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法合理性原则的有效适用
摘要：行政合理性原则，是现代行政法的重要基本原则。为了保障行政合理性原则在现行法律实施中的有效适用，本文从行政合理性原则的概念入手，对该原则适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从应扩大该原则的适用范围以及把握权力监控与行政裁量之间的关系这两方面来进行建言。
关键字：行政合理性原则;适用
一、行政合理性原则的概念
行政合理性原则又称行政适当原则，是指行政权的行使不仅要合乎形式的法律，而且要合乎“理性”和“公正”之公共“法理”，即“行政”必须从形式的合法，发展到合乎“法治之理性与社会公正”。另外，合理性也是现代行政法治精神的应有内涵。这里的合乎理性应理解为行政权的行使应符合立法目的、法律的一般原则以及事物发展的内部法则和规律。与此同时，行政法上行政合理性原则的确立，与政府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扩张以及人们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认识的深化，尤其是对其控制意识的加强有关。19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政府的行政职能日益得到强化，相应的政府行政自由裁量权也在不断扩张，人们日益感受到来自它的威胁。渐渐的人们开始认识到，行政法不仅应该控制政府的羁束行为，同时也应该限制政府的自由裁量行为。正如美国行政法学家施比茨所说：“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核心。行政法如果不是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法，那它是什么呢?在公法中没有不受约束的自由裁量权.绝对的和无约束的自由裁量权的观点受到否定。为公共目的所授予的法定权力类似于信托，而不是无条件的授予。”因此，只以一个原则，即行政合法性原则，约束政府的行政行为是不够的，行政合理性原则理应成为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故而，在1598年英国鲁克诉下水道管理委员会案中，确立了行政合理性原则。然而，为了更好地灵活运用合理性原则保障政府权力的有效行使，我建议从以下几点着手。
二、行政合理性原则的有效适用
(一)行政合理性原则贯穿于整个行政权力的运行过程中。
行政合理性原则是基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而产生的，于是，都认为它只适用于行政自由裁量行为。其实，行政合理性原则是贯穿于整个行政权力的运行过程中的。在行政立法中，行政立法主体应当平等对待各方利害关系人，既不能对行政主体搞特殊待遇，也不能歧视行政相对人，应当平衡公益和私益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要使行政法律规范更具适用性，就应当广纳良言，听取各方意见，使法律规范更具理性化和科学化的特征。行政合理性原则，不仅对自由裁量行为起作用，在规制羁束行政行为方面也有重要意义。通常羁束行政行为要求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但是，由于法律固有的滞后性和有限性不可能涵盖行政内容的全部领域，因此，适用主体不能只按照文义解释来理解，应当结合立法的背景和立法的宗旨去探寻法律的真正价值，只要不违背宪法精神和法律的价值取向，即可在正常判断的基础上作出行政行为。
其次，行政合理性原则不仅适用于行政实体内容的选择裁量，而且适用于行政程序的选择裁量。即行政主体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既要注重实体内容的合理，也要注重程序上的合理。由于我国向来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律传统，导致人们往往注重对行政实体裁量中行政合理性原则的运用，而较少关注该原则对程序裁量的运用。事实上，行政程序对于行政决定是否公正合理的价值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就行政程序本身而言，也必须体现公正、合理性的要求。
(二)理清行政合理性原则存在的理念问题。
行政合理性原则是对行政合法性原则的补充，同时也是实施行政行为的基本准则和行动指南。但是，一项基本原则能否在实践中得到有效地适用，发挥其指导价值，进而确立和巩固其自身在行政法中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建立和完善保障该原则实施的法律机制或制度体系。实现行政合理性原则的有效适用，首先需要解决好行政合理性原则存在的理念问题。
1.权力监控与行政裁量。
行政合理性原则得以确立的理论前提，首先是基于行政裁量权的必要存在。在现代社会，随着社会事务的迅速增加和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行政机关对社会生话干预的力度明显增强。行政方式由原来被动的消极行政、尽量少管转变为积极主动的“服务型行政”，其范围也不再局限于近代传统行政的税收与安全等领域，而是拓宽至人类“从摇篮到坟墓”生活的整个过程以及各个方面。而且，现代社会生活纷繁复杂，瞬息万变，这都是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客观性社会基础。正是由于行政事务的纷繁复杂，立法者不可能在任何问题上都制定详细的规则，特别是对于变迁迅速或新近开辟的领域，很难制定规则，而在外交、国家安全等方面甚至不宜制定规则，只能授权政府随机应变，根据实际情况处理。行政机关行使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力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与行政裁量权的不可避免和日益扩张相同步，我们必须强化对此种权力的监督，因为任何权力都有被滥用的可能。对享有裁量权的行政行为而言，滥用裁量权的危险更大，必须加以监督。权力容易滋生出腐败，绝对的、不受制约的权力将会导致绝对腐败。所以，对行政裁量权的行使必须加以必要的限制，实施权力监控。为此，确定明晰权力监控的原则或标准就显得更为有必要。显然，在合法的前提下，我们更应遵循的是合理性。因为裁量权的本质属性是判断及其选择，而判断是否正当，选择是否合理便成为行政裁量权是否正确行使的主要辨别要求，这无疑充分说明行政合理性原则应当成为对此种权力实施监控的主要原则。因此，有效适用行政合理性原则，我们应当要从权力监控的高度，对行政合理性原则正确加以定位。
总之，行政合理性原则，作为现代行政法的重要基本原则。它在我国社会的行政发展与行政法治建设过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换言之，该原则在保障政府权力有效行使以及保护相对人权益不受侵犯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所以我们应坚定不移地坚持该原则而不使其中断，弃置或弱化，以“合理行政”监控“行政自由”，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巩固和保障行政合理性原则在行政法中的地位，更有效地在实践中发挥其指导和规范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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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潘超(1993-)，男，汉族，江西景德镇，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研究方向：宪法与行政法。
作者：潘超
【摘要】行政法是公安机关在日常工作中最常用的法律法规之一，正确认知和运用合理原则与比例原则在民警依法履职、稳妥处理案事件中居于重要地位。行政法的合理原则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完善，而比例原则成为重要的实践和立法基础。将合理原则中与比例原则相重合的部分纳入比例原则范畴，有益于行政法系的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行政法;合理原则;比例原则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行动指南。行政法是公安机关在日常工作中最常用的法律法规之一，如何做到依法行政、妥善处置是民警工作中面临的具体问题，其中正确认知和运用合理原则与比例原则对民警依法履职、稳妥处理案事件发挥着重要作用。
合理原则最早是由英国的Coke法官提出的。他认为，行政机关的裁量是一种用以区分真实与虚假、正确与错误、实体与影像的科学，不能由行政机关按其自由意志与个人好恶来决定。随后，合理原则的内涵在实践中逐渐得到丰富和发展，并形成了广为认同的涵义和适应情形。
比例原则是在行政权力行使时，要注重保护公民人权和不能过度损害公民个人利益的立法思想和原则的背景下产生的。在德国等大陆国家里，比例原则被逐步丰富内涵、完整结构、增强学术性深刻性，从而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立法和实践理论。
一、 合理原则与比例原则的内涵界定
(一)合理原则的内涵
合理原则被引入我国以来，受到了学界较为普遍的接受与认可，一些行政法学家对合理原则做出了不同的表述。合理原则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即在比例原则被引入之前，合理原则与合法原则一起构成了当时法学界普遍认同的行政法领域两大基本原则。其内涵的确定也是为了弥补合法原则在规范和限制行政权上的不足。
除此之外，对合理原则的认识和理解，还受不同的法系、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法律传统的影响，因此，对于合理原则的内涵，往往很难有统一的标准，但无论哪种理解，都有相通或类似之处。例如，在我国，有学者提出行政合理性原则主要有以下内容组成：符合法律的目的、具有合理的动机、考虑相关的因素、符合公正法则。合理原则把“裁量权的行使应当以法律目的为目的”作为首要的和核心的基准。有的学者则认为合理原则是在实证法治主义的孕育下产生的，与各国自己的法治思想密不可分;也有的学者认为合理原则主要包含平等、理性决断、比例三个原则。这里的理性决断原则主要与上述目的性原则相类似，比例原则则与本文所述比例原则下的狭义比例原则相对应。
(二)比例原则的内涵
20世纪80年代，源自德国的比例原则开始逐渐进入我国学界视野。进入21世纪后，比例原则的理论开始在我国得到快速发展，许多行政法学学者将比例原则认定为一项行政法上的基本原则写进著作。与合理原则不同的是，在我国比例原则的定义及内涵相对明确，虽然除了学界较为通行的“三分法”外，还有学者主张“二分法”或“四分法”，但内容相差不大，对其的界定也与德国的比例原则基本相同。
二、合理原则与比例原则的适用性辨析
当从比例原则的必要性、适当性与狭义比例原则的适用性角度作为参照进行分析的时候，可以明确发现：比例原则的三要性间存在一定的层次递进关系，适当性原则适用范围较小，仅有裁量性的行政行为适用该原则;必要性原则在包含适当性原则适用范围的基础上，可以适用更多选择范围;狭义比例原则适用范围最广，是因为该原则概括性较强，开放度更广，裁量行政和羁束行政都可适用。尽管比例原则在我国法律法规中没有明确规定，但是比例原则在我国众多法律中都有体现。
相反，另一些学者作出了合理原则的存在具有重要意义的论述，他们认为，在解决基本权利纠纷、平衡权利和利益方面，比例原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其经过不断实践、发展和完善，日益成熟和完备，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逐渐成为解决基本权利纠纷的重要工具。但是比例原则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不是解决所有种类权利纠纷的最好方式。
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积极权利纠纷和横向权利纠纷逐渐增多，其与传统的消极权利纠纷存在较大的差异，前者包含了多元权利与利益诉求，需要积极满足诉求，合理平衡多元权利。合理原则能更好地解决该问题，其通过横向考察多种因素，然后层次化地审查，能够契合积极、横向权利纠纷诉求，从而实现权利或利益间的平衡。与比例原则相比，合理原则无论是在审查内容和审查强度方面，还是在审查模式和审查理念方面，都更加与积极权利纠纷和横向权利纠纷的特征相一致，它能够更好地解决积极、横向权利纠纷。
三、合理原则与比例原则的关系
首先，从纵向层面来看，合理原则的诞生是先于比例原则的，在其起源地英国，随着当时社会的发展，行政管理事務也日渐复杂，且朝着专门化的趋势发展，这时，裁量行政行为作为能够提高行政效率的有效措施开始迅速发展起来。但伴随着行政裁量权的不断膨胀，如何采取一种切实有效的方法来控制约束行政裁量权，成为了行政法领域一个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正是在此背景下，合理原则应运而生，并在作为普通法系国家的英国通过一个个案例的判决而获得发展和完善，其内涵也发生了变化，由程序审查扩展到实质审查，由行政机关的积极裁量行为扩展到消极裁量行为。同时，比例原则的诞生及发展也大致经历了合理原则走过的路程，但其对人权及公民利益的特殊关注与保障则是合理原则诞生伊始所不具备的。也可以说，比例原则在人权保障方面的重视程度及理论性上天然要高于合理原则。
其次，从横向层面来看，合理原则在字面上的含义即已经有些模糊。合理原则往往是在法治国家理念下与依法行政原则并行的大原则，也就造成了几乎所有不属于依法行政原则的其他原则均可纳入合理原则的范畴，当然也包括比例原则。这样一来，合理原则存在的意义似乎更多是体系上的，也就是说，其发挥的是纲领性的作用，而从实际需要的角度来看，作用的发挥更多地要靠合理原则含义下各项具体原则来完成。对比而言，比例原则的含义相对确定，包含的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狭义比例原则均在我国当代行政法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可以视作比例原则相比合理原则的另一个优势。
在辩证分析合理原则与比例原则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可以将合理原则中与比例原则相重合的部分纳入比例原则范畴，将合理原则中包含的其他内涵单提出来，构成与比例原则并行的其他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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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河南警察学院)
作者：史琳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机关面临的行政事务日益复杂，为了使行政机关更好的处理这些事务，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法律赋予了行政机关行政自由裁量权。但在实践过程中，行政自由裁量权存在被滥用的情况。行政合理性原则恰巧在防止和解决行政自由裁量权被滥用的问题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行政合理性原则;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
一、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基本理论概述
(一)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内涵
自由裁量权是指酢情作出某种决定，当然这种决定必须是公平合理的。而行政自由裁量权作为行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行政主体的羁束性行政行为相对的，羁束性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其方式方法、范围、程度都不能超越法律的规定。
(二)行政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必要性
在能动行政、建立服务型政府的背景下，行政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1.行政自由裁量权有效的弥补了立法的不足
法律具有滞后性，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立法很难预料未来可能需要解决的问题，从而作出事无巨细的规范，而为了让社会良性运行，法律在做规定时只能授权行政机关在可能面临的情况之下做出决定。这样，可以让法律与社会相伴发展，从而提高法律的预见性。
2.行政自由裁量权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
服务型政府就是要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更好的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随着社会事务的复杂化，行政自由裁量权可以发挥其在专业性、技术性方面的优势，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灵活迅速处理各项事务，提高行政效率。
(四)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可能存在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高效公平的维护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侵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其原因可能是方式方法的不适，范围幅度的不当，这些都是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表现。
在实践中，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其一，相同情形作出不相似决定。行政主体可能考虑行政相对人的社会地位，甚至以权谋私，从而作出不一样的裁定。其二，行政效率低下。针对一些有时间要求的行政行为，行政主体可能在期限的最后一天作出行政决定，从而影响行政效率。其三，行政处罚行为标准不一。
绝对的权力可能导致绝对的腐败，为了遏制行政自由裁量权被滥用，发挥其积极的作用，有必要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设置一定的界限，有必要为行政自由裁量权这头“烈马”装上驯服的“丝缰”。这个界限和“丝缰”就是行政合理性原则。
二、行政合理性原则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
行政合法性原则是行政法的首要原则，合法性原则是对行政活动的一种控制，但这种控制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是软弱无力的，因为行政自由裁量权在行使时并不超越法律规定的种类和范围。
(一)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内涵
行政合理性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行为时，除了要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种类、幅度范围，还要符合法律的立法目的和公平正义。如果说合法性原则是对行政活动所做的形式正义的要求，那么合理性原则就是对行政活动所做的实质正义的要求，其内涵包含在“合理”二字上。具体包括：
1.行政行为要符合正当性
一方面，行政行为要符合立法目的。行政法的共同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推动社会良性运行，维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对于每一项立法，又有其具体目的，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时要正确理解立法意图。另一方面，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时要考虑相关因素，如案件中涉及的主观恶性，加重减轻情节。不得考虑不相关因素，从而影响决定的公正性。
2.行政行为要符合平衡性
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时要平衡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主要包括以下三点内容。第一，妥当性原则，要求行政行为的手段能够达到目的;第二，必要性原则，要求行政行为的手段以达到目的为限;第三，比例原则，如行政行为确有必要对相对人构成侵害。
3.行政行为要符合情理性
即行政行为的作出必须符合客观规律，不能违背社会道德，如果是行政主体完不成的事，行政相对人不可能完成。合理的前提是合法，符合公平正义。
(二)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存在意义
行政合理性原则是对行政法治提出的更高层次的要求，它也对行政主体行使自由裁量权提出了具体要求。
首先，行使自由裁量权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要遵循先取證后决定的原则，对于法律规定的“情节轻微”、“情节严重”的字样，行政主体必须通过收集的证据，并结合司法解释表明案件的情节所达到的程度，不能凭借主观臆测任意使用弹性词语，不能考虑不想关的因素，使所做的决定严重不当。
其次，行使自由裁量权必须遵循正当的程序要求。程序正义是现代法治的要求，它存在的价值是规范行政活动和行政权力，如果行政机关先裁决后取证，就违反了公平正义的要求，侵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最后，行使自由裁量权要符合法律的目的。每一个法条都有其立法目的，或是为鼓励一定的行为，或是为惩罚一定的行为，如果行政裁决超出立法目的，用“大炮打小鸟”，就会破坏立法的初衷，不能达到惩恶扬善的效果，最终破坏社会管理秩序。在对法律的解释过程中，要遵循合目的性解释原则，不能做扩大和缩小解释。
(三)行政合理性原则之下的行政自由裁量权
行政自由裁量权只有在行政合理性原则的监督控制之下，才能更好地弥补法律的不足，提高行政效率，实现个案正义，具体来说，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发挥行政合理性原则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作用。
1.完善立法
在行政合理性原则的指导下，制订各种法律法规，以保证具体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行使[]，从而保证控权理论有法可依。如细化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程序，进一步规范涉及到的行为方式、幅度、范围。
2.加强监督
首先，加强行政内部监督，利用行政复议制度，行政监察制度以及上级行政机关或行政领导对下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来有效防止和纠正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问题。其次，加强外部监督，发挥法院通过司法权力对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性进行控制。如对于行政机关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行为，在一定条件下法院可以变更。
3.提高行政工作人员素质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素质的高低影响自由裁量权正确行使。要增强其法治意识，提高其道德的水平和业务水平，使其在自由裁量的过程中，正确理解法律意图，作出合理判断。
【参考文献】
[1]徐凤利.论行政合理性原则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J].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06).
作者：张祺
行政合法性原则与行政合理性原则是行政法的两大基本原则。合法性原则是指行政权力的设定，行使必须依据法律，符合法律，不能与法律相抵触。具体内容包括：行政职权基于法律的授予而存在，行政职权依法律行使，行政授权、行政委托有法律依据，符合法律要旨。合理性原则是指行政决定的内容要客观、适度，符合理性，即合理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合理性原则的具体要求是行政行为的动因应符合行政目的;行政行为应建立在正当考虑的基础上;行政行为的内容应合乎理性
在现实生活中，行政合法性原则贯彻得非常不好。如有的行政机关没有职权的情况下，却要行使所谓行政权力。如在现实生活中发生这样的案件：一城管大队执法人员拦截大货车，要求罚款。罚款的理由为，该车拉散装建筑废弃铁丝，没有罩蓬布。违法嫌疑人进行申辩，执法人员不但不听申辩，并强行扣了大货车司机的机动车驾驶证。不交罚款，就不发还机动车驾驶证。很显然城管大队无权扣机动车驾驶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法》，嫖娼最高被处罚5000元。然而在现实中，被处罚多少数额的都有，大多数被处罚10000元，7000元、6000元情况不等。往往这种处罚是以公安派出所名义进行作出的，并且罚款不出具任何收据占了不小的比例。事后当事人想起诉到法院，却连个收条也拿不出来。嫖娼，不但违法，而且影响家庭，影响工作，影响一个人的仕途升迁。所以某些公安干警抓住违法嫌疑人的这一心理弱点，不仅仅是罚款，简直是有“敲诈”嫌疑，使用精神逼迫的手段迫使违法嫌疑人主动交纳高额罚款。象这样执法，不但执法主体不正确，即公安派出所无权行使象这样的大额罚款，而且罚款数额过高，直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法》。另外行政行为程序不合法。最基本应给违法嫌疑人出具一张收据，告知违法嫌疑人违反了什么法律，有哪些行政救济手段。所以行政合法性原则在现实生活中贯彻得不够顺利。
行政合理性在现实生活中贯彻得也非常不利。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双方发生欧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法》之规定可以实施拘留。当事人常反映“为什么只拘留我，不拘留对方?”我们或许常做这样的解释，法律只是说“可以”拘留，而没有说应当拘留。所以说只要拘留合法即可，被拘留的人不能强行要求公安机关拘留对方。这种解释只是对行政合法性进行的，没有解释行政行为为什么经常合法但不合理。拘留斗殴一方，不拘留对方，显然不合理，不公平，不能说服人。行政机关应一视同仁，同等情况，应给予相同的行政处罚。 行政合法性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是非常好，但在现实生活中贯彻得非常不利。实现依法行政的梦想，还有待时日，有待于努力
摘要：法律程序的一项重要功能是使决定的形成理性化。从法律角度看，程序的理性化功能，是通过程序活动主体理性对话与论证、说服的方式，压缩权力行使过程中恣意与专横的空间。由于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中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通过程序而使该种权力行使理性化的意义就更为重大，程序理性应当成为行政程序的一项基本原则。在行政程序法制度中，程序理性需要通过保障决定的一致性、说明理由、程序操作的职业化等机制来实现。在我国正在进行的行政程序法制度建设中，人们没有理由拒绝这一原则及其制度性安排。
关键词：行政程序 理性原则 正当性
在中国法治国家建设中，学术界对依法行政的重要性已经没有争议。依法行政不仅要求政府权力的行使受实体法规范的制约，在更大程度上意味着政府应当根据公正、公平、公开的行政程序行使其权力。从这一意义上看，行政程序法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乃是目前法治国家建设所面临的一项迫切要求。在实践中，行政程序法制度的改革已经逐步展开，制定统一行政程序法典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在我国行政程序的改革中，程序理性不论作为一项原则还是相应的程序制度，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试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程序理性的中心问题
程序理性亦即程序的合理性。程序的合理性不仅仅指通过法律程序所产生的结果从实体角度看是合理的、符合实体正义的，而且更主要的指一个法律程序产生该结果的过程是一个通过事实、证据以及程序参与者之间平等对话与理性说服的过程。换言之，程序在结构上应当遵循通过理性说服和论证作出决定的要求，不是恣意、专断地作出决定。因此可以认为，程序理性是程序正义的一项基本要求。
就行政程序而言，程序理性的中心问题是通过一系列的程序机制(包括程序原则和程序制度)限制自由裁量权，尽可能地保证自由裁量权行使的理性化。美国著名的行政法学者K.C.戴维斯曾经指出，在行政活动过程中，行政机关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可以说是无所不在的。不论是行政机关对事实的认定还是对法律规范的理解，都存在不同程度自由裁量的空间(注：戴维斯教授在他的《自由裁量的正义》一书中，对行政过程中存在自由裁量的语境进行了详细分析。在这一基础上，他进一步探讨了对自由裁量权进行制约的法律途径。参见K.C.Davis，Discretionary Justice A preliminary Inquiry，University of llinois press 1969，chpter 1.)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有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和行使，就有产生恣意的可能性。(注：See Robert E.Goodin，Reasons for Welfare：The political Theory of Welfare Stat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p.p.193～204.)正因为如此，自由裁量权的问题总是伴随着权力应当理性行使的要求。“福利国家”和积极行政的兴起，使现代国家的行政权，包括自由裁量权大大增强。自由裁量权的中心是选择，而选择的基础总是与判断相联系，选择与判断又总是以一定的程序进行的。因此通过法律程序的机制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理性化，对于程序公正而言就显得更为重要。
依其“自由裁量”程度的不同，我们可以将自由裁量权概括地分为三种。根据罗纳德。德沃金教授的分析：(1)某人拥有自由裁量权，假如他在作出决定时必须先要对某一事实或状态作出判断的话，(注：See Ronald Dworkin，Taking Right Seriousl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p.p.31～32.)这种意义上的自由裁量权笔者称之为“判断型自由裁量权”。例如，当某人被要求从一棵果树上摘下“最熟的一个苹果”时，他必须先判断哪一个苹果是最熟的。(2)某人拥有自由裁量权，假如他可以在某个被准许的范围内进行选择的话，(注：Ronald Dworkin，Taking Rights Seriousl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p.32.See also K.C Davis，Administrative Law Text，West publishing Co.1972，p.91.)笔者将这种自由裁量权称为“弱选择型自由裁量权”，因为这是一种受特定标准限制的选择。例如，如果某人被要求从树上摘下一个熟苹果，那么他可以在若干个苹果之间进行选择。(3)某人拥有自由裁量权，假如他可以不受限制地作出选择或判断，(注：Ronald Dworkin，Taking Right Seriousl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p.32.)这种自由裁量权可以被称为“强选择型自由裁量权”，因为它没有给出对选择进行限制的任何具体标准。例如，如果某人仅仅被要求从树上摘一个苹果，他实际上可以选择摘任何一个苹果。
以上对自由裁量权种类的简要分析表明，随着对自由裁量中判断和选择之标准的具体化和细致化，我们可以从实体方面对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进行控制。但是这种控制是相当有限的，因为自由裁量权设定的本来目的就是容许判断和选择的空间，如果标准越具体，判断与选择的空间就越小，当标准具体到一定程度时，从逻辑上讲，选择实际上是唯一的。因此，从实体方面对自由裁量权进行控制尽管是必要和可行的，但也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两难。法律程序的控制可以消解这种两难困境。程序允许选择，同时又限制恣意。法律程序可以满足选择理性化的基本要求。(注：从法律程序的结构上看，程序所要限制的是选择的恣意，而非选择本身。法律程序要求程序主持者和程序的参与者通过理性对话、说服和论证而为他们的选择与判断提供证明，从而可以使选择或决定更加合理。在这一过程中，恣意和专横可以得到抑制。关于法律程序促进选择过程理性化的进一步讨论，参见季卫东：《程序比较论》，《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1期，第5页。)其最主要的机制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给出所作决定的理由;第二，程序在结构上遵循形式理性的要求。以下对这两方面的问题作扼要探讨。
二、说明理由
当裁判者通过一个程序活动而作出决定时，他应当说明作出该决定的理由。说明理由的必要性首先可以从决定的实体合理性角度来进行阐释;当某个决定是由一系列的理由而可以从逻辑上得到证明时，决定的实体合理性也可以得到证明。但是说明理由的要求并不仅仅是实体合理性的要求。从法律程序的运作过程看，理性的人们在作出决定之前必然将考虑一系列的事实和法律因素，这些因素构成决定的理由，如果裁判者在作出决定的程序中没有说明这些理由，人们就可能认为已作出的决定没有理由，缺乏客观和理性的考量，甚至只是权力恣意行使的结果-不论该决定在实体上是否合理。可以想象，假如一个法律程序不要求决定者说明所作决定的理由，人们将不可避免地对该程序的合理性并进而对公正性丧失信心。
(一)说明理由的意义
对于程序正义的实现来说，说明理由的核心意义在于，对程序操作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进行一种理性的控制，促使人们建立起对法律程序的公正性的信心。具体说，说明理由有以下意义：(1)增强人们对决定合理性的信心，因为至少在形式上它表明决定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不是恣意。人们对这样的程序有理由予以信任。(2)对于那些对决定不满而准备提起申诉的当事人来说，说明理由可以使他们认真考虑是否要申诉，以何种理由申诉。特别是在决定非由全体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少数人的不同或反对意见更可以为当事人提供关于决定形成的必要信息，可以使决定中可能存在的错误暴露出来;对主持复审的主体来说，情况也同样如此。(3)让将要受到决定影响的当事人了解作出该决定的理由，体现了程序公开这一价值，也意味着对当事人在法律程序中的人格与尊严的尊重。一个针对当事人的、拒绝说明理由的决定等于把人当做客体，而不是可以理性思考的平等的主体。(4)对于裁判者来说，为自己作出的决定说明理由，意味着他在行使权力、作出决定的过程中，必须排斥恣意、专断、偏私等因素，因为只有客观、公正的理由才能够经得起公开的推敲，才能够有说服力和合法性。因此，说明理由是对自由裁量权进行控制的一个有效机制。(5)对于一个决定来说，说明理由不仅使人们知其然，而且可以使人们知其所以然。人们可以因此而进一步知道为什么自己的行为会得到肯定或否定，因而他们可以更好地调整自己以后的行为。
由此，对于一个程序过程来说，说明理由是一项基本要求，是法律程序体现正义的必要条件之一。英国行政法学者韦德强调，无论如何，如果某个行政决定没有说明理由，行政机关将很难使这样的决定正当化。(注：H.W.R.Wade，Administrative Law，5th edi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 1982，p.p.373～374.)提供了理由的决定固然未必是准确或体现了正义的，但没有任何理由加以支持的决定仅仅从形式上看就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换言之，由于这样的决定总是更容易与恣意和专断相联系，其正当性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
(二)作为程序公正基本要求的说明理由制度
与程序中立和程序公正等要求不同的是，尽管说明理由的要求对于程序正义的实现非常重要，当代主要的人权法典以及关于公民权的一系列宪法性规定中，都未直接对此要求加以规定。(注：See Untied Nations 1966;and European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ulms，1950.)虽在刑事诉讼中，一系列主要的人权公约都规定被告人必须享有了解权，这意味着作出决定之前，他们有权了解有关的事实和被指控的罪名，他们有权了解针对他们的判决或决定，但知道有关的事实或决定是一回事，知道这些事实和决定是如何被确认和如何产生的是另一回事。前者只是告知有关的事实和决定;后者则进一步要求告知为何会有这样的事实和决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美的对抗制审判程序中，特别是在由陪审团作出裁决的刑事诉讼中，并不需要对所作的裁决说明理由;在行政法领域，普通法院也曾经主张：就普通法的要求看，如同法院一样，行政机关并不具有为自己的决定说明理由的义务。一些学者认为，“并不存在一种为司法或行政决定说明理由的义务”，而且自然正义原则也没有说明理由的要求。(注：S.A.de Smith，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4th edition，London：Stvens and Sons 1980，pp.148～149.)在英国，直到 20世纪 70年代，法院在R v.Gaming Board for Great Britain一案中(1970年)仍然认为，该委员会根据有关法律而作出拒绝向当事人颁发证书的决定时，无需说明理由。(注：See R.v.Gaming Board for Great Britain;Exparte Benaim(1970)2QB at 417.)在其后的Breen v.Amalgamated Engineering Union一案中，丹宁爵士坚持：无论何时，只要公平原则要求说明理由，行政机关就必须对其所作的决定说明理由。他进一步认为，当某项特权被否认时，行政机关无需说明理由;但是如果被影响的客体不是特权而是一项人身、财产或自由权，行政机关必须在作出相关的决定时说明理由。(注：See Breen v.Amalgamated Engineering Union，(1971)1 QB at 175.)在 1975年的pepys v.London Transport Executive一案中，审理该案的上诉法院开始在裁决中声称：“说明理由乃是良好行政的基本要素之一。”(注：See pepys v.London Transport Executive，(1971)2QB at 191.)在1983年的一个案件中，法院甚至认为：“任何没有说明理由的行政决定都意味着违背了正义的要求，而且构成一项记录中的法律错误。”(注：See Rv.Immigration Appeal Trbunal;Exparte Kham(1983)2ALLER 420 AT 423.)在美国，学者将制作决定的基础分为两个方面：事实和理由。前者涉及到决定的事实依据，后者主要与法律的适用、对政策的理解以及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相联系。(注：K.C.Davis，Administrative Law Text，West publishing Comparry 1982，p.236.)关于事实，联邦最高法院曾经认为，在制作决定时必须指出该决定所依据的有关事实，乃是一项宪法性要求。(注：panama Refining Co.v.Ryan，293 U.S.388，431～432，55 S.Ct.241，253(1995)。)但是由于法院自身在作出决定时往往也未能开示有关的事实，因此，对事实的开示实际上并没有成为正当法律程序的一项要求。(注：1930年以前，即美国衡平法院规则(Federal Equity Rules)修改之前，衡平法院在作出判决时并不需要说明有关的事实依据。即使根据现行的规则，法院在对某些案件作出裁决时，也无需说明有关的事实。参见Davis，Administrative Law Text，West publishing Company 1982，p.319.)尽管如此，不论是法院还是国会的立法都要求行政机关在制作将要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决定时，不仅要说明有关的事实依据，而且必须说明理由。根据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7条(c)项的规定，所有的行政决定都必须附有关于“事实、理由、结论以及相应的依据”的说明，除非“某些理由是不言自明的”。(注：Davis，Administrative Law Text，West publishing Company 1982，p.320，326.)但经过修改的标准州行政程序法(MSA)以及大多数州的行政程序法都没有规定行政决定必须说明理由，尽管这些法律都要求必须阐明有关的事实。从联邦最高法院对一系列案件的裁决的态度看，说明理由可以被认为是一项普通法上的程序要求，只要制定法没有与其相反的规定，说明理由的要求就是应当得到满足的。“行政机关对于其采取行动所依据的基础应当能够提供清楚的说明和足够的理由支持。这是行政法一项简单的，但却是基本的规则”。(注：SEC v.Chenery Corp.，318 U.S.80，94，63S.Ct.454，462，(1943)。)
一些学者认为：行政机关必须为其所作的决定说明理由，从一定程度上讲，意味着人们对行政机关的活动提出了比对法院更高的程序要求。(注：See Geoffrey A Flick，Natural Justice：princltple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2nd edltion，Buterworths 1984，p.115.)在我看来，之所以对行政程序强调这一要求，乃是因为与法院以及诉讼程序消极的特征不同，行政机关可以主动地对相对人行使权力，行政程序因而具有主动性;同时，与法院相比，行政机关拥有更多的自由裁量权。权力量的大小应当与其所应当受到的制约强度成正比。因此，笔者赞成一些学者的主张：普通法上的自然正义原则应当暗示了第三条关于程序正义的自然法原则-为自己所作的决定说明理由。(注：See D.J.Hewitt，Natural Justice，Sydney：Butterworths 1972，p.10;See also paul R.Verkuil，Crosscurrents in AngloAmerican Administrative Law，William and Mary Law Review 27，p.p.685～715.)从程序性权利的角度看，这一要求实际上验证了当事人在程序中有了解“充分信息”的权利。很少有哪些程序语境能够有足够的依据对当事人的这种权利予以剥夺或限制，因为，当事人要求对影响到他们利益的决定说明理由的权利，可被认为是体现程序正义的一项基本要求。(注：See R.A.Macdonald，Judiclal Review and procedural Fatrness in Administrative Law，McGill Law Journal 25，p.p.520～564.)
值得注意的是，从实践方面看，行政决定必须说明事实和理由的要求主要是在正式的行政程序中发展起来的。在没有正式听证的非正式程序中，这一要求往往难以得到满足。(注：Davis，Administravive Law Text，West publishing Company 1982，p.318.)但事实表明：在非正式程序中，阐明事实和理由的要求往往显得益发重要，因为在非正式程序中更需要对自由载量权的恣意和专断进行制约。假如行政机关对于某个当事人的申请仅仅告知“申请被拒绝了”，但却不需要说明为什么，那么恣意和专断的空间至少在形式上就令人难以接受。程序在这种情况下看起来成了一个“黑箱”。因此笔者主张，即使在非正式程序或简易程序中，阐明事实、标准与理由的要求都是不能被“简化”的。
行政机关必须阐明行政决定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这是一项程序性要求。至于其所阐明的事实和理由是否正确、合理，则主要是实体性问题。因此，对于说明理由的要求来说，是否说明了理由是程序合法性问题;而理由是否合理是实体合理性问题。对于后者，法院在进行司法审查时有权就理由的“合理性”予以审查。这也表明，程序正义的要求并不是正义实现的“充要条件”，而仅仅是必要条件。
三、形式理性
说明理由的程序制度侧重于从实体的标准和依据方面来制约自由裁量权，形式理性则侧重于从形式上对自由裁量权进行制约，要求通过法律程序而作出的决定至少应当在形式上或逻辑上符合理性的要求。
在法律程序的运作过程中，一些程序制度并不直接要求针对给定的条件应作出何种内容的决定，但它们要求在作出这些决定时在步骤或形式上应遵循什么样的规则。例如，在正式程序中，作出决定之前应该进行听证;如果听证不是在作出决定之前而是在其后进行，则不论该决定实体上是否合理，就其形式上看就是不公正的，因为这样的程序步骤违背了形式理性的要求。同样，如果对于两个实质上相同的情况作出了不同的处理决定，人们也有理由对产生这些决定的处理过程的公正性提出质疑。实际上，法律程序的结构和步骤安排对于决定的实体内容并不发生直接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它们往往被称为“形式理性的要素”。(注：David Lyons，Formal Justice，Moral Commitment ，and Judicial precedent，1984 Juourmal of philosophy 81，p.582.)这些要素可以被认为是保证法律程序获得“工具理性”的必要条件，是实现法律程序“理性”价值的基础。为了获得程序理性，笔者以为，程序的操作或设计应当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要求：(1)程序的步骤在运行过程上符合合理的顺序。(2)程序应当能够保证在给定同样的条件时产生相同的结果。在英美对抗制程序中，这一要求包括决定的一致性、遵守先例以及与法律规则的一致。(3)程序的操作应当遵循职业主义原则，主持或操作法律程序的主体应当是合格的。
(一)程序步骤的合理性
程序展开过程在时间上应当遵循合理的顺序，因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足以表明，一个理性决定的产生步骤在时间上应当有一个合理的先后顺序。合理的步骤一方面可以促进结果在实体方面的合理化，另一方面，它们还是对决定产生过程公正合理的形式上的要求。例如，从作出决定的过程看，收集和阐述事实、证据及理由的程序步骤应当在制作决定的步骤之前进行;如果先有决定，再阐述事实和理由，不论这一决定多么正确，也不论所阐述的事实和理由多么客观全面，这一作出决定之过程的公正性仍然应当受到挑战，因为按照这样的方式所作出的决定就给人一种恣意和专断的印象。
(二)一致性
在给定的条件或前提相同的情况下，通过法律程序而产生的结果应当是相同的。为了保证一致性，英美法系的传统中产生了同样情况同样对待、遵守先例等原则。如果行政机关对于同样的情况作出不同的决定，从形式上看就是违背理性的。遵守先例的要求也可以类似地得到说明。但遵守一致性原则只是形式合理性的要求，并不必然地意味着符合了这些要求的决定或结果实体上就是合理的。有时候，所遵循的先例可能是错误的，遵守先例则意味着重复错误;有时候作出决定的机关对具备同样情况的当事人作出相同的处理，但可能都是不合理的。由此可见，一致性的要求与程序正义的其它要求一样，只是法律程序获得理性的必要条件。
从法律角度讲，一致性的要求主要是通过一种类似“作茧自缚”的效应而防止权力行使中的恣意。从个体的道德权利角度讲，有些学者认为，一致性原则是个体应当享有的“平等对待权”的要求，因为对同样情况下的不同处理将会导致对个体的区别和歧视，导致不平等和不公平。(注：Richard pierce，Sidney Sharpiro，and paul Verkuil，Administrative Law and process，New York：Foundation press 1979，p.127.)美国学者戴维斯在其《自由裁量的正义》一书中也指出，假如X和Y的情况是相同的，而行政机关要求X交税，Y却不用交税，那么与Y相比较而言，X显然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或者虽然行政机关要求X和Y都必须交税，但要求X比Y交得更多，X同样也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注：Davis，Discretionary Justice;A preliminary Inquiry，University of minois press 1969，p.p.167～168.)在这种情况下，决定的公正与否似乎可以通过比较的方式而被感受到。有的学者由此而提出了“比较的正义”这一概念，认为其基本要求就是对同样情况应当给予平等对待。(注;See M.D.Balyes，procedural Justice：Allocating to Individuals，Kluwer Academic publichers，pp.92～94.但是应当注意，对“比较的正义”这一概念，人们提出了很多质疑。一个被指控的刑事被告人可以以他的同犯逍遥法外为理由而认为对他的指控不符合正义吗?一个负有纳税义务的个人X可以以与他情况相同的Y没有纳税而指责对其征税的行为不符合正义吗?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从道德上看，强调“比较的正义”也是存在问题的，因为这将鼓励人性中“贪婪和妒嫉”等弱点，See John E.Coon，Consistency，1987 California Law Review 75，p.p.59～133.)
在行政法领域，遵循一致性的要求尽管是制约自由裁量权的一项原则，但由于行政活动不能没有必要的灵活性，因此对这一原则不能作僵化的理解。从某种程度上讲，行政法对一致性、遵守先例等原则一般都有比较灵活的规定。从美国的情况看，对于复数以上的明显相同的情况，行政机关要么予以同样的对待，要么解释它们之间的差别。(注：See Contractors Transportation Corporation v.United States，537 F 2d 1160(4th Cir.1976)。)如果行政机关对同样情况没有进行同样的对待，或对不同情况同样对待，但却没有解释这样做的理由，在某些情况下其中的一个决定可能会被认为“滥用自由裁量权”而被法院撤销。(注：See Del Mundo v.Rosenberg，341 F.Supp 345(C.D.Cal，1972)。)遵守先例原则与一致性原则紧密相关，因为遵守先例实际上意味着一致性原则在时间上的体现-现在的情况与以前相同的情况同样对待。美国标准州行政程序法规定，除非行政机关能够给出“事实和理由”表明不遵守先例是“公平与理性的”，否则应当遵守先例。(注：MSA 5-116(c)(8)(Ⅲ)。从理论上讲，遵守先例原则也将可能导致一些问题。例如，如果被遵守的先例是错误的，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先例已经不再适合现在的要求等，在这些情况下，一味地遵守先例可能意味着法律的保守和僵化。但是，即便如此，一些学者仍然认为遵守先例还是有其不可否认的意义。他们争辩道：(1)遵守先例可以保证法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predictablity);(2)人们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过去的经验来处理当下的事情;(3)遵守先例符合效率的要求;(4)遵守先例可以促使法律的一致性(coherence or consistency)。参见David Lyons，Formal，Justice and Judicial precedent，1985 Vanderbilt Law Review 38，p.p.495～512.)
(三)职业主义原则
程序理性的另一个要求是程序应当体现职业主义原则。虽然职业主义原则与控制自由裁量权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对于程序理性和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行使并非毫无关系。首先，职业主义意味着专业化，对于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而言，专业化的程序操作者比外行更有可能作出合理的判断，至少从形式上看是如此。无论是税率的确定还是对交通事故中责任的区分，专家的意见都更为中肯。其次，职业主义原则有助于保证决定之间的一致性，因为对于相同情况的判断以及丰富的职业经验都是非职业的程序操作者无法比拟的。
四、结论与建议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程序理性原则作为程序正义的一个基本要求，中心问题是通过促使程序活动过程中选择和决定的理性化而防止武断、恣意、专横或反复无常，从而对自由裁量权予以制约。为达到上述目的，法律程序应要求决定的制作者为自己所作的决定说明理由;法律程序应反映形式理性的要求，即程序的操作应体现职业主义原则，程序的展开符合理性推理的一般规律-程序步骤先后的合理性、通过程序而产生的决定符合形式逻辑的一般要求。这些要求虽然并不能必然地使程序所产生的结果获得实体合理性，但是如果法律程序没有遵循这些基本要求，那么仅从形式上看，程序活动过程和结果的合理性就将受到质疑，由此而产生的可以被感觉到的“不公正”，不论对当事人还是对公众都可能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压抑感。
在我国法律程序的改革中，理性的人们没有理由拒绝程序理性原则。因为程序理性的核心要求即权力应当以一种合理的、可以通过说明、论证以及逻辑上一致的方式而行使。其功能不仅在于对权力行使中可能产生的恣意与专横加以制约，同时也使权力的行使具有“可预测性”。上述两方面正是法治的要义所在。(注：例如，现代法治理论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哈耶克(F.A.Hayek)在其《通往奴役的道路》一书中提出了关于法治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观点：“政府在其所有的活动中都必须受到预先制定并公开宣布的法律的约束，而那些法律可以使人们能够相当明确地预见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权威机构将如何行使其具有强制力的公共权力，从而在这一知识的基础上有效安排个人自己的事情。”在这里，法治的一个重要功能即为人们行为的后果提供可预测性。参见F.A.Hayek，The Roal to Serfdom，Chicago，Uniersity of Chicago*1973)，p.54.)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在我国行政程序立法中，应当将程序理性作为行政程序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为了使作为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的程序理性能够得到落实，必须设定相应的程序规则，这些规则是程序理性原则对行政活动的具体要求。它们应当包括：(1)不论是行政机关还是相对一方当事人，对于其主张或判断都应当提供旨在证明结论成立的事实和理由;(2)程序主持者应当认真地整理有关争论点及其理由并对其进行仔细讨论;(3)程序主持者应当在对有关争论点和相应证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没有偏见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4)行政机关对其所作出的决定应当说明理由;(5)行政机关在主持程序活动以及作出决定时，应当考虑形式理性的要求，即行政决定内容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应当体现同样情况同样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的一致性。当然，形式理性的要求可能因行政活动特殊性而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但是当行政机关通过程序而作出的决定与形式理性要求不一致时，必须说明相应的理由。
SMART原则------摘自《杜拉拉升职记》
我刚来这家公司的时候，发现配给我的行政主管很年轻，心里不太情愿要么个没有多少经验主管。处了两周，感到她的潜力还是不错的，是个当管的好苗子，但实际工作经验太少。
在设定本年目标的时候，我发现她的计划里几乎找不到可以量化的东西，这样势必导致到年终，共走到底算做得好还是不好就说不清楚了，而且她自己在日常工作中对下属的要求也会不明确。于是我给她做了一次SMART原则的辅导。
--先解释一下SMART原则：该原则是在工作目标设定中，被普遍运用的法则。
S就是specific：意思是设定绩效考核目标的时候，一定要具体---也就是目标不可以是抽象模糊的。
M就是measurable:：就是目标要可衡量，要量化。
A是attainable：即设定的目标要高，有挑战性，但是，一定要使可达成的。 R是rlevant：设定的目标要和该岗位的工作职责相关联。 T是time-bounding：设定的目标，要规定什么时间内达成。 --举例说明一下。 1.关于“量化”
有的工作岗位，其任务很好量化，典型的就是销售人员的销售指标，做到了就是做到了，没有做到的就是没有做到。而有的岗位，工作任务会不太好量化，比如R&D(研究部门)，但是，还是要尽量量化，可以有很多量化的方式。
行政主管和我说行政的工作很多都是很琐碎的，很难量化。比如对前台的要求：要接听好电话—这可怎么量化、怎么具体呢? 我告诉她：什么叫接好电话?比如接听速度是有要求的，通常理解为“三声起解”。就是一个电话打迚来，响到第三下的时候，你就要接起来。不可以让它再响下去，以免打电话的人等得太久。
我又对她指出：你对前台的一条考核是“礼貌专业的接待来访”，做到怎么样才算礼貌专业呢?有些员工反映，前台接待不够礼貌，有时候来访者在前台站了好几分钟也没有人招呼--但是我们的前台又觉得她尽力了，这个怎么考核呢?
行政主管解释说：前台有时候非常忙，她可能正在接一个三言两语打发不了的电话，送快件的又来让她签收，这时候旁边站着的来访者可能就会出现等了几分钟还未被打理的现象。
我告诉她：前台应该先抽空请来访者在旁边的沙发坐下稍等，然后继续处理手中的电话，而不是做完手上的事情才处理下一件。这才叫专业。
又比如什么叫礼貌?你应该规定使用规范的接听用语，不可以在前台用“喂”来接听，早上要报：早上好，某某公司;下午要报下午好，某某公司;说话速度要不快不慢
所以，没有量化，是很难衡量前台到底怎么样算接听好电话了，到底礼貌接待来访了没有。
2.关于“具体”
我告诉她，比如她的电话系统维护商告诉她，保证优质服务。什么是优质服务?很模糊。要具体点，比如保证对紧急情况，正常工作时间内4小时响应。那么什么算紧急情况，又要具体定义：比如四分乊一的内线分机瘫痪等。
如果不规定清楚这些，到时候大家就会吵架了。 3.关于“可达成” 你让一个没有什么英文程度的初中毕业生，在一年内达到英语四级水平，这个就不太现实了，这样的目标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你让他在一年内把新概念第一册拿下，就有达成的可能性，他努力地跳起来后能够到的果子，才是意义所在。
4.关于“相关性”
毕竟是工作目标的设定，要和岗位职责相关联，不要跑题。比如一个前台，你让她学点英语以便接电话的时候用上，就很好，你让她去学习六西格码，就比较跑题了。
5.关于时间限制
比如你和你的下属都同意，他应该让自己的英语达到四级。你平时问他：有没有在学呀?他说一直在学。然后到年底，发现他还在二级三级上徘徊，就没有意思了。一定要规定好。比如他必须在今年的第三季度通过四级考试。要给目标设定一个大家都同意的合理的完成期限。
基本上，做到这5点，人们就能知道怎么算做得好，怎么样是没有做好，怎么样算超越目标了，从而考核者和被考核者能有认可的清晰的考核标准，可以避免很多人和人乊间的矛盾与争执。
提要 我国人口众多，人力资源极为丰富，如果能有效地配置人力资源，这种配置本身就会有巨大的收益。但在实际配置过程中，往往会产生很多问题。怎样有效地解决问题，成为人力资源是否能真正合理配置的关键。
一、人力资源合理配置过程中的问题
1、工作业绩考核流于形式。职工工作业绩考核结果没有起到奖惩和聘用职工重要依据的作用。
2、职工工资收入差距甚小。工资分配制度几经改革，但仍未摆脱国家统一工资标准的束缚，尚未完全与实现效益挂钩。只是在现行工资制度活的部分中做了适当调整，向主要岗位给予必要的倾斜。
3、职工岗位相对固定。部分职工长期在同一个工作岗位任职，思维空间，工作的方式、方法逐渐趋向模式化。
4、双向选择缺少科学内涵。机关改革和生产经营实体组建及缺员补充，因受人力资源供给大于需求的影响，多数职工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同时，缺少统
一、规范的岗位职责、上岗条件、上岗程序、上岗合同等要件。
5、以传统的固有思维用人。有的领导班子及成员在选用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生产经营实体负责人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存在一多三少的现象，即听汇报的多、亲眼看的少、培养教育少、担子压的少，缺乏转换角度和换位思考的思想，致使不少人才在局内派不上用场，被迫流向外单位。
二、人力资源合理配置过程中常见问题产生的原因
1、少数领导畏难心理同广大职工依赖心理共振的结果。
2、部分单位的生产关系已跟不上生产力发展的前进步伐。
3、劳动保险尚未与社会接轨。
三、人力资源合理配置过程中常见问题的解决原则
1、充分投入原则。人力资源与其他经济资源相比较，有明显的时效性和不可储存性。它的形成、开发和使用都与人的生物周期为载体而自然地被时空所限定。因此，作为已被开发和使用的人力资源要给予充分的投入和运用，即使是人力资源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下，也应当通过各种措施扩大需求、增加投入，尽量减少人力资源的闲置与浪费。
2、合理运用原则。首先是人力资源投入的经济效果的好坏;其次是投入方向和配置效果的好坏;再次是人力资源的潜能得到较好的发挥。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和人尽其才的良好环境，才能够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局面。
3、良性结构原则。搞好人力资源的配置，需要调节现有各个局部的人力资源，通过新鲜血液的输入，促进人才结构的改善。同时，要着力培育人才在流动中成长的机制，激发人才的竞争意识和风险意识，促使他们不断学习，增强人才整体素质。
4、提高效益原则。一般来说，在人们的行为活动中总会存在资源利用不充分的问题，改善人力资源利用不充分的问题是提高单位经济效益或组织效益的根本途径，通过尽可能接近充分利用人力资源的程度，使单位或组织由低效能向高效能转化。
5、合理流动原则。在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同时，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人力资源上的基础性作用，引导人才合理流动，消除人才在不同地区、所有制和城乡之间流动的体制障碍，通过公平、有序的流动与竞争，使“优者上、平者让、庸者下”成为调整和优化人才结构的正常手段。
四、人力资源合理配置过程中常见问题解决方法
1、完善职工考核办法。坚持定量考核为主，定性考核为辅，效益与安全一票否决的
考核原则，德、能、勤、绩四个方面的考核内容，在不同岗位要各有侧重，并按岗位职责制定出每个岗位具体的定量考核指标。定性考核可由上级和有工作往来关系的平级和下级评议。
2、完善联责联效分配制度。现行工资制度封存后，在生产服务岗位推行工种工资指导价，但不得低于所在地政府公布的工资指导价的低位数。管理人员依据个人管理职务等级和管理技能水平确定岗位技能工资。经营者实行年薪制。实行内部工资改革后，歇工期在3个月以内，职工可按岗位工资的30%领取歇工工资，超出3个月者进入单位劳务市场。
3、推行人力资源动态管理。一是生产工人和管理人员分别实行合同制和聘任制，期限原则上为3～5年，合同(聘任)期满一律下岗，参加新一轮双向选择;二是强化管理人员交流力度。机关管理岗位人员要到生产经营实体上熟悉和掌握生产工艺流程，从中吸取实践经验。生产经营实体的基层干部也要到机关从事管理岗位工作，让实践经验升华到理论知识，机关各岗位之间也相应相互交流，每年岗位交流指数不低于所在机关人数的10%;三是公开选拔管理人员。机关副处级和科级以下干部，每年分别拿出占处级干部总数的5%，占所在机关科级以下干部的8%，进行基础知识考试、面试、答辩程序竞争上岗;四是建立末位淘汰制;五是对新进人员一律实行人事代理制。
4、推行双向选择用人机制。制定统一的机关和生产经营实体管理岗、生产岗、服务岗的岗位职责、上岗条件、上岗程序、上岗合同。成立组织人事、工会、职工代表、纪委、专家组成的竞争上岗、双向选择考核小组，负责职工日常岗位变动的考评取舍工作。各单位或部门岗位空缺补员由组织人事部门张榜公布，参与竞争者经资格审查和专业理论知识笔试合格后，由考核小组对参与竞争者进行技能考察，并按从高分到低分的聘用顺序报组织人事部门审定，并签署合同。在同等条件下职工优先。
5、起用一批重点院校学生，营造人才成长的工作环境。重点院校毕业生知识面广，思维敏锐，洞察力强，要采取考试或考察的方式尽快让他们走向高级管理岗位。在近期内提拔一批35岁以下的科处级干部，改变干部队伍专业结构和年龄结构不合理的现状，提高干部队伍整体素质。■
临床药物治疗遵循的合理用药原则
医师开具处方和药师调剂处方时要做到合理用药，应当遵循“安全性、有效性、经济性、适当性”四大用药原则。
1、安全性用药的安全性是指要求使用的药品质量合格、毒性低、副作用小、风险小。用药首先强调的是安全性，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促进合理的用药。安全用药的目的在于用最小的治疗风险使患者获得最佳的治疗效果。为保证用药安全性，可以依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药品不良反应信息通报》等报告进行选择，慎用药品不良反应报告较多、临床毒副作用较大的品种。在需要联合使用多种药物的情况下，还必须注意联合用药时的配伍禁忌，避免毒、副作用的叠加。
2、有效性用药的有效性是指治疗疾病时，应有针对性地选择药物，做到辨明病症、对症下药、因病施治。药物的有效性是选择药物的关键。临床上，药物的有效性可分为：消除致病原，治愈疾病;延缓疾病的进程;缓解疾病的临床症状;预防疾病的发生;调节人体生理功能;避免不良反应的发生。临床判断药物有效性包括治愈、显效、好转、无效等。
3、经济性在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以保证的前提下，还应该考虑用药是否经济，患者能否承受得起。用药的经济性并非单纯地指尽量少用药或只用廉价药品，其正确含义是指用药时获得相同的治疗效果所投入的用药成本应尽可能降低，以达到减轻患者及社会经济负担的目的。
4、适当性用药的适当性是指遵照医嘱或药品说明书上的用法、用量来使用药物，以保证用药的安全和有效，用药的适当性包括6个方面：
①适当的用药对象。临床科室应该个体间的差异选择药物进行临床治疗，即使能用同一种药物治疗，也要进行全面权衡。
②适当的时间。遵循药物在体内作用的规律，设计给药时间和间隔，以提高药效，减少副作用。
③适当的剂量。应严格遵照医嘱或药品说明书规定的剂量给药。4.适当的途径。一般情况下应首选口服给药，既方便又经济;对病情较急、危重的患者可先考虑静脉给药，病情稳定后改为口服给药。
④适当的疗程。没有依据地延长给药时间，容易产生药物蓄积中毒、细菌耐药、药物依赖等不良反应，应严格控制用药时间。
⑤适当的治疗目标。临床科室应积极、客观、科学的态度来制定双方可接受并能达到的治疗目标。
摘 要：对行政法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理解：从法学的角度来看，行政法不过是一个部门法，是调整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从宪制的角度来看，行政法所调整的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是更大的国家与公民关系的一个侧面;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来看待行政法，则主要强调行政法的实然性，强调行政法要与现实切合。从对行政法的本质的把握来理解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可以发现，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包括应然与实然两个方面：行政法治原则、适度性原则、互动性原则、程序性原则、责任行政原则。
关键词：行政法;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行政管理
一、要对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有比较正确的深入的把握，必须先知道行政法是什么，或者说行政法意味着什么。这是贯穿行政法理论体系的最基本、最重要但又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
人们通常从三个角度来理解行政法。一是从法学的角度来理解行政法，认为行政法不过是一个部门法，是调整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单从法学的角度来理解行政法过于微观，可能会过于追求技术上的细节问题，而不能对行政法有一个正确的定位。二是从宪制的角度来看待行政法，认为行政法所调整的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是更大的国家与公民关系的一个侧面。从宪制角度来看待行政法，能够对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有比较全面深刻的认识，能够对行政法有比较准确的定位，但这种视角又过于宏观，在具体的立法活动中指导性并不一定很大。三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待行政法，这主要是强调行政法的实然性，强调行政法要与现实切合。同时，行政管理的视角又能够弥补法学视角的过于微观、宪制视角的过于宏观之不足。因而，单从这三种视角的任何一种出发，都难以对行政法有比较全面深刻的理解，而需要把这三种视角结合起来进行。
相比于其他的部门法而言，行政法是最具时代精神的部门法，因为它调整的是行政机关与公民的关系。政府与公民的关系问题是行政法的现实起点，也是行政法理论的基本起点，对这种社会关系的研究是明确行政法性质与功能的关键。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看，行政管理范式的变化往往带来的是政府的社会角色及政府与公民关系方面所进行的改革，即便不是行政管理范式的变化，而只是在一种现实的行政管理范式内所进行的局部改变，也可能带来政府的社会角色和政府与公民关系方面的改变。由于社会的发展、新情况的出现，政府原有管理方式的局限性和不和时宜常常发生，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随之而来的事情就是要求行政法的调整以及行政法对这种改变的确认和维护。这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
如果说行政法能够被称为“动态宪法”，那也只是从行政法的应然状态来说的。但行政法最重要的也许在于其实然状态，也就是法律与现实的切合程度。行政法是调整与规范政府与公民之间关系的法律，但行政法首先得尊重政府在现实社会中应该扮演的角色。社会的现实状况和政府自身的能力决定了政府现实的角色问题，这个问题的另外一面也自然就是公民以及由公民组成的社会团体的现实角色问题。对于符合社会实际情况的政府管理方式，行政法应以法律的形式加以巩固和维持，而对于不符合社会现实、阻碍社会发展甚至导致严重社会问题的政府管理方式，行政法就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改变，这也是法律的实然向应然趋近所必须采取的行动。
近代行政法的发展演变是伴随着政府行政权的扩张和收缩而演变的。政府行政权的扩张和收缩导致了行政法对行政权的确认、对行政权的控制、对公民权的确认和保护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公民个体的权利及其权利的集合也成为制约行政权的重要力量，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以社会控制权力”。控制并不是目的，控制也只不过是使行政权处于一个合适的位置，同时也使公民权处于一个合适的位置。完善的行政法律制度应当促使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保持一种平衡的态势。这里“平衡”的意思是行政权与公民权一种“完美的分工”和随之而来的“专业化”，它们能共同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种平衡涉及行政权和公民权各自的“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因而行政机关与公民关系的度既包括行政机关与公民在实体权利分配上的度，也包括行政程序关系上的度。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把行政法定义为“调整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使之达到平衡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彻于行政法之中，指导行政法的制定和实现的基本准则。它可以是成文的，也可以是不成文的，在法律规范空白和出现漏洞的时候，作为共同理念可以弥补法律的不足;任何行政法律规范及其实施都不得与其相抵触[1].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既要体现行政法的应然状态，又要体现行政法的实然状态，而行政法的应然和实然不过是政府与公民关系或者说是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的理想和现实的反映，同时行政法又要承担规范和改造现实以一步步向理想趋近的责任。当我们有了理想之后，重要的就在于认清现实和找到通向理想之路的最佳途径。因而，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既包括行政法的实然状态的原则，又包括行政法的应然状态的原则。它应包括以下原则：
1.行政法治原则。首先它强调的是在行政法律规范中要贯彻法治的精神;其次它主要是从实体角度出发，强调行政主体的所有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规范的要求。行政法治原则是行政法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在其现实性上则起到规范行政主体的行为、改造其不符合法治原则和精神的行为习惯和办事作风的作用，它是法治原则和法治规律在行政法上的具体体现。法治的道路是艰难和漫长的，法治规律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最高权威，使法治的普遍性准则为全体人民所理解、接受、信仰和维护。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法治原则就显得尤为重要。行政机关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已经为历史和现实所不断证明，行政机关的主体本来就是人，行政机关又是与公民关系最直接最紧密的国家机关。行政法治原则或者说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原则对于培养公民的法治意识显然具有很重要的引导和促进作用;而法治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行政法治。这就要求行政机关能够认清自身在国家法治的道路上所应承担的责任，同时在行政法律规范中体现出这个原则来。合法性原则和越权无效原则可被认为是行政法治原则的具体运用和贯彻。
2.适度性原则。为了能使社会健康平稳地发展，政府和公民都需要享有适当的权利和承担适当的义务，双方的权利义务既不能过宽也不能过窄，应该保持适度。这种对现实的尊重是实现理想的必要条件。适度性原则是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即平衡论在行政法基本原则上的一个必然反映。合理性原则可被认为是行政机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适度性原则的具体体现。
3.互动性原则。不能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或者说行政权和公民权总是相互敌对的。在国家和社会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的情况下，他们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因而也能够协调起来。从宏观的角度说，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本身就是一种互动，目的在于使双方都遵守法律所设定的权力界限，不越权;但同时又能发现行政法规的滞后，有利于行政法的不断完善。互动性原则以适度性原则为基础，但又是适度性原则的必要的补充。
4.程序正当原则。英美法系国家都非常重视程序正当原则，在我国这样一个行政人员的主观随意性很强的国家，历来“重实体、轻程序”，因而更有必要借鉴先进的发达法治国家的程序原则，将程序正当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以规范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特别是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由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需要，行政主体的裁量范围越来越大，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的自由领域，法律规范无法从实体上予以明确规定，因而程序的规范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程序正当原则中，重要的是落实各项程序制度的建设。如果没有必要的制度，程序正当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5.责任行政原则。传统的公共行政的典型特征被认为是“服从指令和服务”;而新公共管理的典型特征被认为是“对结果的重视和对管理者个人责任的强调”[2].但这并不是说在传统的公共行政中不存在责任的概念。服务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责任和义务。问题在于在服从指令和服务之间存在着矛盾。服从指令是服从上级的指示和命令，服务指服务于公民和社会。上级的指令经常是在不了解实际情况的条件下做出的，如果按照上级的指令办事，可能与服务的宗旨相违背。但官僚制下的行政官员通常都会选择服从指令，因为这是他的“最优策略”。这样，服从指令就常常以服务为代价和牺牲。这当然是传统的公共行政的官僚制模式中的人员晋升制度和缺乏有效的绩效考评制度等行政体制的弊端所造成的恶果，但行政体制的弊端所造成的更长久的影响则是责任意识的严重缺乏。责任主要是对公民对社会的责任，因而这种责任意识的缺乏就会造成政府形象的败坏和政府信用的降低，也就必然造成对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损害。所以作为调整政府与公民关系或者说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关系的行政法，必然会考虑到这种责任意识缺乏所带来的后果，将责任行政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就是逻辑的必然了;同时这种责任意识的培养对适当时候的政府管理范式的转换也必然具有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朱维究，吴华。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兼论21世纪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发展趋势[A].政法评论[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2] 休斯欧E.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6。
胡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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