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汽车产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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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汽车产业分析(精选8篇)

中国大陆汽车产业分析 篇1

专业:公共事业管理学号:姓名:茆福丽时间:

041504159 2007年10月

中国大陆秘书现状及对策分析

摘要:本文首先详细说明了现今我国秘书整体现状,即客观情况下存在的问题和秘书队伍自身存在的问题。再者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 ——加强秘书职业资格制度的推进。最后我相信秘书现状会有很大的改变,一定会适应国际化的发展需求。

关键词:能力

素质

领导

资格

市场经济

文: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能力再强的经理老板们每天也只有24小时,日理万机的老板们都离不开一位强有力的左右手来协助他们处理各项事物,秘书扮演的正是这样的角色。

虽然秘书在日常工作中的接触到人事、财务、专业业务的机会比较广泛,但是多而不精,再这些方面的发展可能性和行政管理比较要低。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选择一直做秘书的比例较低,说到秘书也容易让人联想到年轻、美丽等字样,甚至有人将之形容为花瓶职业,但是秘书并不是一个吃青春饭的职业,比尔盖茨的秘书就是一位很老练成熟的秘书,他会把比尔盖茨的时间设计到分和秒。在西方国家很多年资很长的秘书他们会更加受青睐,因为她/他们的自身的素质,以及对企业文化的认同度都造成了他在职业生涯中的游刃有余。具备较强的文字与语言表达能力、综合协调合作能力和逻辑思维与分析能力,富有经验的秘书是在我们国家急需的复合性人才,所以这是一个值得活到老做到老的职业。从客观环境方面来看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评价机制不佳。长期以来,不管在企业中还是国家行政单位中,我们在评价秘书时,忽视了秘书工作的特殊性。对秘书人员的评价往往由其服务对象的个人印象和好恶决定,存在着很大随意性。这种评价方式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秘书的工作积极性遭到挫伤。

第二,激励机制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秘书工作人员落入低收入阶层,尽管他们在工作中扛大梁,挑重担,任劳任怨,但得到的报酬与他们付出的劳动代价却落差很大。由于没有建立秘书职业资格制度,在评价秘书工作绩效时,往往忽视秘书工作的特殊性,尤其文字秘书人员工作实绩的隐形性得不到认可,加之激励机制不活,得失反差明显。

第三,环境待遇不优。无论是工作环境,还是政治、经济待遇,以至家庭后顾之忧的解决,由于市场化、感情化的因素增多,秘书人员的许多实际问题不可能都依靠领导、单位解决,往往是“埋头苦干”地搞,不如“东奔西走”的跑,由此产生了心理不平衡。

从现今我国秘书队伍自身着手,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业务素质参差不齐。目前,在岗秘书人员,从文化程度看,从初中、高中、大专、本科到研究生多层次均有,参差不齐。从知识结构看,杂家多,专家少,缺乏相应的专业水平。据调查,我国秘书人员大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秘书 理论教育,其知识结构和能力素质往往表现出种种不适应,不是法律、经济等方面的知识欠缺,就是运用现代管理知识和现代科学技术处理信息的能力不足等等。此外,秘书后续教育跟不上,没有专门的培训机构、培训教材和教师,加之没有比较完善的专门培训体制,也是影响秘书人员业务素质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二,实践能力欠缺。据资料统计,在一个××市1202名秘书人员中,有基层工作经验或领导岗位经历的秘书人员只有197人,仅占16.7%。绝大多数没有在基层工作或锻炼过,大多数是直接从学校分配上岗的,加之缺少在基层锻炼的机会,大多数秘书人员担任管理者或领导者能力不足。既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又具有较强的综合协调、管理创新能力;既具有秘书才能,又具有现代领导才能的复合型、高素质秘书人才相当缺乏,这与市场经济和现代行政管理对秘书人才的要求极不相适应。

其三,竞争意识不强。社会发展要求秘书人员树立强烈的竞争意识,然而在实际工作中,秘书的竞争意识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淡化。一方面,是社会上对秘书工作存在偏见。有些人习惯将秘书的职业角色定位为舞文弄墨的“吹鼓手”,有的甚至把某些领导出了问题的责任推到秘书身上,以致秘书的公众形象欠佳,秘书职业缺乏应有的吸引力,进而直接影响了秘书人员竞争意识的确立;另一方面,秘书职位的卑微与领导地位的权威形成鲜明对比,使一些心理素质较差的秘书容易滋生自卑心理,造成工作上缺少动力和热情,忧前顾后,缺乏信心;再者,秘书时常处于被领导、被支配的从属地位,很少有独立自主大胆的开展工作的舞台,导致自主意识淡化,依附心理增强。

当然也会有更糟的,秘书主观意识上也存在着错误。比如说秘书会给领导败事,其主要情况有两种,一种是“假公济私”,打着办公事的旗号为领导办私事,另一种是“假私济私”,就是借给领导办私事的时机办自己的私事,谋个人的私利。这些都是不对的。综上所述:

我认为当前秘书队伍存在的问题是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是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政治社会生活相互作用的产物。这些问题解决,仅靠秘书队伍自身能力是难以奏效的,必须依靠社会的力量,通过创造与其它职业相同的政策环境来解决,也就是建立起体制健全的秘书职业资格制度。这是市场经济和现代政治社会生活对秘书职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入世以后,各行各业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现实需要。

近年来,秘书学已成为高等和中等专科院校设置的专业之一,也是普遍开设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目前劳动保障部有一项关于秘书的职业标准考试,共分为四个等级,分别为国家职业资格五级(原初级)、国家职业资格四级(原中级)、国家职业资格三级(原高级)和国家职业资格二级,这一举措推进了秘书行业的定位,为秘书人员的就业有了保障机制。

资格是从事某种职业所必备的条件。职业资格制度是国家对某种职业实行的一种法定的职业许可制度。职业资格一经取得,在全国范围内不受地域、时间的限制,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非依法律规定不得丧失和撤销。秘书工作是一项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其技术性、专业性的特点日益被人们所认识。比如公文写作、计算机的操作与运用等,既有规范性、格式化的要求,又要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一般工作人员难以胜任。但目前,高素质的秘书人才在一些地方和单位相当缺乏,秘书队伍建设的现状与社会对秘书队伍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因此,要提高秘书队伍的整体素质,充分调动秘书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促使秘书队伍的 管理与建设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必须以国家法律形式,实行秘书职业资格制度,这对我国秘书队伍的管理与建设必将产生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一是有利于我国秘书工作机制与国际惯例接轨。秘书工作职业化是当前国际秘书工作的特点之一,在一些发达国家,秘书工作已成为一种社会职业,与医生、教员、律师一样是很受人们重视和尊敬的。而在我国,秘书工作还是一种没有被大众承认的职业,人们对部分秘书人员的尊敬,不是因为对那种职业的尊敬,而是对秘书所处位置的尊敬。当前,我国即将加入WTO组织,一切工作都将逐步与国际接轨,包括领导及领导集团的思维、工作方式等等,都在为适应这一接轨而在进行调整。作为服务于领导及领导集团的秘书队伍,其工作方法、思维方式及政策制度等也必须与国际接轨,实现接轨的基本途径就是实现秘书职业化,以及为此建立的秘书职业资格制度。

二是有利于提高我国秘书队伍的整体素质。实施秘书职业资格制度后,要获得相应的秘书资格,就必须通过相应的考试、考核后,才能录用,否则,就会被淘汰,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提高秘书人员的综合素质、工作水平、促使秘书人员科学、正确地履行秘书工作职责。同时,秘书工作对从业人员素质要求高,具有较强的职业性、专业性和特殊性。实行秘书资格制度,有利于体现职业特点,提高文秘人员的待遇,使秘书人员获得职业的光荣感、使命感,从而调动秘书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使秘书这一职业更具吸引力。一大批优秀人才充实到秘书队伍,必将改善秘书队伍结构,提升整体素质。

三是实行秘书资格制度,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秘书任用制度的需要。现行的秘书管理体制,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和稳固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建立新的有利于人才流动、平等竞争、开放的秘书任用制度。实行秘书职业资格制度,建立健全秘书从业、执业资格制度、职级职称制度,形成完善的秘书选拔、任用、评价、人才储备机制,正是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开放又有约束力的人才任用制度的需要。

最后我相信大众对秘书这一职业的看法会改变的,相信秘书也一项技术性的工作,不再是世俗眼中的青春饭和花瓶,而是令人羡慕、常开不败的职场玫瑰,是老板的左膀右臂,是企业青睐的复合性人才。

文献来源:《近年来我国男性秘书职业现状初探》

刘日安

2006-04-25

《国际秘书节调查:一半秘书不满现状》

智联招聘网的调查分析

2007-02-04

《秘书就业现状分析》 万维小屋的博客

2007-05-30

《荆门市公务秘书从业现状分析》

中国大陆汽车产业分析 篇2

坐拥稀有金属矿产

攀枝花现已发现的矿藏有76种, 探明储量的39种。其中, 钒钛磁铁矿保有储量66亿吨, 远景储量近200亿吨, 并伴生有钴、镍、铬、镓、钪等20多种稀有金属, 这里还蕴藏着丰富的石灰石、花岗石、晶质石墨及苴却石等非金属类矿产资源。

丰富的矿产品种独特

攀枝花是国家著名的钢铁基地, 并且因矿石富含钒和钛, 所冶炼钢铁材料, 独具特色。攀枝花也是目前全国最大的的海绵钛生产基地, 已具备年产2.75万吨的海绵钛产能、年产2万吨的钛锭产能, 这将为钛及钛合金的加工制造创造良好条件, 也为深加工项目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原料保障。

进军汽车零部件产业

据行业统计, 攀枝花市有41家重点机械制造企业, 具有开发生产冶金成套设备及备件 (钢包回转台、钒制品回转窑、方圆坯连铸成套设备、高炉成套设备、RH真空处理系统、百米钢轨能床、红土镍矿生产镍铁成套设备、钒钛渣浆泵、磁选机等) 、矿山机械设备及备件 (破碎机、球磨机、皮带运输机、矿车、索道货车、刮板机、煤矿支护设备等) 、汽车配件、大型工程机械配件、铸铁件、铸钢件、风电配件、金属结构件、铁路设备及备件、模具等产品的能力。

汽车制造行业体系初具规模, 并形成一定的加工制造能力, 初步具备行业示范带动作用。如富邦钒钛制动鼓有限公司、润莹齿轮有限责任公司、东林汽车制动有限公司、大西南实业有限公司、双赢工贸有限公司等, 生产的钒钛制动鼓、汽车板弹簧、汽车齿轮等独具地方特色的产品已成为占据市场的主打产品。

汽车零部件铸造产业发展前景广阔

攀枝花及其周边地区是中国大陆重要的矿业带, 2013年钒钛磁铁矿原矿开采7386.58万吨, 加上其他矿石开采量, 总量突破9000万吨, 攀枝花加上周边地区总需求量在40万吨~50万吨, 具有50亿元左右的耐磨铸件市场需求, 对冶金成套设备及备件、矿山成套设备及备件、重型汽车整车及备件有着巨大的需求;随着攀昆高速、丽攀高速、成昆铁路新线攀枝花段的加快建设, 攀宜沿江高速、丽攀遵铁路等交通项目的积极推进, 攀枝花市工程机械及备件市场容量前景广阔, 是发展机械制造业的理想之地。

汽车制造行业体系初具规模

中国大陆汽车产业分析 篇3

关键词:中国大陆;香港;货币融合;可行性

Abstract: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have close in trade, financecapital flows,spontaneous circulation between the two currencies andhistory,culture and the sources of blood,which puts forward the requirement of integration of RMB and the Hong Kong dollars. The empirical studies about the two place’s trade and output correlation indicated that the impact has similar effects to the two place’s outputs. So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s monetary integration is feasible.

Key Words:chinese mainland,Hong Kong,monetary integration,feasibility

中图分类号:F821.6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09)11-0045-05

2007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走势和调整路径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热点。大多数学者认为,尽管美元信誉下降,但仰仗于美国的军事霸权和货币惯性能继续维持其核心货币的地位;也有少部分学者认为,人民币能够成为货币体系中又一有力的竞争者,甚至是取代美元而成为新的核心货币。无论怎样,不可否认人民币的国际化趋势在增强,而当前中国应积极努力创造条件,逐步实现中国内部货币融合,提高中国在二十一世纪世界经济中的整体竞争力。当前,重心应放在促进中国大陆与香港货币融合上。

一、中国大陆与香港货币融合的货币基础和其他有利条件

(一)人民币与港币一体化具有一定的货币基础

货币体系和货币单位是共同货币区的货币基础,货币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使共同货币区的产生与运作变得顺利。目前,在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还无意或至少还没有措施促进两地货币融合的情况下,两地市场已经出现了民间自发的直接或间接的货币交流。

港币流通于大陆始于二十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当时只限于深圳特区,但随着两地金融联系的密切,港币逐步从深圳向整个华南地区深入。香港居民直接用港币在大陆进行消费和捐赠,其消费包括旅游、购买消费产品和房地产等。在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之前,香港居民常常通过大陆的外汇黑市卖出港元,但随着外汇价格逐步市场化,港人开始直接用港币在大陆进行消费和公益捐赠。在投机方面,也有不少港人为了赚取利差收入而将资金存入大陆银行,少数投机商还向大陆居民借取身份证来开立A股股票账户,并用港币现钞向大陆居民兑换人民币进行股票投机炒作。另有部分由香港银行业务产生的港元净流入变为港元现金流入市场和居民手中。虽然港币流入大陆的渠道多种多样,其数额很难精确统计,但香港金管局采用间接估算法估算出,在已发行的港元货币总额中大约有15-25%在香港境外持有,其中大部分在华南地区。然而,自从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就有人民币流入香港,1993年前数额很少,范围也小。但1993年后,大陆正式允许其居民每次携带6000元人民币出境,因此流入香港的人民币数额不断扩大。加之近几年来《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颁布和人民币个人业务在香港的顺利开展,通过正规或非正规渠道进入香港的人民币,在银行、商店、旅游相关的服务行业及居民个人之间大量流通使用。

可见,两地货币在民间的自发流通与使用一直存在,随着两地经济金融一体化的进一步加深,两地货币自发融合的趋势还会增强。这为大陆与香港两地货币一体化打下了良好的货币基础,并对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中国大陆与香港货币融合的经济可行性

最优货币区理论认为:对外经济开放度较高、经济相互依赖性强、生产要素的流动性较高、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越高和经济相关性较强的国家或地区适合组成最优货币区。依据最优货币区理论,大陆与香港已经具备了建立统一货币的经济条件。

1. 巨额贸易加强大陆与香港两地经济依赖性。贸易往来是大陆与香港经济联系最密切的表现,大陆自1985年至今一直是香港最大贸易伙伴,是第一位的进口来源地(自1982年起),第一位的转口市场(自1984年起)和第二位的香港产品出口市场(自1984年起),1993年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居首位的香港产品出口市场。大陆是香港最大贸易伙伴,而香港是大陆的重要贸易伙伴和大陆进出口商品的重要中转港。

大陆与香港的贸易虽然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就已存在,但两地贸易的真正发展还是在1978年大陆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的。1978年香港对大陆的贸易总额为10845百万港元,到1985年增长为120175百万港元,第一次超过了香港对美国的贸易总额94288百万港元。至今,香港对大陆的贸易总额一直是第一的,而2008年更是达到2781180百万港元,是1978年的256倍之多,占到了香港对外贸易总额的47.5%以上。出口方面,香港对大陆的出口从1978年的296百万港元上升到2008年的1370445百万港元,是香港出口总额的48.5%。可见香港经济对大陆具有很强的依赖性。

另一方面,香港也是中国大陆商品出口的重要市场,来自大陆的各种廉价生产原料是香港制造业的重要支撑。而长期以来,大陆供应香港的各种廉价农副产品,更是香港人生活的基础。1978年,大陆对香港的出口总额为10550百万港元,占香港总进口的16.73%;2008年,大陆对香港出口1410735百万港元,占香港总进口的46.63%,这一比率几乎是1978年的3倍。另外,2008年大陆全部对外贸易总额为25616亿美元,对香港的贸易总额为2036亿美元,尽管只占全部贸易额的7.9%,但对于大陆这个庞大的经济体来说已经是很大的比重。因为大陆与主要经济体欧盟的贸易额只占大陆总贸易额的16.61%,美国为13.03%。除此之外,香港是大陆对外贸易的最大转口港,长期以来发挥着中国商品货仓的作用。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网上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香港转口贸易总额为2733394百万港元,其中1707696百万港元是来自大陆商品的转口出口,其比例占到62.48%;还有1335687百万港元是由香港转出口到内地的商品,占到48.87%。以上这些数据显示,近些年大陆与香港的经济相互依赖性在不断增强,直接产生了对统一货币的需求。

2. 投资增加扩大了对统一货币的需求。香港与大陆的经济联系,贸易联系是一面,另一面则是投资上的联系。贸易关系表现了两地经济关系的密切程度,两地相互的直接投资则是促进这种关系的基础。

从要素的流动性来看,随着《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实施,大陆与香港的经贸关系变得更加紧密,这必将大大促进两地要素的全面流动。由于不存在语言、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上的差异,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相对较为容易。在资本流动方面,香港自1985年以来一直是大陆外商直接投资资本的主要来源地。近几年香港对大陆的直接投资统计可以看出,不仅香港对大陆的投资数额每年不断增长,2006年比同期增长12.73%,2007年同期增长36.92%,到2008年更是增长了48.14%;而且其占大陆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比率也是逐年增长,2008年已经几乎占到外商投资总额的一半。同样,内地也有大量资金流入香港,内地已经成为香港最大外来投资者之一。从1872年香港招商局创建开始,中资企业在香港已有100多年的经营历史了。不过,与港资在华企业分布不同,驻港中资企业90%投资于非制造业,遍及香港的各行各业。来自大陆的中资企业还利用香港的股票市场融资。1993年,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正式上市,开创了中国大陆企业利用海外上市融资的先河。此后,多家公司在香港上市利用香港的股票市场进行融资。另外,大陆与香港的金融往来也为货币一体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先是1994年5月1日,中国银行被授权在香港发行港币,成为继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的第三家港币发钞银行。随着CEPA的签订和实施,允许具有资格的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可以在大陆和香港互设公司,更进一步促进了大陆与香港货币的融合。

(三)人民币与港币一体化的人文基础

目前国际流通货币主要有两种模式:美元模式和欧元模式。客观地讲,美元模式一方面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国际社会更加不公正。欧元模式既超越了国家利益的束缚,又保留了国际流通货币的长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美元模式的“扬弃”。而“华元”模式(即“华元”共同货币区)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和较强的认同感,其包容性虽不及欧元模式,但比美元模式大;其认同感虽不及美元模式,却比欧元模式强。因为其既有历史的、民族的、文化的底蕴,又有现代的、开放的、复兴的需求。

香港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同胞与内地人民血脉相连,使用同一货币的历史源远流长。虽然两地因历史原因被分割了一个世纪,但千万年来形成的共同的历史、文化、语言、生活习惯等使两地保持了天然的亲和力,这对两地货币一体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这种民族一体化的优势是当今任何其他区域经济一体化所不具备的。尤其是大陆与香港的货币一体化是同一主权国家内的货币融合,根本利益一致,从而可以减少货币统一过程中的主权磨合成本。从现实情况来看,两地政府具有寻求汇率稳定、推进本币国际化,通过货币国际化扩张效应争夺市场份额、带动经济发展的共同愿望。大陆与香港组建最优货币区后,香港的资本和商品可以直接进入内地,充分利用内地丰富的资源和广袤的市场以提高资本效率,促进两地经济共同繁荣与发展。大陆也需要香港作为对外经济的窗口,通过这个中介在世界经济中谋求更多的利益。

二、人民币与港币一体化的制约因素

尽管目前大陆与香港区域货币合作存在很大的现实空间,但仍面临重重困难,这些困难主要集中在两地市场发展水平、财政政策上的差异以及人民币非自由兑换上。

(一)大陆与香港市场发展水平的差异

从市场发展水平来看,大陆与香港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经过多年的发展与完善,香港已成为全世界所公认的成熟市场。其市场开放度、运作体系、管理水平、交易品种等方面都可以与世界上最发达的市场媲美。而大陆实行市场经济制度时间较短,外汇市场基本上与国外市场及本币市场相割裂,资本市场也只有小部分对外开放,法律不够完善、市场运作也不够规范,构成了与香港不平衡的状况。从市场开放度来看,由于两地经济体大小的悬殊,其商品市场开放度差距不是很大,但在金融市场开放度方面,两地的差距相当大。大陆虽然加快了金融市场开放的节奏,但外汇市场基本上还是一个封闭的市场,证券市场开放领域还很有限,因此总体开放度较低。

市场发展水平和开放度的差距就会制约两地的货币融合。香港的政府和人民面对不尽如人意的大陆市场现状,会采取相当谨慎的态度。管理手段与监管水平的差距也会阻碍大陆与香港金融市场的相互开放与进一步融合的速度。尤其是大陆利率未实现全面市场化,银行存贷款利率主要由政府官方规定,不取决于市场资金供需,使得大陆与香港市场的开放与融合缺乏了基本的市场价格基础。

(二)财政政策上的差异

参看欧洲一体化经验可得,如果香港与大陆要建立货币联盟,财政预算和财政政策可以保持各自独立,但至少应该做到财政政策协调一致,财政赤字相对水平接近。但事实上,香港与大陆财政政策与财政赤字方面具有巨大反差。香港多年来一直采取谨慎财政政策,具有大量的财政盈余,而大陆很多年以来实行的是积极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那么香港就难免会担忧大陆的财政赤字危及货币联盟的货币与汇率稳定,直至影响到区域内经济状况的稳定;大陆也会担心在内部经济发生不平衡时,失去强有力的财政政策调节工具,这种情况下,就无法实现两地的货币合作。然而,近几年来香港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香港政府采取征税、减薪、减少公共福利保证财政储备,维持固定汇率的做法足以说明政策差异并不是完全不可调和的,只要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在财政政策偏好上达成一致,具体的财政赤字和财政差异问题便可以协调一致。

(三)人民币非自由兑换性

货币一体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成员国货币可以自由兑换、区域内没有任何针对货币及资本交易的外汇管制。港币是完全自由兑换货币,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自由买卖、自由流动,也可以在香港和内地与人民币自由兑换。但人民币是非自由兑换货币,它不具备国际储备功能,在香港的需求是要以回流大陆为前提的,人民币的出入境数量也还受到严格的限制,这就使目前尚缺乏港币、人民币融合的基本前提条件。

虽然港元是自由兑换货币,内地居民持有港元,除了便利交易与支付之外,更多的是作为资产组合及保值的一种工具,一般不会很快支付出去。内地居民通过正规与非正规渠道得到的港元主要沉淀在境内银行或在民间流通。也就是说,在人民币非自由兑换的条件下,港币与人民币的相互流通具有不对称性,要让这种流通进一步大规模扩大是较为困难的。如果在人民币尚未实现自由兑换情况下,就出现人民币在香港或港币在内地流通迅速扩大的情况,那对两地稳定货币流通反而是不利的。人民币的非自由兑换性,一方面,阻碍了内地金融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及与香港金融市场的进一步融合,限制了资金在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自由流通;另一方面,限制了人民币走向国际化。但是,人民币的非自由兑换是由于大陆市场经济体系还不完善,市场运作缺乏规范所导致,它是大陆现实情况下的理性选择,一时难改,要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还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较长过程。

虽然大陆与香港在市场发展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财政政策偏好的不同和人民币的非自由兑换性质使得人民币与港币一体化存在一定的障碍,但是大陆与香港在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的密切联系却从客观上提出了人民币与港币一体化的要求,也为人民币与港币一体化的实现打下了良好的现实基础。这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两地政府进行相关政策的协调,同时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外汇市场制度的不断改革,人民币与港币一体化终将被提上议事日程。

三、中国大陆与香港货币融合的实证分析

随着大陆和香港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两地经济周期是否趋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地是否构成最优货币区。如果经济周期趋同,两地执行独立货币政策稳定经济的需求较小,组成最优货币区的成本较小;如果经济周期趋异,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是稳定经济的必需,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较大,不宜组成最优货币区。那么,对于大陆和香港来说,贸易联系的密切究竟导致经济周期趋同还是趋异呢?本部分将对此问题进行实证分析,进一步探讨大陆和香港是否适宜组成最优货币区。

(一)模型和样本选择

弗兰克尔和罗斯(1997)提出通过检验贸易联系与实际GDP之间的相关关系,判断经济一体化对两地经济周期的影响。

表示, 两个国家在时期内两地经济活动的关联程度, 表示两地贸易联系,

表示贸易之外其他因素的影响,和 是待估计的回归系数。贸易联系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可以根据 符号加以判断,如果 是正数,表明随着贸易联系的密切,两地经济周期也趋同;如果 是负数,说明经济一体化加强了生产专业化和集中效应,两地面临不对称冲击的可能性更大。值越大,上述效应越大。因此 值是判断贸易联系与经济周期相关性的关键。

本文将借鉴此模型对大陆和香港的贸易联系和产出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产出方面通过大陆和香港实际GDP的相关性加以衡量,弗兰克尔和罗斯衡量产出相关性时采用了三项指标:实际GDP、工业产值和失业率,由于工业产值和失业率的相关数据难以得到,本文通过实际GDP的相关性衡量经济活动的关联,从一个侧面反映两地经济周期是否一致。在衡量两地GDP的相关性时,由于两个时间序列的相关性是一个常数,无法与贸易联系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因此本文不采用计量经济学软件中简单的相关性计量来衡量,而是用 时期香港的GDP占两地GDP总和的比重来表示,即。其中, 指 时期香港的GDP数值, 代表

时期大陆的GDP数值。

贸易联系方面,在 时期大陆和香港两地的贸易联系用大陆对香港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在两地进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来表示,即:

其中,表示 时期大陆对香港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而 和分别表示时期大陆和香港的进出口贸易总额。

本文采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5.0进行回归分析,所采用的数据是大陆和香港两地GDP、两地各自对外贸易总额和两地之间的贸易总额1985年-2008年各期数据。大陆方面的数据1985年-2007年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08》,2008年数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而得。香港方面的数据以及大陆与香港的贸易总额的数据各期均来源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是从不同的网站得到的数据,所有数据的单位并不一致。为了计量的准确性,本文在计量回归时利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网上公布的每年人民币兑港币的汇率,将香港的GDP、贸易总额以及两地之间的贸易总额转化为人民币统一计量。

(二)实证研究过程和结果

经过以上环节的数据处理后,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参数估计,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根据表中的数据进行统计检验,可以看出,判定系数R2虽然不是很高,但也是比较接近1的,这表明模型对样本数据的拟合优度还比较好。F统计量比较大,其概率P→0,表明模型线性关系显著。而常数和自变量的T统计量的绝对值都大于2,可以认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是显著的。由于此模型是单变量模型,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对其进行怀特(White)检验后可得此模型也不存在异方差性。但是,在回归方程窗口中对其残差进行偏相关系数检验,发现回归模型存在一阶自相关性问题。针对一阶自相关性,用广义差分法进行修正,即在Eviews中输入回归命令时在LS命令中加上AR(1)项,系统将自动使用广义差分法来估计模型。同时,系数的估计值虽然具有显著性大为负数,不符合经济意义,在修正时将其剔除。新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2的回归结果,可得最终的回归方程为:

t= (4.4267)(5.7870)

R2=0.90432=0.89976F=198.48DW=2.2036

经过一系列检验修正后的模型判定系数、调整的判定系数都相当大,F检验值也比以前大,表明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更好。且自变量的t检验值也显著,表明对因变量 有显著影响,并且 的变动中有90.43%是由于自变量变量

的变化所引起的。Granger和Newbold提出了判断伪回归的一个经验法则:若回归分析结果中R2>DW,可能存在伪回归问题。根据这一法则可以简单判断该模型不存在伪回归的问题。另外,从经济意义上考虑, 也符合经济意义,模型可以采用。

四、结论

实证检验结果 值为正数,表明内地和香港贸易联系与经济周期是正相关的,也就是说两地在经贸联系密切的同时,经济周期也体现出相同的发展趋势,表明冲击对两地产出的影响是相似的。自1978年大陆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内地和香港在商品贸易、金融投资方面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内地和香港互相依赖,正是这种相互依赖和共同发展使得两地经济日益一体化,经济周期也呈现出相同趋势。

虽然大陆和香港两地的经济周期呈现出趋同的发展态势,但是值较小说明二者的相关性还比较小,两地的经济一体化尚待进一步深化。香港和大陆目前正向着建立自由贸易区而努力,两地经贸关系已正式确立为更紧密经贸关系,这是自由贸易区或自由贸易协议的一种。相信随着这一进程的发展,两地经济联系将进一步密切,而且香港经济在各个方面将越来越依赖内地。随着两地在商品、服务和要素流动方面障碍的逐步减少和取消,在最终消除了资本、劳动力、信息等生产要度流动的障碍后,两地经济将会完全融合在一起,真正意义上的经济一体化将会实现。

参考文献:

[1]黄燕君.港币—人民币一体化:意义、条件、前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刘瑛.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人民币与港币关系研究[J].亚太经济,2004,(4).

[3]王湘东.“华元”共同货币区的构想及实施[J].上海金融,2005,(12).

[4]黄燕君、赵生仙.港币—人民币一体化的经济意义及可行性分析[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3).

中国大陆汽车产业分析 篇4

排名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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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混沌的江湖,如果把法学界视作一个江湖的话。

但是,《东邪西毒》教导我们,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所以,即使虚弱混沌,但还是江湖。只不过它的大号叫做法学界。

是江湖,就有座次。

法学院也不例外。

传说中,有两所叫做东吴和朝阳的法学院,他们最大的遗憾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所以,他们仍然在传说中沉默。

有时,在梦里,依稀能看见东吴师生的眼睛。泪眼婆娑。

因为,很多年以后,在古城苏州。有个叫做苏州大学法学院的自称其延续了东吴法学。

那一天,大雨倾盆。原来江湖变了。

第一章 座次

一、丐帮也有座次。九袋长老和八袋长老相比,自然不仅多一个袋子。80年代,江湖上有“五院四系”的九大世家。

从血统上,他们都很混杂。

因为,他们都先天不足。立场正确的法学院系似乎缺乏了兼容并蓄的学术气质。

于是,随波逐流成为一种时尚。

一种叫做后现代的解构精神弥漫在前现代的中国法学界。

解构之后,我们才发现,我们几乎没有什么法学。

张爱玲说过,人生是件华丽的旗袍,里边全是虱子。而法学界的解构却颠覆了光鲜的旗袍,剩下的,只有虱子。

没有法学,座次却是要有的。因为,虱子似乎也要分大小。

顿时,江湖上烽烟四起,唾沫横飞。

二、如果一定要排一个座次,我的感觉是

第一梯队

人大法学院、北大法学院。

第二梯队

武大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社科院

第三梯队

西南政法大学

第四梯队

吉大法学院、厦大法学院、中南政法、华东政法。

第二章 人大法学院

不知从何时起,人大法学院声名日隆。

据说,人大的教授出没中南海与央视的次数最多。

当然是在法学院中。

人大法学院有七种武器。每一种,都是引以为傲的。

至少,在这个江湖里。

一、民法。

民法在这个江湖里,与金钱的距离近过诚实信用这样的民法信条。而,王利明,就是人大民法的神工鬼斧。

论师承,佟柔的衣钵传人。佟柔的《民法总则》,在近几十年的大陆民法界所撰的教科书中,仍无出其右者。论著述,可睥睨千秋。当然是厚度。

很多年后,人们会记住。

有一个时期,学术分量是可以用公斤衡量的。

论政治亲密度,全国人大要员。

几不曾见失宠之态与孤傲之姿。

论资源,持民法学会,据院长要职。

人大民法,尚有杨立新、龙翼飞等。或司法者出身、或京城名律。

二、法律史

法律史是个奇怪的专业。

究竟归属于法学还是历史,无法可知。或者说,既非法学、亦非历史。

因为,前任院长曾宪义经营法史多年,学术建树寥寥可数。

曾经有一种传说,曾为法学教育界的“一哥”。或者说,这个江湖里。

位尊权重,恍若盟主。

因此,名誉院长仍是一位70岁老人特立独行的旗帜。

或者说,作为一位法学教育界的领袖,远比作为法律史学者更为实至名归。

当然,只是比较。

说到法史,无法忘记。

社科院历史所的瞿同祖老先生。

如果一定要在这个江湖中寻找一本可以称作法史著作的书的话。

我希望是《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三、经济法

如果把经济法视作一种专业。

但是,怪胎也是胎。

所以,经济法也是法。

从潘静成开始,人大经济法总是意气风发。

史际春所撰的《经济法总论》,曾是经济法硕士的必备之作。

因为,在浩如烟海的经济著作中,竟然有思考和论证。

虽然,论说难免牵强。经济法人曾经认为,经济法的独立性是伟大而艰深的难题,并为之披荆斩棘,百般求索。

但是,怪胎就是怪胎。

正如,东施就是东施,无论如何作蹙眉状,还是东施。

所以,把一个怪胎论证成为龙种,总是有些无聊。

除了童话和传奇。

四、刑法

2005年的人大刑法。

一场大戏。

你方唱尽我登场。只是意气与利益。

遥想当年,全国首个博士点。

高铭暄功不可没。

作为刑法界的泰山北斗,如今飘忽不定。

北师大尊之为名誉院长,人大苦苦返聘强留。

不仅忆及,制定82年宪法时。高先生坚持认为,迁徙权与罢工权不能入宪。

又想到,北京新制的信访条例。

自杀也是一种威胁。

五、宪法

50来年,四部宪法。

除了考试时增加难度,宪法研究总是有些尴尬。

换种角度,空间很大,是潜力股。

只不过,现在是潜水股。

羞涩而矜持的宪法学,让人又怜又恨。

许崇德,韩大元。两代豪杰。

忆当初,崇德、定仁、华辉三先生南北呼应。只是,争鸣渐无,阿谀之风渐起。

所以,沉默的宪法学到未尝不是好事。

六、地势

人大法学院雄踞人大一隅。

处京城繁华之所,闻大内恢宏之语。

并两高法检自重。

央视近在咫尺,大会堂举步之劳。

七、人脉

陈兴良君曾对邱兴隆云,天安门与歌乐山境界参差,前者大有可观。

人大法学院门生遍布京畿,借京城之威辐射中华。

院庆之时,高官云集、贵胄毕至。

蔚为大观。

待续(下一篇——北大法学院)

第三章 北大法学院

没去过北大法学院。

只是远远透过车窗看到那座征表北大精神的高塔。

我猜想,应该在未名湖畔。

美人迟暮是人生一大悲哀。

失去了兼容并蓄的北大,正是迟暮的美人。

但是,迟暮的美人身上依稀有着青春的痕迹。

尽管很淡。

北大法学院就是如此。

于是,有了贺卫方,也有了王天成。

当然,还有巩献田、陈瑞华。

从未拥有过荣华的苦痛远无辉煌后的落寞更加痛入骨髓。

偶像古龙曾云,人生最大的悲哀,就在于

灯红酒绿、歌舞升平中,那种

油然而生的孤独和空寂。

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不记得是谁说过这样的话了。

反正值得玩味。北大法学院当然还活着,但是,它已经死了。

院长苏力曾撰过专著一本,借用翔实的资料评析各大法学院的影响因子。

得出结论,北大法学院正当壮年,如日中天。

苏力却自己用事实写就的不公,赤裸裸的割裂了法律的根基和灵魂。

甘德怀的悲哀在于,一定要在一个虱子群中寻找龙种。

面对权贵,北大法学院祭起的是绥靖和沉默。面对金钱,北大法学院收获的是沉重与耻辱。

曾记得,论坛上曾有这样一个帖子,大意是数百名干警喜获北大法律文凭。

活着,还是死去?的确是个问题。但是,北大法学院选择了吞金而亡、阿谀而逝。不知道算轻于鸿毛还是重如泰山。

二、行政法

北大的行政法傲视群雄,独步天下。

因为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做罗豪才。

作为法学界中政界领袖之一,亦学亦政是于学有益否?

无法可知。只是,行政诉讼的境遇让人生疑。

在行政庭的同学对我说,行政庭最轻松。

铺天盖地的上访又让人浮想联翩,最应该匆忙的业务庭何以最清闲?

于是想到,朝鲜法院的行政庭应该比我们还清闲。

如果有的话。

除罗之外,姜明安、袁曙宏均是暗夜中的微光。

如果中国的行政法研究是暗夜的话。

面对不法和困境,作为法学家是引刃而上还是退避三舍?

先天下人之忧而乐,还是后天下人之乐而忧?

这样的选择,也深深困扰着北大行政法。忧郁,还将继续。

绥靖,仍然蓬勃。

三、贺卫方

拒招硕士,是贺师的一种愤激之举。

续招博士,是贺师的一种入世之态。

壕堑战还是对决?

面对不公的招生制度。

折中的贺师选择了前者。

岌岌可危的法学教育中,贺师扬起了叛逆和批判的大旗,在风中猎猎作响。

如火如荼的学术不端中,贺师拍出了沉闷而凌厉的一拳,如泥牛入海。

所以,孤独者将继续孤独,沉默者将继续沉默。

而激愤者,面对无形的高墙和沉默的大多数,终会走向沉默。

正如鲁迅所描述的一个没有敌人的战士,在无人之境中,面对如血的夕阳,除了黯然神伤,还是黯然神伤。

四、巩献田

一封信叫停了物权法。

巩献田的真诚在于,他坚信穷人的打狗棍和富人的别墅是不同的。

在法律上。

法治进程步履维艰的前行,一个简朴的老人,用政治性的宏大叙事,用非理性的情感和直觉,重申了这样一个道理,我们和资本主义不同。

和绥靖的苏力一样,巩献田也是法理研究者。

移植还是固守?

正确还是平等?

物权法的困境背后,倒映着苏联模式集体、国家观仍然影响着一代法律人。

未来如何?

这个老人也无从知晓。

只是,穷人仍然手持打狗棍,被城管追逐嬉戏。富人仍然开着宝马,面对红灯,绝尘而去。

五、刑法学

杨春洗、杨敦先、张文等先生建构了北大刑法。

储槐植、陈兴

良延续了北大刑法。

如果不是那个叫做刘涌的汉子,或许,北大刑法还有几分清誉。

为刘涌辩护也好,出专家意见也罢。

这都无可非议。

可怕的是,面对指责,除了沉默,就无法坚持信念。

收钱也好,义务也好,干预司法,却与法律背道而驰。这种力量,只会延缓法治的进程,也抹灭了法学家应有的尊严和矜持。

六、国际法

铁崖先生在世时,国际公法界唯北大马首是瞻。

斯人已去,江湖顿成乱象。

七、陈瑞华

对于立志考取北大法学院研究生的自考生而言,报考陈瑞华是个糟糕的选择。

如果陈瑞华“北大法学院不欢迎你们”的言论属实的话。刑事诉讼法学者忽视了刑事诉讼的基础,限缩强权、保护弱者。北大教授对于自考生关上了求学的大门,扬起的是歧视的大旗。骨子里弥漫着血统论的阴霾,言语间透露出成分论的轻蔑。

很多年以前,那个叫做钱穆的老人,从中学课堂走入北大课堂。他的步履造就了昔日的北大。

很多年以前,那个叫做辜鸿铭的老人,他桀骜的辫子支撑着教而无类的北大精神。

而,歧视的法学教授却经营着北大法学院,并且,探究着刑事诉讼的建构。

提倡着刑事被告人的沉默权。

中国大陆交通广播电台频率汇总 篇5

中國大陸交通廣播電臺頻率匯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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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应该讲赌博合法化立论 篇6

从流氓法的取消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我们发现,在综合考量了对于个人权利的尊重和社会利益之后,政策的选择是在不断改变的。而社会氛围良好的新加坡从之前的严厉打击赌博行为到现在的允许公开开设赌场也告诉我们,法制的变更在今天的中国也是需要继续思考与探寻,所以对于赌博合法化,我们该抱着与时俱进的态度看待。

我方认为该将赌博合法化,是基于对原有政策的反思以及对于法律本身的思考。

1、现代化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传统观念及文化理念,禁赌这样一项政策不再符合现代人的道德观。曾经盛行的“禁欲”思想早已破除。在现在经济下,很多人参与到股票这样一种同为投机性质的活动之中。而我们的国家也是选择了给予股票行业法律保障。赌博,同样需要如此。

2、在新的时代特征下,禁绝赌博是不可能,也不科学的。市场经济下政府,早已不再是过去统揽一切的全能政府。经济的发展,使我们穷其所能追求利益的多元化。周边国家赌场的开设也是将赌博推到了一个合情合理的位置。我们该做的,是立足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综合考虑赌博给个人和给社会带来的经济效益,以及和其他国家的综合竞争能力,而不是盲目着眼于其可能带来的某一些危害。客观地正视赌博,正视我们的天性,研究赌博面临的新问题,而不是学习过去,一味禁止。11届全国人大代表胡森宝对于允许合法赌球的提案。肖龙江提出的将西部开发成为中国的拉斯维加斯的建议都给了我们要将赌博合法化的启示。

3、现行的禁赌政策没有遵照社会发展现状,不适应于当今这个社会,不适用于当今社会的人。强制性的禁止使禁赌的效果适得其反。在05年查获的一起地下赌球,共计金额1万亿元。而根据公安部门的数据,我们看到每年被查获的参赌人数就有9000余万,而没有被查到的更多。赌博屡禁不止,反而愈演愈烈。官员洗黑钱的事件层出不穷,其中的灰色收入更是惊为天人;地下赌场如雨后春笋,缺少政府管理给了不法分子可趁之机,产生很大的社会隐患。这些,都是因为现行的禁止政策,无视了参与者的真实心理,合法化,尊重了个人的选择,在此基础上正确引导。

再者,现行法律的制定存在矛盾,必须改变。国家对于其自己发展的博彩事业的支持和投入和对于相同性质的赌博行为的严厉制止,刑法303条的含糊不清置法律的权威性于不顾。

从以上几点中,我们需要意识到,现行的选择是错误的,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在合法化这条道路上摸索,也许前路充满荆棘,但必然是光明的。我们要看到澳门赌博特区的设立,赌博业发展的同时带动旅游业和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新加坡将赌博合法化之后的相关经济的腾飞,单2010一年就带来的1160万的客流量。也看到在那些合法化的国家,犯罪率并没有上升。在政策改革的道路上,我们并不孤单。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赌博合法化,4000多个赌场的成立,给我们以经验家训。

我方提出的合法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由国家严格监控。而合法化的第一步,就是完善刑法303条,解释清楚其中的模糊概念,同时制定《博彩法》规范。具体措施如下,在第一个10年内开放赌马,对于参赌人员进行严格记录,对于他们参赌金额进行一定的限制,使赌博行为透明化,同时不允许没有经济能力的未成年人以及国家官员和党员参与。而赌马过程之中得到的利益则投入国家的公益事业。在此基础上第二个十年,开放赌球,最后允许赌场的开设,完成合法化的进程。

中国大陆汽车产业分析 篇7

城市化的定义众多,本文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术语》,认为城市化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城市化是一个系统的动态过程,包含了人口、经济、社会、城市建设等各方面变化的影响。它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反过来也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中国大陆的城市化进程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总的来看城市化水平普遍较低,并已成为制约国家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因而,各地区普遍把推进城市化进程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目标选择。当前中国大陆已经进入了城市化水平的持续上升发展时期,此时对这样一个过程实施有效、客观、科学、动态的监测,从而及时发现并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难题,就必须加强对中国大陆城市化水平质与量等方面的考察和研究。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尤为重要。

总揽中国城市化的研究现状,学者们测度城市化发展水平时所使用的方法、考虑的因素通常较为单一,大多使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测度城市化水平,东北师范大学的刘艳军、李诚固在《城市化综合水平测度初探》中主要强调的是经济因素[1];而重庆师范大学的张海永在《基于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的江苏省13个城市社会发展水平研究》中,更多地利用社会人文关怀因素进行了分析[2]。本文认为:第一,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很难用某一个指标概括其发展水平;第二,当前利用城市基础建设因素对城市化水平影响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将通过构建一个指标体系来全面衡量、评价全国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并且在构建的指标体系中强调了城市基础建设因素对城市化的影响作用。

二、中国大陆城市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衡量城市化水平的因素可以从多方面进行考虑,而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还应遵循客观性、系统性、代表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3]。根据提到的城市化的四个因素,并参考厦门大学狄旸在《城市化水平的因子分析及评价》中对江西11个地级市城市化水平所作的分析,本文在对全国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进行研究时,设计构建了四个决定因素:经济因素、公共服务因素、城建因素和人口因素[4]。四个决定因素下共包含12项指标,分别体现了生产、生活方式、人口城市化的水平以及城市不断完善的过程。由于中国大陆各地区人口的数量差异较大,如果从总量数据上分析比较必然会带来偏差,因而各指标均采用了相对数形式。具体如下:

1.经济因素:人均GDP、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这四项指标综合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城镇产业的聚集能力和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

2.公共服务因素:万人医疗床位数、万人医疗技术人员数、万人高校在校学生数,这三个指标代表了城镇的医疗保障水平和教育水平。

3.城建因素: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城市燃气普及率、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这四项指标反映了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4.人口因素: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这个指标反映了人口向城市聚集的程度,直观地体现了人口城市化的程度。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预处理

实证分析的全部数据均来源于《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5]。由于各指标之间的数量级相差悬殊,为了在分析中合理体现各个指标及因素的重要性,确保研究结果更加科学、合理,需要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量纲的影响。本文采用了较为常用的Z-score技术,利用统计软件SPSS16.0,对各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6]。

(二)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是降维方法中应用较多的一种方法,其基本思想是根据相关性大小把原始数据分组,使得同组内变量之间相关性较高,而不同组变量之间相关性较低。每组变量代表一个基本结构,并用一个不可观测的综合变量表示,这个基本结构就称为公共因子。因子分析的目的是研究如何用少数几个因子变量来解释较多原始变量,同时又尽量减少信息丢失[7]。

1. 因子分析的适用性检验。

首先使用因子分析的KMO测度值检验选取的指标数据是否适合因子分析,若KMO>0.9则说明非常适合作因子分析;0.8<KMO<0.9则说明适合作因子分析;0.7<KOM<0.8则是一般水平;0.6<KMO<0.7则表示不太适合作因子分析;而KMO<0.5时则表示不适于作因子分析。对本文数据进行检验,结果得到KMO=0.776,即适于因子分析的一般水平,可以对其进行因子分析。

2. 构造公因子。

构造公因子也就是公因子的提取过程,本文采用主成分法提取公因子。各公因子的特征值和方差贡献率如表1所示:

表1显示,特征值大于1的有前三个公因子;由特征值的碎石图(如图1)可以看到,在第三个公因子之后,其余公因子特征值的变化趋于平缓。综上所述,本文提取前三个公因子,其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了85.415%,即这三个公因子能够解释11个原始变量85.415%的信息量。同时为了便于解释,对因子采用四分位最大正交旋转法旋转因子,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如表2所示:

表2显示,第一个公因子在除去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人均居住面积和人均道路面积上不明显外,在其他变量上的系数都较高,因此第一个公因子综合体现了城市化水平,故命名为综合水平因子。第二个公因子在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和人均道路面积两个变量上的系数较高,第三个公因子则只在人均居住面积上系数较高,这3个变量是城建水平的具体指标,故将其手动组合为1个公因子,命名为城建水平因子。

3. 计算公因子得分。

利用主成分法提取公因子,按特征值累计贡献率大于85%的原则,共提取4个公共因子[8]。

公式如下:

其中:λij为第j个公因子在第i个变量的载荷系数。

手动组合的因子得分:F'=(α2F2+α3F3)/(α2+α3),其中:α2,α3分别为公因子二、三的方差贡献率。因子综合得分:Fs=[α1F1+(α2+α3)F']/(α1+α2+α3)由上述公式及数据,各地区城市化水平的因子得分如表3所示:

第1个公因子F1体现了各地区城市化的综合水平,在综合得分中的比重为73.61%。在此公因子上得分较高的是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即其城市化的综水平较高;在此公因子上得分较低的是广西、甘肃、云南、西藏、贵州等省份,即其城市化的综合水平落后。

第2个公因子F′是通过手动组合第二公因子F2和第3个公因子F3获得,主要体现的是城市基础建设方面。在此公因子上得分排名较为靠前的是江苏、山东、浙江、福建等沿海东部地区,即这些地区的城市基础建设较好;而中、西部地区普遍得分低、排名靠后,即其城市基础建设落后;北京、上海与天津等直辖市在该公因子得分上并不高,这说明其虽然在经济、生产、生活方式、人口方面城市化水平较高,但在城市基础建设方面存在问题。

因子综合得分Fs体现了城市化的发展水平。其中,上海、北京、天津排名位居全国前三位;浙江、江苏、广东等沿海省份紧随其后;广西、云南、贵州则在末位。可以看出这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较为相似。

(三)聚类分析

为了进一步划分各地区城市化水平的等级,从而掌握全国各地区城市化发展的特征与规律,本文采用Q型系统聚类法,以上文两个公因子得分为变量,对中国大陆31个地区进行了聚类分析。由散点图和聚类分析图,得到以下分类结果,如表4所示:

表4显示,中国大陆31个地区被划分为三类。第一类为首都北京和上海、天津两个直辖市,第二类是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等东部沿海省份,第三类是剩余的23个地区,大多为中西部地区。结合前文因子分析的结果,可以总结出如下结论:

1.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经济发展水平高。其城市化综合水平因子F1得分为2.96,一枝独秀,远超其他地区;但其城建水平因子F′得分仅为-1.05,在全国范围内排名倒数。上海、天津作为中国的老牌直辖市,经济发展水平一直位于全国前列,城市发展水平仅次于北京。其综合水平因子F1得分分别达到了2.82和1.75;而在城建水平因子F′上,其得分分别为-0.29和-0.24,在全国排名位居中游,且远低于其综合水平因子得分。由上述分析可知,北京、上海、天津城市化发展水平具有相似的特征。即这三个城市的基础建设未能与其城市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城市人口规模相匹配,阻碍了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其城市硬件设施仍需进一步完善。

2.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等东部沿海省份被划分为一类,由于其地理优势和优惠的经济发展政策,这几个省份的城市化水平仅次于北京、上海、天津,与内地的大多数省份相比也具有较大差距。其中在城市化综合水平因子F1上的得分在全国位居中等;在城建水平因子F′上的得分则高居全国前几名,平均达1.22,可见其在城市基础建设方面发展水平较高。由上述分析可知,这些地区提高其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关键在于城市化综合水平的提高,即需进一步从经济、公共服务、人口等要素的角度出发提高城市化程度。

3.剩余的23个地区被划分在一起,可以看出其中多数为中西部地区。虽然发展状况千差万别,但是城市化的总体发展水平和特点具有相似性,即综合水平因子F1和城建水平因子F'的得分均普遍偏低。这个类别涵盖了中国大陆大部分的省份,因此可以认为中国整体的城市化发展水平有待提高[9]。

通过以上的总结可以看出:第一,中国整体的城市化发展水平较低,尚待进一步提高;第二,现阶段各地区的城市化发展水平差距明显,先进地区的带动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第三,城市化水平的合理提高应当是城市化各方面因素水平的全面提高与平衡、协调发展。

四、政策建议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中国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经济的发展是确保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充分必要条件

因子分析显示,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排名靠前的都是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经济的发展能够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提供必需的建设资金,能够增强城镇产业的聚集能力,能够改善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从而促进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能够为人口的聚集提供必需的条件从而促进农村人口向为城市人口的转化。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也能进一步促进地区经济实力的提高、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地区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因而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地区更应当不遗余力地大力发展区域经济,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

(二)大力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能有效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列,但是通过分析发现,各因素的发展并不协调,其城市基础建设相对落后,并成为制约其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的瓶颈。而沿海的浙江、江苏、广东等地区正是通过启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促进了其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基础建设是城市经济增长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的硬性条件,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也可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因此,应加强对基础建设在城市化发展中重要性的重视,并予以正确的政策指引,大力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健全城市功能,确保城市化水平的有效提高。

(三)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应发挥带动作用以促进中国整体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北京、上海、天津这三个城市化水平高的直辖市及浙江、江苏等城市化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省份应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地域优势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从而促进中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同时中西部的省份也应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发展自己的特色,争取最大力度的发展。同时在优势地区的带动下,摒弃行政划分的观念,做好交流,取长补短。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应该是城市化各方面因素的全面提高,也应当是各地区水平的全面提高,地区之间城市化的水平的差距不应进一步扩大。因此,国家也应出台相应的政策,以协调好全国城市化水平的整体发展,促进全国城市化水平上一个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1]刘艳军,李诚固.城市化综合水平测度初探[J].世界地理研究,2005,(6).

[2]张海永.基于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的江苏省13个城市社会发展水平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3).

[3]程如轩,李澄清.中国城市化水平的评价及预期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5,(1).

[4]狄旸.城市化水平的因子分析及评价[J].市场论坛,2005,(5).

[5]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6]何晓群.现代统计分析方法与应用[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7]陈晓毅.广西区域城市化综合水平评价和类型分析[J].广西社会科学,2009,(9).

[8]余强毅,周旭英,陈佑启.中国城市化水平区域分异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09.37(12).

中国大陆汽车产业分析 篇8

摘要:作为未来国家综合国力象征的文化创意产业,显示着其蓬勃的发展活力,其中电影产业是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电影产业的发展,电影人才培养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该文分析了我国内陆高校电影人才培养的一些现状,并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业 电影产业 中国大陆高校 电影人才培养

一、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现状

1997年英国提出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将其定义为“源于个人的创意,技巧和才华,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利用而形成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行业。”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生产力,例如美国的核心版权产业增加值约占国家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的一半;日本的动漫产业占据市场份额和创造经济效益的一半以上,为世界上最大的动漫制作国和输出国。

(一)从市场方面分析

数据显示,目前世界文化市场份额美国占43%,欧盟占34%,亚太地区占19%;在亚太地区所占份额中,中国所占份额还不到4%[1]。相比美国、欧盟这些发达国家,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还处在起步发展阶段,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一产业将具有巨大潜力。

作为一项重要文化产业,随着政府对文化产业的日益重视,我国电影产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重要机遇。截止到2012年,中国电影票房连续第十年实现大幅增长,比2002年票房数字增长18.5倍,成为全球第二大票房市场。

(二)从盈利模式方面分析

对于我国大部分影片来说,票房是主要的收入来源。然而收入来源的过于单一会加剧我国电影产业的风险性。过度依赖以扩大市场规模为主要驱动的发展模式,许多影片在创作、营销、发行、放映等环节没有以观众需求为导向,相对进口片,国产片的生存越来越困难。

(三)从整体人才方面分析

近几年来,影视国内市场票房已连续保持了20%以上的增长率,如此良好的发展势头也促使影视产业广纳贤才。当前,我国电影专业人才培养的速度与电影产业的快速发展之间存在着供不应求的失衡现象。如北京电影学院和高校电影专业毕业生数量和规模无法适应电影产业发展不断扩大的人才需求,专业人才缺口很大。虽然目前全国影视行业从业人员超过300万,但总量依然不足,而且某些人才结构也不合理,尤其是专业人才严重不足,高层人才更加紧缺。

二、中国大陆高校电影人才培养现状分析

纵观目前国内现状,不仅是以北京电影学院为首的专业性院校,越来越多的综合性大学也开始设立影视艺术方面相关专业。电影人才培养空前繁荣,正朝着多元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然而,在创意文化产业的背景下,我国大陆高校电影人才培养也呈现出了不少问题。要想影视人才培养与市场人才需求衔接顺畅,解决以下问题势在必行。

(一)“教育与影视脱节”现象

我国目前只有北京电影学院一所专业的电影院校,虽然近几年来国内不少综合性的高校不断开设相关专业,培养相关从业人才,在数量上是不断的增加,但是向社会输出的有艺术创新能力的高端人才和复合型人才少之又少。电影人才的培养和我国电影产业的快速发展极不相称。市场需求和人才培养渠道严重脱节。

(二)教学模式方面

从宏观角度来看,目前我国影视教育的主要问题不是规模过大,而是结构不合理。

1.人才定位模糊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背景下,影视传媒市场更需要多元化的人才。由于各院校在观念、办学条件等方面的差异,人才定位也应有一定的差异。然而现况是,综合类院校和其他专业院校培养的学生专业特色区分并不显著。不同环境下培养的人才却有着极高的相似性。学校致力于培养怎样规格的人才,估计很多院校都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这从根本上就无法满足业界多样化的需求。

2.教学操作安排不合理

电影专业在我国的发展时间比较短暂,各综合院校开设此专业的时间也很短,对于课程安排还处于探索期。很多高校课程设置上,理论性课程比重过大,操作性课程比重过小;课程安排死板,学生自主选择少。

对文化创意产业和电影产业的意识不够。没有明确意识到文化产业在当今社会的重要影响力,只注重电影教学,没有把电影产业的意识联系其中,极少有相关院校设置了提升学生文化修养的课程。这样的结果只能是使学生和市场需求脱节。

3.师资力量匮乏

我国的影视人才培养已从早期的专业化小众精英培养阶段,发展为现在的大规模化大众培养的阶段。除了北京电影学院等专业性院校,许多院校只是跟风式的开设相关专业,在师资的配置上并不给以重视。快速发展的开设影视专业院校的数量和发展缓慢的专业化教师数量之间的矛盾,成为制约高校对专业性影视人才培养的重要因素。

三、高校电影人才培养的意见和建议

(一)发扬传统文化,突出民族性

中华民族有着优秀丰厚的历史文化,这为中国电影创作提供了丰厚的题材。中国电影能否在世界电影中拥有立足之地,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创作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并且为各国观众所接受的优秀电影作品。

中国高校在电影教学中,应该通过开设如历史典故、民俗诗歌等与传统文化相关的选修或必修课程,鼓励学生学习探讨中国传统文化;通过规定学生一学期的必读书目,使学生涉猎文学、历史、民俗种类的书籍,从而打下较宽厚的人文知识基础;学校还应积极开展与传统文化相关的各种活动、比赛,邀请具有深厚文学素养的教授、大师进行讲座,开阔学生的视野,增加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以及热情,让学生认识到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二)培养创新型人才

1.增加专业学科学生间的交流与互动

韩国大学中央艺术学院为培养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学生,开设了融合教学课程,从电影、音乐、戏剧等专业中选出约40名在自己专业领域中成绩突出的学生,集中起来进行综合训练和学习,不同专业学生互相激发,取长补短,取得了较好的学习效果[2]。 学生在精通本专业的基础上,还需了解涉足其他专业。未来中国电影要想走向世界,电影人才不仅要精通电影,他还需要懂法律、懂经济、懂融资、懂市场、懂制片。中国高校在电影教学中,应鼓励各专业学科学生间的互动交流,拓展学生的视野,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想像力。

2.实践为主,培养学生的创作能力

学生高校中学习的理论最终要落实到电影创作上来,高校在电影教学中应注意以实践为主,增加学生的动手机会,运用拍摄练习提高学生的自主创作能力和想象力。高校可以和电影企业合作,培养学生的创新性、动手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由电影企业选拔优秀人才去国外一线影视公司学习进修,使他们具有较强的实战技能。将企业先进的技术经验以教材、培训的方式进行推广,邀请业界的优秀人士到高校讲座,与学生进行互动交流。

3.建设一批优秀的师资队伍

教师队伍在培养优秀电影人才方面起着关键作用,高校应重视,并注意引进具有产业和制作经验的教师[2]。安排一批教师进行专业方面的学习,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引起教师对电影专业方面的重视,从而建设一批创新型的一流师资队伍。

总之,我国电影产业正在不断的发展之中,电影人才的培养是电影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我们要逐步实现科学的学科调整,可行性的教学改革,以培养与国际接轨的全面发展的复合型电影人才。

参考资料:

[1]蒋建国.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N].人民日报,2010-11-22.

[2]张宗伟.“电影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学术论坛”综述[J].现代传播,2013,(2):145-146.

曲阜师范大学学生科研训练计划项目

指导老师:孔德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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