹性，通过促进政府制定并实施相应的环境政策和制度等方面对生态环境的变化产生一系列的影响。研究者[5]认为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经济发展、收入分配之间的倒U型关系，也就是说，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水平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的变化特征。那么中国化肥投入的面源污染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是否也存在这种耦合关系?如果存在，中国化肥投入面源污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变动规律的影响因素包括哪些方面?各因素的影响机理、影响方向与作用程度如何?
1 中国化肥投入面源污染环境库茨涅茨曲线的验证
1.1 理论模型
参考前人研究[6]，本文选择如下经济增长——环境质量的回归方程来对中国化肥投入面源污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模拟，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1)、(2)式中，TNit、TPit分别为i省在t年化肥投入的总氮污染和总磷污染，α0、α1、α2、β1、β2、β3为模型系数，gdpit为i省在t年剔除通货膨胀因素(以1990年为基期)后的人均GDP数量，ξit、δit为随机误差项。可以根据模型系数的符号对中国化肥投入面源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判别，以总氮污染为例，若α1>0且α2<0，表明化肥投入的总氮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EKC曲线的关系，也即对中国化肥投入面源污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了验证。
1.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施用与污染排放量之间的响应关系。同时，本文选取省际实际人均GDP作为衡量区域经济增长的指标，运用消费者价格指数把各年的人均GDP数据调整到以1990年为基期，将以上年为100的环比CPI换算成为以1990年为基期的定基比指数。其中，定基比指数的换算方法为：本年以1990年为100的定基比CPI=本年以上年为100的环比CPI×上年以1990年为100的定基比CPI指数/100，上述两方面指标的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业统计资料》和《中国农业年鉴》。
1.3 计量结果与讨论
在进行分析之前，需要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单位根检验是基于以下方程：
yit=ρiyi,t-1+xitδ+υit i=1,2...,N,t=1,2,...T(3)
上式中，N为面板单位数量，T为面板单位的时间跨度，xit为外省变量，包括任何固定效应或时间趋势，υ为相互独立的异质扰动项。判别面板序列的平稳性准则为：若|ρi|<1，则对应的数据序列平稳，而|ρi|=1，则所对应的序列为非平稳数据。为了使平稳性检验的结果更可信，本文同时选择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中的LLC检验、IPS检验、Fisher ADF检验和Fisher PP检验等四种方法，具体的检验结果见表1。
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的原始数据并不平稳，在对各变量取一阶差分后，除了DGDP没有通过Breitung检验外，其他变量均通过了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可以对各面板数据序列进行计量分析。根据Hausman检验的结果，本文
选择截面固定效应模型对中国化肥投入面源污染EKC曲线进行模拟，模型的回归结果如下：
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2和表3)验证了中国化肥投入面源污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也即人均GDP与化肥投入的总氮污染、总磷污染之间存在典型的倒U型曲线的关系，且R 2分别达到了0.982 413和0.889 806，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各污染变量EKC曲线模拟的方程结果分别为：
总氮污染：TN=10.445 21+0.010 714GDP+(-3.13E-08)GDP 2
总磷污染：TP=0.310 993+0.010 112GDP+(-4.25E-09)GDP 2
上述模拟结果向我们传达了两方面准确无误的信息：第一，伴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化肥投入的面源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规律。但结合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和政府环境管理与规制政策的完善程度，这种由于化肥过量和不合理施用所带来的环境效应将会持续加剧，进而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一系列不良的影响。同时，由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使得各地区化肥投入面源污染所处的阶段也存在差异。虽然我们并不能改变环境污染的变化路径，但我们可以通过制定并完善农业环境管理制度来实现EKC曲线的低值超越，实现经济与农业环境的协调发展。第二，在化肥投入数量和化肥施用强
度不断增加的前提下，中国化肥投入面源污染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现象，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农户化肥施用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化肥施用结构的日渐合理和化肥利用效率不断增加，降低了化肥投入的面源污染。因此，进一步提高农户化肥施用的技术水平可能是控制并降低化肥投入面源污染的关键。
为了更清晰的阐明中国化肥投入面源污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变化的决定因素，进而找寻实现中国化肥投入EKC低值超越的政策着力点，本文接下来将对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农业化肥投入面源污染时空演变的驱动因素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
2 中国化肥投入面源污染时空演变的驱动因素分析
2.1 理论模型
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制度的变革以及农产品需求数量和结构等方面都将发生相应的变化，进而对农业生产结构、耕地利用方式和农业集约化程度的变动产生影响，并在环境因子的作用下对化肥投入面源污染产生不同的影响。同时，经济发展带来人们对高质量农产品以及农业环境服务的需求增加，以及整个社会对环境的投资能力不断加强，这些因素会对生态环境的改善产生较强的正向影响。
具体而言，经济发展带来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转变，进而对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动产生影响，最终对农业化肥投入的环境效应产生影响。农业结构变动的重要内容是种植业结构的变动，它的变化将导致化肥投入数量和强度发生变化，从而对农业面源污染产生不同的影响。种植业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规律的外在表现之一，是为了满足居民日益多元化农产品需求的结果，也是在耕地稀缺性增强的前提下追求单位耕地面积利润最大化的经济诉求，这必将带来耕地利用过程中农户等生产主体化肥要素投入方式与投入强度的变化，进而对农业环境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特点。
经济发展伴随着技术进步，能够优化农业生产的要素投入品质、结构，降低化肥施用的面源污染效应，可以有效的减少环境压力。但我国农业技术进步不明显，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不健全和农业技术使用主体的素质相对较低，可能使得经济发展对中国化肥投入面源污染的技术效应不能得到良好的发挥。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的环境管理制度也将不断完善，这有助于对农户的生产行为和环境治理行为进行规范，进而有效降低化肥投入的面源污染程度。
随着农业资源稀缺程度不断提高，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稳定，农业集约化的压力不断加大，而相关政策制度的制定并不完善，这将导致化肥投入面源污染等一系列环境问题的产生。具体的逻辑思路为：①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逐步推进，城市人口和城镇就业人口的规模迅速扩大，进而增加了对农产品的需求，同时，以农产品加工部门与行业的迅速发展，农产品的中间需求增加，也会带来农产品需求数量的增加和需求强度的加大。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农产品需求，在耕地和农业劳动力日渐稀缺的环境下，化肥要素投入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要素投入之一，施用数量的增加和施用技术的滞后，将形成面源污染效应，进而对生态环境产生潜在的不断加大的环境风险。②经济发展，城市公共建设用地和非农产业建设用地的需求大幅度增长，而耕地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成本最低，所以必然会出现经济发展过程中耕地快速非农化的现象。目前，即使中国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所谓的占补平衡也并不能改变这一现状。总的来说，耕地面积减少和耕地质量的整体下降，农业生产集约化的压力不断加大，化肥施用的面源污染也可能呈现日益加重的趋势。③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受比较利益因素的支配，大量农业劳动力从农业流向非农产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将直接增加农业劳动力的机会成本，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将促使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更多地采用耕地集约型和劳动力节约型的手段与技术，其中，化肥投入是最能够实现上述目标的要素，它的施用量必将呈现出增长态势，对环境质量的下降具有较大的潜在的风险。
同时，也要看到，经济发展对化肥施用面源污染的控制与改善也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具体为，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人们对农产品质量及其生产环境的需求将不断提升，也就是说，经济的发展可以使农业环境质量纳入消费者效用函数，从市场需求约束的角度诱使农业生产者
和政府逐步关注农业环境质量。经济发展也为亲环境农业生产技术如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使用和推广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基础，最后，经济的发展将带来农民教育程度的提升，环境认知能力增强及环保意识更加深入，这些因素都能够对化肥施用面源污染的控制与改善产生积极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构建中国化肥投入面源污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变化规律驱动因素分析的理论模型，具体形式为：Yit=αi+∑jγjiXit+σ，其中Yit表示化肥施用面源污染指标，X为各影响因素，γ为表征各因素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的回归系数，α为常数项，σ为误差项，i表示省份，t表示时间(年份)。
2.2 变量选择、指标选取和数据处理
本文主要选择1990-2008年中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化肥投入所带来的TN和TP污染量之和作为因变量，选取城乡二元环境管理制度、居民环境需求、农业技术进步、耕地需求程度、农民非农化程度、和种植业结构等为自变量，定量研究中国化肥施用面源污染时空演变的影响因素。其中，人均GDP的处理与前文相同，剔除了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统
一调整到以1990年为基期;复种指数为各地区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与耕地面积的比值;蔬菜瓜果类作物播种面积占比是这几类作物的播种面积除以各地区农作物播种面积的结果;
农村居民收入结构是通过农村居民的工资收入除以纯收入得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用城乡居民收入比来衡量，其中城镇居民的收入为当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收入为当年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农业技术进步是通过采用非参数的DEA Malmquist指数方法将中国农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分别为科技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预期作用方向见表4。
2.3 计量方法及模型结果
(1)计量方法
本文在这部分的分析采用同时包括截面数据(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和时序数据(1990-2008)的面板数据，这是因为面板数据有着更大的数据样本数量，自由度也更大，同时，截面变量和时序变量的结合信息能够显著地减少缺省变量带来的问题。由于面板数据同时具备截面和时序的二维特性，模型的设定直接决定预设参数估计的有效性，所以首先必须对模型设定的形式进行假设检验，主要是检验模型参数在所有截面和时序样本点上是否具有相同的参数，这点对实证结果是否符合预期十分关键。本文在面板数据估计上主要考虑齐性参数模型和变截距模型，也即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同时根据的结果来选择齐性参数方程或者变截距模型。
(2)模型结果
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本文选择截面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模型运行结果见表5。分析结果表明，消费者环境需求弹性的增加和亲环境技术的采用，有利于从整体上降低化肥
投入的面源污染问题;城乡收入差距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可以解释为城乡二元环境管理体制是加剧中国化肥投入面源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农户家庭工资性收入占家
庭总收入比重越高，说明农户家庭对农业的依赖程
度也就越低，往往更愿意通过增施化肥来替代农业劳动
力，而由于施肥理念和技术的滞后性，这必然带来化肥投入面源污染程度的加大;复种指数是衡量农业集约化程度的重要指标，近年来，随着复种指数不断上升，同时又由于科学施肥技术的开发和推广的滞后性，使得中国化肥投入面源污染的程度不断提高。随着农产品生产和需求环境的变化，农业生产结构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诸如蔬菜、瓜果类等经济作物播种面积的迅速扩大。由于这类经济作物具有生产周期短、水肥需求量大和经济效益高等特点，使得这些作物播种面积的扩大逐渐成为近年来中国化肥投入数量不断增长和农业化肥投入面源污染程度不断加重的重要原因之一，模型的运行结果也证实了这一论断。
总体来看，农业技术进步能够对化肥投入面源污染进行改善，但规模效率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影响方向与预期一致，可能是因为中国农户的耕地经营规模超小和零碎，抑制了农业技术环境改善效应的充分发挥。
3 结论及启示
本文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出发，利用1990-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中国化肥投入面源污染的环境库茨涅茨曲线进行验证，并对经济增长过程中我国化肥投入面源污染时空演变规律的驱动因素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以期为实现EKC曲线的低值超越找寻政策着力点和工作抓手。
研究结论表明，中国化肥投入面源污染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典型的倒U型曲线的关系，也即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化肥投入面源污染成相处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为了尽早实现EKC曲线的低值超越，需要在提高居民环境需求的同时，加大政府亲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力度与亲环境施肥技术的开发推广力度。在影响中国化肥投入面源污染时空演变的诸多因素中，居民收入水平和环境需求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农业环境的污染程度;农民非农就业程度的不断提高和农民非农收入的不断增长加重了中国化肥投入的面源污染;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环境管理政策体制，加剧了化肥投入面源污染的程度;近年来蔬菜和瓜果类等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大幅度增长，使得单位耕地面积的化肥投入强度快速加大的同时也加重了对环境的污染;复种指数不断增加，是造成化肥投入面源污染压力加剧的重要原因;农业技术进步有利于降低中国化肥投入的面源污染，但基于中国农户的超小规模经营和农业科技研发、推广和应用水平低下的现实，使得农业技术进步环境效应并未得到充分发挥。
(编辑：常 勇)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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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entication of the Kuznets Curve
in Agriculture Non point Source Pollution and Its Drivers Analysis
LI Tai ping 1 ZHANG Feng 2 HU Hao 1
(1.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5, China;
2.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Inform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Jiangsu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Nanjing Jiangsu 210014, China)
Key words Fertilizer; non point source pollution; EKC; Drivers
作者：李太平 张锋 胡浩
农民消费怎么样?——遂宁市农民消费状况调查
解决“三农”问题，是贯彻中央1号文件和实现国家“十一五”规划，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农村消费者权益保护关系到国家“三农”政策的贯彻执行和农村社会稳定，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农村小康社会建设的重
要保障。为弄清农民消费状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村消费市场整治和做好农村消费维权工作，今年8月—9月，遂宁市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对遂宁农民消费及消费环境状况进行了抽样调查。
一、调查基本情况
遂宁是中国西部一个传统农业市，全市人口380万，其中农村人口达300万，农村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79，“三农”问题尤为突出。此次调查涉及全市5个县(区)、23个行政村，共向农民发放问卷1200份，收回有效问卷1196份。主要涉及农民消费状况、农村消费环境、农村消费维权等25个方面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农民的消费状况看：生产资料消费占收的近三成，生活消费占收入七成有余。电风扇、彩电、自行车、电话、摩托车、洗衣机等日常生活必需品普及率较高，普及率达61.1;冰箱、空调、照像机等高档日用消费品普及率较低，个别地方普及率甚至为零。在被调查的1196户农民中，2004年户均医疗消费485元，户均教育消费1294元，有69的农户家庭将其收入的相当部分(个别家庭是全部甚至是负债)用于子女上学;参加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的933户，占78;能源消费仍然以柴火为主，“做饭”使用柴火的806户，占67.4，使用煤的390户，占32.6。
从农村消费的环境看：有1095人认为农民负担在逐年减少，占91.6;有814人认为农村市场的产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占68.1;有982人认为当前农村教育收费较高，占82.1;有1049人认为目前农村的医疗环境差或一般，占87.7;有513人认为当前农业生产资料市场(包括种子、农药、化肥等)最让人不能放心使用，占42.9;有841人认为农村日常生活用品、食品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占70.3。
从消费维权状况看：有902人知道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占75.4;有758人在发生消费权益争议时知道与经营者协商和解，占63.4;有753人会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占63;选择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有139人，占11.6。
从调查情况看，目前农村的教育、医疗消费已成为农民消费的主要支出;保险逐渐成为农民新的消费热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质量问题是影响农民生产生活重要因素。农村消费环境状况令人堪忧。
二、农村消费主要问题及原因
造成农村消费问题的原因很多，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当今各种矛盾的归结。总的来讲，农民的消费意识、消费环境和消费维权等仍明显滞后，主要表现在：
(一)农民收入低，消费低水平十分突出
从调查来看，约70的农村家庭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农业，约50的农村家庭靠副业和外出打工增加收入，只有极少数人靠从事商业、手工业等增加家庭收入。相对农民单一的创收方式，农民的实际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很低。据统计，遂宁市2004年农民人均收入2580元，除去教育、医疗等花销，几乎所剩无几。加之受长期传统消费习惯的影响，导致农民消费低水平，农民维持其生产、生活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主要集中在低端商品上，有的甚至是已被禁止或引导不宜使用的商品上，就拿柴、米、油、盐、酱、醋、茶来说，部分农民他们至今还在食用散装的食盐、酱油、醋等，有的甚至已经过期变质。
(二)农民消费素质差，自我保护能力低
在被调查的人员中，文盲及半文盲占13.7，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0.1，初中文化程度的占53.4，高中、职业高中的占2.8，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一个也没有。同时，调查发现，农民几乎都没有接受科技、消费知识等继续教育的机会，农村原有传播相关知识、信息的工具有线广播大部份也被撤除，就连传统的墙报等宣传教育阵地也几乎看不见。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仅靠一两名拿政府补贴的兼职村干部走村串户去落实，农民获取信息主要靠电视、电台和日常生产、生活积累。由于缺少必要的法律知识、商品知识等，农民在购买商品和选择服务时，主要凭感觉和经验，因而极易受到假冒伪劣、虚假广告、商业欺诈的侵扰。如：2004年4月，射洪县柳树镇等地的农民在个体工商户购买的杀虫新药“巴士特”，使用后造成760户农民种植的农作物枯死，受害面积1580亩，虽经射洪县工商局和消委会多方努力，受害农户也只获得了7.5万元的赔偿。
(三)农村市场发育不全，有效供给不能保障
遂宁现有各类商品市场199个，其中生产资料市场23个，它们集中分布于市、县城区和大的集镇，位于农村的商品市场多数为设施差、服务水平低、交易方式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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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山东普金肥料有限公司
陈雨婷 100414104
一、收入方面
1、 主要来源：农业种植收入80.02%
外出务工收入11.44%
其他收入8.54%
2、 影响农民收入的主要因素：
缺乏长期有效的收入机制和稳定的收入来源(天气、自然灾害、生态环境)42.30%
国家政策影响27.67%
科技投入影响28.13%
其他1.90%
二、支出方面
家庭最主要支出：基本生活29.55%
教育18.20%
住房0%
医疗11.62%
农业种植投入25.84%
养老1.06%
精神文化生活3.35%
其他10.90%
三、幸福状况
感觉一般
四、我的认识及调研报告
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目前似乎都集中在提高农民收入上面。但是，在如何提高农民收入的
问题上，各社会层次上的人士却有着不同的认识。一些经济学家看到了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
缺陷，认为只有发展农村金融，才能保证农民有条件进行再生产。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
的农民收入太低，是因为存在着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问题，只要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就
能增加农民的收入。 由于农民的收入本来就较低，加上生活支出不断增加，农业结构调整
成效尚未充分显现，农村劳动力难以充分就业，农民创业意识和技能薄弱等，使得农民的收
入相当低，增收非常困难，同时随着近几年炒房炒楼、炒绿豆、大蒜的一些“专业”人士数
量的不断增加，农民的收入依然不见乐观。
在我们看来，当今中国农村问题千头万绪，但归纳起来大体上形成三大矛盾：
第一，农业集约化生产与家庭承包经营之间存在矛盾。
现代化农业要求规模化大生产，而家庭联产承包制决定了，在中国大多数地区不可能实行规
模化生产。“席地经营”不可能获得高额的回报。除了在山东等一些地区农民通过塑料大棚生
产，获得相对较高的农业收入以外，绝大多数从事粮食作物生产的农民都不可能从承包田中
获得丰厚的回报。虽然国家一再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且千方百计地降低农民购买生产
资料的费用，但是，农民从农业耕作中所获得的收益仍然远远低于出外打工所获得的报酬。
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在其他国家，农业效益递减也是一个整体趋势。与其他发达国家规
模化生产的农业相比，中国的农业没有比较优势。和中国的其他行业相比，中国的农业投入
产出之比也不高。这其中固然有中国农业的技术含量低、生产力低下、农民负担较重等原因，
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长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
作为阶段性的改革成果，家庭联产承包制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看来，家庭联产承包制已经难以适应现代化生产的需要。因为从制度基础上来看，承包责任制是建立在集体所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一种转型时期的特殊生产分配关系。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决定了家庭联产承包法律关系主体具有虚拟性质，作为发包方的集体所有制组织与承包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的问题。当集体所有制组织的利益与土地承包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集体所有制组织会毫不犹豫地破坏业已形成的土地承包关系。农民作为土地的承包者，虽然可以通过村民自治组织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但由于自治组织同时也是发包人，这样就出现了农民无法通过农村内部的组织机构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问题。近年来，虽然不断有学者呼吁，通过合作社或者农会的方式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但现有的农村生产关系阻碍了农民的联合。更重要的是，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少，中国的土地承包合同关系不得不经常性地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在农村承包经营责任制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都面临失效的危险。一些地区农民撂荒土地，其实是想用一种非常消极的办法来摆脱目前中国农村所面临的矛盾关系，但由于他们的农民身份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完全脱离建立在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一系列法律关系。中国的农村承包责任制已经变成了阻碍农业现代化的制度设计。
改变这种状况当然不能操之过急。在没有更好的制度加以替代的情况下，政府应当积极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通过农村互助组织逐渐地实现规模化生产，并且自发地与市场接轨。在一些商品化程度比较高的农村地区，农民内部之间的分工已经非常普遍，土地的集约化经营也基本上实现。政府部门应该在稳定现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积极鼓励农民探索更加科学有效的发展道路。
面对国际集约化的农业生产，中国建立在家庭联产责任制基础上的农业耕作规模过小。今后应该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大力发展集约化农业。
第二，农业人口的严重过剩与城镇化发展的滞后之间存在矛盾。
提高农业劳动效率，必然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失去土地的农民。这些农民要么涌入大城市，要么被就地安置。近年来，关于城市化和城镇化的争论，其实质就是关于农民安置方式的争论。城市化固然能够一步到位，但城市化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成本是发展中国家难以承受的。在城市化的背后，是城市布局的合理性问题，更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吸纳能力的问题。当城市控制在合理的规模状态，并且能够在一定区域内进行合理的布局，那么，城市化和城镇化之间没有大的区别。我们应该抛弃这样的思维模式：那就是在现有的不合理的城市布局前提下，各执一端，讨论城市化还是城镇化的问题。在我看来，中国现有的城市布局并不能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在广大的乡村普遍缺乏资金流动、信息流动和实物流动密切结合的小城镇，因此，今后应该更多地建设符合农村需要的小城镇。
但是，小城镇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土地使用的矛盾。当前中国一些地方的经济开发区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中国农村城镇化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在一些开发区，已经形成了新型的小城镇。政府在清理和整顿经济开发区时，应该注意小城镇的正常发展与经济开发区盲目建设之间的区别，通过政策引导和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将经济开发区逐步改造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人口的小城镇。
在一些不赞成发展小城镇的学者看来，城市化才是解决当前中国农村人口过剩问题的唯一出路。他们反对小城镇发展，认为这样会降低土地的使用效率，形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助长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但是，应当看到，城市的设计不是搭积木。在城市的布局已经初步定型的情况下，成倍地增加人口会导致城市功能的急剧萎缩。城镇化虽然不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步到位，但可以在短时期内有效解决农村剩余人口的出路问题。即使在一些发达的国家，小城镇仍然居住着一个国家50%以上的居民。
第三，农村村民自治和政权机构不断扩张之间存在着矛盾。
村民自治在中国当代有着多重含义，从民主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国民主改革的先导;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尊重农民经营自主权的必要形式;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农民自主管理的社区组织结构。但是，中国农民自治机构面临着政权机构扩张所带来的压力。在许多地方，村民自治委员会成为了代表政权机关收取税费的“二政府”，成为了上传下达的管理组织。在一些农村，农民的自治组织和党的基层组织之间也存在着紧张关系，农民的自治事业面临难以为继的局面。
事实上，在当初的自治制度设计中，不是没有考虑到农村村民自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但由于我国政权机构不断扩张，乡镇政府人员队伍庞大，如果不从自治组织获取必要的费用，机构就难以运转下去，所以，乡镇机关普遍存在着干预村民自治的现象。这种干预既是利益的诉求，也是传统行政思维观念的延续。如果不改革中国的行政体制，减少或者约束政府的行政权力，那么，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就难以继续发展。
可以说，农业集约化生产与承包责任制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当前农村许多矛盾的根源，而农业人口的严重过剩与城镇化发展滞后之间的矛盾是导致中国当代农村问题加重的根本原因，村民的自治组织和政权机构的紧张关系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导火索。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不但要从提高农民收入入手，而且还看到农业发展中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解决三农问题时，不但要从生产关系方面思考问题，而且要从上层建筑方面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跳出既定的思维模式，才能为中国当代三农问题的解决开出合适的药方。
我国农民数量如此之多，要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要带领农民奔小康，要带动我国经济的发展，就必须要增加农民的收入，当前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对策有：
1、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2、推进结构战略性调整，充分挖掘农业内部潜力。
3、加快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拓宽农民增收途径。
4、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
5、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
党的十七大制定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号召全社会统一认识，围绕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因此，我们为进一步提高农民生活品质，就农村消费问题在我市部分乡镇进行了一次深入调研，现汇报如下。
一、当前我市农村消费现状
多年来我们以巩固和发展新农村建设为目标，在加快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农民生活质量不断提升，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农民消费正由生存型向享受型和发展型转变，但与城市消费市场相比，仍存在“份额小、差距大、层次低”等现象。
1、市场份额太小。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加强，我市消费品市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城乡消费品市场均实现较快发展，但总体表现为“城市快，农村慢”特征，占全市人口一半的农村，消费品零售额仅占全市比重的三分之一。
2、与城市差距较大。2008年，全市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6090元，比去年增长了9.9%，仅相当于城市居民2004年的消费支出，如果扣除物价因素，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仅相当于城镇居民2000年的水平，落后了近10年。
3、消费层次较低。广大农村居民正从“吃饱、穿暖”的基本生存型消费，逐步向“健康、时尚”的享受型消费迈进。但是，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的消费层次亦明显落后。空调、热水器在农村刚刚起步，家用电脑使用屈指可数，而在城镇这些都已迅速得到了普
及，并正在向更高层次的家用汽车迈进。从产品的质量档次看，农村居民使用的一些家用电器，基本上是在形态、功能等方面被城镇所淘汰的低档次产品;农民对非实物的服务性与享乐性消费在总消费中的比重有所提高，但所占比重仍然极低。
二、制约我市农村消费的主要因素
1、农资生产成本高，挤占了农民的消费空间。 近年来，我市农资价格紧随农产品价格快速上涨，涨幅突破两位数。2008年农民人均购买农资支出为749.39元，增长12.32%，大大高于同期农产品价格的涨幅，其结果是因生产费用增加，而抵消了农产品价格上涨所带来的实惠。巨大的农业生产成本压力使得农民只能尽量降低生活消费支出。
2、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商业网点布局不合理。目前全市只有部分乡镇集中供水、集中处理生活污水与垃圾。一些地方电网设施落后，电压不稳，电视信号弱，阻碍了手机、电脑等新消费热点的培育和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电的普及。同时，农村集贸市场规模小，配套设施差，服务功能严重不足，市场带动作用很弱，基本上是以私营个体小店、小铺为主，许多小商户没有固定有序的进货渠道，商品流通低组织化，导致货流不畅、成本过高、售后服务差、伪劣假冒严重、蒙骗消费者等现象经常发生。
3、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预期支出压力较大。2008年我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012元，而同期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为14138元，与此同时，城市居民还享有农村居民仍无法享受的多种福利，如公费医疗、社会保障等，如果考虑这些因素，城乡居民实际的收入差距可能会达到4：1。有的贫困家庭一年的收入也不够支付子女的教育费。医疗支出也成为许多农村居民一项沉重的负担。 2008年我市农村医
疗人均支出297.91元,占总支出的4.9%，大病号家庭则占总支出的30%左右，一个家庭要是有人得了重病，就会拖垮一家人。据了解，实行“新农合”后，某些医院及医生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更多对患者倾向于用好药、贵药，次均住院费、次均门诊费均有所上涨。农民要承受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压力，预期收入缺乏保障，生、老、病、逝的各项费用都由个人承担，因此他们除了维持基本生活费支出外，剩余的钱必须存入银行以备后用。
4、 消费观念落后，消费结构失衡。受传统消费意识、消费习俗和文化素质的影响，农民的畸形消费问题比较突出。一是封建迷信盛行，算命、烧香拜佛、殡葬、大修大建祠堂等浪费了不少钱财，影响了生产性的费用支出。二是婚丧嫁娶过度消费、举债消费，大量钱财主要用于“盖新房，娶媳妇”，粗略统计我市农村青年男子娶妻平均要花费3万元以上，这还不包括建筑与装修新房。三是受过度节俭观念的支配，农民把节衣缩食视为美德，奉行“收支相抵、略有节余”的消费观念，极少“超前消费”。
三、激活我市农村消费市场的对策与建议
1、加大培训力度，提升消费能力
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文化水平，搞好技术培训，是农民扩大农业生产、提高劳动技能、拓宽就业渠道、增加家庭收入的重要途径。建议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农闲期间，组织公务员、专家、科技人员和行业协会人员就农业、畜养、园艺、法律、经营等方面的知识开展培训，激发农民自身潜能及自身的聪明才智，从而自主性、创造性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建设新农村。
2、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消费环境
2008年我市新农村建设取得了新成效,投入资金12亿元，但因农村建设资金长期投入不足，欠账太多，仍远远不能满足所需，建议各级政府投入更多的资金，加强农村水、电、路、通讯等设施的建设。一是在农村免费安装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装置，做到村村通电视。二是在已规划建设好的新农村，通过政府补贴的形式开通农村自来水工程;没有建设好的村则由村民自打水井，由政府资助安装电动水泵，切实解决农民用水安全问题。三是将普及卫生厕所列入议事日程，可因地置宜推广使用“粪便化解器”;重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建立“村集、镇运、县处理”的农村垃圾集中收集处理体系，努力实现农村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全覆盖。四是拓宽流通渠道，以“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为载体，鼓励企业承担起建设新农村的部分社会责任，采取以连锁经营或物流配送等现代流通方式，为农民提供价廉物美的商品;同时完善农村的家电维修服务网点，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五是，加大农村生态建设力度，努力发展循环农业，提高资源利用率，积极推广农村沼气、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加强农村水环境治理，主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力争得到显著提升;加强林业生态建设，巩固并提高生态公益林的建设成果。我们预期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投入后，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将会出现一个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家电的消费高潮，以及掀起厨房革命、厕所革命等提高生活质量有关的建设高潮。
3、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提高消费水平
随着我市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政府应把解除农民后顾之忧，提升消费信心，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首先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资金投入的力度，按照个人负担、集体补贴和财政补助相结合的原则，建立面向农业劳动者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同时建议各乡镇
可根据情况，用活中央的土地政策，收回65岁以上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扩大经营规模，并对交出土地的农户发放一定的养老保险金。其次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健全农村医疗服务体系，降低住院门槛费用。再次建立起由政府、保险公司和农民共担的农村保险公共服务体系，保险公司可根据实际，为农民提供所需的人寿保险、子女教育保险、新建房屋住宅保险、扩大规模经营的自然灾害险等。农村保险应与其它商业保险有所区别，保险公积金主要应作为农民中长期发展农业和农民生活、生产解决资金贷款困难之需。
4、建设文明乡风，拓宽消费领域和层次
建设文明乡风，是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服务农民的重要内容。一是引导农民破除小农意识更新消费观念，激发农民通过勤劳致富，换取生活的改善;拓宽消费领域，改善消费结构，提高消费档次和生活质量。二是引领新一代青年农民领略新的消费时尚，由单纯的吃、穿、用等方面的物质消费扩展到更多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如加大科技、文化、教育、娱乐、旅游等服务性消费，追求文明、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三是采用民办公助方式，大力扶持农民自发组织的乐队、腰鼓队、民间艺术团，提倡自编自演，这有利于壮大乡土文化生命力，提高农民生活品质。
5、落实家电下乡政策，加大财政补贴力度
我们应在切实落实国家送家电下乡这一政策的基础上，加强对农村商品市场的调查研究。并根据我市农村消费特点，加大对家电下乡财政补贴的力度，顺应农村市场的需求，加快农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
新余钟宜菲
2009年3月11日
2013-03-15 10:07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习惯和消费心理研究综述
正是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生活观念与生活环境的巨大变化，他们在消费习惯与消费心理方面也随之改变，更多的学者开始从营销学、社会学等多个视角去关注这一群体。
消费习惯是人们在消费过程中，长期、稳定地保持重复性的行为。它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中慢慢积累而形成的，反过来又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构成重大的影响。张凤云(2008)利用统计分析方法，通过对市场 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对新生代农民工在旅游消费习惯方面进行了研究，阐述了新生代农民工对旅游的消费偏好，对企业营销策略起到积极作用。而消费心理是指消费者在个人消费活动中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及其外在表现。在社会范围内，消费者千万次的购买、使用和消耗行为的总和就构成了消费者心理活动的社会具体消费行为。我国学者李文同将其分为本能性消费心理和社会性消费心理。本能性消费心理主要取决于气质、性格及能力等个性因素。社会性消费心理由所处的社会环境因素决定的，以某种生理因素为条件，在社会状态下的心理需要反映。它是人类的消费活动由简单的满足生活需要，变为具有特定含义的社会行为。许文武(2009)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服装消费心理的态度因素和消费行为的动机因素进行因子提取，引入结构方程模型理论和研究方法，选择消费心理的态度因素和消费行为的动机因素为代表性因素，对服装消费心理与消费行为的关系进行了全模型建模的探讨研究，研究发现这一群体在服装上的消费心理对其服装消费行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方式与强度。
消费习惯和消费心理导致消费行为的变化，在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中体现更为明显。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城市里现代新兴价值观的影响，同时也更愿意接受这些现代价值观。在城市参照群体的示范效应下，新生代农民工整体消费水平正逐步提高。严翅君(2007)在对长三角8城市的调查中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方式与消费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由简单向复杂化的转变。钱雪飞(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支出占其收入的比重逐步提高。在消费水平和质量方面与城市居民相比，虽处于底层，但自我满意度较高，并且内部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唐有财(2009)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出现矛盾性，即他们既希望通过在城市中的消费以获得认同并融入城市，又希望能够兼顾家乡的亲人。
梁彩花等(2010)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消费行为上表现出炫耀性消费行为，发现返乡回家的农民工在农村同乡面前表现出炫耀性消费，这些消费主要体现在烟酒消费、品牌服装消费和摩托车消费等方面。这些消费虽然是低层次的，但相对于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村，这些消费都呈现出了明显的炫耀性成分。在一定程度上，与其社会认同感有密切关系，他们更迫切地希望通过消费来弥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差异。
四、新生代农民工消费习惯与消费心理研究的建议
通过查阅已有的研究文献，综合以上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在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习惯与消费心理方面均尚存在一些有待研究的问题。国内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在消费方面的研究还缺乏系统性，需要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来予以完善，以准确呈现出新生代农民工在消费习惯与消费心理的特点。
首先，研究方法需进一步创新。目前对新生代农民工消费习惯与消费心理研究，定性研究偏多，定量研究偏少，未来对这一群体的研究需要大量应用问卷调研和数理统计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科学地研究这一群体的真实消费习惯与消费心理特征。其次，研究范围需进一步拓展。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的研究可以对某个地区为研究对象，也可以对某种产品的消费习惯与消费心理进行研究，研究结果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和企业制定针对这一群体的产品策划和营销策略提供参考依据。
本文对新生代农民工消费习惯与消费心理文献的深入剖析和阐释，对于进一步发掘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特征背后的深层原因具有重要意义。
原文来自：http:///SiNianJiZuoWen/
广告2班 2303110241 周辉 一.新生代农民工概况与基本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概念界定：出生于
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他们大多是一毕业就进入城市务工，几乎没有务农经历，大多未婚，且受教育程度较高，与农村社会生活日渐脱离，而对城市生活则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
1.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况
(1)平均年龄23岁左右，初次外出务工岁数基本上为初中刚毕业年龄。
根据当前三项规模相对较大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一项为中国人民大学2010年对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1595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一项为珠三角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另一项为全国总工会研究室2009年组织对千家已建工会企业的问卷调查)，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这要求我们在认识新生代农民工时，必须关注与其所处特定年龄阶段相关的一系列特征和问题。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初次外出务工年龄更低，基本上是一离开中学校门就开始外出务工。一项调查显示，在珠三角，传统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的平均年龄为26岁，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平均为18岁，90后平均只有16岁2.16岁、18岁的年龄，基本上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一离开初中或高中校门就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也意味着与传统农民工相比，他们普遍缺少离开校门后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经历。
(2)受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水平相对传统农民工有所提高。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9年，在新生代外出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30岁以下各年龄组均在26%以上;年龄在21-25岁之间的达到31.1%，高出农民工总体平均水平7.6个百分点3 .而2008年进行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在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0%。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36.9%，高出传统农民工14个百分点4.数据对比说明，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仍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职业技能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是，相对传统农民工，他们的文化和职业教育水平已有较大提高。
(3)成长经历开始趋同于城市同龄人。
从成长经历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经历过父辈那样从农村到城市的变化过程，与城市同龄人更为趋同。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自小就跟随父母移居城市，或是在农村初中(高中)一毕业就到城市“谋出路”，因此他们对城市生活环境比对农村生活环境更熟悉、更适应;即使出生、成长在农村，他们在务工前也同城市里的同龄人一样，大多数时间在学校读书，不熟悉农业生产。据统计，89.4%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37.9%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没有务工经验6.而且，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城市，在农村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据安徽阜阳市统计，该市无地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26.3%.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这一群体势必将越来越大。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只有
一、两个兄弟姊妹，“较之父辈，生活是优越的，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温饱问题在他们头脑里没有什么概念”，“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7，这一点与城市同龄职工也颇为相似。
新生代农民工的四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
时代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处在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新阶段，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使他们的需要层次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他们更多地把进城务工看做谋求发展的途径，不仅注重工资待遇，而且也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权利的实现;大众传媒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使他们能够更迅捷地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形成多元的价值观与开放式的新思维，成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传播者。
发展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大多20岁出头，其思维、心智正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阶段，因此外出务工观念亦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他们绝大多数未婚，即将面临着结婚、生子和子女教育等问题，也必然要承接许多可以预见及难以预见的人生经历和变化;他们大多刚从校门走出3-5年，虽然满腔热情、满怀理想，但是，职业经历刚刚开始，职业道路尚处于起点阶段，在职业发展上也存在较大的变数。
双重性的体现：他们处于由农村人向城市人过渡的过程之中，同时兼有工人和农民的双重身份。从谋生手段来看，靠务工为生，重视劳动关系、工作环境，看重劳动付出与劳动报酬的对等，关注工作条件的改善和工资水平的提高，具有明显的工人特征;但是受二元体制的限制，他们的制度身份仍旧是农民，作为农民的后代，也不可避免地保留着一部分农民的特质。
边缘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对农业生产活动不熟悉，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同时，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在城市中难以获取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位于城市的底层，因此，在城乡两端都处于某种边缘化状态。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转变
(1)外出就业动机从“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
传统农民工外出就业的主要目的是“挣票子、盖房子、娶妻子、生孩子”，总之，是为了改善比较饥馑的生活状态。而正值青春年华、职业道路刚刚开始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动机带有明显的年龄阶段性特征，用实地调研中一个26岁新生代农民工的话说，就是“体验生活、实现梦想”。
一项调查也证明了上述观点。关于外出就业的目的，选择“出来挣钱”的，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占76.2%，70年代出生的占34.9%，80年代出生的只占18.2%.同时，在8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选择“刚毕业，出来锻炼自己”、“想到外面玩玩”、“学一门技术”，以及“在家乡没意思”的人高达71.4%8. (2)消费观念更加开放
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观念更加开放。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从学校毕业就直接进城打工，或是从小跟随着打工的父辈在城市成长。也正因为如此，城市人的消费观念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观念影响很大。
(3)价值取向发生变化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意识增强，权利意识增强，自我发展意识增强，市民化意识增强。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之消极表现也很明显。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厌农”、“弃农”思想严重，亲情意识较为淡漠，道德在一定程度上迷失。由于各方面原因，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融入现代城市文明，却遭到了城里人的漠视乃至歧视。强烈的被排斥感加剧了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焦虑心理，促使他们更加自卑和敏感，个别甚至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以及仇视社会的心态。 三.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改变
(1)从生活方式的变化看，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娱乐活动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别。新生代农民工从小接触的多是城市的大众文化，他们和城里同代人的差距相对较小，日常穿着、谈吐以及生活习惯基本都与城里人一样。受城市的大众文化和流行时尚文化的影响，他们也像城市人一样重视享受生活。
(2)对务工城市的心态，从过客心理向期盼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转变
传统农民工近似于候鸟的打工方式和亦工亦农经历造就了他们城市过客心理。据1999年清华大学对农民工家庭的一项调查，89.7%的农民工表示将来一定会回到家乡定居，只有10.3%的人表示不回到家乡定居9.其他学者根据历年来农村外出流动人口数据估算的结果也大致如此，即在传统农民工中，大约有10%左右的人逐渐在城市沉淀了下来10.然而，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报告，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5.9%的人准备将来“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远远高于17.6%的农业流动人口整体水平。数据对比说明，相对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
(3)对外出生活的追求，从忽略向期盼精神、情感生活需求得到更好地满足转变 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有不同的生活及精神需求。传统农民工外出务工时年龄较大，大多已婚，他们为了实现挣钱的目标，大多不得不对情感精神生活采取忽略或无所谓的态度。而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初次务工的年龄不足18岁，正处于婚恋期、思想彷徨期和情感高依赖期，他们更渴望在外出就业的同时，爱情能够有所收获，思想可以交流，困扰能够倾诉。据国家统计局的调研报告，2006年，在租赁房和自有房中居住的农民工只有20.1%;而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住在租赁房和自买房中的比例已经上升到37.7%，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他们对精神、情感和家庭归宿的更强需求。
四.外部环境因素分析
1.身份认同的双重边缘化——被农村边缘化、被城市边缘化。 一方面, 城乡二元结构的削弱使得农民工实现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角色转换; 另一方面, 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又阻碍政府对其身份的制度认同, 于是角色转换与身份转换的背离使得农民工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 形成“新二元结构”和自我隔离, 难以融入城市。 2.社会保障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存在社会保障缺失的问题。从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两大方面来说，农民工都没有得到应有完善的保障，社会保障问题也会使农民工危机意识加重，从而影响农民工心理，导致一系列随之而生的社会问题。 3.家庭因素的影响
通过阅读《农民工进城务工对家庭养老的影响》从中了解到，农民工进城务工在家庭养老中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但其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家庭负担的加重与社会引导的缺失也是影响农民工心理的重要方面。农民工数目的不断增加，使得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也就更加凸显起来，主要表现有其不能适龄入学及失学问题严重，进公办学校就读的农民工子女就学受不公平待遇等，子女的受教育问题不等得到有效解决也是影响心理状况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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