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传统文化下女性扮演“贤内助”的角色不同, 职业女性需要在工作与家庭中寻求平衡。随着职业女性选择婚姻自主性的增强, 对婚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但离婚人数却一直不断增加, 离婚率有增无减[1]。这说明职业女性婚姻质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已婚职业女性扮演多种角色身份和承受多重压力之时, 她们会如何正确处理婚姻中的冲突, 选择怎样的应对方式及如何提高婚姻质量, 本研究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Locke-Wallace婚姻调适量表和简易应对方式量表, 进一步分析应对方式对婚姻质量的具体影响,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以期为提高城市已婚职业女性的婚姻质量提供参考。
在2个城市 (省会城市和地级城市) 内选取26-45岁的已婚职业女性作为研究对象。共发放248份问卷, 回收234份问卷, 有效问卷204份, 有效回收率为84.6%。其中被试中年龄在26-30、31-35、36-40、41-45的人数分别为51、63、60、40人, 学历是高中、专科、本科、研究生的分别为3、95、90、16人。
婚姻质量, 采用Locke和Wallace编制的婚姻调适测定量表[2]。共15个项目, 评分范围2-158分, 分数愈高, 婚姻调试愈好, 婚姻质量愈高。该量表的一致性系数为0.723。
应对方式, 采用解亚宁修订的简易应对方式问卷量表[2]。该量表共有20个项目, 有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 采用李克特5级计分。该量表的一致性系数为0.768。
运用SPSS20.0统计软进行统计分析。
城市职业女性婚姻质量 (M±SD) 为91.30±24.86, 说明职业女性婚姻质量的总体情况处于中上等水平。究其原因可做以下分析:第一, 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和公平竞争机制的建立, 更多女性走上工作岗位, 工作与家庭的双重压力, 使职业女性对自己的婚姻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第二, 女性走上工位岗位, 自我价值得以实现, 眼界不断开阔, 对配偶的期望越来越高, 对婚姻质量的要求也逐步提高;第三, 经济的独立, 物质上的满足, 使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有所上升, 缩小了与丈夫的经济差距, 不再依附于丈夫;第四, 物质的提高, 随之带动精神世界的提高, 价值观念的更新, 要求精神世界的和谐, 对婚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调查数据显示, 城市职业女性婚姻质量在年龄、学历、有无子女方面无显著差异。这与王玉霞的研究结果[3]不一致, 究其原因可做以下分析, 由于婚姻质量本身的特点, 使越来越多走上工作岗位的已婚职业女性对婚姻质量的重视程度均提高, 与年龄, 学历或者有无子女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明显, 任何一个职业女性都期待自己拥有一份高质量的婚姻, 因此已婚职业女性的婚姻质量不再局限于年龄、学历及有无子女等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调查数据显示, 城市职业女性婚姻质量在工资收入上存在显著差异 (F=2.76, P=0.046<0.05) 。其工资收入越高, 婚姻质量越好。这与张会平等的研究结论一致[4]。究其原因可做以下分析:第一, 对于家庭来讲, 稳定的职业不但可以增加家庭收入, 而且减轻经济压力, 有信心和能力应对生活中的突发状况, 利于家庭的稳定发展;第二, 工资收入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女性的自尊心, 与丈夫的收入差距过大, 会让女性缺乏安全感或者满足感;第三, 收入过低, 家庭矛盾会凸显, 会因经济问题而发生分歧, 婚姻质量相应也不会太高;第四, 妻子有稳定的职业, 能够提高巩固自己的地位, 不再处于依附配偶的状态, 更有效的促进夫妻感情, 提高婚姻质量。
将婚姻质量与应对方式做相关分析, 结果显示:婚姻质量与应对方式存在比较显著相关 (r=0.340, P<0.01) , 积极应对与婚姻质量存在比较显著正相关 (r=0.313, P<0.01) 。这说明已婚职业女性应对方式水平越高婚姻质量水平也就越高。当个体遇到矛盾或问题时, 若是经常采用积极、理智认知的应对方式, 能够体验与感受较高质量的婚姻关系, 而相反采取消极、被动, 以自身情绪反应为主的应对方式, 个体将体验到较低的婚姻质量。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 比如:“向朋友倾诉, 化解心中的烦恼”“寻找不同的方式解决问题”“控制情绪, 理智对待问题”“从自身找问题”等, 那么在面对来自家庭或夫妻之间的矛盾或冲突时, 能够迅速将自己的心态调整好, 客观的就事论事分析, 找到比较合理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让矛盾或冲突得到有效的解决, 化解危机, 从而促进婚姻质量的提高;而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 比如:“企图忘记整个事情”“依靠别人来解决问题”“逃避, 放弃”等方式, 个体经常处于消极被动的一方, 当面临冲突或者矛盾时, 不能理智的解决问题, 常常不知所措, 也无法让自己从痛苦的情绪中解脱出来, 更不会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也不会对夫妻之间产生矛盾与冲突进行有效的化解, 所以体验到较低的婚姻质量, 不利于婚姻关系的发展。
以应对方式及各因子为自变量, 婚姻质量为因变量使用逐步回归分析法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积极应对对婚姻质量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P<0.01) , 回归方程为:Y=75.462+1.130X。这说明积极应对因子对婚姻质量有比较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解释变异量为0.117, 即积极应对能预测已婚职业女性婚姻质量11.7%的变异量。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追究到应对方式两因子的区别上来, 积极应对主要是能够在夫妻矛盾或家庭琐碎事情中, 选择积极主动的解决方式去解决问题, 依靠自身的努力而化解矛盾, 自我本身有解决矛盾化解矛盾的愿望, 而消极应对是面对问题或矛盾时常处于被动消极的状态, 或逃避, 或掩盖, 冲动而不理智, 深陷于痛苦而无法自拔, 不利于婚姻质量的提高。因此婚姻质量的提高与选择怎样的应对方式极其重要, 那么积极应对方式对婚姻质量的影响作用是可以理解的。
针对以上情况, 本研究就家庭、社会以及城市职业女性自身提出以下建议:第一, 家庭应该多组织家庭活动, 休闲聚会, 调动夫妻的积极性, 增进夫妻关系, 促进家庭和谐;第二, 社会应该多组织促进婚姻质量的公益活动, 定期对婚姻质量与夫妻的幸福指数进行调查, 使他们多参与夫妻互动活动, 在活动交流中促进感情的升温, 在互动放松时拉近彼此的距离;第三, 夫妻应该多学习关于如何促进婚姻质量的知识, 彼此监督, 彼此分享, 为婚姻质量的提高贡献自己一分力量;第四, 已婚职业女性应该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 扩大自己的交际圈, 开阔眼界, 提高自己处事的能力, 在面对矛盾或问题时能够选择利于自己, 利于婚姻发展的决策。总的来说, 应对方式的选择与婚姻质量的提高需要家庭、社会以及已婚职业女性自身的共同努力来得以实现。
摘要：采用Locke-Wallace婚姻调适量表和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对2城市204名已婚职业女性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 (1) 城市职业女性婚姻质量整体相对较好, 在年龄、学历及有无子女上无显著差异, 在工资收入上差异显著, 收入越高, 婚姻质量越好。 (2) 城市职业女性应对方式与婚姻质量成显著相关, 其中积极应对方式可以有效预测婚姻质量。因此, 城市职业女性在婚姻中应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来改善和提高婚姻质量, 增强其主观幸福感。
关键词：职业女性,婚姻质量,应对方式
[1] 程菲, 郭菲, 陈祉妍, 等.我国已婚人群婚姻质量现况调查[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4, 28 (9) :695-700.
[2]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J].中国心理卫生志, 1999:31-35+122-124.
[3] 王玉霞.已婚职业女性主观幸福感和婚姻质量的关系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 2010.
[4] 张会平.城市女性的相对收入与离婚风险:婚姻质量的调节作用[J].妇女研究论丛, 2013 (3) :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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