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货币市场基金的本质是什么？
一、问题的提出
1971年，世界上第一支货币市场基金——储备基金在美国诞生。在其后的三四十年中，我国已先后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货币市场基金。一种是2003年底，我国发行的第一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市场基金——华安现金富利基金。截止2013年6月底，我国共发行该类基金67支。另一种是2013年6月13日，由天弘基金和第三方支付机构支付宝合作推出的，兼具理财和消费支付功能的余额宝。它成为我国有史以来第一只互联网货币市场基金。余额宝上线以来，一年时间用户数和规模迅速扩张。截止2014年6月底，用户数已突破1.24亿，规模超5000亿元。在它的示范效应下，腾讯理财通、苏宁易付宝、京东网银在线、百度理财等也相继推出了类余额宝产品。
那么，这两种货币市场基金一样吗，是否本质相同?互联网货币市场基金的出现是不是一种金融创新?对此，国内学术界的认识有明显差异。打开近期的中国学术期刊网数据库，我们能发现有不少学者，如王去非(2014)、阚光军(2014)、严圣阳(2014)等，他们认为互联网货币市场基金与传统货币市场基金本质是一样的。相反，笔者以为，互联网货币市场基金的出现是对传统货币市场基金的创新，其本质是不同的。
二、传统货币市场基金的本质
传统的货币市场基金(Money Market Fund，简称MMF)是指由基金管理公司通过出售基金单位份额来汇集投资者的资金，以基金的名义投资于安全性好、流动性高的货币市场上短期的(一年以内，平均期限120天)有价证券，如国库券、商业票据、银行定期存单、政府短期债券、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其投资组合所获得的收益，在扣除一定的管理费和托管费后，按照投资者持有的份额数分配给基金单位的持有人。
这种货币市场基金的主要特征是：
第一，本金安全。由于大多数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品种所具有的安全性，这就决定了其在各类基金中风险是最低的。
第二，资金流动性强。该基金买卖方便，到账时间短。一般基金赎回两三天资金就可以到帐。目前，已有多只基金实现T+0赎回制度，流动性与活期存款相媲美。
第三，收益率较高。货币市场基金除了可以投资一般的交易所内投资工具外，还可以进入银行间债券及回购市场、中央银行票据市场进行投资。其年净收益率一般可与一年期定存利率相比，高于同期银行储蓄的收益水平。
第四，投资成本低。买卖货币市场基金一般都免收手续费，申购费、赎回费率也都为0，资金进出非常方便。较早的货币市场基金基本都以1000元为最低申购门槛，随着货基市场的繁荣发展，许多基金的投资门槛已降至1元。
第五，分红免税。多数货币市场基金的份额净值始终保持1元，收益每日计算，按月分红，采用“红利结转份额”的方式分配，分红免收所得税。因此，投资者享受的是月月复利计息，而银行存款只按单利计息。
可以看出，在这种基金中：第一，基金管理公司主导着整个投资的过程，它是主要的投资主体和收益分配主体。而银行和第三方理财机构等，它们为基金管理公司所提供的代销平台及所获得的收益，则是从属的，起辅助作用，扮演者“打工者”的角色。第二，随着互联网技术在用户安全性、真实性、保密性等方面的迅速提升，其显著的高效便捷性越来越受到金融企业的青睐。基金管理公司也开始普遍重视自身基于互联网的直销平台建设。新型直销渠道上线后，新增货币市场基金客户中有相当数量是来自基金公司直销渠道的客户主动购买。但是，这种变革也仅仅是传统货币基金业务的触网，是货币基金的互联网化。正如目前银行业所实现的全面业务互联网化一样，它所实现的仅仅是金融领域的技术革新，而不是业务上的重大变革。这与互联网货币基金所实现的创新有着本质的区别。
三、互联网货币市场基金的本质
前面说过，国内有不少学者认为，互联网货币市场基金的本质和传统货币市场基金的本质是一样的，仅仅是销售渠道由线下拓展到了线上。但是，仅凭这一改变，并不能完全概括互联网货币基金这一新型金融产品的创新之处。也无法解释在基金网络直销、代销平台早已广泛应用的今天，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货币市场基金所掀起的吸金狂潮，带来的业界巨大反响。
笔者认为，互联网货币市场基金(Internet Money Market Fund，简称IMMF)是一种由基金公司与互联网企业合作，借助于电子商务平台，向广大草根群体进行基金直销的一种新的金融产品。此处的电商平台意指那些可以掌握互联网入口的企业，特别是电子商务类企业，如阿里巴巴、腾讯、百度、苏宁云商等。它们利用自身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为货币基金开创了互联网一站式销售模式。
为什么在这里我们特别强调基金公司的合作方是“可以掌握互联网入口”的互联网企业?因为，现今的互联网时代有着“入口为王”的法则。在网络上用户进行着多种活动，如新闻、视频、搜索、游戏、购物、社交、地图、投资、支付等等。每一种用户需求都可能催生出一个甚至几个巨大的用户流量入口。而且，只要这个应用有足够的用户粘性，就可以沿着它继续拓展其他应用，进而制造商机。很显然，争夺“入口”就是各互联网企业不惜血本进行电商大战的根本原因。由于互联网企业掌握了入口，拥有数以亿计的用户资源，合作方基金公司几乎可以零成本地接触到如此庞大的客户资源，从而推动基金规模的大幅度增长。
在互联网货币市场基金中，基金公司与其所依附的互联网企业，是两个并行的收益分配主体。基金公司收取管理费，而互联网企业收取销售费，双方各取所需，互利共赢。
或许有人会这样认为，互联网企业不过是扮演了像银行一样的基金代销角色。其实，这种认识明显忽略了互联网企业所具有的特质。
互联网企业最重要的优势在于，它没有传统银行所受到的监管限制，可以从互联网商业的思维出发，为金融创新注入新的动力和能力。而且，互联网企业往往以客户体验为首要目标，恰能弥补我国金融服务业在用户体验方面的不足。另外，互联网企业还可以把从金融服务中所获得的收入全部返还给客户，甚至把其他收入贴补给客户，这也是互联网企业为争夺入口所惯用的手法之一。而银行作为传统金融行业的既得利益者，长期依靠利差和服务收入为生，历史负担较重，迫于监管压力，一般创新动力不足。同时，掌握互联网入口的企业保有着巨大的个人用户群。多年积累的用户交易数据、消费习惯数据等，都可以利用大数据进行分析，从而获得宝贵的商业价值。互联网企业发掘的是个人用户的资产价值，而非像银行一样注重机构客户的庞大资产。互联网货币基金重视碎片化资金的积累，设计符合资产规模小、消费习惯各异的个人客户的基金产品。互联网企业与生俱来的草根属性和平民化发展战略，更有利于我国普惠金融目标的实现。
其实，“互联网货币基金”和“货币基金互联网化”这两个概念，就如同“互联网金融”与“金融互联网”这两个概念一样。一个是互联网企业走向金融，引发金融行业的真正变革。另一个是金融行业触网，形成金融互联网。货币基金亦是如此。基金管理公司开发自身的线上直销系统，银行将基金植入自身的网络平台所产生“银行系宝宝”，以上种种我们皆可以归为货币基金互联网化。因为，诸如此类的变化仅仅是金融领域的技术革新，并不带有互联网企业的核心要素，从而也就不具备互联网企业的本质特征。只有互联网企业将基金植入自身的电商平台，利用多年积累的电商交易数据与第三方支付数据，帮助基金公司开发适合电商用户需求的基金品种，进行恰当的资金流动性安排，才真正体现互联网货币基金的本质。
四、从余额宝身上看不同
下面，我们以余额宝为例，从其创新特征中能明显感知互联网货币市场基金与传统货币市场基金的不同。余额宝是阿里巴巴控股的第三方支付机构——支付宝联合天弘基金，针对支付宝账户余额推出的一项增值服务。余额宝自2013年6月13日上线以来，截止2014年6月底，用户数已达1.24亿，基金规模达5741.60亿元，稳居国内最大、全球第4大货币基金的地位。归纳起来，这类基金的突出特征是：
第一，投资门槛低。余额宝自出世以来，被社会各界亲切地称为“草根阶级的理财神器”。其最低投资额低至1元。在此之前，普通货币基金的购买门槛大多为1000元。收益较高的银行理财产品则需要5万至10万元。而为高端群体设计的理财产品，则投资额动辄百万起。余额宝这一小小的降低投资门槛的举动，一下子将理财意识有效地带入了年轻人、低收入人群的生活中，在全民理财意识的普及中贡献极大。
第二，收益较高。从余额宝2013年6月13日至2014年12月31日，每天的七日年化收益率数据可以算出，它的平均收益率为4.89% 。其流动性可与活期存款相媲美，但收益率却是活期存款利率的14倍，并高于三年定期存款利率。同时，与银行理财产品也有一拼。这种高收益一方面得益于我国利率双轨制的大背景，另一方面也与互联网企业将所获销售费补贴给客户，以吸引更多客户流量有关。
第三，收益每日结转。余额宝内的资金每日计算收益，且收益每日结转，自动转增基金份额。因此，余额宝内的资金享受的是以七日年化收益率的复利计息，即日日复利。这比银行储蓄存款的单利计息、传统货币基金的月月复利都要高。
第四，T+0赎回机制。余额宝中资金可以随时转出。主要途径是：转出金额实时到达支付宝账户，余额每日限额5万，每月限额20万。再由支付宝账户余额转账到银行卡或其他账户，资金2小时内到账。这在传统货币基金中只有少数基金能做到。
第五，支付功能强大。由于绑定了支付宝，余额宝随即具备网络消费、免手续费转账、信用卡还款、支付公用事业费等多种支付功能。客户使用余额宝支付，事实上即为对货币基金份额的实时赎回。货币基金只有支付功能的完善，才能使其具有高度流动性，成为活期存款的理想替代品。由互联网龙头电商企业开发的余额宝，目前已将线上支付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其唯一缺失的便是线下支付功能的突破。由于互联网企业缺乏相关支付牌照，因而由线上向线下支付的突破还需时日。
第六，投资者均为个人。余额宝的市场定位与传统货币基金以及银行理财产品大相径庭。它主要以电商平台消费者的碎片化资金为目标，作为“购物钱包”的附属增值功能而存在，这是余额宝的客户群体和资金来源。以个人投资者为客户群体，以网络消费为主要资金流向，这使得余额宝的流动性比一般货币基金产品更为可测、可控。传统货币基金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投资者是机构投资者，户均投资金额远远高于余额宝，用户数则远远少于余额宝。由于机构客户资金量庞大，在新股发行、年底等特定节点，往往会迅速撤资。其赎回行为常常会给基金规模及投资效率造成较大影响，从而影响基金的收益率。而余额宝的申购赎回高峰，根据人们的消费习惯以及阿里巴巴多年积累的交易数据，是比较容易预测的。同时，由于投资者的户均余额较小，因个别投资者撤资赎回对基金投资效率产生的影响也是很小的。
第七，大数据分析。货币基金的流动性管理最重要的就是对头寸做预测，对申赎情况进行预测。传统货币市场基金在投资的安排上，一般在季度、半年和年度末会遇到大规模赎回，主要是因为机构客户一般会在这类时间节点有集中性的操作。而余额宝由于其全部投资者均为个人客户，其中大部分客户又以网络购物为主要资金需求，而客户的消费行为又是有规律的，这就为其利用大数据分析预估资金流动趋势提供了依据。余额宝的“资金流出预测系统”每天在6个时间点，对淘宝、天猫上通过余额宝进行的赎回、消费、转账、提现等数据进行实时监控和收集。应用大数据分析后把结果及时传输给基金经理。基金经理再利用模型预估次日余额宝的规模，相应安排资金投放。该系统资金规模预测误差不超过5%。
第八，云计算平台。大数据分析技术很好地解决了人们面临信息泛滥但仍知识匮乏的窘态，将价值巨大但利用密度低的数据有效转化为高质量信息。然而，如此巨量数据是无法在可容忍的时间内利用传统IT技术和软硬件工具进行管理和处理的。必须依托云计算的分布式处理、分布式数据库、云存储和虚拟化技术。
阿里巴巴的阿里云平台经过数年的搭建和发展，已经可以很好地支撑起大数据应用，以及基金的新型云直销系统和云清算系统。自2013年9月天弘基金将自身技术系统搭载到阿里云平台以来，更加顺畅的基金直销平台体验使得余额宝用户数量由1300万猛增至1.24亿，基金规模由原先500亿现已接近6000亿。而清算系统的设计能力支持单日消费订单数最大达数亿笔，通过部署几十个RDS数据库、几百台服务器，使清算时间在3小时内完成。同时，余额宝每天仅需3.5小时便可完成全部用户的收益发放，最大程度发挥货币基金的复利优势。而传统货币基金大多受限于技术能力，选择收益按月分配的方式。此外，我们还要注意云平台对移动支付的影响。据统计，2013年，支付宝手机支付完成超过27.8亿笔、金额超过9000亿元，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支付公司。从移动理财来看，55%的余额宝用户在手机端进行余额宝申购，手机端的余额宝申购金额占比62%。所有这一切，都不能没有高效云平台的帮助。
第九，网络协同效应。余额宝的成功，其高利率固然是个重要因素，但更重要的是阿里巴巴旗下的电商网络(如天猫、淘宝、聚划算)、支付宝以及余额宝三大部分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依赖关系，和正向的网络协同效应。阿里的各类电商平台上已经积累了巨大的存量客户资源，这些客户正是形成网络协同效应的基石，为支付宝和余额宝带来源源不断的资金流入。同时，支付宝使平台服务变得更加便捷、高效、安全，巩固了平台客户资源这块基石。余额宝的推出又增加了对既有客户的增值服务，增强了阿里电商网络与支付宝对现存客户的吸引力。同时，也通过较高收益的理财服务吸引了更多新客户加入到它的支付宝网络中，使他们成为其各种电商网络未来的潜在客户。电商网络、支付宝以及余额宝，就像三个相互联动的大齿轮，在巨大的网络协同效应下相互加速，使得阿里巴巴这个经济生态系统迅猛发展。这也是互联网货币市场基金在外延上与传统货币市场基金的又一大差异。
总之，互联网货币市场基金不仅仅是简单的货币基金触网、销售渠道从线下扩展到线上。它通过一系列深刻的模式创新、业务变革，从而拥有了不同于传统货币市场基金的特质，也有了吸引投资者进行投资的独到之处。另外，在互联网货币市场基金中，相较于基金管理公司，互联网企业显然起着主导作用，占据着更重要的主体地位。这都是互联网货币市场基金与传统货币市场基金的不同之处。
(作者：黄梦哲，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张兴，中国银行济南分行电子银行部总经理;黄忠伟，山东财经大学教授)
作者：黄梦哲 张兴 黄忠伟
二十年来中国证券市场的奇迹是外延式增长极快、规模巨大，成为全球市场不可忽视的力量。奇迹存在软肋，制度积累的匮乏与信用体制、法律体制的滞后，使“证券巨人”大而不强。中国证券市场的诞生是个奇迹。
上世纪90年代初，建立证券市场的前提条件并不具备，市场信用匮乏、证券市场被消灭近半个世纪、发行证券的主体是效率令人怀疑的国有企业，债券市场未发展而先发证券。所有这一切，脱离了正常经济发展逻辑能够理解的范围。
证券市场挣脱一切枷锁脱颖而出，只有一个理由，经济改革到瓶颈，不得不改革融资体制。证券市场再次印证了中国改革的特色，任何重大改革都是形势倒逼的结果。
外延式增长奇迹可以通过数据得到印证。
据证监会披露的近十年的数据统计，从2002年到2010年8月，中国证券市场境内融资额达2.7万亿，其中2007年境内融资额近8000亿，创造了近十年的峰值。截至2010年8月，此数据已达5735亿元，比2009年全年的4561亿元高出25.7%。截至2009年底，沪深A股市场总市值为24.27万亿元人民币，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市值市场。
虽然与银行间接融资相比，我国的直接融资比例仍然较低，但发展速度并不慢。考虑到中国的货币发行规模，可以说我国的证券市场已经是超水准发挥。截至2010年10月中旬，A股总市值占GDP(2010年预计)的比重约为64%，在2007年8月超过了GDP，证券化率在百分百以上。
二十年间，我国证券市场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各色俱全，B股、H股、QFII、QDII等基本俱备，未来推出国际板是大概率事件、加上正在主推的OTC市场，以及近年推出的股指期货等衍生品，我国证券市场各板块布局已经大致形成。
证券市场印证了中国速度。今后我国银行贷款下降，在证券市场、债券市场的衍生品增加，金融杠杆拉长，直接融资超过间接融资并不遥远。
目前，我国房地产加证券市场的总市值已经超过了GDP总量，住宅类房地产的总市值已经接近于GDP的3倍，美国在次贷危机前这一比值为2.69倍，考虑到我国的广义货币发行量占GDP的比重已处于全球第一的位置，如果中国证券市场以及衍生品市场向美国看齐，则帐面财富会上升到疯狂的地步。
就我国经济、通胀能够承受的程度而言，股市总市值与GDP相当，证券化率如此之高，说是奇迹毫不为过。此时要考虑的是制度的改革与经济结构的调整，一味追求数量并不可取。
外延式增长的奇迹，是总量增长的结果，并不意味着证券市场的制度建设、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对中小投资者的公平保护与数量同步增长。正如实体经济，经济数量增长优先于质量，证券市场表现得十分充分。
证券市场立足根基还不够正。既然推出市场是倒逼的结果，就意味着在出生时存在先天不足，市场的定位充斥着为国企脱困、为政府减负服务的投机色彩。
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必须为成本、收益负责，为改变计划体制由行政权分配资金、包揽市场的做法，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拨改贷试点虽然是财政资金，但企业必须支付银行本息，如此一来银行的市场化才有了基础。但改革的巨大成本使企业、银行与政府不堪重负，上世纪80年代中期集体企业的公司债与股票成为拿来主义的最好样本。
证券市场的上市资源一旦可以变现，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很快成为一轮瓜分上市资源的盛宴，各个部委、各地方政府、各个行业的企业，纷纷拿出浑身解数，一些劣质企业在剥离债务、优质资产集聚在一起，摇身变为上市公司，而后利用上市公司与母公司之间的脐带不断输血。脐带血如今还在发酵，表现形式主要是第N次的资产重组。虽然我国培育出了众多的市场中介机构，但市场企业主动结欢权力，说明市场的独立性非常欠缺。
制度软肋是各方不可承受之痛，正因为有制度软肋，我国第一代证券市场人士善始善终者极少，如尉文渊、阚治东等人，均成为建立制度根基的垫脚石，这何尝不是中国经济效率总体下降的重要原因?
到现在为止，上市资源仍然受到严格的行政控制，交易所的上市权被收归到统一的监管部门;缺乏退市机制，使上市资源成为永远可以被炒作的壳资源。连高成长、高风险的创业板退市机制都雷声大雨点小，遑论其他?并且，我国对于中小投资者的法律救济远远落后于数量的发展，无论是对境内投资者放开B股、还是国有股减持，沉重地打击了普通投资者的信心，近几年制订一系列的法律、严查内幕交易将投资者利益放到了核心位置，令人遗憾的是，司法救济成本高昂，渠道并不通畅。
要上演中国未来三十年的证券市场奇迹，提高优胜劣汰的市场效率、执行一视同仁保护投资者的规则、以债券品种为主建立基本的市场收益分析，是三大未来重点。
作者：叶 檀
摘要：日趋严峻的水资源供求形势促使人们改革现行的水资源分配制度。通过建立水权市场来实现水资源的再分配，已成为许多国家优化水资源配置、化解水危机的一种重要手段。本文重点从战略、理论、市场和制度四个层面论证我国建立水权市场的现实可行性，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关键词：水资源；水权市场；水资源配置
世界范围日趋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和水危机，以及普遍存在的利用计划手段配置水资源、无偿或低偿供水、水价严重背离价值等水资源管理制度上的问题，使得水权及水权交易逐渐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前沿问题。目前，水权市场在智利、墨西哥、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加利福利亚州、德克萨斯州等地比较普遍，且运作比较成功，巴基斯坦、印度、约旦等国也在积极推动水权交易的开展。世界范围的水权交易正呈现逐步扩大之势，通过水权市场来再分配现有的水资源已成为许多国家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手段，并已被实践证明有利于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在我国建立水权市场(1)还存在着战略、理论、市场、制度层面的争论，本文拟对此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
一、水权市场对“三农”和国家粮食安全的影响：战略层面的可行性
由于水资源的稀缺性，在农业与更高价值的城市和工业用水之间存在着对有限水资源的激烈竞争，农业显然处境相当不利。人们对于这种水权交易的主要顾虑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会对农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二是大量的水权被转出农业对国家粮食安全不利。从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来看，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1. 水权交易虽然会对农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但所带来的巨大社会收益和直接经济收入可完全弥补这些负面影响甚至促进农业的增长。从世界范围来看，水权交易对农业确实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如灌溉农田和农作物产量的下降。但是，水权交易对灌溉农业的影响与销售水权带来的巨大社会收益相比是较小的。如在智利的利马里流域，1986—1993年间，每年的水权交易所产生的社会总收益平均约为2276.8万美元。(2)此外，水源区还从出售水权给大城市获得了巨大的收益[1]。我国浙江义乌与东阳的水权交易中，东阳市获得了一笔2亿元的巨额资金，这对东阳市加强灌区的节水技术改造，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十分有利。对美国德克萨斯州Rio Grande河流域的水贸易和再分配进行的研究也表明，水权转让已经能够支持流域农业产值的增长。[2]
2. 大量的水权转出农业固然对国家粮食安全不利，但如果能在城乡有效地应用节水技术，则完全可以消除这种不利影响。在我国，灌溉农业占据着主导地位，70%的粮食产自需灌溉的土地。2006年，我国农业灌溉用水3664.4亿m3，占全国总用水量的63.2%。如果水权市场导致10%的农业用水（约366.4亿m3）转为城市用水，而水权制度、政策改革和灌溉技术应用方面又没有重大的突破，按照每生产1吨小麦需1000 m3水计算，将可能需要进口小麦3664万吨，这相当于近20年全球每年粮食2亿吨左右贸易量的18.3%，从而可能引起国际市场粮价的剧烈波动，影响到国家粮食安全。但是，水权市场也为我们提供了通过需求管理来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的新思路。如果通过需求管理，利用水权市场的价格机制提高用水的机会成本和经济代价，在实现城乡节水方面实现重大突破，将可能消除水权大量转向非农业用途对灌溉农业从而对国家粮食安全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为此，一方面要降低城市对水的需求，——事实上，我国工业节水潜力非常可观，通过需求管理，可以大幅度减少城市对农业用水的挤占数量；另一方面，农业节水技术的应用也会减少农业对水的需求。目前，我国90%的灌溉地还在使用大水漫灌和自流引灌，(3)农业用水的有效利用系数平均为0.43；如果推行节水灌溉技术将它提高到0.55（有的专家认为可达到0.6），(4)每年即可节约12%即418.2亿m3的农业灌溉用水，完全可以弥补水权市场可能导致的农业用水向城市用水转移的数量。以上两个方面相结合，可以将水权市场对灌溉农业和国家粮食安全的影响降到最小甚至完全消除。
二、水权市场：理论层面的可行性
一般来说，水权交易必须使交易双方的收益都有所增加即形成“双赢”格局，并使双方的总收益趋向最大化，水权市场的运行才具备理论层面的可行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双赢”结局从而奠定水权市场的可行性基础呢？这可以从联盟博弈的理论中得到解释。
考虑简单的情形：假设某流域有两个地区，分别拥有水权证r1和r2，并考虑这两个地区结成联盟，通盘考虑，使其总收益达到最大。假设地区i最终实际使用的水权证为ki （i=1,2），则联盟的目标可以用下面的规划问题表示：
综上所述，以总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然后按照联盟博弈及其Shapley值方法分配总收益，会使流域两个地区的收益都得到改善，并使其总收益趋向最大化。这一结论进一步说明了水权交易存在的经济原因和水权市场的理论基础。
三、水权市场的供求与价格：市场层面的可行性
水权市场的正常运作不仅取决于战略层面和理论层面的可行性，还要取决于是否存在对水权的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以及水权交易价格是否合理。
1. 水权的有效供给。从国外已有的实践看，水权交易的走向主要是从农业到非农业，灌区（即农村水利灌溉系统）是水权的主要供给者。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灌区一直是按照公益性事业单位来进行管理，依靠政府的财政拨款生存，缺乏一种有效的降低成本的激励机制和自我约束机制，供水效率低下，难以提供有效的水权供给。从当今国际上倡导的水利管理体制改革看，推行自主管理排灌区（Self-financing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District, SIDD）模式是灌区改革的重要方向。SIDD于1992年由世界银行引入我国，目前我国已成立200多个农民用水户协会和17个农业供水公司。[4] 在SIDD模式的框架内对灌区进行改革，主要分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对灌区的农业供水服务实行市场化改革，成立农业供水公司，使灌区产生节水的激励机制。[5]基本思路是：（1）完成对灌区的企业化改革，并改革现行的财政补贴方式。按照激励规制理论的要求，被规制企业必须具备合适的微观基础。因此，应当按照有限责任、国家控股、引入社会资金入股的改革思路，逐步形成多元化的产权制度，将灌区改造成一个公用事业型企业——农业供水公司。与此同时，现有对灌区的财政拨款可转化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农业供水公司的补贴，以使其在按成本价供水时能够确保实现盈利；第二部分是直接对农民用水户进行补贴。具体可视农业水价的高低，决定农业供水公司与农民用水户在财政补贴中所占的份额。（2）对农业供水服务实行以放松规制、提供激励、引入竞争为主要内容的市场化改革。运用激励规制理论中的价格上限规制和标尺竞争规制，[6] 对农业供水公司提供必要的降低成本的激励，并在不同的农业供水公司之间实现间接的竞争，依靠市场机制的力量，实现农业供水公司为农民提供的供水服务在质量和价格上符合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制要求，从而从根本上提高农业供水服务的效率，使灌区作为一个真正的企业产生内在的节水动力，并成为水权的有效供给者。
第二个层次是成立农民用水户协会，对水权制度和农民节水的制度激励机制进行改革，从根本上调动农民的节水积极性，并愿意转让多余的水权。从我国已有的实践看，用水户协会确实能够更有效地配置水资源，增强农民的节约用水意识，有利于节约农业灌溉用水。在智利和墨西哥，强大的用水户协会在水资源分配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智利的用水户协会拥有和管理水利设施，监督水资源的分配，在服从一定的条件下批准水权的转让。用水户协会促进节水和水权转让的制度基础是在其内部将水权分配给个人，以增强其对水资源的控制。要使水权最终落实到农民身上，必须实行必要的水权制度改革，如通过实行水票制，由用水户协会将水权通过用水指标（水票）界定给农民，同时也就将节水指标和节水责任落实到了农民身上，这样，能从制度上有效形成水权的供给。甘肃省曾经推行过水票制度，本意是实行计划用水，对超计划用水加价30—50%，但这个制度安排却无意中诱发出了水票交易行为。这充分说明，推行水票制，通过用水户协会将水权具体界定给农民，使农民产生了节水的激励，是灌区能够有效提供水权供给的制度性基础。
第三个层次是对灌区节水技术改造的投资机制实行改革，从技术上保障水权的有效供给。可考虑在水权转让的基础上，由水权的需求方（一般是城市的工矿企业）投资，政府视情况进行配套投资的办法，形成新型的灌区节水技术改造投资机制。目前，这种新型的投资机制已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实行，效果良好。该区的青铜峡灌区渠系水利用系数只有0.42。如果实施节水改造，平均每投入2.71元节水改造资金就能够节约1立方米水。但由于政府的灌区改造资金不能完全到位，灌区节水改造项目难以进行。与此同时，经济发展又急需电力，火电厂却由于没有取水来源而无法立项。为此，自治区政府采取政府投入1/3、企业投入2/3的办法，对灌区实行节水改造，以提高水的利用效率，把节约的水量有偿转让给火电厂。这样，火电企业每投入2元钱就获得了1立方米水的使用权。目前，宁夏有2个120万千瓦的火电厂签订了协议，一个电厂的年用水量大体上是2000万立方米。(5)
2. 水权的有效需求。这里主要是分析经济增长对水权的长期需求。李周等学者以西北五省、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为例对此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随着GDP的快速增长，该地区工业和城乡生活用水不断增加，对水权的需求呈现迅速增长的趋势。经测算，从2000年到2010年，当GDP从8039.89亿元增加到19082.78亿元，增长137%时，该地区水权交易量将从26.04亿m3大幅度增加到208.46亿m3，增长700%。(6) 这说明，西北地区在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着水资源从农业用水向工业和城乡生活用水转移的客观要求，经济的增长将对水权交易产生持续的、巨大的需求，这是产生水权有效需求的经济基础，同时也从需求的角度说明了水权交易的必要性。
3. 水权价格的合理性。对于农民来说，如果其获得的水权价格等于农业生产给其带来的纯收益，他们理应作出放弃农业用水而将水权转让出去的选择。李周等学者对西北地区灌溉收益状况及水权交易价格进行了研究：西北地区平均灌溉收益是18.72元/亩，灌溉农业纯收益是170.26元/亩。如果按年度购买，西北地区水权交易价格应在0.04-0.28元/ m3之间；如果是永久性购买，水权交易价格（年度价格除以年利率）应在2-14元/ m3之间。(6)应该说，非农企业以0.28元/ m3价格购买水权是能够接受的，水权交易价格具有合理性。
四、水权市场面临的问题：制度层面的可行性
目前，从世界范围来看，水权市场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负外部性和“市场失灵”。事实上，水权交易问题包含着不同的利益、用途和价值取向的冲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也不应该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更不能借此否定市场机制，而是需要在水权市场有效运作的基础上，依靠法律、协议等制度来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1. 负外部性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对第三方的影响。主要有两点：一是对第三方水文条件产生影响。当消耗性部分水权能不受限制地销售时，非消耗性部分水权只有在不剥夺其他用水户水权的情况下才能销售，否则，就可能对第三方水权产生影响，从而改变第三方的水文条件。因此，可以考虑从水法律法规上对保护第三方的水权作出规定：对于同一条河流同一用途的大多数水权转让者而言，水权所有者可以自由卖出其全部水权；但如果水权被卖给某供水公司，其回流（弃水）不能流回到原来的含水层或河流内，就只能卖出其纯消耗性部分的水权。作为第三方水权的所有者，如果受到任何其他人由于改变水的使用方向或进行水转让所造成的影响，可以诉诸法律寻求民事法庭保护。同时，用水户还可以寻求所加入的用水户协会的保护。二是对第三方的经济产生影响。可以通过对水权转出地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以缓解水权交易对第三方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如墨西哥的一些地区规定，当水从一条渠系售给另一条渠系，可能造成这条渠系的收入损失时，买主必须向原来的用水户协会支付70%的水费，向新的用水户协会支付30%的水费。[7]
（2）对环境的影响。水权交易对生态用水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但同时也存在着有利于改善水质、保护水环境的因素。例如，在美国西部的几个州，水的再分配已经影响到河流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和河流流量。对此，美国加利福利亚州执行一项新规定，减少从Sacramento/San Joaquin 三角洲地区的水输出，以满足水质要求和保护濒危物种。[8] 与此同时，水权交易也对水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有利于保护水环境，同时也提高了用水者的环境意识，因而水权交易从利益激励方面有利于减少导致环境恶化的因素。另外，通过对智利水权市场的研究，没有发现与活跃的水权交易有关的环境退化问题。事实上，智利通过保护措施以及适当的制度安排，有效地防止了河流流域环境的退化。[9] 可见，通过适当的法律法规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可以较好地消除水权交易对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
2.“市场失灵”问题。水权市场“市场失灵”问题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水权交易不活跃。例如，在智利的Los Angeles 地区，1980—1991年间，与土地相分离的水权交易量大约每年13笔，非常稀少。[10]水权交易不活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水利基础设施状况影响到水权的交易。例如在智利，现有的水利基础设施已不适应再分配更多水资源的需要，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水权交易。[11] 但在一些基础条件较好的地方，如智利的Limari流域却相反。[12] 这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即如果满足一定的条件，如提供较好的水利基础设施，将有利于促进水权交易的活跃。其二，交易成本的高低影响到水权的交易。交易成本是影响水权交易活跃程度最敏感的变量。水权市场在运作过程中存在着信息不充分的问题。信息难以及时有效地沟通，以及水权交易程序过复杂、时间过长，都会影响到水权交易的效率，导致交易成本过大，从而难以形成有效供求，降低了水权交易量。因此，在我国开展水权交易必须注重解决好信息不畅的问题，可以通过加强水权交易信息系统建设来提供充分的交易信息，简化水权交易的程序，缩短交易时间，减少水权交易的障碍。其三，投机行为对水权交易也可能产生影响。随着水资源供求矛盾的日益突出，水权存在增值的可能性，水权所有者可能即使现在不用也不太愿意出售水权，这种情况也会导致水权交易的不活跃。因此，可以从法律法规上对水权交易的投机行为作出限制，如征收必要的税或费，作出水权“不用即丧失”的规定等。
五、简短的结论
在我国建立水权市场，从战略层面看，如果采取合适的节水技术，水权转出农业将不会对“三农”和国家粮食安全产生不利的影响，相反还会为农业带来一定的水权转让收入；从理论层面看，如果按照联盟博弈及其Shapley值方法分配水权交易的总收益，就不仅会使交易双方各自的收益增加，而且还会使双方的总收益趋向最大化，从而使水权交易在理论上是可能和可行的；从市场层面看，如果在SIDD模式的框架内对灌区进行必要的改革，就会确保灌区能提供有效的水权供给，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对水权的巨大需求；从制度层面看，如果能够制定合适的保护第三方水权和水环境、抑制水权市场投机行为的水法律法规，并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和水权交易信息系统建设，完全可以有效地解决水权市场的负外部性和“市场失灵”问题。综合起来看，在我国建立水权市场具有现实的可行性。
（1） 流域水资源通常划分为生态用水、基本用水和多样化用水三部分，其中部分多样化用水进入市场交易。本文所研究的水权市场是指进入市场交易的多样化用水所形成的供求关系。
（2） 根据有关资料计算的结果。见:Robert R. Hearne., & K.William Easter.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gains from water
markets in Chile[J].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97,(15):196.
（3） 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2006年中国水资源公报[EB/OL]. http://www.shuiziyuan.mwr.gov.cn/, 2007.
（4） 引自:汪恕诚.水权管理与节水社会[EB/OL]. http://www.shuiziyuan.mwr.gov.cn/, 2003.
（5） 引自:汪恕诚.水权转换是水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手段[N].中国水利报,2004-04-20.
（6） 李周等.化解西北水资源短缺的对策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03,(3): 9-10,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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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hang, C., & Griffin, R. C. Water marketing as a reallocative institution in Texas[J].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 1992,28(3), 879-890.
[3] Owen, G., Game Thery (Second Edition) [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82.193-197.
[4] 张兵,王翌秋.农民用水者参与灌区用水管理与节水灌溉研究——对江苏省皂河灌区自主管理排灌区模式运行的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4,(3):48-52.
[5] 尹云松,糜仲春.农业供水改革的基本思路[J].水利经济,2004,(1):59-61.
[6] Shleifer, A. A Theory of Yardstick Competition[J].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5, 3.
[7] 钟玉秀.对水权交易价格和水市场立法原则的初步认识[J].水利发展研究,2001,(4):14-16.
[8] Livingston, M. L. Institutional requisites for efficient water markets[A]. In K. W. Easter, M. W. Rosegrant, & A. Dinar, Markets for water: Potential and performance[C].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8.
[9] Hearne, R. R., & Easter, K. W. Water allocation and water markets: An analysis of gains-from-trade in Chile[R]. World Bank Technical Paper 1995,No. 315,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10,12] Carl J. Bauer.Bringing Water Markets Down to Earth: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ter Rights in Chile, 1976-95[J]. World Development,1997,25(5):645.
[11] Livingston,M.Designing water institutions: Market failures and institutional response[R].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993,No.1227.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责任编辑 顾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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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尹云松
12月6日，2014互联网金融创新与监管论坛暨第三届中国网络借贷行业高峰论坛在北京国际饭店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嘉宾有中国银监会创新监管部主任王岩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张承惠、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副秘书长王素珍、新华网副总裁汪金福等。会议就创新模式、行业自律与法律监管、未来行业发展方向等热门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那到底监管和创新从何而来?整个行业生态又如何发展呢?
借鉴经验，在监管导向下实现创新
关于监管政策和指引路线这部分内容讨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张承惠在本次会议指出，P2P行业在中国是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金融市场，没有政府设计与监管。自下而上的市场虽然能充分调动所有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但也容易产生盲目性。最近几年P2P行业的野蛮生长，在一定程度上也由是盲目性造成的。维护社会的稳定是政府的底线，当行业的发展有可能影响到弱者、中小投资者或中小微企业利益的时候，政府必然要出来干预。同时，张所长还谈到，为中小微企业服务是P2P企业的立身之本。所以，平台一定要坚持做小、分散的原则，要避免非法集资，不得自己控制资金池，呼吁要严厉打击以诈骗为目的的平台。最后她认为，政府部门要尽快出台行业规范，加强行业监管和行业自律，建立公共信息库，提高行业信息透明度。
随着我国网贷业(P2P)的快速发展，风险问题不断出现，如何更好地监管P2P行业，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P2P行业是一个新兴金融中介行业。目前，我国P2P行业监管尚没有立法依据，各监管部门仅在自身权限范围内尝试进行监管。因此，借鉴国际经验促成我国P2P行业立法十分必要。
早在今年9月份，银监会创新部副主任杨晓军就提出过关于P2P监管的五条导向：明定位、不碰钱、有门槛、重透明、强自律。要求P2P平台做到纯平台中介服务功能的定位;不能搞资金池模式，坚决实现第三方资金托管;P2P机构必须从注册资本金、高管专业资质、组织架构、IT设施、风控能力、资金托管、审计安排等方面控制从业门槛;要对信息公示做到充分透明，要有明确的风险提示;强烈鼓励行业实现自律规定，做到营造行业生态良好氛围人人出力。
因此，各大P2P机构应在遵循监管导向的前提下，从业务模式和技术革新出发，实现行业创新。
P2P行业发展方向：在突破中寻求良性发展 网贷之家CEO徐红伟表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P2P的生态是非常丰富的。”
整个P2P行业，在利与弊两端，应该要突破发展瓶颈，寻求到更好的良性发展。从2010年开始P2P行业开始快速增长，增速高达400—500%，但今年的增长速度已经在下降。在中国许多政府没解决的事，市场会帮它解决，市场会根据需求衍生出一些机构，今年开始火起来的垂直搜索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据网贷之家发布的《2014年P2P网络借贷行业发展》的报告表明，截止到今年11月底，网络借贷交易平台已经有1540家了，整个行业的贷款余额已经接近900亿元，预计今年有望突破1000亿元。虽然成交量今年只增长了2.5倍，但是贷款余额增长接近四倍，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
截止到11月底，整个行业平均的利率，投资获得的收益率是16.3%，从3月份起每个月基本上都会下降，而且下降的幅度都比较大。2月份的时候看到21.63%，现在只有16.3%了，基本上大半年时间下降了6%，明年下降的趋势还是一直会持续，明年可能会下降三至四个点。预计今年年底利率会在16%左右徘徊。这个利率按成交量加权，多数平台利率还是集中在12%—18%之间。
纵观整个P2P行业，从数据可以看到很多利好的信息，但也不能忽视行业存在的不良事实。业内应该要做到在肃清某些诈骗和存在不达标的机构同时，各大平台不断发挥自身创新优势，加强自律，营造好整个行业生态圈良性大格局。
理清思路，落实监管指引和创新模式
P2P行业发展至今，来自各处的关于创新和监管的声音之多日益攀升，各机构有各机构的做法和活法，但真正能做到在监管导向之下落实创新模式的确实少之又少。我们可以看一下爱财在线网这个平台是如何实现这种思路的。
爱财在线在建立之初就清晰定位了平台的模式——纯中介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平台，其产品以创新模式开发为两大类产品，【爱财宝】和【发财投】。【爱财宝】是整合传统投资理财机构(如实力雄厚的信托公司、基金公司、小贷公司等)，为中小投资者提供一个透明、安全、稳健收益的投资理财产品;【发财投】是整合VC、PE投资机构，更好为中小投资者提供股权投资机会，让投资者享有高收益的股权投资机会。这样一来，众多投资者就既可选择稳健收益的理财产品，也可以获得股权投资的机会。
在国家监管政策导向下，爱财在线可以做到严格自律、把控好每一条导向，在导向指引下严谨做到公平公正、公开透明。作为P2P行业主力军成员之一，能100%做到第三方支付和资金托管，着力打造纯平台模式，为营造行业生态氛围贡献力量。
当然，P2P行业是新兴行业，要做到互联网金融真正的创新和监管还需要更多平台和机构努力，落实好监管指引和创新模式。
什么是债券回购?
债券回购交易是一种以债券作抵押的资金借贷行为，就是以债券为质押品的一种短期资金借贷的行为。在交易中，买卖双方按照一个互相认可的利率(年利率)和拆借期限，达成资金拆借协议，即以券融资方(资金需求方)以相应国债作足额抵押，获得一段时间内的资金使用权;以资融券方(资金供应方)则在此时间内暂时放弃资金使用权，获得相应期限的债券抵押权，其中债券持有人(正回购方)将债券质押而获得资金使用权，到约定的时间还本并支付一定的利息，并于回购到期日收回本金及相应利息，从而"赎回"债券。这当中卖方的目的在于获得高于银行存款利息收入，而买方的目的在于获得资金的使用权。在实际交易中债券是质押给了第三方即中国结算公司，这样交易双方更加安全、便捷。而资金持有人(逆回购方)就是正回购方的交易对手。
什么是银行间债券回购市场?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壮大，部分银行信贷资金也通过证券交易所开办的债券回购市场流入股市，助长了股市投机行为，增加了银行业的资金营运风险，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甚至诱发了经济犯罪案件。因此，停止商业银行在证券交易所的债券交易，同时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开办债券交易业务，将有利于切断银行资金流向股市，抑制股票市场上的过度投机行为，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防范和打击经济犯罪。开办银行间债券交易业务，还将有利于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管理和中央银行间接调控机制的建立。随着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深入，商业银行需要通过一个高效和安全的货币市场来实现对于流动性的管理。中央银行也需要建立键康的货币市场，以便更多地运用间接的调控手段、调控工具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通过开办银行间债券交易业务，将使中央银行更有效地通过对货币市场的影响来实现其政策目标。
交易成员的债券回购业务必须通过全国统一同业拆借市场进行，不能在场外进行。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央结算公司)为中国人民银行指定的办理交易成员债券回购业务的债券托管和结算机构。参与回购业务的交易成员必须在中央结算公司开立债券托管帐户，并存入真实的自营债券。并且规定，买方不能在回购期内动用回购债券。交易成员在进行回购业务时，债券与资金必须足额清算，不能买空和卖空债券，不能挪用个人或机构委托其保管的债券进行回购业务.不能通过租券或借券等融券行为进行回购业务。中央结算公司应制定相应规则，对买空和卖空债券行为进行控制和监管。中央结算公司不得向交易成员融券或透支。债券回购折算比例(即用于回购的债券与所融通资金的比例)由中国人民银行确定并定期公布。
债券回购交易的流程如下：
(1)回购委托——客户委托证券公司做回购交易。
(2)回购交易申报——根据客户委托，证券公司向证券交易所主机做交易申报，下达回购交易指令。回购交易指令必须申报证券账户，否则回购申报无效。
(3)交易系统前端检查——交易系统将融资回购交易申报中的融资金额和该证券账户的实时最大可融资额度进行比较，如果融资要求超过该证券账户实时最大可融资额度属于无效委托。
(4)交易撮合——交易所主机将有效的融资交易申报和融券交易申报撮合配对，回购交易达成，交易所主机相应成交金额实时扣减相应证券账户的最大融资额度。
(5)成交数据发送——T日闭市后，交易所将回购交易成交数据和其他证券交易成交数据一并发送结算公司。
(6)标准券核算——结算公司每日日终以证券帐户为单位进行标准券核算，如果某证券帐户提交质押券折算成的标准券数量小于融资未到期余额，则为“标准券欠库” ，登记公司对相应参与人进行欠库扣款。(由于采取前端监控的方式，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参与人和投资者“欠库”的问题，只有标准券折算率调整才可能导致“标准券欠库”。)
(7)清算交收——结算公司以结算备付金账户为单位，将回购成交应收应付资金数据,与当日其他证券交易数据合并清算，轧差计算出证券公司经纪和自营结算备付金账户净应收或净应付资金余额，并在T+1日办理资金交收。 回购到期日，交易系统根据结算公司提供的当日回购到期的数据，为相关帐户增加相应可融资额度。融资方可以在可融资额度内进行新的融资回购，从而实现滚动融资;或者，融资方可以申报将相关质押券转回原证券账户，并可在当日卖出，卖出的资金可用于偿还到期购回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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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市场部?
市场部要三“SHI”俱备
一个完整的市场部，要事、市、势俱备，以事为基、闻市而动、铸造势能。
有人说市场部是“做物料的”(负责制作各种宣传物料、促销礼品的);有人说市场部是“做设计的”(设计一些平面广告、专柜、专卖店等);有人说市场部是“做培训的”(培训内部营销人员和外部经销商); 有人说市场部是“做促销的”(策划各种促销活动的); 有人说市场部是“管品牌的”(进行品牌规划与传播);
有人说市场部是“做策略的”(策划品牌、产品、价格、传播、通路策略);
一个完整的市场部，以上功能全部都必须有。
目前中国企业的市场部主要有三种，可用“SHI”的三种写法来概括，一是“事”场部，二是“市”场部，三是“势”场部。
“事”场部：“销售要什么我做什么，客户要什么我做什么” “事”场部主要存在于“销售驱动型”的公司，在中国为数众多。这类“事”场部的职能定位就是“服务”，偏内，依附于销售部，几乎所有工作指令均来源于销售部或销售副总，“销售要什么我做什么，客户要什么我做什么”，所以“事”场部是“销售导向”，充当“销售助手”或“销售内勤”的角色，与内务部、财务部的工作性质无异。“事”场部的经理有些是来源于销售部门，有些则是半路出家，其工作表现出明显的即期性、可视性和服务性。主要的工作有：
-- 平面设计：品牌VI、平面广告、产品画册等设计。 -- 展示设计：产品卖场、展架、堆头设计。
-- 销售工具、宣传物料、促销礼品制作：画册、POP、展具、礼品制作。
-- 简单的传播：配合销售的线下广告投入。
-- 服务客户的各种需求，如广告设计、效果图设计、偶尔的一个培训等。
“市”场部：“市场需要什么，就做什么”
“事”场部运作一段时间后，有些营销负责人渐渐对“事”场部不满，认为其工作被动，没有发挥引导销售、推动经销商的作用，“闭门造车”，缺乏创造性，于是赋予其更多的职能，主要是情报收集、市场调研、策略规划、传播企划、经销商辅导与培训等，于是“市”场部应运而生。
“市”场部的工作在传承“事”场部服务功能的基础上，跳出了“销售”的藩蓠，围绕市场需求而展开。“市场需要什么，就做什么”。眼睛不再盯在公司内，而放眼行业、市场、消费者，眼界与视野也开阔了许多。他们不再被动的等待指配工作，而是主动出击，推动营销策略的实施。其工作表现出动态性、创造性。
“市”场部的主要工作表现为：
-- 情报系统：广泛搜集竞争对手、行业经销商的信息，并提出应对建议。
-- 消费者需求研究：市调、消费者访谈等。 -- 营销策略规划：年度营销策略 -- 传播企划：年、季、月度传播计划
-- 经销商培训与辅导：开展多项培训、编制教材、出版内刊等。
“势”场部：为未来做事
“市”场部的工作主要着眼当下，为达成当期的销售业绩、利润指标服务，在很大程度上配合了一些短期的行为，如促销手段的大量运用、激励“移库式销售”、热衷“舞台表演”等。这些职能虽然满足了企业生存的需要，但对“发展”方面却考虑甚少。企业想要永续经营，作百年老店，需要造“势”，制造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这些动力包括：企业文化、消费者喜爱的品牌、独有的价值组合。
-- 培育独特的企业文化; -- 确立品牌所代表的价值组合; -- 通过传播建立有影响力的品牌。
当制造势能成为主要任务时，“市”场部转变成为“势”场部。在中国真正的“势”场部并不多，但只有真正做到“势”场部，市场部才能真正发挥其价值。
为加强农资管理，经中牟县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2004年12月成立了农业行政执法大队。主要职责负责全县种子、农药、肥料市场管理、质量监督、宣传贯彻农业法律法规等工作。
2009年为进一步提高我县农药管理水平，确保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扎实推进农药监管年活动，按照农业部等十部委《关于打击违法制售禁限用高毒农药规范农药使用行为的通知》通知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了《中牟县2010年深化农产品质量安全整治方案》《中牟县20
10、
年农药市场监管年活动实施方案》，专门成立了领导组织，明确了目标、责任、任务。具体做了以下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为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县农业局组成由局长挂帅，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农业行政执法、植保、农产品质量等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农药市场监管年活动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农业行政执法大队，具体做好农药市场监管年活动日常开展工作。
(二)加大宣传，增强法律意识。一是深入开展打假维权法制宣传活动。以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和12.4全国法制宣传日为契机，3月15日和12月4日分别在中牟大厦前同工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等职能部门共同举办打
假维权活动，发放宣传资料2000余份，接受农民咨询400余人次。中牟县电视台新闻频道专题进行宣传报道。二是加大对禁止生产销售甲胺磷等剧高毒农药的宣传力度;全年分两次在中牟县广播电台利用14天时间进行宣传报道;向社会公布农资打假热线电话(0371-62195119);向全县农资经营单位(户)各门店发放“关于严厉打击生产、销售甲胺磷等剧高毒农药的通知”400余份，悬挂全国禁止销售、使用剧、高毒农药宣传条幅20条。举办全县农药生产企业、农药批发户培训会议一期，参加人员50余人，发放学习资料50余份。出动流动宣传车利用农村集市、庙会，深入到农村进行广泛宣传，向农药经营户和农民发放《农药科学选购和安全使用宣传册》和《购买放心农药简明挂图》、《郑州市农业局公告》等宣传资料4500余份，与农药生产、经营单位(户)签订禁止生产销售高毒农药、假劣农药承诺书400余份。通过广泛宣传营造全社会重视和支持农药市场监管年的良好环境。
(三)突出重点、严厉打击。针对农药生产、销售和使用具有季节性特点，采取宣传教育和举报查处相结合、集中检查和暗访相结合，对全县农药生产企业、销售单位进行排查，不漏一门一店。重点对县北环路农药农资批发市场及仓库，尉氏、新郑与我县交界处等重点区域进行严格监控，严厉打击生产销售剧高毒农药和假劣农药违法行为。
全年共出动执法车辆120辆次，执法人员510多人次，协同工商、质检等职能部门集中整顿农药市场1次，检查农药生产企业7家，排查农药经营商户400余家，立案查处农药案件179起，其中高毒农药案件6起，收缴郑州市禁用农药320公斤，捣毁农药制假窝点2个。
大蒜药害发生后，农业局党组高度重视，立即向县委、县政府做了专题汇报，迅速成立了受害大蒜事故处理领导小组，并要求执法大队依法调查此案，执法大队自2010年2月24日起，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始终把此项工作做为重中之重，共调查农药经营户11家，制作询问笔录15份，询问受害农民1026户，制作询问笔录1026份，抽取土壤、蒜苗样品3000余份，丈量受害面积 3499.7亩。大蒜药害发生后，执法大队3月1日将农民使用的白色无标签农药送农业部农药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郑州)进行检验，3月12日农业局组织省、市有关专家进行受害蒜田现场鉴定。经初步调查，认为案情重大，涉及农户较多，邀请河北省农业司法鉴定中心对我县大蒜受药害原因进行司法鉴定，及时移交公安部门调查处理，同时协调县物价局对我县大蒜受药害面积进行损失评估，及时向工商管理部门发函，建议吊销段聚伟、杨春燕、丁麦亮3家的营业执照。执法大队为维护我县蒜农的合法权益，做了艰苦卓有成效的工作，现农药经销商段聚伟、杨春燕、丁麦亮已被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对构不成刑事犯罪的，农业部门将依法进行处罚。
针对我县大蒜药害事件，为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农业行政执法大队加大了对全县农资市场，特别是农药市场的监管力度，对全县农药市场进行集中整顿，逐户进行排查，与每个农药经营户签定了禁止生产销售剧高毒农药和假劣农药承诺书400余份;并对全县农资经营户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农资经营秩序的通知》。目前，我县农药经营户较多，经营地点比较分散，农业执法力量有限，由于《行政许可法》的实施，农药经营前置审批权取消，农业部门无法准确掌握农药经营户数量、分布，给农药市场监管带来困难。
文献综述
——浅谈食品药品的市场监管
摘要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全球化速度的加快，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对食品药品等关乎生命健康与安全的事件也就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共中央关于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第一次强调要强化对食品、药品、餐饮卫生等市场监督，保证人民群众健康安全。这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思想，符合我国社会进步发展的要求，也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内容。作为政府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和监管工作者，要充分认识和深刻理解中央关于强化食品药品监管工作的重大社会意义，确保食品安全有效，保证宁波人民健康安全。这就引出本人研究“食品药品的市场监管”的社会意义。首先，加强食品药品监管，确保食品药品安全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基本内涵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社会的本质是以人为本，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和合法权益，体现社会进步和文明。关注食品和药品安全，就是关注人的生命和健康，就是尊重人、关爱人，是和谐社会本质的生动体现。其次，加强食品药品监管，确保食品药品安全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内容。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既体现在实现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利益，也体现在具有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安定环境。理论和实践表明，人的安全需求是最基本的需求之一，而食品和药品的安全是确保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基础，也就成为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基本内容。
关键词：食品药品市场监管法律制度政府部门
本人在研究意义的基础上，通过查阅本校图书馆学术论文和期刊以及网上查询相关信息等途径，针对所阅读的50篇论文总结自身对在我国进行食品药品市场监管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在借鉴与参考文献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一些粗浅的看法与意见。
二、研究现状
(一)国外食品安全现状
随着现代农业、都市化的进程、大量化学品的使用、一些生物物种的变异及 1
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尤其是环境卫生和人类环境恶化，食品安全形势会变得更加严峻。近年来，国外包括发达国家发生的世界范围内的食品安全事件也时有发生，现列举如下：
①疯牛病。1986年在英国发现，90年代中期流行达到高峰，流行趋势于90年代后期明显下降，2000年7月之前英国已屠宰焚毁病牛30多万头，同时疯牛病由英国向西欧和亚洲扩散，受累国家超过100个。
②二恶英污染。1999年，比利时、荷兰、法国、德国相继发生因动物饲料被二恶英污染导致畜禽类产品及乳制品含高浓度二恶英的事件。二恶英是一种有毒的含氯化合物，是目前世界已知的有毒化合物中毒性最强的。它的致癌性极强，还可引起严重的皮肤病和伤及胎儿。
③禽流感。2004年，韩国、越南、印尼、日本等亚洲9国爆发H5NI高致病性禽流感，至少造成8人死亡，数百万家禽被宰杀或隔离。
(二)国内食品安全现状
和国外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相比，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更让人忧心。近十年，我国食品安全的重大事件也频繁发生，现列举如下啪1：
①1996年6月27日至7月21日，云南曲靖地区会泽县发生饮用甲醇严重超标的散装白酒所导致的特大食物中毒事件，192人中毒，35人死亡，6人致残。
②2002年11月发生全国范围内的非典疫情，造成8000多病例和900人死亡，当时确认的原因是食用的野生动物中含有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
③2006年，上海市公布了对30件冰鲜或鲜活多宝鱼的抽检结果，30件样品中全部被检出硝基呋喃类代谢物，部分样品还被检出环丙沙星、氯霉素、红霉素等多种禁用鱼药残留，部分样品土霉素超过国家标准限量要求。而人体长期大量摄入硝基呋喃类化合物，存在致癌的可能性。
三、研究对策
党的“十七大”指出食品药品安全是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民生之本、和谐之基、安民之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药品作为一种关系人民生命健康的特殊商品，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加强对农村食品药品市场的监管，提高食品质量，保证用药安全有效，既是国家和社会的需要，也是药品监管部门义不容辞的职责。特别
是在广大农村地区，食品药品监管工作更为艰巨繁重。
(一)正视“三大问题”，切实增强抓好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紧迫感
问题一：执法监管人员、食品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安全意识不强。个别食品药品执法人员责任意识、安全意识不强，存在得过且过、避重就轻等消极对待方式;相当一部分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法律意识淡漠，致使在食品安全方面从种植养殖到加工、从市场流通到消费饮食、不同程度存在安全隐患;药品安全方面，制假售假违法行为时有发生。
问题二：农村监管力量薄弱，监管不到位，安全隐患仍然突出。监督管理面宽量大，监管力量严重不足，食品药品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问题三：食品监管工作体制、运行机制和公共服务水平不高。大部分地区食品安全监管的相关体制还不够健全，食品监管机制不够顺畅，存在职责分工不明确，部门之间协调、配合不够默契等问题，难以适应新时期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发挥“三大作用”，提高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实效
①发挥主管部门的作用，积极主动抓监管。加强地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必须强化有关部门特别是主管部门的监管职能。职能部门要以发展优质生态安全产品为目标，以“大力培育名优产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延伸监管网络，强化监管责任，突出抓好生猪、水产、粮油、食用菌、中药材、水果、蔬菜等特色产品的开发与培育。
②生产的标准化管理，抓好无公害生产技术规程的推广和完善，充分发挥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注册农产品的效益，提升产品附加值，切实保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提供质量可靠的原料供应，促进经济的更大发展。
③发挥县乡村三级的作用，健全机构抓监管。各乡镇政府成立食品药品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乡镇长任组长，为第一责任人;分管安全工作的副乡镇长为直接责任人，成员由乡镇工商所、卫生院、农技站、畜牧兽医站、粮站、学校、派出所等单位有关人员组成。由乡镇政府指定一名具体工作人员担任各级食品药品安全协管员，落实专门的办公场所;每个行政村推荐一名村级食品药品信息员，由熟悉食品药品法律法规、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村医生或村委会主任担任。
④发挥“新农合”的作用，整合资源抓监管。农村药品网络建设与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制度(以下简称“新农合”)，是解决农民吃上放心、价廉药品和看病难的两大举措。可以将农村药品网络建设和“新农合”有机结合起来，统一研究、统一部署，做到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一是充分利用乡村现有卫生资源，建立和完善药品供应网点，对乡村医疗机构进行改造，改善药品储存条件和设施环境，对人员进行培训，增强法律和专业知识，更好地为群众服务，从而有效节约资源，短、平、快地提高农村从医从药人员素质，从根本上提高农村药品安全保障水平。二是将符合条件的零售连锁药店逐步纳入“新农合”定点参保单位，有效利用市场竞争手段，平抑药价，惠及于民。三是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开、公平、公正的确定配送企业，直接为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站配送药品，双方签订配送协议，公开承诺配送和接受配送到位，促进配送的全覆盖。
(三)创新“三大机制”，构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长效机制
①创新监督管理机制。除制定相关的会议制度、信息联络通报制度、定期报告制度、突发食品药品事故处理程序和应急预案以及工作督查和责任追究制度外，还要对食品药品安全协管员、食品药品安全信息员的职责进行明确，并由食品药品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组织实施本辖区内的食品药品安全工作，认真贯彻落实上级食品药品安全决定精神和工作规划，制定辖区内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方案，协调各职能部门开展工作，监督检查辖区内食品药品专项整治的落实情况，确保食品药品安全监督网络建设有效发挥作用，使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管理规范，运转有序，确保无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②创新信息畅通机制。针对农村红白喜事聚餐多、地点分散的特点，防止发生群众性食品安全事故，建立群众性聚餐报告、登记、备案制度。对辖区内50人以上的聚餐，由村级食品药品安全信息员及时向乡镇食品药品安全协调办报告、登记、备案，村级食品安全信息员进行现场指导;100人以上的聚餐，逐级向县食品安全协调办报告、登记、备案，乡级协管员进行现场监督指导;对50人以上的集体食堂进行登记备案，每月进行现场指导监督。把群众性聚餐作为食品安全高风险因素采取有力措施进行控制，有效防止群体性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
③创新目标考核机制。建议政府将食品药品网络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目标，同考核、同奖惩。实行政府每年与各城乡人民政府、市级相关部门签订食
品药品安全工作目标责任书，促使各职能部门和各城乡人民政府认真履职尽责。彻底改变过去几个部门“单兵作战”的情况，形成上下齐抓共管、部门协调配合的工作格局，初步构建起统一协调、科学规范的食品药品监管新机制。
四、研究思考
食品药品安全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因而，本人在研究主题意义的基础上，通过查阅本校图书馆学术论文和期刊以及网上查询相关信息等途径，针对所阅读的50篇论文总结自身对在我国进行食品药品市场监管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在借鉴与参考文献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一些粗浅的看法与意见。
(一)食品药品的市场监管信息平台还有待拓展。从2007年的齐二药、新弗等药害事件的时有发生使人民群众的饮食用药安全受到极大威胁，反映出药监部分的基本职责的缺失。在市场监管动态方面被忽视严重，信息拓展不够，不能及时全面地了解事件的进展程度。在此方面可采取预防性措施或通过改进监管模式、手段，逐步提高药品市场监管水平。
(二)市场失灵的频繁程度。市场失灵导致市场监管，而市场监管也可能出现非法与低效，从“三鹿奶粉事件”可见，近几年来我国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反映出市场监管下的漏洞。此种情况应当发挥政府的宏观干预作用，从大量日常监管事务的牵制中解放出来，致力于让民众通过私法体系捍卫自己的安全与利益。
(三)市场诚信建设基础薄弱。各类食品安全事件的频繁发生，直接反映了企业、厂商等社会主体的不诚信行为，在不顾消费者生命健康的状况下生产各类食品，这违反市场诚信道德的原则。在这方面可以加强以诚信为基础的市场道德文化建设，但本人认为这方面的努力是需要相当漫长的发展与演变过程的。
(四)法律在食品药品方面的保护措施不健全。各类企业的食品生产在符合法律标准的前提下进入市场，出售给消费者，这不能不说法律在此方面还存在着相当大的漏洞。在这方面可以加强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建设，如食品安全认证制度;食品溯源和食品标签管理制度;食品安全危机处理预案制度;食品安全标准市场评价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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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地方政府统一领导，强化部门协作，形成监管合力
旅游市场监管是一项涉及多部门、多领域的系统工作，要增强大局意识和宏观意识，坚持围绕部门职能，顾全大局，自觉服从地方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强化内部协调和外部联动，实现共同管理。在具体工作中，工商部门一定要“明己责”、“定准位”，职责内的要主动参与、积极介入、大胆作为，在旅游市场树立工商执法形象和权威，实现有所为、有所位;职责外的要多呼吁、多协调，当好政府及其他部门的助手，积极建言献策，依托自身职能优势，排忧解难，助推旅游市场健康发展。
要充分发挥旅游景区管理者的作用，建立旅游景区管理者“第一责任人”制度，做到监管重心前移，建立完善旅游景区管理者在旅游市场主体准入、规范经营行为、消费维权等方面的自我管理、自我规范、自我约束机制，形成齐心同力、齐抓共管的管理模式。
二、加强新时期旅游市场监管理论研究，创新监管机制和手段，提升监管效能要加强对旅游市场监管方式方法、体制机制、法律体系等的研究和归纳，形成理论，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在旅游市场概念的把握上，既要考虑旅游要素(吃、住、行、游、购、娱)，也要考虑市场的区域范畴(景点、景区、核心景区、旅游城市等);在旅游市场监管体系的设置、监管机制的构建等方面，要充分考虑部门力量整合、执法优势互补、联动机制的建立和消费维权的便捷等问题。
三、厘清部门职责，完善市场监管指导规范，确保依法高效行政
要围绕国务院“三定”方案和工商部门职能，以《旅游法》、《旅行社条例》为主要依据，按照“六分四定”的原则，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即将涉及的具体职责总体分成“市场主体准入、违法行为查处、商标广告监管、合同监督与信用、消保维权、其他”等六大类别，将工作性质确定为“组织(牵头)、监管、执法、服务(包括市场主体设立登记、商标注册与驰名商标认定保护、信用建设、消保维权等工作)”等四种类型，逐一厘清部门职责，明确工商部门在旅游市场监管中的职能定位，同时明确工商部门内部企业注册、市场、商标、广告、消保、竞争执法等条线的职责范围，制定旅游市场监管的具体指导规范，做到工商部门内部各条线职责分工清晰，职能部门之间不交叉、少交叉，有效解决“市场监管”到底“管什么、怎么管”的问题，避免出现工商部门“包打天下”，内部市场条线“统揽全责”，从而增强监管执法工作的专业性、条理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有效遏制以往存在的“繁杂乱位、重叠交叉”等现象，确保依法依规、高效行政。
四、建立高效统一的执法维权体系，发挥消费维权生力军作用，树立工商部门新形象
在充分发挥各地12315消费者申诉举报指挥中心的品牌效应和优势作用的基础上，大力推进12315行政执法体系“四个平台建设”，努力推进“一会两站”建设和12315“五进”工程，逐步建立跨区域的全国统一监管协作平台和消费维权网络，实现监管执法信息共享，方便广大消费者就近投诉、就近解决消费纠纷，从而树立工商部门在旅游市场监管中的良好形象和执法权威。
五、推进市场主体信用建设，丰富市场监管方式，营造诚信经营氛围
在依法加大对旅游市场主体经营行为日常监管力度的基础上，大力开展“守合同重信用”活动，积极依托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平台及业务平台，整合政府部门资源，形成各部门、各层次、各条线、各类应用之间信息资源的互联、互通、共享，并运用信息公(警)示、信息共享和信用约束等手段推动行业及旅游经营者自律自治，增强旅游经营者的诚信意识，提高市场竞争力，助推旅游产品品牌形象整体提升。
六、依托现代科学技术，提升市场监管手段的技术含量，实现监管方式现代化依托现代化通信网络平台，提升市场监管的科技含量和实际效能，加快推进“移动工商”系统的开发应用，提高“金信工程”业务处理能力，建立移动监管执法系统，运用无线虚拟专网把监管执法延伸到执法现场，使基层一线监管执法人员能够运用更加快捷、高效的管理服务手段，使基层工商干部通过移动终端无线访问数据库，及时有效地开展移动办公、现场监管、信息查询等，确保工商部门在旅游市场监管中更好地履行职能，服务社会公众。
七、深化合同监管职能，加大旅游格式合同监管力度
旅游合同是旅游市场交易与服务活动必不可少的载体，工商部门依法履行合同监管职能是新形势下维护旅游市场秩序的必然要求。因此，在积极制定和推广运用旅游合同示范文本的基础上，可借鉴和吸收全国各地合同监管地方性法规的立法精髓，适时修改和完善《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进一步丰富合同格式条款监管内容和途径，从而强化涉及旅游的格式条款的事前监管，遏制“霸王条款”，以合同约束和规范旅游经营行为，促使旅游经营者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严格自律、诚信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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