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企业文化两颗闪亮的“星”
三星公司的创始人李秉喆先生认为，企业的存在就是为了国家的发展，这充分体现了三星品牌的民族性。
对三星公司的了解，原来仅止于其物美价廉的一系列家电产品、引领时尚的消费观念和远超我国本土品牌的市场占有率，也注意到三星发展势头之猛甚至超过早于三星进入中国市场的日本索尼、东芝等家电巨子，但是对于三星如何取得这～骄人业绩并不了解。本次有机会参加第九期中青年领导干部赴韩国考察团，专门考察三星公司的本部及其主要事业场，听取三星的中高级领导人和专家对三星的历史发展、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所作的全面而近乎解剖式的介绍后，感到三星的成就与其独特的企业文化分不开，其中的文化现象也折射出韩国社会的民族精神。
我认为，三星的企业文化有两颗闪耀的“星”：
“事业报国”——企业家的国家情怀;
“人才第一”——三星发展的持续原动力。
“事业报国”
三星公司的创始人李秉喆先生为三星确立的12字经营理念中，“事业报国”为首要。他强调，国家是企业生存的根本，“企业的存在就是为了国家的发展”。他从创业之初就把做企业看成是一项服务社会、报效祖国的事业，努力把三星办成一个国人信赖的、有责任心的企业，这一理念超越了追求投资回报率、利润最大化之类的商业活动，也充分体现了三星品牌的民族性、三星企业家的爱国报国情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
做好企业，扩大就业，增加利润，造福社会，这是企业家的责任。但是，李秉喆先生的三星公司走得更远，他们在合理追求企业利益的同时，在三星的发展中结合了韩国社会的更多责任：在产业扩张、跨国发展的同时，三星输出韩国的文化和影响力;在产品、技术和服务出口的同时，三星为資源缺乏的母国找到了稳定的资源渠道和供应基地，在国外取得了可供母国半年消耗的油气权益;三星还发挥了民间外交的作用。就如本次我们赴韩国的考察研修活动，以三星的企业行为，既实现了其市场公关，又增进了中韩两国中青年干部和企业界人士的理解和沟通，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和推动了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这样的民间外交活动，其影响力和价值已超出了企业的范围。
“事业报国”浓缩了三星的社会责任感，明确了“做企业为什么”的问题，是三星企业文化的核心。
由此联系到韩国第二大企业现代集团原会长郑周永先生曾经推动的另外一个民间外交：他通过在朝韩之间开展“牛群外交”，打开了朝韩之间的贸易之门，缓和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郑周永所做的也是韩国政府的工作，同样渗透着“事业报国”的理念。
像三星这样富可敌国的韩国大企业，其高层领导都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以“事业报国”自勉，发挥着政治家的作用。这大概是韩国的传统文化使然，也是韩国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文化内核。
“人才第一”
“人才第一”的人才观居三星核心价值观之首，足见三星对人才的重视，而“人才第一”的理念夯实了三星的人才基础，为三星快速发展提供了原动力。
“人才第一”的理念同样来自李秉喆先生。他曾表示：“我一刻也没有忘记‘企业就是人’这句话，我力求把这一理念体现在我的事业当中。”他把人才作为三星的战略性核心资产，认为人才就是企业的全部。
三星始终把对人才的录用、引进、培养、使用和继续教育作为其人力资源管理的关键。在人才引进上，从1957年起，三星率先在韩国招聘大学毕业生和其他企业有经验的员工，迈出了人才战略的第一步;三星从企业内外各种竞赛的获奖职员中发现特殊专长员工并加以培养;三星还把人才触角伸到跨国公司和先进企业的干部级员工，从中挖掘能为三星所用的核心专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在人才管理上，三星不断创新科学的人才测评、考核和培训制度，推动人才成长并不断适应新的挑战。
1993年以来，三星根据企业扩张不同阶段对人才要求的不同，先后实施以能力为主的能力主义人事制度、鼓励核心人才的成果主义人事制度和建设超一流企业的全球化人事制度。三星对核心人才开展精细化管理，使核心人才的成果最大化。在人才培养上，三星通过提供出国留学和进修的机会培养其核心科研人员，使之不断跟踪世界同行业前沿并实现超越。
三星重视人才素质的不断提升，建立了完整的在职继续教育体系，从新录用员工到副社长级三星高层领导，每一层级都有分门别类、量身定制的继续教育课程和严格的在职教育制度，为三星自主培养了国际化人才、中高级管理人才以及面向未来发展的下一代三星领导人队伍，保证了三星的核心人才和领导者具有旺盛的工作动力和进一步发展能力，为三星的发展不断注入创业创新的激情和活力。
“人才第一”战略造就了三星的人才集聚效应，使其在快速扩张中能够有源源不断、不断提升的人才资源，最终造就了知名的三星品牌。
三星坚持“人才第一”理念的成功，就是文化软实力转化为企业硬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成功。
作者：金建敏
近日，来自IHS iSuppli的最新报告称，全球手机销售领军者诺基亚14年的统治地位很可能即将结束，预计三星会篡夺宝座，成为2012年的手机销售冠军。70多年前，由一家小商铺起家的韩国三星公司，如今已成长为世界一流企业，跃居世界500强第20位。
在韩国，笔者与三星公司近距离接触后，感受到的是三星重战略、重人才、重创新、重管理、重文化的管理理念。从某种角度看，三星也是韩国崛起的一个缩影。
三星的成功之道
三星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历经经济危机、外汇危机、金融危机，但每次都能以精准的战略调整，走出危机并跨上更高的台阶。1988年的“二次创业”，三星提出“从此大胆地抛弃以量为主的经营理念，向以质为主迈进”。
1993年，三星又提出了“新经营”的思路，三星的腾飞也是从这时开始。三星战略调整同步实施的还有一系列配套策略，就是在“反省过去、认清现在”的基础上，“从我做起”的有效执行，促使三星彻底变革的还有无时不在的危机意识，这些都是三星的大战略体系。
三星的成功也得力于杰出的人才。为了培养人才，三星建立了一整套人才培养战略，不仅拥有自己的高等学校和各种培训机构，还建立了庞大的人力开发研究院，从事核心人才的培养和开发。为了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和热情，三星非常重视搭建释放员工才华的发展舞台，任人唯贤，注重职场规划。
同时，三星持续改变工作环境和工作方式，实行人性化的弹性人事管理哲学。虽然中韩国情和文化不同，但企业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中国企业应借鉴三星公司系统的、战略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经验，改变“急于用人却不能耐心培养人”的现状，切实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到实处，更加注重顶层设计，注重激励与约束机制建设，注重领军人物培养。
投巨资重视科技创新，走在竞争对手前面，跻身行业前列并保持产品的低成本优势，这是IBM、微软等企业成功的共同经验。而三星的创新之道更值得其他企业学习。三星的科技是后来居上，三星的创新起步于模仿，但它的成功在于不仅模仿达到了极致，还有创新，目标是“第一”。三星自诩是“飞快的追随者”，注重研究客户的生活模式及需求变化趋势，不断进取、挑战、飞奔、开拓，革新。
三星的许多新产品只是对技术的小步改进，但这是基于对市场和客户需求的极致把握。过硬的技术基础，准确的需求定位，加上独有的垂直整合优势，造就了“与众不同”的产品，使三星在竞争中赢得了先机和主动。这种创新策略非常值得众多缺乏“核心技术”的中国企业学习。
三星是家族企业，现任董事长李健熙是公司创始人的三子。但在三星，感受不到所有权、经营权合一带来的家族式企业诟病。先进的经营方式，顺畅的运行流程，科学的管理模式，得益于三星将东西方管理经验的成功融合。三星在自身固有的管理模式上，先后吸收了日本和欧美的企业管理精华为己所用。同时实现两个貌似互相矛盾的目标，被外界称之为“悖论式经营管理”。实践证明，三星融汇东西方管理所长的“悖论”，适合自身，兼容性强，而且内外兼修。
同时，三星还非常注重引进先进的制度和系统，勇于尝试创造新的理论，逐步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管理模式，并上升到企业管理哲学的高度。反观国内企业，也一直在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但单一参照、简单模仿的多，博采众长、消化吸收的少，形成自己风格的更是少之又少。
三星自我总结的经营秘诀是“共同的方向”。这是三星文化共同体、经营共同体的价值所在。即使所有三星人都勤奋努力工作，但如果没有树立一个共同的方向一起前进，再奔走繁忙也无用。三星文化的基础是传统民族文化，儒家思想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随处可见，同时积极吸收外来先进文化。
三星文化的灵魂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事业报国”是首要理念。三星文化简单而朴素，经营理念、三星精神等都源于三星员工的共同经历和体验，易于引起共鸣。此外，三星文化又是人格化的，核心领导层拥有非凡的人格魅力。
三星给中国企业的启示
企业竞争力是国家竞争力的基础与根本要素之一。三星的崛起再次证明，企业只有具备强大的核心竞争力，才能跻身于世界一流。如果按照核心竞争力的内涵和特征来考量的话，拥有核心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屈指可数。数据显示，2011年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多为资源垄断、规模经济和低成本行业，而对消费者深入研究，拥有全球品牌、核心技术的企业，却没有入围。
目前，中国企业面临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强化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大力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这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内生需要，也是加快推进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转变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
当前，中国企业要摒弃浮躁心理，树立永续经营意识，以核心竞争力特征为标准，通过长时间、大投入的艰苦工作，练好内功。
对于核心竞争力战略层面的人才、创新、文化等要素，我们必须不折不扣去培育;而对于战术层面的核心技术、核心产品、低成本、品牌等，我们可根据行业特征和企业特点，集中资源，突出比较优势，然后做大做强。
我们要加强研发投入，掌握核心技术，攫取价值链中附加值最高的部分。同时，我们还要重视理论创新、文化创新和管理创新。创新永无止境，我们要积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三星的危机理论应该引发中国企业的思考。我们必须培养危机文化，健全危机意识，加强危机管理。坚信危机时刻存在，转变是必需的，同时还要制定有备无患的危机管理战略、战术。
面对三星这样的知名企业，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内外有别。我们既要学习他们的先进理念与技术，也要学习他们紧跟世界发展趋势和所在国发展思路的战略预见、战略发展能力(如三星在中国西北部的转移策略);既要看到他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促进作用，也要正视冲击，尤其要重视其对国家经济安全与产业安全的影响。
我们要学会自我保护，按照WTO等有关要求，公正、合理地行使市场准入、知识产权、政府管制、产业政策、安全审查等权益。关键要强身健体，通过提升核心竞争力，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促进国内产业安全，与“引进来”的外资企业合作是重要途径之一。同时，我们要加快“走出去”，主动整合和打造全球产业链，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全面调整升级。
三星几次闯过危机，靠的绝不是运气。危机给企业带来了巨大冲击，但三星同时把危机当作一面镜子，强迫自己看清真实的状态，深入剖析存在的问题，借危机之时、危机之势去解决平时很难推行到位的工作，诸如砍掉不赚钱业务、减掉冗余人员、引进新的管理手段等。危机一过，三星便迅速进入增长的爆发期。化危为机是三星成功的深层次原因。
由小及大，从三星扩展到全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进入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目前依然没有摆脱危机影响。危机在孕育新的体制、机制变革和新技术革命的同时，也预示着国际竞争格局的新变化。这对中国企业来说，是一个“走出去”的好机会。我们应以倒逼机制告别传统生存之道，下大力气培育核心竞争力，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一流企业，培育一批卓越的企业家。
三星的成功，固然是其自身努力的结果，但也离不开韩国政府的强力扶持。韩国企业能够较快地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政府的主导作用是关键。一直以来，韩国政府通过战略导向、政策指导、经济调节、法律规范、科教推动和文化促进等六大功能，全力支持企业发展。我国经济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可参照韩国的经验，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好政府的宏观干预职能和经济主导作用。
首先，政企职责要分明，政府要将角色定位在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上，公正、透明、到位而不越权，推动市场秩序的规范化和程序化。其次，政府对企业干预管理的方式应着重放在宏观层面上，尽快完善以经济杠杆、经济政策、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管理为手段的间接调控制度，从社会保障、市场需求、产业政策、市场秩序等方面营造一个健全的宏观环境。第三，政府应重视面向企业的建设，特别是建设面向以实体经济为主的中小企业的各类服务机构，在信用担保、管理咨询、行业信息、企业互助、人才培训等方面，为企业提供服务。
(作者系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作者：曲家文
[摘要] 良渚文化与三星堆文化，一在长江下游，一在长江上游，其起源和兴盛的时代也不一样。但在三星堆文化中，可以见到良渚文化的一些因素。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关键词 良诸文化;三星堆文化;文化因素;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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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
这里探讨的良渚文化、三星堆文化，都是上古时代的中华地域文化。良渚文化，在长江下游环太湖 与钱塘江流域之吴越地区，兴衰于公元前3300-前2200年，约相当于处在中原所谓“五帝”中的尧、舜 时代(朝)，其末期或曾与夏代创始期接近或有些叠连。而三星堆文化，“是长江上游地区最早的古代文 明，它的初创年代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稍晚于中原夏王朝的创立，而它的终结约在公元前1200年， 相当于中原商王朝的晚期。三星堆古蜀文明雄踞西南，连续发展800年之久”。需说明的：本文所论 及的“良渚文化”、“三星堆文化”，主要指这些文化的本身，有时是泛指，兼涵盖这两个文化所处的地域 范围此前各自所历经的序列文化。如：良渚文化，有时还涉及古吴越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家浜文 化一崧泽文化及河姆渡文化;三星堆文化还包括川西平原新石器时代的古蜀文化。
良渚文化，是马家浜文化一崧泽文化的后续继承文化，并与河姆渡文化有着密切关联，属新石器时 代晚期，尚未发现使用铜器等金属。其族属，是古越部族。崇尚太阳，崇拜鸟图腾。在经济生活上， “越民族群体当为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民族”;最早使用犁耕，最早养家蚕善纺织，精工玉器制作， 有发达的竹木器、陶器制作手工业等的部族;尤其是其制作的玉琮及琮、璧等上所镌刻的神徽——饕餮 纹，独一无二，天下称绝。生活习性：居干栏式建筑，盛行建筑金字塔式的礼仪性建筑物——土祭坛;并 且精工水利，长于航海。由于古越部族突出表现井高度发展了农耕、琢玉、制陶和营建能力，造就了史前 东方物质文化的四大贡献——稻、漆、丝、玉;出现了刻画“文字”符号;形成了一定的礼制行为;社会发 生了贫富分化，等等;因此，被誉为中国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
良渚文化虽远离中原，偏隅东南沿诲，有长江天堑阻隔，当时与外界可能还是有一定的交通往来。 例如传说黄帝就曾南巡到过浙扛永康石城山。帝舜，在现浙江上虞留有众多古迹与故事。夏禹帝，在 今良渚文化发祥地——余杭，亦有诸多传说遗迹留存;在绍兴有禹陵，今绍兴禹王庙虽为南朝梁时所修， 然直到目前禹陵村还有姒氏30多户、150多人，据说是大禹的142-144世后代。又，“禹会诸侯于会 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近前，上海市松江广富林遗址考古发现4000多年前原本应届于黄河 流域的河南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的垂腹釜形鼎等陶器，反映曾有过黄河来客或到过黄河做客。在温州 鹿城老鼠山遗址考古人员根据出土的数百件文物初步认定绝大部分属于距今约3500年前的商朝，推测 当时的浙南地区曾受商朝文化影响，温州等地可能是商朝的边疆;反映偏寓于浙南的温州一带早在商代 就曾与中原华夏族有交往。而作为“2001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 了比河姆渡更早的史前文化，距今约7600年，出土了骨耜，表明已进入了农耕时代;还出土了绚丽如花 的太阳纹彩陶、圆润细巧的骨针、近乎完整的独木舟等珍贵文物。除陶釜等外，众多出土器物形态均为 省内其它遗址所不见，倒是有点长江中游地区的影子，似乎与湘赣地区有更多的联系，或为这些地区迁 人的陌生外来户。
关于三星堆文化，在四川成都平原，1929年，人们无意间在月亮湾的地方发现了一批具有古蜀地方 特色的遗址。经过70年的考古发掘，特别是经过1986年对三星堆遗址和2000年底对金沙遗址的发 掘，发现三星堆古城和古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珍贵惊世的玉石器、青铜器、金器、象牙、海贝等文物，多 数属祭祀用具，是我国20世纪考古学上的一大成就，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李学勤先生为此在 《人民日报》上特地发表了专文阐评。“原来早在距今4000年左右，长江上游的巴蜀地区已经完成了 从‘野蛮’到‘文明’的历史过渡，约在距今3000年以前的商代前期，这里已有一个与商王朝同步发展并 有自己繁荣特色的文明古国”。
四川很早就有人类在生活活动，报载：重庆巫山龙骨坡先后发现距今约2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并伴 随着多件石制品。又，早在更新世晚期的旧石器时代发现有“资阳人”和“筠连人”，创建了鲤鱼桥文化 和富林文化等。到新石器时代，已先后发现了绵阳边堆山遗址、汉源县大树乡两处遗址、广元市张家坡 遗址等一系列文化遗址。充分反映其历史年代久远，底蕴深厚。从《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著述 可知，现今成都平原一带，当时活跃着的著名方国王朝先后有：蚕丛氏、柏漠氏、鱼凫氏、杜宇氏与开明 氏。每代(朝)各数百岁。三星堆文化，史界已肯定其有独立的起源。然而，任何“文化”都不可能是孤 立的、纯粹的。由于巴蜀的地理特性，产生深厚的盆地意识效应，汇百川于一流，使三星堆文化不可避免 地曾兼受其它地域文化的影响。
良渚文化与三星堆文化，虽然在时空上，先后相差上千年光景;在地理上，东西间距也逾千余公里， 似乎应该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种种迹象表明，其间还是有诸多联系与影响。因此，深受其吸引，现就 个人的一点粗浅学习心得，试作探讨，谨就教于大方。
1.鸟崇拜。良渚先民的图腾物是什么?林华东先生：“曾率先提出良渚先民的图腾物应是鸟”、“良 渚文化出土的玉璧和玉琮上的立鸟，既是河姆渡文化所见的那种钩喙的鸟类形象，同时又和东周时代越 族青铜鸠杖上的鸠鸟相似。因此，我(林华东)认为良渚文化先民图腾崇拜物中的鸟，似为鸷鸟之属，很 可能是《禹贡》所记扬州之域中的‘阳鸟’。”另外，《博物志全译·异鸟》载：“越地深山有鸟如鸠，青 色，名曰冶鸟。……越人谓此鸟为越祝之祖。”良渚文化先民的鸟崇拜已为众多学者们所共识。 可能同理，《史记·夏本记》冀州下作鸟夷，扬州下作岛夷。《汉书，地理志上》一并写作鸟夷。有专家 认为“岛”字当解作鸟站立于山丘上，甚至以为良渚文化玉璧纹正是“岛”的象形字，其中一件兼有日形 的可释为“岛吴”。因此，良渚文化先民可能为古代鸟族之一支。有专家说，可广而言之将环太平洋地 区称为鸟崇拜区，中国的东南沿海又是其最炽之地。而三星堆文化先民同样也是崇尚鸟。如：柏溲、鱼 凫、杜鹃(杜字)。出土的陶器与青铜器上往往都有鸟形图案，很多陶器的顶部做成鸟头形;出土的金杖 上也有鱼和鸟的图案;出土的用于宗教礼仪场合的舀酒之器勺也是鸟头勺把等等。他们尊崇鸟，将鸟神 化人格化，塑成人首鸟身形象，并特地为其铸青铜像;有高立于有花果的枝头上的青铜人面鸟;以及 “鸟”头顶平，上有鹿角状(或鸟羽状)饰物的冠帽或包头，戴面罩，鸟尾似风尾状，但分别朝上下分卷的 青铜鸟等。对鸟的尊崇无以复加!另外，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鸡彝陶蚕，其来源明显是属于东方文化的。 这无数的鸟，尤其是二号坑中出土的巨型青铜鸟头，极似鱼鹰，这很可能就是代表鱼凫氏据以为号的鱼 凫鸟。关于鱼凫，俗称鱼鹰，即鸬鹚。“野生鸬鹚群栖于海岸及沿岸的湖泊近旁”。1973年夏，浙江 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兽骨中经鉴定有一块完整的鸬鹚综荐骨，距今大致已有7000年历史，比蚕丛 氏、鱼凫氏的时代早约2000余年。“……河姆渡遗址所处地理环境，不仅是适于鸬鹚生息的场所，同时 也最宜原始居民开展捕鱼生产”。出土了不少渔具、多种鱼骨，还有木浆等，表明已有舟船;河姆渡遗 址原居民那时就已掌握并使用着水上活动工具进行捕鱼生产。至今，浙江各地尚孑遗不少以鸬鹚命名 的地名，如诸暨的鸬鹚湾、余杭的鸬鸟镇等;良渚文化发祥地余杭良渚镇镇南紧邻的打网村，直到20世 纪50年代，全村居民大多数还是以鸬鹚捕鱼为业谋生。
2.祟尚太阳。有关河姆渡、马家浜一良渚文化崇尚太阳的历史考古报导，资料众多，恕不赘言。鸟 崇拜，实质上也是一种对太阳及太阳神的崇拜。无论乌、鸡(风)皆与太阳有关。乌载太阳，古书有记。 丹风朝阳，今日仍常见于刺绣与绘画。更为直截了当的是：三星堆遗址出土了一件青铜轮形器，直径约 70厘米，中心一个大圆泡，直径20厘米，大圆泡上有五根轮辐呈放射状与外径相连。这件青铜器，显然 是三星堆先民太阳崇拜有关的遗物。出土的青铜神树，同样应是蜀人崇拜太阳的实物体现。这神树似 乎体现着《山海经·大荒东经》所述：“汤谷上有扶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之神话。汤谷、扶 桑，可能寓意在东晦之滨。
3.玉琮与饕餮纹饰。三星堆出土文物，部分与良渚文化一致或相仿，如玉琮、玉锥形器等。1929 年，最早揭示三星堆文化的当地住户燕青宝在其住房旁菜地挖坑时，发现有一个用石板盖着的小石槽， 里面装着五个玉琮。又如，在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件堪称“国宝”的翡翠绿玉琮，高约22厘米，琮表面 有极其精细的微雕，雕刻着花纹和一人形图案，细若发丝，其造型风格与良渚文化的基本一致。玉琮，起 源于镯，渐发展成原始宗教(巫术)有关的工具，象征王权、神权和整个统治阶级的重器或礼器，是墓主 人生前权力、身分和财富的标志，是镇墓压胜、避凶祛邪的法器，也可能是良渚古国同其他部族或古国间 交聘或馈赠的礼器。即使在良渚文化遗址玉琮也是十分珍贵稀罕的文物。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锥、 玉琮等从何而来?传世晶?俘获晶?交流品?自雕制?孤立而论，尚难断言;如中原商代妇好墓亦曾出 土过玉琮。即使是古蜀方国王工自行雕刻或制作的，其所刻出的图像颇似良渚文化玉琮纹样的变体，那 么，三星堆文化与良渚文化之间的关系其意味亦绵长。再如，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兽面牌，从 形态上看，与良渚文化简化的“神徽一饕餮纹”颇为相似，似乎可以看成是其某种翻版。“饕餮纹本是 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特产，是良渚玉琮的唯一母题纹饰，并见于十多种其他玉质礼器。饰有饕餮纹的玉 器都出于大墓，几乎未见于小墓，它可能是良渚文化上层社会的徽号”(董楚平)。“神徽”所表现的兽面 纹，是良渚文化先民顶礼膜拜的神像，有信仰、神话意义，器重倍加。现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兽面牌， 相当一些学者，如张明华、杜金鹏等先生，共识其为“兽面”，实际上应称之为“人面”。有学者研究后指 出：“它是从河姆渡文化的太阳神徽、良渚文化的祖神徽演化而来并更加图案化和人形化。”还认为兽 面器中的眼睛造型是“良渚文化所特有的，良渚文化的这种眼睛与三星堆青铜跪坐人像的眼睛是相同 的”;与良渚文化晚期玉琮每节上刻画的一对对简化的“眼睛”形成演变脉络。除玉琮外，三星堆出土 的青铜器中也有几件饰有“饕餮纹”，有关于此，李学勤先生曾分别指出：“良渚文化的饕餮纹和商周青 铜器上的饕餮纹有不少共同的特征，显然彼此有关，所以这种花纹很可能是在良渚文化兴起，然后传播 到中原去的”、“琮上的纹饰，……我认为可能是良渚文化玉器(如所谓“蚩尤环”的玉镯)上一种兽面的 蜕化型式，与琮本身一样，是良渚文化影响的遗迹。”道破原委。
4.金杖。这是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稀世珍宝之一。杖，既是一种生活用具，也是一种装 饰晶，而金杖则被认为是权利的象征，故亦称其为“权杖”。在同期中原的龙山文化及夏商王朝中，未见 以杖为“权”的表征。除西亚及与古蜀文化有着密切渊源关系的滇文化中有以杖而不以鼎来标志宗教 权力和政治权力外，在神州大地上惟在江浙一带的史前良渚文化的大墓中，有玉杖的玉质附件出土。若 说蜀人金杖是西亚金杖的“采借”，无古文献可考，蜀土也无西亚古文物佐证;再比较实物，与西亚及埃 及古国王所执的金杖亦不类同。然而，历史上良渚人曾以玉为权杖。在吴县东陵山东山遗址、青 浦福泉山遗址、余杭反山遗址、瑶山遗址及汇观山遗址，甚至还包括寺墩遗址等处的重要大墓中，都曾先 后出土过众多玉杖首。这种有玉杖头的手杖，当为权杖。又如，1990年3月浙江绍兴县漓渚中庄坝 头出土了一件青铜鸠杖，据考证属春秋时代沿袭的一种制度与习俗，它既赋有王杖的某种特殊待遇象 征，且与鸟崇拜有关。这些，其间相互是否意味着有某种渊源关联?
5. 干栏式建筑。我国最早的干栏式建筑遗迹发现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桐乡罗家角及湖州钱山漾遗 址等处，是良渚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故有人曾认为我国西南地区和日本与东南亚等地流传广泛的干 栏式建筑都是其直接或间接传播的结果。成都市十二桥遗址等地也出土了大量有木柱、木棍和带有竹 片痕迹的火烧土块，经专家认定就是竹编木骨泥墙干栏式建筑的遗存。“考古发现中的古代成都民居， 多属此类(干栏式)居住方式”。“蜀中古代先民住于干栏式建筑之中，即巢居之遗俗。笮桥、栈桥也 都是巢居遗俗。羌语称城为‘笼’、‘邛笼’，本是干栏之音转，而笼又称为‘成’，《元史·地理志》：‘蛮语谓……笼为成。’而成之字形，在甲骨文中乃是干栏的象形字，所以‘成’的本义就是干栏式建筑，是巢居 文化的产物”。据说，成都之地名竟源出于此，意蕴深长。
6.土祭台。良渚文化盛行建筑金字塔式的礼仪性建筑物——土祭坛，著名的有浙扛余杭莫角山祭 坛、瑶山祭坛等。而三星堆遗址现也出土成都羊子山土台(坛)，等等。
7.猎头与燎祭。三星堆遗址的一、二号坑出土众多青铜全身人物雕像、人头像、人面像、跪坐人像 等，这些人头像虽然按发型和面部特征的不同可分七式，但多有被烧、被砸的迹象，有的颈部呈三角形， 似刀、戈从两侧斜砍之形;有的眼眶和眉间涂以兰黑色，口唇部涂朱红色;还出土一尊青铜人头像面部戴 着一具金面罩;另外还出土数具纯金打制的金面罩等。对这批铜像的铸造寓意，报导繁多，众说纷纭;而 据彭明瀚先生论证，认为这是古蜀的猎头、献人牲与燎祭的一种传统祭祀习俗，以铜头替代鲜血淋淋的 人头，奉献给神祗，祈请福祉或答谢恩赐。关于以猎取外氏族的人头进行血祭的这种具有宗教意义 的习俗，流传很广，早在新石器时代，活动于我国西北高原一带的氐羌族，和东南沿海的古越系部族等， 就盛行过。在国外，沿东南亚的中南半岛、大洋洲，包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地(即南洋民 族的鸟田血缘文化地带)亦曾流行;在日本及欧洲的巴尔干半岛等地也有发现。吴越地区良渚文化的 苏州角直张陵山遗址、昆山赵陵山遗址及常州圩墩遗址等都曾发现过猎头习俗的典型实例。至于燎祭， 在良渚文化的武进寺墩遗址3号墓及海宁市周王庙荷叶池遗址等地，也都出现过。因此，有论说“三星 堆遗迹中的出土器物，大都被火烧过，骨渣大多数泛白，一部分呈兰黑色，这一现象十分罕见”，而“…… 江苏寺墩良渚大墓82M3，是我国最早、最珍贵的大型火葬墓之一，虽然时代上与三星堆存在一定差异， 但惊人的相似点反映了它们之间的可比性”。以上东西两地，先后共同出现猎头和燎祭之事，相互联 系，启人深思!又，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通高2.62米、重达180公斤的青铜立人铸像，是我国迄今 发现的最早和最大的铜像，号称“铜像之王”、“众神之王”。对其的寓意及塑造背景，一般均认为是象征 某位酋长或主祭人之类。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贵州傩剧中的彝傩，理由是“其服饰竟完全与青铜人相 同或相似，一、帽冠相同;二、脚镯相同;三、手中法器相似;四、图案纹形服装相似，尤其是请神送神剧中 主祭人的服饰最像青铜人，……”。从《逸周书·王会解》附《伊尹朝献商书》记载中可知，商朝时期， 贵州散居的族属是百濮。而《西南彝志》中有所谓“彝变濮”和“濮变彝”的记述(指两族杂居，有矛 盾，又友好，互占上风，交相融合)。古蜀人为何要如此尊崇一位百濮形象的人?并将其塑造成夸张 的修长身高形象，使其鹤立鸡群?寻味绵绵!悬棺葬与石室墓(或称石构建筑)。(参见下文)
另外，至少还可举出二项，虽不像上述般有较明显的关联对比性，然而，蛛丝马迹，亦发人深省。
其一、蚕神，古蜀人尊崇嫘祖为蚕神。嫘祖本为西陵氏之女，西陵国的地望，据说为今四川盐亭 (另一说，西陵在川、湘、鄂接壤处。总之，在四川或接近四川处)。又，传说蚕丛纵目，三星堆遗址出土 了“纵目大耳”的青铜人面像。游修龄先生在其论著中云：“青衣神蚕丛氏的庙、黄帝妻马头娘的天神 庙，遍布于蜀中，这些神都是三眼、中央者为纵目。”又对“蜀”、“蚕”等详加阐述。还云：马首人形的马 头娘这个民间的蚕神故事，最初见于东晋干宝的《搜神记》。作者从小随父亲迁往浙扛海宁，他曾做过 山阴(今绍兴)县令。这个故事是他在江浙一带收集的，但不知道故事的原产地是哪里。而在吴越地 区，历史上对蚕神的祀奉十分盛行，直到近代“浙扛各地每年均有祭祀蚕神的习俗，蚕神传说有二，一日 ‘嫘祖’，一日‘马头娘’。”“浙扛省海宁县蚕乡信仰的‘蚕花五圣’神像，为男性，盘膝端坐，有三眼，中 间一眼为纵目”，与蜀中的蚕丛氏、二郎神、蚕神同为三眼纵目形象，这里是不是存在着某种神灵信仰 的沿袭和嬗变。其实，历史上流传过的蚕神之说纷繁众多，而“嫘祖”发明养蚕是很晚出的传说记载 (按：始见于《隋书》)，在宋代以前，这一人物形象几乎还未塑造定型。因此，认为嫘祖发明养蚕这一传 说怕不是事实。蜀非蚕，且古蜀之蚕，乃野蚕，与现家蚕不是一码事。再说蜀国蚕事也并非起自蚕丛，这 并不否定蜀地养蚕历史的悠久。重恩正先生在《古代的巴蜀》中写道：“蜀的得名与蚕无关，而传说中 的帝王蚕丛也不一定就是养蚕倡导者，但是蜀确实是我国养蚕最早的地区之一，这倒是可以肯定的 ……”无独有偶，早在7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曾出土带蚕纹象牙雕刻小盅，可见，蚕茧利用的秘密很可 能已被河姆渡人所掌握，只不过是野生蚕茧还是家养桑蚕茧尚有待验证。四千多年前属良渚文化的湖 州钱山漾遗址出土过残绢片、丝线、丝带等，方才正式表明钱山漾的古越人在茧丝利用上很可能已进入 了家养时代。两地的蚕业有无渊源关系?现阶段，还只能说：“中国养蚕的起源是属于多中心的。”
其二、稻作农业。如上所述，神州东南沿海早在距今7000年前，稻作就已规模生产。史前文明的产 生，是从农业(含畜牧)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没有从狩猎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实例。早在四五千年前的新 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所以在历史上能有如此显赫且有深远的影响、能被誉为“文明的曙光”，与 “良渚”古越先民的先进、发达的农业分不开。对此，笔者曾有拙文论述，在此不再赘述。而在这方面 与三星堆之间有无关联?是种什么关系?值得探讨。
古蜀地区农业起始年代也很久远，这从当地新石器时代出土的众多专门化、组合成套的磨制石质农 具可以为证。
蚕丛氏发源于岷江上游，定居于石室(或山洞)，是作为一个农业族类兴起的。从汶川罗卜寨、茂县 城关和理县佳山等当地流行的石棺葬中出土的作物来看，主要是青稞(也有说是皮大麦)和圆根萝卜之 类植物;它应是先秦岷江上游粗耕农业的主产品;还出土了一些羊骨和野猪、野鸡等野生动物骨骼，说明 畜牧业是以养羊为主，还养牦牛、獒犬，兼营狩猎和养殖等。另外，或许还有点拾取野蚕茧制作丝绵与抽 丝之类的手工产业。“成都平原没有稻作农业起源的条件，因此古蜀的稻作农业是从外引进而发展 起来的”。从考古资料来看，至少在鱼凫王朝以前，古成都平原上尚未广泛植稻，这是肯定的。
古蜀地区的水稻及其栽培技术于何时、由何人、从何处引进成都平原?其与良渚文化是一种怎么样 的渊源关系?有待论证。由于“至少在殷周之际，古蜀的腹心之地成都平原已发展成为中国栽培水稻 的中心种植区之一，并盛产菽、黍、稷等农作物”，而中原的“殷周之际”正好在古蜀方国约相当于鱼凫 王朝和杜宇王朝之际。鉴于从引进到推广，再到出成效，这个过程需要相当时日，显然，稻作引进川西平 原古蜀方国的时期，当始在鱼凫王朝，且很可能是在建立的初始阶段;甚至，于柏濩王朝相当的宝墩文化 阶段。众所周知，四川盆地尤其是川西平原，自古以来被誉为“天府之国”，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终 年湿润，气候温暖，无霜期长，冬暖春早，春季较长江中下游要提前一个月左右。因而作物生长期长，农 作物一年可以两熟乃至三熟。雨量充沛，且蒸发量小于降水量，境内径流丰富。沃土千里，盆地内土壤 分布最广的是在紫色母岩风化物上发育的黄壤和主要由河流冲积物沉积的潮土，富含矿物质与有机物。 境内扛河众多，灌排两灵，水利称便，是稻作较理想的种植与经营地区。况且鱼凫氏杜宇氏所处的早商 时代长江流域的气候较之现代更为温暖些。由于社会因素的需求促进，高产作物——水稻在此全面获 得了农业生产的三大要素“天时、地利、人和”，所谓“三才”之利，于是如鱼得水，锦上添花，蓬勃发展 故《山海经·海内经》云：“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爱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主， 夏播琴。”而所谓社会因素，是指古蜀方国已运作相当复杂的神权政体社会系统，阶级明显分化;有国 王、贵族、各级大臣，众多巫师等;为保护统治阶级特权与既得利益还专门豢养了常设军队;大量陶工、木 工、矿工、冶炼工、建筑工、运输工、金匠、玉雕匠、酿酒匠等专业工匠;从事各种贸易的商人阶层;还有众 多农民等等。总人口及非农人口急剧膨胀，形成压力。且早在3000年前，三星堆就曾建立过一座显赫 的古蜀都邑，“现有总面积3.5-3.6平方公里，超过了大体同时的商王朝统治中心的郑州商城”， “估计城市人口在2.4万人以上”。显然，在人类社会发展还处在野蛮时代，仅靠青稞或者捕鱼之类 生产力极为低下的经济类型为基础作为支撑建立起来的农业经济，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创建出如此辉煌 的三星堆文化的。也只有到稻作生产为经济的基础，鱼凫氏的古蜀方国才富裕得有余力发展酿酒事业。 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酒器，表明酒在当时的祭祀活动与人们日常生活中都已成为不可或缺之物，而 且显示古蜀王侯们的富有以及生活的奢侈。粮丰财足，青铜冶炼等事业方得以蓬勃发展;三星堆遗址出 土的精美绝伦青铜器多达400余件，总重量达到1吨以上;出土的金器达100件以上;并能大兴土木工 程，建造多处宏伟的城垣和大型礼仪中心等。因此，古蜀方国，一直没有被中原华夏的商朝所征服，不是 商的臣屑，而能如上所述，“与商王朝同步发展，并有自己繁荣特色的文明古国”(江林昌)。后来，还能 有实力作为西土八国之一，追随周武王伐纣。故《华阳国志》云：“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 书》。”正由于此，可以这样说：是稻作农业及其经济造就了三星堆文化;农业的发达，是古蜀方国文明起 源的最重要前提。
二
何以会有上述迹象与影响?这两种古代地域文化间莫非曾有过交流往来?
人，是历史的主宰。造就文化的主体是人。通过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可能有助于问题的阐明o
“从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材料来看，中国南方的民族可以分为两大集团，即后来文献所载的——苗蛮 族群和百越族群”，“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的族属，一般认为是古越族的原始文化”。良渚文化既然 是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有关联的河姆渡文化的后续继承文化，其族属，自然是古越族。
后来，随着良渚文化的神秘消失，古越人的标志性的传统文化及技艺，如有段石锛、几何印纹陶、精 美玉器、犁耕及植稻技艺、吊脚楼(干栏式建筑居室)等，伴随着大批古越人分散迁徙，传播扩展到神州 大地的东南、南方和大西南，包括台湾;还有部分北迁融人中原社会，具体说：即与夏代有密切关联的二 里头文化;更有些漂洋过海到达日本、东南亚的马来半岛、大洋洲诸岛屿等。迁徙过程中，由于”血缘 旋涡”与“地域阻隔”等的综合作用，不断地与途中当地“土人”通婚融合，从而渐分化发展形成下述民 族：“学术界普遍认为壮侗语族的诸民族，如壮族、侗族、水族、布依族、毛南族、傣族以及黎族、高山族等 少数民族与百越民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有的认为瑶族、畲族也是越族的后裔。”
而川西成都平原一带的考古文化，在商代，大致可分为成都类型和三星堆类型。成都类型是巴蜀土 著文化，三星堆类型是外来文化。何处外来?整体而论，童恩正先生认为这支新迁入的民族为氏羌族。 其实，当时活跃着的著名古蜀方国的族属，相对较复杂些，现分别简述如下：
蚕丛氏本是山地民族，属古代氐羌族的一支，传说为颛顼一支庶;从青藏高原，经松潘草地南迁入 川，活动在岷山之中，中心在岷江上游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汶一带。据说，蜀族得名于蜀山氏。 蜀山氏虽重视野蚕，能拾取野蚕茧蠕丝制绵，但未能人工养殖野蚕。人工聚野蚕于一器，驯养成功，是自 蚕丛氏开始，这无疑使生产力产生一次飞跃，“蚕丛氏”之名，因此流传千古。战国至秦汉时蜀郡岷山一 带的冉駹夷，很可能就是蚕丛氏的后裔。蚕丛氏进入成都平原的年代，约在早商之前，与夏代相当，是历 史上最早的蜀王。《华阳国志，蜀志》：“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因此，被尊崇为蜀族的祖先神之 一。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的一尊巨型“纵目大耳”的青铜人面像，造型奇特，荒诞不经，寓意难明。但 从其巨大的体形，端庄的神态来看，所代表的绝非等闲之辈，很可能是某位蜀王的造型，不少学者倾向于 认为可能就是蚕丛王的塑像。其“纵目大耳”的形象，这是否是“千里眼顺风耳”的形象之夸张?意味着 具有穿透时空、洞察遥远的故土与上代的先祖之大巫师神功?并与上述的青铜大立人铸像，甚至还和青 铜大神树铸像等有关联，同为表达追思与怀念故土及先祖之神器?另外，上古传说时代也有一个“纵 目”之神——烛龙，《山海经·大荒北经及海外北经》中，“直目正乘”的烛龙是远古“蜀人信奉的祖宗图 腾”，是位司天候的“神龙”。上古时代，管理天象的官员叫“火正”，“农耕时代的先民，太依赖它了，所 以，把它铸造得如此巨大”。又云：“‘烛龙’与‘祝融’两音甚近，莫非烛龙是祝融的‘神化’?”那么， 古蜀人与古荆楚人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传说祝融是荆楚人的始祖，古荆楚人的先世为祝融八姓，而祝 融八姓也出自颛顼。因此蜀楚可能同源。
柏涯氏，也有称为柏灌氏。柏濩的来源，按照一些学者的研究，“应是成都平原西北地区今都江堰 市‘灌口’、‘观坂’一带的土著;……是一支经营低地农业的民族”，以柏湮鸟为族名的部落。出土文 物中开始出现素面无纹饰的陶塑鸟头。对蚕丛与柏湮资料积存很少，大致存在于距今400-4800年 前，即三星堆一期文化——宝墩文化阶段。
而鱼凫氏，对其族屑，现存说法有多种。如，其一，是氐族的一支，来源于岷扛上游的湔山，即今灌 县、汶川境的茶坪山一带;或说是温江县北部，还有说指彭县小鱼洞至海窝子一带;总之都在成都平原范 围之内。是一支生活在水边，以捕鱼为生的部族，可能是以鱼鹰为图腾的古蜀先民。按照古代“以事为 氏”的习惯，这支崇拜鱼凫的族类就被称为“鱼凫氏”，并世代沿袭下来。关于氐族，田晓岫先生云：“是 对青藏高原东沿采取一种特殊的流动生产生活方式的人群的称呼，其族属大多数为濮，也有少部为 羌。”(《中华民族发展史》)其二，“古代蜀人中的鱼凫氏不是与蚕丛氏同一族系，而是从长江中游的江 汉平原沿江西上，逐步迁徙到川西地区的”;“因为通过各种古籍中相关地名的记载可以见到，湖南长 沙西边曾有地名叫鱼复，湖北沔阳县有鱼复故城，松滋县有巴复村，四川南溪县有鱼符津，奉节县有鱼 邑，而奉节本身就长期被称为鱼腹县，乌江又称巴涪水，涪陵即以涪为名，合扛县内有巴符关，宜宾有鱼 凫关，彭山有鱼涪津，温江县有鱼凫故城，灌县也有过鱼凫故国。以上所提到的鱼腹、巴复、鱼符、鱼邑、 巴涪、巴符、鱼涪，都是鱼凫的异写，这些地名都是鱼凫先民在迁徙过程中停留于当地时所留下的遗迹。 将这些点连成一条线，鱼凫氏由长江中游到川西平原的迁徙轨迹就清清楚楚了”。据民族学研究：先 秦时期，在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一带分布的族群主要是二支，即以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等为基础发展 起来的苗蛮族群(后为廪君蛮)和部分扬越族群(后来为濮人);既然“(早期巴蜀文化)与川东大溪文化 没有直接关系”，显然，鱼凫氏与濮越人等就有某种关联，很可能就是濮越人中的一支。其三，原本是 生活在长扛三峡的大巫山地区的巴族鱼凫部，以捕鱼、制盐和腌制鱼干为业，并善于与外界交易，从而兴 盛，后西迁来成都平原的。族属是濮越系巴人。其四，认为鱼凫，可以释分鱼和凫，这是二个民族组合的 部落联盟;内中一支，原是羌人，后因迁徙逐渐改变游牧习惯而在平原河谷经营农业，于是这支羌人被称 作氐人，是支以鱼为祖神崇拜的氐人。而另一支，则为以凫为始祖神崇拜的民族组成的部落联盟。“凫 部族来自东方的少吴氏族，属东夷人是非常可能的”。其五，认为鱼凫国的统治阶层是由岷山下来的 一支氐族，而被统治阶层的当地土著则是濮人。最后，由于浪人的反抗而导致鱼凫国破，《蜀王本纪》 载：“(鱼凫)王猎于湔山，便仙去。”使杜宇得以趁机而人，等等。总之，仅就以上观点而言，似乎倾向于 认为鱼凫氏是濮人或与濮人有密切关系的族屑。“鱼凫氏的年代约相当于有商一代(公元前17世纪至 前11世纪)”。不少学者都认为三星堆遗址应当就是古代鱼凫国至杜宇王朝时期的都城，三星堆文 化繁荣时期的主人目前主要有鱼凫和杜宇两种说法，更大的可能还是鱼凫王蜀阶段。
以上，“三代蜀王非但不是前后相继的统一的国家，甚至不是一系相承的单一族体”。
杜宇氏，又名蒲卑，也称望帝(可能是谥号或祭名)，传说死化为鹃<杜鹃)，也是以鸟为名号的。原 是一支古代濮人，亡命至朱提(在今云南东北部昭通一带)，将农业技术传授给朱提人，开发了一方 农业文化，成为了酋长。朱提出产银和铜，他运银铜从南边北上人川贸易，后与川西江源(后称江原，今 四川崇庆县一带)的一支蜀人氏族的女王梁利(实际是鱼凫氏最后之女王。任乃强先生认为：蜀族自蜀 山氏至鱼凫氏，皆母系氏族)进行政治联姻，进而篡夺政权，融合为一。他们融合之后，就以成都平原 为活动中心，建立营邑于郫，现今郫县城北二里，鹃城村境内，现还有被称作为“杜鹃城”的古城遗址可 寻。杜宇氏领导的古蜀方国，以农耕为主，而且水平颇高。由于杜宇氏“教民务农”，功勋卓著，所以一 直到晋代，“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此外，还留下了“杜宇化鹃”、“杜鹃啼血”等动人哀婉的传说。 杜宇王朝是西周封国，其时代大致为“十二桥文化期”，即约在西周后期至春秋中期。
开明氏，号曰丛帝，年号万通。《蜀王本纪》等诸书并谓开明氏是从长江中游荆楚地区沿江西上，也 有的说是来源于现在贵州遵义一带北上的，以后才定居川西平原，取代了杜宇氏的;但都认为很可能也 是濮人或屑百濮系统的人。古籍记载，开明氏是个善于治水的民族，传说杜宇末年，蜀地遭到特大洪水 灾害，杜宇任命鳖灵(即开明，原为杜宇王朝之相)治水，鳖灵在岷江上游人成都平原之处开凿了一条人 工河道，分岷江水为沱水，接着又凿通金堂峡，保证分洪后的沱扛水流畅通，使蜀地淤积的洪水迅速排泄 出去，从而消除水患，蜀民方得以安居乐业。鳖灵因此受拥戴，终于取代了杜宇氏在川西的统治地位而 王蜀。《蜀王本纪》载“鳖灵是荆人”，出自百濮系统。鳖灵一族入蜀，与蜀族融合后，使原先蜀族中 已有的濮人文化成分得以加重，蜀族的浪人之风更加明显。开明王朝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春秋早中期至 战国后期，共王12世，历时300余年，是古代巴蜀历史上的重要时期。“最后是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 伐蜀，灭掉开明氏蜀王国，从此结束了古蜀国雄踞西南的历史，归于秦的一统天下”。
另一方面，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人像是难得的生动反映古蜀族屑史实的考证资料，因为其眼 耳口鼻等相貌以及衣、冠、发式等是一种区分族别的最重要标志。一、二号坑出土的80余尊青铜人像 中，都是蜀人祖先相貌的写实和夸张，其中一批鼻型扁宽、发式为椎结插笄者，就与古代华南濮越系统族 人的形象、习俗不谋而合。如云：“……扁平鼻型可视为由东迁西的濮人集团”。
再一方面，在四川以蒲、郫、彭、僰等命名的地方，着实不少，而这些读音都与“濮”有关。可能这些 地方，是濮人曾集中居息过的历史写照。
所以，有不少学者，如罗二虎先生认为，三星堆居民的族属应为濮人。蒙文通先生考证，古时巴 蜀，有许多小国和诸侯存在，其中不少乃濮人;古蜀国的发生和发展，也是多民族融合的结果。
“濮人”、“濮越人”是否即是“古越人”的一支后裔，或与其有密切的亲缘关系?
有关于此，许多学者早就有论述，如：“……古代的濮人(不包括滇西南属南亚语系的‘濮’)应属于 百越族群，亦即《华阳国志·南中志》所指出的‘夷’和‘越’两大族群中的越族群”、又云：“布依族的 ‘布’即‘濮’;广西、云南壮族的大部分自称‘布壮’、‘布浓’、‘布泰，、‘布雄’，乃至部分与贵州的布依族同样自称‘布依，，都是：濮’名称呼的遗留。”以及“分布在江汉流域及云贵高原的濮人也属于越民 族系统”等。因此，顺理成章，濮越文化是马家浜一良渚系统文化繁衍发展中的一个支系或是与其有 亲密血缘关系的一支。但是，也有不同意见。如：吕思勉先生云：“濮，亦作卜，又作僰，即今彝族;亦西 南一大族也。”(《中国民族史》第十章)任乃强先生云：“‘百濮’是大巴山区的羌支。”又云：“濮字不得作 为一个民族称呼，而是华人强加于一些落后民族的称呼。”(《四川上古史新探》)。总之，见仁见智，众说 纷纭，英衷一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关于“濮”的条目云：“濮，中国西南古代族群名。又称 ‘卜’、‘百濮’。商周时，分布在江汉流域及其以南，后散居今四川、贵州、云南等地，与百越杂处。”谨慎 地将“濮”与“越”分成为有密切关系的两个族群。同时条目中指出：“濮人向有‘折齿’(凿齿、断齿)的 风习。”而这种风习古越族人早就盛行过，两者不约而同。而蒋炳钊先生在“八年的回顾——百越民族 史研究会学术活动综述”中，总结归纳云：“‘越’与‘濮’的关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是认为濮、 越是两个不同的族群，濮在西南，越在东南，不但分布不同，文化特征也不一样。一是主张濮、越是同一 族群的不同名称，可称濮，也可称越，大概在战国以前称‘濮’，战国以后通称‘百越’。……《史记·楚世 家》，镇尔南方夷越之乱’，这个‘夷越’正是‘濮人’，故濮人也就是越人。有的还提出‘濮’是自称， ‘越’是被称，故史书上有时称‘濮’，有时称‘越’或称‘濮越’。故越、濮或百越、百濮，名称不同，实则同一。有的还引据《左传‘昭公九年》记载的‘夷濮’，……故濮人也是莱人，认为濮、莱都是原始越人的自 称族名。”总之，在民族学上，尚有待进一步深人考证。不过，现阶段，是不是至少可以这样来理解， 即：两者之间即使是不同族群，其亲缘关系亦相当密切，某种程度上可说是“难舍难分”，“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因此方会形成上述这样的分歧。
上古时代，远在东南沿海的古越裔族群又怎会万里奔波渗透到神州西南的成都平原上来呢?
有二项资料，启迪人思，值得关注，可资参考。其一，即早在黄帝、尧、舜时代，传说中的南方“蚩 尤”、“三苗”、“九黎”等曾屡屡逐鹿中原，与华夏族争霸，而代表华夏族的黄帝、尧、舜则频频组织征伐， 掀起一波又一波持续久长地血腥战争。众多学者曾论述，“三苗”等群体中，就包含着良渚文化系统的 古越人。如林华东先生：“我们有理由可以认为良渚古国确为古史传说中的东夷集团之一——蚩尤部 落集团。……良渚文化先民为九黎中的一支。”有的学者认为良渚文化玉器等上的神徽，所显示的 “是灵魂或精灵，其形态应是一尊英武的战神，不由使人联想到传说中好战的蚩尤”等等。最后，三苗 等战败，浩劫于是成为原动力，造就了当时民族大规模南迁及西徙，故中国古史如《尚书·舜典》、《史记 ·五帝本纪》中有“舜流四凶”、“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之说。关于“三危”即指三危山，其坐落地 望，有说在甘肃敦煌莫高窟附近;有说“在鸟鼠山之西，南当岷山”;有说“三危山在鸟鼠山之西，与岷山 相近，黑水出其南陂”;而毕沅《山海经注》则说：“(三危)山当在今四川省”。这是否提示：古越人中 的一支此时被强制迁移至甘青地区和川西高原岷山地区一带，后又单独或随当地的氐羌族一起南徙川 西平原。其二，可能是大宗的主要的，即良渚文化最后突然神秘地消失，大批古越人如波浪式地一拨一 拨地长时持续向南及西南辗转大迁徙所形成的。与此关联，有个现象值得留意，即语言。语言是一个民 族特征之一，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惰性最大的部分。“乡音难改”，众所熟知。古越族群体的语言，史 籍中称为“越语”，它是壮侗族各语系的早期共同语。古越人的语言习惯，是宾语在谓语之前，即修饰式 限制成分在被修饰的中心词之后。如称“盐官”为“朱馀”;馀为盐，朱为官。越国君主称为无余、无壬、 无疆、无诸等;“元”为王、君、主之类的意思，后面的才是国君的名字。这点，现在的温州方言中仍保留 有许多这类习俗;在今壮侗语系中也仍能找到这类踪迹。无独有偶，古蜀人中亦有所谓“蜀左言”的 习俗，如将公鸡、母鸡称作“鸡公”、“鸡母”;同理，“蚕丛”即“丛蚕”;“都广之野”即“广都之野”;三星堆所在马牧河也是左言，即牧马河，等等。这是偶然巧合?包括凿齿等，是否意味着是古越人习俗的一种 孑遗?
附带，还有段故事，很有意思，余音绕梁，值得一提。秦灭蜀.蜀王开明氏(已被认为是濮人或届百 濮系统的人)战死武阳(今彭山县扛口镇)，其太子率余众奔还海窝子，亦被俘。唯漏网的所谓“蜀王 子”——蜀泮，率三万人逃人南中，更由南中进入交州，在今越南北部红河地区，征服越裳支裔诸部落之 雒王、雒侯，建立政权，重建蜀国，称“安阳王”，统治竟达百余年之久，并在越南民间长期享有崇高威望。 蜀王子在受到北方秦国大军压迫，其东方是苗系统治的强大楚国(秦灭蜀，就为借道攻楚)不能去，而不 向西或西南，投靠于羌氐或彝族区，却径向东南奔向百越系统的雒越以求安。这段历史，虽是后话，尚不 足为据，然而按常理提供的信息，结合本文上述关于开明氏族属的论述，是不是进一步从另外一个层面， 折射、透露甚至是反证开明氏的族系出身?如果把这些，再和上述的青铜“纵目大耳”巨型人头像、大立 人像及大神树等，和古蜀人的崇拜鸟、崇尚太阳习俗，居住“吊脚楼”，犁耕及植稻技艺，精工水利，善长 捕鱼等等，合并一起，相互联系，综合考虑，耐人寻味。
从上所述阐明，作为黄帝后裔的蜀王，只能是指蚕丛一系，鱼凫、望帝、开明，可能还包括柏濩，则是 外来的统治者;或者说，古蜀方国的统治者与人民之间有文化的不同现象。同时表明：三星堆文明，显然 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除主要受到中原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等的影响外，“古史传说蜀人或源自西北 氐羌系统(黄帝后裔)，或出于华南濮越系统(巴人一支人蜀)”，是有道理的。笔者以为：三星堆文化 是以这三股系统的文化为骨干，与当地原土著文化融合、升华，所形成的独特地域文化，其中濮越系统文 化可能在某些时期或某些事件上曾占主导。而三星堆文化正是蜀人和土著人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结 果。历史上统治集团为某一族群，而百姓为另一族群的事例很多，如西周时期的吴国，春秋战国时的齐 国等，“这在中国古代较边远的诸侯国中是一种普遍现象”(李学勤)。
如果以上论述所引用的观点及论据无谬误的话，“良渚”与“三星堆”两种文化间，在种族群体中存 在着渊源关系，至少是部分渊源关系，该毋容置疑了。
四
“良渚”与“三星堆”两种文化间，是通过什么途径沟通?
在上古时代，文化交流基本上是通过移民来实现的。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往往掀起文化长河的巨 浪。有关于此，除“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之说外，在本文上述的以鱼凫氏有关的地名所标示的迁徙 轨迹，也已清楚显现。作为进一步补充，还可举出，如：当时离长沙东面不远的江西清江吴城遗址，就曾 是商代的方国——越国，在这里发现并出土了许多青铜器，包括与扛浙所出同类的大饶，还有众多玉 器等。李学勤先生已明确指出：“江西西北到中部的清江、新干一带所分布的吴城文化，已被学者认为 是越人系统的。”他通过对二里头文化、三星堆文化、湖北湖南及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等所出土的青铜 礼器的比对考证，得出了：“(新干大洋洲)大墓遗物还表现出与其他地区的文化联系，……包括东方的 江浙和西区的两湖”、“三星堆两座器物坑中与中原所出近似的青铜礼器，是当地文化接受中原影响的 证据。不过，这种影响不是直接传人当地的，其媒介应该是今湖北、湖南地区当时的文化”;还述及“(湖 南衡山)霞流市同墓出有越人靴形钺，……定为当地越人所造，大概不会错吧”。再度反映这一带虽屈 古楚之地当时有越人分布。同时，李先生还论及了：“……我们似乎可以设想，以中原为中心的商文化 先向南推进，经淮至江，越过洞庭湖，同时溯江穿人蜀地。这很可能是商文化通往成都平原的一条主要 途径。”林华东先生也作出过类似的但更为明确的论述：“良渚文化对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影响，目前 在安徽、江西及湖南、湖北等省均有踪迹可寻。……江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或稍后)与良渚文化相 互间的联系和交流影响是较密切的。……特别是樟树大桥乡筑卫城遗址和樊城堆遗址的发掘，也证明 了良渚文化在扛西地区有着广泛的影响。……我认为湖南地区确曾受到良渚文化中晚期的辐射，很可 能是经由樊城堆文化(少量经由薛家岗文化)间接传播的结果。”这与上述的以鱼凫地名标示的迁徙 轨迹之事不约而同，可相互参照。再如：古越人的崖墓和悬棺葬，这些崖墓是越王子孙臣民的墓葬，其习 俗与分布，也同样勾画出类似的迁徙路线，即按时序先后，始源于浙西与福建武夷山区，到扛西弋阳贵溪 的信江流域，到鄂西南湘西北及川东山区，再到以四川珙县为中心的川南滇北山区，基本上是沿长江西 行。尽管时间上远晚于鱼凫时代，而于商朝到明清时期，但亦可作为种迁徙途径的指示性补充参考资 料。类似的资料还可以举出许多，如一种历史悠久的古代青铜军乐器——绅于的传播、西南纳西 族人的《木氏宗谱》开头叙述的其远古祖先世系发源与迁徙的传说故事等等。楚巴间交通咽喉是三 峡。至于上述的“溯扛穿人蜀地”，特别是经历了这次宏伟的三峡工程对库区文物抢救性保护战，清楚 显现：三峡不但是长江的通道，更是中华文明的历史通道。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在峡江地区打通了一 条文化走廊，表现于“在湖北、湖南广泛分布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也存在于重庆忠县 哨棚嘴文化遗址中”，及稍后的有直接渊源的(丰都)玉溪坪文化遗址中。同时，”大体在夏商之际，三星 堆文化控制了三峡地区”，从而“成都平原距今4500年左右的城址群竟与长扛中游湖北石家河遗址出 土的同时代古城址会惊人相似”。综上，两种地域文化间主要交流途径，正如李学勤先生所云，是通 过沿长江流域，经湘鄂，穿三峡，溯江而上，通达古蜀的。又，“蜀、楚两国境内都有众多濮人，……蜀地 濮人的某些支系，似乎还是从荆楚之地迁徙而来。例如川西南的僰人，……僰人就是居于荆棘所制棘 围之中的濮人，而此俗与楚地有关，……殷末杜宇就是来自朱提(今云南昭通)的僰人。……僰人是濮 之支系，僰即濮。……僰人是农业民族”。以上叙述，明确表示蜀与荆楚越等关系甚密。而“荆楚之 地，自古即为民族杂居之所，境内除楚人外，还有卢戎、濮、巴等‘南蛮’，戎蛮、徐、越等‘东夷’。所谓‘荆楚民族’，实际上就包括这诸多民族;荆楚文化，也就是许多民族或部落文化熔于一炉的整体”。又云： “鄂东、湘东、湘南一带，是楚越文化的交汇区，百越文化的影响特别突出”。至于“扛州(今重庆市) 以东，滨扛山险，其人半楚”(《华阳国志·巴志》)及“湖广填四川”等历史说法，虽是迟后之事，亦是历 史重复，可资参考。另一方面，作为前提，当然还是与“良渚”古越先民的向南及西南大迁徙的历史密不 可分。因此，进一步表明，出现良渚文化的余辉在三星堆文化中闪烁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上述的种 种相近相似的文物、习俗，包括具有古濮越人形象的青铜人像、蜀地众多带有含“濮”读音的地名等现 象，也就都有了合乎情理的答案。
这里，再回头补述或探讨些有关水稻及其栽培技术最早由何人引人川西平原的问题。如上所述，从 大局而言，或是前鄂湘地域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的苗系巴人(廪君蛮)或者是河姆渡、马家浜一良渚 文化的越裔濮人，二者只能居其一。而从以上资料综合分析，认为鱼凫氏当年沿长江西上迁徙轨迹资料 所表明的，由濮人带有，其可能性占上风。上述“农业生产是古代百越民族的社会经济基础，……是他 们全部文明的出发点。越民族群体当为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民族”的观点支持这点;上段关于水稻 引进成都平原的时期说支持这点;上述的关于鱼凫氏崇拜鸟图腾、崇敬太阳、居吊脚楼(干栏建筑)、筑 金字塔式土祭坛等习俗特性表现支持这点;在杜宇王朝期间，古蜀方国农业生产技术比川东的巴人先 进，影响了巴人，史称巴的农业来源于蜀，所以“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等叙述都支持这点。加上还有 《华阳国志·巴志》“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之说，如屑确实，两者之间曾直接勾通 过，则更明朗透彻。还不止于此，历史上稻作推广，往往需与水牛伴行。这在成都平原，当时尚是沮洳沼 泽，土性粘重，尤当如此。古蜀方国，原先只有黄牛，黄牛是古羌人最先将其驯化培育成的。而水田劳作 非水牛不胜。现四川的水牛从何时何地引入，尚未考得。有说是杜宇始垦黄土，鳖灵治水后乃能种稻; 水牛是随稻作引进于云梦盆地，又随巴人之迁徙引入巴蜀;李冰劝民畜水牛，开稻田，遂成“沃野千里” 等等，显然不符，把时间大大推后了。众所周知，7000年前吴越的河姆渡遗址、罗家角遗址等处有国内 最早并大量出土过水牛遗骸的事实;且古越人知晓利用水牛，纵牛于田，往来践踏，踩烂田泥，俟水土交 融，即播种植稻;又到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时期有了石犁，以犁耕田。综此，说明：水稻及其栽培技术最早 引入川西平原的，很可能是越裔濮人，而不是苗系巴人。另外，杜宇人蜀，从云南把栽培稻及其技术随同 带人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后话;因为，早在鱼凫时期成都平原已开始有水稻，井已具相当规模(包括使用 水牛)。否则，三星堆显赫的都城等文化成就根本就不可能创建。顺便提及，近来，考古陆续发现湖南 道县玉蟾岩遗址、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澧县梦溪八十挡遗址、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等地出土了距今七八 千年以前的早期稻谷遗迹，这些地方从地理而言，较长扛下游离川西平原都要近些，虽不能排除其间干 系，但，一则至少迄今尚未见有关报导发表，另则也超越了本文的讨论范畴。
五
关于这两种文化间关系的讨论，最后还要附带交待或补充几点。其一，民族产生文化。在文化发展 过程中，有接触就有交流。在上古时代，交流基本上是通过移民来实现的。文化发展程度存在差别，优 势文化往往占主导的地位。而作为文化的唯一载体的民族本身，随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展变化。世上 从来就没有纯血统的民族，百越文化是一个历史上具有古老传统的民族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它的内 涵和特征不会是固定不变的，有如流迹，有宽有窄，时分时合，曲折跌宕，在运动中延续和发展。世道沧 桑，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孑遗的古越先民，不畏艰险，翻越千山万水，历时数百上千 年，繁衍了近百或上百世代，远程跋涉，包括“迁三苗于三危”之类的被迫迁徙，沿途不断与当地土著相 互融合、演化。其中一支，到达成都平原，在这里，多个民族与部族的相互替代与共存，书写了复杂的融 合历史，古蜀人、氐羌人、濮越人及中原的汉人等多个分支种族出没其间，缔造出三星堆文化等一个又一 个高潮;社会已发展进入了青铜时代，由于遗传的变异性与保守性的交织，知识与经验的积累，与当初相 比，自然有长足的进步与演变，以致出现“质”的区别。祖宗传世珍品，愈来愈少;习俗服饰爱好，大相径 庭。如良渚人以玉为权杖，三星堆人则以金为权杖;早期的良渚人猎大活人头祀祖，三星堆人则代之以 铸青铜人头祭神等。总之，变化是绝对的，保留是相对的。这也是社会发展法则。因此，这二个不同时 代又地域迥异的文化，无法等同或简单化地比较应该是很自然的了。附及，认为三星堆文明中包含有许 多“域外文明”甚至“外星人文明”等因素的议论，实不敢苟同。考古也未证实。其二，本文各论点，如孤 立地抽出来单独评估，难免异解;而能同时综存并立，则绝非偶然，应有其必然性，不能等闲视之。其三， 将三星堆文化与良渚文化两者联系挂钩，提出来探讨，是种尝试，其实，如上所述，蛛丝马迹早已显现，本 文正是受此启发，从而试图从整体上或较大范围上，对这二种文化间的关联加以比较、肯定，同时也是对 三星堆古蜀文化源流的一种考证。初步看，良渚文化的余辉在三星堆文化中闪烁的现象，也并不是孤立 的;在神州华夏大地上其它一些古文化中可能还有，如中原的二里头文化、南方的昙石山文化等，都值得 进一步专题探索研讨。其四，本文虽多少作了些论证，但总的说，特别在关键环节上，还有待考古学、民 族学提供直接证据核实。现今，谨为探讨华夏地域间古文化交流联系，尤其是研究良渚文化与三星堆文 化之间的渊源关系，最终为活跃祖国上古文化学术研究，添砖加瓦，抛砖引玉。
作者：程世华
三星企业文化历史
组员：徐海强 杨新建 王宏华 李文标 欧启明 严浩明 魏李兴 姚文华
三星理念
1、三星的使命;为人类社会作出贡献
2、三星的经营理念;以人才和技术为基础 创造最佳产品和服务 为人类社会作贡献
3、三星人的精神：与顾客同在 从顾客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与顾客结成利益共同体 通过为顾客创造价值，满足顾客的需求，实现顾客的梦想，达到三星与顾客共同成长的理想状态 向世界挑战 提升境界，思考世界中的三星 放眼全球，瞄准国际领先企业 增强自信，勇夺世界第
一 创造出未来 世界的未来——提高人类工作与生活质量 组织的未来——实现成为世界超一流企业的公司追求 自己的未来——取得成就，实现未来
4、三星新经营哲学：危机意识、认识现实、反省过去 变化从我做起：人性美、道德美、礼仪规范、行为规范 同一方向 重质经营 信息化、国际化、复合化
5、三星六大价值观——竞争力源泉 重视人才，人才第一 基于健全的危机意识的自我创新 除了妻儿一切都要变 放上一条鲇鱼 永远创新，力求变革 强调责任的自主经营 合理思考和合理行动 廉洁健康的工作作风：作纯正的三星人 坚持一个方向，实现团队协作
6、三星服务理念： 与顾客保持最紧密的关系 为了满足顾客而竭尽全力 让顾客享受最完美的售后服务。
7、三星人事管理原则： 冷静的判断——因才施用，以正确的数据为基础进行冷静的判断;公正的审查——消除一切地缘、血缘、学缘等因素，达到对人的公正认识; 慎重的决定——为防止可能发生的失误，在作为决定之前要经过深思熟虑。
三星企业文化内涵
1、三星的经营理念 构建这一经营理念的基本思路是：三星认为，实现人类的共同利益，提高人类的工作、生活质量是三星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作为人类共同体的一员，三星将为此奉献全部的力量。作为企业，三星将通过创造最佳产品和服务，使顾客获得最充分的满足，来提高人类的工作、生活质量，促进人类的共同利益。 为了实现“为人类社会作贡献”的理想，达到“创造最佳产品和服务”的目标，三星必须一方面，“不仅要放眼世界寻找更多的优秀人才，还要重点培养我们身边思维开放、有创造力的人才”;另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加快技术开发的投资步伐”，将三星的技术水准提升到一个国际化的程度。
2、三星人的精神 “三星人的精神”从顾客、世界和未来的三个角度对三星员工的精神境界和行为方式提出了要求与顾客同在 三星的顾客不仅包括产品与服务的消费者，还包括三星的员工，股东、供货商和分销商等相关利益群体。在更广泛意义上，整个人类是构成三星价值源泉的客户群。 向世界挑战 世界是三星活动的舞台。三星立志成为世界超一流企业，在所
从事的行业中，居于全球领导者的地位。创造出未来 未来虽尚未到来，但却不是不会到来。只要三星人善于创造，美好未来必定到来。
3、三星的新经营哲学新经营哲学的构建基本思路是：
1)重质经营质量是三星的生命，三星视残次品为摧残组织生命的“癌症”。三星的质量目标是拥有多项世界级的产品与服务。为达到这一目标，三星必须致力于提高产品质量，人力资源质量和经营质量三星提高质量的途径—— 坚持顾客满意导向，特别强调发挥顾客服务人员的重要性立足长远的产品与技术开发，以技术领先保障产品质量，同时注重发展独特的三星设计。倡导文化营销，将那些对顾客有吸引力的企业文化与颇具魅力的设计融合在具体的产品与服务中，一起销售给顾客.三星提高人力资源质量的途径—— 在招聘环节：执行公开、公平、公正的招聘制度，杜绝血缘、学缘、地缘和国籍的不当影响，努力在全球范围内吸收富有智慧，勇于挑战，开拓进取的创新型人才。在培训环节：为所有三星员工提供适当的培训机会，同时，突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努力开发员工的创新能力。 在薪酬环节：执行以能力和业绩为基础的评价制度和薪酬制度，鼓励员工自觉开发自身的潜能，改进工作绩效。 在员工配置、选拔、晋升环节：打破“年工序列制”的藩篱，肃清已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基于资历的用人思想的影响，强调以能力为基础对员工进行选拔，以此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责任感;打破传统的“以官为本”的升迁体系，将职称与职务相分离，构建职务序列和职称序列同时并存的多样化职业生涯通道，为管理者提供以职务为基础的升迁机会，为专家提供以专业为基础的发展空间。在日常管理环节：要求所有员工，尤其是管理人员学会与创新型人才共同工作，尊重其独特个性，为其创新才能的发挥提供足够的空间和舞台;坚决反对利用权力约束人才，磨灭他们的创新意识已创造能力。 特殊政策：大力开发居于前5%的A级人才，使其具备多样化的专业技能，能够承担不同的工作，满足公司多方面的用人需求。三星提高经营质量的途径——实施速度管理，同时努力优化资源配置，实现预备经营;另外，珍惜商业机会、合理控制成本、争取协同优势也是非常重要的。三星人要有速度制胜的意识，要做到力争第
一、决策适时、行动快速、经常沟通。优化资源配置是三星提高经营质量的另一个重要手段。三星必须把资源和力量集中于全球第
一、第二和具有三星特色的领域，卖掉或者彻底取消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业务。同时，必须在保证一定利益的前提下，以当前相对稳定和长期的业务支持高速成长的战略性业务，实现预备经营。
2)信息化、国际化、复合化
在21世纪，企业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计算器和信息技术的使用程度。所以三星必须建立一流的信息系统，以加强企业的竞争力国际化是创建世界超一流企业，实践贡献人类崇高使命的必由之路。三星坚持本土化、最佳化、复合化的国际化策略复合化是21世纪市场竞争的核心。通过复合化，能够提高组织的系统运行效率，增强组织的竞争力，为顾客提供最优的产品与服务。三星坚决走复合化的道路，努力实现从业务选择、产品计划、设计、采购、生产，以致售后服务的多重组合，以此获得在市场竞争的优势。
4、三星六大价值观
1) 重视人才
“我毕生80%的时间，用在了积聚和培训人才上。” ——李秉哲
李健熙担任会长后，继承并发扬了前任会长李秉哲先生关于“人才第一”的创业理念。他在由自己发起的三星“二次创业”中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口号;1993年，三星重新制定了
经营理念，又确立了“以人才和技术为基础”的信条。这说明，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乃至将来，重视人才始终都是三星最重要的价值观念之一，也是三星不断取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充分放权，是三星重视和尊重人才的重要体现。管理人员的任务就是分配具体任务，下放权限，然后配合他们完成目标。三星重视为员工提供尽可能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从生产车间到办公大楼，从工作场所到生活宿舍，从硬设备到软环境，三星员工都能获得感官和心理上的满足。三星重视人才，还表现在人事管理上。比如三星打破“血缘、地缘、学缘”的束缚，采用公开、公平、公正的人才招聘程序;坚持“胡萝卜理论”，执行以奖励为主的激励制度;充分包容员工的过失，鼓励员工在汲取教训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自己、改进工作。 重视人才，还体现在三星总是从个人成长的角度出发，致力于开发员工的潜能，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职业生涯发展计划。三星在这方面的表现是如此的出色，以致外界赞誉三星为“教育的三星”。
三星核心人才的标准具备精湛的技艺和学识，具有专业知识，曾创出非凡业绩; 具有牺牲精神，关心同事，具有包容心和团队精神，有人情味，品行端正，作风清廉; 具有正确的判断及决策能力，能有效发挥领导才能，最后完成目标; 真正融合到三星企业文化当中并接受三星的价值观。
2) 基于健全的危机意识的自我创新
3) 强调责任的自主经营
4) 合理思考与合理行动
5) 廉洁健康的工作作风
6) 坚持一个方向，实现团队合作
5、三星的道德规范
三星的组织和员工必须遵守以下道德规范;意诚心实，身正言直，避免弄虚作假、举止失廉 自律为先，责任在身，防止道德败坏症尊重人格，平等待人，纠正独裁主义作风关爱他人，报效国家，不与缺乏人性者为伍共享共荣，合作协同，反对利己主义思想 不畏风险，开拓进取，克服萎缩和退化的倾向由信生誉，惟誉得用，切忌谎言、狡辩与固执
6、李健熙的经营特点
重视人才的经营，同时赋予人才责任与权限果断的投资决定具有创一流的竞争愿望 思索与兴趣和企业经营的完美结合 技术深入与发展方向清晰 对设计有敏锐的感觉 未雨绸缪 活用构造调整部(原秘书室) 一切以职员福利为先赏罚分明和成果报偿 正确的经营诊断品牌形象管理
7、三星徽标
——基础色：青色基础色体现了三星事业领域的广泛性，给人一种安定感和信赖感，同时也体现出“与顾客是共同体”的三星人的意志和姿态。
——文字：英文SAMSUNG用世界通用的英语，体现了三星向世界挑战的意志：文字采用了成熟的标识体，从而强化了追求高新技术的企业理念，并会给人一种高科技企业的形象。
——形体：椭圆形椭圆形象征宇宙和世界，给人一种跃跃欲试的感觉，从而体现三星人富于创造和挑战的性格，勇于革新、励精图治的形象。
----两端字：S和G以S字开头和以G字结尾，两字都有开口部分，表明三星集团与外界息息相通。为人类社会服务，既是三星集团经营的出发点，又是它的归宿，体现了三星与世界共存亡的理念
1、三星的经营理念
在三星，我们都遵循着一个简单的经营理念：以人才和技术为基础，创造出最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每一天，我们的员工都在对这个理念身体力行。我们的领导者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最聪明的人才，为他们提供保证其做出本领域最出色成绩的资源。由此带来的成果就是，所有我们的产品——从保证储存关键知识的内存芯片到将各大洲用户连接起来的手机—— 都可以用以丰富我们的生活。这就是创造更美好的人类社会的含义所在。
2、我们的价值
我们相信，以强有力的价值定位为基础的工作是成功业务的关键。在三星，严格的行为规范以及这些核心价值，是我们做出任何决策的基础。
尊重人才
非常简单，我们尊重我们的人才，秉承“人才是公司的全部”的哲学。在三星， 我们一直努力为我们的员工提供尽可能多的机会，让他们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 追求卓越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力争通过不屈不挠追求卓越的激情，以及坚决开发出市场上最优秀的产品及服务的承诺，在我们所从事的每一个方面做到世界最好。 主导变革
在今天这个快速发展的全球经济环境下，变革是永恒的，没有不断的创新，企业就无法继续生存。就如同我们在过去的 70 年时间里所做的那样，我们着眼于未来，积极预测市场需求和需要，这样，我们就可以使我们的企业走向长期的成功和繁荣。
正当经营
以符合伦理道德的方式经营是我们事业的基础。我们在任何方面都会保证公平、尊敬所有股东，以及完全透明的道德规范。
共同繁荣
一个企业，如果不能为其他人带来繁荣和机会，那么这个企业就无法取得成功。三星将承担一个优秀企业公民在社会以及环保方面所应承担的全部责任，追求与我们的每个社区、国家以及人类社会共同繁荣。
3、社会公益项目
三星一直以来以各种方式对身边的居民及其小区提供支持。我们目前的着重点是在以下几个方面大力为年轻人的未来投资：通过支持科学教育以及鼓励领导力的创意思维; 通过支持教育基础设施，以及发现并资助出色的学生，帮助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 为保障居民家庭生活的项目提供支持。三星公司的八个志愿者服务中心实施了与述相关的项目。
文化与艺术
三星为世界范围内的各种艺术和文化活动提供赞助。在过去的几年里，三星为韩国以及包括美国与法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的众多博物馆、画廊以及展览提供了赞助。 三星现代艺术博物馆主要收集、保护、并展示韩国以及国外近代以及当代的艺术作品; 而三星儿童博物馆是韩国同类博物馆中第一家允许孩子们对他们所居住的地球进行有趣的探险活动的博物馆。三星还主办并支持各种适合于儿童的文化活动，进行各种鼓励孩子们进行早期艺术开发的项目。
志愿者服务
在1995年，三星成立了社会服务公司，鼓励员工积极参加小区服务活动。现在，这个项目已经扩展到包括遍布韩国的八个志愿者服务中心，并由为员工志愿服务
项目发展提供支持的社会公益项目专家统一领导。我们的员工努力利用他们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巧，回馈当地社会，每位员工在以针对小区的项目上所花费的时间平均达到 10 个小时。
学术与教育
加强并培养年轻一代的创造精神是三星学术与教育项目的基本核心之一。三星是韩国最著名的、面向小学、初中以及高中学生的科学竞赛——韩国科学奥林匹克竞赛(Korea Youth Science Olympiad)，以及鼓励学校和高中学生创造性的全国学生创意奥林匹克竞赛(National Students Creativity Olympiad)的主要赞助商之一。从 2001年开始，三星就与绿色家庭运动协会(Green Family Movement Association)合作，开办了一个 "绿色学校"，其目的是提高孩子们的环保意识，使他们能够采取实际行动，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
4、三星研发
创新是三星业务永续发展的关键所在。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推出，保持良好的竞争力在当今数码时代至关重要。此外，还需要不断探索新的市场方向，通过有创新能力的杰出人才、全球性研发网络、以及加强与合作伙伴的精诚合作，是三星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不断研发创新性技术的重要手段。
人才
三星最具价值的资产之一就是我们团队中优秀的研究员和工程师。在三星全球研究机构中，超过四分之一的三星员工正致力于为未来创造出全新的独特技术，并以新颖的设计理念创造出新的市场趋势、为完美建立新的衡量标准。
组织
三星先进技术研究所(SAIT)是三星公司技术竞争力的核心业务领域，也是三星业务持续增长的引擎。该研发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借助技术手段，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确保三星公司的良性和长期发展。
投资
通过我们的研发部门，三星可以更好地应对外部投资环境的不稳定性和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在研发投资方面，三星一直致力于技术标准和知识产权的紧密结合。
摘 要
随着企业间竞争激烈程度的不断加剧，使得企业纷纷通过各种渠道，加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的建设。其中，在建设核心竞争力的过程中，企业文化作为一种能够确保企业凝聚力及导向力形成的重要的载体，其能够确保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MBA毕业论文定制一定的优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企业均开始注重企业文化的构建，通过自身企业文化的构建，使其成为企业员工自觉的行为准则，以激励员工的斗志和凝聚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很多企业也开始尝试进行企业文化的构建，以提升企业自身的整体效能和创造力。然而，由于当前我国企业在进行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中，缺乏较为系统的思考和理论的指导，因此，我国企业在进行企业文化的构建时，盲目性较为普遍，严重影响了企业文化在我国企业管理中作用的发挥。
基于此，本文以韩国三星集团为分析对象，对该企业的的企业文化进行系统研究，以为我国企业文化的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本研究首先对韩国三星集团企业文化的精髓、形成过程进行系统的思考，并从企业文化的类型、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企业文化的内容三个方面针对其企业文化进行较为全面和深入地剖析，以较为全面和系统地认识韩国三星集团的企业文化。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企业文化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并从韩国三星集团企业文化所表现出的重视企业领袖的作用、重视企业凝聚力的形成、注重企业文化发挥作用载体的构建、注重以人为本等几个方面，对中国企业文化提供相关的指导和借鉴。
关键词：企业文化，企业管理，三星集团
第一章引言
第一节选题依据及意义
一、选题依据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使得各国企业面临着较大的竞争压力，并且竞争压力不仅仅源于国内同行，而是拓展到世界范围。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具有一定的优势，就必须形成和保持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是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独特的和有价值的。
企业文化是20世纪80年代由美国的专家提出来的。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总结，企业文化已经成为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较大优势的重要支撑力量，并且其能够充分满足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要求。企业通过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所形MBA毕业论文定制成的企业核心竞争力是其他竞争对手企业所不能追随和仿效的。就这一点而言，具有企业文化，尤其是优秀企业文化的企业，其内部能够保持较为和谐的氛围，从而能够确保企业凝聚力、导向力的形成，确保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一定的优势。从相关企业的发展历程来看，在国际上具有较高知名度，并且能够保持长久不衰势头的企业，均具有较为优秀的企业文化，并且这些企业中，企业文化已经成为了企业员工自觉的行为准则，激励员工的斗志和凝聚力。 韩国三星集团作为一个以三星电子为旗舰的企业，其经过70余年的发展，目前已经成为了一个横跨多个行业的综合性巨型集团公司，并且成为韩国民族工业的象征。作为一个从从事出口贸易的小商社，发展成为今天世界上的一流企业，企业文化在其发展的轨迹中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探讨韩国三星集团的企业文化，对其企业文化的发展历程及精髓进行剖析，对于认清其企业文化的特点和内涵，为我国企业进行企业文化的建设，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二、本研究的理论意义
1三、本研究的现实意义
2第二节国内外对企业文化的研究现状 2
一、国外研究企业文化的现状
2二、国内研究企业文化的现状
4第三节研究内容及方法
5一、研究内容
5二、研究的方法
5三、本文的结构及路线图 6
第二章企业文化相关理论概述 8
第一节企业文化的含义 8
一、企业文化的缘来 8
二、企业文化的含义 8
三、国别企业文化的特点分析 9
第二节企业文化的结构层次 10
一、企业文化的精神层面 1
1二、企业文化的制度层面 1
1三、企业文化的行为层面 1
1四、企业文化的物质层面 1
1第三节企业文化的功能 1
2一、凝聚功能 1
3二、激励功能 1
3三、整合功能 1
3四、约束功能 1
3五、超越功能 1
4第三章三星集团概况 1
5第一节三星的组织架构 15
一、三星的管理层架构 1
5二、三星的生产层架构 16
三、三星的营销层架构 17
第二节 三星的产业结构及市场 18
一、三星的核心产业 18
二、三星的非核心产业 18
三、三星的市场空间 18
第四章 三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20
第五章 三星文化的内容 27
第六章三星文化对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的借鉴 37
参考文献
彼得斯，沃特曼，2007：《追求卓越(全新修订版)》，中译本，中信出版社。
蔡晓利，2004：《顾客视角的企业战略理论浅析》，《江苏商论》第l期，第110-111页。
曹阳，2006：《企业文化的内涵及功能探悉》，《商场现代化》第25期，第230-231页。 陈运涛，2004：《卓越绩效标准透视——以顾客和市场为中心》，《中国标准化》第5期，第
58-60页。
刀刘红，2007：《中小企业企业文化塑造的优势分析》，《商场现代化》第7期，第312-313页。
杜哲培，王晓梅，2006：《我国企业有效推行六西格玛管理的有效因素》，《集团经济研究》第5期，第29-30页。
郭淑宁，2006：《刍议绿色企业文化的内涵及价值》，《商场现代化》，第23期，第309-310页。
何似龙，施祖留，2001：《转型时代管理学导论》，河海大学出版社。
胡三良，蒋道顺，2002：《企业“以顾客为中心”的营销措施》，《安徽科技》第5 本
1、三星的使命： 为人类社会作出贡献
2、三星的经营理念：以人才和技术为基础，创造最佳产品和服务，为人类社会
作出贡献。
3、三星的经营原则：遵守法律及企业伦理;
保持廉洁的组织文化;
尊重顾客，股东和员工;
重视环保，安全和健康;
履行跨国企业的社会责任。
4、三星的核心价值: 人才第一;
最高指向;
引领变革;
正道经营;
追求共赢。
5、三星人的精神：与顾客同在(从顾客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与顾客结成利益
共同体，通过为顾客创造价值，满足顾客的
需求，实现顾客的梦想，达到三星与顾客共
同成长的理想状态。)
向世界挑战(提升境界，思考世界中的三星;放眼全球，
瞄准国际领先企业;增强自信，勇夺世界第
一。)
创造出未来(世界的未来——提高人类工作与生活质量; 组织的未来——实现成为世界超一流企业的
公司追求;自己的未来——取得成就，实现
未来。)
6、三星服务理念： 与顾客保持最紧密的关系;
为了满足顾客而竭尽全力;
让顾客享受最完美的售后服务。
7、三星新经营哲学: 危机意识、认识现实、反省过去;
变化从我做起：人性美、道德美、礼仪规范、行为规范;
同一方向;
重质经营;
信息化、国际化、复合化。
8、三星人事管理原则：冷静的判断——因才施用，以正确的数据为基础进行冷
静的判断;
公正的审查——消除一切地缘、血缘、学缘等因素，达 到对人的公正认识;
慎重的决定——为防止可能发生的失误，在作为决定前
要经过深思熟虑。
1、三星的使命： 为人类社会作出贡献
2、三星的经营理念：以人才和技术为基础，创造最佳产品和服务，为人类社会作出贡献。
3、三星的经营原则：遵守法律及企业伦理;
保持廉洁的组织文化;
尊重顾客，股东和员工;
重视环保，安全和健康;
履行跨国企业的社会责任。
4、三星的核心价值: 人才第一;
最高指向;
引领变革;
正道经营;
追求共赢。
5、三星人的精神：与顾客同在(从顾客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与顾客结成利益共同体，通过为顾客创造价值，满足顾客的需求，实现顾客的梦想，达到三星与顾客共同成长的理想状态。)
向世界挑战(提升境界，思考世界中的三星;放眼全球，瞄准国际领先企业;增强自信，勇夺世界第
一。)
创造出未来(世界的未来——提高人类工作与生活质量;组织的未来——实现成为世界超一流企业的公司追求;自己的未来——取得成就，实现未来。)
6、三星服务理念： 与顾客保持最紧密的关系;
为了满足顾客而竭尽全力;
让顾客享受最完美的售后服务。
7、三星新经营哲学:危机意识、认识现实、反省过去;
变化从我做起：人性美、道德美、礼仪规范、行为规范;同一方向;
重质经营;
信息化、国际化、复合化。
8、三星人事管理原则：冷静的判断——因才施用，以正确的数据为基础进行冷静的判断;
公正的审查——消除一切地缘、血缘、学缘等因素，达
到对人的公正认识;
慎重的决定——为防止可能发生的失误，在作为决定前要经过深思熟虑。
关于三星金元SWX企业文化
开放：以开放立足中国，让三星指纹技术服务全世界
成立伊始，三星集团就树立了面向世界开放的心态，矢志不渝的坚持让指纹技术服务全世界的目标。20多年来，凭借创新型企业发展策略，三星集团建立起产品研发中心、设计中心、标准化研究中心、工艺技术中心，在技术开发及创新等方面走在了世界指纹行业的前列。
协作：以协作比肩世界五百强，用战略联盟顺应全球化十多年来
三星集团已经获得了众多国内外知名企业巨头以及世界500强的认可。德州仪器(TI)、ATMEL等相继成为三星集团的技术合作伙伴;霍尼韦尔、汉王集团、上海广电集团与三星集团的商业合作不断拓展;Oracle、叶茂中策划等协助三星集团向更高层次发展，顺应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潮流。
共赢：以共赢打造指纹业著名品牌，让我们一路同驰骋
目前， 三星集团在世界顶尖的生物识别指纹技术领域，全面攻破指纹行业三大核心技术，是世界上唯一一家同时拥有“指纹算法、指纹采集和指纹专用芯片”100%知识产权的企业。面对拥有数千亿美元潜力的全球指纹市场，三星集团期待，能够和合作伙伴一起，在指纹行业内一路同驰骋，实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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