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执法群体性事件思考论文

摘要：以刑法规制群体性事件必须注意刑法适用的限度。在刑法规制的前提限度上，应注意群体性事件的性质限度、行为程度限度和参与角色限度。在刑法具体适用上，刑法规制群体性事件的典型方式是处理聚众性行为和“祛群体性”本身。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行政执法群体性事件思考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行政执法群体性事件思考论文 篇1：

对当前行政执法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调查与思考

行政执法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当前社会管理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之一，加强和改进行政执法工作，提高行政执法水平，也是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各地不断有因行政执法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发生，动辄数十成百上千甚至过万人，游行示威上访甚至演变为打砸抢烧恶性事件，严重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威胁党的执政安全，这除了社会转型期必然的人心浮躁，各类矛盾加剧增多之外，又有哪些主观因素导致了此类群体性事件的高发频发?我们又可以从那些方面创新社会管理，改进工作?带着这些问题，笔者进行了一些粗浅的调查研究和思考，以期对新时期的行政执法管理工作有一些启示。

一、当前因行政执法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呈现出数量渐增。规模渐大。性质渐恶等特点

据有关部门统计显示，1993年我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仅0.87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2010年达到10余万起，其中因行政执法引发的占到80%左右，并仍存增长之势。如2011年的因广州增城城管粗暴执法引发大规模持续骚乱的“6.11”增城“新塘事件”，持续了整整9天，2011年江西抚州农民钱明奇因房子被强拆、连续7年上访求助无果而制造了三起连环爆炸案抗议强制拆迁事件。近期，在安顺市西秀区和毕节地区黔西县又分别发生了“7·26”和“8·11”两起因城管执法引发的重大群体性事件，涉及数千上万人，一度发展到打砸烧和冲击国家机关。就仁怀来看，自2007年以来，在公共行政执法领域产生的群体性事件和矛盾纠纷就达到16起之多，涉及交通运输、涉法涉诉、环境执法、城管和城市规划建设、矿产资源开采、经济改革等各个领域，涉及面广、人多、影响大。

二、当前容易引发行政执法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及潜在因素

当前，我们面临的因行政执法产生的问题是比较严峻的，纵观近年来的群体性事件，有80%以上是行政执法不当不公，粗暴执法，行政不作为等现象导致的，尤其是在城管执法领域。近年来在仁怀市发生的多起群体性事件中，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也是因为类似原因所诱发的，虽然到目前还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因城管执法和城建规划等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但苗头隐患依然存在，执法不公、执法不当、粗暴执法等现象仍然不少。同时，在城市拆违、环保执法、交通运输管理、企业改制等领域由于行政执法不当不公长期积累的矛盾，以及部分涉法涉诉信访积案长期得不到化解等形成的积怨，也可能会在一定条件下引发群体性事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城管和城市规划建设执法是引发群体性事件和干群矛盾的主要或主要潜在方面。在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生的执法类群体性事件中，城管执法类占了三分之一，自今年元月以来，仅贵州就已发生因城管队员清理占道经营违规摆摊设点、强拆违章建筑和城市“整脏治乱”等综合执法100多起，多名群众、干部、民警受伤。仁怀市在今年5月也曾发生数十人参与的农贸市场经营商户与城管部门的对立事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城管执法面对民众的量最大、面最广、事最杂、利益纠结最多最敏感，另一方面确实是由于城管及城建管理执法中的不科学，不公正，不文明等问题相对较为突出造成的。

(二)交通运政执法和社会治安问题的处理、工商执法和税收征管也是诱发不稳定因素的重要方面。无论是2008年重庆的出租车罢运，还是云南的孟连胶农事件，亦或贵州的瓮安事件，涉及面都很广，影响也很大。近年来，在仁怀市也时有发生车辆驾驶员与交通民警、经营车主与运政管理部门、社会闲散人员与治安民警、企业商户与工商执法和税收征管人员在执法管理过程中产生冲突与摩擦，甚至对抗，并由此导致群体性事件及非正常上访事件，2010年的“8·06”仁怀市中茅线客运车主因经营问题到遵义市群体性上访过程中，因与公司管理人员发生冲突被车辆拖拽致死引发的恶性事件即是典型的一例。

(三)涉法涉诉信访积案、企业改制问题、民间矛盾纠纷等其他因素导致群体性上访等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现象也不容忽视。近年来，中央政法委要求各地各部门务必高度重视涉法涉诉信访积案化解工作，加大了信访积案的化解和矛盾纠纷的调处力度，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现实的原因等等，一些多年积案或企业改制遗留下来的问题仍未得到完全解决，当事人仍然存在对立情绪或利益诉求，当具备一定条件，在相关因素的刺激下，就会诱发上访或群体性事件，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十年以上积案达数万起，五年左右积案十万余起，仅60余万人口的县级市仁怀截至目前也有多年的10余起信访积案仍未得到彻底化解，4起企业改制问题仍未得到妥善处理，相关当事人仍存在不断上访信访现象。

(四)部分执法人员素质存在问题是导致执法时产生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因素。服务意识差，服务能力欠缺，甚至有个别执法人员、执法部门打着执法旗号谋私利，泄私愤，不公执法。特别是一些行业的协勤协管和临聘人员，素质不高，鱼龙混杂，必须进行培训和清理整顿。目前仁怀市有治安协勤、交通协管、城管临聘人员，以及其他以各种名义临时聘用的各类管理人员、特殊岗位安保人员，总计近千人，约占国家机关、行政事业单位公务人员的十分之一，保守估计，全国类似的临聘人员应当在百万以上。

(五)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和责任查究的缺失是导致执法性群体事件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当前对行政执法领域的监督和责任查究缺乏规范性的制度约束，没有健全的查究机制和完善的查究制度，导致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主观倾向性、随意性较为突出，从而导致执法不够科学;另一方面，个别单位部门、个别领导干部存在包庇干部甚至放纵干部的现象，对干部管理和要求不严，出了问题不查究，或查究不力，走过场，流于形式，敷衍遮盖，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个别执法部门、执法人员在执法时顾忌少，随意性强，问题多。

三、创新和改进行政执法，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的对策建议

今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强社会创新管理的意见，明确指出要把创新行政管理，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提高行政执法水平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切实加以研究和实践。笔者以为，结合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实际和现状，在行政执法领域，当前应着力抓好一个根本理念的树立，两类矛盾的严格界定，三项建设的着力强化，六项工作机制的建立完善，切实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提高社会管理水平，推進公正廉洁执法，源头防范矛盾和消除群体性事件隐患，从而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一)树立以文明执法为根本的行政执法理念。我们在和群众打交道的过程中，一定要以文明执法为根本，人民不是敌人，即使是处理群众的违规违法，也要以讲理为主，依理依法，耐心说服教育引导，切忌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执法，激化群众的反感情绪和对抗行为，只要我们是出于公正、公心、公利，只要我们的管理和执法是有利于民生和社会进步的，我

们最终就一定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拥护、支持和参与，又何来对抗性的矛盾和发生群体性暴力事件呢?为此，行政管理和执法部门要结合实际，研究制定相应的行业文明执法制度，从执法思想、执法程序、执法行为、执法用语等方面进行严格规范;要通过考核、奖惩、评比表彰等方法的综合运用，树起文明行政执法的氛围，在广大公务员群体、行政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的思想上形成文明行政执法理念。

(二)严格界定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要端正执法思想，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要动不动或别有用心地把人民内部矛盾界定为敵我矛盾，以敌我矛盾的思维和方式进行处置，这只会激化矛盾，扩大矛盾，便事态恶化，甚至促使本不是敌我矛盾的事件演化为敌我矛盾，导致执法机关、执法者与人民群众更大更深更广的对立，为社会持续和谐稳定埋下隐患的种子，这对科学行政与社会健康和谐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同时对于严重破坏分子、黑恶势力、敌对分子、敌对势力的敌对行为，则要坚决果断严厉彻底地予以打击，造一方净土扬一方正气护一方平安。

(三)加强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动力量建设，提高处置能力和水平。群体性事件一旦爆发，如果没有足够的警力到位控制现场，维持秩序，疏导人群，就可能使事态更加严重甚至失控，因此，必须加强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警力建设，要防患于未然，要建立和完善处置群体性事件机动队伍的体制机制，整合公安、消防、武警、民兵四支主要力量，要针对性地加强联合队伍处置群体性事件能力的教育、培训和演练;同时，要加强对政府、公安等政法及金融等其它重要机关的安全保卫工作，要建立完善对重要机关的安保监控及巡防工作，要做到安保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要加强公安民警、武装警察警力建设，特别是要及时充实基层派出所警力，加强社区警务室建设，力争把矛盾纠纷隐患消除在萌芽阶段，化解在基层。

(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夯实基层基础工作。当前，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快速，人民群众利益诉求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流动人口大量增加，虽然人民群众总体是解决了吃饭问题的，但贫富悬殊也非常明显，导致人心失衡，人心浮躁，在一定条件下极易成为诱发矛盾甚至群体性事件的催化剂，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解决这一问题，除了需要增强国家层面的宏观管控外，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提高基层领导干部工作能力和水平，增强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吸引力、号召力、公信力和战斗力，对于消除底层社会对立情绪，源头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组织部门、地方党委政府务必要加强村居社区党组织、村居委员会的组织建设，根据实际选好配强领导班子，做到老中青、男女合理搭配，加强基层领导干部教育培训，同时要切实保障基层组织工作经费，必要的办公软硬件设备，要加强对基层基础工作的督导检查力度，要规范和加大对基层干部考核选拔任用的改革力度，确保基层干部工作起来激情高、内容实、方法新、方向明。就仁怀市目前的情况来看，一些基层党组织、村民委员会仍存在干部力量薄弱、管理混乱、队伍涣散的现象，部分干部的能力、水平和责任心不足以适应当前的工作需要。

(五)加强执法队伍建设，促进执法机关、执法人员执法素质和能力的提高、执法观念和执法方式的转变。一些由公共执法管理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虽然有其社会大背景的因素，但不可回避的是，我们的执法机关、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方法简单粗暴，态度傲慢蛮横，甚至言行粗俗暴力，是最为直接的诱因，是导火索，这是不容置疑的，这主要表现为执法机关、执法人员“重管理，轻服务”，甚至只管理，不服务，其二是表现在某些执法机关、执法人员在处理违章行为时以罚代管，罚之了事，或是交了费的就不算违章，可以继续，未交费或拒不交费的就是违章违法。因此，要从道德层面、制度层面、管理层面，切实加强和改进行政执法工作，提高执政、执法和社会管理水平，服务能力。要以开展“四帮四促”和“三个建设年”活动为载体，在执法机关广泛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职业道德教育、业务能力培训、工作作风整顿，打造爱民、亲民、近民、为民、利民的行政执法机关和公正廉洁高效的社会管理领导干部队伍。尤其是对临时聘用的协勤、协管人员，更是要加强教育管理和培训，要建立定期学习制度、跟踪督查制度，在选聘时要严把政审关，对思想不正，动机不纯，作风不严，存在严重陋习恶习的人员坚决不用，坚决清退。同时，对协勤协管人员又要多教育、多引导、多帮助、多激励，努力解决他们的困难和问题，使他们安心工作，热心工作，钻研工作，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服务水平。

(六)要切实执行突发事件处置“黄金四小时”法则，并尽量靠前，建立完善突发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和多部门快速高效联动处置机制。要确保应急反应机制启动及时，到位迅速，处置果断有力，在应急处置预案中，要成立由专家组成的专门的事件分析研判工作组，及时快速对事件进行研判预判，为处置决策提供参考;发生群体性事件时，要按照属地原则，地方党政一把手必须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挥处置，公安机关要立即介入，政法、应急、信访、维稳等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积极、及时、协调介入处置，把握好群体性事件处置的“黄金四小时”;要建立完善以政府主导，政法、纪检、公安、应急、信访、维稳等部门为主体的省、市、乡多级群体性事件应急联动处置机制，一般性群体性事件应立即启动乡级联动处置机制，重大群体性事件应立即启动市级联动处置机制，特大群体性事件应立即启动省级联动处置机制;在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要立足“早”字，强化“稳”字，注重“快”字，善于抓住主要问题，找准关键因素，控制重点人员，解决主要矛盾，做好善后工作，要力保把事件处置在激化前，扩大前，要力保事件的处置有始有终，不反弹，不复发，最终实现群众思想通、情绪稳、内心服。

(七)加强情报信息网络建设，建立完善情报信息快速准确的搜集传递研判机制。要以公安、国保、维稳、信访、应急等部门为主体，建立运转高效协同密切的情报信息运行机制，要尝试建立联合办公机制，增强协调性、实效性和高效性，联合办公机制要实现人才物和职责权的相应归并，以便于开展工作;要配套联办工作机制，建立起专门的维稳信访情报管理机制，逐步建立起市、乡、村(居)、组(小区)四级情报信息网，实现情报信息员配备到村居组;要通过加大奖惩和完善责任查究以及其他特别保障措施，充分调动情报信息员的工作激情和责任心使命感，真正编织起一张全覆盖的人民情报网，适时召开情报信息工作形势分析会和情报信息员培训会，提高情报信息员的搜集、报送、研判速度和能力，特别是对重大群体性事件的情报信息，要力求做到又准、又全、又快，从而实现矛盾纠纷化解、事件处置“六个之前”的目标。

(八)加强群众教育工作，建立完善群众教育工作机制。当前，我们的基层群众教育工作是做得不够的，缺乏相应的教育机制，没有专门的基层群众教育

组织和平台，没有相应的群众教育工作者，基层领导干部在这方面的意识和能力又比较欠缺，设置于当地中小学的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形同虚设，有牌无实，因此，我们有必要探索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基层群众教育工作机制，建立起专门的群众教育平台，比如仁怀市中枢街道办事处等一些地方建立的“社区大讲堂”运行机制和平台，就发挥了很好的对群众进行教育引导的功能，可从体制机制、人财物、教育环境、教育载体、教育内容等方面进行研究和完善并加以推广;要切实以市民文化学校、农村党员远程教育、文艺三下乡等为载体，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内容和形式，对人民群众进行道德、法制、文化、信仰、子女培养等方面的教育引导，提高人民群众的素质，引导和指导人民群众正确处理矛盾纠纷，正确维护合法权益，培养人民群众形成宽容、上进、互助、友爱、勤劳、贤惠、孝顺等优秀品质。

(九)加强对社会闲散人员、两劳解释及其他重点人员的动态管理，建立重点人员动态管控机制。社会闲散人员、两劳解释人员以及其他影响社会稳定的重点人员往往集聚快速，有一定制造混乱、蛊惑等影响力，在发生群体性事件时，这些人员往往私下里鼓动当事人把事件搞大，甚至乘乱进行打砸抢烧等破坏活动，以寻求刺激或借机报复社會，因此，要强化对社会闲散人员、两劳解释及其他重点人员的管理帮教帮扶，建立专门档案，实施动态跟踪，“一对一多对一”对接帮扶帮教，切实进行转化转变。当群体性事件发生时，又要及时、正确、果断查处造谣蛊惑，乘机从事破坏行为的肇事者，坚决予以打击和惩处。

(十)提高舆情引导和舆情管理水平，建立舆情管理机制。要建立健全网络舆情管理机制，舆情发布机制，电视、报刊、广播、网络等媒体要建立舆情联动发布平台，公安网监部门要加强网络监管，及时对网络舆情进行处置，树立、引导、形成积极健康的舆情导向。在群体性事件等敏感事件发生后，要在第一时间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通过最快捷的网络、电视、电台等媒体以及手机短信平台等及时对事件真相予以公布，以正视听。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勇于和敢于、善于面对舆情，既要善于发挥媒体的舆情引导功能，又要提高应对媒体的意识和能力，媒体是把双忍剑，利用和发挥好了，推动工作，处理不好，就会对工作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必须提高应对媒体的能力和水平，利用好媒体引导好舆情。

(十一)强化行政执法监督和责任查究，建立行政执法监督和责任查究机制。要建立由组织人事、纪检监察、政法、维稳等部门联合组成的行政执法监督和责任查究专门机构，抽调专人办公，履行监督查究职能，并着力强化对执法部门行政执法过程的监督。要在公共行政执法领域实行责任查究制度，要制定和完善行政执法责任查究办法，层层签订执法责任状，对因执法不当，粗暴执法等原因引发群体性事件或造成严重后果的，既要追究执法人员的责任，同时也要追究单位领导的责任，要把对执法领域的责任查究纳入对单位和个人的考核，作为领导任用、干部选拔调整的重要依据。对在执法过程中严重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进行党纪政纪处分，直至追究法律刑事责任。要在行政执法领域推行“一票否决制”，对因失职、渎职、违规违纪执法引发严重群体性事件的，对主要责任单位和主要责任人实行“一票否决”，切实从制度层面、管理层面遏制由于执法行为不当导致的群体事件。

责任编辑：弭萨

作者：龙江

行政执法群体性事件思考论文 篇2：

群体性事件刑法规制的限度研究

摘要：以刑法规制群体性事件必须注意刑法适用的限度。在刑法规制的前提限度上，应注意群体性事件的性质限度、行为程度限度和参与角色限度。在刑法具体适用上，刑法规制群体性事件的典型方式是处理聚众性行为和“祛群体性”本身。在刑法规制的效用限度上，刑法并不是解决群体性事件的完美方式，即便刑法可以达到较好解决群体性事件的目的，基于群体性事件本身的影响及其发生的多原因性，刑法只具有最后的适用限度。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刑法;限度

自上个世紀末以来，我国群体性事件出现频发态势。据有关研究认为，从现在起至今后若干年内，是我国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期。因某些群体性事件引发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社会秩序严重混乱等现状已经脱离了群体性事件单纯利益诉求和情绪宣泄的范围，成为严重影响社会安全和正常秩序的突出问题，群体性事件中的不少行为已经达到必须用刑法规制的程度。但许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都是因民众的利益诉求等得不到解决而引起的，因此刑法的适用必须审慎，刑法适用于群体性事件必须有一定的限度。本文从刑法适用群体性事件的前提限度、具体适用限度和效用限度等三个方面作一初步论证。

一、规制的前提限度

并非任何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都要适用刑法来规制，而且即使适用刑法来规制也并不意味着对此类群体性事件要进行政治性解读并以刑事性的眼光来对待。基于各类群体性事件的特性以及刑法的自身特征，决定了刑法在规制群体性事件上应遵循下列前提限度。

1.事件性质限度

在2000年4月5日公安部颁发的《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中，将“群體性治安事件”定义为“聚众共同实施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突出体现群体性事件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中共中央办公厅在2004年制定的《关于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意见》中称，群体性事件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群众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通过非法聚集、围堵等方式，向有关机关或单位表达意愿、提出要求等事件及其酝酿、形成过程中的串联、聚集等活动”。在肯定群众利益受损的基础上淡化了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危害性特征，这是群体性事件的官方表述方式。但学者的表述一般均较为中性，将其限制为有一定人数参加的、通过没有法定依据的行为对社会秩序产生一定影响的事件。事实上，上述几种对群体性事件的界定是基于侧重不同群体性事件的类型决定的。在对群体性事件的类型学研究上，已究经突破了传统的政治性与非政治性、人民内部矛盾与违法犯罪等单一维度的划分，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两种划分方式，一是将其划分为维权行为、社会泄愤事件、社会骚乱、社会纠纷和有组织犯罪类型，二是将其划分为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形式的、境内外反动势力煽动形式的以及国际冲突在国内引发形式的三种类型。这种多元划分反应了不同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进而对不同群体性事件应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这意味着对某些群体性事件从来就不存在适用刑法的可能与必要，如北约误炸我驻前南斯拉夫使馆引起的民众自发的表达爱国热情的群体性事件。对另外一些群体性事件而言，自始至终即具有刑法适用的可能，如境内外反动势力煽动分裂国家的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是否需要以刑法进行规制，在根本上首先是由该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决定的。清晰地厘清不同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可以为刑法的适用确定罪基本的前提，有效防止刑法对某些事件的不适当介入。

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决定了刑法对其能否适用以及如何适用的根本指向，因而区分不同性质群体性事件应是刑法对其规制的首要原则。对群体性事件性质的界分可以从事件诱发的原因、有无正当利益诉求以及有无预谋性、潜在幕后组织性等方面进行初步判断。如果是具有正当利益诉求的比如农村征地、劳资纠纷等事件，在事件最初引发之时一般没有适用刑法的可能，只因事态的进展突破了正当利益诉求的手段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才会产生刑法适用的可能。

2.行为程度限度

群体性事件类型多样，有些群体性事件始终都不存在适用刑法的可能，而有些群体性事件只是随着事件的进展才产生适用刑法的必要，这就要求对某些群体性事件应关注其后续行为。在群体性事件的类型中，因征地、劳资纠纷、城市拆迁、移民安置补偿等产生的维权性群体性事件尤其如此。在这类事件中，当事者一般有一定的正当利益诉求，在事发之始，往往表现为以群体性多人的形式在相关部门表达自己的要求，只是在利益诉求无法得到满足时才会采取非法手段致使事件升级。因而除非是一开始即带有境内外反动势力煽动产生的危害国家安全等群体性事件外，刑法应该关注的是群体性事件的后续行为。从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来看，其发生具有复杂的经济、社会和制度原因，但直接的初始原因多是因对公民合法权益的漠视引起的。公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通过一定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正当利益诉求是宪法规定的权利，在法律上对此应该是予以保护的。对此类群体性事件，刑法关注的仅仅应该是后续的溢出法律范围的行为。

在实践中，这类行为通常表现为在一般的聚众行为后进行的殴打他人、破坏财产或冲击正常社会秩序等形式，在形式上比较符合刑法规定的聚众打砸抢方式。刑法适用群体性事件应该只关注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值得以刑法处罚的这类行为。

3.参与角色限度

群体性事件参与者众多，有时能达至数千人，不同的参与者在事件中的角色和作用是不同的。西方社会学家通常把群众分为“耦合群众”和“常规群众”。对于群体性事件中的耦合群众而言，许多是由于共同的利益诉求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中，这种人在群体性事件的发展、升级中起主要作用。对于有预谋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后台组织者首要角色的意义则更为明显。在众多参与者中，还存在一开始作为旁观者的第三类人，随着事态的进展，由于认识的盲目性、同情心以及心态的剧变等导致其演变为肇事群体之一员。这类人由于没有直接的自身利益于其中，因而往往起到现场助势的作用，在心理上给直接肇事者起一种支持、强化作用，往往并不直接实施破坏行为，或者进行的仅是轻微的破坏行为，其作用常较前两者为小。除上述三类人之外的单纯围观者并不属于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

对于上述四类主体而言，当有适用刑法的需要时，由于角色和作用的不同要求刑法对其自应差别适用，分别厘清首要者、主要作用者、积极参与者、一般参与者以及围观者等不同身份者，对其分别依不同作用或以刑法适用追究刑事责任，或因一般参与或围观者仅予以行政处罚或批评教育等。刑法对不同参与者予以不同处理是由参与者不同角色决定的。

二、规制的刑法具体适用限度

从刑法现有规定看，其对群体性事件引起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完全可以处理。但从本质上说，这只是解决了群体性事件造成的危害行为问题，而并没有真正解决群体性事件，或者说是在处理这些行为时附带性的解决了群体性事件，但并不是从根本上且专门针对群体性事件解决的。因而在刑法的具体适用上也就只能仅限于现行刑法的具体规定而适用，而不得逾越刑法规定追求群体性事件的直接解决，刑法本不是因解决群体性事件而存在。

1.规制群体性“聚众行为”的适用限度

我国刑法对构成犯罪的群体性事件有直接的规定，在犯罪形态上基本是共犯形式。涉及这方面的直接规定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类是扰乱公共秩序方面的聚众性犯罪，如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聚众斗殴罪等。第二类是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方面的犯罪，如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非法携带武器、管制刀具、爆炸物参加集会、游行、示威罪，破坏集会、游行、示威罪等。第三类是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方面的犯罪，如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聚众哄抢罪等。第四类是危害国防利益罪，如聚众冲击军事禁区罪，聚众扰乱军事管理区秩序罪等。刑法关于群体性事件的间接规定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方面的妨害公务罪，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危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各种破坏公用设施性犯罪等，以及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罪中的故意毁坏财物罪、故意伤害罪等。实际上，由于在群体性事件中可能会发生一般性的各种犯罪行为，因此许多罪名基本上都可以看作是刑法对群体性事件所触及犯罪的间接规定。在此意义上，间接性规定并不是针对群体性事件的专门规定。

刑法对群体性事件的直接规定以聚众性犯罪居多。从我国刑法对聚众性犯罪的规定来看，范围涵盖较广，基本能够达到规制群体性事件中的犯罪的目的。在刑法的具体适用上，群体性事件一般可以分为初始原因行为和后续结果行为两个大的方面。如上而言，刑法对群体性事件关注的应是后续行为，特别是在初始原因行为往往是正当利益诉求和意见表达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从后续行为的类型看，基本是聚众扰乱秩序、破坏、袭警类妨害公务型等样态，刑法基本能够对这些行为进行规制，从具体规定看，基本上处罚的是首要分子、积极参加者以及主犯等行为主体。

2.规制“群体性”本身的适用限度

现行刑法基本能够规制群体性事件涉及的犯罪行为，但从群体性事件的特征来看，现行刑法的规定是不够的。从形式上看，群体性事件最大的特征在于群体性，参与人数众多，从近几年群体性事件的现状来看，其规模呈日益扩大之势，人数众多的特征导致了其本质上的巨大破坏性特征。从此点来看，解决群体性事件的出发点即在于“祛群体性”。达到这种效果的方式基本上有两个途径，一是对主要作用者如领导组织者采取措施，即俗语上所谓的“树倒猴狲散”;二是将所有现场参与者及围观者全部驱散。就第一种方式而言，对组织领导者能够起到直接的阻却效果，但对于其他一般参与者及围观者而言，可能并不会自然产生群体解散的效果，有时反而会加剧事件的冲突，“树倒了猴狲未必散”。以第二种方式而言，能够产生最有效的效果，事实上实践中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理中，基本是以第二种方式为着眼点的。但在刑法上并不可能将每一个参与者均定为犯罪者，现行刑法对聚众性犯罪基本上处罚的是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其他一般参加者和围观者等一概不予处理，从刑罚手段的严厉性、调整范围的适格性以及刑法的谦抑性特征看这本是不存在问题的。

聚众性犯罪是刑法中的传统型犯罪，一般而言此处所谓聚众一般是指3人以上，嘲从聚众犯罪的实际来看，在不考虑群体性事件构成聚众犯罪的条件下，与单纯的群体性事件相比较，其规模实际上较群体性事件涉及的人数少的多，在这个现实下，对首要分子、积极参加者等的处罚基本上可以达到处理聚众性犯罪的效果。但对于参与人数往往绝对超过一般聚众性犯罪的群体性事件而言，对个别人员的处理能够有效解决群体性事件是值得怀疑的。从时间上看，群体性事件产生于上个世紀90年代初期，而刑法中的聚众性犯罪早在1979年刑法中既有了规定，从此时间点上看，刑法中聚众性犯罪的条文并不是针对群体性事件专设的，只是由于群体性事件同样具有聚众性特征因而适用刑法既有之规定而已。在这个意义上，我国刑法实际上是不存在关于群体性事件的专门规定的。刑法关于聚众性犯罪的规定旨在解决对正常秩序的扰乱，因而着重于对结果的规制，群体性事件在出现一般聚众性犯罪之结果时当然必须以刑法规制，在没有出现此结果时刑法即无从适用。群体性事件的重点在于群体性聚集特征，解决的重心应在于“祛群体性”，因而以一般聚众性犯罪的规定解决群体性事件势必发生偏差。以“祛群体性”作为解决群体性事件的中心，实际上是以行为为着眼点，从各国刑事立法的现状来看，在行为刑法的立场下，基于“无行为即无刑罚”的思想，对许多犯罪都是以犯罪行为作为处罚对象的，这是目前各国刑事立法的通例，即使对于各国刑法中偏重行为人危险性的规定，各国刑法理论也根据客观主义的行为刑法立场进行解释。从行为刑法的立法方式来看，处罚的主要是行为方式，即以行为作为直接处罚的对象和犯罪成立的要件，而行为的结果只是反应构成处罚必要性的条件而已，在一些罪名中根本无需考虑结果而直接入罪。有时犯罪结果是多样的，甚至是无法确定的。因而单纯以一般聚众性犯罪所要求的结果作为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罚依据，并不符合目前理论之要求和实践之需要。如果说刑法可以对一般聚众性犯罪进行有效规制的话，对于人数更多、规模更大的群体性事件刑法就可能产生力不从心之虞。

由此，刑法对群体性事件的规制必须转向“祛群体性”的解决上来，传统上一般聚众性犯罪的实效是有限的，因而刑法针对群体性事件理应进行相应的改变。如前所述，在群体性事件出现各种扰乱社会秩序或公共秩序且情节严重、破坏或者伤害等具体后果时，适用现行刑法关于各种聚众性犯罪以及各种间接性规定可以处理，能够解决首要分子、积极参加者等各主体的责任。对群体性事件的解决应着重于“祛群体性”，在于处理集合成群体这一聚集行为本身。我国刑法第296条规定，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未依照法律规定申请或者申请未获许可，或者未按照主管机关许可的起止时间、地点、路线进行，又拒不服从解散命令，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对集会、游行、示威的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予以刑事处罚。刑法的本条规定应该是针对典型意义上的集会而言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2条规定，“集会是指聚集于露天公共场所，发表意见、表达意愿的活动”。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及其种类讲，多是突发性的，有些直接是突发暴力性的甚至是刑事性的，这种

群体性事件的“群体性集合”显然并不是我国刑法及集会游行示威法中的“集会”，虽然按照刑法第296条的规定，此种情况下的集会在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时构成犯罪，但这是以群体性事件中的集会达到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为前提的。在没有达到破坏社会秩序的程度，也没有进行具体的破坏或伤害等行为时该如何处理呢?典型的是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刑事性群体性事件一开始就蕴含着潜在暴力，如法轮功分子进行的旨在反政府的集会。二是群体性事件的集会鼓动他人不响应政府号召、抗税等。三是群体性集会现状使居民心生恐惧，产生严重不安感，扰乱社会正常心理秩序。四是群体性集会妨害了他人权利的正常行使或者对一般不特定的对象进行煽动使用暴力或聚会意图为强暴行为或意图为犯罪行为。五是经法定程序许可且按照规定的时间、路线等进行的集会游行，在突发诸如地震等自然灾害的特殊情况下经要求拒不解散的。在这五种情况下，依据刑法规定的一般聚众性犯罪和刑法其他的间接性规定是无法处理的，由于不存在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前提，因而也构不成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由此形成了刑法对此类群体性事件处理的真空。产生此现象的原因即在于现行刑法对群体性事件的规制是以传统的聚众性犯罪作为处罚参照点，以结果作为处罚依据的，因而偏离了群体性事件处理的焦点即“祛群体性”。对上述情况刑法必须转向对行为人的直接集结行为进行规制的方向上来，其并不是一般的集会行为，本身即有潜在的相当危险——破坏秩序或扰乱他人正常生活或行使权利之危险，因而有加以犯罪化的必要。在罪名的选择上，国外的立法如“聚众妨害公众安宁罪”、“集会使四邻不安罪”、“集会阻碍他人行使权利罪”、“聚众不尊令解散罪”、“参与犯罪结社罪”等罪名或许可以借鉴。当然此时处罚的仍然只能是首要分子或进行了具体妨害行为的人。

以集会行为作为刑法规制的对象和前面所言的刑法应关注群体性事件的后续结果行为并不是矛盾的。在通常情况下，群体性事件除维权类外，多具有暴力性，理性程度较弱，这种情况下群体性事件可以按照行为所触犯的罪名直接处罚，刑法处罚的是后果行为，对于维权类群体性事件由于不一定伴有暴力行为，初始行为往往是合法的，对其更应该关注后续结果行为，以集会行为作为刑法规制对象的群体性事件应该是非暴力群体性事件需要，这是由群体性事件的现实特征决定的，刑法由此构成了对群体性事件以集会行为和集会结果均作为规制对象的处罚圈。群体性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会催生出许多新的形式，对于非暴力形式的群体性事件以“祛群体性”为中心，以集会行为作为规制对象必须成为刑法关注的重点。

三、规制的效用限度

1.刑法规制的效用迷信

群体性事件的本质是社会风险动态演化为公共危机过程中的触发事件，其根植于社会的结构性紧张之中，某种意义上，从社会风险到公共危机的转变不仅是风险的放大也是风险的减缩，由群体性事件造成的冲突实际上有利于社会的平稳运行。社会能在面对新环境时进行调整，一个灵活的社会通过冲突行为而受益，因为这种冲突行为通过规范的改进和创造，保证它们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延续。因而群体性事件是社会的常态事件，是一种社会成本较低的利益实现机制，在社会治理经验上也是一种民主政治的法理常识。在功能主义的意义上，群体性事件由专属惩罚性的刑法来处理无疑是不适当的。虽然在群体性事件产生了严重的扰乱社会秩序或伤害、破坏的后果时刑法不得不介入处理，但此时仍然不应将其视为一般的刑事案件。刑事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本质是截然不同的，虽然有持犯罪功能论之观点者，但无疑社会的进步不应通过破坏来进行，这是基本的常识，在此角度看，刑事案件的所谓功能论是牵强的。以公开博弈、集体行动表达利益诉求和宣泄情绪的群体性事件显然不能和一般刑事案件相提并论，刑法的惩罚性本质显然无法解决群体性事件的利益诉求需要，刑法的寻求社会关系之修复性色彩也无法适应群体性事件中民众之情绪宣泄的满足。

从我国对群体性事件称谓的演变来看，从最初的“群众闹事”、“聚众闹事”到“治安事件”再到“治安突发事件”或“治安紧急事件”再到今天的“群体性事件”，基本反应了对群体性事件认识和处理上的祛政治化色彩。政治色彩的逐渐淡化乃至消除，也要求刑法在其中的适应更应审慎。在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今天，对群体性事件的解决必须纳入法治的轨道进行。因此，刑法的适用实际上并不能真正解决群体性事件，实际上也不是为了解决群体性事件而适用刑法的，刑法在群体性事件处理中的角色和在一般刑事案件中并没有差别。既然刑法无法真正解决群体性事件，那么对群体性事件的解决必须防止刑法化的倾向，“祛刑法化”应该成为解决群体性事件时的另一个重要关注点。诸如有组织犯罪等所谓刑事群体性事件，毋宁认为是一般刑事案件为好，并不能将其称为群体性事件。因而刑法对其适用即具有彻底的正当性，“祛刑法化”并不适合此类事件。

2.刑法适用的最后限度

刑法是维护社会关系的最后屏障，具有最后的适用性，这对于群体性事件而言也是适用的。但是在刑法通过处理相关行为的确达到了解决群体性事件时是否就必然应适用刑法呢?换言之，在存在刑法适用的条件下，刑法和其它方式均可以达到解决群体性事件的目的时，是否就要适应刑法解决呢?

群体性事件有其特殊性，其产生从宏观上看具有各种复杂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而利益协调机制失衡，行政执法不当，对公民正当利益漠视，政府信息不透明权力约束缺位等具体原因共同促使群体性事件的突发。因此除有组织犯罪等刑事群体性事件外，并不能将它和一般刑事犯罪相等同。在刑法和其它手段产生相同效果的前提下，首先不应将其作为刑事案件处理，而应采取非刑事的手段解决。群体性事件具有的正常利益诉求和发生原因的复杂性等特征，即使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刑事性特征，也应容许非刑罚手段的优先适用。这并不是故意颠倒刑事案件性质，而是基于刑法谦抑的精神而与渎职舞弊等不处理刑事案件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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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鈜云)

作者：高永明

行政执法群体性事件思考论文 篇3：

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构建探析

摘 要：近年来，群体性事件频发，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我们应提高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化解社会矛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奠定稳定的基础。试图通过分析群体性事件的含义、性质、特征，找出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构建群体性事件的处置机制，进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处置;治理

中国的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也是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的高发期，群体性事件就是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改革进入“深水区”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暗礁”。如何及时有效地处置群体性事件，直接考验着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事关党和政府的威信和形象。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的构建，不仅是党和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更是紧迫任务。

一、群体性事件概述

1.群体性事件的含义

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定义，相关部门和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定义。公安部于2000年制定的《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第2条规定：群体性治安事件是指聚众共同实施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具体包括十种行为。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3条规定：本法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按照社会危害程度、影响范围等因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突发事件的分级标准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确定的部门制定。皮华英在《群体性事件心理分析》一文中定义为：群体性事件是指为了满足某种共同利益或表达某种共同关心而临时聚集在一起的人群实施的集体违反法律、法规和社会规范的行为。陈晋胜、张涛在《群体性事件性质、原因的辩证分析》一文中定义为：群体性事件是指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由一定数量的人参与并形成一定组织和目的的集体上访、集会、阻塞交通、围堵党政机关、静坐请愿、聚众闹事等，并对政府管理和社会造成影响的群体行为。

考虑本文的行文逻辑和研究对象，对群体性事件概念定义为：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导因于人民群众内部矛盾，相同或近似的利益诉求团体所共同实施的诸如聚众集会、游行示威、群体上访、冲击国家机关、阻碍交通等一系列行为，对社会秩序、经济秩序、治安秩序等造成一定影响，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群体性活动。

2.群体性事件的性质

正确分析事物的性质是妥善处理好相关问题的关键。对于群体性事件的性质，笔者认为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表明，我国目前正处于人均GDP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跨越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也正是社会矛盾凸显期。根据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群体性事件的出现并不偶然，它将会是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内社会矛盾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必须在这样的宏观背景和前提下来认识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分析一下近年来各地发生过的群体性事件，不难发现：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主要是由于相关的利益冲突引起的，且不具有普遍性和本质的对抗性，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绝大多数人主观愿望是希望自认为合法的利益得到保护，且目前这类矛盾处于局部性的和可控的阶段。事件参与者的真实意图并非西方媒体所恶意宣扬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取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所以，群体性事件所导致的并不是对抗性的矛盾，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不可否认的是，群体性事件也有个例，一些群体性行为也触犯了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构成了一般的治安违法行为甚至是刑事犯罪，依法必须予以相关的处罚，这也是我们在认识群体性事件的性质时应当予以注意的问题。

3.群体性事件的特征

通过对群体性事件的考察，当前我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一是具有相应的利益诉求。群体性事件一般集中在诸如征收土地、拆迁房屋的补偿、灾难灾害、食品卫生安全、企业改制、拖欠工资、公职人员野蛮执法等矛盾集中点上，因此每一起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尽管有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经济利益的原因无疑是其中最根本的原因，群体性事件参与者也大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相关利益，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二是具有一定的规模。群体性事件都是由一些特定的或不特定的人所形成的群体，他们就是想通过这种群体的规模性来引起相关的部门和人员的注意，达到实现自己相应利益的目的。

三是具有相当程度的组织性。当前的群体性事件，已经由过去的偶然发生、少数人临时起意而演变成现在的具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内部分工明确、有确定的目标和统一的行动。比如有的群体性事件人数达上千人甚至上万人、持续时间为数月甚至数年，因此处理的难度之高、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四是具有公开性。群体性事件一旦发生，就大张旗鼓地向社会、政府等相关部门表达他们的意愿和要求。时间上主要是选择在国家重要的政治活动期间或是国家的重要节日期间，地点上主要是一些公共场所或是政府机关门前或是重要的交通要道，方式上主要是采取公开集会、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拉条幅等过激行为。

五是具有复杂性。群体性事件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参与的主体越来越复杂，工人、农民、复转军人、社区居民、社会闲散人员等都牵涉其中，有的群体性事件甚至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控制或者利用;事件发生的原因越来越复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宗教等问题相互交织，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相互掺杂，很难理清。

此外，个别群体性事件还受到国内外敌对势力一定程度的支持，这些势力唯恐中国不乱，直接插手一些群体性事件，提供资金等物质支持，妄图把个别群体性事件演变成类似西亚、北非的“颜色革命”，破坏我国的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还有一些群体性事件通过互联网进行组织、煽动，事前进行动员、串联，事中进行联络，事后进行沟通，使个别问题扩大化、社会化、国际化。

二、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

根据对群体性事件含义、性质、特征的分析，为我们进一步探究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进而弄清它的规律，为处置机制的构建提供了依据。

1.出于维护自身权益的考虑

我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体制逐渐转轨、利益格局发生变革、社会矛盾逐渐显露，一些民生领域，如征地拆迁、企业改制、社会利益分配、就业、就学、就医等方面处置不公、不当而导致群众利益受损的问题确实不同程度地存在，而一些地方政府违背群众意愿片面追求政绩、不顾群众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群众又缺少相应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从而导致群众对政府产生对立不满情绪，聚积到一定程度便以过激方式爆发，来回应政府和社会，最终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2.出于对政府以及官员行为的质疑

当前一些地方政府以及少数干部的工作作风不正、公权力失范、形象不佳，一些行政执法部门的工作人员不作为，乱作为、执法方式简单粗暴，甚至贪赃枉法，导致干群关系紧张、政府的公信力降低，使群众对政府以及公职人员怀有很深的不信任感。无论政府出台的政策、实施的举措动机、目的如何，公职人员操作、执行的如何，往往都会引起群众的误解和质疑，缺少群众的拥护，从而产生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结果是政府为公众办了好事得不到群众的赞扬和回报，而好事因为缺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也往往办不好，干群关系形成长期的对立化，一旦发生群众不理解或者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没有及时化解，多数会导致矛盾逐渐激化，进而扩大化，极易酿成群体性事件。

3.出于法制环境的不成熟

分析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都和法治有一定的关联。健全有效的法治，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反之，则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目前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党委和政府管得太多，长期以来使民众形成过多的依赖，有问题就找党委和政府解决。又由于我国的法制环境相对不成熟，不仅诉诸法律成本太高，而且由于司法相对的独立性差，解决问题难，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怪现象，群众认为“法大不如权大”，从而导致“信访不信法”、“信上不信下”，有问题就找党委和政府，找的级别越高越有效果。同时，一些越级上访、闹访的人成为既得利益者，客观上误导了一些人认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纠集的人越多、造成的影响越大，解决得就越快、获利就越丰厚。因此，制造群体性事件，自然成为一些人给党和政府施压的有效手段。这说明我国目前的法制建设还远远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需求，也就是说在法律的框架内，尚不能有效地解决社会矛盾纠纷。

三、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的构建

群体性事件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发展过程中所付出的必要的代价，需要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化解群体性事件，使其始终保持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但是，目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处置机制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基于对群体性事件内涵的剖析和对其发生原因的分析，从促进发展维护稳定的角度出发，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机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民众建立畅通的法制化和制度化的利益表达途径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正在积极稳妥地推进，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立民众和政府良性互动的机制。因此，要从制度建设入手构建多种形式的沟通渠道和对话平台，把群体性事件消除在萌芽状态。

首先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切实发挥人大的职能作用。目前我国地方各级人大反映社情民意的渠道还不够畅通，缺乏把最基层民众的声音及时传达上来的有效机制，导致民众的问题堆积在基层。长此以往，就有可能酿成群体性事件。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大多数发生在基层，因此要发挥基层人大的职能，创新人大有关制度，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履行好基层人大对基层政府的监督职能。如果基层的政府和官员能够深入群众，体察民情，按照人民的意志办事，不仅会增强基层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公信力，而且会进一步筑牢化解社会矛盾的基础，从源头上防控好群体性事件。

其次要监督规范公权力的行使，开展廉洁政府建设和公务员队伍作风建设。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政府机关的不作为、乱作为有关，和个别政府官员的贪腐行为有关，和部分公务员的工作作风有关，因此一方面要坚决遏制公权私用、以权谋私、执法腐败行为，防止一些官员因个人私利而与群众的利益产生冲突，进而发生群体性事件;另一方面要改善公务员队伍的工作作风，加强公务员的责任意识，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努力维护民利、改善民生，树立政府的良好形象，使政府有能力、有威信引导群众共建和谐社会。

2.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为民众建立公平的社会利益分配体系

在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利益结构的调整而导致的利益冲突，由于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而引发的社会心理失衡，因腐败现象导致的政府信任危机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严重阻碍。为此，要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改善民生，让民众从经济发展中受益。

首先要严格限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不合理收入。对不合理收入的来源渠道加以限制，把公职人员的收入控制在社会中等水平，不能与工人、农民的收入差距拉得过大，防止引发群众的不满情绪。同时加强财务和审计监督，确保财政拨款用在公共事业建设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等该用的地方。

其次要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进行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通过对高收入的调节，实现二次分配，通过税收、补助的方式将一部分过高收入转移到低收入者手中。并针对漏税严重的情况，完善存款实名制。将有价证券等金融财产也纳入实名制范围，建立个人基本账户和全面的个人收入核算体系，为个人所得税创造完备的稽查平台。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逐步开征遗产税、社会保障税等，充分发挥税收在调节高低收入中的作用，逐步缩小贫富差距。

再次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收入差距的缩小，达到共同富裕。各级政府应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完善失业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尤其要保护社会困难群体和弱势群体。

3.重点推进法律机制的建设，为民众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群体性事件的处理工作异常艰难而复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有效的法律机制。因此，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法律法规，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为群体性事件的依法依规处理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础。

首先要坚持依法处理的原则。柏拉图曾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法律权威，这个国家离覆灭就不远了”。目前在一些地方处置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出现的以言代法、权力支配法的现象，无疑使我们处置群体性事件陷入被动，势必使政府的公信力下降以及依法治国方略价值的贬损。这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法律的统一性、规范性、程序性，使民众能够明确预知自己行为的后果，防止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长官意志”的影响和渗透。依据法律来调节群体性事件能够有效解决矛盾、化解纠纷，为处理同类的事件提供示范的作用。而群体性事件的法律化解决途径可以减少对党政机关的冲击以及对正常工作的影响。

其次要加强有关群体性事件的立法工作，继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群体性事件的处理提供法律依据。一是要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赋予民众应有的基本权利，拓宽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与其“堵”不如“疏”，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形势下，民众的利益多元化，矛盾多元化，需要我们逐步放宽对公民依法集会游行示威的限制，让民众更好地拥有并实现法律赋予的权利，维护法律的尊严，化解民众的矛盾，从法律的角度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二是要继续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群体性事件防治法》，使这部法律更适合我国的国情，为更好地处理群体性事件提供法律保障。

再次是完善我国的信访制度，切实保障民众的合法权益。现行的信访制度与信访工作要求不相适应，未能发挥其应有的职能，面对在基层普遍存在的推脱的现象，信访部门基本是接受来信来访，做一些原则性的答复或是批转下级、其他的部门处理，既缺乏监督又不能直接解决问题。因此，需要改革完善我国的信访制度，缩小信访范围、规范受理的事项，把一些能通过司法或行政救济等其他的渠道解决的问题交由相关的部门处理，减少中间环节，避免矛盾的扩大。同时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力度，创新信访制度。比如一些学者就曾建议把一些归属各个行政职能部门的信访机构统一划归同级的人大或常委会，这样的机构设置既可以更好地实现人大的监督职能又可以避免相关部门互相推诿，更好地实现民众的权益，达到有效防控群体性事件的目的。

四、结论

群体性事件是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产物，是一种不和谐的社会现象，但它一般情况下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防控群体性事件的意义是维护稳定、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方法是立法、司法、行政等手段的综合运用和有效衔接，重点是防止矛盾转化。本文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置机制更多的是从本源上提出一些建议和看法，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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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姚 丽)

作者：吴月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