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到人本经济论文

摘要：《法的人本主义》一文提出“法的人本主义”（又称“人本法律观”），在相当程度上把“以人为本”视同“人本主义”，把法制建设要“以人为本”归结为法的人本主义或人本主义法律观。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科学发展观到人本经济论文 (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科学发展观到人本经济论文 篇1：

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和西方传统人本主义甄别

摘要：人本主义的价值追求具有普适性特征。西方传统人本主义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中就已闪现出人本主义的火花。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思想与西方传统人本主义同为人类文明的伟大理论成果。它们在反对“物本”、“神本”，在肯定人的力量、弘扬人的价值上有相同性，同时也都具有强烈的现世感和社会责任感;但是在“以什么人为本”、在“以人的什么为本”上两者有本质的不同。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是对西方传统人本主义的螺旋式复归，它既是对西方传统人本主义思想的继承，又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发展。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以人为本　西方传统人本主义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全面深刻地阐明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时代背景、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

一、厘清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西方传统人本主义异同的意义

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不同于西方的“人本主义”。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以人为本”成为理论禁区，只要有人提到它，就会被扣上资产阶级思想的大帽子。其实，以人为本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以人为本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古已有之。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早在千百年前，中国人就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强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体现了朴素的重民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和阶级矛盾、减轻人民负担的作用。但是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中的“民”，是相对于“君”而言的，其本质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是实现“得民心、存社稷、固君位、达邦宁”的驭民术，其价值取向是君本位而非民本位。所以。整个社会对这一理论长期疏离和蔑视，导致了长期的实践偏颇，甚至沦落到对人权的轻蔑践踏和对生命的无端漠视(如“文化大革命”)。

人本主义的价值追求具有普适性特征。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唤圃了理论的春天，展开了一场关于人性论、人本主义的争辩，时至今日基本算是尘埃落定。党中央深刻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理解其内涵，即共产党强调的“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群众作为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体，不断满足人的多方面需要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然而，要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如何集中反映了党对广大民众根本利益的热切关注，体现出对生命个体的珍视，就需要厘清科学发展观和西方传统人本主义思潮中“以人为本”的异同。现在，许多人对二者的异同有些模糊，仍有不少人将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与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相提并论;或者有人简单地加以结论：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其实，前者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西方传统人本主义思潮中的“以人为本”是西方文明之果，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中就已闪现出人本主义的火花，西方人本主义思潮中的“以人为本”思想，最初是费尔巴哈强调以人的生理需要的满足为本，后来发展成叔本华、尼采强调以人的意志力量为本，再后来发展到存在主义主张以人的各种情绪体验为本;而后者，马克思不是人本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也不能与抽象的人本主義简单地联系在一起。陈先达先生说过：“坚持以人为本，但要防止误读。”杨华先生曾经撰文指出，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思想与人本主义思潮中“以人为本”思想在肯定人的力量、弘扬人的价值上有相同性。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第一，在以什么人为本上两者有本质的不同，西方人本主义思潮中的“以人为本”思想是以抽象的、一般性的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思想主张以生活在具体历史环境中的“现实的人”为本。第二，在“以人的什么为本”上两者有本质的不同。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思想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本，科学技术是人的综合发展的一个方面、手段之一;科学技术不是万能的，科学技术的作用也未必都是有利于人的发展的，作为人类发展的工具，科学技术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取决于使用工具的人。

由此看来，为了更好地领会党中央“以人为本”的精神，预防在贯彻执行工作中出现对其诠释偏差或者错误，澄清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和西方传统人本主义的关系，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西方传统人本主义的共同点

1、作为人类文明的伟大理论成果，它们与“物本”、“神本”相对立。所谓人本主义，简而言之就是关于人的本质、利益、地位、作用、价值、使命、特性及其发展的学说;物本主义，指的就是片面地追求动物本能欲望的满足的一种思想;而神本主义则强调“神性”与“神权”，在政治上专制，在道德上禁欲，宣扬冥冥中的彼岸价值。

人本主义的滥觞在西方。作为西方文明的成果，人本主义有悠久的历史。普罗太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西塞罗提出“人是最美的”，古希腊人将平等归为人的天性并主张人人平等的“自然说”，柏拉图将理性、亚里斯多德将政治性和社会性归结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本性……西方先哲对人本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而人本主义的建立，是在西方反对黑暗而漫长的中世纪，建立在反对封建特权与宗教神权的至上性基础上的。人神合一的中世纪，神凌驾于人，人的权利和本性、尊严和价值遭到前所未有的摧残。但是，它也在无形中创造并赋予人以神的权利，为复苏人性作了准备和铺垫。当近代资产阶级出现在欧洲的社会历史舞台，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冲破了宗教思想的樊篱，人本主义作为反对中世纪神权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使社会意识发生从“神本位”向“人本位”的转变，对文艺复兴和17世纪科学革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人本主义作为资产阶级的一面激情燃烧的旗帜，使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并巩固了统治地位。

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借鉴了西方传统人本主义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坚决反对“神本”，在高扬人的尊严、肯定人的地位的同时，充分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念，坚持把人的发展作为最终目标，把人的精神、文化素质提高和自我价位实现程度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

2、两者均以人为目的，凸显主体的作用。早在文艺复兴时期，但丁就认为“人类最自由的时候，就是它被安排得最好的时候”，而薄伽丘则宜

称“人类是天生平等的，只有品德的高低才是区分人类的标准”。到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无论是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离说”，还是卢梭的“天赋人权论”，或者是伏尔泰提出的“以人人自由平等为前提、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政治权力才是合理的”都强调以人性反对神性、以人权反对神权、以民主反对专制、以自由反对禁锢，弘扬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到了19世纪，随着思辩哲学在德国的发展，康德喊出了人为自然立法和人是道德立法者的口号，黑格尔更是宣称，要用以绝对理念的运动全面考察和反思人类精神，将人的主体性强调到了极致。“人本主义”核心的思想就是以人为本，一切从人的需要出发，或者讲得更确切一些，人是一切活动目的。马克思主义在科学阐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同时，也指明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规律，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人民群众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创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从而第一次把以人为本的思想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之上，成为指导无产阶级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一项重要思想原则。胡锦涛同志指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人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实现人力资源与自然的最佳配置。

综上所述，人本主义凸显人的主体地位，使人们从各种束缚中摆脱出来，培养人的主体意识，弘扬人的主体性。“以人为本”即强调人是一切活动及社会发展的終极目的和归宿。所以，无论是科学发展观，还是西方传统思潮中的以人为本，都在强调在社会价值体系中，以人民为价值主体，人是一切工作的目的。

3、两者均具有强烈的现世感和社会责任心。人与社会互为基础和前提的。社会发展即是以人的发展为目的。以人的发展程度为价值衡量标准。近代西方人本主义反对迷信、崇尚科学，反对专制、崇尚自由，反对神权、张扬人性，对于反对封建主义、推进人的解放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所以，尽管马克思曾经批判过资产阶级人本主义的抽象性和虚伪性，但是从来没有否定这一理论在人类思想史上的积极意义，更没有否定它对人类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关键在于它具备了强烈的现世感和社会责任心，充满了对人的地位、价值、尊严的关注，虽然这种关注建立在以个人为本位、以实现自我价值为基本追求，在处理人与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主张个人利益至上的。西方传统人本主义的理论，都围绕着人的现世幸福而展开。没有人的全面发展，社会谈不上任何真正的发展。从人性善沦再到“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等观点，尤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人本主义关于“自爱”须以“爱他”为条件，彰显出西方传统人本主义的社会责任感。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前提和核心，它基于对人民利益的关切和人们多方面需求的满足，达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目的。继承了西方传统人本主义这一以“人”的现实的利益、需要。作为理论出发点的思想，它关注民生，解决民困，强调认识和处理问题必须以人民的需要的满足与否为出发点;继承了西方传统人本主义这一将社会环境的改变和处理人与他人的关系视作满足人的需要和发展的前提的思想，将团结友善、关爱他人作为基本内容，更是体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心。

三、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对西方传统人本主义的发展

1、主体的范畴提高到一个更具体和现实的高度。都是“以人为本”，但西方传统人本主义思潮中的以人为本，强调人是抽象的人——更多关注的是人的普遍性、共同性，把人理解为脱离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的生物学的个体。西方传统人本主义的理论前提是共同人性，它强调的人是超历史、超阶级的。同时，人本主义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离开人的社会性，以永恒不变的人性说明社会历史，在本质上是为资产阶级维护统治地位服务的。我们今天强调的以人为本，扬弃了这种考察人的本质的唯心主义视界，它以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作为衡量尺度和标准，以及人的利益、需要、权利满足为基础，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体现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这是它们的根本区别。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是对观察人的这种静态视角的扬弃。强调人是现实的、历史的，是从事实际活动的。具体而言，是指人民群众，在当代中国，就是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者为主体，包括社会各阶层人民在内的中国最广大人民。特别强调当代中国，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首要的问题是生存权、发展权，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都过上小康生活的前提，是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彻底改变生产力的落后状况。因此，具有更全面的理论视角。

2、把关注的“人”的什么，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西方传统人本主义思潮中，更多地强调人的类价值，过多地强调人自身的权利。因为早期的“人本主义”，本身就建立在反对“神性”强调“人性”的基础上，这就是说它强调的主要是个人的人权。这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也就是一墙之隔。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强调的是人民的利益。以人为本的“本”，就是本源，就是根本，就是出发点、落脚点，就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始终坚持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发挥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要坚持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要坚持在全体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走共同富裕道路;就要切实保障人民依法享有各项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满足人们的发展愿望和多样性需求，关心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们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尽管二者皆以对人的权利和价值为主导，但是，西方传统人本主义过分注重和强调人的现实利益。将金钱作为衡量人的价值标准。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扬弃了这种追求人的价值的物欲化、功利化倾向，在价值取向上，是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体现社会主义的人本主义和人文关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3、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是对人本主义批判精神的继承和发展。西方传统人本主义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它提倡人性反对神性，人权对抗神权。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继承了这一理性批判精神。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全部任务和责任，就是带领广大人民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无论是战争年代浴血奋战推翻“三座大山”，无论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是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反省，对当前的形势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前些年，因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而忽略社会协调发展，因过分强调效率而忽略公平，因过分注重眼前利益而导致的长远利益受损，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以人为本”正是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体现出其批判性。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以人为本之所以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因为它回答好了三个问题：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扬了西方传统人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当前中国国情紧密结合的产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责编：若佳

作者：胡　澜　凌保东

科学发展观到人本经济论文 篇2：

对“法的人本主义”的几点质疑

摘要：《法的人本主义》一文提出“法的人本主义”(又称“人本法律观”)，在相当程度上把“以人为本”视同“人本主义”，把法制建设要“以人为本”归结为法的人本主义或人本主义法律观。笔者认为，以人为本的法律观是基于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及其实践为要旨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新发展，而“法的人本主义”和“人本法律观”则是泛带人本主义、民本主义性质的抽象化法律理论，二者的内蕴有着本质差异。与“法的人本主义”意涵相关的“权利优位于义务”和“权利优位于权力”的提法也不尽恰当、值得商榷。

关键词：法的人本主义以人为本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法学

《法学家》杂志2010年第1期发表了题为《法的人本主义》一文，系统概括了“法的人本主义”(或称为“人本法律观”)的“十点”“科学内涵”。该文高度重视和尊重人在法律理论和法治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反对滥用国家权力，强调保障人权与公民权利，很有研究价值和启发意义。但是，这一理论在相当程度上将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视同人本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归结为“法的人本主义”或“人本法律观”，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笔者认为，以人为本的法律观是基于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及其实践为要旨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新发展，而“法的人本主义”或“人本法律观”则是泛带人本主义、民本主义性质的抽象化法理理论，二者的内蕴有着本质差异。此外，关联“法的人本主义”(“人本法律观”)意涵的“权利优位于义务”和“权利优位于权力”的提法也不尽恰当。本文旨在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法学界、法律界同仁对这个关乎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指导思想的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一、“法的人本主义”属于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吗?

什么是“法的人本主义”?该文说“依据‘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指导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可以将其概括为‘法的人本主义’或‘人本法律观’。”[1]文章归纳了“以人为本”亦即作者所认为的“法的人本主义”的十个“丰富而深刻的科学内涵”。[1]从其中的几点来看，作者对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采取不加批判的拿来主义做法，与马克思主义法律观有本质差别。

“人本主义”(Humanism)一词源自拉丁文Humanitas，原指“人性”、“人情”、“万物之灵”。《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Humanism指一种思想态度，它认为人和人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凡重视人与上帝的关系、人的自由意志和人对自然界的优越性的态度，都是人文主义。”[2](p761)古希腊普罗泰戈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14世纪初开始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继承和复兴了古希腊罗马的人文传统，提倡人性，反对神性，主张尊重人的价值，发扬人道精神。西欧启蒙思想家则继承了文艺复兴的人文传统，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等口号。康德更是提出了“人是目的”的哲学主张，反对封建社会制度对人的压迫。这些人本主义思想在历史上已经并可能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不过，人本主义(或称为人道主义)的含义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一个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3](p1)前者是唯心主义的，是应该被批判和否弃的，后者则可以批判的继承。《法的人本主义》一文对两种意义上的人本主义不加区别，以抽象的、神化的“人”为立论基点，并进而推导社会现实，“继承”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本主义，与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有本质的不同，“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根本对立的。”[3](p18)

“法的人本主义”主张的“人是目的”中的“人” 对“人”的社会关系的阶级和利益差异不加分析，是抽象的“人”，是脱离了现实社会关系的“人”，与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具体的、历史的、作为现实的社会关系总和的人不同。马克思在批评费尔巴哈时明确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p60)因此，马克思总是从分析人的实践活动，分析人的现实社会关系(尤其是物质生产关系)来认识人、把握人的本质和人作为目的的，而不是抽象地、空洞地说什么“人是目的，不是手段。”这事实上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原理在人的本质和人性问题上的具体运用，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康德、费尔巴哈等历史唯心主义在“人”这一问题上的根本分歧。然而，该文认为“人是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并进一步认为，“不承认有一般的‘人’，不承认有抽象的人性，人将不成其为人……”[1]然而，这种“抽象的人”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马克思在谈到施蒂纳批判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抽象的“人”时说：“费尔巴哈的‘人’是从上帝引申出来的，费尔巴哈从上帝进到‘人’，这样，他的‘人’无疑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轮。达到‘人’的真正道路是与此完全相反的。我们必须从‘我’，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不是为了象施蒂纳那样陷在里面，而是为了从这里上升到‘人’。只要‘人’的基础不是经验的人，那末他始终是一个虚幻的形象。”[5](p12-13)法的人本主义的“人” 也仍然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轮”。

该文引用马克思写于1843年底至1844年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然而，这只是早期马克思留下的费尔巴哈思辨哲学的影子。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的新历史观即唯物史观是从分析人类社会和社会关系的物质生产属性出发分析人和人性，而不是从人和人性出发来分析人类社会和社会关系，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历史上一切唯心史观的根本区别。“马克思自从找到了他的历史观的新出发点，在研究人类历史的时候从来不从抽象的、笼统的意义上来谈人，他所说的人都是作为社会关系的不同承担者的人，也就是不同的社会关系的人格化。”[3](p13)也“正是从分析社会关系出发，马克思才批判了……人道主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包括批判了马克思曾深受其影响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及其关于人的本质的异化的观点，如他自己所说，‘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3](p13)1845年4月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抛弃了费尔巴哈式的抽象人的议论，并提出了其著名论断。他写道：“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费尔巴哈不是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所以他不得不：(1)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的观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2)所以，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4](p60)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一章进一步对费尔巴哈等的思想做了清算。后来的《资本论》等著作中也再未出现如“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自由是人的一种本性，也是人的一种本质”[1]一类抽象而空洞的议论了。《法的人本主义》一文主张“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等抽象人和人性的议论正是其唯心史观的具体表现。

法的人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法学在人权保障和人的全面发展上采取的实现途径也大不相同。法的人本主义对于人权的保护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诉诸于抽象的人，导致在实践中只能在法律上做出抽象的、空洞的、可随意理解的法律规定，缺乏现实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基础，如西方国家提倡“人人生而平等”，但是不触动现实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从而在现实的社会和经济关系面前难以实现平等，最终仍需通过各种民权运动等改变现实社会关系进而推动实际平等。马克思主义法学对人权保障和人的全面发展则采取现实的态度和路径，主张必须走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从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改造现实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入手，从而具有现实性。

二、“以人为本”的法律观是“法的人本主义”(或人本主义法律观)吗?

“法的人本主义”把“以人为本”视同人本主义，把法的“以人为本”归结为“法的人本主义”，这种归结和概括不符合作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思想。

我们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脱离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和奋斗目标孤立的理解和把握“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思想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一脉相承，如果脱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理解“以人为本”，必然要滑向以“抽象人”为本的唯心史观。“以人为本”应以具体的、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人民为本，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就是无条件地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奋斗。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和“人民答应不答应”，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以及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思想均科学的概括并诠释了“以人为本”思想的具体内涵。“以人为本”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与党的根本宗旨在新时期的创造性概括与提升，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在新时期的新发展，服从于、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把“以人为本”归结为人本主义、把法的“以人为本”归结为“法的人本主义”正是脱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孤立的理解与把握“以人为本”思想造成的错误结果。

“以人为本”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继承与发展，这在《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也有明确说明，“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民”或“人民群众”指的是在特定历史阶段具有特定含义的具体的人，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提出的概念，是考察了现实社会中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制约性的概念。而法的人本主义的“人”却是“作为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撇开历史的进程而孤立的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4](p18)甚至有的学者还以人本主义的抽象人为基础，认为坚持法的人本主义能够超越中西，[6](p518)不知这本为西方的法律传统如何超越西方。

该《决议》还明确指出，和谐社会思想中的“以人为本”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社会主义及其法治建设不能以人本主义为指导，更不能像该文中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者还应当是最坚定的人本主义者。”[1]把法的以人为本归结为“法的人本主义”是该文对“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误读。

三、权利优位于义务?

该文认为“法的人本主义”的内涵之一是“权利优位于义务”。这种权利优位论的实质是权利本位论。

权利本位论认为义务来源于权利、服务于权利，进而主张权利优位于义务，并把人类历史上的法律归纳为义务本位的前资本主义法律、权利本位的自由资本主义法律和社会本位的垄断资本主义法律。

权利本位论认为，权利是目的、义务是手段，义务服务于权利，法律以权利为重心。然而，在所谓义务本位的前资本主义法律中，权利仍然是目的、义务还是手段，义务仍服务于权利，只不过这些法律中的权利不是奴隶和封建佃农、农奴等的权利，而主要是奴隶主和封建主和地主阶级的权利(亦即特权)，因此，说前资本主义的法律是义务本位的逻辑上难以成立。权利本位论还认为权利是首要的，是重心。但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对奴隶阶级和封建佃农和农奴来说当然义务是首要的、是重心，是义务本位，但对占人口少数的奴隶主、封建主和地主阶级来说，义务却是第二位的、次要的，是权利本位的。有学者认为，从奴隶社会的法律来看，奴隶是物而不是权利义务的主体，因而不具有法律关系的主体资格。然而，从本质上说，奴隶主阶级保有的视奴隶为“物”的地位的获得正是因为在法律上确立了其对奴隶的绝对法律权利。再者，如果排除了奴隶的法律主体资格，奴隶社会的法的义务主体就只能是奴隶主和自由民了。这样一来就非常奇怪了：奴隶主阶级竟然把自身确定为法律义务的主要主体。更进一步，如果奴隶主把自身确定为主要的义务主体，那究竟是拔高“义务本位的法”还是贬低这种法就不得而知了。所以，说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是义务本位还是权利本位，应该看是对哪一个阶级、阶层。人类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以来，都因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关系不同而存在国家、民族、阶级阶层和利益等的差异，不存在抽象的、所有人无差别的整体。这种对人及其权利不做具体的、现实社会关系的分析的方法论基础正是唯心史观。

有学者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总的说，法重义务，轻权利，以义务为本位来配置义务和权利。”[7](p140)说“法重义务，轻权利”也应分清是对什么阶级而言：对被统治的奴隶和封建佃农、农奴而言法律是“重义务，轻权利”，对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而言法律则是“重权利，轻义务”。根本不存在对一切人适应的“重义务，轻权利”。如果说这里的“重义务，轻权利”是指统治阶级立法时更多的是从规定奴隶阶级和封建佃农、农奴阶级的义务的角度来制定法律从而保障其阶级利益和优势，那么，说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法重义务，轻权利，也就失去了权利本位论者所主张的重要意义，不能说从义务的角度立法必然导致法律成为统治阶级压迫广大百姓的工具，从权利的角度立法必然导致统治阶级对广大百姓的优待：从权利的角度立法隐含了与之相应的义务，从义务的角度立法隐含了与之相应的权利。因此，只有从前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着重从立法上强制规定奴隶和封建佃农、农奴阶级的繁重义务来保障统治阶级利益才能说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法重被统治阶级的义务，轻被统治阶级的权利。

主张所谓现代法的资本主义法是权利本位的法，这种看法也很模糊。资本主义社会里主要分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家阶级与雇佣的劳动者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是不同的：对资本家来说是权利的，对雇佣劳动者来说却是义务;反之亦然。有人说，工人为资本家劳动的义务是以资本家向其支付工资报酬的权利为前提的。但是，工人所获报酬只是工人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里所创造的价值，这与资本家享有的无偿获取工人剩余价值的权利不可同日而语。资本主义的法律正是以保障资本家阶级对工人的这种剩余价值获取权为中心和基础。因此，说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是权利本位的法，主要是针对资产阶级而言，实质是以资本的剩余价值获取权为本位的法。资产阶级法律反对特权，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确是很大的进步，不过这却以事实上的不平等甚至剥削压迫为前提。可见，资本主义社会的法是权利本位的法的主张有意无意的掩盖了社会和法律的事实真相。无论是前资本主义的法还是资本主义的所谓现代法，问题的关键只在于，从历史上看，在阶级社会里，占人口少数的统治阶级总是把主要权利规定为自己的，把主要义务规定为占人口多数的人民群众的。

该文说，“当官的是管老百姓的，用的手段是法律，法律是用来管老百姓的，老百姓只有遵守法律的义务，权利观念长期以来都非常淡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必然也必须提倡权利优位于义务。”[1]但是这种当官的用来管老百姓的“法律”不一定义务优位于权利：对老百姓是义务优位，对“当官的”恐怕恰恰是权利优位。在这里，“当官的”对涉及本人或本集团的权利观念丝毫不淡薄，甚至把“权利”重视成“特权”。因此，在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也不是权利优位(本位)还是义务优位(本位)的问题，而是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扩大权利主体的范围，均衡地、正确地分配权利义务的问题;是认真学习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反腐倡廉，使“当官的”真正作到“依法执政，执法为民”，“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的问题。

就现实而言，片面地强调权利而轻视义务在一定情形下还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我国近年来频频发生的矿难事件，都与矿主等片面的强调自身的权利而忽视甚至不履行《劳动法》里规定的为劳动者创造必要的劳动条件的义务有关，市场上不断出现的“毒奶粉”、“瘦肉精”等有毒食品也与厂商只顾自己的权利、不履行自身义务与责任有关。

我们应该重视权利，应该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法律应当恰当的分配权利和义务，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要求法律在权利分配上向广大人民群众倾斜，保护弱势群体、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是完全正确的。但简单地、不作阶级分析也不作利益分析地在理论上就贸然提出“权利优位于义务”、“权利本位”的口号，则是不符合实际的、不恰当、不正确的，也是不严肃、不负责任的。

四、权利(right)优位于权力(power)?

该文认为，法的人本主义的另一内涵是“权利优位于权力”，[1]但作者并未对权力和权利作任何科学的界定和分析，就指责他人“把权利看作权力的一部分”、“很多国家工作人员对权力与权利的区别也不甚了解，甚至有些重要文件还多次出现过概念混淆”。

该文认为，“在私法领域，法律主要是调整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在公法领域，主要是规范国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职权和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和职责事实上也是一种法定的权利和义务，[8](p299)不过这种权利和义务是行使国家权力的权利和义务，因此职权与公民或者法人的权利不同，职权同时也是职责，不能抛弃，无论是作为还是不作为的职责都必须履行。而且，主张“在公法领域，主要是规范国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职权和职责的”，但是，如果没有或主要没有自然人和法人的权利与义务作为其保障，又如何实现国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职权与职责呢?

该文事实上是认为“权利”等于“公民权利”，“权力”等于“国家权力”，亦因此，作者本来论证的是“权利优位于权力”，后文却代之以“公民权利优位于国家权力”的论题。

该文说“国家权力——不能将其归结为是一种利益”。但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正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失去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人民就失去掌握自己命运的根本，“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 [9](p19)原因正在于此。

文章还认为“公民的权利产生国家的权力，而不是国家的权力产生公民的权利。”[1]这正是社会契约论的核心观点。社会契约论以抽象的人所订立的契约为基础论证国家权力及法律的产生，而不从现实的社会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入手分析国家权力及法律产生的物质根源，其所运用的正是唯心史观的方法论。然而，纵观历史事实可以知道，我国广大人民的“公民权利”只有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掌握了国家权力之后，才真正有了保证。这种社会契约论的观点怎么可以归结为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以人为本”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呢?

马克思主义坚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对事物做具体分析，对权利和权力问题做现实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分析，而不是一般的、抽象的说权利产生权力。如何分析社会现象正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根本分歧。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先从取得政权开始的。奴隶社会是在奴隶主阶级取得国家权力后才制定了严格规定和保障其权利的奴隶社会法律，封建社会是在封建地主阶级取得国家权力后才制定了严格规定和保障其权利的封建社会法律，资本主义社会是在资产阶级取得国家权力后才制定了严格规定和保障其权利的资本主义社会法律，社会主义社会是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取得国家权力后才能制定确认和保障其权利的社会主义法律。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国家权力是公民权利得以在法律上规定并获得法律保障的前提和基础，谁不掌握国家权力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公民权利。

该文认为，“国家权力是手段，公民权利是目的，国家权力是为实现公民权利服务的。”[1]这也得看是什么样的国家。在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国家权力当然要为保障和实现公民的权利服务，但这并不是因为权利优位于权力、权利产生权力，而是因为它们二者都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关系。不过，权力似乎更接近于社会事实关系，直接表现了实际力量对比，而权利则是被人们根据一定的价值观认为是正当的权力。[8](p300)无论是道义上的权利还是法律上的权利，都是一种力量，一种道义上的力量、至少应是法律上的一种力量，否则权利就是一句空话。历史清楚地表明：要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权利，要尊重人、重视人，首先就必须使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取得国家权力，就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人民民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否则什么“人权”、“人的利益高于一切”、“人的尊严”，都会变成空话。只有在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才能真正做到关心人的生命、尊重人的尊严，才能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创造出人间的奇迹。

五、《法的人本主义》一文有些地方论证逻辑混乱

文章认为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均应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观，“因为人类社会的一切……政策、法律、制度等等，都应当从人出发，都是为人而存在的，都是为人服务的。”[1]因此，法就应该是人本主义的。然而，人类社会的政策、法律、制度有哪些不是最终从人的需要出发、为人而存在并为人服务的呢?即使是人本主义法学批评的所谓“神本”法律，最终也是从人的需要出发、为了人而存在并服务于人的。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只是且仅仅是为了神或上帝等而存在的法律和制度，表面上是为了神或上帝，最终还是为了人自身。所以，法律等不是“应当”从人出发、为人而存在并为人服务，而是它本来就“是”如此。该文后文似乎也意识到了这点，于是说，“社会上的一切制度、政策、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都是为了人的需要，都不过是手段，人才是目的。”[1]的确，从终极意义上说，世界上从来没有“自在”的法律，人类的法律从来都是人制定并为人而存在的，在这个问题上人一直是目的，并不是等到世界上有了法的人本主义之后法律才变成了人的目的。奴隶社会的法律是奴隶主阶级制定并主要为奴隶主阶级这些人的需要服务的，是奴隶主阶级的手段;封建社会的法律是封建主和地主阶级制定并为封建主和地主阶级服务的，是封建主和地主阶级的手段。在这里，真实的问题不是法律和制度是不是人制定并为人服务的，而是从什么人出发、为什么人服务。

这种从抽象而空洞的人及其需要出发论证的法的人本主义与研究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及其需要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的法律观有本质差异。如果从抽象的人及其需要出发，认为法律的产生、作用、价值和属性等均源于人的需要，法因此就该是人本主义的法，法学就该是人本主义的法学，那么，试问人类发展至今社会科学的哪个学科和社会制度与法律不是为了人的需要而产生、发挥一定作用、具备一定价值和属性的?人类生活的哪一个方面不是产生于人、为了人的?以战争为例，战争也是因人的需要而产生、为人服务的。德日等发动二次世界大战，是为了满足其统治阶级的需要而产生、具有其认可的价值而发挥作用的，战争的主体、关键和目的都是人，只不过这里的人具有历史现实性，是具有一定阶级、利益、国家与民族等差异性的人。如果按照“法的人本主义”的论证逻辑，那么侵略战争也可以变成为“以人为本”或人本主义的了。

六、结语

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不能归结为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本主义，“以人为本”的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不能归结为“法的人本主义”或“人本法律观”。从总体上说，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新时期的新表述和新发展。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与其辩证法和历史观不是互相割裂、互相分离的，而是统一的。我们应该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和历史观的基本原理的高度来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而不应把历史上各种各样的人本主义和民本主义思想不加批判地视为“以人为本”。我国的法学研究和法治建设必须坚持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而不是其他。

主要参考文献：

[1]李步云：《法的人本主义》，《法学家》2010年1期。

[2]《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6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3]胡乔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人民出版社，1984。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

[6]聂鑫文：《法律现代化与人本主义：超越中西》，《法律文化研究》(第一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7]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8]孙国华：《法理求索》，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

[9]《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

作者：方 林

科学发展观到人本经济论文 篇3：

弱势群体保护的人本主义诠释

[摘要]当下中国的人本主义发展理念的生成与弱势群体问题有着内在而深刻的关联，人本主义是弱势群体保护的根本性哲学基础与现实出路。人本主义蕴涵了弱势群体保护的价值追求：人是目的;廓清了弱势群体保护的道义基础：社会平等;明晰了弱势群体保护的发力源泉：国家责任;标示了弱势群体保护的有效路径：共享发展。人本主义语境下弱势群体保护的实质是对现代性危机的破解，其理念是对科学发展现的诉求。

[关键词]弱势群体保护;人本主义;现代性悖论;科学发展观

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的一句沉思之语——“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将人树立为世界的中心，人本主义由此滥觞。但人本主义绝非智者们天马行空般的抽象宣泄，而是有着深切的现实依归。以此视之，当下中国的人本主义——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生成与弱势群体问题有着内在而深刻的关联，人本主义是弱势群体保护的根本性哲学基础与现实出路。对这一命题从理论层面与实践路径作出证成和阐释，将有益于我国弱势群体保护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一　人本主义的精神意涵

(一)人的价值高于一切

人是世界的最高价值，这已为人本主义传统所不断倡言和阐明。在古希腊，普罗泰戈拉深刻指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自然哲学由此肇始向人学的转向。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热情赞叹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启蒙运动以降，康德提出，人是目的;费尔巴哈倡言，人是人的最高本质;黑格尔强调：人间最宝贵的事就是成为人;霍尔巴赫天才般地指出，“在所有的东西中，人最需要的乃是人。”马克思主义也承认，人的价值是终极的：“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社会主义者首先是人道主义者，有着深切的人文关怀。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说到底是一种关于人的学说，它表现了对人的生存境况的深层关切和和终极眷注。毛泽东也说过，世界万物中，人是第一宝贵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最为天下贵”、“人贵于物”、“生命无价”的理念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谚语，都彰显了人的价值的至高无上。

所谓人的价值，是指人在对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中所具有的意义。它包含了两个层次，即萨特哲学所称的人的自在价值与自为价值。自在价值意指个体存在对于人自身的意义，也即满足自身需求的自我价值;自为价值意指个体存在对于社会和他人的意义，也即满足社会角色需求的社会价值。这表明人是主体价值与客体价值的有机融合，区别于也高贵于自然和神所仅仅具有的客体价值。因而，在人本主义的视域图景内，人的至高无上的优越和中心地位是无可质疑的。“人是尘世的上帝，……只有人才能使万物以他为中心交织起来”。

(二)人是目的不仅是手段

人的最高价值应被阐释为绝对目的。人是目的，这被康德看作是人类实践的最高准则，是一条绝对的道德律令，是近代西方“人本”思想的核心命题与经典论述。在康德看来，人是一种双重存在，作为自然存在物，服从自然法则;作为理性存在物，服从理性法则。自然法则和理性法则可以通过人的知性和理性发掘出来，“知性为自然立法”，“理性为自身立法”。人自己立法自己遵守，因而在本质上是自由的——只有自由者才能规定自己的目的，确立人的“自在目的”。如果只是把人当作实现目的的手段，人就没有真正的自由。

康德由此得出一个伟大的结论：“每个有理性的东西都须服从这样的规律，不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自己和他人仅仅当作工具，而应该永远看作是目的。”“人是一种价值载体而非任何功利的载体”，没有一个人可以合法地被用来当作实现另一个人目的的手段而放在天秤两端加以考量，哪怕是已取得当事人的同意或自愿。

在此基础上，康德进而提出不能不把整个自然界也看作以人为目的。“如果没有人类，整个世界就会成为一个单纯的荒野，徒然的，没有最后目的的了”。“是人的生存所能唯一借以有其绝对的价值，而且与之有着关系，世界的存在才能有一个最后目的”。这个最后目的应当是人而不是任何其他。

(三)尊重人格和人的主体性

坚守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的信念，就须尊重人格和人的主体性。人格表征着人之为人的根本意义和价值指向。人格指“人之为人的主体性自我确证及意识自觉与人之为人的根本性质的历史价值规定的现实获得”。简言之，人格意味着一个人作为人被承认和使人成其为人的权利与资格。

人格尊严首先在于生存价值意义上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给个人以充分的生存机会与选择。即是说，存在着一系列不可侵犯，不可让渡的基本人格权——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等，必须得到肯认与维护。这是人格命题的绝对命令。人格尊严还在于社会存在意义上的主体性认同。人格是在主体相互承认的环境中被赋予，它离不开交互主体场域中双方的共同认同和担保，并通过这种主体间性而成为现实。离开主体间交往场域，或在此中不被当作人，仅当作工具，人格尊严将无从谈起。

人格尊严的本质是“自为存在的意志”。尊重人格和人的主体性实际上就是要尊重人的自由行动，使人在世界当中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達到自我实现。人的存在具有内在与外在的双重属性，尊重人的主体性和人格不仅意味着把自己当人看且理解为人，更要把他人当作人或尊重他人为人的意向性行动。国家和社会因此需要自制。一方面，不恣意干涉每个人都拥有能为自己所独立支配的私人空间——任何替代的判断都将导致人的自由的沦丧。另一方面，国家和社会应当保障把人当人看，而不仅被当作工具。

(四)承认人性保障人权

承认人性保障人权是人本主义的本质意涵，是人本主义传统的主旋律，是坚守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信念的基本诉求。人性意指人之为人的内在特性或本质的规定性，它是人的自然本性与社会本性的结晶体。

承认人性首先意指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尊重。人首先是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其次意味着对人的社会本性的尊重，人始终存在于社会之中，社会生存的竞争与合作需要每个个体都充分享有自由、独立及平等，促进自我发展。一个很自然的结论是：人性的首要法则就是维护自身的生存。应当对人性予以深切关怀，尊重和满足理性人对自我维护和自我利益的合理欲望，反对“存天理，灭人欲”，让作为类和个体的人获得充分而全面的发展。

人权是人之为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在人本主义语境下，主体性构成人权的内在底蕴，主体性的活动要求确认人的内在价值，而人权就是人的价值的确证方式，因此保障人权就成为人本主义客观实现的制度化途径。基于人权的普遍性且在道德上永远不可剥夺，人性、人格、人的尊严由此获得有力保障。在人权的视界里，每一个人都是“大写”的人——仅仅因其为人，就应享有普遍的被平等对待

的权利，就应被同等尊重，而反对以人群区分。

弗拉斯托斯说：“在一个以人权为基础的社会里，至少有某些权利不可避免地……属于任何人。这些就是建立在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基础上的权利，它们与人们的各种……品质完全无关。”现代社会，国家对人权负有尊重、保护、促进、实施的不可推卸之责;在更深刻的层面上，人权成为公民防范国家权力独裁、专制、滥用、侵害的利器。

二　人本主义语境下弱势群体保护证成

(一)人本主义蕴涵了弱势群体保护的价值追求：人是目的

人本主义认为人的价值高于一切，人是世界的惟一尺度，在任何时空维度内，人应当且仅能被当作目的和主体对待，而非功利性的手段和客体。在人本主义视域中，世界的意义是由人来赋予和定义的。离开人的存在和发展，整个世界就成为一种主体“空场”的世界，这种纯粹“物”的存在，其本身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而现代工业社会出于对生产力和资本增值的迷信，盲目追求物质财富，见物不见人，人被异化为功利考量的工具，主体性价值和人格尊严严重扭曲;高度分工的社会生产和最大逐利的市场经济又加速了社会分化的极端化趋势，作为社会政策的功利牺牲对象，弱势群体大量生成，相对贫困持续扩大。

人本主义下弱势群体保护的价值追求就是实现人的工具性价值向目的性价值的全面回归，纠正视弱势群体为社会发展必然代价的谬误理念，“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易言之，也就是要重新树立弱势群体存在同强势群体一样的终极目的性和人的主体性，除却强势群体的遮蔽阴影，承认并尊重弱势群体同样是具有自我内在价值和享有基本人权的“大写”的人。

对于国家而言，应当始终恪守人是价值载体而非功利载体这一诫条，国家不能以公共利益和经济发展需要的借口将任何公民作为功利牺牲的对象而得到辩护。康德说：“人本身就是目的这一价值可以制约统治者应该如何对待其臣民。政治必须服从道德。没有哪个统治者可以逃避人民依据权力原则对其公共和私人行为加以评判，无论他如何千方百计地编造理由和借口在实践上规避它。”

(二)人本主义廓清了弱势群体保护的道义基础：社会平等

人本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公设：人生来都是平等的——“人是目的，应每一个人都是目的”，都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同等高贵。同时，每个人对于文明社会形成的基本贡献从都是独立的“社会的缔结者”以及人权乃“凡是人就应享有”而言亦是平等的，因而都有权从社会获得平等回报和保障。弱势群体作为“缔约股东”和人权的应然享有者同样有权获得普遍的平等对待与关怀。

德沃金指出，每个人都应享有良善的个人生活，且这种个人生活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因此国家就应当对每个个体特别是弱势群体以平等的关切与尊重，确保每个人的人生都获得成功而不被漠视、虚度和牺牲。社会的不平等不仅会伤害到弱势群体对于良善生活的享有，甚至也会伤害从不平等中获得资源利益的强势群体。“主人和奴隶都是囚徒;平等为两者打开了枷锁”。

人本主义下弱势群体保护所要求的社会平等首先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即社会弱者享有与社会强者同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然则仅有形式平等，弱势群体的“弱势”特质仍会被淹没在抽象的普遍人格之中，反而导致了广泛的社会不平等，因而必须实现从形式平等向实质平等的转向。

实质平等通过限制强者的经济自由以及保障弱者的社会经济权利对作为弱者的“人格发展所必须的前提条件进行实质意义的平等保障”。这样一种形式上不平等的分配之所以是公正的，是因为它能够确保弱者获得同强者同等的尊严，有利于个体间的真正平等，“不平等”恰是为了平等。形式平等构成人本主义视野下社会平等的前提，但实质平等才是保护弱势群体的关键所在。当然，实质平等并不意味着要一个平均主义社会，不能对社会的基本自由造成妨碍，否则将会削弱社会发展的活力。

(三)人本主义明晰了弱势群体保护的发力源泉：国家责任

人本主义认为，人的目的价值实现与主体人格确立需要国家强力的帮助，特别是在人本主义制度化体现的人权保障上，国家更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弗格森指出，现代政府的本质就是为个人提供固定的地位和尊严。弱势群体虽然处于社会底层，但亦是社会基本构成部分，享有每个人均应享有的基本人权;由于社会或自身因素导致其不能维系作为人的基本尊严时，国家有义务通过各种途径帮助弱势群体恢复能够确立其基本尊严的背景条件。

在社会契约论看来，人民之所以愿意将自然权利让渡给国家是因为他们确信国家能够保障每一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并获得更多的福祉，而弱势群体的存在本身就表明国家对于契约义务的背反以及国家责任的缺位。国家只有对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予以切实保障，才能够从底线意义上体现出对个人缔结社会的基本贡献和人的种属尊严的肯定，也才能够从最实效的意义上为社会的正常运转确立起必要的条件。由此，人本主义直指国家合法性：人的生存与发展应成为国家权力存在的正当理由;弱势群体保护是国家的基本职责。

根据挪威学者艾德的观点，这一基本职责可以体现为四个层次。其一，尊重，即国家必须尊重弱势群体的基本自由与选择，且这种尊重相对于强势群体是平等和不歧视的。其二，保護，即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受到或可能受到侵害时，国家有义务予以救济或提供保护，且保护本身意味着禁止国家对弱势群体人权的任何形式侵害。其三，促进，即国家有义务促进弱势群体借以享受法定权利和自由的条件与机会。其四，实施，即在缺乏其他可能性的前提下，国家有义务直接提供给弱势群体依据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所享有的诸种自由，保障其权利的现实享有。

(四)人本主义标示了弱势群体保护的有效路径：共享发展

人本主义认为人是类存在与个体存在的复合体，个体的自由发展型构了生机勃勃的类的发展，而类的发展反过来又极大地促进了个体的自由发展。易言之，个人发展构成社会发展的基础，而更广泛和更自由的个人发展却离不开对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弱势群体的产生往往是因为社会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作为代价来追逐经济增长，人本主义恰恰是要改变这种不公平的发展模式，结束一部分人的发展以另一部分人的牺牲为代价的社会功利主义的做法，让弱势群体也能够分享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成果。

从原则上说，“人本主义”的“人”，是指“人人”、“每一个人”，不能局限于只以“多数人”，或以“极大多数人”为本;“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是为了所有的“人”，而不仅仅是少数优先富裕起来的“人”。著名学者何祚麻先生尖锐地诘问道：“有什么理由将社会经济的发展只惠及大多数的人，而不去惠及全体人民及其每一个人呢?”

人本主义所标示的共享发展路径符合社会分配的帕累托最优原则，即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易言之，如果现状的改变使得一些人的福利增加却导致另一些人的福

利有所减少，就不能说是理想的变化。共享发展要求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充分注意逐步提高弱势群体的生存水准，实现强者的发展和弱者的生活改善同步进行，避免“一边是财富的增长，一边是贫困的积累”的“零和”发展。此外，让弱势群体充分参与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也有利于社会整体满足程度的提高。根据“边际效用”原理，定量的发展成果给予社会弱者的快乐要远远大于给社会强者所带来的快乐，对弱势群体的倾斜性分配能够极大地提高社会分配的总体效益。

三　人本主义语境下弱势群体保护的实质与理念

(一)人本主义语境下弱势群体保护的实质是对现代性危机的破解

文艺复兴和启蒙運动所倡导的人的理性使世界得以重新认识人的主体性价值，也为工业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思维框架，并构成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但理性的滥用却导致了现代性危机。所谓现代性危机是指在追求以物质文明为主要表征的现代化的进程中，人类理性的严重扭曲——关注手段与强调效率的工具理性过分张扬，而关注主体和生存意义的价值理性和人文精神旁落，以至手段反转为目的，人的尊严及意义丧失;人类创造了“工具理性”，但却反过来消解了人的主体性，造成对人性的异化，走向人生存意义的反面;“财富积累了，人却堕落了”，造成“人的内心的崩溃”，进而导致政治、经济、信仰等各方面的总体性社会危机，这也就是所谓“现代性的悖论”。现代社会异化现象包括“劳动产品的异化，也即物对人的统治;劳动活动的异化，即劳动成为外在的、强制的、被迫的谋生活动;人的本质的异化，即人丧失自由自觉的类本质;以及人与人的异化”。此外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列菲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等，都对现代化造成的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进行了严厉地批判。

弱势群体的大量出现是现代性危机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凸显。与工具理性及其对科学技术高度关注而生成的科技理性相伴随，资本扩张和以物为本强势地导致了人为物役。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资本最大逐利的竞争性运动，奉行物竞天择、肉弱强食的“丛林法则”，个体在竞争中被异化为逐利工具。市场竞争的“马太效应”使初始竞争中的失败者在后续竞争中成为弱势群体并与强势群体的差距持续扩大，却被视作经济发展进程中理所当然的代价，遭受制度设计、法律配置和公共政策上的三重歧视，产生典型意义上的弱势群体。

现代性的悖论呼唤一种根本的解决之道，作为当代中国的人本主义和社会发展理念的以人为本在这种语境下应被定位于一种对现代性负面后果的对治和反拨，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现代性支配下的近代以降社会文明模式的质疑与反思。人本主义语境下的弱势群体保护目标是要将社会弱者在现代性演进中“丢失”的主体价值重新找寻回来，将其从资本竞争工具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重新确立处于弱势状态中的每一个个体的人格尊严与生存意义。在这个意义上，人本主义语境下弱势群体保护的实质是对现代性危机的破解。这种破解突出表现为对以物为本的修正与对人的救赎，而对人的救赎又突出表现在对弱势群体的救赎上。因为，现代性的各种弊端在弱势群体身上往往体现得更加明显、更为集中、也更为深刻。

(二)人本主义语境下弱势群体保护的理念是对科学发展观的诉求

马克思曾把社会进步概括为三个历史阶段：一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个人直接依附于一定的社会共同体。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人身依附关系获得了解除，但“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依然存在。三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阶段：人摆脱了对人和物的依赖，社会关系不再作为异己力量支配人，人们获得全面自由。

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进步的第二阶段，即“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阶段。弱势群体的产生及其与强势群体的对立恰恰是源于对物的过分追逐所导致的“人的异化”的出现。弱势群体保护的人本主义理念在此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通过现代性危机——社会分化和冲突——弱势群体保护人本主义理念的萌发这一内生逻辑，目的在于以人文关怀普照经济社会发展，破解、整合“人为物役”下的社会分化而引发的利益冲突，型构和谐与均衡之发展。在此意义上，人本主义成为弱势群体保护的哲学基础与根本出路，弱势群体保护是人本主义题中应有之义和目的归依。

传统发展观崇尚做大馅饼、以经济增长克服贫困的信条，结果在馅饼做大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何清涟指出，“缺乏人文精神的经济发展，在利益的角逐中人们将不再受到自制、理性、公正、博爱等精神的约束，只有对金钱赤裸裸的无耻追逐，这样的发展就算是暂时获得了效益，但充其量只是一种残缺的发展。”科学发展观反思并摒弃了这种“唯经济增长论”的恶的发展模式，提出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模式。发展是第一要义，但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人始终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和主体，发展为了人，依靠人，经济发展不能遗落人。“不能忘记舞台和演员的关系，不能让条件淹没或压倒了主角。”这也就意味着不能遗忘弱势群体，他们一样是发展的目的和主体，不能以牺牲广大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相反，尊重弱势群体的主体地位是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每个人都依赖于一种合作体系，没有这种合作，所有人都不会有一种满意的生活，利益的划分应当能够导致每个人自愿地加入到合作体系中来，包括那些处境较差的人们。”如果弱势群体得不到社会的平等对待和特别保护，他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对社会不满程度上升，进而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化。因而，以人为本的重点须放在让弱势群体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上，放在改善他们的弱势处境上，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以人为本就是以社会弱者为本。

显然，人本主义语境下弱势群体保护与科学发展观有着深刻而内在的契合，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强烈诉求与现实运用。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开启了一个时代的《共产党宣言》中预言：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时，就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之时。它提醒当下的我们保持清醒而富有人文关怀的思索：当弱势群体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时，也就是实现全面小康与和谐社会之时。

作者：赵　迅　刘焕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