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哲中国化分析论文

摘要：在我国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学者都会对历史上发生的一些概念或者事件进行推理和分析，从而产生新的见解，以全新理念推动现代社会的发展。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马哲中国化分析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马哲中国化分析论文 篇1：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化：何以需要及如何可能

摘 要：实现“马哲原理”改革的基本方向应该是中国化，而不是“去原理化”，中国化是体现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实践性内在同一的现实要求和选择。民族化是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基本形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为“马哲原理”中国化创造了经验材料和历史基础。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世界历史意义，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和人类的21世纪发展为历史背景等等，构成“马哲原理”的中国化的现实条件。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化;何以需要;如何可能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以下简称“马哲原理”)中国化何以需要及如何可能?这个问题首先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批判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过程中产生的，如有人提出“马哲原理”要进入“后原理”时代，[1]“马哲原理”教学如何中国化等。[2]“马哲原理”如何既是中国的又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是学术界和教育界共同关注的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际问题。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马哲原理”教科书的现行的两种做法是：一、将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思想和观点杂糅进“马哲原理”的相应部分，如将中国古代的“五行说”等放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部分，将“知行”说安排在认识论(或实践观)部分等等。这种做法即学界所批评的将中国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的皮相注解;二、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等作为一个具体内容放置在哲学原理的某一部分中进行阐述，如将思想路线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特征(中国化的表述是“精髓”)的论述之下，将群众路线放在认识论或历史观的后面，等等，这实际上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原理”的“实例”和论证。虽然这种处理方法突出了“马哲原理”的科学性，但因中国化的实例地位而没有“协同”其意识形态性，因而意识形态性陷入抽象，不能得到合理发挥，意识形态性和科学性在教科书里仍然是“两张皮”，二者的功效都没有得到切实的发挥。我们认为，“马哲原理”的发展方向是中国化。本文就其两个前提性问题即何以需要及如何可能展开讨论。

一、“马哲原理”是否需要中国化

首先，从“马哲原理”内在逻辑的民族化外推机制产生的理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来看，其中国化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马哲原理”的中国化这种提法本身是否合法?从提问本身来看，似乎既然是“马哲原理”，理所当然地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化理论体系，而且这种理论体系也应该具有普遍真理性，这种理论自身只有在与各民族国家实际的结合性运用过程中才会产生理论的特殊性问题，而由此产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是普遍真理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应用形态。这种应用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因其具有民族特殊性，而且由于其与民族实践的政治动员相适应的高度政治性，因而不具备哲学原理的一般性质，只能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或思想方法，它仅仅是哲学原理的证明。长期以来，这种原理与应用形态的区分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在结构。这种结构的优势似乎在于维护了“马哲原理”普遍真理的所谓理论纯洁性，但弊病表现为所谓的理论纯洁性实际上演变为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和僵滞，阻碍了党的思想解放，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因脱离各民族国家实践而重新走上形上之路，进而被逐渐边缘化和陷入严重的理论危机。这种西欧原生态的非中国化的“马哲原理”教学也走入了死胡同，哲学的教学成为简单的知识教化，丧失了其本有的理论激情和鼓舞人心的科学力量。此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实践因中国的落后与不发达所产生的经验更具“特殊性”，“马哲原理”在中国具有这一非常“特殊”的经验基础。因此，必须正视由马克思主义内在逻辑的民族化外推机制所产生的理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要使这种辩证关系真正统一起来，中国化就是其内在逻辑的必然。

其次，从“马哲原理”的历史性产生和传播过程来看，“马哲原理”的中国化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众所周知，“马哲原理”是前苏联搞出来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目的是为了让无产阶级及其人民群众特别是共产党员及其领导干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基本原则和理论体系。“马哲原理”的基本内容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为了使其具有哲学理论的体系和内容的完整性，在理论上做了加工和创造，增添了许多旧唯物主义的合理内容以及人类历史上先进的文明成果。历史地看，虽然“马哲原理”体系的弊病很多，但在以世界革命观念为人类普遍意识的那个特定时代，它的积极作用是不容抹杀的。但是，“马哲原理”在进一步历史性实施过程中被泛政治化、教条主义、僵化，根本原因在于脱离时代，没有与时俱进，特别是其内容基本上仍然停留于马克思的时代，其僵硬的板块结构和抽象空洞的表述方式也没有得以基本改变。正如黑格尔哲学其神秘保守的客观唯心主义理论体系窒息了其辩证思想方法的革命作用一样，“马哲原理”同样出现了内容陈旧妨碍了科学世界观的革命性力量的历史性展现。中国基本上继承了前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及其风格，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也有修修补补的变革，但“马哲原理”的体系、结构和功能定位没有根本改变，其普遍真理的“神圣”形象至今仍然耸立着。因此，现行的“马哲原理”实质上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纯粹形态，而是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苏联在革命和建设需要的促动下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原理”的形式苏联化，我们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需要将其中国化，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再次，将“马哲原理”中国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结构矛盾由对立走向理论生态和谐的必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中国化并将继续中国化，“马哲原理”却因各种目标诉求冲突未能相适应地中国化，不仅落后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而且没有与中国化实践进展同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和中国化实践进展或只能作为“马哲原理”被证明的逻辑继续，或仅仅作为一种理论参考。在这种情况下，“马哲原理”实际上被“先验”化了，这个版本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偶像化形态。而在中国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形态”、“学术形态”和“中国化形态”的内在分立的特殊的理论景观，它们之间的现实关系更多的是矛盾对立而不是和谐统一，这种状况实属不正常。马克思主义(包括其哲学)的理论运作虽然在学术领域可以有不同流派的对立，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是正常的理论现象，但在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其依归于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和生产的实践而应该呈现和谐的理论生态景观，至少应该形成相对统一的良性互动、真诚批评、共存共进的生动活泼的理论格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版本”、“学术版本”和“中国化的(实践)版本”没有形成合理的内在辩证性，彼此相对独立又缺乏互动交流，甚至因为没有站在同一个历史平台上等原因产生隔阂而无法实现正常的思想整合，而“马哲原理”及其教科书长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版本”批判的靶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形态”虽然“挤进”了教科书，但远不是与“马哲原理”的内在融合与同一的中国化，只能屈居一隅作为“马哲原理”的应用或例证哲学。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哲原理”的中国化不是一个概念，二者不能等同视之。正是因为“马哲原理”坚守非中国化的世界化原则，使其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矛盾的主要根源。“马哲原理”中国化将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结构矛盾由对立走向理论生态和谐的必然。

二、改革的方向不是“去原理化”，而是“中国化”

面对“马哲原理”的弊病和困境，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用“哲学导论”或“哲学概论”取代现行的“马哲原理”，事实上出现了一些这类的自编教科书。这种观点姑且称之为“去原理化”，其目的在于提高哲学的学科教育水平，深化其哲学内涵和强化其哲学修养功能，弱化其意识形态和知识教化功能，即所谓的“转识成智”，由服务于政治的知识哲学回归真正的爱智哲学。这种解决办法有一定可取之处，但根本的问题在于不能取消“马哲原理”。“马哲原理”的合法性根源于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国家，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我们社会发展的根本利益所在，因此不能因噎废食。这里的问题实质还不是一个称谓的简单置换，而是排挤、限制甚至根本取消“马哲原理”。这种解决办法只能是进一步地让哲学的教学远离现实完全遁入纯粹的精神王国。这种哲学教学所导向的不可能是化理论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的哲学诉求，因而不仅没有面向实际特别是中国的现实需要，而且与国情不符，也不可能行得通。另一种观点就是“后原理”化——“首先要转向以原著为根本的治学方向，实行教、研、学以读原著为主，以其他为辅”，“头脑要与实践同行”，“需要大力提供创造性并反对教条主义”[1]。这种方案的目标在于解决现行的“马哲原理”教科书中马克思缺席和对马克思原典的扭曲与变形的状况，有其合理性。但是，其问题又在于“马哲原理”仅仅局限于读懂马克思是远远不够的，虽然它必须体现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如果要忠实于马克思原典，那重点不仅在于将其再现于“马哲原理”中，而在于将其当代化特别是中国化，让马克思与时代同行、与我们共在，实现对现实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切实的理论观照。“马哲原理”以读原著为主，固然能够从马克思那里得到深刻启示，但并不能顺理成章地将马克思原著的历史背景由19世纪的革命和战争的西欧跃进为21世纪的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中国和世界。如何与我们的现实世界深层次地内在对接，便成为真正的难点和关键。问题由此翻转过来，21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应该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研究对象和基本内容，其研究的成果及其理论的体系化就应该是符合现实需要的“马哲原理”，而“马哲原理”的中国化也就成为一种现实需要和可行的选择。

“马哲原理”的教学界则普遍认为，“马哲原理”教学的现实效果不理想，固然有教科书的诸多问题，但教师自身的素质特别是其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的不足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种看法似是而非。“马哲原理”承担着意识形态、哲学学科和教学实践的多重价值目标，要把这三者很好统一起来是不容易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确是将三者统一起来的重要环节。我们通常对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解是，比较抽象或理论性较强的学科比如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在教学环节都要以现实世界中的实例来印证某一教学内容，以便于学生理解和消化。这种做法对提高教学效果毫无疑问是有益的，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特点。但是，“马哲原理”的教学所要求的理论联系实际却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有根本区别，虽然“马哲原理”的教学并不完全排斥举实例的理论联系实际。“马哲原理”的理论联系实际不是狭义的，而是与原理体系内在一致的理论联系实际，因而它就不是单方面的教学要求和方法，而是理论体系的内在性要求和特质，即“马哲原理”的内容是理论自身与现实生活实际的内在同一。而要实现这种同一，要求理论仅仅“联系”实际是远远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理论自身的当代化现实化生活化通俗化。因此，长期以来机械地强调“马哲原理”教学要理论联系实际实质上是“马哲原理”自身没有中国化现实化的内在矛盾外化的扭曲反映。与其说“马哲原理”的教学要理论联系实际，不如提“马哲原理”自身要实现中国化。当然，即使已经中国化的“马哲原理”及其教学，同样也完全不排斥针对具体的理论内容的实例，“中国化”的实质是基本内容的中国实际化。

中国化是“马哲原理”保持科学性与实践性内在统一的现实选择，只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哲学原理教学，才能避免抽象空洞的意识形态说教，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切实统一起来，真正起到树立科学世界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提高哲学修养、转识成智、化理论为社会主义实践的实际功效。改革以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将科学性视为根本特性，不同程度上忽视其实践性。虽然不是完全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但科学至上的“马哲原理”观念使其实践性服从于科学性而变得抽象化，而其科学性由于缺乏实践性的历史张力也成为抽象的科学性，这种科学性实际上是“敌视人”的。改革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转而重视实践性，形成了实践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阐释，解放了思想，也解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然而，新的问题是将实践性置于科学性之上，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阐释则是流于随意和散漫，其科学特性反而越来越模糊。“马哲原理”教科书较大幅度增加了实践观的部分，其哲学基础的确得以丰富和巩固，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及其整体性阐释无论是在内容、结构和体系设计上都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教育在缺乏科学性的基础上是难以内化为人们的理想、信念和科学思维方式的。因此，对于“马哲原理”的中国化来说，仅仅是形式化的中国化看似适应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需要，实则是不彻底的。只有哲学实质上的中国化，才能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真正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需要，才能使接受者感受到共产主义理想中国化的现实性，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与实践性真正统一在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化信念才能真正树立起来，成为一种自觉需要。只有“马哲原理”的科学性和实践性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实际内容，才不是抽象的，才能真正起到转识成智、化科学世界观为思想方法论进而化为自觉的实践观念，最终化为社会主义的实践力量。只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化的哲学原理，才能将科学功能与意识形态功能融为一体，避免抽象化的理论陷阱。

三、“马哲原理”中国化的现实可能性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实践在“冷战”结束后越来越明显地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的基本实践形式，而全球化的主导力量仍然是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实践的历史情势在可见的未来还不具备条件。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实践和学术研究具有现实的合理性，作为“原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应该适应民族化的社会主义实践要求而与这一现实需要相吻合，完成自身的理论转型。固守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哲原理”，只能与这个多样化的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现实世界越来越远离，这在理论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世界的历史使命也是不相符的。更何况，在社会主义还未成为普遍的现实以前，这种原理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地具有科学感召的理论力量，它的主要功能在于激起人们的革命热情和共产主义理想，因而理论的抽象性根源于理论自身的科学性。在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实践的历史条件下，“马哲原理”的科学性具有了直接现实性的实践基础，深刻地观照与自身具有同一性的社会主义实践理所当然地是其理论使命，其历史使命也就相应地转变为如何建设好社会主义，如何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思想方法和理论指导。因此，不关注具体的社会主义实践及其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马哲原理”只能是徒具虚名，其实名是“形而上学”。

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使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产生了不同于19世纪的全新认识，对其哲学上的反思需要“马哲原理”中国化。社会主义在中国特色的实践中成长和壮大起来，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中国化的理论认知与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基础上的科学社会主义具有怎样的内在一致性，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什么，等等，等待着哲学作出反思的回应。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时间还太短暂，哲学上的反思还因为没有历史长程的距离感而变得不可能或十分困难，故哲学应逃避火热的现实生活遁入抽象王国进行纯粹理论逻辑演绎，陷入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的境地。实际上，哲学的反思并不是后思。[3](P117)历史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时刻要求与现实同行同在，唯有如此才具有彻底的批判精神。对现实的观照是其基本指向，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品质的基本常识。还有一个相对照的事实，即毛泽东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典著作《实践论》、《矛盾论》，正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革命斗争经验和教训的哲学升华，这段历史也并不长。可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行像《实践论》和《矛盾论》那样的哲学总结，是理论发展的现实需要，也符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规律。我们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期待中的“马哲原理”的中国化理论体系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新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以及其他现代西方优秀文明的中国化成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化的新形态的建构奠定了丰富的经验材料基础。这正如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近代法国的历史学理论等都构成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的直接经验科学分析材料一样。“马哲原理”的中国化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的科学性具有坚实可靠的思想基础。伟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形态的不断推陈出新，为“马哲原理”的中国化奠定了一定的现实基础。

最后，“马哲原理”的中国化正是当代世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方法看以全球化为扩张形式的资本主义，以中国为方法看整个世界和人类的合理选择。如果整个世界的革命情势的消退让人们似乎越来越看不清人类解放的前途的话，“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却给了人以鼓舞和信心。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经验”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想之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4]，世界期待中国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能为解决全球的现实问题和人类的长远发展承担更多的责任、作出更大的贡献。因此，以中国作为方法、以世界作为目的，或者中国和世界互为方法和目的，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人类在21世纪的发展趋向和理想构图的现实参考。中国经济的又好又快的可持续发展，中国解决贫困问题的经验，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将对整个人类世界具有重大的积极的现实意义，带领人类走出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惯性”和困境，实现和谐世界。朝着共产主义方向迈进，将仍然是人们的可理解和可把握的现实期待。因此，“马哲原理”中国化也是实现其世界化的现实选择。

参考文献：

[1]胡为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现状、与前景——一种走向“后原理”的探讨[J].哲学研究,2005,(1).

[2]朱荣英.谈谈如何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然性问题[J].天中学刊,2001,(1).如何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意义[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3]汪信砚.当代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4][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想与中国经验[J].教学与研究,2005,(10).

责任编辑:仲犸

作者：姜喜咏

马哲中国化分析论文 篇2：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时代内涵及实践路径

摘要：在我国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学者都会对历史上发生的一些概念或者事件进行推理和分析，从而产生新的见解，以全新理念推动现代社会的发展。比如在我国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部分的内容是广大学者经常讨论的一大话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套经典的理论，主要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这类理论可以分析当前社会中存在利益冲突的一些群体，帮助他们更好的来解决冲突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对于我国也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所以本文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时代内涵以及具体的实践路径来进行探讨。

关键词：马哲中国化 时代内涵 实践路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应该着眼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与具体的社会建设，针对于实际的革命或者建设问题展开探究。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代社会，不同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看法都是不同的，所以对于这一热门问题，大众也展开了广泛的探讨，不同的学者也针对于这一内容展开了深入研究。

一、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概念及产生原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要包括两大根本性的内容，首先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个性相结合，用于指导我们中国的革命和具体的建设。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还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我国的传统哲学文化之间的一种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强调了批判继承我国的一些传统哲学文化，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中国社会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形成了一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让我国的一些传统哲学思想得到了转换。

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大方面，首先是从我国当时的国情进行分析，因为我国在近代发展阶段力量微薄，所以为了改变我国的社会现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先进知识分子提出国人必须要追求现代化的先进思想，帮助我国走出困境，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是出于当时我国的政治背景而产生的。其次，在当时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中国和西方的交流变得愈发频繁，所以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也开始向西方看齐，而当时正值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对于帝国主义的统治进行了有力的抨击，推动了当前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对那些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所以在那种时代背景之下，中国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认为自己必须要革命才能够走向繁荣，因此那时的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用于指导革命。最后一点，因为中国的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存在着一些共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在中国的哲学思想里面涵盖了朴素唯物主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觉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的哲学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这些原因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产生。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历史研究

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渐渐进入中国，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历程也并不平稳，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历史。

(一)马哲思想开始传入中国

首先是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传入中国，在1919年出现了十月革命，在十月革命出现并且取得胜利之后，中国人民开始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革命起到的促进作用，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渐渐传入中国，当时我国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号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比如当时的李大钊、陈独秀、艾思奇等人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他们通过印刷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来对大众进行宣传，扩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率。

(二)马哲思想发挥精神力量

先进知识分子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初步普及之后，马克思主义也渐渐得到了运用。到了1927年，我国进入了动荡时期，在此后的20年间，我国经历了很多的战争，不管是他国的侵略战争还是我国的内战，都让当时中国的发展受到了明显的阻碍，所以在这种内忧外患的背景之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发挥作用。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发挥了精神性的作用，彰显了独特的精神鼓舞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初步应用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多部类著作，进一步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得到了初步的运用。

(三)马哲思想的曲折性发展

在经历初步的应用阶段后，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了曲折的发展期，在这一阶段，我国出现了许多次的哲学大论战，比如在建国初期照搬苏联模式最后却以失败告终，到了后来走向了历史唯心主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变得模式化和庸俗化，形成了斗争哲学范式，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顺畅发展。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不同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看法都是褒贬不一的。

(四)马哲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最后一阶段主要是从1978年开始，这一阶段我国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紧密的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理论创新，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讨论和研究的问题形成了一种多元化的局面，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比如正在这一阶段讨论了“以人为本”的哲学问题，阐述了“求真务实”的哲学思想，对当时的社会起到了促进作用。因此在这一阶段，我国对传统的哲学进行了反思和批判，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理论上面的创新。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路径探析

针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产生的原因以及具体的发展历程，我们从中也受到了启迪，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我们应该要立足当前我国的发展实际状况，从实际状况进行考虑，更加灵活的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解决实际问题，并且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不断发展，探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实践路径。

(一)吸取经验教训，解决现实问题

首先，在新时代的背景之下，我们在现代社会中应该辩证的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因为不同时代的需求存在明显的差异，我们不能够完全的照搬观念，应该立足于现实社会的实际问题来进行考虑。首先应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吸取教训，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因此对于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而言，我们必须要严重反对相似的情况出现，针对于当代的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重大理论和现实性问题，我们应该着力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进行研究，注重研究与当代人类实践相关的一些现实性问题，重视现实意义。在展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要考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否贴近当代广大居民的实质需要，不要将其变成字面的理论或者是毫无现实意义的真理，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要解决实事，为广大群众人民排忧解难。

(二)结合文化特性，吸收优质内容

其次，针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路径必须要结合我国的传统文化特性，进一步彰显我国的文化精神，不能够完全为了迎合时代趋势而忽视了文化的本质内容。我国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宝贵传统文化，所以当代在展开马克思主义哲學中国化的过程中不能够摒弃我国优质的传统文化内容，应该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内容和我国的传统优质文化之间进行紧密的联系，将二者进行有机的融合，形成更为优质性的中国特色文化内容，产生更具明显的文化教育意义。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应该从多方面进行考虑。我国历史上的传统优质文化具有明显的包容性，所以才能够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我国不断的得到发展，因此在当前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并不能够完全地去学习那些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而是从文化的角度进行考虑，将一些具有传承价值的文化融入到其中，打造出更加具有特色的哲学思想体系。通过这样的方式，既能够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还能够让我国的优质文化经久不衰。

(三)丰富发展内容，注重理论创新

最后，在时代不断进步的背景之下，创新是我国发展的根本趋势，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够更加的迎合不同时代的需要，所以为了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实现，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之下，必须要结合时代背景进行理论创新，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之期并不顺利，也经历过曲折发展期，正是由于当时的理论创新才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在现代化的背景之下，我们更需要引起重视，在不断创新的基础之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渐渐转化为我国所特有的一种优质性内容，我们需要不断地针对于当前的社会现实以及社会未来的发展进行考虑，更加深入地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内涵，在时代发展的背景之下对其展开创新，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能够进一步体现我国的内在精神，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进。

结束语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对我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实质性的作用，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但是在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之下，我们应该要不断地更新理念，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将其赋予新的时代特色与内涵，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发展中能够进一步体现我国时代发展的特性。我国应该不断的进行创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前的社会现状之间进行联系，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进一步突出中国特色，促进优质文化的传播。

参考文献：

[1]黄旭.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时代内涵及实现路径[J].黑河学院学报，2018，009(006)：47-48.

[2] 徐盼龙.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现路径[J]. 今日湖北(中旬刊)， 2012， 000(001)：7-8.

[3] 康来云.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的实现路径[J].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 2011(1)：116-121.

[4] 付康， 王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内涵与实现路径[J].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 2010(2).

作者：周慧

马哲中国化分析论文 篇3：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的关系

摘 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儒学虽然不产生于同一时期和国家，但是在现代中国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者的关系是不可避免要面对的。本文试着分析了两者的相通之处，主要以方克立先生的马魂、中体、西用理论来研究二者的关系，最后论述了方先生马魂、中体、西用理论的意义和价值来说明其理论更加符合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儒学;方克立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当代的主导意识形态，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化缺遗失了很多。现代社会儒学该怎样完成现代化的转型?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开花，除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改革开放以及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需要之外，还要与中国悠久深厚的优秀传统哲学有直接的联系。接下来我将论述一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儒学的想通之处。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儒学的相通之处

1.马哲的实践观和儒学的知行观

现在很多西方国家的研究者都称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实践哲学。认识是实践的前提和基础，而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唯一的检验真理的手段。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说了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于认识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在中国儒学中并没有实践这个具体的词语，但是存在着知行合一的思想。这里的知，在孔夫子那里当名词有时会指智慧，而行就是具体的躬行实践，知行合一则是由宋代的王阳明提出的。有句诗“力行而后知之真”，就是强调实践的重要作用。

2.以人为本思想和民本思想的相通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物质的、精神的创造者，指出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力量。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奋斗的目标是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中国传统儒学中，自尧舜禹起就非常很重视民本思想。孔子的仁者爱人思想，孟子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儒学的民贵君轻的重民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观点人本思想具有相通之处。

3.对未来社会的预想具有相通性

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标是经过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现的社会。”儒学也曾经预想过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在大同社会中老有所养，幼有所长，大道之行，选贤与能，讲诚修睦，等等这样的大同社会中人人平等。可以看出儒家的大同社会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有很多相通之处。

二、方克立先生的马魂、中体、西用观点以及与现代新儒家的比较

马哲与中国儒学的关系，是建设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不可回避的问题。现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新兴的读经热等这些都表现了对儒学的重视，那么当代儒学处于什么地位呢?

方克立先生认同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把马哲和儒学相容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思想。这里的“魂”用的很好，即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地位，又很重视传统儒学，作为我国文化意思形态的魂。中学为体，强烈体现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方先生强调这里的中学是指”有着数千年历史传承的，经过近现代变革和转型的，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活的中国文化生命整体”。最后的西学为用，我们需要向外学习先进的思想、科学技术等有价值的东西，吸取闭关锁国的教训。

其实在马哲与儒学的关系上，主要的观点除了方先生的相互融合共存思想外，还有很多学者主张相互对立思想。新儒学的很多代表人物比如牟宗三、杜维明、唐君毅等很多知名的学者都不赞同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马哲在中国就是“夷夏之辨”，只有摆脱这种束缚才能恢复本位文化。针对现代新儒学，方克立先生承认其文化价值，但是他认为现代新儒学是民主文化危机的产物，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强烈的寻根意识，有具有现代性根据西方思潮。

对于大陆新儒学以南蒋庆北陈明中有康夫子为代表，虽然他们三人的侧重点和具体观点不一样。与大陆新儒家相比较而言，方先生观点有很大的优势。首先，大陆新儒家的观点太过激进，不具有现实实现性。马魂中体西用的观点能够发挥自身优点具有很大的现实实用性，能够在我们现代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发挥儒学的教化作用。其次，社会变迁的步伐不会停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很清楚的认识到规律的客观性。我们已经不可能回到四书五经时代。最后，方克立先生承认了中国哲学的合法地位。这样既承认我们新中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所共同努力创建的成果，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一系列贡献，发扬中国传统儒学的精华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一个是主一个是辅都能得到发展。

三、马魂中体西用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马魂、中体、西用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首先，马魂中体西用论促进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发展。毛泽东同志开始结合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接着邓小平同志的中国改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理论飞跃。而方先生的马魂为主思想，是结合传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和发展，是坚定的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其次，马魂、中体、西用论促进了中国儒学的新的发展以及传统儒学的复兴。儒学发展到现代新儒学主要是用西方的哲学框架或诠释方法来解释中国古代儒学。方先生的理论就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向把现代儒学走向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又不失儒学的主体性，又体现了当代人们的新的需求。让儒学成为显学状态，对现代儒学的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对传统儒学则是取其精华，舍其糟粕，合理的继承，辩证的对待，这也为复兴传统儒学起了很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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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文(1991～ )，女，山東省，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 ，中国哲学专业宋明儒学方向。

作者：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