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诉讼发行合同范本

刑法诉讼发行合同范本（精选4篇）

刑法诉讼发行合同范本 篇1

甲方：

乙方：

经双方友好协商，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就贵公司委托代发网上直投广告事宜，达成如下合同：

一 甲方委托乙方代发网上直投广告，代发数量及金额填于下表

⑴ 普通发送 数量：(万封)每10万/100元 30万起发

⑵ 包周发送 每周发送100万封/750元发送()周⑶ 包月发送 每月发送400万封/3000元发送()月

费用总计：元整(注：先付款，后发送)

二 甲方指定发送范围及对象: A : 国内、国外：

B: 行业：C: 备注：

三 甲方需预先设定联系业务信箱及电话、传真号：

(注意：请不要使用常用工作信箱，以免堵塞!)

四 甲方投放的广告信息应符合国家政策有关规定，确保其真实健康性，并负其信息源责任

五 乙方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甲方的文件不致丢失或泄露，按甲方要求发送广告信息，若因技术问题而引起的其他纠纷，由乙方负责解决。

六 其它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七 付款方式：甲方通过建设银行电子汇款、银行转帐或其它方式付款。中国银行汇款：(2小时到帐)

长城卡(信用卡)帐号：

收款人：2 招商银行汇款(2小时到帐)

招商银行一卡通帐号银行转帐：

公司开户行：

开户名：

帐号：

本合同一式两份;签字盖章后生效。双方各持一份。协议事项完成双方认可后合同终止。传真件与合同正本一样有效。

甲方代表签字盖章：

2010年 月 日

注:

甲方签定后请传真至：

刑法诉讼发行合同范本 篇2

2004年，深圳市福田区审计局对区政府投资项目“福田区城管监察中队综合楼”的竣工决算进行审计，出具了审计意见书,审定工程监理费为86.60万元，与监理公司要求的245万元的金额相差甚远,审计意见引发了一宗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纠纷案。监理公司于2004年3月28日向区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建设单位区城管办立即清偿拖欠的监理费188.64万元，并支付违约金49.06万元，共237.70万元。法院受理立案后，于2004年6月10日第一次开庭，发现案情复杂，决定将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2004年7月22日，第二次在合议庭开庭之际，监理公司高层因各种原因向法院申请撤诉得予准许，审计意见引出的合同纠纷案终以对方撤诉，执行审计决定而终结。

一、诉辩双方的主张

(一)监理公司诉称

1998年12月6日，监理公司与被告(原名深圳市福田区市政园林局)签订了一份《深圳市工程建设监理合同》(下称合同),约定被告将福田区监察大队办公综合楼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公司作施工准备、施工及保修阶段的监理，监理费按竣工决算总造价的2%计取;监理期限从合同签订日至建筑安装工程施工承包合同规定的完工日止;由于业主(被告)或第三方的原因使监理工作量增加或持续时间由此增加的附加工作和额外工作应支付额外酬金。同时，合同还约定了附加工作

和额外工作酬金的计算方式及违约赔偿责任等。合同签订后，监理公司即按约定对被告建设工程准备阶段，施工阶为1999年12月6日至2000年10月6日完工)延长至2003年5月14日才竣工通过验收，因而大量增加监理公司的工作量并延长了监理时间954天。监段，保修阶段进行了监理。但是，在监理过程中，由于被告变更设计及违章加建屋顶花园等原因使施工阶段工期从原施工合同约定的300天(即开工日理公司当时就向被告书面提出了要求支付延期监理酬金及赔偿额外工作酬金的书函。被告收到后并未提出任何异议。依据合同约定本工程总监理费为245.34万元。可是，被告在工程投入使用后，共支付监理公司56.7万元监理费，之后就不再支付。监理公司多次追讨，被告仍然不按约定支付监理费，共计拖欠监理费188.64万元。

(二)区城管办答辩称

1、原告(监理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

首先，原告一方面在《民事起诉状》中声称工程延误了954天，并声称是答辩人“变更设计及违章加建屋顶花园等原因”造成的，与事实不符。事实上，根据答辩人与施工方签订的《深圳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约定，有关工程原定工期为300天。但在2000年11月25日，答辩人与施工方签订了《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书》，对原定工期做了变更，约定工程总工期“可根据设计变更工程量的增加和由甲方直接招标供应的设备期限情况予以调整”，即原定工期不再执行，工期由开工之日起计至实际竣工之日。因此不存在“工期延误”的情况。同时，根据原告与答辩人之间监理合同的约定，施工、保修期的监理期限以“建筑安装施工承包合同规定的完工、保修期限”为准。因此，在答辩人与施工方已经

重新约定了工期、原建筑施工合同相关内容已经调整的情况下，原告的监理期限也应自然相应变更，不再执行原定的300天工期，而以答辩人与施工方新定的工期为准。不存在“附加监理费”事实和合同依据。

第二，原告在起诉状中称其在工程延期后“当时就向被告书面提出了要求支付延期监理酬金及赔偿额外工作酬金的书函”，不是事实。原告所指的书函指的是答辩人在2000年12月18日收到的《城管监察综合楼工程监理期限延长要求给予补偿监理酬金意向书》。在该意向书中，原告根据“监理合同附加协议条款中第一条的规定”，提出了要求经济补偿费的要求。而根据合同有关条款(监理合同通用条件和专用条件第31条)的规定，有关的“经济补偿”指的是“在‘工期延误’的情况下，业主应当按一定标准向监理方支付的‘赔偿金’，有关索赔应在索赔事件发生之日起28日内提出，否则视为放弃。”有关工程原定工期为300天，开工日为1999年12月6日，竣工日应为2000年10月12日，而原告在12月18日才将有关意向书送至答辩人处，已超过了索赔期限。

第三，根据原告《监理费及违约金计算表》的内容，其计算“附加监理费”的依据是监理合同的第38、45条，实际上，这些条款规定的是“附加工作酬金”(原告所称的附加监理费)，而不是原告在2000年12月提出的是“工期延误赔偿金”，两者不是一个概念。根据《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引发<工程建设监理合同>示范文本的通知》附件2“使用说明”中的规定，“附加工作酬金”指的是“业主未按原约定提供职员、服务员或设施，业主应当按照监理实际用于这方面的费用给予完全补偿”以及“由于业主或者第三方的阻碍或延误而使监理单位发生附加工作”时应支付的酬金。在本案中，因答辩人与施工方

变更了工期，原告相应延长的监理期不应被视为“附加工作”，无权以此要求支付“附加工作酬金”。另外，原告曾于2004年5月11日向福田区审计局提交《对<关于区城管监察中队综合楼工程监理费的意见>的异议》中，对延长的工期既计算“工期延误赔偿金”，又计算“附加工作酬金”，也说明了原告在这个问题上认识的错误。

第四，答辩人与施工单位原定的300天工期，是与原1260万元的工程造价相对应的。工期延长后，工程造价增加到了2900余万，原告的监理费亦相应增加了约一倍。原告在收取了相应增加的监理费后，对于延长的工期，再按所谓“附加工作酬金”的标准收取费用，是重复收费，显失公平。

第五，根据《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印发<工程建设监理合同>示范文本的通知》中“监理酬金”的定义，“监理酬金”包含了正常监理业务、附加工作和额外工作酬金三方面。同时，根据深物价(1992)22号文件的规定，造价在1000万元至3000万元之间的工程，其“监理酬金”不应超过造价的2%。而按照原告的计算方式，监理酬金总计为245万余元，占工程造价的8%左右，严重违反了有关规定。

第六，原告在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切实履行了监理职责的情况下，简单地将开工期和竣工期之间的时间全部计为监理期，并以此主张所谓“监理费”，没有事实依据。事实上，有关工程在2001年12月就已经过了竣工初验，施工、监理单位早已离场，原告仍将监理期计至竣工终验日(2003年5月14日)，明显失实。

第七，原告提交的《监理费及违约金计算表》错误百出，不能作为原告诉讼请求的依据。

2、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四十四条以及《深圳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深圳市福田区审计局对该区政府投资项目竣工决算的审计结果，对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均具有法律约束力。被审计单位在接到该局的审计决定后，应当执行。本案所涉的“福田区城管监察中队综合楼”，完全是利用深圳市福田区政府预算内资金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建设项目，答辩人和原告作为该项目的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在享有、履行98-28号《深圳市工程建设监理合同》约定的各项权利、义务的同时，还必须遵守上述法律规定。现在，深圳市福田区审计局已对该工程的监理费出具审计意见书作出了认定。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答辩人就应当按该意见书与本案原告结算监理费。原告仅仅根据监理合同的约定，无视审计结果，单方主张所谓的“监理费”和“违约金”，没有法律依据。

二、审计事实、依据和结论

由审计意见而引起的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纠纷案，审计部门参与了被审计单位诉讼答辩，与城管办一起研究案件。大家认为，建设单位与监理公司在合同文本中按常规选择了5.1.1条款，即按照工程结算的一定百分比确定监理酬金。同时又在合同“专用条件”第45条中，约定了“附加工作酬金”和“额外工作酬

金”的计算公式。于是监理公司在工程决算审计中，要求既按常规计取标准,工程结算价×合同约定监理酬金率，收取监理酬金,又将因工程投资增加而导致工期顺延部分全部作为“附加工作酬金”再计一次费用。

根据《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印发(工程建设监理合同)示范文本的通知》“使用说明”中规定，“附加工作酬金”指的是“业主未按原约定提供职员或服务员或设施，业主应当按照监理实际用于这方面的费用给予完全补偿”以及“由于业主或者第三方的阻碍或延误而使监理单位发生附加工作应支付的酬金”。如果不符合以上两个条件，就不能计算附加工作酬金。监理单位收取了相应增加监理费后，对于延长的工期，再按“附加工作酬金”的标准收取费用，是重复收费。

刑法诉讼发行合同范本 篇3

郝 鑫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以及人民检察院对国家、集体财产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损失，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出要求赔偿的诉讼活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附带民事诉讼”仍是二条原则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3月21日公布的《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作了一些具体规定，但仍有许多问题没有明确下来，还有些规定存在法律冲突的情况。笔者结合办案实践，拟在以下的几个方面浅谈拙见，尽抛砖之力，以求法律在附带民事诉讼方面的健全完善。

一、刑罚与赔偿的关系问题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解决的民事诉讼，它是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引起的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虽是一种附带诉讼，但具有相对独立性。附带民事诉讼的构成条件及审理程序均具有严格的规定，虽是二诉合一，但刑事诉讼与附带民事诉讼决不能混为一谈，成为相互制约的条件。不能因民事赔偿而减轻刑事处罚，也不能以加重刑罚代替赔偿。刑罚是对犯罪分子的人身权利实行的强制办法，它不能消除受害人物质损害的后果;赔偿则是损害之债的履行，是对犯罪行为所致财产损失的补偿，用以消除物质损害的后果，并不涉及人身权利的处罚。二者虽然针对同一犯罪事实，但决不能互相代替。实践中很多法院因怕麻烦，或以刑罚代替赔偿，驳回受害人的附带民事诉讼请求，或者对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被告(尤其是轻伤害案件的被告人)，只要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予以赔偿，就视为有悔罪表现，判处缓刑，而不考虑犯罪情节和犯罪手段等其他因素。这些作法是对刑事处罚与民事赔偿关系的误解，也是对法律的滥用。刑罚解决不了受害人的物质损失，同样赔偿也代替不了法律对犯罪行为的惩罚。附带民事诉讼只是为了简化诉讼程序，减少当事人的诉累而与刑事诉讼一并审理，并规定在刑事部分审理后再审民事部分。而

有些法院却在刑事部分庭审前，主持当事人对民事部分先行调解，如能达成协议，刑事部分则从轻处罚或适用缓刑，这是严重违法的。《规定》第71条明确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必须在刑事部分审理结束后进行，实践中应坚决杜绝以钱买刑，以赔偿代替刑罚的现象。应当明确，刑罚与赔偿并不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只是两个诉讼程序的两种制裁手段，从这个角度讲，二者是平行的，并不直接发生关系。明确这点，对司法实践正确适用刑罚和正确适用赔偿，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二、赔偿的原则问题

《规定》第62条明确了赔偿原则“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已经得到退赔而仍不能弥补损失的被害人，也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是被害人不能提供证据证实被告人确有财产可供赔偿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可以看出，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原则是以被告人确有赔偿能力为前提的。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有失偏颇。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应适用民事诉讼法律的有关规定，在赔偿问题上应采取实际损失赔偿的原则，至于被告人是否有执行能力，则不是法院判决时应当考虑的问题。如果被告隐匿财产、转移赃物，妄图“受苦一时，舒服一世”，或者被告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者被判处缓刑，虽然在判决时没有财产，则日后有能力赔偿时，却没有法律约束其履行赔偿义务，这不利于彻底惩戒犯罪分子，对受害人也是显然不公平的。[

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作出这条规定，是否主要考虑附带民事诉讼不发生移送执行的问题，避免附带民事诉讼执行过多牵扯刑庭的精力。但这样规定，不能使受害人的损失得到赔偿，不利于切实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法院的判决对受害人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那么受害人合法权益又靠什么来保护呢?如果被告人日后被发现有财产足以赔偿，受害人又没有法律文书支持，依据什么申请执行呢?所以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不应以判决时被告人的赔偿能力作为是否对受害人赔偿请求给予支持的根据，而应按照民事法律的规定，实行实际损失赔偿原则，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切实维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也保证适用法律的一致性。为避免增加刑庭的工作量，建议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执行由专职民事执行工作的执行庭统一执行，便于法院内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三、共同致害人的连带赔偿问题

在共同犯罪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被告应承担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责任，而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致害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呢?如三人共同伤害案中，其中一人持刀将受害人捅成重伤，其他二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也没有直接造成受害人的重伤的后果，此二人是否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呢?实践中对此认识不一，处理结果也不相同。笔者认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共同致害人虽然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其参与了共同犯罪活动，其犯罪活动不仅触犯了刑法，而且造成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触犯刑法要受到刑罚处罚，只是由于情节轻微或有其他从宽表现而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其共同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应按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视为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实践中有的法院对没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判决不承担赔偿责任，有的法院让被害人向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这些做法，人为割裂了同一损害的赔偿法律关系，不利于划分共同致害人承担的责任比例，增加了被害人的诉累，也不利于法院的审理。另外，法院对另案处理的共同致害人也应一并作出附带民事诉讼判决，因为按民诉法规定，侵害事实清楚，即使被害人不到庭，法院也可以缺席判决，对于所有共同侵权人，则应判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达成调解协议并给付后被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问题

被害人在刑事立案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刑事判决生效后，提起民事诉讼，都是当事人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之后又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是不允许的。因为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当事人不可就同一事实提起二次民事诉讼请求，受害人只能选择其一。但是在公诉案件起诉到法院前，当事人双方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调解协议并已给付后，受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呢?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是法律赋予受害人的诉讼权利，不管受害人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还是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受害人均有权在案件移送法院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该受案，并审查调解协议内容是否违法，是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存在欺诈、胁迫或重大误解，而不应不经审查就不予立案或驳回诉讼请求。公安、检察机关制作的调解协议，均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效力，因其调解依据的是单

行法规而不是民事法律，二者在具体问题的规定上并不完全一致。如公安机关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依据的是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对损害赔偿规定只赔偿直接损失，不包括营运损失等间接损失，而《民法通则》规定损害赔偿指实际损失赔偿，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二者在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上存在差异。被害人在公安部门接受调解后，仍可就赔偿不足部分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依法受理并予以支持。

五、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新《刑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根据这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只适用于物质损失，精神损害则排除在外。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欠妥。首先，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以民事实体法律为内容，受民事实体法律的制约。《民法通则》第120条明确规定“公民名誉权受到侵害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因而，民事法律对精神损害是给予赔偿的，这就造成附带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就同一问题适用法律的不一致。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不仅对侵犯名誉权的案件，判令精神损害赔偿，而且对非侵犯名誉权的案件，也判令精神损害赔偿。如北京海淀区法院对贾国宇因燃气罐爆炸引起毁容案判决责任人赔偿精神损害费10万元人民币，法庭认为“人身损害赔偿应当依法按照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除物质以外，也包括精神损失，即实际存在的无形精神压力与痛苦”;还有北京朝阳区法院对于金华医疗事故造成精神损害判令责任单位赔偿精神损害费12万元。这些司法判例，充分说明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和对人权保护的加强，而刑事诉讼法律不仅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没有发展，反而与原有的民事法律相冲突，导致附带民事诉讼对精神损害不予赔偿，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给予赔偿的法律怪状。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司法界已注意到这一现象，最高人民法院于1993年公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说明“侵犯名誉权构成犯罪，被害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体现了附带民事诉讼中，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原则;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0年公布了唐敏诽谤案两审判决均对精神损害给予赔偿，这些都表明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有章可循，而且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能更加全面、切实地给受害人以精神上的安慰和心灵上的补偿，是我国法制建设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对附带民事诉讼在某些方面缺乏明确的具体的规定，在赔偿的原则和精神损害赔偿等方面存在着法律适用冲突，在司法实践中更有大量的以罚代刑的现象，造成同种案件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因适用法律不同而结论截然相反的情况。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干扰着我国司法界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笔者希望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解释尽快出台，关于法律适用中的矛盾问题尽快修改，充分发挥新刑诉法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推进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

四、达成调解协议并给付后被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问题

被害人在刑事立案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刑事判决生效后，提起民事诉讼，都是当事人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之后又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是不允许的。因为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当事人不可就同一事实提起二次民事诉讼请求，受害人只能选择其一。但是在公诉案件起诉到法院前，当事人双方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调解协议并已给付后，受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呢?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是法律赋予受害人的诉讼权利，不管受害人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还是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受害人均有权在案件移送法院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该受案，并审查调解协议内容是否违法，是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存在欺诈、胁迫或重大误解，而不应不经审查就不予立案或驳回诉讼请求。公安、检察机关制作的调解协议，均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效力，因其调解依据的是单行法规而不是民事法律，二者在具体问题的规定上并不完全一致。如公安机关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依据的是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对损害赔偿规定只赔偿直接损失，不包括营运损失等间接损失，而《民法通则》规定损害赔偿指实际损失赔偿，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二者在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上存在差异。被害人在公安部门接受调解后，仍可就赔偿不足部分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依法受理并予以支持。

五、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新《刑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根据这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只适用于物质损失，精神损害则排除在外。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欠妥。首先，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以民事实体法律为内容，受民事实体法律的制约。《民法通则》第120条明确规定“公民名誉权受到侵害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因而，民事法律对精神损害是给予赔偿的，这就造成附带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就同一问题适用法律的不一致。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不仅对侵犯名誉权的案件，判令精神损害赔偿，而且对非侵犯名誉权的案件，也判令精神损害赔偿。如北京海淀区法院对贾国宇因燃气罐爆炸引起毁容案判决责任人赔偿精神损害费10万元人民币，法庭认为“人身损害赔偿应当依法按照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除物质以外，也包括精神损失，即实际存在的无形精神压力与痛苦”;还有北京朝阳区法院对于金华医疗事故造成精神损害判令责任单位赔偿精神损害费12万元。这些司法判例，充分说明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和对人权保护的加强，而刑事诉讼法律不仅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没有发展，反而与原有的民事法律相冲突，导致附带民事诉讼对精神损害不予赔偿，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给予赔偿的法律怪状。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司法界已注意到这一现象，最高人民法院于1993年公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说明“侵犯名誉权构成犯罪，被害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体现了附带民事诉讼中，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原则;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0年公布了唐敏诽谤案两审判决均对精神损害给予赔偿，这些都表明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有章可循，而且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能更加全面、切实地给受害人以精神上的安慰和心灵上的补偿，是我国法制建设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内容。

刑法诉讼发行合同范本 篇4

王利明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实现司法公正必须深化司法改革、完善司法体制、审判程序以及从制度上保证法官队伍的高素质、维护司法的廉洁公正。自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实施《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对全国法院改革工作作出了统一的部署和安排以来，全国各级法院的改革工作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公开审判制度得到了落实，队伍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审判方式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各项监督机制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的提高，但是，在充分肯定改革成果的同时，也应当看到由于各方面原因，许多问题仍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解决，改革也有待于进一步的总结和深化。下面拟对当前的司法改革提出几点建议：

一、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提高司法审判人员的整体素质

我认为，在司法改革各项目标中，重点需要解决的是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任何改革的措施都难以取得预期的成效。法官制度的改革，就是要从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据审判规律而形成的模式转换。为了增进司法的独立和公正，全面提高法官的队伍素质，需要努力建立严格的法官的选拔和淘汰制度，实行法官的精英政策;加强法院现有体制的改革，在法院组织体系、人事体制等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与地方政府发生脱离，通过人事制度改革以减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完善法官的任职保障制度、高薪制以及责任制，尤其要建立一套法官职业道德和纪律，加强对法官的职业道德的训练，努力实现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以适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需要。

二、深化审判方式的改革，确保程序公正

当前，在审判活动中确保程序公正，需要进一步强化审判制度的改革，通过确保法官独立地行使审判权，在审判活动中始终保持独立的地位，排除来自于各方面的不合理的干预，从制度上努力减少甚至消除法官单方面接触当事人，甚至与律师、当事人进行私下交往的现象。同时，要全面贯彻公开审判制度，避免先定后审，开庭走过场的现象;应落实审判合议制，改革案件的行政审批制以及审委会包揽各类案件的裁定权的现象;认真执行审判监督制，杜绝上下级法院私下沟通，剥夺当事人上诉权的问题。

三、完善民事证据制度，保障证据规则的统一性、科学性和合法性

民事证据法律制度的完善是对司法审判权进行有效制约、从而保证司法公正的有效措施。证据法律制度的完善本身也是审判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证据制度改革的重要性，所以各地的法院为适应审判方式改革的需要，大都制定了自己的证据规则，但这些规则之间极不统一，有的甚至在同一省市内部各中级、基层法院之间都不一致，从而极大地妨碍了司法的统一性。许多规则也突破了现行法律的规定，例如，举证时限和庭前交换证据都是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相矛盾的。此外，各地各级法院分别制定不同的证据规则，也不利于保障当事人诉权的行使。所以，统一民事证据法律制度，对于实现司法的统一也是必要的。为此，我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尽快制定有关民事证据制度的司法解释，保障证据规则的统一性、科学性和合法性。

四、进一步完善审判长的选任制，以增进司法的独立和公正

民事证据法律制度的完善是对司法审判权进行有效制约、从而保证司法公正的有效措施。证据法律制度的完善本身也是审判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证据制度改革的重要性，所以各地的法院为适应审判方式改革的需要，大都制定了自己的证据规则，但这些规则之间极不统一，有的甚至在同一省市内部各中级、基层法院之间都不一致，从而极大地妨碍了司法的统一性。许多规则也突破了现行法律的规定，例如，举证时限和庭前交换证据都是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相矛盾的。此外，各地各级法院分别制定不同的证据规则，也不利于保障当事人诉权的行使。所以，统一民事证据法律制度，对于实现司法的统一也是必要的。为此，我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尽快制定有关民事证据制度的司法解释，保障证据规则的统一性、科学性和合法性。

四、进一步完善审判长的选任制，以增进司法的独立和公正

民事证据法律制度的完善是对司法审判权进行有效制约、从而保证司法公正的有效措施。证据法律制度的完善本身也是审判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证据制度改革的重要性，所以各地的法院为适应审判方式改革的需要，大都制定了自己的证据规则，但这些规则之间极不统一，有的甚至在同一省市内部各中级、基层法院之间都不一致，从而极大地妨碍了司法的统一性。许多规则也突破了现行法律的规定，例如，举证时限和庭前交换证据都是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相矛盾的。此外，各地各级法院分别制定不同的证据规则，也不利于保障当事人诉权的行使。所以，统一民事证据法律制度，对于实现司法的统一也是必要的。为此，我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尽快制定有关民事证据制度的司法解释，保障证据规则的统一性、科学性和合法性。

四、进一步完善审判长的选任制，以增进司法的独立和公正

民事证据法律制度的完善是对司法审判权进行有效制约、从而保证司法公正的有效措施。证据法律制度的完善本身也是审判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证据制度改革的重要性，所以各地的法院为适应审判方式改革的需要，大都制定了自己的证据规则，但这些规则之间极不统一，有的甚至在同一省市内部各中级、基层法院之间都不一致，从而极大地妨碍了司法的统一性。许多规则也突破了现行法律的规定，例如，举证时限和庭前交换证据都是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相矛盾的。此外，各地各级法院分别制定不同的证据规则，也不利于保障当事人诉权的行使。所以，统一民事证据法律制度，对于实现司法的统一也是必要的。为此，我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尽快制定有关民事证据制度的司法解释，保障证据规则的统一性、科学性和合法性。

四、进一步完善审判长的选任制，以增进司法的独立和公

自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审判长选任办法(试行)》颁布实施后，审判长选任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展开。审判长选任制无疑是人民法院在建立科学的法官制度方面、为尽快提高我国法官队伍素质所做出的一次有益探索，也是推进司法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这项改革对于提高保障司法公正、提高审判效率将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如何才能保证选任出来的审判长是真正德才兼备，既具有良好的道德素质，又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水平

和业务才干的人士呢?我认为，关键在于选任的程序必须公正、科学。为此，首先需要对参与选任的审判员的基本条件作出一个明显的规定，在此基础上再确立详细的、科学的技术指标，通过这些技术指标以保证选任的审判长符合公正裁判的要求，也可以防止以人际关系作为评判的标准。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对此作出更为具体明确的规定。

完善审判长选任制，还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权责不清、审者不判、判者不审”以及法院体制行政化的现象。要使审判长选任制有助于强化司法的独立性，必须真正落实法律赋予审判长所享有的职权。审判长应当成为合议庭的组织者，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发挥指挥作用，但同时也要对案件的审理结果负主要的责任。在审判长选任出来后，不宜频繁地更换，否则很难充分发挥审判长选任制度的作用。因此，我建议在审判长选任出来后，其任期可以初步确定为三至五年。待到将来法官素质、选任程序等配套制度得到完善改进后，可以再延长期限。

五、强化判决书的说理，推行判决书的公开

要求民事判决书详写理由，乃是司法公正的最直接的要求。

我认为，强化判决书的说理，重点应突出两点：第一，对判决中的证据的采用应当作出详细的分析。证据是事实认定的基础，所谓以事实为根据，实际上就是以证据为根据，因此，判决书中要做到准确地认定事实，就必须要对证据采用的理由进行详细的分析。如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提供的证据，哪一项证据能够采用，哪一项证据不能采用，不能采用的理由是什么，以及采用的证据能够证明什么，为什么能够根据已经采纳的证据认定一定的事实，这都需要在判决书中作出详细的说明。第二，对判决中引用的有关的法条的含义应当进行解释。我认为，法官裁判案件就是要将成文法运用到具体的事实之中，将抽象的法条与具体的事实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但是，一个或某几个法条为什么能够适用于特定的案件，这就需要法官在判决中作出详细的说明。这就是说，法官需要在判决中准确地引证法条，并且对该法条的含义作出准确的解释。如果不能够找到可供适用的法条，而需要援引有关的原则，或者需要通过公平正义的观念来作出判决，都需要在判决书中作出详细的说明，在许多情况下还需要根据法理来论证。

在强调判决书说理的同时，还应重视判决书的公开。当前，许多法院规定可以到法院内部查阅判决书，这是十分必要的。较之于过去将判决书当内部文件对待的办法，是一个显著的进步。但按照公开制度的要求，仅仅做到这一点是不够的，还应当采取措施尽快将判决书内容向社会公开，例如在互联网上和报刊、杂志、书籍上公开，以便人民群众都能及时、方便地获得判决书的信息。同时，也应当允许对公开的判决作出评述，这些评述也是社会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人民群众尤其是专家的评述，既可以使一些优秀的判决得以宣传，优秀的法官得以表现;也可以使一些不公正的判决得以展示，这就会产生良好的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的效果。