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货币政策分析

中国的货币政策分析（共8篇）

中国的货币政策分析 篇1

[116]刘玉红.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高铁梅.吉林大学,2007.本文以中国的货币政策为研究对象,通过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转轨时期货币政策有效性进行了分析,主要的内容如下:(1)利用时变参数模型方法,构建了中国的动态货币政策乘数和中国的总需求曲线,分析了当前中国存在“高增长、低通胀”现象的成因;(2)估计了中国的动态IS—LM—BP模型,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的货币政策在调节国内外均衡方面的效应;(3)详细论述了中国当前的货币政策存在多渠道传导的现状,构建了中国的三元素、动态权重的货币条件指数,以刻画中国的真实货币状况;(4)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的几次主要的货币政策操作,基于西方经济理论构建了以需求为导向的小型中国宏观经济联立方程模型,并对中国的货币政策进行了情景分析;(5)在对中美两国货币政策的构成元素、传导机制进行了翔实的比较分析后,建立了中美两国的四变量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中美两国的货币政策效应的时滞和大小进行了比较分析。

中国的货币政策分析 篇2

改革开放的成就是巨大的, 这是我们分析中国经济的基础和出发点, 任何时候都不能否定!然而,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 中国经济经历了巨大波动, 随后经济持续显著下滑,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伴随着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增大, 现在必须要更多地依赖于货币政策, 才能承担起启动内需, 促进经济增长以及调整经济结构的历史任务。由此, 货币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就成为了当今中国经济领域研究的重点。

一、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理论前提

1. 货币的性质。

自17世纪以来, 人们关于货币到底是“中性”还是“非中性的”的争论已有400年的历史。我们则认为, “货币非中性论”更接近真理。原因有: (1) 中央银行的存在就已经表明, 货币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不是中性的。 (2) 凯恩斯革命以来, 政府干预在经济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手段就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这两大政策的最终实施又是依靠货币来实现的。

2. 货币供给的性质。

“货币供给究竟是内生变量还是外生变量?”。主张货币供给是内生变量者认为, 货币供给由收入、储蓄、投资、消费和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决定, 中央银行难以控制。主张货币供给是外生论者则认为, 货币供给不是由经济变量和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决定, 而是由中央银行控制。我们则认为货币供给兼具有外生性和内生性。二级银行体制的设立就表明货币供给是既具内生性有又具外生性。

3. 菲利普斯曲线的价值。

菲利普斯曲线于1958年问世以来, 围绕其的争论从未间断过, 正是这种争论推动着菲利普斯曲线的研究不断前进。菲利普斯曲线真正的价值在于其对国民经济运行态势的勾勒。所以中央银行应该深入研究短期菲利普斯曲线, 并根据其走势针对性的实施货币政策。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货币政策是否能够发挥作用取决于其本身, 以及宏观经济环境。

二、建立衡量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计量经济模型

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有利率和货币供应量。中国经济正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 利率还没有完全市场化, 因此选取货币供应量作为解释变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 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既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于货币政策的目标。那么, 为了观测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我们完全有理由选择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作为被解释标量。

本文选取了1998年~2015年第一季度的数据来分析我国货币政策的效力大小。1998年~2015年第一季度的M2和GDP变动的散点图 (单位:%) 如右。

从散点图大致可以看出随着M2增长率的增加, GDP增长率也有所增加, 近似于线性关系。为了分析GDP增长率随着M2增长率变动的的数量规律性, 可以考虑建立如下简单的线性回归模型:

根据Eviews8.0的回归结果, 我们可用规范的形式将参数估计和检验结果写为:

所估计的参数a=9.5422, b=0.7137, 说明M2增长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 平均来说GDP增长率会增加0.7137个百分点, 这与预期的经济意义大致相符。但是该模型显著性不明显, R^2=0.1337, 可决系数很低, F检验值仅为2.4696。

三、原因分析与政策建议

原因:

1. 我国的货币政策存在有时滞效应。

弗里德曼认为, 时滞效应对于货币理论与政策有重要意义。对于货币政策来说, 由于时滞的存在, 它经常导致对货币政策效果的错误解说, 也往往导致货币政策的错误决定。因为货币变动的作用并没有同时发生, 货币政策就被认为是无效的。

2. 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受阻。

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集中造成的系统内自上而下的资金“逆流动”对货币政策特别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的影响是致命的。

3. 国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低。

货币政策能否发挥作用以及作用大小, 完全取决于国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

建议:要提高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其根本在于改善货币政策发挥作用所依赖的经济运行环境。

四、总结

2014年以来,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2015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增长7.0%, 创下近年来最低水平, 这又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应该说, 由于目前财税体制改革尚处“引而未发”状态, 制约了财政政策的操作空间, 此时创新性货币政策可以部分承接财政政策的结构调整功能。展望2015年, 我们认为, 结构性货币政策将会继续推进。同时财税制度上也要有“壮士断腕”的魄力, 适应新常态, 引领新常态。

摘要：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这又是一个历史转折点。由此本文选取了19982015年第一季度的M2和GDP数据, 来分析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关键词：货币政策,理论基础,货币有效性

参考文献

[1]黄达.金融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2]崔建军.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M].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6.

中国的货币政策分析 篇3

关键词：非传统货币政策；影响；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2008年雷曼倒闭后，美联储为应对金融危机，实行非传统货币政策，投放大量流动性。美联储非传统货币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效果怎样？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又如何?本文基于经济变量时间序列的特点，建立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本文主要从美联储的非传统货币政策对美国通胀及失业的影响等方面分析该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从该政策对中国通胀影响等方面分析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二、研究现状

现有对非传统货币政策的研究主要針对早期日本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及此次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及其实施效果。

对于日本，多数研究者从考察政策实行后日本一系列的经济指标的变化情况，例如：考察货币、金融指标、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化，分析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对于美联储，现有研究普遍认为美联储的政策有助于稳定金融体系，但是刺激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作用有限。

基于现有研究，本文依据美联储实施非传统货币政策后的美国经济数据及相关的中国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三、样本数据

样本数据选取从2007年1月到2012年4月的月度数据，美国的经济数据是根据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数据库资料整理取得。中国的广义货币供给M2存量数据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库资料整理取得，中国CPI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库资料整理取得，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数据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库资料整理取得，中国出口数据根据商务部数据库资料整理取得，路透社商品价格指数CRB数据根据和讯网财经日历数据库资料整理取得。

四、美联储非传统货币政策影响的实证分析

模型中使用的所有数据都经过季节调整以消除季节因素影响，模型滞后阶数采用AIC与SC最小原则。统计分析用EViews软件处理。由于篇幅所限，以下实证分析中略去VEC模型结果，只分析由估计模型得到的脉冲响应图。

（一）美联储非传统货币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分析。

（1）美联储的非传统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及失业的影响。稳定物价和促进就业是货币政策的两大目标。建立2个VEC模型分析美联储实行的非传统货币政策降低失业和通货膨胀的效果。

模型：模型选取3个变量：有效联邦基金利率，记为EFFR，通货膨胀是对数形式的城市消费者消费物价指数，记为LNCPI，失业率记为UER。首先，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LNCPI，UER是I（1）序列，JJ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水平存在1个协整向量，因此估计如下形式的VEC模型：

Dyt=αβyt-1+■ΓiDyt-i+εtt=1，2，…，T

（1）

其中，yt=（EFFRt，LNCPIt,UERt）′，α，β分别是调整参数矩阵和协整向量矩阵。

分析由模型得到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图1中，a图中，联邦基金利率变化对通胀有正冲击，说明低利率稳定了通胀。b图中通胀变化对失业有负冲击，说明低通胀伴随高失业。c图中，联邦基金利率变化对失业有增强的负冲击，说明低利率没有降低失业。d图中，失业变化对通胀在4期内有增大的负冲击，说明较高的失业率降低了通胀。

模型2：模型2选取的3个基本变量分别是货币供给量，采用对数形式的M2存量，记为LNM2，通货膨胀是对数形式的城市消费者消费物价指数，记为LNCPI，通胀预期采用美国密歇根大学通胀预期，记为MIE。建立VEC模型，yt=（LNM2t，LNCPIt,MIEt）′。

分析脉冲响应图。图2中，a图中M2变化对通胀有正冲击，说明增加货币供给量，长期内通胀水平上升。b图中通胀变化对通胀预期有较正冲击，说明美国现期低通胀，使通胀预期水平较低。c图中M2变化对通胀预期初始冲击为负，但很快变为正，说明货币供给量扩张提高通胀预期。d图中通胀预期变化对通胀有正冲击，说明通胀预期水平提高会使通胀上升。

（2）美联储的非传统货币政策对利差的影响。

模型选取3个变量，对数形式的货币供给M2存量，记为LNM2，通胀预期，记为MIE，期限利差采用美国10年期固定期限国债利率与1年期固定期限国债利率之差，记为TSP。估计VEC模型，yt=（LNM2t，TSPt,MIEt）。

脉冲响应函数图分析。图3中，a图中M2变化对期限利差有正冲击，说明扩张货币供给量没有降低期限利差，反而由于担心未来通胀水平上升，期限利差扩大。b图中，期限利差变化对通胀预期有正冲击，说明期限利差扩大提高通胀预期。c图中，通胀预期变化对期限利差的冲击影响为正，说明期限利差是通胀预期的反映，通胀预期水平上升会扩大期限利差。

（3）美联储非传统货币政策对信贷的影响。选取3个变量，有效联邦基金利率，记为EFFR，对数形式的美国商业银行贷款总额，记为LNTLOANS，对数形式的美国城市消费者消费物价指数，记为LNCPI。建立VEC模型，yt=（EFFRt，LNTLOANSt,LNCPIt）′。

分析脉冲响应函数图。图4中，a图中，利率变化对贷款有正冲击，说明低利率能够刺激信贷扩张。b图中，贷款变化对通胀有负冲击，说明信贷扩张没有提高通胀。c图中，通胀变化对贷款初始冲击为负后转为正，说明低通胀促进信贷扩张。

分析中国食品安全政策 篇4

钱贵

我国食品安全政策的目的就是要保证社会食品环境的安全，在某种程度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第一，食品安全政策的实施保障了食品的安全，保证了社会公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通过实施各项食品安全政策，建立了以食品安全标准为基础的科学管理制度，有效地解决了当前食品安全管理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使各监管部门的职责更加明确，有效防止、控制和消除食品污染以及食品中有害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危害，预防和控制了食源性疾病的发生，从而切实保障了食品安全，保证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第二，促进了我国食品工业和食品贸易的发展。通过各种食品安全政策的实施，更加严格地规范了食品生产经营行为，促使食品生产者依据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在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中重质量、重服务、重信誉、重自律，对社会和公众负责，以良好的质量、可靠的信誉推动食品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市场不断发展，从而极大地促进我国食品行业的发展。同时通过制定食品安全政策，还能树立我国重视和保障食品安全的良好国际形象，有力推动我国对外食品贸易的发展。

第三，各种食品安全政策的实施加强了食品立法力度，建立健全了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制度。尤其是这两年开始实施的《食品安全法》，通过法律的强制力有效解决了食品安全问题，切实解决了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问题，保障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其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业法、动物防疫法、农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互相配合相互补充，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制度，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食品安全政策虽然一直都在发展完善中，但是现行的食品安全政策仍然暴露着以下几点弊端。

一、我国食品安全政策的法律效力不够，我国的食品安全管理缺乏一个合理的.有效率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制化管理与国际水平有着不小的差距，我国的食品法律体系的框架结构有待进一步科学化、合理化、制度化。虽然现在出台了《食品安全法》，但仅凭这个就想改变整个食品安全现状是不可能的，要有一个配套的相关的法律体系，来保证食品安全现状不再恶化。

二、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与国际标准不接轨。有调查显示，我国食品安全标准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比例仅为 23%，如我国允许的“农残”量要高出美国数倍，有危害的“植物奶油”在我国没有强制性的限量标准，我国的原料奶每毫升含菌量 200 万个的标准得不到国际承认。()又因为标准的表龄太长，且对标准的复审不及时，由此造成了很多国家标准的水平都低于国际标准，以至于某些在中国属于安全的食品在国外都属于不合格产品，这就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出口贸易情况。例如，我国为 136 种农药制定了在产品中的残留标准，而 CAC 在美国和欧美分别为 395、489 和 1176种。

三、对商家的处罚较轻，根本达不到处罚的效果。目前对食品犯罪的处罚过轻，不足以威慑犯罪。这不单单是法律规定的测量标准与测量问题，同时也关系到法律以外的因素，如法律本身是否受制于长官因素，是否受到部门利益以及地方利益的影响而扭曲。相比法律本身的因素而言，可能社会层面的因素更多一些。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扶植一些实力强大的企业，可以说不惜代价，要钱给钱，要政策给政策，甚至还牺牲掉民众的消费权益、健康权益等，这种全方位的支持在刺激企业发展的同时也普遍养成了霸王心态，为了追求利益而根本不顾企业责任与社会道德。回头审视着名的奶粉企业三鹿的倒台，可以很清楚地发现，推动这一结果的，实际并不是法律本身，而这正是中国食品安全政策的可悲之处。

中国的货币政策分析 篇5

摘要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政策与中国农村土地的经营方式从原来传统的农户小规模经营逐渐向集约程度高的大规模的农地规模经营方式转变的趋势关系十分紧密。前者农村土地流转政策虽然不是什么新政策，但是在最近几年中，该政策对很多中国部分农村地区的生产带来了新的生产经营方式，为中国农村土地的规模经营提供了政策支持与发展方式。本文主要介绍了我国现阶段，尤其是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政策制度以及该政策制度下的农民利用农村土地时出现的种种问题，以及我国土地流转政策的一些背景理论，我国农村土地规模经营的主要组织形式及其发展方向趋势，土地流转与中国农村土地规模经营趋势下产生的或者可能产生的一些新问题，最后是在此趋势演变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如，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关系，演变要以耕地保护为前提条件，规模经营也要走可持续发展的路线。

关键字：土地集约经济土地规模经济农地规模经济土地流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我国现阶段的土地政策制度

就全国而言，主要为农户小规模经营的一家一户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三十多年前，这一制度将一度几近崩溃的中国农村经济从生死线上拉了回来。然而随着我国近三十多年改革和开放的历史，我国的农村生产力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以及农业乡镇企业的发展，在部分东部发达地区，传统的小规模农户经营的模式已经渐渐地不适应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这些不适应主要表现为：1农户耕地面积过小、地块分散，尤其是在丘陵以及山区等地区，地块较为破碎，这和我国的地形特点有一定的关系。我国的地形分为三级阶梯：第一阶梯主要包括青藏高原，柴达木盆地；第二阶梯主要包括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四川盆地，云贵高原。第三阶梯主要包括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江南丘陵，山东丘陵，辽东丘陵。除去因为热量条件不足以及现有条件不能开发的耕地，我国的耕地主要集中在第二阶梯的部分平坦区域以及第三阶梯的平原和丘陵地区。所以我国的一大基本国情就是人多地少，尤其在东部城市化飞速发展的地区，农业耕地被侵占严重。由于农户耕地面积过小、地块分散，个体农业主很难及时调整作物结构，来适应市场，土地利用的劳动集约程度高而科技以及资本的集约程度低，且每家每户的土地较为分散信息交流速度很难更上市场信息的变动，很难将最新的农业技术以及科技文化进行传播和应用。2部分农户经营的项目并不是以农业为主，他们将农业视为副业，所以，在经营管理上，土地也以一种低效率的粗放经营进行着，甚至存在抛荒的现象，这是一种对宝贵土地资源的浪费现象。3与不以农业为主业的农户的比较下，一些具有专业技术且善于经营农业土地的农户很难得到足够的土地来实施土地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以上为我国现阶段大部分地区施行的农户小规模经营的劣势。

但毕竟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毕竟十分有限，而且部分地区低下，现阶段的土地政策，主要指小规模的农户经营，仍然是适应我国大部地区的土地经营形式。因为与其适应生产力的地方也就尤其现阶段的优势所在：1以单个个体农户为单位进行土地经营能够调动农村劳动力的积极性，这点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经验证了。2就像上面提到的我国土地现状，我国土地较为分散、破碎，以农户为单位进行小规模的经营，对这种情况较为适应，尤其是在在生产力不高，各地农业地区自然和技术水平差异显著，资金和人才也存在很大的地区间差异的现阶段。3人均负担得土地面积较小，因此能够进行劳动集约化生产，从而维持

并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以农户为单位的小规模经营对现阶段的中国大部分耕地生产来说依然是一种不错的经营模式和方法。

土地流转背后的理论依据

200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其中关于“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流转”的规定，强调“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村庄、集镇、建制镇中的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流转。” 2005年03月01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出台，土地流转诞生。那么土地流转有何意义，并且它对我国农业生产与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可以从一些基本的土地经济理论中找到答案。我们所说的规模经济通产意义上来说其实是在说的规模效益，它表示的是规模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往往指的是较大的经营规模可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较大的规模会让土地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力，农业科技等等资源得到较为充分的利用和合理的配置从而取得规模效益。而且，与土地收益变动规律相类似，规模经济也存在着这种规律：随着土地经营规模的逐渐扩大，土地效益的变动依次呈现以下三种阶段：土地规模效益递增、土地规模效益最高、土地规模效益递减。用图标来表示这一种规律就是一张简单的“U”形曲线图。要想使收益扩大，则必须进行规模经营，要想使收益最大化，则必须进行适当的规模经营，使收益处在第二个阶段。规模经济包括了市地和农地两部分，在这里我们主要说明的是农地规模经济。农地的规模经济的实现主要依靠农地的规模经营，一块农地是否符合规模经营的标准主要看以下这几个指标：1土地面积2劳动力数3其他投入指标4产出量（产量，产值等），前三个指标为投入指标，而影响这些指标的因素有：1生产工具：生产工具主要反映了生产力的水平，也是生产力水平的决定性要素。2土地：土地要素包括很多，如土地是否平坦，土地面积，土地肥力等。3人地比例：在不同的区域，人地比例不同，如把东北地区同东南沿海地区作比较，人地比例显然不一样，进而这两个地区的农地经营规模也不一样。4集约经营程度：分为老啊动力集约和资金集约两种。此外还有5农业经营者的能力6社会条件7经济制度8农业经营单位的外部条件9国家的政策等等。施行规模经济对一些已经达到进行农业规模经营的地区来说是提升农业生产水平和农业生产力的关键一步。那么，如何将这些农地规模经济的理论与我们的适用的现实情况相结合，这一话题也就是土地流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我国农村土地规模经营的主要组织形式及其发展方向趋势

现阶段，我国主要进行的主要农业规模经营的组织形式有1独户规模经营2多户联合规模经营3集体规模经营4双层规模经营：一方面农业生产者实行大规模经营，另一方面社区集体对这些经营大户进行全面的服务与支持。5社区服务性规模经营。这些组织形式存在有一段时间，但在现阶段，部分地区迫切需要适应当下的规模经营组织形式。在农村乡镇企业取得较好发展的东部沿海地区，以乡镇企业对农业剩余的劳动力进行转移，将土地集中经营，提供规模化的条件，基层政府政策进行扶持，相关农业保障措施的配套，合理的土地政策和相关法律的出台，这种多元化，全方位的农业规模化组织形式是一种很有前景的形式。其在资金，技术，政策等等方面都能够很好的保证农地规模经济的发展。

土地流转与中国农村土地规模经营趋势下产生的或者可能产生的一些新问题

新事物的出现总有其不成熟的一方面，土地流转以及农村土地的规模化的道路同样充满了不平坦。这些新出现的问题和阻碍同样需要我们足够的重视和研究，新出现的问题包含了许多方面，如农村劳动力的流向问题，农村劳动力的社会保障问题，农村资金技术以及人才的支持问题等等。解决这些问题不仅仅需要政府的引导，更需要从农民内部自身来解决，如农村教育的加强，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相关法律措施的配套等等。

农地经济规模化趋势演变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

我们这里所说的问题主要还是指农地经济规模化实现后的一些问题，比如，农地经济规模化成功后会给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哪些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注意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们进行农地规模经营的基础，我们对这一政策必须毫不动摇，还有，在实施农地规模化以及土地流转进行过程中对耕地保护的破坏行为，我们也要十分的警惕，比如，违法征用，转让后用途的变更等等情况，对此，我们必须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农地规模经营过程中必须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一些不满足要求的农村企业，不仅不会给农村的规模经济带来推动作用，反而对农地可持续发展带来威胁。不仅这些，为了早日实现农村的现代化，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得到重视和解决。

参考书目

《土地经济学》——黄贤金等编著科学出版社 2009年

《土地经济学原理》——周诚著商务印书馆 2003年

中国的货币政策分析 篇6

众所周知，在当今经济与科技迅猛发展的态势下，国际局势似乎也变得甚为微妙，有点“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总体看来，仍是以美国、日本、俄罗斯、中国和欧洲诸国为主轴，在历史和国际竞争的舞台上，任何两国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进行着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角逐与对垒。而在如今以经济金融市场为核心利益的主流经济时代，只有在发展了强大的经济实体与商业网络之后，才能真正树立起自己的国际地位，才能使自己立于强国之林！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越来越不利，主要是美国已经把中国定位为主要战略对手（实际上就是潜在敌人），把战略重心从欧洲转移到亚洲，集中精力对付中国的缘故。美国的这个转变必须得到充分的认识。

一、当前国际形势的主要特点 1.美国单边主义外交政策

美国布什总统上台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总的来说是消极的变化。由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它的一举一动都将对世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布什上台后，美国的所有政策都以这样的原则为基础：一切为了美国的利益。美国不顾全世界的反对执意要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目的就是要确保美国长期的霸主地位。美国不顾全世界的反对单方面撕毁《京都议定书》，其目的也仅仅是为了所谓保护其本国的工业资本家的利益。美国的对外政策已经调整为，凡是对美国没有好处的国际义务美国就不参加或消极应付；凡是有利于美国称霸的事不管全世界愿不愿意它都要干。国际法对美国来说已经是一纸空文。美国现在已经清楚地向世界宣告：国际法只适用于弱国。弱国做它必须做的事，而美国则做它愿意做的事。2.中国被推向世界外交前台

中国经过80年代和90年代的经济发展，综合国力快速增强，早已成为美国称霸世界的心腹之患。布什一上台就把中国宣布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则建议把美国的战略重心从欧洲转移到亚洲，集中力量对付新兴的中国。布什政府外交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要搞NMD和TMD，目的显然是压俄抑中。现在所有的迹象表明，美国的国家战略正在发生转移。中美撞机事件就是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撞机事件后，美国又接连向中国频频挑衅：给李登辉签发5年的访美签证、宣布对台出售进攻性武器以及扬言武力保台、给予陈水扁享受铺红地毯的“国家元首”待遇、邀请**访美、威胁中断中美军事联系„„中国左避右闪，企图继续韬光养晦，但美国已决意要将中国推向前台，中国已别无选择

3.世界多极化趋势和全球一体化趋势

我们也可以看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使得各国的经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也是一个重要的和平力量。就连美国在企图遏制中国的时候也不得不考虑其自身在中国的经济利益。中美撞机事件后，中美关系恶化，但在经贸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双方贸易继续往来，没有出现任何终止的迹象。最近，布什又不得不宣布延长对中国的PNTR待遇。中国加入WTO的努力得到了许多国家包括欧盟的大力支持，美国不可能无限期阻挠中国加入WTO，考虑到自身利益，美国将不得不把中国当作贸易伙伴。

二、中国的外交对策和走向

一、从现实主义走向理想主义，把弘扬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和未来对人类的使命作为其外交的核心价值。按佛教所预示：世界正处于“末法时代”，拯救人类只能靠东方智慧，就是中国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的智慧，用“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的哲学观和“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找到人类痛苦根源和解脱之道路，这是中华民族真正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也是中国外交该做的正事

二、重视民情民意的研究，攻心为上

中国的智慧就是“攻心”。当下中国外交，几乎忽略对民情和民意的考量。对那些臭名昭著的政权，没必要为其损害自己的国家形象；对一些“民选”国家，像法国、德国的领导人见不见**，日本政治人物参不参拜靖国神社，对其民意和选情稍加分析，就能得出个大致结论。同时，中国应适度开放一些国外的民意调查机构来华，许多重大问题，如西藏、新疆、台湾、南海、钓鱼岛等，恐怕调查的结果和中国政府所奉行的政策会高度一致。中国花那么大力气办奥运会、下一步花巨资打造外宣平台，也就是想塑造一个国家的形象，但并非是靠“大跃进”、走形式主义，是靠一点一滴的行为方式、立场和责任塑造出来的，核心就是去赢得全世界人民的心，这是基本常识。

三、合理扩张，明确自己的核心利益范围

中国的货币政策分析 篇7

近年来, 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当局开始重视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建设。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政策目标的明晰性。IMF (1999) 认为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应清晰、透明并成为法律条款。国内外理论界也日益关注货币政策透明度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并对货币政策透明度的理论基础、货币政策透明度的内涵及其度量方法以及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进行了广泛研究。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简要介绍相关的理论文献, 第三部分是研究方法和数据说明, 第四部分是实证过程和结果;最后是结论。

二、文献综述

货币政策目标的明晰性主要是体现在央行的货币政策应该具备明确的、数量化的目标, 即对货币政策目标设置一个确定的数值, 通常是点目标值, 偶尔也包括区间目标值, 并在一定时期保持政策目标的稳定。货币政策目标的数量化具有三个主要指标:汇率目标, 即货币政策应该将汇率维持在一定的水平, 如固定汇率制度;货币增长率目标, 即央行明确一定时期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通货膨胀率目标, 即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一定的水平, 最典型的是通胀目标制。国外很多学者对这三种数量化目标做了大量研究。在汇率目标方面, 许多文献论述了不同汇率制度的优劣, 并对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制度的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做了实证分析。Baxter and Stockman (1989) 认为除了考虑实际汇率以外, 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对产出、消费、贸易额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并无明显的区别;Flood and Rose (1995) 也论证了汇率制度的不同并不影响产出和货币等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性;Ghosh et al. (1997, 2002) 和Levy-Yeyatti and Sturzenegger (2001, 2003) 的实证结果表明在固定汇率制度下, 通货膨胀的水平较低, 但产出的波动性明显;Ghosh et al. (1997) 认为汇率制度的不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明显;Levy-Yeyatti and Sturzenegger (2003) 则认为在浮动汇率制度下, 能够取得较高的经济增长率;Reinhart and Rogoff (2004) 认为在单一汇率制度条件下, 货币政策效果要远远优于在双汇率或多汇率制度安排下的效果。

在控制货币供应量方面, Friedman and Schwartz (1963) 提出了单一的、固定的货币增长率规则, 认为货币需求函数稳定, 因此建议中央银行每年以3%-4%的增长率供给货币。随着金融创新和放松管制, 货币层次界限变得模糊, 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需求函数不再稳定, 固定货币供给的规则面临挑战。McCallum (1985, 1990) 延续了弗里德曼的思想, 但反对货币增长率固定不变, 主张货币供给应随着产出缺口动态变化, 同时还要考虑到货币流通速度和通货膨胀率的因素, 定期调整货币增长率, 以维持经济的稳定。

近年来更多的文献集中与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研究。Mishkin (1999) 认为通胀目标制不仅显著地降低了通胀的水平, 而且降低了通货预期;Bernanke et al. (1999) 认为通胀目标制能够使货币政策前景更加明晰, 有利于引导公众的通胀预期;King (2002) 认为通胀目标制降低了通胀的波动性;Mishkin and Schmidt-Hebbel (2002) 的研究结果也证明了实施通胀目标制的国家有利于降低该国的通胀水平;Loayza and Soto (2002) 认为通胀目标制的效果有赖于货币政策的可持续性和可信性。另一方面, Ball and Sheridan (2005) 的研究结果表明, 自1990年:以来, OECD多数国家控制通胀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主要是因为在实证过程中存在着回归均值 (regression to the mean) 现象的缘故。在控制了回归均值的条件下, 是否实施通胀目标制, 对改善通货膨胀水平控制的效果并不明显;Fatás et al. (2007) 认为明确的货币政策目标不仅能够降低通货膨胀率, 而且能够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在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关系上, Alesina and Summers (1993) 、Grilli et al. (1991) 以及Cukierman (1992) 的研究结果都证明, 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程度与通货膨胀水平具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近几年我国学者也开始了货币政策透明度的研究。魏永芬 (2004) 认为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有利于引导公众形成正确的预期, 增强央行的责任感, 使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变得更加通畅;谢平、程均丽 (2005) 区分了狭义透明度和广义透明度的不同概念;陈利平 (2005) 则考虑了央行偏好的可变性, 分析了货币政策透明度对经济的影响。我国学者对货币政策透明度的研究侧重于对国外文献的梳理, 也有学者尝试建立透明度指数的方法, 以测算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的透明度。本文将在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采取计量方法, 对中国货币政策目标数量化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三、研究方法和数据说明

1、研究方法

这里研究的是央行采用数量化目标能否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参考Fatás et al. (2007) 的研究成果, 构建一个简单的回归模型:

其中, t代表年度;πt+1为t+1年的通货膨胀率;Dt1为虚拟变量, 表示一国货币当局在t期有没有公布当年明确的货币政策目标, 如果采取了数量化目标, 则该变量取值为1, 否则取值为0;Dt2也是虚拟变量, 代表该国货币当局是否成功地达到了期初确定的数量化目标, 若达到则取值为1, 未达到则取值为0;Opent为一国的对外开放度, 用进出口贸易额占GDP的百分比来表示;为政府财政盈余或赤字占GDP的比重;Budgett为经济周期的波动因素, 以当年的GDP增长率和样本区间GDP平均增长率的差额来代表;GDPpct是以人均GDP的实际值 (对数形式) ;GDPt是该国的GDP总量的实际值 (对数形式) ;εt为残差项, β1、β2、γ1-γ5为参数。

公式待估计的参数中, 其中β1和β2是我们的主要研究对象, β1和β2取值的不同, 具有不同的含义。若β1取值为负数, 则表明央行公开数量化的通胀目标有利于抑制下一时期的通胀水平;同理, 若β2取负值, 则表明如果央行在当期成功地实现了通货膨胀目标, 那么对下一期的通货膨胀率有抑制作用。除了β1和β2以外, γ1-γ5等参数代表了其他可能影响通货膨胀率的因素。Romer (1993) 认为在经济开放的条件下, 货币扩张的成本很高, 因此开放经济有利于降低通货膨胀率;财政盈余或赤字会影响到总需求, 从而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经济周期波动因素通过影响总供给和总需求, 产生不同的通货膨胀压力;Posen (1995) 认为富裕国家金融部门比较发达, 税收体系完备, 因此对通货膨胀税的偏好也较低。这表明随着人均GDP的不断提高, 人们更偏好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最后, GDP代表一国的经济总量, 一般来说, 一国的经济规模越大, 就越倾向于稳定该国的通胀水平, 减少经济的波动。同时经济规模大的国家对外依存度都较低, 而且倾向于采取固定汇率制度, 这也会使降低该国的通货膨胀率。

2、数据选取和说明

我们利用1985-2007年的年度数据, 研究中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数量化对其有效性的影响。1994年我国央行人民银行开始正式向社会公布货币供应量统计数据, 1996年实行以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为调控目标的政策框架。因此我们以货币供应量的数量化目标为例来进行实证分析。考虑货币供应量层次的不同, 分别研究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数量化目标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关系, 考察当年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的控制对次年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由于1996年人民银行开始公布每年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控制目标, 因此两个虚拟变量D1和D2在1985-1995年间的取值皆为0。同时, 虚拟变量D1在1996-2007年间的取值为1, 同时期D2则按货币供应量增长的控制情况而取不同的值。上述数据中, 用来计算对外开放度的进出口贸易额来自商业部, 通货膨胀率π以CPI为代表, CPI、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GDP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pc以及财政收支Budqet等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等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

四、实证结果和数据分析

首先, 估计狭义货币供应量M1数量化目标对下一时期通货膨胀率的影响, 回归结果如下:

式 (2) 中, 括弧内为t值。从式 (2) 的回归结果看, 我们关注的虚拟变量D1和D2拟合的情况较好, 两个虚拟变量的取值都为负数, 而且比较显著。虚拟变量D1取值为负数, 显示明确狭义货币供应量M1的具体增长率目标确实有利于降低下一时期的通货膨胀率;虚拟变量D2取值为负数, 表明当期如果把货币供应量控制在目标值以内, 则能够有效地抑制下一期的通货膨胀, D1的参数值比D2显著, 表明清晰的货币增长目标比实际控制的结果更为重要。

其次, 估计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数量化目标对下一时期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结果如下:

式 (3) 中, 括弧内为t值。式 (3) 的回归结果与式 (2) 类似, 但是虚拟变量D2的参数值不如式 (2) 显著, 表明对M1的控制能够更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 因此M1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要强于M2。

五、结论

1995年我国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 “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 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此后, 人民银行我国货币政策透明度建设逐渐走向了正规。1996年人民银行开始向社会公布各层次货币供应量的统计数据;2001年开始公布每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5年开始逐年公布金融稳定报告、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报告和国际金融市场报告;随后又公布了2006年的中国支付体系发展报告和反洗钱报告。一系列政策使我国货币政策透明度不断提高。本文利用回归方法, 分析了人民银行明确货币供应量年度控制目标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央行对外公布明确的货币增长的目标值, 有利于引导公众的预期, 加强社会各界对货币政策的理解与支持, 对后期的通货膨胀率水平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当期成功实现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的控制, 会增强公众对中央银行的信心, 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摘要：文章利用1985-2007年之间的年度数据, 用实证方法分析了中央银行量化其政策目标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 结果表明货币政策数量化有利于降低未来的通货膨胀率。同时, 研究结果证明央行公开其数量化政策目标要比达到该目标更为有效, 明晰的货币政策目标具有较强的告示效应, 有利于引导公众通货膨胀的预期, 增强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

关键词：货币政策透明度,数量化目标,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率

参考文献

[1]魏永芬:关于货币政策透明度问题的研究[J].金融研究, 2004 (10) .

[2]谢平、程均丽:货币政策透明度的基础理论分析[J].金融研究, 2005 (1) .

[3]Ball、Laurence and Niamh Sheridan:Does Inflation Targeting Matter[R].NBER Working Paper, 2003.

[4]Bernanke、Ben、Thomas Laubach、Frederic Mishkin and Adam Posen:Inflation Targeting[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中国的货币政策分析 篇8

关键词:中国大陆;香港;货币融合;可行性

Abstract: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have close in trade, financecapital flows,spontaneous circulation between the two currencies andhistory,culture and the sources of blood,which puts forward the requirement of integration of RMB and the Hong Kong dollars. The empirical studies about the two place’s trade and output correlation indicated that the impact has similar effects to the two place’s outputs. So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s monetary integration is feasible.

Key Words:chinese mainland,Hong Kong,monetary integration,feasibility

中图分类号:F821.6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09)11-0045-05

2007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走势和调整路径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热点。大多数学者认为,尽管美元信誉下降,但仰仗于美国的军事霸权和货币惯性能继续维持其核心货币的地位;也有少部分学者认为,人民币能够成为货币体系中又一有力的竞争者,甚至是取代美元而成为新的核心货币。无论怎样,不可否认人民币的国际化趋势在增强,而当前中国应积极努力创造条件,逐步实现中国内部货币融合,提高中国在二十一世纪世界经济中的整体竞争力。当前,重心应放在促进中国大陆与香港货币融合上。

一、中国大陆与香港货币融合的货币基础和其他有利条件

(一)人民币与港币一体化具有一定的货币基础

货币体系和货币单位是共同货币区的货币基础,货币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使共同货币区的产生与运作变得顺利。目前,在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还无意或至少还没有措施促进两地货币融合的情况下,两地市场已经出现了民间自发的直接或间接的货币交流。

港币流通于大陆始于二十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当时只限于深圳特区,但随着两地金融联系的密切,港币逐步从深圳向整个华南地区深入。香港居民直接用港币在大陆进行消费和捐赠,其消费包括旅游、购买消费产品和房地产等。在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之前,香港居民常常通过大陆的外汇黑市卖出港元,但随着外汇价格逐步市场化,港人开始直接用港币在大陆进行消费和公益捐赠。在投机方面,也有不少港人为了赚取利差收入而将资金存入大陆银行,少数投机商还向大陆居民借取身份证来开立A股股票账户,并用港币现钞向大陆居民兑换人民币进行股票投机炒作。另有部分由香港银行业务产生的港元净流入变为港元现金流入市场和居民手中。虽然港币流入大陆的渠道多种多样,其数额很难精确统计,但香港金管局采用间接估算法估算出,在已发行的港元货币总额中大约有15-25%在香港境外持有,其中大部分在华南地区。然而,自从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就有人民币流入香港,1993年前数额很少,范围也小。但1993年后,大陆正式允许其居民每次携带6000元人民币出境,因此流入香港的人民币数额不断扩大。加之近几年来《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颁布和人民币个人业务在香港的顺利开展,通过正规或非正规渠道进入香港的人民币,在银行、商店、旅游相关的服务行业及居民个人之间大量流通使用。

可见,两地货币在民间的自发流通与使用一直存在,随着两地经济金融一体化的进一步加深,两地货币自发融合的趋势还会增强。这为大陆与香港两地货币一体化打下了良好的货币基础,并对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中国大陆与香港货币融合的经济可行性

最优货币区理论认为:对外经济开放度较高、经济相互依赖性强、生产要素的流动性较高、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越高和经济相关性较强的国家或地区适合组成最优货币区。依据最优货币区理论,大陆与香港已经具备了建立统一货币的经济条件。

1. 巨额贸易加强大陆与香港两地经济依赖性。贸易往来是大陆与香港经济联系最密切的表现,大陆自1985年至今一直是香港最大贸易伙伴,是第一位的进口来源地(自1982年起),第一位的转口市场(自1984年起)和第二位的香港产品出口市场(自1984年起),1993年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居首位的香港产品出口市场。大陆是香港最大贸易伙伴,而香港是大陆的重要贸易伙伴和大陆进出口商品的重要中转港。

大陆与香港的贸易虽然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就已存在,但两地贸易的真正发展还是在1978年大陆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的。1978年香港对大陆的贸易总额为10845百万港元,到1985年增长为120175百万港元,第一次超过了香港对美国的贸易总额94288百万港元。至今,香港对大陆的贸易总额一直是第一的,而2008年更是达到2781180百万港元,是1978年的256倍之多,占到了香港对外贸易总额的47.5%以上。出口方面,香港对大陆的出口从1978年的296百万港元上升到2008年的1370445百万港元,是香港出口总额的48.5%。可见香港经济对大陆具有很强的依赖性。

另一方面,香港也是中国大陆商品出口的重要市场,来自大陆的各种廉价生产原料是香港制造业的重要支撑。而长期以来,大陆供应香港的各种廉价农副产品,更是香港人生活的基础。1978年,大陆对香港的出口总额为10550百万港元,占香港总进口的16.73%;2008年,大陆对香港出口1410735百万港元,占香港总进口的46.63%,这一比率几乎是1978年的3倍。另外,2008年大陆全部对外贸易总额为25616亿美元,对香港的贸易总额为2036亿美元,尽管只占全部贸易额的7.9%,但对于大陆这个庞大的经济体来说已经是很大的比重。因为大陆与主要经济体欧盟的贸易额只占大陆总贸易额的16.61%,美国为13.03%。除此之外,香港是大陆对外贸易的最大转口港,长期以来发挥着中国商品货仓的作用。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网上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香港转口贸易总额为2733394百万港元,其中1707696百万港元是来自大陆商品的转口出口,其比例占到62.48%;还有1335687百万港元是由香港转出口到内地的商品,占到48.87%。以上这些数据显示,近些年大陆与香港的经济相互依赖性在不断增强,直接产生了对统一货币的需求。

2. 投资增加扩大了对统一货币的需求。香港与大陆的经济联系,贸易联系是一面,另一面则是投资上的联系。贸易关系表现了两地经济关系的密切程度,两地相互的直接投资则是促进这种关系的基础。

从要素的流动性来看,随着《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实施,大陆与香港的经贸关系变得更加紧密,这必将大大促进两地要素的全面流动。由于不存在语言、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上的差异,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相对较为容易。在资本流动方面,香港自1985年以来一直是大陆外商直接投资资本的主要来源地。近几年香港对大陆的直接投资统计可以看出,不仅香港对大陆的投资数额每年不断增长,2006年比同期增长12.73%,2007年同期增长36.92%,到2008年更是增长了48.14%;而且其占大陆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比率也是逐年增长,2008年已经几乎占到外商投资总额的一半。同样,内地也有大量资金流入香港,内地已经成为香港最大外来投资者之一。从1872年香港招商局创建开始,中资企业在香港已有100多年的经营历史了。不过,与港资在华企业分布不同,驻港中资企业90%投资于非制造业,遍及香港的各行各业。来自大陆的中资企业还利用香港的股票市场融资。1993年,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正式上市,开创了中国大陆企业利用海外上市融资的先河。此后,多家公司在香港上市利用香港的股票市场进行融资。另外,大陆与香港的金融往来也为货币一体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先是1994年5月1日,中国银行被授权在香港发行港币,成为继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的第三家港币发钞银行。随着CEPA的签订和实施,允许具有资格的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可以在大陆和香港互设公司,更进一步促进了大陆与香港货币的融合。

(三)人民币与港币一体化的人文基础

目前国际流通货币主要有两种模式:美元模式和欧元模式。客观地讲,美元模式一方面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国际社会更加不公正。欧元模式既超越了国家利益的束缚,又保留了国际流通货币的长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美元模式的“扬弃”。而“华元”模式(即“华元”共同货币区)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和较强的认同感,其包容性虽不及欧元模式,但比美元模式大;其认同感虽不及美元模式,却比欧元模式强。因为其既有历史的、民族的、文化的底蕴,又有现代的、开放的、复兴的需求。

香港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同胞与内地人民血脉相连,使用同一货币的历史源远流长。虽然两地因历史原因被分割了一个世纪,但千万年来形成的共同的历史、文化、语言、生活习惯等使两地保持了天然的亲和力,这对两地货币一体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这种民族一体化的优势是当今任何其他区域经济一体化所不具备的。尤其是大陆与香港的货币一体化是同一主权国家内的货币融合,根本利益一致,从而可以减少货币统一过程中的主权磨合成本。从现实情况来看,两地政府具有寻求汇率稳定、推进本币国际化,通过货币国际化扩张效应争夺市场份额、带动经济发展的共同愿望。大陆与香港组建最优货币区后,香港的资本和商品可以直接进入内地,充分利用内地丰富的资源和广袤的市场以提高资本效率,促进两地经济共同繁荣与发展。大陆也需要香港作为对外经济的窗口,通过这个中介在世界经济中谋求更多的利益。

二、人民币与港币一体化的制约因素

尽管目前大陆与香港区域货币合作存在很大的现实空间,但仍面临重重困难,这些困难主要集中在两地市场发展水平、财政政策上的差异以及人民币非自由兑换上。

(一)大陆与香港市场发展水平的差异

从市场发展水平来看,大陆与香港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经过多年的发展与完善,香港已成为全世界所公认的成熟市场。其市场开放度、运作体系、管理水平、交易品种等方面都可以与世界上最发达的市场媲美。而大陆实行市场经济制度时间较短,外汇市场基本上与国外市场及本币市场相割裂,资本市场也只有小部分对外开放,法律不够完善、市场运作也不够规范,构成了与香港不平衡的状况。从市场开放度来看,由于两地经济体大小的悬殊,其商品市场开放度差距不是很大,但在金融市场开放度方面,两地的差距相当大。大陆虽然加快了金融市场开放的节奏,但外汇市场基本上还是一个封闭的市场,证券市场开放领域还很有限,因此总体开放度较低。

市场发展水平和开放度的差距就会制约两地的货币融合。香港的政府和人民面对不尽如人意的大陆市场现状,会采取相当谨慎的态度。管理手段与监管水平的差距也会阻碍大陆与香港金融市场的相互开放与进一步融合的速度。尤其是大陆利率未实现全面市场化,银行存贷款利率主要由政府官方规定,不取决于市场资金供需,使得大陆与香港市场的开放与融合缺乏了基本的市场价格基础。

(二)财政政策上的差异

参看欧洲一体化经验可得,如果香港与大陆要建立货币联盟,财政预算和财政政策可以保持各自独立,但至少应该做到财政政策协调一致,财政赤字相对水平接近。但事实上,香港与大陆财政政策与财政赤字方面具有巨大反差。香港多年来一直采取谨慎财政政策,具有大量的财政盈余,而大陆很多年以来实行的是积极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那么香港就难免会担忧大陆的财政赤字危及货币联盟的货币与汇率稳定,直至影响到区域内经济状况的稳定;大陆也会担心在内部经济发生不平衡时,失去强有力的财政政策调节工具,这种情况下,就无法实现两地的货币合作。然而,近几年来香港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香港政府采取征税、减薪、减少公共福利保证财政储备,维持固定汇率的做法足以说明政策差异并不是完全不可调和的,只要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在财政政策偏好上达成一致,具体的财政赤字和财政差异问题便可以协调一致。

(三)人民币非自由兑换性

货币一体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成员国货币可以自由兑换、区域内没有任何针对货币及资本交易的外汇管制。港币是完全自由兑换货币,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自由买卖、自由流动,也可以在香港和内地与人民币自由兑换。但人民币是非自由兑换货币,它不具备国际储备功能,在香港的需求是要以回流大陆为前提的,人民币的出入境数量也还受到严格的限制,这就使目前尚缺乏港币、人民币融合的基本前提条件。

虽然港元是自由兑换货币,内地居民持有港元,除了便利交易与支付之外,更多的是作为资产组合及保值的一种工具,一般不会很快支付出去。内地居民通过正规与非正规渠道得到的港元主要沉淀在境内银行或在民间流通。也就是说,在人民币非自由兑换的条件下,港币与人民币的相互流通具有不对称性,要让这种流通进一步大规模扩大是较为困难的。如果在人民币尚未实现自由兑换情况下,就出现人民币在香港或港币在内地流通迅速扩大的情况,那对两地稳定货币流通反而是不利的。人民币的非自由兑换性,一方面,阻碍了内地金融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及与香港金融市场的进一步融合,限制了资金在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自由流通;另一方面,限制了人民币走向国际化。但是,人民币的非自由兑换是由于大陆市场经济体系还不完善,市场运作缺乏规范所导致,它是大陆现实情况下的理性选择,一时难改,要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还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较长过程。

虽然大陆与香港在市场发展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财政政策偏好的不同和人民币的非自由兑换性质使得人民币与港币一体化存在一定的障碍,但是大陆与香港在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的密切联系却从客观上提出了人民币与港币一体化的要求,也为人民币与港币一体化的实现打下了良好的现实基础。这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两地政府进行相关政策的协调,同时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外汇市场制度的不断改革,人民币与港币一体化终将被提上议事日程。

三、中国大陆与香港货币融合的实证分析

随着大陆和香港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两地经济周期是否趋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地是否构成最优货币区。如果经济周期趋同,两地执行独立货币政策稳定经济的需求较小,组成最优货币区的成本较小;如果经济周期趋异,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是稳定经济的必需,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较大,不宜组成最优货币区。那么,对于大陆和香港来说,贸易联系的密切究竟导致经济周期趋同还是趋异呢?本部分将对此问题进行实证分析,进一步探讨大陆和香港是否适宜组成最优货币区。

(一)模型和样本选择

弗兰克尔和罗斯(1997)提出通过检验贸易联系与实际GDP之间的相关关系,判断经济一体化对两地经济周期的影响。

表示, 两个国家在时期内两地经济活动的关联程度, 表示两地贸易联系,

表示贸易之外其他因素的影响,和 是待估计的回归系数。贸易联系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可以根据 符号加以判断,如果 是正数,表明随着贸易联系的密切,两地经济周期也趋同;如果 是负数,说明经济一体化加强了生产专业化和集中效应,两地面临不对称冲击的可能性更大。值越大,上述效应越大。因此 值是判断贸易联系与经济周期相关性的关键。

本文将借鉴此模型对大陆和香港的贸易联系和产出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产出方面通过大陆和香港实际GDP的相关性加以衡量,弗兰克尔和罗斯衡量产出相关性时采用了三项指标:实际GDP、工业产值和失业率,由于工业产值和失业率的相关数据难以得到,本文通过实际GDP的相关性衡量经济活动的关联,从一个侧面反映两地经济周期是否一致。在衡量两地GDP的相关性时,由于两个时间序列的相关性是一个常数,无法与贸易联系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因此本文不采用计量经济学软件中简单的相关性计量来衡量,而是用 时期香港的GDP占两地GDP总和的比重来表示,即。其中, 指 时期香港的GDP数值, 代表

时期大陆的GDP数值。

贸易联系方面,在 时期大陆和香港两地的贸易联系用大陆对香港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在两地进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来表示,即:

其中,表示 时期大陆对香港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而 和分别表示时期大陆和香港的进出口贸易总额。

本文采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5.0进行回归分析,所采用的数据是大陆和香港两地GDP、两地各自对外贸易总额和两地之间的贸易总额1985年-2008年各期数据。大陆方面的数据1985年-2007年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08》,2008年数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而得。香港方面的数据以及大陆与香港的贸易总额的数据各期均来源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是从不同的网站得到的数据,所有数据的单位并不一致。为了计量的准确性,本文在计量回归时利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网上公布的每年人民币兑港币的汇率,将香港的GDP、贸易总额以及两地之间的贸易总额转化为人民币统一计量。

(二)实证研究过程和结果

经过以上环节的数据处理后,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参数估计,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根据表中的数据进行统计检验,可以看出,判定系数R2虽然不是很高,但也是比较接近1的,这表明模型对样本数据的拟合优度还比较好。F统计量比较大,其概率P→0,表明模型线性关系显著。而常数和自变量的T统计量的绝对值都大于2,可以认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是显著的。由于此模型是单变量模型,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对其进行怀特(White)检验后可得此模型也不存在异方差性。但是,在回归方程窗口中对其残差进行偏相关系数检验,发现回归模型存在一阶自相关性问题。针对一阶自相关性,用广义差分法进行修正,即在Eviews中输入回归命令时在LS命令中加上AR(1)项,系统将自动使用广义差分法来估计模型。同时,系数的估计值虽然具有显著性大为负数,不符合经济意义,在修正时将其剔除。新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2的回归结果,可得最终的回归方程为:

t= (4.4267)(5.7870)

R2=0.90432=0.89976F=198.48DW=2.2036

经过一系列检验修正后的模型判定系数、调整的判定系数都相当大,F检验值也比以前大,表明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更好。且自变量的t检验值也显著,表明对因变量 有显著影响,并且 的变动中有90.43%是由于自变量变量

的变化所引起的。Granger和Newbold提出了判断伪回归的一个经验法则:若回归分析结果中R2>DW,可能存在伪回归问题。根据这一法则可以简单判断该模型不存在伪回归的问题。另外,从经济意义上考虑, 也符合经济意义,模型可以采用。

四、结论

实证检验结果 值为正数,表明内地和香港贸易联系与经济周期是正相关的,也就是说两地在经贸联系密切的同时,经济周期也体现出相同的发展趋势,表明冲击对两地产出的影响是相似的。自1978年大陆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内地和香港在商品贸易、金融投资方面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内地和香港互相依赖,正是这种相互依赖和共同发展使得两地经济日益一体化,经济周期也呈现出相同趋势。

虽然大陆和香港两地的经济周期呈现出趋同的发展态势,但是值较小说明二者的相关性还比较小,两地的经济一体化尚待进一步深化。香港和大陆目前正向着建立自由贸易区而努力,两地经贸关系已正式确立为更紧密经贸关系,这是自由贸易区或自由贸易协议的一种。相信随着这一进程的发展,两地经济联系将进一步密切,而且香港经济在各个方面将越来越依赖内地。随着两地在商品、服务和要素流动方面障碍的逐步减少和取消,在最终消除了资本、劳动力、信息等生产要度流动的障碍后,两地经济将会完全融合在一起,真正意义上的经济一体化将会实现。

参考文献:

[1]黄燕君.港币—人民币一体化:意义、条件、前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刘瑛.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人民币与港币关系研究[J].亚太经济,2004,(4).

[3]王湘东.“华元”共同货币区的构想及实施[J].上海金融,2005,(12).

[4]黄燕君、赵生仙.港币—人民币一体化的经济意义及可行性分析[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