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执法调查的原则和内容

论行政执法调查的原则和内容（精选9篇）

论行政执法调查的原则和内容 篇1

来源：无忧指纹膜 http://51zwm.net

摘 要 行政决定的作出是一个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过程，在作出决定之前，行政机关必须先调查、收集证据，在收集证据、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作出决定。而在调查中，行政机关必须遵守一系列调查原则。本文就着眼于分析探讨一下在行政调查中应遵守的原则及相关内容。

关键词 行政执法 调查原则 调查内容

一、行政执法及行政执法调查

行政执法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及其公职人员在行使行政管理职权过程中，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将法律、法规和规章直接应用于个人或组织，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得以实现的活动。

行政执法调查是指行政机关收集证据、查明事实的活动。调查与证据是两个相关联的问题，调查活动的目的是收集证据，证据是调查活动的结果。行政决定的作出是一个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过程，在作出决定之前，行政机关必须先调查、收集证据，在收集证据、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作出决定。

调查活动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调查主体是行政机关。第二，调查活动的目的是收集证据，解决行政决定的事实问题，并在此过程中认真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意见，给予当事人主张权利的机会。第三，调查是行政决定过程中的阶段性活动。

二、行政执法调查的原则

行政执法调查的原则是行政执法原则的具体体现，体现了行政执法的基本价值观念，是调整行政执法关系的普遍性规范。结合行政执法基本原则及法律要求，笔者认为在行政执法调查中应严格遵守以下原则要求。

（一）行政法治原则

行政法治原则是行政执法的基本要求，也是调查的总原则。行政法治原则要求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行为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授权和法定程序，并有确凿的事实依据。从行政法治原则要求看，在行政调查中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作出行政行为，确保在程序上合法。

根据行政法治原则的要求，在行政执法调查中，应树立如下观念：

1.权力必须受到制约

行政执法职能是法律法规赋予的，其执法权限是特定的、受到限制的，以保障权力的正当行使。行政执法机关及执法人员必须在法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不得有超越职权、放弃或不行使职权的行为发生，自觉接受来自于其他国家机构及人民的监督。

2.必须树立严格执法及守法观念

行政执法机关必须在法定的范围内并依循法定程序行使权力，不管是实施抽象的行政行为还是实施具体的行政行为，都必须依法进行。作为执法机关，只有严格执法、守法，其权力本身才具有合法性，其行使权力的行为才是正当的。

3.尊重并保障公民、法人在行政执法中的相关权利

行政相对人的民事权利是人权的法律化，必须受到各级行政执法机关的充分尊重。在执法过程中，为实现对社会的治理，可以对社会公众施加义务约束，但各种义务的设定必须以保护人民的法定权利为出发点。

（二）客观全面原则

《行政处罚法》明确了行政处罚必须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公正、公开原则体现在行政调查中，要求行政执法人员要客观全面的查明案件事实，只有在调查阶段客观全面地查明全部事实，才能实现行政处罚公开、公正的要求。具体来讲，就是不仅要搜集证明其违法的证据，也要搜集证明其没有违法或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予处罚的证据。为此，调查询问中要注意听取被调查人的陈述、申辩，要求其提供不违法或违法行为情节轻微等方面的证据，同时予以记录，并且在以后的查证中予以认定或者排除。

（三）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原则

《行政处罚法》第4条明确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第30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与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与行政处罚。”行政执法人员为查明和证明案件而进行的调查活动，本质上都是证据调查。根据上述规定，行政执法人员在证据调查过程中必须严格树立重证据的意识，即在办案活动中，要树立证据第一的思想，对一切案件事实的认定，都要依据确实充分的证据。

口供在行政程序中的主要表现为当事人的陈述，它是法定的证据形式之一。所谓不轻信口供，不是说对口供一律不信，更不是不要口供或者轻视口供的作用，而是对于一般案件而言，仅有当事人的陈述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证据加以补强，即通过能证明案件事实的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等证据来证实或证伪当事人的陈述。

在调查中，行政执法人员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口供与其他证据的关系。口供既可以为执法人员查明案件事实指明调查取证的方向和突破口，同时，口供也需要其他证据的证实或证伪，只有充分收集能证明案件事实的各种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才能准确的认定案情，确保作出的行政决定符合法律要求。

（四）相对人权利保障原则

有的调查措施的实施会影响到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人身权、财产权等基本权利，也会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因此，必须规范调查权的行使，防止行政机关滥用调查权损害相对人的权利。相对人权利保障原则不仅要保护相对人的实体权利还要保护相对人的程序权利。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执法中，保障和尊重公民的基本人权及合法权益，向相对人说明根据、理由，听取相对人的陈述、申辩，其意义是对相对人人格的尊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0条规定：行政机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根据。《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58条规定：“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决定过程中如果出现程序违法或程序有瑕疵的行政行为，根据上述规定，在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中，就有可能被复议机关或者人民法院予以撤销或者确认违法，所以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必须牢固树立尊重和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实体权利及程序权利意识，确保我们的执法行为严格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定程序作出。

（五）个别调查询问原则

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调查中，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询问对象，应当分别进行询问，以防串供或其他不可预测事件的发生。多人集合调查询问，存在泄露调查情况的可能。如果将多人集合在一起调查询问，就可能使本来只有个别人才知道的有关重要案情、线索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这就难免其中的个别人会将这些重要情况泄露出去，甚至被行政相对人知道后构筑反调查、反询问的防线，不利于调查工作，因此，在调查中一定要遵循个别调查询问的原则。询问的情况，检查人员应写成笔录，要一人一笔录，即每份笔录只记录一个被调查人情况，并告知被询问人不如实提供情况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六）严禁以粗暴简单和威胁、欺骗等非法的方法获取证据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7条规定：“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不能作为档案依据。”用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证言或行政相对人陈述，其危害是及其严重的：一是严重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为法律所禁止；二是把案情搞得真假难辨，易于造成冤假错案和悬案；三是有损行政执法人员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进而损伤党和政府的威信；四是因违法行为导致国家赔偿时，还将给国家带来经济上的损失。因此在调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明相对人违法与否及违法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以粗暴简单和威胁、欺骗等非法方法获取当事人陈述。

四、行政执法调查的内容

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调查中，应将同案件事实有联系、可以证明案情的客观事实都纳入收集范围，具体来说包括：（1）有关能证明涉嫌行政违法行为主体情况的证据材料；（2）有关证明行政违法行为存在、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证据；（3）有关证明行政违法行为不存在、违法行为情节轻微的证据；（4）与行政案件处理有关的其他证据材料等。

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调查中，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采用多种方法、途径收集证据。总结现行行政法律规定，在行政执法调查中经常用到的收集证据的方法主要有：（1）依法询问当事人和证人，了解案件情况，制作询问笔录；（2）请有关部门、单位调取材料，如检验检疫机关在案件查处过程中请求海关部门调取当事人报关数据等；（3）请有关部门、单位进行鉴定并出具鉴定结论，如检验检疫机关对涉案进出口商品委托有关鉴定机构进行的产品质量鉴定；（4）进行现场检查和勘验，制作现场勘验笔录，如对案件发生的现场或者物品进行的勘验及检查行为，通过勘验笔录将勘验活动中发现的物品的数量、特征及物品被发现时所处的位置及状态记录下来；（5）采取拍照摄像的手段收集证据。拍照、摄像适用于书证、物证，也适用于反映现场真实情况，能全面和客观的反映案件事实全貌，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6）复印、抄录。对于可作为证据的书面材料，如进出口商品采购合同、装箱单、报检报关资料等，一般不能收集到原件，不能将这些材料从所有者处取走，因此对这些证据进行收集的办法主要是复印和抄录。复印或抄录应当与原件核对无误，应当注明出处，并经该原件持有者核对无异后加盖印章或者签名；（7）抽样取证等。

通过调查取得的证据是否真实、是否能证明案件事实，需要一套审查判断的标准，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审查判断证据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审查每个证据的来源是否合法；（2）审查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这是证据关联性的要求。即证据与案件待证事实之间有一定联系，证据应该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是否存在；（3）审查证据形成的时间、地点、条件等客观以及主观方面的因素，执法人员在审查判断证据的过程中，须分析证据形成的原因和发现证据的环境以判断证据的内容是否属实；（4）对证据本身所反映的内容进行分析，注意前后是否一致，自身是否存在逻辑矛盾，内容是否合乎情理等；（5）审查证据的收集是否合法、科学、得当，确保证据收集行为符合法定程序。

论行政执法调查的原则和内容 篇2

1 饭店员工培训的原则

为了搞好饭店员工的培训工作,饭店管理者应了解员工培训的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1 理论联系实际,学用一致的原则

培训的目的是要解决实际服务与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缩小员工素质与现实要求之间的距离。因此,培训要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需要或存在的问题确定培训内容,把对人员的培训和培训后的工作及使用统一起来。如果培训与使用脱节,被培训者学而无用,既给饭店造成人力,财力的浪费,同时也失去了培训的意义。

1.2 全员培训与重点培训相结合的原则

全员培训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在职的各类人员所进行的培训,这是提高饭店全员素质的必由之路。饭店所有员工,从总经理到清扫员在内的所有员工,都应纳入饭店培训的范围。但是,在实行全员培训的同时,应重点培训一批技术、管理骨干,特别是对中、高层管理人员的培训应给予更多的重视。因为他们除了要更新、补充饭店业务知识外,还应该接受经营管理决策、协调指挥等能力方面的培训。在全面中体现重点,以重点来带动全面,做到点与面的结合。这样的培训才是有效的培训。

1.3 时机的合理性和方法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

培训时机和培训方法的选择,关系到受训者接受培训的积极性。当员工感到在工作过程中难以适应工作要求或希望能够有所提高时,自然会产生希望得到培训的需求。此时对员工的培训就从“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可见,员工学习的积极性的高低决定了培训效果的好坏。同时,饭店工作全天候运行,员工轮班作业,这就使得培训工作要见缝插针,尽量选择经营淡季或较空闲的时间进行,以免使员工产生疲于应付甚至厌倦的不良情绪。在选择好培训时机的同时,还应注意培训方法的灵活性,针对不同的培训对象和培训内容,应选择不同的培训方法,以期达到最佳的培训效果。

1.4 严格考核，择优奖励的原则

只培训不考核,这样的培训是难以收到成效的。考核本身就是培训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是保证培训质量的必要措施,同时,也是检验培训质量的重要手段。有许多饭店现已正式规定,只有经过严格培训并考核合格后,才能择优录取和晋升。

2 饭店员工培训的内容

饭店员工培训能否达到理想的效果,关键在于选择和确定培训的内容。而饭店员工培训的基本任务和作用就是需树立为饭店经营管理服务的思想,真正解决饭店最感兴趣、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尤其是饭店在经营管理中遇到的一些难点、热点或是一些普遍性的问题,直接有效地为饭店服务。因此,在培训内容上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当前与发展相结合、多样性与时效性相结合。具体来说,培训内容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1 职业道德培训

所谓职业道德,就是指从事一定职业的人,在职业活动过程中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良好的职业道德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即职业道德认识、职业道德感情、职业道德意识、职业道德信念、职业道德行为和习惯。

在饭店员工培训过程中,要使员工认识职业活动中各项内容的正确和错误,从而加深其职业道德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加强员工对本职工作的热爱,加深职业的光荣感和责任感,使员工做到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从而坚定其职业道德信念。但是,饭店管理与服务工作是复杂而辛苦的,在工作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甚至是刁难,这就需要培养员工坚强的意志,努力克服、冷静对待,在工作中磨练职业道德意志,最后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行为和习惯。

2.2 文化知识培训

作为饭店员工,必须掌握多方面的文化知识。因此,文化知识的培训是饭店员工培训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核心专业知识培训和相关专业知识培训。核心专业知识是指在饭店各个岗位所需运用的专业知识,如前台与客房管理、餐饮管理、中西餐知识、饭店服务心理、饭店财务管理等方面的知识。相关基础知识主要是指人文、地理、历史、风俗等一些最基本的信息和常识。

2.3 操作技能培训

操作技能培训是饭店员工培训的重点和关键。饭店的服务与管理工作虽然都是一些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平凡的甚至是琐碎的事情,但是要真正达到优质、高效,并使客人满意,是要经过严格的操作技能培训,使员工掌握饭店服务与管理的规范、程序、标准才能达到的。

操作技能的培训既是基础性培训,又是长久性的培训,既有集中培训,也有贯穿于实践过程的实时培训,从而不断让员工掌握最新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能力和效率。

3 饭店员工培训的方法

饭店员工培训要想取得预期的效果,选择合适的培训方法非常重要。同时,采用合适的培训方法可以提高受训员工的兴趣和注意力,从而使培训工作事半功倍。有效可行的培训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3.1 讲授法

讲授法是传统的培训方法,主要采用讲授形式由培训者向受训者传授知识和方法,如饭店培训中经常开设的专题讲座就是采用的讲授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讲授时间集中,不易受干扰,传授的知识比较全面系统,培训场地的选择面大,如教室、会场、餐厅,甚至可以是露天场地。缺点是受训者主动参与少,较被动,容易显得枯燥沉闷。

3.2 讨论法

讨论法是对某一专题进行深入探讨的培训方法。其目的是为了解决某些复杂的问题而采用讨论的形式使众多培训员工就某个主题进行沟通,谋求观念看法的一致。讨论法的优点是通过员工的积极参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集中大家的智慧把问题讨论清楚,最后形成解决问题的方案。这种方法比较适宜于管理层次员工的培训或用于解决某些有一定难度的管理问题。

3.3 案例法

案例法也是一种适合用集体讨论方式进行的培训方法,就是把在实际生活中已经发生过并记录下来的案例提供给员工进行分析讨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案例法与讨论法的不同之处在于:分析案例不仅是为了解决问题,同时侧重于通过对特定案例的分析、讨论,培养受训员工对实际问题的判断能力和解决能力。这种方法适用对象为饭店中层以上管理人员。

3.4 角色扮演法

所谓角色扮演法,就是让受训员工模拟实际情景,扮演各种角色来进行培训,使他们真正体验到所扮演角色的感受与行为,以便发现并改进自己原先职位上的工作态度和行为表现。这种方法的适用对象为管理者、服务员。角色扮演法通过互换角色、换位思考,并就感受体验与原有的态度行为进行对比,展开讨论,从而增进了解,彼此沟通。例如:让饭店客房服务员、餐饮服务员及前厅服务员扮演客人的角色,就能更加深刻地体验到客人的心理感受,认识到不良工作方法的害处。此外,角色扮演法还能消除员工之间及员工与管理者之间的隔阂。实践证明,角色扮演法是集趣味性和适用性为一体的饭店培训方法。

3.5 操作示范法

操作示范法是为了使受训员工了解和掌握工作的程序和正确的操作方法,在工作现场或模拟的工作环境中利用实际使用的设备及材料进行边讲解边演练操作的一种培训方法。这是饭店在技能培训中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例如,餐厅服务的摆台、上菜,客房服务的铺床、清扫以及调酒等实务操作性练习。

摘要：饭店员工培训就是根据饭店岗位的要求,按照饭店人力资源管理计划,有目的、有组织.有步骤地向员工灌输正确的思想观念;传授有关饭店的工作.管理知识;训练其适应饭店工作要求的各种技能;增强其相应的管理能力;同时培养员工的职业道德。本文从饭店员工培训原则.培训内容和培训方法等三个方面论述了饭店员工的培训。

关键词：饭店,员工,培训

参考文献

[1]彭学强.现代饭店经营与管理[M].湖南大学出版社,2005

[2]魏卫.现代饭店经营与管理[M].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

[3]将丁新.饭店管理概论[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论行政执法调查的原则和内容 篇3

关键词：救济责任；监督分离原则

一、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公民权利救济和监督行政职权评判

（一）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这一立法目的的评价

首先，我国司法权与行政权是不对等的，在我国现行的权力体系中司法权是要小于行政权的。而监督这一行为应当更加倾向于是一个较大的权力对一个下属较小的权力的制约。另外，我国的司法机关的人、财、物都要受制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所需要的财产经费以及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都是由行政机关掌握，这种情况之下再让司法权监督行政权岂不是天方夜谭。在没有司法独立的背景之下，大谈行政诉讼监督行政职权，无异于纸上谈兵。不仅不能够使行政机关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省，反而可能使司法机关在面对行政机关时更加小心谨慎。

其次，司法的被动性导致司法的监督功能有限。司法是被动的，对行政职权并不能主动进行监督，只能当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时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而行政是主动的，它可以主动的做出许多行政行为，而这些行政行为中有多少是违法的，又有多少行政相对人会将这种违法的行政行为起诉到法院，法院的审查也仅限于这些，因此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的数量与违法的行政行为的数量可能相差万里。因此，司法的这种监督很难起到很好的监督效果，而此时若将一个这种都不能很好地达到监督目的的制度作为立法目的，势必会影响行政诉讼的真正要达到的目的，反倒得不偿失。

（二）公民权利救济应当是行政诉讼法首要的立法目的

首先，公民提起行政诉讼是因为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希望法院能够对自己的权利进行救济，因此行政诉讼首先应当是救济公民权利，应当首先是一种权利救济制度。作为一种诉讼制度，行政诉讼显然无法完成以监督为主要目的的安排，因为行政诉讼必须满足诉讼的要求和安排，它以存在争议为前提，以审查判断当事人的请求是否成立为中心任务。因此，行政诉讼也要回到诉讼的本原上来，以解决争议为前提进而保护受到侵害的权利。另外，行政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性，而我们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行政权力的扩张势必会伸展到各种社会关系，行政侵权案件将不断发生。行政诉讼的首要目的应当是保护公民权利，在救济公民权利的过程中进而起到限制行政权力的作用。

其次，我国根本大法《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基本权利，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更加强调了国家对人权的重视越来越高，行政诉讼法更应该贯彻这一宪法的思想。从宪政文明的角度来看行政诉讼应当有人权保障的功能，但是人权概念是十分模糊的，加之诉讼的功能只是人权制度中的一部分，所以在行政诉讼中的人权保障的功能被缩小并具体化到对受到行政活动侵害的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

二、行政诉讼中公民权利救济与官员责任追究的分离原则

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甲与乙系兄弟，2002年9月乙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法院判令甲从其所居住的五间平房中搬出，停止妨害。在审理过程中甲认为该房是其与其父共同出资修建的，而乙出具了在其名下的房屋产权登记证。甲以前述理由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消房产登记。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房屋登记证上记载的长、宽及面积与事实不符，便以事实不清为由，撤消了原来的房屋登记证，但判决书中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和理由并未触及。很显然在此案例中双方的权利并没有得到救济，判决并未触及甲的诉讼请求，法院在审理此案中不以保护公民权利为首要目的，反而是以监督行政权力为目的，导致根本就没有考虑公民的诉讼请求，只能说诉讼流于形式，本末倒置。

行政诉讼确实起到了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追究行政责任的功能，但这与将其作为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有着天壤之别。行政诉讼是一种事后监督，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追究行政责任只能是救济公民权利的过程之中，行政诉讼所产生的一种附带功能。也就是说监督行政职权追究行政责任只能是行政诉讼的功能而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目的。行政诉讼是一种事后监督，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追究行政责任只能是救济公民权利的过程之中所产生的一种附带功能。将监督行政职权追究行政责任作为行政诉讼的目的，容易导致行政诉讼本末倒置。救济公民权利就是防止公权力在面对单个私权利扩张的过程，因此，行政诉讼在救济公民权利时，就蕴含了对公权力的限制即是监督行政职权追究行政责任。可以说，这种监督行政职权追究行政责任本身就是在行政诉讼救济公民权利时所附带产生的效果。

监督行政职权追究行政责任只不过是行政诉讼在救济公民权利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功能，将其规定在行政诉讼法的目的中是没有对监督行政职权追究行政责任进行正确的定位。若将二者并列规定在行政诉讼法中，势必会引起司法裁判人员在行政案件中考虑追究行政责任的因素，甚至可能会往这方面倾斜。因此，为了切实保护公民权利，应当在行政诉讼中将公民权利救济和官员责任追究二者分离，以便于司法者在审理行政诉讼案件时能够毫无顾虑的以救济公民权利为唯一目的。

民主评议党员的内容、方法和原则 篇4

民主评议党员的内容总的来说，要依据党章规定的党员条件。各单位应当根据当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对党员的要求，并联系本单位党员队伍的实际情况确定具体内容。一般来说，民主评议的基本内容包括：(1)是否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能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自觉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2)是否站在改革的前列，维护改革的大局，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做到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为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贡献。(3)是否坚决执行党的决议，严守党纪、政纪、国法，坚决做到令行禁止。(4)能否坚持党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艰苦奋斗，廉洁奉公，自觉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5)能否努力学习专业技术，脚踏实地地做好本职工作，努力创一流成绩。

民主评议党员的方法步骤：

民主评议党员工作应在各级党委领导下，以党支部为单位，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实施步骤通常为：(1)听取意见。民主评议党员活动开始前，党组织应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征求党内外群众对党组织和每个党员的意见，明确在民主评议党员活动中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党支部对党内外群众的意见经分析整理后，应反馈给每个党员，以便个人自评时思考。(2)学习教育。民主评议党员的学习内容，一般以党章、邓小平理论以及中央有关文件为基本内容，也可结合实际和评议内容学习有关文件。着重抓好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育。(3)自我总结。在学习教育的基础上，对照党员标准和评议内容，总结个人在思想、工作、学习等方面的情况，肯定成绩，找出差距，明确努力方向，实事求是地作出总结。个人总结写好后，一般要经党支部审定。(4)民主评议。召开党小组会(或党支部会)，由党员个人总结，然后进行评议。评议时要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敢于触及矛盾和问题，避免不负责任的评功摆好。党员领导干部应带头解剖自己，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5)表彰、处理。在民主评议党员中，对评议出的好党员，由党组织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进行表扬。对模范作用突出的党员，可经过支部大会讨论通过，报上级党委批准，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对评议中揭露的违法乱纪等问题，要认真查明，严肃处理。经评议认为是不合格的党员要区别情况，妥善处置。

民主评议党员应坚持哪些原则?

土地权属争议的内容和处理原则 篇5

2011-04-20 09:51:49

土地权属争议的主体范围比较广泛。归纳起来，包括以下几种：国有土地所有者与集体土地所有者之间;集体土地所有者之间，即村农民集体之间、村内两个以上经济组织之间，乡(镇)农民集体之间，及其相互之间发生的土地所有权争议;国有土地使用者之间;集体土地使用者之间;国有土地所有者与集体土地使用者之间。这里没有包括国有土地使用者与集体土地使用者之间的土地争议，原因在于集体土地使用者享有土地使用权的物权化程度不高，缺乏充分的财产权地位，所以，在发生这类争议时一般由集体土地所有者出面解决。当前涉及比较多的争议有：

(1)军队与地方单位之间土地权属争议；

(2)涉及宗教团体的土地权属争议;(3)涉及铁路部门的土地权属争议;

(4)涉及水利部门的土地权属争议;

(5)涉及民航、石油、冶金等部门的土地权属争议;

(6)个人宅基地土地权属争议;

(7)其他。

2、土地权属争议的内容

土地权属争议的内容涉及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他项权利，包括土地所有权争议、土地使用权争议和土地他项权利争议。

(1)土地所有权争议

土地所有权争议分为国家土地所有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之间的争议、农民集体之间的土地所有权争议，包括乡(镇)农民集体之间、村农民集体之间、村民小组农民集体之间的土地所有权争议。

(2)土地使用权争议

土地使用权争议分为国有土地使用权争议和集体土地使用权争议，国有土地使用权争议大多为单位与单位之间土地权属争议，集体土地使用权争议包括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争议和宅基地使用权争议等。

(3)土地他项权利争议

土地他项权利争议是因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之外的土地权利而发生的争议，在处理使用权争议时往往涉及这部分权利争议。

3、土地权属争议处理的原则

土地不动产具有基础性的特点，发生权属争议时，解决过程中除了遵循一般民事和行政案件中所贯彻的原则外，还要体现土地案件自身的特点。具体而言，应遵循以下原则：

(1)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的原则

土地权属争议产生的原因很多，但多数是因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所引起的，这种情况在集体组织之间的土地权属关系中十分常见。引起这类争议的主要原因有：①历史上乡、村、社、队、场因合并、分割、改变隶属关系等行政建制变化遗留的权属未定、权属不清;②因过去的土地开发、征地退耕、兴办或停办企事业、有组织移民形成的权属不清;③因过去无偿占用或“一平二调”造成的权属争议;④地界不明，包括过去无偿划拨荒山、荒地时未计算面积和划定地界，历史上无地界标志或地界标志不明，新划地界不清或不合理，兴修水利、平整土地、开荒、更改河道等造成地界变化等情形。这些争议的普遍特点，就是土地占有现状缺乏权属依据或者权属依据难以证明。处理这类纠纷，应当从历史出发，摸清争议土地的历史发展变化，查明引起变化的事实背景和当时的政策依据，确定争议产生的原因，以合理划定地界、确定权属。

(2)现有利益保护的原则

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前，土地权利处于不确定状态，因此，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之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现状，不得破坏土地上的附着物，争议双方应本着保护现有利益的原则，不得有任何破坏土地资源、阻挠争议解决的行为。在涉及历史原因的集体土地争议中，如历史事实不清、相关证据或政策依据不明，应以土地实际占有的现状为根据确定土地的权属关系。在国有土地因重复征用或重复划拨引起的土地争议中，也应本着“后者优先”的原则，按土地利用现状确定权利归属。

(3)诉讼解决以行政处理为前置的原则

政府处理在土地权属纠纷解决方式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土地确权是一项政策性和技术性较强的工作，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基于对本行政区的土地状况比较了解，对发生的争议，能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面对现实，以法律、法规和

土地管理规章为依据，及时、公正地解决土地权属纠纷。因此，土地权属争议的解决，应先采用行政处理的方式，只有对行政处理不服，当事人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4、土地权属争议处理的方式

土地权属争议解决的方式主要包括协商、政府处理和诉讼。

(1)协商。这是当事人自行解决争议的最基本的方式。我国法律鼓励当事人通过平等协商、互谅互让解决纠纷。

(2)政府处理。当事人发生土地权属争议，经协商不能解决的，可以依法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乡级人民政府提出处理申请，也可以依照《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规定的管辖权限，向有关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调查处理申请。

浅论行政法之信赖保护原则 篇6

杨洪霞

山东大学法学院 2003级法律硕士

【摘要】：行政信赖保护原则是德国行政法院根据法律的安定性原则和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逐步确立起来的，目的在于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和保护社会成员的正当利益。信赖保护原则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如德国，日本，韩国，我国的台湾地区等得到了程度不同的运用。在我国，《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信赖保护在我国已经纳入法制规范。本文主要从信赖保护原则产生的渊源，理论基础，确立的必要性和我国确立信赖保护原则的制度构想来阐述。

【关键词】：信赖保护原则 信赖利益 行政程序 行政补偿

概述

行政信赖保护原则是指当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已经作出的行政行为产生了具有正当性的信赖利益时，这种信赖利益应当得到保护，行政机关不得随意的变更或撤销已作出的行政行为，如果撤销必须补偿相对人因信赖所产生的损失。无疑，行政权在国家的各种权力中是最桀骜不逊的，为了防止行政权的滥用和不正当行使给公民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确立这个原则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在我国，《行政许可法》颁布之前，信赖保护原则鲜有研究，更提不上运用，行政机关动辄撤销行政许可，全面整顿等行政行为严重损害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制定的法规政策朝令夕改，出尔反尔，反复无常也使政府失去了信用，带来的是国家经济资源的浪费，行政成本的提高，公民合法权益的损害和相对人与行政主体的严重对峙。随着中国加入WTO，行政法治的发展和社会民主法制意识的提高，建立诚信政府的理念也在逐步深入人心，《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信赖保护在我国已经纳入法制规范。人们更加关注信赖保护原则的研究。

一，信赖保护原则在各国的确立

德国是信赖保护原则的母国，德国的行政法院确立的这个原则是为了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和保护社会成员的正当利益。1973年10月召开的德国学者大会将“行政上之信赖保护”定为会议第二主题，奠定了信赖保护作为一项公法原则的地位。此后，德国《行政程序法》，《租税通则》，《联邦建设计划法》等法律中，信赖保护原则均被明文加以规定。[1] 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8条至50条对具体行政行为撤销和废止等作了明确的规定，行政信赖保护作为行政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在法典中得到正式确认，随后该原则被很多大陆法系国家借鉴。

韩国《行政程序法》第4条规定：“行政机关执行职务时，应本着诚实信用为之”。

日本行政法的特点就是对外国法的合理借鉴和运用，日本在60年代引入信赖保护原则，70年代得到充分的论证，并将其与诚信原则，禁止反言原则一起作为行政法的一般原则。

我国台湾地区在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在案例和判决中直接适用信赖保护原则，台湾《行政程序法》第1条将“增进人民对行政之信赖”作为一项立法目的，第8条规定：“行政行为，应以诚实信用方法为之，并应保护人民正当合理之信赖。”

在英美法系国家虽没有明确提出信赖保护原则的概念，但却提出了与此类似的制度，如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确立的合法预期的制度，美国的不得翻供制度。

我国《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9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规定判决撤销违法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人民法院在判决撤销的同时，可以分别采取下列方式处理：

（一）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二）责令被诉行政机关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三）向被告和有关司法机关提出司法建议

（四）发现违法犯罪行为的，建议有关机关依法处理。”该条虽未明确提出信赖保护的概念，但是规定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给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人民法院可以责令行政机关采取补救措施，可见信赖保护原则的理念已经在实践中发挥作用。

2003年8月27日通过，2004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8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废止，或者准许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这标志着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已纳入法制规范。

二，信赖保护原则的理论基础

1，诚实信用说

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宁。诚信是社会生活的基础。诚实信用原则在私法领域被称为“帝王条款”。诚实信用说主张信赖保护原则是将私法领域的诚信原则适用于行政法领域。日本盐野宏教授就认为：“信义诚实的原则乃至信赖保护的原则，是将私人间适用的法原理适用于行政法关系的情况”。[2]

日本学者乙部哲郎也主张将诚信原则作为信赖保护原则的法律依据。他认为，首先，“信用”一词与信赖相近，其次，行政法上的法律关系为具体关系，适合诚信原则的适用。[3]另外，肖金明教授主编的《行政许可要论》也提到“私法领域的诚信原则被引入了公法领域，并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4] 甚至有学者认为：“苟无诚信原则，则民主宪政将无法实行，故诚信为行使一切行政权之准则。”[5]

2, 法的安定性说

法的安定性包括两方面：第一，法律本身的安定性，即法律规范必须是确定的，不存在相互矛盾的理解，这样社会成员才可以准确的依据法律来行事。第二，法律制定出来后具有稳定性和可靠性，国家不能随便的更改而使法律处于不确定状态，法律的溯及力被限制。法的安定性说主张信赖保护原则得以确立就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安定性。正是“本于法的安定性，行政行为须具有可预见和可预测性，人民预先知其所遵循，故人民因信赖行政行为所生之损害应予以保护。”[6]

3，权利保障说

认为信赖保护原则实质上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而确立，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免受政府不正当行政行为的侵害。

在上述三种学说中，笔者更倾向于诚实信用说。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和维护法律的安定性只是信赖保护原则的目的之一，将它们单独列为信赖保护原则的理论基础是片面的，没有揭示该原则的本质内涵。现代社会行政理念发生了重大革新--从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观念转变。管制行政以“政府”为中心，以权力为本位，以命令与强制为手段，片面的强调公民对政府的服从，而服务行政将政府定位于服务者的角色，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作为其行为的向导，任何时候都不以任何手段去追求政府自身的利益。[7] 在行政活动中，政府与公民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所以当公民对政府的行政行为产生信赖利益时，政府不能随意的因为自己方面的原因而使得公民的利益受损，如果确实为了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不得已而为时，应给公民适当补偿。现代法治国家已从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意义的法治。实质上的法治即良法之治不仅要求国家要受到自己制定的法律的约束，更要求制定的法律本身要适当，要承认并保障个人的尊严，保障个人的基本人权。所以诚实信用原则在行政法中的运用，“不仅行政机关执行职务时应予以注意，而且人民在行使或保护其权利时，亦应予以正视。”[8]

三，信赖保护原则确立的必要性

确立信赖保护原则对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提高行政效率，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乃至建立诚信政府都有着及其重大的意义。

1，建立诚信政府的需要

上面提到，现代行政理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政府的角色从管理者变成了服务者，服务行政要求政府抛弃治民的观念树立由民做主的观念，将公众置于行政的中心位置上，政府与公民的地位真正地趋于平等，政府将改进服务质量，高效率的为民服务作为其追求和目的。[9] 公民与政府形成良好的合作与互动，再也不是原来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政府要有效的实施行政管理，必须得到公民的配合和支持，而这种配合和支持是建立在对政府充分信赖和尊重的基础上的。如果公民的合法权益因信赖政府的某种行政行为而受到损害，政府就必须象在私法领域那样遵守诚信原则而给公民适当的补偿。为了避免政府的这种不利后果的发生这就要求政府要做到言而有信，取信于民，要求政府权力必须一种可知的，可预测的方式行使，遵守自己发布的政策，信守自已的诺言，这样相对人才有可能对自己将来的行为进行安排和筹划，整个社会才能有条不紊的维持在良好的秩序当中。[10] 尤其中国现在已经加入WTO，世贸组织对成员方政府提出了通过立法成就统一的法律体系，在行政执法上实现统一，公正，合理的要求，并且要求为建立市场经济放松行政管制。这就要求政府转变职能，建立诚信政府，切实的履行自己的承诺，保护私人的信赖利益，使公众对自己行为的后果具有可预见性，从而构建诚信社会，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

2，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信赖保护原则设置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保护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现代行政法试图在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间寻求一种平衡。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尽量的满足社会成员的利益需要，但为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不得已而损害个人的合法权益时，必须对遭受损害的成员以适当的补偿。薛刚凌教授在她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中将自由，权利保障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确立信赖保护原则要求行政政策不能朝令夕改，如必须改变，就必须考虑社会成员已产生的信赖利益，并能促使行政机关更加谨慎的行使行政权，防止行政权被滥用。

3，提高行政效率，节约行政成本的考虑

行政机关如果出尔反尔，反复无偿，那么他的行为就不具有可预测性，不值得信赖，就会降低公民参加社会活动，行政活动的积极性，更有甚者，如果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这种反复无常的行政行为的侵害，就会造成公民与政府的严重对峙，后果就是增加行政成本，降低了行政效率。这种后果是政府不愿意看到的。相反，如果行政机关能够保护公民的信赖利益，就会促进公民积极的参加行政，协助行政，服务行政，与政府形成良好的互动，从而提高行政效率，节约社会资源。

四，我国确立信赖保护原则的构想

信赖保护原则在世界各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我国《行政许可法》虽然也体现了信赖保护的理念，但是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不应仅局限于一部法律之中，应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指导行政立法和实践。

1，首先，应在行政立法中明确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法中的基本原则地位。

基本原则是指导立法和实践的基本原理和准则，贯穿于法律运行的整个过程。它可以指导审判机关审理案件时甚至行使自由裁量权时都时刻以信赖保护原则为依据，注意保护社会成员的合法利益。它也可以提醒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职权的时候时刻注意自己行为的合法性，有利于依法行政。

2，加快制定出台我国的行政程序法

行政程序法主要是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的程序的法律。当代许多国家都对行政程序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制定了行政程序法。制定并实施行政程序法有利于监督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与行政救济不同的是行政程序属于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能够防患于未然，有利于依法行政的实现。正如美国当代著名行政法学家伯纳德·施瓦茨，在他所著的《行政法》一书中所提出“行政法的核心与实质是行政程序法”、“行政法即行政程序”。

我国虽然还未制定《行政程序法》，但是我国的行政立法研究组（由罗豪才任组长）已经着手起草它的框架稿和试拟稿，另外北京大学公法研究中心行政执法与行政程序课题组也组织权威专家提出了《行政程序法》的试拟稿。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国的《行政程序法》就可以出台并实施。

行政程序法应在总则中将信赖保护原则列为它的基本原则。它不仅指导行政程序法所有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也是其他单行行政法在设置程序时必须遵循的原则，更是行政执法，司法活动的基本依据。

另外《行政程序法》框架中会对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合同单独作出规定。这些领域中涉及到信赖保护原则的问题如行政行为无效的情况，行政行为被撤销的情况，行政行为废止的情况等都应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3，在各单行行政法中明确信赖保护原则的具体运用和救济制度

行政程序法和单行的行政程序法之间是基本法与一般法的关系，一般法不得与基本法相抵触，但可以根据需要做具体的规定或补充规定。

我国目前的单行行政法中唯一引入信赖保护原则的是《行政许可法》，我国的《行政许可法》第8条作出了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生效的行政许可，如撤销或变更应补偿等规定，但这种规定只是泛泛而谈，实践中具体如何补偿，受害人应如何主张自己的权利，主张权利的时效，补偿限额等问题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司法实践中操作困难，公民的合法权利很难得到实际保障。笔者认为为了弥补它的不足，使得许可法引入的信赖保护原则在现实中真正得到贯彻，也使得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真正的得到保障，需要完善行政许可法的相关法律制度主要是我国的救济法。

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如果法律只规定了公民的权利而不规定权利受到侵害时具体的救济途径这对于公民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行政许可法》第8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笔者认为“擅自改变”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行政机关由于违法或者不当而改变已生效的行政许可。二是行政机关由于合法的无过错的行为不得不改变已生效的行政许可。下面对这两种情况分别阐述。

（1）行政机关由于违法或者不当而改变已生效的行政许可

这种情况相对人没有过错，只是由于行政机关或其工作人员的过错才造成这种情况，主要包括以下几点：（a）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b）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c）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d）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的。《行政许可法》第69条已对这几种情况作出了规定，并规定因为上述情况使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赔偿。但是具体如何赔偿没有提及，这就要结合我国的《国家赔偿法》对此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行政赔偿范围中没有明确提及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后，行政许可被撤销造成被许可人合法权益损害的，应予赔偿等许可法中提到的情形。但是行政赔偿范围中有个开放性的规定：“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死亡的其他违法情形，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情形”，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这样就可以将许可法中提到的情形纳入其中。但是笔者认为《国家赔偿法》有必要将行政机关违法或不当实施行政许可的具体情形明确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范围中以避免行政机关规避法律，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这样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信赖利益由于行政机关违法或不当实施行政许可而受到损害时就可以直接依据国家赔偿法请求赔偿。现行的《国家赔偿法》还存在重大不足，对于财产损失，现有规定原则上只赔偿直接物质性损失，对于可得利益一律不赔，这与行政许可法的全面保护原则是不相符的，在某种程度上《国家赔偿法》成为《行政许可法》实施中尤其是对公民权利保护实现中的绊脚石。因此，我们应该加快修改国家赔偿法，确立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全面保护原则，这样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行政主体违法或不当实施行政许可遭受的损害才能得到全面的赔偿，这也有利于行政机关时刻注意监督自己的行为，依法行政。

（2）行政机关由于合法的无过错的行为不得不改变已生效的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法》第8条进一步规定："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行政补偿的问题。

行政补偿是国家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合法行使职权行为或因公共利益需要致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而给予补偿的法律救济制度。我国目前还没有出台行政补偿法，除了个别单行法对某些行政管理领域的补偿作了些零散的规定外，整体规范化的行政补偿制度尚未建立，大量的行政补偿问题在我国目前尚无法可依。[11] 行政许可法在这种背景下提到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信赖利益给予补偿虽然有着非常进步的意义，体现了对人权的保护，但现实中是很难落实的。笔者认为应以《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为契机，加快出台我国的行政补偿法。行政补偿法也应将信赖保护原则作为基本原则规定其中，并规定信赖利益受到损害时由谁提出请求，补偿义务机关是谁，补偿程序，具体的补偿标准，权利保护的时效等问题，只有这样，信赖利益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

信赖保护原则只是在行政许可法中得以体现，它在我国的行政法领域还处于理念形成阶段，要真正的作为一项原则来指导我国的行政立法和实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就需要我国的立法者和全体公民的共同努力。

注释：

[1] 黄学贤 《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 载《法学》2002年第5期。

[2] 日本，盐野宏 《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

[3] 肖金明主编 《原则与制度--比较行政法的角度》 山东大学出版社 第243页

[4] 肖金明主编 《行政许可要论》 山东大学出版社 第77页

[5] 罗传贤《行政程序法》，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6] 罗传贤《行政程序法》，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7] 石佑启 《论行政法与公共行政关系的演进》 载 《中国法学》 2003年第3期

[8] 周佑勇 《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反思与重构》 载 《中国法学》 2003年第4期

[9] 石佑启 《论行政法与公共行政关系的演进》 载 《中国法学》 2003年第3期

论行政执法调查的原则和内容 篇7

一、选课指导制度的内容

1. 成立选课指导委员会。

学校选课指导委员会的成员构成应包括学校主管教学的领导、学科或年级组的组长、班主任、任课教师、部分优秀学生和学生家长等。其职能为设计适合本校实际的《学生选课指导手册》和各科的选课指导方案, 并负责组织教师依据《学生选课指导手册》对学生进行具体指导;确立选修课及其学分设置;制订导师制及导师的任务分配;课程模块的设计和整合;学校内外教育资源的协调和配置;监督课程的实施和评价;制订教师的监督和评价标准等。

2. 编印学生选课指导手册。

《学生选课指导手册》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选课的目的和意义, 《普通高中课程方案》所规定的普通高中课程总体结构简介, 普通高中各学科的选课指导, 各科目的课程结构简介、课程设计方案、学分设置、选课指导建议、学校三年的课程设计总表等等。

3. 实行学生选课指导导师制。

导师指导学生了解学校选修课开设计划, 认识选课与将来发展方向的关系, 选好课程, 规划人生, 引导学生形成有个性的课程修习计划。

4. 制订选课的程序和规则, 严格按照选课流程有序地进行选课。

完成选课清单和学生个性化课表。

5. 依托校园网、学校逐步开发选课软件和数字化的课程管理与评价系统。

为学生的选课提供帮助。汇总学生选课情况, 进行课程编排, 并为师生和家长提供查询和互动的平台。

二、选课指导制度的原则

1. 主体性原则。

选课指导应充分体现平等的师生关系, 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应尊重学生的学习意愿, 不能包办代替。让学生自主地选择课程, 学会规划自己的人生发展。

2. 全面性原则。

选课指导应充分依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学业成绩、成长记录、特长与潜能等不同特点进行针对性的指导, 并指导学生的重大选择必须由父母或者其他合法监护人同意, 参考学生家长的意见。学校的任何老师、高年级学生、家长和社区人员都要为学生选课提供指导和咨询。

3.科学性原则。

指导教师在充分了解学生基本发展状况的基础上, 必须对国家所规定的课程方案及所指导的学科有足够的掌握, 同时要对社会未来的人才需求有预见性的把握。教师根据学校实际、高校招生动向、将来学生就业状况等社会因素对学生进行针对性的指导。注意培养学生的自主选课能力, 使学生在选择中学会选择。

三、选课指导制度的模式

1. 学习咨询员模式。

学校设立独立编制的、具有一定资格的学习咨询员, 由专人专门负责对学生进行选课指导。班主任和其他教师进行协作指导。

2. 任课教师包班模式。

由班主任和学科教师共同担负选课指导的责任。方案一是由本年级的老师分派指导本年级的学生。方案二是所有的教师都担任高一年级学生的指导教师, 新一届学生进来之后, 又将学生分配到所有老师的名下, 以后以此类推。

3. 学生选课指导中心模式。

学校在教务处下设一个学生选课指导中心, 由各学科教研组长组成, 负责制订全校统一的学生选课的各种具体政策。有计划地指导学生自主地选课。

四、选课指导制度的实施

新方案实施后, 学校选课指导实行导师制。导师制的确立是高中新课程方案下的一种管理创新, 甚至是制度创新。

1. 学校选课指导实行导师制 (承包制) , 所有学生进入高中后都有一个保持长期联系的选课导师。导师一般由本班任课教师担任, 学生入校后经双向选择, 最终由学校确认。

2. 导师指导学生合理选择课程、合理分配学分, 并为学生建立选课档案等。

论行政执法调查的原则和内容 篇8

[关键词] 行政许可法 信赖保护原则

信赖保护原则是20世纪在德国行政法中作为一个法律原则提出来的。德国进入法治国家时代后国家任务发生变化，“传统自由法治国家时代受限于国家目的之单纯性而产生之行政行为‘单样化’(即依靠行政处分)已不符合时代的需要”，“而是可由行政所欲追求之任务而来决定所使用之法律方式，即行政法可根据客观需要援引私法中有关规定”。 德国行政法院最先在判例中引用信赖保护原则而后进入立法者的视野被规定在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租税通则、联邦建设计划法等成文法上。行政信赖保护原则经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等的效仿、继承与发展现已成为大陆法系的一般法律原则。在英美法系虽然没有明确的行政信赖保护原则的概念，但英国的“自然正义”原则、美国的“禁止翻供原则”都涵盖了信赖保护的内容。信赖保护原则在各国行政法中地位的确立，是行政法发展的必然要求。它不仅有利于维护法律安定性和社会稳定性的需要，而且有利于维护相对方合法权益的需要，还有利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合理行政。

信赖保护原则的基本涵义，是指私人由于国家机关所实施的某项行为(法规、政策或者行政处理等）而对一定的事实或行为产生了正当的信赖，并基于这种信赖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做出了一定的处分行为，国家对于私人的这种信赖应当提供一定形式和程度的保护。信赖保护原则旨在保障私人的既得权，并维护法的安定性，以及私人对其的确信。得到法律保护的信赖必须具有正当性。所谓正当，是指私人对行政机关的行为或其创造的法律状态深信不疑，并且对信赖基础的成立为善意且无过失;如果信赖的成立是因可归责于私人的事有所导致，则此信赖不值得保护。

一、《行政许可法》中信赖保护原则的确立

2004年7月1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下简称《行政许可法》），在我国行政法律规范中首次确立了信赖保护原则，这对于妥当处理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关系，保护公共利益和相对方的合法权益，创建诚信政府、责任政府具有重要意义。

1.行政许可信赖保护原则的内容

《行政许可法》从以下两个方面确立了信赖保护原则。

(1)合法行政许可行为的信赖保护。《行政许可法》第8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2)违法行政许可行为的信赖保护。《行政许可法》第69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做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①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做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②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③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④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的;⑤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依照前两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不予撤销。 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赔偿。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的，被许可人基于行政许可取得的利益不受保护。”从该规定可以看出，违法行政许可行为的信赖保护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区分了“可以撤销”和“应当撤销”两种类型。行政许可行为是由行政机关违法作出的，做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销。若被许可人是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应当撤销。也就是说，如果违法行政许可行为是由行政主体造成的，该项行政许可未必撤销；因为撤销该项行政许可必须考虑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行政信赖利益。

第二，限制了违法行政许可的撤销权。《行政许可法》明确规定对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行政许可，不予撤销。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一项违法的行政许可，即使是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未必一律撤销。如果对公共利益有可能造成重大损害的，该项违法行政许可不予撤销。

第三，财产赔偿是违法行政许可信赖保护的主要方式。违法行政许可行为的撤销，使被许可人或者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赔偿，但被许可人或者第三人以不正当手段获取行政许可而产生信赖利益的不予保护。

2.行政许可信赖保护原则的价值

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许可法》中的确立，对于我国行政法的理论与实践有着重要的价值:

（1)有利于维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信赖保护原则设置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现代行政法试图在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相对人的个人利益间寻求一种平衡。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尽量的满足相对人的利益需要，但为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不得已而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时，必须对遭受损害的相对人以适当的补偿。确立信赖保护原则要求行政政策不能朝令夕改，如必须改变，就必须考虑相对人已产生的信赖利益，并能促使行政机关更加谨慎的行使行政权，防止行政权被滥用。

(2)有利于建立诚信政府。行政机关要有效实施行政管理，必须得到相对人的配合与支持，而这种配合与支持是建立在对行政机关充分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的。行政许可机关一旦做出某种许诺或承诺，就应履行其许下的诺言，取信于民。如果行政机关缺乏诚信，出尔反尔，势必影响行政机关的形象和权威。信赖保护原则要求政府作出决定不能反复无常，朝令夕改，要讲诚信，对自己的行为或承诺守信用，不得随意变更，如确需变更，由此造成公民的损失要补救。尤其是我国入世以后，国家应积极履行承诺，维护责任大国形象，督促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许可行为中落实诚实信用原则，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依法保护外商的行政信赖利益。只有这样，才能构建诚信社会，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

(3)有利于促进法治建设。作为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立法，《行政许可法》对信赖保护原则的规定在我国行政法领域尚属首创，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为其他行政法律规范的制定提供了极好的范本。《行政许可法》对信赖保护原则的确立是我国法治建设成果的又一个重要体现，随着法治建设的逐步深入，信赖保护原则必将在行政法领域全面推行。

二、《行政许可法》中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

由于信赖保护原则产生于行政诚信原则, 而诚实信用原则本身就抽象而不易掌握。因此, 要使行政许可中的信赖保护原则得以实现, 必须明确其具体内涵, 完善其相关制度。

1.信赖保护的前提

信賴保护原则要求对公民因信赖政府行为而产生的利益加以保护, 对行政机关变更和撤回行政许可给予限制。我国行政许可法对行政许可变更或撤回的情形做出了限制性规定,有两种情形: 一是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 使行政许可事项不再被允许。在此情形之下, 行政许可撤回或变更的情形易于确认, 不存在适用上的问题;二是颁发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由于法律用语的模糊和现实生活的复杂, 对这一条款就需要行政机关在实际运用时进行自由裁量, 因而在适用上就会存在困难, 或执行时产生偏差:

(1)何为“客观情况”？此处所指的客观情况,一是应是排除了人为的主观因素以外的情况;二是必须是与具体的行政许可直接相关的客观情况;三是能够作为行政许可变更或撤回的客观情况通常是行政许可事项得以成立或得以完成的那些前提性条件或其他情况。

(2)何为“重大变化”？重大变化是指行政许可据以撤销或者变更的客观情况的变化要达到一定的程度。而这种程度, 一是必须考虑该客观情况对行政许可本身的影响程度, 是否可能导致原有目的无法实现;二是要看该客观情况变化带来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损失的大小。

2.信赖保护的目的

公共利益在行政法中常成为行政机关作出撤回或变更行政行为的主要原因和目的, 在行政许可中尤为突出。对于合法生效的行政许可, 行政机关为公共利益的需要也可以变更或撤回, 而对于违法的或有瑕疵的行政许可, 如撤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 也不能撤销。可见, 行政许可的撤与不撤、变与不变, 均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确认公共利益, 应从主观和客观、内容和程序多个层面进行综合分析和判断。

3.信赖保护的标准

行政机关撤回或者变更行政许可, 给予补偿的前提条件有两个:一是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织的财产造成了损失;二是财产损失与撤回或者变更行政许可有着直接的必然的因果关系, 但具体到实际中, 补偿应如何补,按什么标准补, 对什么范围内的损失补, 法律并未作明确规定,因而需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和立法完善。

(1)补偿原则。我国法律并未对补偿原则作出明确规定, 大多只规定应给予补偿,或应“依法给予补偿”, 或给予“相应补偿”, 行政许可法也不例外。现实中主要依据的是适当补偿的原则。从中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考虑, 中国要在短期内实现正当或完全的补偿是不现实的, 但过去长期采用的适当补偿的标准有过低, 不利于对公民利益的保护, 因此, 中国现阶段的补偿原则以公平合理补偿原则为宜。

(2)补偿范围。根据我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 变更或者撤回行政许可对相对人造成财产损失的, 行政机关应依法给予补偿，补偿范围可见简单而又明确。但在适用中如何确认补偿的具体范围, 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行政许可法中规定的补偿范围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认定：一是权益的种类。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所享有的法律权利可分为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行政许可出于公共利益目的需要, 对上述权利都有可能造成损失。但行政补偿是对现实、确定的特定损失结果的弥补, 因而同行政赔偿一样, 行政补偿也只能以实体权利为限制, 不存在程序补偿责任;二是权益的性质。行政补偿制度产生的直接目的主要在于对当事人民事权益的补救, 因而我国目前的实践中, 行政补偿范围从过去的仅限于财产权逐渐扩大到人身权, 但限于因为人身权的侵害而直接造成的财产损害, 所以从本质上讲, 仍属于财产权范围, 不是对人身权本身的补偿。至于选举权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和自由权等政治权利及劳动权利等权利的侵害，均不属于补偿的范围。

(3)补偿标准。给予补偿的标准, 应当是客观存在的、直接的财产损失。一是补偿只针对财产损失, 不包括精神损失。当前我国的法律实践中, 行政补偿强调了对人身伤害应补偿由此造成财产损失的原则, 而对精神损失实行限制补偿和不予单独补偿的原则;二是补偿针对客观存在的确定的损失。

三、《行政许可法》中信赖保护原则的完善

《行政许可法》的重要贡献是用法律的形式将许可的责任固定下来，将信赖保护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制度值得纳入法律规范，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一次重大突破，但也存在具体运用上的不足。

1.确立行政信赖利益的补偿或赔偿标准

我们认为，行政许可信赖利益的补偿或赔偿标准至少应当有一个参照标准，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在实践中，行政信赖利益的补偿或赔偿标准可以以信赖利益的实际损失为补偿或赔偿的下限，以其期待利益为补偿或赔偿的上限，由行政机关依据自由裁量权原则根据当地的实情加以明文规定为妥。

2.明确补偿依据和补偿程序

在联邦德国，有关信赖补偿争议的解决，不采用行政法律途径，而是采用民事法律途径 。那么，保障我国公民信赖补偿请求权得以实现的“法”，究竟应当是什么“法”？我们应当尽快出台专门的《行政补偿法》，从而为被许可人申请补偿，为行政机关给予补偿，为法院处理补偿争议提供法律依据；如果采用民事法律途径，则完全可以依民法通则的规定，通过民事诉讼途径来解决信赖补偿争议。

3.增补行政许可撤销程序

《行政许可法》对行政许可的撤销程序存在着明显的法律空白。为了弥补这一方面的空白，我们建议应在正在起草的《行政程序法》中设置授益性行政行为的撤销、撤回程序，使行政许可信赖保护原则在实体上和程序上形成有机的统一。

4.规定行政许可撤销权的行使期限

我国《行政许可法》没有限制撤销权行使的时间，容易使有关法律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为此，我们建议应当在今后的立法中为行政许可撤销确立一个有效的行使期限以对行政机关进行限制，从而使行政许可信赖利益得到稳定的法律保护和及时的法律救济。如德国要求行政机关自知悉变更或撤回原因之日起1年内为之，台湾地区要求行政机关自变更或撤回原因发生后2年内为之。

参考文献:

[1]（日）盐野宏著杨建顺译:《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出版

[2]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王名杨主编:《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

[4]应松年主编:《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5]刘莘 邓毅:《行政法上之诚实信用原则刍议》.载《行政法学研究》,2002年第4期

[6]李燕朱文英:《论信赖利益赔偿》.载《政法论丛》,2001年第3期

论行政执法调查的原则和内容 篇9

【摘要】

“一事不再罚”原则是药品行政处罚中必须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由于《行政处罚法》中规定的“一事不再罚”原则过于笼统，加之缺乏必要的配套解释，因此在复杂的行政执法实践中很难操作。在药品监管过程中，对“一事不再罚”原则的不同理解和适用也影响着药品监管行政执法的效力和准确性。为深入理解并正确运用“一事不再罚”原则，笔者从“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基本涵义、立法本意、与“竞合”关系、药品监管中的特殊情形等方面入手，以行政法理论和执法实践为基础，对“一事不再罚”原则进行深入的探讨。

【提要】

一、对“一事不再罚”原则的正确理解

（一）“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基本含义

（二）如何理解“同一违法行为”的具体含义

（三）如何理解“不再罚”的具体含义

二、“一事不再罚原则”在药品执法中的运用规则

（一）事数形态及处罚运作规则

（二）法条竞合及处罚运作规则

（三）管辖冲突及处罚运作规则

三、“一事不再罚”原则在药品行政处罚适用中的例外

（一）重新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二）行政处罚的并处

（三）刑事处罚易科

（四）行政违法中的累犯

（五）药品行政处罚中的一事多层罚

（六）药品行政处罚中的一事各罚

（七）药品行政处罚中的执行罚

（八）药品处罚中的漏罚

（九）同时涉嫌药品违法和医疗器械违法

【正文】

“一事不再罚”原则是药品行政处罚中必须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在药品监管执法过程中，药品监管执法工作人员在理解和运用“一事不再罚”原则存在不尽相同的认识。因此，如何正确把握这一原则，理解“一事”与“不再罚”的具体含义，对具体的执法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对“一事不再罚”原则的正确理解

（一）“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基本含义

《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为：“对违法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这一原则规定主要是为了防止行政处罚机关滥用职权，对相对人同一违法行为以同一事实理由处以两次或多次行政处罚。同时也是为了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一般认为，所谓“一事不再罚”原则是指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不得出于同样的事实和理由给予两次或两次以上的行政处罚。但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并未写明“同一事实和理由”，并且把“两罚”限制在“罚款”二字上。由此，因此在行政实践中，对“一事不再罚”原则中的“一事”与“不再罚”的具体涵义有着不同的理解，从而形成不同的争议。

经过对“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1）行为人的一个行为，同时违反了两个以上法律规范的现象，可以给予两次以上的处罚，但只能实施一次罚款。（2）行为人的一个行为，违反了 3 一个法律规定，该法律规范规定实施处罚的行政机关可以并处两种处罚，如没收并处罚款，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3）违法性质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同时，依法应予行政处罚的当然适用。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一事不再罚”原则只对适用范围和罚种的具体运用问题作了规定，而且局限于“罚款”这一个罚种上，并不限制其他行政处罚种类的第二次或多次适用。换言之，这一法条规定只部分地解决了“一事不再罚”原则中的“不再罚”问题，而对于如何正确把握“同一违法行为”却没有真正明晰地加以阐述。

（二）如何理解“同一违法行为”的具体含义

同一违法行为，也即“一事不再罚原则”中“一事”的具体含义，按“构成要件说”的观点，即受处罚人的行为只要符合行政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则在法律上可以确认已有一个违法行为。因此，来判别“一事”还是“多事”，其关键在于什么是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对此，我国立法上并没有作出统一规定。笔者认为，可将违法行为构成要件区分为必要要件和选择要件。其中，必要要件有四个：一是相对人有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二是相对人的违法行为必须具有社会危害性；三是相对人是指达到法定责任年龄，具有行为能力，并实施了违法行为的自然人、法人或其它组织；四是相对人的违法行为基于过错产生。选择要件主要包括：违法行为目的、动机、时间、地点、方法和手段、工 4 具、对象、结果、情节等。

违法行为构成必要要件是所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行为均必须具备的主、客观条件。而选择性要件是构成某次具体的应受行政处罚行为还应具备的其他条件，由具体法律直接或间接加以规定，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只是在特定条件下起要件作用。

（三）如何理解“不再罚”的具体含义

“不再罚”从字面理解就是不得处罚两次或两次以上。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不再罚”仅限于“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的罚款”，而并未排斥其它罚种的行政处罚。这对于控制处罚中的“滥罚款”和“多头罚款”现象无疑具有直接的意义。但笔者认为，在行政处罚的实践中，也应遵循严格意义上的“一事不再罚”的原则。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既不重复处罚，又不漏罚。具体在药品执法实践中，就同一个违法行为而言，不再罚的含义不仅体现在不得实施二次或二次以上罚款上，其它罚种如警告、没收药品、没收违法所得以及吊销许可证等，原则上也不宜作重复处罚。例如，对某药品经营企业擅自变更经营许可事项的行为，药品监督管理机关给予警告、责令限期补办变更登记手续，但当事人逾期仍不补办的，药品监督管理机关可依法宣布其《药品经营许可证》无效，但不得再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二、“一事不再罚原则”在药品执法中的运用规则

（一）事数形态及处罚运作规则

根据“构成要件说”观点，相对人符合一个行政违法构成要件的行为为“一事”，符合多个行政违法构成要件的行为为“多事”。在药品执法实践中典型的“一事”与“多事”区别并不困难。困难在于既非典型的“一事”，又非“多事”的情形如何区别界定。结合药品执法实践可将非典型的“一事”分为三类，即：单纯一事、法定一事和处断一事。

单纯一事。指实质上只符合一个构成要件的行为，但因该行为的某些特性易被误认为是“多事”。持续违法、想象竞合违法是典型的“单纯一事”的形态。例如，某药品生产企业因管理混乱，致使所生产的复方感冒灵片部分产品未标明生产批号，并销往市场。该生产企业事实上只存在一个未标明药品生产批号的违法行为，却同时违反了《药品管理法》第四十九条以及《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形式上有二个违法行为。又比如：某药品零售企业向附近诊所批发药品，当遇有监督检查时就自动停止，待风声过后又继续批发业务。该药品零售企业实际上只存在一个无证批发药品的违法行为，只是经常自行终止，表面上形成了数个违法行为而已。

法定一事。指本来符合数个违法构成要件的“多事”，因某种特别的原因，法律将其规定为“一事”的形态。连续违法是法定一事的典型形态。例如，某药品零售企业采取邮寄的方式，在一天内连续将5种不同的假药销售给5个不同的患者，形式上构成了5个不同的违法行为，但实质上只有一个销售假药的行为，法律上仍规定为“一事”，而不以“多 6 事”分别处罚。

处断一事。指相对人的违法行为根据构成要件标准应为“多事”，但在处罚时却以“一事”处理。典型形态如牵连违法等。例如，某药品生产企业从非正规渠道购进药用原料，并直接用于投产，致使生产出不合格药品。这一过程存在两个违法行为，一个是从非法渠道购进不合格原料，另一个是生产假药。但两个行为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因而应按生产假药论处。

（二）法条竞合及处罚运作规则

法条竞合的本质是法律所规定的违法构成要件的竞合，它的特征是：相对人实施了一个违法行为（一事），但因法律错综复杂的规定，出现数个违法行为（多事）的状态，数个违法行为之间在构成要件上存在交叉和从属的逻辑关系。在药品执法实践中，发生法条竞合的情形可区分为二类，即局部竞合与交叉竞合。

局部竞合：是指一个违法行为违反了两部法律规定，也就是普通法和特别法，两部法律存在从属关系。根据法律规定，对局部竞合的违法行为，应该适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排斥用普通法对相对人进行处罚，即使普通法的处罚形式上重于特别法。例如，药品生产企业生产劣药的行为，既违反了《药品管理法》，又同时违反了《产品质量法》。对这种违法行为的查处就应优先适用《药品管理法》，由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查处。

交叉竞合：是指一个违法行为违反了两部法律规定，两部法律不存在从属关系，违法行为正好符合相交部分的情形。对于交叉竞合的违法行为，除非法律有特别规定，应适用谁先查谁处罚的原则。对交叉竞合的违法行为人，在可能的情况下，相关的行政主体应联合相处，由其中的一个行政主体实施处罚。例如，当事人在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工商营业执照》的情况下，擅自以诊所的名义，开设药品零售企业，进行行医卖药活动。这种情形下，卫生行政部门可以以其非法行医、药品监管部门可以以其无证经营药品分别实施处罚，而工商部门则不应以“无照经营”再实施处罚。因为卫生行政部门和药品监管部门对其实行的处罚中，已经包括了“无照经营”的理由。

（三）管辖冲突及处罚运作规则

由于行政执法主体及其职能纷繁复杂，所以因行政管辖引起的再罚极易发生。在药品执法实践中，解决管辖冲突的问题可从事务（职能）、地域、层级（级别）三方面入手。

事务管辖：是指拥有不同行政职能和行政主体之间在受理行政处罚案件时的权限分工。《行政处罚法》第15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范围内实施。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第16条规定：“对管辖权发生争议的，报请共同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指定管辖”。至于行政机关享有何种行政职权则需仰仗具体的法律规定。在药品执法实践中，如果遇到不同职能的行政主体对某一违法行为均有管辖权 8 时，应首先考虑是否构成前述事数形态或法条竞合的情形，并适用相应规则处理。应特别注意的是，对于那些越权行政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应认定是一种无效行为。

地域管辖：是指同类行政主体在受理行政处罚案件时的权限分工。《行政处罚法》规定为：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对管辖有争议的，报请共同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指定管辖。由于违法行为发生地是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可能引出不同的解释，加上行为发生地可能不在同一区域，行政区域在划分上有交叉、模糊地带等原因，相当容易引起管辖冲突。对此《药品监督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中作了如下规定：（1）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案件不属于部门主管或管辖的，应将相关材料移送有管辖权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相关部门处理；（2）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查处案件时，发现有涉及其他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管辖的违法行为，应将有关材料一并移送该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有管辖权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移送的案件应及时查处。

级别管辖：是同类上下级行政主体在受理行政处罚案件时的权限分工。对级别管辖引起的冲突，《药品监督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中予以明确，药品监督工作者应严格遵守这些规定。例如，某市药品监督管理机关在查处辖区内一药品生产企业生产假药的违法行为时，依照《药品管理法》第74条规定作出了行政处罚。同时，将该企业违法生产假药的相关证据材料上报上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由上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作出了 9 撤销该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行政处罚决定。这种情形，实际上是管辖层级分工的问题，省、市二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所作出的行政处罚都是依法作出的合法具体行政行为，并不构成一事再罚。

三、“一事不再罚”原则在药品行政处罚适用中的例外

（一）重新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如果药品监督管理机关认为原处罚决定不当，撤销原处罚决定；或者行政处罚决定被上级药品监督管理机关或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并责令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药品监督管理机关据此重新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

（二）行政处罚的并处

药品相对人的一个行为，违反了一个法律法规规定，而该规定同时并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行政处罚。如《药品管理法》第73条、第74条、第75条都规定了几种罚种的处罚。药品监督管理机关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并处的具体行政行为，并不违背“一事不再罚”原则。

（三）刑事处罚易科

根据有关规定，对于药品管理相对人犯非法经营罪、生产销售假劣药品罪的，司法机关免于刑事处罚的，药品监督管理机关可以实施行政处罚。这种情形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罚” 原则。

（四）行政违法中的累犯

药品监督管理机关对药品管理相对人实施处罚后，管理相对人又重 10 新实施同一性质的违法行为，药品监督机关可以再次予以处罚，而不受“一事不再罚”原则的限制。

（五）药品行政处罚中的一事多层罚

一事多层罚并不是一事多罚，两者的区别在于“多层”与“重复”。重复处罚是次数上的多次，而多层则是处罚层次上的递进。例如，《药品管理法》第76条规定，药品管理相对人从事生产、销售假药及生产、销售劣药情节严重的，除应按照该法第74条、第75条规定对其违法单位进行处罚外，还要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十年以内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处罚。

（六）药品行政处罚中的一事各罚

在药品执法实践中，一事各罚是指药品监督管理机关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政相对人共同实施同一违法行为而分别予以的行政处罚。一事各罚与一事再罚有明显的不同之处：（1）一事各罚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责任人；而一事再罚只有一个责任人；（2）在处罚次数上，实质上是各个责任人各自受到一次处罚；而一事再罚是对同一责任人实施了重复处罚。

（七）药品行政处罚中的执行罚

执行罚是一种强制执行方式，是对法定义务人抗拒行政执法的制裁。行政处罚与执行罚可对不及时履行义务的违法者一并适用，不受“一事不再罚”原则的限制。

（八）药品处罚中的漏罚

药品监督管理机关对相对人的同一违法行为实施第一次处罚后，发现有漏罚现象的，一般可以继续处罚。例如，药品监督管理机关对违法生产假药行为实施第一次处罚后，发现该行为人大部分违法所得没有依法没收，则应继续针对这一情况予以再次处罚。类似这种漏罚的情况，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与第一次均不同，显然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

（九）同时涉嫌药品违法和医疗器械违法

这实际上是二种性质的违法行为。药品监督管理机关对同一当事人同时违反药品管理和医疗器械管理规定的行为，分别依据《药品管理法》和《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实施处罚，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

【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