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概念分析论文

[摘要]2013年5月，昆明市民上街“散步”抗议PX项目的做法，再次引发学界对公众参与权问题的探究。政府行政决策中引入公众参与机制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而在我国，由于行政法本身起步较晚，发展不够完善，相应的政府决策中公众参与权的发展也并不是十分充分。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行政诉讼概念分析论文 (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行政诉讼概念分析论文 篇1：

程序轻微违法

摘要：新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中国行政诉讼制度正迈向科学和成熟的道路。在经验和时代的要求下，从“重实体，轻程序”的偏向发展，到现今程序要求得到重视。行政法治进程的推进为程序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也协调 了实体和程序关系，其中具体的制度设计也补正了“轻程序“的困境。法院对相对人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轻微程序违法的行政行为确认违法，监督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本文从程序轻微违法的概念为切入点，结合理论界程序轻微违法的适用情形，探究与程序严重违法之间差异的分流线，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程序违法;确认判决;新行政诉讼法

一、程序轻微违法之概念分析

理解法律是法律实施的先驱，解释法律旨在剖析立法本意。随着行政法制的不断推进，《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为程序的发展和适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者应松年将行政程序违法定义为：“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履行行政职责，实施行政行为或接受行政监督时，违反了所应遵循的方式、步骤和顺序等程序”。①柳砚涛在《论行政行为补正制度》中将程序轻微违法定义为：“行政行为程序上具有轻微的违法情形，且该情形未对相对人的权利造成实质性的、重大的影响”。②可见行政程序轻微违法属于行政程序违法的范畴，行政主体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但违法行为并对诉讼相对人权利产生实际影响，且并不直接导致被撤销或部分撤销。法律并未统一“轻微”的标准，更未规定何种程度的违法才称之“轻微”。笔者认为程序轻微违法首先不能违反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只有在不违背原则下才具有考虑是否对相对人权利产生实际影响的前提。至于对相对人权利是否产生实际影响的判决，则须双方举证，再由法院判决得知。

二、程序轻微违法之适用情形

杨登峰于《程序违法行政行为的补正》中指出，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2条规定了，行政行为中的书写错误、计算错误，属于技术性“明显错误”，属于轻微程序瑕疵。③王玎、郭一帆在《德、日、英行政程序违法审查标准研究》中指出，英国以未遵守的程序是否可以忽略不计为行政程序违法的其中一个审查标准，判例表明，法院认为法官无须考虑程序瑕疵对实体结果的影响，单凭程序瑕疵就足以撤销行政行为。④而现行《行政诉讼法》所采取的“轻微”却无统一的审查标准，轻微程序违法在价值衡量下可能被判处撤销或确认违法。可见同是程序违法，因其程度和个案价值不同对此可能作出不同的判决类型。基于利益平衡原则，为维持行政行为的效力和执行力，保障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增强行政行为的公信力，故而需协调程序轻微违法的适用情形。综合文献得出，学界对“程序轻微违法”以列举方式列出如下：

1.程序缺失，但是作结果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程序无关于重要与否，只要是法律(广义)所规定的程序就必须予以遵守。其中程序缺失若是影响了实体处理，法院则必然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但于效率与公正的需要，若程序缺失对实体结果不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影响相对人的权利，法院则确认违法判决。但有补救的意义，仍需行政机关弥补却缺失的程序。

2.顺序颠倒，但是不影响公正和合法，对结果不产生实际性影响。即行政行为产生的流程与法律规定不符，环节的次序颠倒。如询问和传唤的顺序颠倒或者执法行为结束后才出示执法证件，但不影响实际结果，不影响相对人的合法权利。

3.不影响相对人权利的技术错误行为，比如，仅仅是法律文书错误或行为日期未注明等。这些都是相对人权利保障不具有实质性意义的轻微行政程序违反，其不具有撤销的必要性。

由于执法行为已经结束，但处理结果并无不当，以上述为原则性规定，由执法、司法部门加以细化和理解。具体判决需要法院在个案中予以考察和价值衡量。

三、程序轻微违法之我见

法院对行政程序轻微违法及相关概念的理解不同并且缺乏统一的司法认定标准。对“轻微”这一标准也无统一规定，因此在审理案件时法院对“轻微”的认定具有高度的自由裁量权。为了避免适用中所产生的公正和效率冲突，为追求公正和效率并重的价值目标，可借鉴多国采用的列举式和排除式来明确规定“程序轻微违法”的情形。由此为判决提供统一的标准。

若强调程序制度的工具价值，当行政行为程序违法但实体内容正确时，确认违法就具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如强调程序具有其独立的价值，而非实体法的工具，当程序违法而行政决定的内容合法，仍然需要撤销判决。鉴于审判实践中行政相对人的诉求和行政程序违法程度存在差异，则需要不同判决类型与之相契合。故而出现确认违法判决和撤销判决之分。又撤销判决与确认违法判决功能的差异，决定了必须准确而科学地界定“轻微”之意。笔者认为，需于司法解释中对“轻微”之意应加以细化。

针对程序轻微违法的行为，因其撤销会影响相对人的实体权力，故而确认违法判决。为了协调解决司法效率和执行难问题，以确认违法判决为折中方案，任何人再不得以程序违法为由撤销该行政行为，最终也是执行原行政行为。此做法利于司法效率的提高和杜绝了执行难等相关连锁问题的出现。凸显了法院的制约手段，强调了法院的权威，束缚了行政机关的手脚了。虽然程序轻微违法为确认判决，此是否足以起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作用?法院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不影响行政行为的效力和执行，在某种程序上制约了行政机关。但是由于此判决类型，行政机关无需重做，则会导致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疏忽大意或为了利益故意而为之。笔者认为需将赔偿责任贯彻到作出行政行为主体之名下，由行政主体个人承担疏忽的责任来促使其公正效率执法。或为了更切实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加强赔偿力度，可由由机关赔偿后再向过错执法主体进行追偿。最终都是由过错的行政主体承担最终赔偿后果。

注释：

①应松年：《行政程序法》，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4 页

②柳砚涛、刘雪芹：《论行政行为补正制度》 第127页

③杨登峰：《程序违法行政行为的补正》第152页

④王玎、郭一帆：《德、日、英行政程序违法审查标准研究》第76页

参考文献：

[1]王玎、郭一帆，《德、日、英行政程序违法审查标准研究》[J]，研究生法学，2015，30(1)76页

[2]柳砚涛，认真对待行政程序“瑕疵”——于当下行政判决的实证考察[J]，理论学刊，2015(8)

[3]郜 飞，行政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探析[J]，法学研究，2014(10)

[4]于立深，违反行政程序司法审查中的争点问题[J]，中国法学，2010(5)

[5]杨登峰，程序违法行政行为的补救[J]，法学研究，2009(6)152页

[6]应松年，行政程序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14

[7]柳砚涛、刘雪芹，《论行政行为补正制度》[J]，山东大学学报，2007(5)127页

[8]段逸超，“违反法定程序”刍议[J]，行政法学研究，2003(4)

作者简介：李新怡(1991-)，女，汉族，湖南衡阳人，研究生，湘潭大学法学院，研究方向：行政法学与行政诉讼法。

作者：李新怡

行政诉讼概念分析论文 篇2：

政府决策中公众参与权的实现问题探究

[摘 要]2013年5月，昆明市民上街“散步”抗议PX项目的做法，再次引发学界对公众参与权问题的探究。政府行政决策中引入公众参与机制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而在我国，由于行政法本身起步较晚，发展不够完善，相应的政府决策中公众参与权的发展也并不是十分充分。公众参与权的行使途径方式多样，但因法律规范不足，加之一定的人为实施因素，公众参与权在行使途径上还存在启动主体单一、参与者不明、公众合理意见不被采纳等问题，公众参与权的实现还依赖相关机制的创设及完善。

[关键词]公众参与权;行使途径;完善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昆明“PX项目”从2012年底开始引起公众关注。2013年5月4日，3000多名昆明市民齐聚市中心南屏广场对传闻中新建PX炼油项目表达抗议，就此，传闻演变成群体性事件，这时官方才出面回应，并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将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利益方中石油也称项目“不含PX装置，也不生产PX产品”，但舆论质疑声依然不断，于是昆明市政府于5月13日召开恳谈会，邀请市民、网民、专家互动，听取不同的意见。

无独有偶，2007年的厦门“PX项目”事件，起初院士的建议及政协委员的提案，未能阻止该项目的上马，反而有加速的趋势，直至2007年市民上街“散步”，才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随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公众座谈会、并发起网上投票，最终因公众反对，该项目终才得以拆建。

依笔者看来，在群体性事件中，公众的不满情绪一旦被激发，极易产生严重的后果，轻则造成财产损失，重则危及人身安全，诸如公众上街“散步”、集体上访等群体性事件，只是人们在诉求无门后的无奈之举。同样的PX项目，为何两次引起公众上街“散步”，且直到公众上街“散步”，才引起政府的重视，开始召开新闻发布会、恳谈会，听取公众的意见?难道说公众参与政府决策就只有上街“散步”这一种途径可行吗?为此，本文将对公众参与权的实现问题予以探究。

二、公众参与权的概念分析

“行政决策中引入公众参与机制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在发达国家，公众参与已经成为行政法的核心价值之一”，①而我国由于行政法本身起步较晚，发展不够完善，相应的政府决策中公众参与权的发展也并不是十分充分。公众参与权概念是学者在研究相关公众参与理论的过程中提出的。

有学者提出“公众参与权是一种集知情权、 参与权、 表达权、 监督权四权于一体的复合性的权利”。②笔者认为，这种将公众参与权划分为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四权的做法欠妥，因为这四种权利的界限并不是十分明晰且有重叠：第一，表达权可否被参与权所吸收?第二，监督权可否被知情权与参与权共同吸收?第三，公众参与权又包括参与权，这两个参与权含义是否相同?表面上看，前者的含义广于后者，可同样的词语表达不同的含义，就让参与权的概念更加模糊不清了。公众参与的定义有如下观点，著名学者俞可平认为，公众参与是“公民试图影响公共政策和公民生活的一切活动”。贾西津的观点是，公众参与“指公民通过各种途径影响政府及其决策的过程，包括选举中的投票参与，以及公共政策参与等”。③蔡定剑教授认为是：“公共权力在进行立法、制定公共政策、决定公共事务或公共治理时，由公共权力机构通过开放的途径从公众和利害相关的个人或组织获取信息，听取意见，并通过反馈互动对公共决策和治理行为产生影响的各种行为。”④

综合各学者之意见，笔者认为，政府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权是指社会普通民众以及受行政决策影响的利害关系人、组织以及专家学者等通过法定的程序直接参与到行政决策过程中，表达自己的意见，以促进政府决策民主、公正与科学的权利。公众参与权在内容上至少要包括公众对政府信息的知情权、公众意见的表达权以及意见不被采纳的救济权。首先，知情是表达意见的基础，公众只有在充分掌握信息的前提下，才能保证所表达之意见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其次，意见表达是公众参与的关键一步，公众只有将意见表达于行政机关，决策者才能了解到公众的意见，进而影响到决策的制定。最后，在公众意见不被听取，致使其合法权益遭受损失时，应有相应的救济渠道。

三、公众参与权的法律依据

(一)宪法依据

公众参与权作为公民的一项权利，在我国宪法中虽没有明确列举于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但这并非意味着公众参与权无宪法依据。《宪法》第2条中规定：“人民依照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本条实质上就是宪法赋予了公民在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中的参与权。需指明的是，法条中使用的是“管理”二字，而“管理”二字的介入程度明显重于“参与”，根据法理的“举重以明轻”原则，管理权尚有，况参与权乎?

(二)法律、法规依据

公众参与行政决策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趋势，然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并未全面建立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制度，只是在一些单行法中有些原则性的规定，例如，《价格法》第22条规定：“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制定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开展价格、成本调查，听取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再如，《妇女权益法护法》第9条规定：“妇女有权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此外，还有公众参与环境决策方面的法律如：《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等;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城乡规划法》、《城市规划编制办法》以及各地方制定的城市规划的地方性法规等。

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公众参与立法不少，但大部分没有详细的程序性规定，在现实中也就难以真正落实。

四、公众参与权的行使途径问题分析

目前，我国行政决策中公众参与权的行使途径主要有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听证、座谈会、论证会、民意调查等，方式多样，规制有限。公众参与在我国目前尚处于初始阶段，公众参与方式还存在众多问题。

(一)信息公开

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政府信息公开分主动公开和申请公开两种。对于涉及公民、法人切身利益的信息;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的信息;反映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信息行政机关要主动公开。除此之外的其他信息须依申请公开。申请公开的结果可以是公开，也可以是不公开，决定权在行政机关。且不说行政机关会不会以各种理由拒绝公开，即使同意公开，公开的程度如何，是公开内容还是公开结果，在法律没有做出具体要求的情形下，行政机关往往会选择公布结果，缺乏详细的解释说明。 “三公”经费的公开就是一个例子，“三公”经费直接牵动着每个纳税人的神经，其公开意义重大，可结果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个惊人的数字，数字背后又是怎样的情形，人们依旧无法知晓。

(二)听证

政府决策中听证，是指政府机关在决策过程中，公开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的行政程序，⑤《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中都有关于听证范围和听证程序的规定，在几种公众参与权的行使途径中是规定的最详细的一种。可在中国听证却备受学者批评，听证会“走形式”、价格听证会“逢听必涨”……依《行政许可法》第46条之规定，是否举行听证的事项除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少数事项外，其余事项是否举行听证一律由行政机关决定。其次，在听证过程中，听证主持人的选择至关重要，而在目前的制度下，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在主持人的选择上，拥有的仅仅是申请回避权，而是否回避，由行政机关决定，行政机关与关系人处于不平等地位，无法有效保障申请回避人的权利。再次，听证笔录的效力问题，依《行政许可法》之规定“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听证笔录，做出行政许可决定”。规定已相当明确，可究竟该如何保障行政机关根据听证笔录，做出决定?

(三)座谈会

关于座谈会，法律并没有详细的程序性规定，其召开之具体方式都是由行政机关自己决定。其不足之处有：第一，召开比较随意 ，在政策制定中是否要召开以及如何召开由决策者根据其现实情况来决定，并没有制度化的约束，有时这取决于决策者的素质。第二，公众参加座谈会是被动的，是否能参加由决策者来决定。第三 ，能够参加座谈会的人员未必就是多数民众真实意见的代表，有时他们只能代表自身或者代表决策者的意见。第四 ，决策者对与会者之意见，听还是不听由自己决定，无法保障其政策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之上。

(四)论证会

论证会是由行政机关召集一部分专家、学者就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讨论，据此做出决策的方式。论证会可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但同时论证会的参与主体仅有部分专家、学者，参与人数一般比较少，普通公众一般不参加。在此过程中，究竟哪些人可以参加，是由决策者来决定，在决策者的控制之下：第一，专家、学者能否秉持科学的态度，从专业的角度大胆讲真话无法保障。第二，如果专家的意见是科学的，决策者是否会采纳，仍由决策者自己决定。论证会会同样“走形式”也并非不可能。

(五)民意调查

民意调查往往针对不特定多数人调查，也多是以不记名方式进行，能够尽可能让多数人充分、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民意调查结果究竟能对决策起到多大作用，公众也无法得知。

综上，尽管法律、法规赋予了公民在政府决策中的参与权，也提供了参与途径，但这些途径能否真正落实，落实到何种程度，决策者享有最大的话语权。再者，即便形式上落实后，公众的意见究竟能对政府决策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公众无法知晓。

五、公众参与权的实现机制

公众参与权包括知情权、表达权及救济权，即利害关系人有权了解政府的信息;有权对政府的决策发表意见，提出疑问，或者参与实施;如果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或者参与权受到侵害，有权要求救济。因此，可从以下方面保障公众参与权的实现：

(一)完善信息公开制度

信息公开是公众参与的前提，信息公开不仅要公开结果，更重要的是公开决策过程、决策的依据。

(二)行政决策中公众参与权的法律化

有学者提出将公众参与权入宪，以此来保证参与权的实现。而笔者认为，即便入宪也难以保障其实现。公众参与权的法律化不该流于表面，仅仅规定公民有权怎样，法律应为公众参与权的实现提供保障，就该规定相应的程序，行政机关应履行的义务，以及不履行时负责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三)完善公众参与权的启动机制

不论是公众申请信息公开、还是要求听证均由行政机关决定是否启动，而行政机关启动的标准不够明确，座谈会、论证会、民意调查更是由行政机关自行决定是否启动。法律能做的就是为参与权的启动提供具体量化的标准，在此，可借鉴美国动议权的启动模式，对某项事件的决策，可规定人数限制，当达到一定的人数后，政府就该启动某项公众参与途径。

(四)创设公众参与权意见听取机制

公众参与到行政决策中，并在行政决策中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但意见是否对政府决策发挥作用，公众往往无从得知。为此，可实行公众参与的书面化，公众意见及决策者对意见的答复均要求书面，如果决策者不作为，公众可以此为证据提出救济。再者，可适当引入第三方，由第三方来监督公众意见的采纳。

(五)建立公众参与权的救济机制

公众意见不被听取，或者无处诉求时，此时应有相应的救济渠道。可适当将其纳入行政复议或者

行政诉讼的范围，打破复议与诉讼中要求申请主体是直接利害关系人的限制。

[注释]

①李国旗.论行政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权[J].理论与现代化.2012.(5).

②吴克强.论行政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权及其实现[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2012.(6).

③贾西津.中国公民参与(案例与模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3).

④蔡定剑. 公众参与及其在中国的发展[EB/OL].[2011-09-22].

http：//www.wlrd.gov.cn/article/view/6982.htm.

⑤袁金凤.我国政府决策中公众参与的途径研究[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04.

[作者简介]杨馨梅(1988—)，女，青岛大学法学院，研究方向：行政法。

作者：杨馨梅

行政诉讼概念分析论文 篇3：

专利创造性评价中的技术启示

技术启示应当是现有技术客观给出的，并不是只有对比文件明确公开完全相同的技术特征且披露其同样的作用才认为给出技术启示，而是允许本领域技术人员在对包括该对比文件在内的现有技术整体地、客观地理解的基础之上进行判断。

对于专利权利要求的创造性，目前最常用的评价方法就是“三步法”。根据我国《专利审查指南》中的规定，判断发明是否显而易见通常分为下面三个步骤：(1)确定最接近的现有技术;(2)确定发明的区别特征和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3)判断要求保护的发明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是否显而易见，即确定现有技术中是否给出将上述区别特征应用到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中，以解决其存在的技术问题的启示，这种启示会使本领域技术人员在面对所述技术问题时，有动机改进该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并获得要求保护的发明。

在审查实践中，上述步骤(1)和(2)取决于现有技术与发明技术方案对比的结果，主观因素相对较少，而步骤(3)则由于技术启示的判断包含了较多的主观性因素，不同人对于不同技术领域的判断标准的理解和把握都可能有所不同，因而往往是各方当事人争议分歧较多之处。

一、技术启示的概念分析

《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四章第3.2.1.1节给出了几种通常认为现有技术中存在技术启示的情况：(1)所述区别特征为公知常识，例如本领域中解决该技术问题的惯用手段，或教科书或者工具书等中披露的解决该技术问题的技术手段;(2)所述区别特征为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相关的技术手段，例如同一份对比文件其他部分披露的技术手段，该技术手段所起的作用与该区别特征在要求保护的发明中为解决其技术问题所起的作用相同;(3)所述区别特征为另一份对比文件中披露的相关技术手段，该技术手段在该对比文件中所起的作用与该区别特征在要求保护的发明中为解决其技术问题所起的作用相同。

美国专利商标局在KSR案后现行的《专利审查程序手册》在第2144节指出，现有技术文件可能明示或暗示修改或结合现有技术的理由，该理由也可能合理地来源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所掌握的常识、已有的科学原理或之前的案例法建立的法律先例。最新发布的《2010 KSR新指南》中指出：确定以已知方法结合已知要素获得可预知结果的动机是重要的。如果普通技术人员可认识到明显的结合要素的动机并且已知如何结合，则已知要素的结合可以形成显而易见的表面证据。若现有技术的教示使普通技术人员结合已知要素的动机不能成立，所主张结合可能不是显而易见的推理将更具有说服力。

欧洲专利申诉委员会在判例法中指出，一种技术手段的固有特效对普通技术人员是已知的，因而将其用在一个传统的装置上对普通技术人员具有智力上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要认定上述智力上的可能性是普通技术人员可以明显使用的技术措施，则有必要说明在已有技术中存在着一种可以识别的启示，该启示指导人们将上述已知的技术手段组合到上述传统的装置上以获得所述达到的技术目的，即普通技术人员有进行这种组合的主观意愿。

我国学者认为，现有技术的组合是否显而易见，应当考虑对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是否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想到将这些对比文件的内容结合在一起;本领域技术人员通常从技术领域、技术问题、技术方案和技术效果四个方面来考虑一份现有技术中是否给出某种技术启示;所谓启示，包括明示和暗示，明示即从对比文件中可以直接反映出的内容，暗示即未直接描述但技术人员可从中感悟到的内容。有关研究也给出了类似的观点：技术启示应当是现有技术客观给出的，并不是只有对比文件明确公开完全相同的技术特征且披露其同样的作用才认为给出技术启示，而是允许本领域技术人员在对包括该对比文件在内的现有技术整体地、客观地理解的基础之上进行判断。

笔者同意上述学者的观点，同时进一步认为，技术启示的含义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相对于某个技术特征本身而言，在对比文件中是否给出了相关的启示;另一种是相对于权利要求的整个技术方案而言，多篇对比文件之间是否有结合的技术启示。事实上，这两种含义也正是在评价创造性过程中所必经的两个阶段，即在找出权利要求与最接近的对比文件之间的区别特征后，首先要判断在其余的对比文件中是否给出了与该区别特征本身相关的技术启示，其次还要判断该对比文件与最接近的对比文件之间是否有相结合的技术启示。然而，在审查实践中，技术启示通常会被狭义地解释成上述第一种含义也即关于区别特征本身的技术启示，而对于上述第二种含义即多篇对比文件之间相结合的技术启示却缺乏应有的重视，这是创造性评价的一个误区。

下面笔者就通过一个实际案例来具体说明技术启示在创造性评价中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判断是否存在技术启示。

二、案情介绍——“电磁式线性指针仪表”无效宣告请求案

本案涉及一种电磁式线性指针仪表，其权利要求1如下：

“1、一种电磁式线性指针仪表，包括有表壳和装在表壳内的表盘和表芯，表芯包括有线圈及支架、定铁组件、动铁、指针和游丝，其中线圈固定在支架上，定铁组件套设在线圈内，它包括有主铁及贴合在其侧壁上的定铁，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定铁展平形状为‘T’型。”

无效宣告请求人使用了3篇对比文件结合来评述该权利要求1不具备创造性，认为对比文件1公开了权利要求1前序部分的全部特征，对比文件2公开了定铁为T型，并且对比文件3公开了可以通过改变铁片形状来使标度尺的刻度均匀，因而该权利要求1相对于对比文件1-3的结合不具备创造性。

专利权人认为：虽然对比文件1公开了该权利要求1的前序部分，但对比文件2中公开的定铁形状近似于矩形和梯形的组合，而T形应该明显具有一个横条部和一个垂直连接于横条中心的竖条部，因此对比文件2没有公开该权利要求1所述的“T”型，并且现有技术中并没有任何关于通过改变定铁的形状以改善仪表指针的偏转角与被测量值的线性关系记载，更不能给出采用T形定铁改善该线性关系的任何启示，因此权利要求1具有创造性。

经审查，专利复审委员会认为：

对比文件1公开了一种电磁式仪表，其由表壳1、表盘2、指针3、游丝4和电磁转动部分组成，其中的固定铁片6和动铁片7分别对应于本专利权利要求1中的定铁和动铁，套筒10对应于本专利权利要求1中的主铁，套筒10和固定铁片6的组合对应于本专利权利要求1中的定铁组件，并且从对比文件1的图上可以看出其定铁片是一端较宽一端较窄的形状。本专利权利要求1与对比文件1之间的区别在于：本专利权利要求1中的定铁展平形状为“T”型，而对比文件1中仅公开了定铁片是一端较宽一端较窄的形状。该区别特征使得本专利的电磁式仪表的指针偏转角与被测量值成良好的线性关系、提高测量精度以及使表盘刻度均匀。

对比文件2公开了一种排斥型电磁系仪表，其中公开了该仪表包括圆线圈以及位于圆线圈内部的固定软铁片2、可动软铁片3、转轴4，并且由图3-24(b)可以看出，具有所示轴线5的静铁片的整体形状为一端较宽而另一端较窄，较宽端为矩形横条状，从该矩形横条与端面相对的长边的两个顶点分别以弧形对称收缩至静铁片的较窄的另一端，且该弧形收缩段狭长成条状。

对比文件3公开了一种排斥型电磁系仪表，其中公开了该仪表的固定部分包括固定线圈1和线圈内侧的固定铁片2，可动部分包括固定在转轴上的可动铁片3、游丝4和指针5，并且记载了可以通过改变铁片的形状来使标度尺的刻度更均匀。

由上可见，对比文件1-3均与本专利属于相同的技术领域，其中对比文件2中所公开的静铁片对应于本专利权利要求1中的定铁，该静铁片的形状虽然不是严格的“T”型，但是该静铁片具有明显的横条部和细长形的竖条部，与本专利所述的“T”型已非常近似，并非简单的矩形和梯形的组合;而对比文件3中给出了改变铁片的形状可以使标度尺的刻度更均匀的启示，且对比文件3还是高等学校的教科书，属于公知常识性证据，因此对比文件2所公开的静铁片形状和对比文件3所披露的技术启示均是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熟知的，在对比文件1所公开的电磁式仪表的基础上，为了解决电磁式仪表刻度不均匀和测量不精确的问题，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结合对比文件3给出的关于改变铁片形状会使刻度更均匀的技术启示，很容易想到对静铁片的形状进行改变，例如采用对比文件2中公开的静铁片形状，并通过有限次的试验进一步得到权利要求1的技术方案，因此本专利权利要求1相对于对比文件1-3的结合不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不具备专利法第22条第3款规定的创造性。

在此基础上，专利复审委员会做出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宣告本专利权利要求1无效。

专利权人对上述决定不服，先后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审判，两审法院均维持了上述决定有效。

三、案例分析

如前所述，技术启示可以来自于对比文件或公知常识的教导。具体来说，如果某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与一篇对比文件1相比存在区别技术特征，而该区别技术特征被另一对比文件2公开(即对比文件2中给出了与该区别特征本身相关的技术启示)，并且该特征在该对比文件2中所起的作用与其在该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中所起的作用相同，本领域技术人员有动机应用该特征对对比文件1公开的内容进行改进以得到该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或者该区别技术特征属于本领域的公知常识或常用技术手段，本领域技术人员已知应用该特征所能带来的必然效果，则认为现有技术中存在技术启示。

就上述案例而言，与争议专利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是对比文件1，其与该专利权利要求1的区别在于：该专利权利要求1中的定铁展平形状为“T”型，而对比文件1中仅公开了定铁片是一端较宽一端较窄的形状。该区别特征使得该专利的电磁式仪表的指针偏转角与被测量值成良好的线性关系并能够提高测量精度以及使表盘刻度均匀。

对比文件2与争议专利属于相同的技术领域，并且对比文件2中所公开的电磁系仪表也具有动铁片4和静铁片5，分别对应于该专利权利要求1中的定铁和动铁，该静铁片具有明显的横条部和垂直于该横条部的细长形竖条部，与该专利权利要求1所述的“T”型大致相似。由此可见，对于该区别技术特征所述的定铁形状，对比文件2中实质上已经给出了一定的技术启示，即类似于“T”型的形状，然而该形状毕竟与“T”型尚有一些差距，即使将对比文件2与上述对比文件1结合仍然不能得到争议专利所述的“T”型，因此仅凭对比文件2给出的技术启示还不足以破坏该权利要求的创造性。

然而，在此基础上，对比文件3作为一份公知常识性证据，又进一步公开了通过改变铁片的形状可以使标度尺的刻度更均匀的内容，该内容实质上是给出了关于定铁形状改变的增强的技术启示，这样，对比文件2所公开的静铁片形状加上对比文件3所公开的关于改变定铁片形状的内容就构成了现有技术中关于上述区别技术特征的技术启示，使得本领域技术人员在对比文件1所公开的电磁式仪表的基础上，为了解决电磁式仪表刻度不均匀和测量不精确的问题，有动机对静铁片的形状进行改变，例如采用对比文件2中公开的静铁片形状，并进一步通过有限次的试验得到该专利权利要求1中所述的“T”型，即由对比文件1、对比文件2和公知常识(对比文件3)结合而得到该专利权利要求1的技术方案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从而得出了该专利权利要求1不具备创造性的结论。

在该案中，专利权人认为，对比文件2中所示的定铁展平形状是矩形和梯形的结合，而“T”型应该明显具有一个横条部和一个垂直连接于横条中心的竖条部，因此对比文件2没有公开争议专利权利要求1所述的“T”型。然而，专利权人的这一观点显然过于僵化和片面，没有考虑到由对比文件2和对比文件3所构成的现有技术整体给出的技术启示。此外，专利权人对于对比文件2中的形状理解也有所偏差，对比文件2中的静铁片形状为一端较宽而另一端较窄，较宽端为矩形横条状，从该矩形横条的一长边的两个顶点分别以弧形对称收缩至静铁片的另一端，且该弧形收缩段狭长成条状，从而使得该静铁片具有明显的横条部和细长形的竖条部，是近似于“T”型的形状，并非简单的矩形和梯形的组合;在此基础上，结合前述对比文件所给出的关于改变铁片形状会使刻度更均匀的技术启示，本领域技术人员显然有动机对对比文件2中的静铁片的形状进行改变，并通过有限次的试验而得到争议专利权利要求1中所述的“T”型，因此专利权人的上述观点不具有说服力。

结合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判断现有技术中是否存在技术启示对于权利要求的创造性评价至关重要，是判断显而易见性的主要依据，而在具体判断时，应当在分析现有技术中是否公开了相关技术特征本身的同时，还要关注本领域技术人员有没有应用该技术特征对现有技术进行改进的动机。

作者：刘亚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